(一)释典
包括复书、残阙、杂疑、假托、散偈在内，共约一万三千卷。其中依居前及依居(朱注：指彦和传中“依沙门僧祐”而言)期间所藏约八千卷，依居结束后到僧祐死前续藏约四千卷，受敕撰经期间增藏约一千卷。在依居前及依居期间所藏八千卷中，已整定撰述的约六千五百卷，未整定撰述的约一千五百卷。
(二)儒典
据《梁书》、《南史》、《隋书·经籍志》等载，以及《文心雕龙》史料容量，可以推知，定林寺儒典藏量至少在万卷以上。所藏儒典,虽非受敕撰述对象,但它与撰述《文心雕龙》有直接关系，故于此一并推列。
上述概略统计表明，受敕撰经的撰经量应包括：第一，前藏未撰定者，约一千五百卷；第二，续藏约四千卷；第三，增藏约一千卷；第四，依居期间所撰定的需增订补订者，约一千卷。例如《弘明集》，依居时撰定十卷，受敕撰经期间又增补四卷，从而成为现行的十四卷。有一些虽未增补，但需改定。总计起来，受敕撰经的撰经量约七千五百卷。以依居时撰经的量数与年数比例为据，则受敕撰经需时约十五年才能证功毕。
笔者认为，天监七年(公元508年)十一月至天监八年四月入寺抄经，计三十多人抄经仅八十八卷，这次入寺撰经，既然经由皇帝亲自安排，任务当不在少数。因此僧祐定又搜集到相当多的资料和新著，而仅安排刘勰和慧震专人整理，从一个风风火火的行政官员到静下心来，从熟悉材料到整理成功，仅一两年是不能完成的。
贾树新先生的推算是颇有道理的，因为僧祐是梁武帝时期的经律权威，其卒后，定林寺经藏作为一向重佛的梁武帝来说，一定相当重视，所以亲自安排“长于佛理”的刘勰等整理，用时十几年是可以信得过的。故此时及其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刘勰一直在定林寺撰经。
普通二年(公元521年)，55岁。
正月诏：“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
诏云光法师于内殿讲法华经。(《佛祖统记》卷三七)刘峻卒，时年60岁。
普通三年(公元522年)，56岁。
正月庚戌，京师地震。
王僧孺卒，时年58岁。
诏修 县阿育王寺。(《佛祖统记》卷三七)
五月，梁武帝诏郡国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
刘孝绰编《昭明太子集》并为之作序。因《昭明太子集》序中有“奥我大梁之二十一载”句，知文集及序成于本年。
梁武帝因僧尼未调习，欲自为白衣僧正，遭智藏斥责而止。
郭祖深《舆榇谐阙上封事》二十九条。《南史·循吏·郭祖深传》：“臣闻人为国本，食为人命，故《礼》曰国无六年之储，谓非其国也。推此而言，农为急务。而郡县苛暴，不加劝奖，今年丰岁稔，犹人有饥色，设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岁尚学，置立五馆，行吟坐咏，诵声溢境。比来慕法，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夫农桑者今日济育，功德者将来胜因，岂可堕本勤末，置迩效赊也。今商旅转繁，游食转众，耕夫日少，杼轴日空。陛下若广兴屯田，贱金贵粟，勤农桑者擢以阶级，惰耕织者告以明刑。如此数年，则家给人足，廉让可生。……时帝大弘释典,将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条以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法，抑由于此。请精加检括，若无道行，四十已下，皆使还俗附农。罢白徒养女，听畜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则法兴俗盛，国富人殷。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
郭氏文章的写作时间，史未明记，查郭氏原文全篇，内有“庐陵年少，不宜镇襄阳；左仆射王 在丧，被起为吴郡，曾无辞让。”按庐陵王萧续普通三年为雍州刺史。时年十九岁，故曰年少。王 普通元年母忧去职在丧，普通三年被征还，迁尚书左仆射，四年卒。又称“陛下皇基兆运二十余载”，从天监元年至本年正二十一年，由此可知事在本年或次年。
《隋书·食货志》亦载，梁王朝因崇佛，铜大量用于铸造佛像，造成铜荒，加之商旅繁众，造成通货膨胀。以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钱易得，并皆私铸。……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此类情况《刘子·贵农》篇的记载与之相同。《刘子·贵农》篇说：“谷之所以不积者，在于游食者多而农人少故也。夫螟 秋生而秋死，一时为灾，如数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为螟 ，亦以甚矣。”《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载：“普通中，大军北讨，京师谷贵……常以户口未实，重于劳扰。”
刘勰所著《刘子》一书成于本年前后。
《刘子》一书的作者，向有争论。《隋书·经籍志》在杨伟《时务论》条下有《刘子》的记载：“《时务论》十二卷，杨伟撰。梁有《古世论》十七卷；《秦子》三卷，吴秦青撰；《刘子》十卷，《何子》五卷，亡。”
《隋书》对《刘子》一书未书作者姓名，并说明已亡。
《隋书》虽只记其书,未记其作者,但《旧唐书》和《新唐书》记《刘子》为刘勰著。1897年发现的敦煌遗书《刘子》残卷本和《随身宝》中有“《流子》刘协注”的记载，王重民说：“敦煌遗书内有所谓《随身宝》者，所记经籍一门，均系当时最通行之书，不啻一部唐人目录问答也。余乃求之卷内，正有‘《流子》刘协注’一则，知必系《刘子》刘勰著矣。”至于为什么叫“《流子》刘协注”，这是因口授录言所致。因为同书的《离骚经》的作者“屈原注”的“著”也记成了“注”。我们总不能把屈原著《离骚》理解为屈原注《离骚》吧。敦煌学证明唐代存在着表义字和表音字两个系统，前者行于士大夫和书僧间，后者行于民间。
著名学者林其锬、陈凤金两先生对《刘子》一书之作者作了详细的考证，撰写了《〈刘子〉作者考辨》一文，认定《刘子》作者是刘勰。并对以往种种说法做了反驳，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乾隆二十五年刻印的《沂州府志》和嘉庆元年刻印的《莒州志》均将《刘子》一书记于刘勰名下。清末翰林庄陔兰主修的《重修莒志》也将《刘子》记于刘勰名下。《康熙字典》歹部中亦有“刘勰《新论》”的引文。
《隋书·经籍志》序有如下说明：“大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
根据这条史料，可知《隋书·经籍志》的依据和来源，它原是以残缺的“伪郑”图书目录(实际上是隋朝东都洛阳藏书目录)为基础，“考见存”(对照于底柱漂没之后残存的图书实物)“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为基础，进行了一番考订之后撰写而成的。这里所谓的“王、阮志、录”是指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七录序》书：“梁普通四年……始述此书。”清人章宗源肯定：“《隋志》依《七录》,凡注中称梁有今亡者,皆阮氏旧有。”(详见《刘子集校·〈刘子〉作者考辨》)但个别者也并不一定是“阮氏旧有”。如《安成炀王集》就是取于萧绎《金楼子·著书》篇。由此知《刘子》一书《隋书》未书作者名的原因和成书时间即：只有目录而没有实物和最迟成书于梁普通五年前后。新旧《唐书》所以记《刘子》作者是刘勰，是根据因开元七年(公元719年)玄宗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使官藏图书增加后的《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写成的，所以应是可信的。林其锬和陈凤金先生的《〈刘子〉作者考辨》发表以后，杨明照先生提出反驳，力主《刘子》作者为刘昼。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曹道衡先生发表的《关于〈刘子〉的作者问题》认为：“林其锬、陈凤金二先生的《刘子作者考辨》是很有见地的。”并认为《刘子》成书并入《七录》之时，刘昼还是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怎么会写出此书呢?所以“《刘子》不可能是刘昼所作”。又因《刘子·惜时篇》反映了刘勰晚年的思想情绪，再说，据《北史》和《北齐书》记载的刘昼之兀傲性格是决不会依附权贵，而《刘子》中《因显》篇和《托附》篇阐述的理论，非刘昼所历练即是一证。故将此书的成书时间系于本年。
牟世金先生认为刘勰卒于本年。是根据撰经仅需一两年即毕而定之。应该说根据是不足的。
普通四年(公元523年)，57岁。
《遍略》本年书成，何思澄迁秣陵令，入兼东宫通事舍人。
十月以中书监、中卫将军袁昂为尚书令，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阮孝绪始述《七录》，刘杳参与编撰工作。《广弘明集》卷三载阮氏《七录序》：“有梁普通四年，岁维单阏，仲春十有七日，于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书。”书分内外篇，以《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为内篇，《佛法录》、《仙道录》为外篇，共七录，收图书六千余种，四万多卷。书目之兼收儒、道、佛典籍，始于此。刘勰的《刘子》一书当就收在《七录》和其他梁人书目中。
袁昂作《古今书评》。(文见《太平御览》卷七四八)
本年刘勰继续在定林寺撰经。
普通五年(公元524年)，58岁。
三月，北魏六镇起义开始。六月，梁伐魏，半年内连克十余城。《梁书·武帝纪》：十月，“扫虏将军彭宝孙克琅邪。甲申,又克檀丘城。……十一月丙辰,彭宝孙克东莞城”。刘勰祖籍故里归梁。
刘勰仍在定林寺撰经。
本年刘杳复为湘东王府记室兼东宫舍人。按，《梁书·刘杳传》史料很乱，可信度不高。本传记刘杳任宣惠湘东王府记室期间因母忧去职，又记天监十七年因母忧离职回家守孝，服阕，复为王府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湘东王普通七年之前曾为丹阳尹，湘东王任宣惠将军的时间当在普通二年前后，服阕三年之后，应是在普通五年前后，入东宫时间晚于何思澄，故记于此年中。此时东宫舍人已满编，刘勰当于此时去舍人职。但是，撰经仍为公差。
徐勉作《答客喻》。
周绍恒先生在《刘勰卒年新考》中认为刘勰卒于本年或上年，误。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七《道行经后记》第二记曰：“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译者月支菩萨支谶，时侍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正光二年九月十五日，洛阳城西菩萨寺中沙门佛大写之。”
僧祐卒于天监十七年。这里的“光和”为汉灵帝年号。“正光”为北魏孝明帝年号。“正光二年”为公元521年。道安撰《道行经序》时尚缺译者姓名和译出年代，当是刘勰见到后来的《后记》新补入之。此《后记》由北魏传至梁王朝，正常情况至少也需两三年的时间。这说明梁普通四五年间刘勰仍健在。因此，周绍恒先生的刘勰卒于普通四五年间说是难以成立的。
普通六年(公元525年)，59岁。
六月，魏六镇起义败终。
梁武帝第二子萧综投魏。
《梁书·临贺王正德传》：“临贺王正德字公和，临川靖惠王第三子也。……初高祖未有男，养之为子，及高祖践极，便希储贰，后立昭明太子，封正德为西丰侯，邑五百户。自此怨望，恒怀不轨，睥睨宫 ，觊幸灾变。普通六年……遂逃奔于魏，有司奏削封爵。”
徐勉作《上修五礼表》、《答伏挺书》。
刘勰仍在定林寺校经。
普通七年(公元526年)，60岁。
四月，临川王萧宏卒。陆卒。
《梁书·临贺王正德传》：“普通六年，以黄门侍郎为车骑将军，置佐史。顷之，遂逃奔于魏……七年又自魏逃归，高祖不之过也。复其封爵，仍除征虏将军。”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到萧正德时说：“逃到魏国，自称废太子来避祸，希望魏国利用他来攻击梁朝。①魏国正在内乱,待遇他很薄,萧正德失望，第二年又逃回梁朝。”
裴子野作《喻虏檄文》。
《昭明文选》完成。
十一月,丁贵嫔(太子生母)卒,《梁书·萧统传》：“太子水浆不入口，上使谓之曰：‘毁不灭性，况我在邪!’乃进粥数合。太子体素肥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此时刘勰仍在定林寺校经。
丁贵嫔薨后，因坟地问题武帝与太子发生冲突，暴露出皇帝与皇储之间的激烈矛盾，武帝从此对太子耿耿于怀，太子终日心怀忧惧。
谢几卿作《报湘东王书》。
普通八年，大通元年(公元527年)，61岁。
三月，建康同泰寺建成。梁武帝于同泰寺舍身事佛。改元大通。
《建康实录》：“大通元年……帝创同泰寺，寺在宫后，别开一门，名大通门，对寺之南门，取反语以协同泰为名(同泰反为“大”，大通反为“同”)……帝初幸寺舍身，改普通八年为大通元年。”《佛祖统记》：“驾幸同泰寺舍身，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归宫。”
魏郦道元卒。刘勰继续在定林寺校经。
明山宾卒，昭明太子使舍人王 监护丧事。裴子野为鸿胪卿，寻领步兵校尉。释达摩卒。萧统作《祭达摩大师文》。
大通二年(公元528年)，62岁。
《梁书·武帝纪下》：“大通二年，夏四月辛丑，魏郢州刺史元愿达以义阳内附，置北司州。时魏大乱，其北海王元颢、临淮王元彧、汝南王元悦并来奔，其北青州刺史元世隽、南荆州刺史李志亦以地降。六月丁亥，临淮王元彧求还本国，许之。冬十月丁亥，以魏北海王元颢为魏主，遣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卫送还北。”此时刘勰祖籍故里完全在梁控制下。
刘勰仍在定林寺校经。
裴子野作《雕虫论》。
大通三年，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63岁。
四月，陈庆之拔魏梁城。五月，克大梁。
京城大疫，梁武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见《佛祖统记》卷三七)九月，帝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上释御服，持法衣，行清净大舍，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
十月，又设四部无遮大会，道俗五万人。会毕还宫，改元中大通。
十一月加南平王伟太子太傅。
南康王萧绩卒。
刘勰继续在定林寺校经。
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64岁。
正月，以雍州刺史晋安王萧纲为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参予中央政治决策，成为梁武左膀右臂，萧统太子地位受到威胁。以南徐州刺史庐陵王萧续为平北将军、雍州刺史。
六月遣魏汝南王元悦北还为魏王。九月魏帝杀尔朱荣。十二月尔朱兆入洛阳，杀魏帝，大屠洛阳。
帝幸同泰寺、铸十方佛金铜像复往阿育王寺。
萧统作《请停吴兴等三郡丁役疏》。
裴子野卒。萧绎作《散骑常侍裴子野墓志铭》。
刘勰仍在定林寺校经。
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65岁。
四月初六，太子萧统卒。
《资治通鉴·梁纪十一》记：“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统卒。太子自加元服〔胡三省注：天监十四年，太子加元服。《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正月丁亥，帝加元服。”颜师古注：“元，首也，首之所著，故曰元服。”〕上即使省录朝政，百司进事，填委于前，太子辨析诈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案劾，平断法狱，多所全宥，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好读书属文，引接才俊，赏爱无倦；出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每霖雨积雪，遣左右周行闾巷，视贫者赈之。天性孝谨，在东宫，虽燕居，坐起恒西向，或宿被召当入，危坐达旦。及寝疾，空贻帝忧，敕参问，辄自力手书。及卒,朝野惋愕,建康男女,奔走宫门，号泣道路。”
王筠奉敕作《昭明太子哀册文》，指出萧统结交文学之士，以友相待，关系融洽：“总揽时才，网罗英茂……望苑招贤，华池爱客，托乘同舟，连舆接席。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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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书·刘勰传》说：“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以刘彦和的才华，昭明太子“深爱接之”是可信的，刘勰仕途的希望或许寄托在昭明太子身上，然梁武帝多疑，晚年昭明太子的地位曾发生动摇，宫廷内的权力斗争，对于一向与朝廷关系甚为密切的定林寺定有所闻，而曾作为昭明太子近臣的刘勰前途可想而知。
李庆甲认为刘勰本年出家为僧。
《梁书·刘杳传》：“昭明太子薨，新宫建，旧人例无停留者。”
杨明照先生认为刘勰在昭明太子卒后，因未除新职，“或即受敕于上定林寺与慧震共事撰经乎？”(《〈梁书·刘勰传〉笺注》)
杨先生之说代表学界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牟世金等人的观点是受敕时间为僧祐卒后,武帝为抢救资料,特敕“为文长于佛理”和簿录的刘勰入寺校经是合情合理的事。今从牟先生观点，上文已谈及。
七月，立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徐陵随萧纲入东宫，充东宫学士。
十月，梁武帝行幸同泰寺，讲《大般若涅经》；十一月，又幸同泰寺，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萧绎作《特进萧琛墓志铭》。
何思澄出为黟县令。
中大通四年(公元532年)，66岁。
正月，以南平王伟为大司马，元法僧为司马，袁昂为司空。立西丰侯正德为临贺王。以太子纲长子大器为宣城王。
二月，以太尉元法僧为东魏王。
九月，以司空袁昂为尚书令。
李庆甲认为刘勰卒于本年。
中大通五年(公元533年)，67岁。
正月，魏尔朱兆自杀，高欢尽灭尔朱氏。是时北魏僧尼近二百万，寺院三万所。戊申，京师建康地震，瘟疫。
二月，梁武帝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梁武帝升法座开讲《般若经》，七日而罢，会众数万人。
十月，吏部尚书谢举为右仆射。
刘勰继续在定林寺撰经。
中大通六年(公元534年)，68岁。
二月癸亥，舆驾亲籍田，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赐爵一级。
二月，魏永宁寺遭火，三月不灭。
七月，魏孝武帝西奔长安。
十月，魏高欢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见为帝，迁都于邺，是为东魏，并改元天平。
萧绎作《法宝联壁序》，文载《广弘明集》卷二〇。事又见《南史·陆罩传》、《续高僧传·释宝唱传》。
闰十二月，宇文泰杀北魏孝武帝。
刘勰继续在定林寺撰经。
大同元年(公元535年)，69岁。
正月，梁改元大同。大赦天下。
二月丁亥，武帝舆驾躬耕籍田。
帝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
《隋书·食货志》载：“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
十一月丁未，徐勉卒。
刘遵卒。刘孝仪作《从弟丧上东宫启》。萧纲作《仪同徐勉墓志铭》，又作《与刘孝仪令悼刘遵》。
十二月辛丑，平西将军、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进号安西将军。
本年刘勰等继续在定林寺校经。
大同二年(公元536年)，70岁。
正月，梁武帝在其父萧顺之的墓基上建皇基寺。
二月乙亥，武帝舆驾亲耕籍田。
三月，陶弘景卒。
东魏以华山王鸷为大司马。
九月，东魏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书仆射、南道行台，督诸将入寇。
十月，梁大举伐东魏。东魏侯景将兵七万寇楚州，被梁将陈庆之击破，侯景败走。
阮孝绪卒。
十一月己亥，罢北伐师。辛亥，京师地震。
十二月，东魏遣使请和，梁许之。
王规卒。萧纲作《庶子王规墓志铭》，又作《与湘东王令》，悼刘遵。
刘杳卒，享年58岁。《梁书·刘杳传》：“大同二年，卒官，时年五十。”误。应为年五十八。因为本传记其“十三，丁父忧”，其父刘怀尉卒于齐永明九年(公元491年)，可知刘杳生于公元479年。大同二年(公元536年)卒，应为58岁。又《南史·阮孝绪传》载：“大同二年正月，孝绪自筮卦：‘吾寿与刘著作同年。’及杳卒，孝绪曰：‘刘侯逝矣，吾其几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可知《梁书·刘杳传》有误。
刘勰在定林寺校经任务已基本完成。
大同三年(公元537年)，71岁。
正月辛丑，武帝舆驾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赐爵一级。
二月丁亥，武帝舆驾亲耕籍田。己丑，以尚书右仆射谢举为右光禄大夫。
三月戊戌，立昭明太子子 为武昌郡王。 为义阳郡王。
《资治通鉴·梁纪十三》记：大同三年“六月……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谐来聘……秋，七月，谐等至建康，上引见，与语，应对如流。谐等出，上目送之……时南北通好，务以俊 相夸，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每梁使至邺，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魏使至建康亦然。”
七月癸卯，魏遣使来聘。魏收与王昕以正副使率团使梁。梁武及群臣威加敬异。(《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己酉，义阳王薨。
八月辛卯，帝幸阿育王寺，赦天下。
闰九月甲子，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进号镇西将军。
十月，东西魏战于沙苑，东魏大败，丧甲士八万。
十月丙辰，京师地震。
刘勰撰经功毕，遂乞求出家，先燔发自誓，帝许之，赐法名慧地。是年大饥荒。
大同四年(公元538年)，72岁。
二月己亥，帝舆驾亲耕籍田。
五月，魏遣使来聘。
七月，以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岳阳王 为东扬州刺史。
八月甲辰，诏“南兖、北徐、西徐、东徐、青、冀、南北青、武、仁、潼、睢等十二州，既经饥馑，曲赦逋租宿责，勿收今年三调”。(此包括刘勰祖籍故里。因为东徐州治团城，在今山东沂水县城。辖东安和东莞郡)
《佛祖统记》卷三七，大同四年条下记曰：“通事舍人刘勰雅为太子所重，凡寺塔碑碣，皆其所述，是年表求出家，赐名慧地。”《梁书·刘勰传》记出家后“未期而卒”。故刘勰当卒于是年。
十二月丁亥，兼国子助教皇侃表上所撰《礼记义疏》五十卷。
考，历史上刘勰出家年份和卒年也没有明文记载。《梁书·刘勰传》只记其出家之后“未期而卒”。杨明照先生在《〈梁书·刘勰传〉笺注》一文中说：“撰经仅有二人，当非短期所能竣事。其始年虽难遽定，出家之年尚可探索。”这就是从一些零碎的史料中可以找到旁证。
据唐释道宣编撰的《广弘明集》中记载的有关慧震的材料中可以得知慧震在定林寺撰经功毕后，回到了乡国荆州。他回荆州的时间，应该就是刘勰出家和卒年的大体时间。
《广弘明集》卷二四中，有刘之遴的《吊震法师亡书》和《与震兄李敬朏书》两文，文中透出了慧震定林寺撰经功毕回荆州的时间和卒年的大体信息。
刘之遴与刘勰是同时代的人，《梁书》和《南史》有传，所言皆当时之事。《与震兄李敬朏书》中说：“贤弟震法师……昔在京师，圣上眄接，自还乡国，历政礼重……殿下自为作铭，又教鲍记室为志序。”这里所说的“殿下”，是指湘东王萧绎，鲍记室是指鲍检。可知慧震卒于太清元年(公元547年)至二年八月前。因为《与震兄李敬朏书》中有“年事未高，德业方播”的话，可知享年当在六十左右间。理由一：刘之遴在太清二年八月后，落入侯景之手，之遴预计侯景将利用他的声望请他为萧正德颁授玺绂，为避免掺杂在这一不光彩的旋涡中，一度削发披起了法衣，不久避难回乡，途中被嫉贤妒能的萧绎暗杀。但萧绎以往与刘之遴表面关系较好，萧绎对刘之遴才学嫉妒只藏于内心，并未表现出来，因而之遴不察，当他逃出侯景之手后，投奔荆州萧绎辖区。所以当暗杀刘之遴后，湘东王萧绎又装出痛惜不已的样子，一方面亲制志铭，另一方面又厚其赙赠。可见其生前与萧绎关系不疏，因此，慧震之卒，“殿下自为作铭，又教鲍纪室为志序”的事刘之遴相当熟悉。如果慧震卒于侯景之乱中，刘之遴已落入侯景之手，一是无法了解慧震之事，二是无心撰写吊文。理由二：鲍检以记室身份为慧震作序。据《南史》卷六二《鲍泉传·附弟客卿传》说：“客卿三子检、正、至……检为湘东镇西府记室，使蜀，不屈于武陵王，见害。”这里正好透出了鲍检的任职时间和卒年的信息。
太清二年八月，降梁的原东魏大将侯景在寿阳(今安徽寿县)发动叛乱，很快渡江，攻破建康城。梁武帝被围于台城。这时，梁朝诸王拥兵在外不少，他们都觊觎帝位，各自为了保存实力而不出兵平乱，致使台城被围三个多月后于次年三月为侯景攻破，守兵饿死者十有八九，梁武帝也被饿死。侯景虽立萧纲为帝，实则萧纲为傀儡，梁武帝的第七子湘东王萧绎对武陵王萧纪的异心很有戒备，也曾一度节制过武陵王的兵马，不许武陵王的军队东下。二人虽为兄弟，但矛盾尖锐。
《梁书·武陵王传》说：“太清中，侯景乱，纪(武陵王萧纪)不赴援。高祖崩后，纪乃僭号于蜀。”这当然是湘东王坚决反对的。从《梁书·武陵王传》和《南史·武陵王纪传》得知，湘东王曾多次派使游说武陵王，劝他不要有野心。《南史·武陵王传》：“大宝元年……七月甲辰，湘东王萧绎遣鲍检报纪以武帝崩问。”这是湘东王绎多次派人使蜀中的一次，鲍检当是这次使蜀而见害的。笔者认为这个推断是正确的，而慧震必卒于太清元年(公元547年)正月至二年八月之间。梁王朝自太清二年八月就爆发了侯景之乱，如果慧震卒于侯景之乱时，估计湘东王已无心作铭，也不可能有时间使鲍检为志序。《梁书·刘之遴传》记之遴卒于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十月至十二月间，既然之遴有《吊震法师亡书》，也说明慧震必卒于之遴落于侯景之手之前，时当为太清元年正月至二年八月间。
我们知道了为之“作序”的鲍记室是鲍检以后，再看“历政礼重”的荆州刺史。因为有学者将鲍检任记室的时间定在湘东王第一次任职镇西将军的时间内来考证“历政礼重”①，笔者认为这位学者忽视了湘东王绎第二次以镇西将军任荆州刺史的时间，鲍检也正是这一时期出为镇西府记室的。慧震却恰恰卒于萧绎第二次任荆州刺史的时间内。如果把鲍检任镇西府记室的时间定在湘东王第一次任荆州刺史的时间内，首先是没有史料根据，二是假若是他在湘东王第一次任镇西将军时已任记室，到萧绎第二次任荆州刺史时鲍检仍任记室，这中间已隔了十年，根据鲍氏家族的官运来看，似乎太压抑了。
为了清楚起见，根据《梁书·武帝纪》和《元帝纪》，将梁初至侯景谋乱期间的历任荆州刺史任职情况列表如下：
┌───┬──────────────┬─────────────────────────┐
│任数 │起讫时间 │任职官员名称 │
├───┼──────────────┼─────────────────────────┤
│第一任│天监元年至天监七年五月 │始兴王萧 │
│ │(公元502-508年) │ │
├───┼──────────────┼─────────────────────────┤
│第二任│天监七年五月至十一年十二月 │平西将军安成王萧秀 │
│ │(公元508-512年) │ │
├───┼──────────────┼─────────────────────────┤
│第三任│天监十一年十二月至十三年正月│平西将军鄱阳王萧恢 │
│ │(公元512-514年) │ │
├───┼──────────────┼─────────────────────────┤
│第四任│天监十三年正月至十四年二月 │晋安王萧纲 │
│ │(公元514-515年) │ │
├───┼──────────────┼─────────────────────────┤
│第五任│天监十四年二月至十八年正月 │中抚将军始兴王萧 │
│ │(公元515-519年) │ │
├───┼──────────────┼─────────────────────────┤
│第六任│天监十八年正月至普通七年九月│开府仪同三司、征西将军鄱阳王萧恢 │
│ │(公元519-526年) │ │
├───┼──────────────┼─────────────────────────┤
│第七任│普通七年九月至大同五年七月 │丹阳尹湘东王萧绎。中大通四年(公元523年)为平西将军 │
│ │(公元526-539年) │，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十二月进号安西将军，大同三年(│
│ │ │公元537年)闰九月进号镇西将军。 │
├───┼──────────────┼─────────────────────────┤
│第八任│大同五年七月至太清元年正月 │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庐陵王萧绩。(太清元年正月 │
│ │(公元539-547年) │薨) │
├───┼──────────────┼─────────────────────────┤
│第九任│太清元年正月至大宝元年九月 │镇西将军湘东王萧绎。太清三年(公元549年)四月为侍中 │
│ │(公元547-550年) │、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余如故。 │
├───┼──────────────┼─────────────────────────┤
│第十任│大宝元年九月以后 │中卫将军、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萧恪(镇武陵)│
│ │ │。 │
└───┴──────────────┴─────────────────────────┘
从上表可知湘东王萧绎两度出任荆州刺史。第一次是普通七年(公元526年)十月至大同五年(公元539年)七月，这一次任荆州刺史至大同三年时才进号镇西将军。两年后调职任护军将军和安右将军。荆州刺史一职调由庐陵王萧绩继任。湘东王萧绎第二次出任荆州刺史是在太清元年正月由于庐陵王萧绩薨于荆州任上，湘东王萧绎由镇南将军、江州刺史任上改为镇西将军出任荆州刺史，填补因庐陵王去世而出现的荆州行政空缺。
我们把慧震的卒年大体确定之后，再来考察刘之遴《与震兄李敬朏书》中的“自还乡国，历政礼重”。
我们把上表中的荆州刺史自湘东王萧绎第二次出任荆州刺史向上推一任是庐陵王萧绩，这与“历政”二字参照虽然也可以，但有勉强之嫌，若是向上推两任，则又是湘东王萧绎，这样三任两人，与“历政”二字是极吻合的。(当然再往上推也可说是“历政”)，这说明慧震“自还乡国”的时间在梁大同五年七月湘东王离任之前。这次还乡，是与刘勰撰经任务完成后，回到乡国荆州，受到了湘东王的礼遇。大同五年(公元539年)七月之后继任荆州刺史的萧绩仍厚待慧震。这正是“历政礼重”。如果确切说的话，当是在大同二、三年(536-537年)间回乡国。因为慧震与刘勰同受敕撰经，必同时功毕。《梁书·刘勰传》说：刘勰“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所以慧震还乡的时间，也必是刘勰卒年的大体时间。传文既言舍人变服未期而卒，是其出家与卒均在十二个月以内，若此段时间前后跨越年度，则舍人之卒，非大同三年即次年也。
用慧震还乡国的时间来证明刘勰卒年是不是个孤证呢?不是的，尚有如下几条旁证：
旁证一：刘勰传排在《梁书·文学传》的谢几卿之后，王籍之前。古人写史传，以卒年先后为序(当然《梁书》的排列也有失序现象，我们不能以此否认了古人的惯例。根据杨明照的考证，谢几卿“卒于大同四年之冬”，(王)“籍之卒必在大同二年谢徵卒之后，五年七月萧绎未离荆州之前。舍人名次既厕于谢几卿王籍之间，其卒年固不应先于谢几卿或晚于王籍”。①严格说应在大同元年(公元535年)至大同三年前后。因为大同三年九月萧绎已为镇西将军。
旁证二：凡在东宫任职，卒年早于太子萧统者，太子多有悼文，如果刘勰卒年早于萧统，太子对刘勰又“深爱接之”，必有悼文，然今不见有悼文。知刘勰之卒，必晚于萧统。
另外，在佛教文献中有五条明显的证据说明其具体卒年，可以证明笔者对慧震还乡和刘勰卒年的考证是接近事实的。
第一，南宋释祖秀《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大同)三年四月(应为中大通三年四月)昭明太子薨。……名士刘勰者，雅为太子所重。撰《文心雕龙》五十篇。……累官通事舍人，表求出家，先燔发须自誓。帝嘉之。赐法名惠地。”
第二，南宋释志磐撰《佛祖统记》卷三七云：“大同……四年通事舍人刘勰……是年表求出家，赐名惠地。”
第三，南宋释本觉撰《释氏通鉴》卷五六：“辛亥三(中大通三年)四月昭明太子卒……丙辰二年(大同二年)刘勰……表求出家……赐法名惠地。”
第四，元释念常撰《佛祖历代通载》卷九云：“辛亥(即中大通三年)。是年四月，昭明太子薨。……刘勰者，名士也。表求出家……帝嘉之，赐名惠地。”
第五，元释觉岸撰《释氏稽古略》卷二云：“辛亥。中大通三年四月，太子统卒。……丙辰。大同二年，梁通事舍人刘勰表求出家，帝嘉之，赐僧洪名慧地。”
对以上佛教文献中的五条史料，杨明照和李庆甲先生都曾用过。李庆甲首先使用，并对年号的抄误做了订正。但主张刘勰卒于萧统之前的学者们认为，刘勰的卒年连《梁书》作者都没记明白，何以在刘勰去世七百年之后又有了具体卒年?又没有说明具体根据，是不可信的。但我们联系上述考证出来的慧震还乡国的时间当在梁大同二、三年(公元536-537年)间来考虑，这不能说是一种巧合，而应当说以上五条除了第一条和第四条把刘勰的出家之年与萧统的卒年记混了之外，其余三条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因此认为，如果《梁书》对刘勰传的史料记载不错，刘勰当卒于本年前后。
但是，《南史·刘勰传》中把《梁书·刘勰传》中的“未期而卒”四字删去了。有学者认为，《南史》之所以删去了这四个字，说明他并没有“未期而卒”。认为他出家时是愤而自誓，说明心中有没法名状的不快，为了避开南朝的是非之地，回到了祖籍莒县，并创建了莒县定林寺。道宣《续高僧传·昙观传》中有：昙观“(隋)仁寿中岁，奉敕送舍利于本州定林寺”。由于昙观是莒州人，所以这里说的定林寺，当指莒县定林寺，可知早在隋代就是一座名刹，一定曾有过相当知名度的和尚在此住持过佛事。这个和尚是谁呢?
1984年《文史哲》第5期发表了萧洪林和邵立均两先生的《刘勰与莒县定林寺》一文。文章利用文物、口碑和《续高僧传·昙观传》等文献资料，说明莒县定林寺是刘勰出家后北归故里所创立。文章最后说：“总上所述，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彦和出家以后并没有未期而卒，而是不久潜回了故乡莒县，传说他‘未期而卒’之时，很可能就是他北归之日；莒县定林寺之创建与彦和之出家北归，恰在同一时期；莒县定林寺实刘彦和所创建；建寺后他曾校经于此，最后没于斯寺，亦葬于斯寺。”
该文发表后，文心学界曾有反驳文章，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文心学界多持否定态度，独山东大学的牟世金先生持保留意见，并认为回莒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只是尚觉材料不足。认为如果否定此说但又难以巧合为释。(见《刘勰年谱汇考》注88)13年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心雕龙》学会会长张少康先生到莒县调查后写了一篇《刘勰晚年是否北归东莞——刘勰故乡莒县访问记》。文章说：“萧统一死，刘勰在政治上失去依靠，且东宫易主，刘勰自然也不可能在东宫任职。”“刘勰在政治上已无大的发展前途，且梁武帝后来与萧统亦有矛盾，故而刘勰在这种情况下退出政治舞台……并表示出家，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了。”“刘勰的晚年在政治上受到冷落，其情况是比较凄凉萧条的，既然在南朝的都城建康(即今南京)不受重视，燔发出家后，回到北方故乡去定居，传播佛学也是有可能的。”莒县博物馆的苏兆庆先生也以《刘勰晚年北归和莒县定林寺的创建》一文力主此说。苏先生的文章发表后，周绍恒、黄广华等人撰文提出否定意见，认为《梁书》成书时，定林寺已是名刹，如果是刘勰创立莒县定林寺，在当时应为大事，姚氏父子不可能不知，反记为“未期而卒”。张少康先生在《刘勰晚年是否北归东莞——刘勰故乡莒县访问记》一文中说：“《梁书》说他‘未期而卒’，也可能是因他出家不久就不见了，遂以为他已经去世才这样写的，《南史》则认为缺少根据，就将此句删去。”
从现在已发表的商榷文章看，无论是承认刘勰晚年北归莒县，还是否定刘勰北归莒县，都尚缺第一手史料，但莒县定林寺作为今存的唯一的一座定林寺，以千古之名刹，在有三千年历史的大白果树伴随下，屹立于莒县浮来山的半山腰间。民间关于刘勰与莒县定林寺的轶闻传说也不绝于口。定林寺最后一位住持者佛成用历代住持传下来的口碑指着寺西墓塔遗址给友好看，说此处即刘勰墓塔遗址。1996年春，浮来山园艺场工人在定林寺西佛成所指刘勰墓塔处挖出一四面刻有兽头的圆柱石，莒县博物馆的同志考证为佛塔构件，并于同年6月11日始进行试掘，出塔基两座。并出土一些文物，博物馆的同志从造形纹饰认为是北魏遗物，虽不能明确为刘勰之墓塔，但说明佛成传下的口碑或许也有一定的道理。
二、刘岱墓志（二）
(一)释典
包括复书、残阙、杂疑、假托、散偈在内，共约一万三千卷。其中依居前及依居(朱注：指彦和传中“依沙门僧祐”而言)期间所藏约八千卷，依居结束后到僧祐死前续藏约四千卷，受敕撰经期间增藏约一千卷。在依居前及依居期间所藏八千卷中，已整定撰述的约六千五百卷，未整定撰述的约一千五百卷。
(二)儒典
据《梁书》、《南史》、《隋书·经籍志》等载，以及《文心雕龙》史料容量，可以推知，定林寺儒典藏量至少在万卷以上。所藏儒典,虽非受敕撰述对象,但它与撰述《文心雕龙》有直接关系，故于此一并推列。
上述概略统计表明，受敕撰经的撰经量应包括：第一，前藏未撰定者，约一千五百卷；第二，续藏约四千卷；第三，增藏约一千卷；第四，依居期间所撰定的需增订补订者，约一千卷。例如《弘明集》，依居时撰定十卷，受敕撰经期间又增补四卷，从而成为现行的十四卷。有一些虽未增补，但需改定。总计起来，受敕撰经的撰经量约七千五百卷。以依居时撰经的量数与年数比例为据，则受敕撰经需时约十五年才能证功毕。
笔者认为，天监七年(公元508年)十一月至天监八年四月入寺抄经，计三十多人抄经仅八十八卷，这次入寺撰经，既然经由皇帝亲自安排，任务当不在少数。因此僧祐定又搜集到相当多的资料和新著，而仅安排刘勰和慧震专人整理，从一个风风火火的行政官员到静下心来，从熟悉材料到整理成功，仅一两年是不能完成的。
贾树新先生的推算是颇有道理的，因为僧祐是梁武帝时期的经律权威，其卒后，定林寺经藏作为一向重佛的梁武帝来说，一定相当重视，所以亲自安排“长于佛理”的刘勰等整理，用时十几年是可以信得过的。故此时及其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刘勰一直在定林寺撰经。
普通二年(公元521年)，55岁。
正月诏：“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
诏云光法师于内殿讲法华经。(《佛祖统记》卷三七)刘峻卒，时年60岁。
普通三年(公元522年)，56岁。
正月庚戌，京师地震。
王僧孺卒，时年58岁。
诏修 县阿育王寺。(《佛祖统记》卷三七)
五月，梁武帝诏郡国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
刘孝绰编《昭明太子集》并为之作序。因《昭明太子集》序中有“奥我大梁之二十一载”句，知文集及序成于本年。
梁武帝因僧尼未调习，欲自为白衣僧正，遭智藏斥责而止。
郭祖深《舆榇谐阙上封事》二十九条。《南史·循吏·郭祖深传》：“臣闻人为国本，食为人命，故《礼》曰国无六年之储，谓非其国也。推此而言，农为急务。而郡县苛暴，不加劝奖，今年丰岁稔，犹人有饥色，设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岁尚学，置立五馆，行吟坐咏，诵声溢境。比来慕法，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夫农桑者今日济育，功德者将来胜因，岂可堕本勤末，置迩效赊也。今商旅转繁，游食转众，耕夫日少，杼轴日空。陛下若广兴屯田，贱金贵粟，勤农桑者擢以阶级，惰耕织者告以明刑。如此数年，则家给人足，廉让可生。……时帝大弘释典,将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条以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法，抑由于此。请精加检括，若无道行，四十已下，皆使还俗附农。罢白徒养女，听畜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则法兴俗盛，国富人殷。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
郭氏文章的写作时间，史未明记，查郭氏原文全篇，内有“庐陵年少，不宜镇襄阳；左仆射王 在丧，被起为吴郡，曾无辞让。”按庐陵王萧续普通三年为雍州刺史。时年十九岁，故曰年少。王 普通元年母忧去职在丧，普通三年被征还，迁尚书左仆射，四年卒。又称“陛下皇基兆运二十余载”，从天监元年至本年正二十一年，由此可知事在本年或次年。
《隋书·食货志》亦载，梁王朝因崇佛，铜大量用于铸造佛像，造成铜荒，加之商旅繁众，造成通货膨胀。以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钱易得，并皆私铸。……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此类情况《刘子·贵农》篇的记载与之相同。《刘子·贵农》篇说：“谷之所以不积者，在于游食者多而农人少故也。夫螟 秋生而秋死，一时为灾，如数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为螟 ，亦以甚矣。”《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载：“普通中，大军北讨，京师谷贵……常以户口未实，重于劳扰。”
刘勰所著《刘子》一书成于本年前后。
《刘子》一书的作者，向有争论。《隋书·经籍志》在杨伟《时务论》条下有《刘子》的记载：“《时务论》十二卷，杨伟撰。梁有《古世论》十七卷；《秦子》三卷，吴秦青撰；《刘子》十卷，《何子》五卷，亡。”
《隋书》对《刘子》一书未书作者姓名，并说明已亡。
《隋书》虽只记其书,未记其作者,但《旧唐书》和《新唐书》记《刘子》为刘勰著。1897年发现的敦煌遗书《刘子》残卷本和《随身宝》中有“《流子》刘协注”的记载，王重民说：“敦煌遗书内有所谓《随身宝》者，所记经籍一门，均系当时最通行之书，不啻一部唐人目录问答也。余乃求之卷内，正有‘《流子》刘协注’一则，知必系《刘子》刘勰著矣。”至于为什么叫“《流子》刘协注”，这是因口授录言所致。因为同书的《离骚经》的作者“屈原注”的“著”也记成了“注”。我们总不能把屈原著《离骚》理解为屈原注《离骚》吧。敦煌学证明唐代存在着表义字和表音字两个系统，前者行于士大夫和书僧间，后者行于民间。
著名学者林其锬、陈凤金两先生对《刘子》一书之作者作了详细的考证，撰写了《〈刘子〉作者考辨》一文，认定《刘子》作者是刘勰。并对以往种种说法做了反驳，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乾隆二十五年刻印的《沂州府志》和嘉庆元年刻印的《莒州志》均将《刘子》一书记于刘勰名下。清末翰林庄陔兰主修的《重修莒志》也将《刘子》记于刘勰名下。《康熙字典》歹部中亦有“刘勰《新论》”的引文。
《隋书·经籍志》序有如下说明：“大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
根据这条史料，可知《隋书·经籍志》的依据和来源，它原是以残缺的“伪郑”图书目录(实际上是隋朝东都洛阳藏书目录)为基础，“考见存”(对照于底柱漂没之后残存的图书实物)“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为基础，进行了一番考订之后撰写而成的。这里所谓的“王、阮志、录”是指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七录序》书：“梁普通四年……始述此书。”清人章宗源肯定：“《隋志》依《七录》,凡注中称梁有今亡者,皆阮氏旧有。”(详见《刘子集校·〈刘子〉作者考辨》)但个别者也并不一定是“阮氏旧有”。如《安成炀王集》就是取于萧绎《金楼子·著书》篇。由此知《刘子》一书《隋书》未书作者名的原因和成书时间即：只有目录而没有实物和最迟成书于梁普通五年前后。新旧《唐书》所以记《刘子》作者是刘勰，是根据因开元七年(公元719年)玄宗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使官藏图书增加后的《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写成的，所以应是可信的。林其锬和陈凤金先生的《〈刘子〉作者考辨》发表以后，杨明照先生提出反驳，力主《刘子》作者为刘昼。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曹道衡先生发表的《关于〈刘子〉的作者问题》认为：“林其锬、陈凤金二先生的《刘子作者考辨》是很有见地的。”并认为《刘子》成书并入《七录》之时，刘昼还是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怎么会写出此书呢?所以“《刘子》不可能是刘昼所作”。又因《刘子·惜时篇》反映了刘勰晚年的思想情绪，再说，据《北史》和《北齐书》记载的刘昼之兀傲性格是决不会依附权贵，而《刘子》中《因显》篇和《托附》篇阐述的理论，非刘昼所历练即是一证。故将此书的成书时间系于本年。
牟世金先生认为刘勰卒于本年。是根据撰经仅需一两年即毕而定之。应该说根据是不足的。
普通四年(公元523年)，57岁。
《遍略》本年书成，何思澄迁秣陵令，入兼东宫通事舍人。
十月以中书监、中卫将军袁昂为尚书令，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阮孝绪始述《七录》，刘杳参与编撰工作。《广弘明集》卷三载阮氏《七录序》：“有梁普通四年，岁维单阏，仲春十有七日，于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书。”书分内外篇，以《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为内篇，《佛法录》、《仙道录》为外篇，共七录，收图书六千余种，四万多卷。书目之兼收儒、道、佛典籍，始于此。刘勰的《刘子》一书当就收在《七录》和其他梁人书目中。
袁昂作《古今书评》。(文见《太平御览》卷七四八)
本年刘勰继续在定林寺撰经。
普通五年(公元524年)，58岁。
三月，北魏六镇起义开始。六月，梁伐魏，半年内连克十余城。《梁书·武帝纪》：十月，“扫虏将军彭宝孙克琅邪。甲申,又克檀丘城。……十一月丙辰,彭宝孙克东莞城”。刘勰祖籍故里归梁。
刘勰仍在定林寺撰经。
本年刘杳复为湘东王府记室兼东宫舍人。按，《梁书·刘杳传》史料很乱，可信度不高。本传记刘杳任宣惠湘东王府记室期间因母忧去职，又记天监十七年因母忧离职回家守孝，服阕，复为王府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湘东王普通七年之前曾为丹阳尹，湘东王任宣惠将军的时间当在普通二年前后，服阕三年之后，应是在普通五年前后，入东宫时间晚于何思澄，故记于此年中。此时东宫舍人已满编，刘勰当于此时去舍人职。但是，撰经仍为公差。
徐勉作《答客喻》。
周绍恒先生在《刘勰卒年新考》中认为刘勰卒于本年或上年，误。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七《道行经后记》第二记曰：“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译者月支菩萨支谶，时侍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正光二年九月十五日，洛阳城西菩萨寺中沙门佛大写之。”
僧祐卒于天监十七年。这里的“光和”为汉灵帝年号。“正光”为北魏孝明帝年号。“正光二年”为公元521年。道安撰《道行经序》时尚缺译者姓名和译出年代，当是刘勰见到后来的《后记》新补入之。此《后记》由北魏传至梁王朝，正常情况至少也需两三年的时间。这说明梁普通四五年间刘勰仍健在。因此，周绍恒先生的刘勰卒于普通四五年间说是难以成立的。
普通六年(公元525年)，59岁。
六月，魏六镇起义败终。
梁武帝第二子萧综投魏。
《梁书·临贺王正德传》：“临贺王正德字公和，临川靖惠王第三子也。……初高祖未有男，养之为子，及高祖践极，便希储贰，后立昭明太子，封正德为西丰侯，邑五百户。自此怨望，恒怀不轨，睥睨宫 ，觊幸灾变。普通六年……遂逃奔于魏，有司奏削封爵。”
徐勉作《上修五礼表》、《答伏挺书》。
刘勰仍在定林寺校经。
普通七年(公元526年)，60岁。
四月，临川王萧宏卒。陆卒。
《梁书·临贺王正德传》：“普通六年，以黄门侍郎为车骑将军，置佐史。顷之，遂逃奔于魏……七年又自魏逃归，高祖不之过也。复其封爵，仍除征虏将军。”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到萧正德时说：“逃到魏国，自称废太子来避祸，希望魏国利用他来攻击梁朝。①魏国正在内乱,待遇他很薄,萧正德失望，第二年又逃回梁朝。”
裴子野作《喻虏檄文》。
《昭明文选》完成。
十一月,丁贵嫔(太子生母)卒,《梁书·萧统传》：“太子水浆不入口，上使谓之曰：‘毁不灭性，况我在邪!’乃进粥数合。太子体素肥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此时刘勰仍在定林寺校经。
丁贵嫔薨后，因坟地问题武帝与太子发生冲突，暴露出皇帝与皇储之间的激烈矛盾，武帝从此对太子耿耿于怀，太子终日心怀忧惧。
谢几卿作《报湘东王书》。
普通八年，大通元年(公元527年)，61岁。
三月，建康同泰寺建成。梁武帝于同泰寺舍身事佛。改元大通。
《建康实录》：“大通元年……帝创同泰寺，寺在宫后，别开一门，名大通门，对寺之南门，取反语以协同泰为名(同泰反为“大”，大通反为“同”)……帝初幸寺舍身，改普通八年为大通元年。”《佛祖统记》：“驾幸同泰寺舍身，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归宫。”
魏郦道元卒。刘勰继续在定林寺校经。
明山宾卒，昭明太子使舍人王 监护丧事。裴子野为鸿胪卿，寻领步兵校尉。释达摩卒。萧统作《祭达摩大师文》。
大通二年(公元528年)，62岁。
《梁书·武帝纪下》：“大通二年，夏四月辛丑，魏郢州刺史元愿达以义阳内附，置北司州。时魏大乱，其北海王元颢、临淮王元彧、汝南王元悦并来奔，其北青州刺史元世隽、南荆州刺史李志亦以地降。六月丁亥，临淮王元彧求还本国，许之。冬十月丁亥，以魏北海王元颢为魏主，遣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卫送还北。”此时刘勰祖籍故里完全在梁控制下。
刘勰仍在定林寺校经。
裴子野作《雕虫论》。
大通三年，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63岁。
四月，陈庆之拔魏梁城。五月，克大梁。
京城大疫，梁武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见《佛祖统记》卷三七)九月，帝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上释御服，持法衣，行清净大舍，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
十月，又设四部无遮大会，道俗五万人。会毕还宫，改元中大通。
十一月加南平王伟太子太傅。
南康王萧绩卒。
刘勰继续在定林寺校经。
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64岁。
正月，以雍州刺史晋安王萧纲为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参予中央政治决策，成为梁武左膀右臂，萧统太子地位受到威胁。以南徐州刺史庐陵王萧续为平北将军、雍州刺史。
六月遣魏汝南王元悦北还为魏王。九月魏帝杀尔朱荣。十二月尔朱兆入洛阳，杀魏帝，大屠洛阳。
帝幸同泰寺、铸十方佛金铜像复往阿育王寺。
萧统作《请停吴兴等三郡丁役疏》。
裴子野卒。萧绎作《散骑常侍裴子野墓志铭》。
刘勰仍在定林寺校经。
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65岁。
四月初六，太子萧统卒。
《资治通鉴·梁纪十一》记：“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统卒。太子自加元服〔胡三省注：天监十四年，太子加元服。《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正月丁亥，帝加元服。”颜师古注：“元，首也，首之所著，故曰元服。”〕上即使省录朝政，百司进事，填委于前，太子辨析诈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案劾，平断法狱，多所全宥，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好读书属文，引接才俊，赏爱无倦；出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每霖雨积雪，遣左右周行闾巷，视贫者赈之。天性孝谨，在东宫，虽燕居，坐起恒西向，或宿被召当入，危坐达旦。及寝疾，空贻帝忧，敕参问，辄自力手书。及卒,朝野惋愕,建康男女,奔走宫门，号泣道路。”
王筠奉敕作《昭明太子哀册文》，指出萧统结交文学之士，以友相待，关系融洽：“总揽时才，网罗英茂……望苑招贤，华池爱客，托乘同舟，连舆接席。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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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书·刘勰传》说：“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以刘彦和的才华，昭明太子“深爱接之”是可信的，刘勰仕途的希望或许寄托在昭明太子身上，然梁武帝多疑，晚年昭明太子的地位曾发生动摇，宫廷内的权力斗争，对于一向与朝廷关系甚为密切的定林寺定有所闻，而曾作为昭明太子近臣的刘勰前途可想而知。
李庆甲认为刘勰本年出家为僧。
《梁书·刘杳传》：“昭明太子薨，新宫建，旧人例无停留者。”
杨明照先生认为刘勰在昭明太子卒后，因未除新职，“或即受敕于上定林寺与慧震共事撰经乎？”(《〈梁书·刘勰传〉笺注》)
杨先生之说代表学界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牟世金等人的观点是受敕时间为僧祐卒后,武帝为抢救资料,特敕“为文长于佛理”和簿录的刘勰入寺校经是合情合理的事。今从牟先生观点，上文已谈及。
七月，立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徐陵随萧纲入东宫，充东宫学士。
十月，梁武帝行幸同泰寺，讲《大般若涅经》；十一月，又幸同泰寺，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萧绎作《特进萧琛墓志铭》。
何思澄出为黟县令。
中大通四年(公元532年)，66岁。
正月，以南平王伟为大司马，元法僧为司马，袁昂为司空。立西丰侯正德为临贺王。以太子纲长子大器为宣城王。
二月，以太尉元法僧为东魏王。
九月，以司空袁昂为尚书令。
李庆甲认为刘勰卒于本年。
中大通五年(公元533年)，67岁。
正月，魏尔朱兆自杀，高欢尽灭尔朱氏。是时北魏僧尼近二百万，寺院三万所。戊申，京师建康地震，瘟疫。
二月，梁武帝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梁武帝升法座开讲《般若经》，七日而罢，会众数万人。
十月，吏部尚书谢举为右仆射。
刘勰继续在定林寺撰经。
中大通六年(公元534年)，68岁。
二月癸亥，舆驾亲籍田，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赐爵一级。
二月，魏永宁寺遭火，三月不灭。
七月，魏孝武帝西奔长安。
十月，魏高欢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见为帝，迁都于邺，是为东魏，并改元天平。
萧绎作《法宝联壁序》，文载《广弘明集》卷二〇。事又见《南史·陆罩传》、《续高僧传·释宝唱传》。
闰十二月，宇文泰杀北魏孝武帝。
刘勰继续在定林寺撰经。
大同元年(公元535年)，69岁。
正月，梁改元大同。大赦天下。
二月丁亥，武帝舆驾躬耕籍田。
帝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
《隋书·食货志》载：“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
十一月丁未，徐勉卒。
刘遵卒。刘孝仪作《从弟丧上东宫启》。萧纲作《仪同徐勉墓志铭》，又作《与刘孝仪令悼刘遵》。
十二月辛丑，平西将军、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进号安西将军。
本年刘勰等继续在定林寺校经。
大同二年(公元536年)，70岁。
正月，梁武帝在其父萧顺之的墓基上建皇基寺。
二月乙亥，武帝舆驾亲耕籍田。
三月，陶弘景卒。
东魏以华山王鸷为大司马。
九月，东魏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书仆射、南道行台，督诸将入寇。
十月，梁大举伐东魏。东魏侯景将兵七万寇楚州，被梁将陈庆之击破，侯景败走。
阮孝绪卒。
十一月己亥，罢北伐师。辛亥，京师地震。
十二月，东魏遣使请和，梁许之。
王规卒。萧纲作《庶子王规墓志铭》，又作《与湘东王令》，悼刘遵。
刘杳卒，享年58岁。《梁书·刘杳传》：“大同二年，卒官，时年五十。”误。应为年五十八。因为本传记其“十三，丁父忧”，其父刘怀尉卒于齐永明九年(公元491年)，可知刘杳生于公元479年。大同二年(公元536年)卒，应为58岁。又《南史·阮孝绪传》载：“大同二年正月，孝绪自筮卦：‘吾寿与刘著作同年。’及杳卒，孝绪曰：‘刘侯逝矣，吾其几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可知《梁书·刘杳传》有误。
刘勰在定林寺校经任务已基本完成。
大同三年(公元537年)，71岁。
正月辛丑，武帝舆驾亲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赐爵一级。
二月丁亥，武帝舆驾亲耕籍田。己丑，以尚书右仆射谢举为右光禄大夫。
三月戊戌，立昭明太子子 为武昌郡王。 为义阳郡王。
《资治通鉴·梁纪十三》记：大同三年“六月……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谐来聘……秋，七月，谐等至建康，上引见，与语，应对如流。谐等出，上目送之……时南北通好，务以俊 相夸，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每梁使至邺，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魏使至建康亦然。”
七月癸卯，魏遣使来聘。魏收与王昕以正副使率团使梁。梁武及群臣威加敬异。(《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己酉，义阳王薨。
八月辛卯，帝幸阿育王寺，赦天下。
闰九月甲子，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进号镇西将军。
十月，东西魏战于沙苑，东魏大败，丧甲士八万。
十月丙辰，京师地震。
刘勰撰经功毕，遂乞求出家，先燔发自誓，帝许之，赐法名慧地。是年大饥荒。
大同四年(公元538年)，72岁。
二月己亥，帝舆驾亲耕籍田。
五月，魏遣使来聘。
七月，以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岳阳王 为东扬州刺史。
八月甲辰，诏“南兖、北徐、西徐、东徐、青、冀、南北青、武、仁、潼、睢等十二州，既经饥馑，曲赦逋租宿责，勿收今年三调”。(此包括刘勰祖籍故里。因为东徐州治团城，在今山东沂水县城。辖东安和东莞郡)
《佛祖统记》卷三七，大同四年条下记曰：“通事舍人刘勰雅为太子所重，凡寺塔碑碣，皆其所述，是年表求出家，赐名慧地。”《梁书·刘勰传》记出家后“未期而卒”。故刘勰当卒于是年。
十二月丁亥，兼国子助教皇侃表上所撰《礼记义疏》五十卷。
考，历史上刘勰出家年份和卒年也没有明文记载。《梁书·刘勰传》只记其出家之后“未期而卒”。杨明照先生在《〈梁书·刘勰传〉笺注》一文中说：“撰经仅有二人，当非短期所能竣事。其始年虽难遽定，出家之年尚可探索。”这就是从一些零碎的史料中可以找到旁证。
据唐释道宣编撰的《广弘明集》中记载的有关慧震的材料中可以得知慧震在定林寺撰经功毕后，回到了乡国荆州。他回荆州的时间，应该就是刘勰出家和卒年的大体时间。
《广弘明集》卷二四中，有刘之遴的《吊震法师亡书》和《与震兄李敬朏书》两文，文中透出了慧震定林寺撰经功毕回荆州的时间和卒年的大体信息。
刘之遴与刘勰是同时代的人，《梁书》和《南史》有传，所言皆当时之事。《与震兄李敬朏书》中说：“贤弟震法师……昔在京师，圣上眄接，自还乡国，历政礼重……殿下自为作铭，又教鲍记室为志序。”这里所说的“殿下”，是指湘东王萧绎，鲍记室是指鲍检。可知慧震卒于太清元年(公元547年)至二年八月前。因为《与震兄李敬朏书》中有“年事未高，德业方播”的话，可知享年当在六十左右间。理由一：刘之遴在太清二年八月后，落入侯景之手，之遴预计侯景将利用他的声望请他为萧正德颁授玺绂，为避免掺杂在这一不光彩的旋涡中，一度削发披起了法衣，不久避难回乡，途中被嫉贤妒能的萧绎暗杀。但萧绎以往与刘之遴表面关系较好，萧绎对刘之遴才学嫉妒只藏于内心，并未表现出来，因而之遴不察，当他逃出侯景之手后，投奔荆州萧绎辖区。所以当暗杀刘之遴后，湘东王萧绎又装出痛惜不已的样子，一方面亲制志铭，另一方面又厚其赙赠。可见其生前与萧绎关系不疏，因此，慧震之卒，“殿下自为作铭，又教鲍纪室为志序”的事刘之遴相当熟悉。如果慧震卒于侯景之乱中，刘之遴已落入侯景之手，一是无法了解慧震之事，二是无心撰写吊文。理由二：鲍检以记室身份为慧震作序。据《南史》卷六二《鲍泉传·附弟客卿传》说：“客卿三子检、正、至……检为湘东镇西府记室，使蜀，不屈于武陵王，见害。”这里正好透出了鲍检的任职时间和卒年的信息。
太清二年八月，降梁的原东魏大将侯景在寿阳(今安徽寿县)发动叛乱，很快渡江，攻破建康城。梁武帝被围于台城。这时，梁朝诸王拥兵在外不少，他们都觊觎帝位，各自为了保存实力而不出兵平乱，致使台城被围三个多月后于次年三月为侯景攻破，守兵饿死者十有八九，梁武帝也被饿死。侯景虽立萧纲为帝，实则萧纲为傀儡，梁武帝的第七子湘东王萧绎对武陵王萧纪的异心很有戒备，也曾一度节制过武陵王的兵马，不许武陵王的军队东下。二人虽为兄弟，但矛盾尖锐。
《梁书·武陵王传》说：“太清中，侯景乱，纪(武陵王萧纪)不赴援。高祖崩后，纪乃僭号于蜀。”这当然是湘东王坚决反对的。从《梁书·武陵王传》和《南史·武陵王纪传》得知，湘东王曾多次派使游说武陵王，劝他不要有野心。《南史·武陵王传》：“大宝元年……七月甲辰，湘东王萧绎遣鲍检报纪以武帝崩问。”这是湘东王绎多次派人使蜀中的一次，鲍检当是这次使蜀而见害的。笔者认为这个推断是正确的，而慧震必卒于太清元年(公元547年)正月至二年八月之间。梁王朝自太清二年八月就爆发了侯景之乱，如果慧震卒于侯景之乱时，估计湘东王已无心作铭，也不可能有时间使鲍检为志序。《梁书·刘之遴传》记之遴卒于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十月至十二月间，既然之遴有《吊震法师亡书》，也说明慧震必卒于之遴落于侯景之手之前，时当为太清元年正月至二年八月间。
我们知道了为之“作序”的鲍记室是鲍检以后，再看“历政礼重”的荆州刺史。因为有学者将鲍检任记室的时间定在湘东王第一次任职镇西将军的时间内来考证“历政礼重”①，笔者认为这位学者忽视了湘东王绎第二次以镇西将军任荆州刺史的时间，鲍检也正是这一时期出为镇西府记室的。慧震却恰恰卒于萧绎第二次任荆州刺史的时间内。如果把鲍检任镇西府记室的时间定在湘东王第一次任荆州刺史的时间内，首先是没有史料根据，二是假若是他在湘东王第一次任镇西将军时已任记室，到萧绎第二次任荆州刺史时鲍检仍任记室，这中间已隔了十年，根据鲍氏家族的官运来看，似乎太压抑了。
为了清楚起见，根据《梁书·武帝纪》和《元帝纪》，将梁初至侯景谋乱期间的历任荆州刺史任职情况列表如下：
┌───┬──────────────┬─────────────────────────┐
│任数 │起讫时间 │任职官员名称 │
├───┼──────────────┼─────────────────────────┤
│第一任│天监元年至天监七年五月 │始兴王萧 │
│ │(公元502-508年) │ │
├───┼──────────────┼─────────────────────────┤
│第二任│天监七年五月至十一年十二月 │平西将军安成王萧秀 │
│ │(公元508-512年) │ │
├───┼──────────────┼─────────────────────────┤
│第三任│天监十一年十二月至十三年正月│平西将军鄱阳王萧恢 │
│ │(公元512-514年) │ │
├───┼──────────────┼─────────────────────────┤
│第四任│天监十三年正月至十四年二月 │晋安王萧纲 │
│ │(公元514-515年) │ │
├───┼──────────────┼─────────────────────────┤
│第五任│天监十四年二月至十八年正月 │中抚将军始兴王萧 │
│ │(公元515-519年) │ │
├───┼──────────────┼─────────────────────────┤
│第六任│天监十八年正月至普通七年九月│开府仪同三司、征西将军鄱阳王萧恢 │
│ │(公元519-526年) │ │
├───┼──────────────┼─────────────────────────┤
│第七任│普通七年九月至大同五年七月 │丹阳尹湘东王萧绎。中大通四年(公元523年)为平西将军 │
│ │(公元526-539年) │，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十二月进号安西将军，大同三年(│
│ │ │公元537年)闰九月进号镇西将军。 │
├───┼──────────────┼─────────────────────────┤
│第八任│大同五年七月至太清元年正月 │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庐陵王萧绩。(太清元年正月 │
│ │(公元539-547年) │薨) │
├───┼──────────────┼─────────────────────────┤
│第九任│太清元年正月至大宝元年九月 │镇西将军湘东王萧绎。太清三年(公元549年)四月为侍中 │
│ │(公元547-550年) │、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余如故。 │
├───┼──────────────┼─────────────────────────┤
│第十任│大宝元年九月以后 │中卫将军、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萧恪(镇武陵)│
│ │ │。 │
└───┴──────────────┴─────────────────────────┘
从上表可知湘东王萧绎两度出任荆州刺史。第一次是普通七年(公元526年)十月至大同五年(公元539年)七月，这一次任荆州刺史至大同三年时才进号镇西将军。两年后调职任护军将军和安右将军。荆州刺史一职调由庐陵王萧绩继任。湘东王萧绎第二次出任荆州刺史是在太清元年正月由于庐陵王萧绩薨于荆州任上，湘东王萧绎由镇南将军、江州刺史任上改为镇西将军出任荆州刺史，填补因庐陵王去世而出现的荆州行政空缺。
我们把慧震的卒年大体确定之后，再来考察刘之遴《与震兄李敬朏书》中的“自还乡国，历政礼重”。
我们把上表中的荆州刺史自湘东王萧绎第二次出任荆州刺史向上推一任是庐陵王萧绩，这与“历政”二字参照虽然也可以，但有勉强之嫌，若是向上推两任，则又是湘东王萧绎，这样三任两人，与“历政”二字是极吻合的。(当然再往上推也可说是“历政”)，这说明慧震“自还乡国”的时间在梁大同五年七月湘东王离任之前。这次还乡，是与刘勰撰经任务完成后，回到乡国荆州，受到了湘东王的礼遇。大同五年(公元539年)七月之后继任荆州刺史的萧绩仍厚待慧震。这正是“历政礼重”。如果确切说的话，当是在大同二、三年(536-537年)间回乡国。因为慧震与刘勰同受敕撰经，必同时功毕。《梁书·刘勰传》说：刘勰“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所以慧震还乡的时间，也必是刘勰卒年的大体时间。传文既言舍人变服未期而卒，是其出家与卒均在十二个月以内，若此段时间前后跨越年度，则舍人之卒，非大同三年即次年也。
用慧震还乡国的时间来证明刘勰卒年是不是个孤证呢?不是的，尚有如下几条旁证：
旁证一：刘勰传排在《梁书·文学传》的谢几卿之后，王籍之前。古人写史传，以卒年先后为序(当然《梁书》的排列也有失序现象，我们不能以此否认了古人的惯例。根据杨明照的考证，谢几卿“卒于大同四年之冬”，(王)“籍之卒必在大同二年谢徵卒之后，五年七月萧绎未离荆州之前。舍人名次既厕于谢几卿王籍之间，其卒年固不应先于谢几卿或晚于王籍”。①严格说应在大同元年(公元535年)至大同三年前后。因为大同三年九月萧绎已为镇西将军。
旁证二：凡在东宫任职，卒年早于太子萧统者，太子多有悼文，如果刘勰卒年早于萧统，太子对刘勰又“深爱接之”，必有悼文，然今不见有悼文。知刘勰之卒，必晚于萧统。
另外，在佛教文献中有五条明显的证据说明其具体卒年，可以证明笔者对慧震还乡和刘勰卒年的考证是接近事实的。
第一，南宋释祖秀《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大同)三年四月(应为中大通三年四月)昭明太子薨。……名士刘勰者，雅为太子所重。撰《文心雕龙》五十篇。……累官通事舍人，表求出家，先燔发须自誓。帝嘉之。赐法名惠地。”
第二，南宋释志磐撰《佛祖统记》卷三七云：“大同……四年通事舍人刘勰……是年表求出家，赐名惠地。”
第三，南宋释本觉撰《释氏通鉴》卷五六：“辛亥三(中大通三年)四月昭明太子卒……丙辰二年(大同二年)刘勰……表求出家……赐法名惠地。”
第四，元释念常撰《佛祖历代通载》卷九云：“辛亥(即中大通三年)。是年四月，昭明太子薨。……刘勰者，名士也。表求出家……帝嘉之，赐名惠地。”
第五，元释觉岸撰《释氏稽古略》卷二云：“辛亥。中大通三年四月，太子统卒。……丙辰。大同二年，梁通事舍人刘勰表求出家，帝嘉之，赐僧洪名慧地。”
对以上佛教文献中的五条史料，杨明照和李庆甲先生都曾用过。李庆甲首先使用，并对年号的抄误做了订正。但主张刘勰卒于萧统之前的学者们认为，刘勰的卒年连《梁书》作者都没记明白，何以在刘勰去世七百年之后又有了具体卒年?又没有说明具体根据，是不可信的。但我们联系上述考证出来的慧震还乡国的时间当在梁大同二、三年(公元536-537年)间来考虑，这不能说是一种巧合，而应当说以上五条除了第一条和第四条把刘勰的出家之年与萧统的卒年记混了之外，其余三条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因此认为，如果《梁书》对刘勰传的史料记载不错，刘勰当卒于本年前后。
但是，《南史·刘勰传》中把《梁书·刘勰传》中的“未期而卒”四字删去了。有学者认为，《南史》之所以删去了这四个字，说明他并没有“未期而卒”。认为他出家时是愤而自誓，说明心中有没法名状的不快，为了避开南朝的是非之地，回到了祖籍莒县，并创建了莒县定林寺。道宣《续高僧传·昙观传》中有：昙观“(隋)仁寿中岁，奉敕送舍利于本州定林寺”。由于昙观是莒州人，所以这里说的定林寺，当指莒县定林寺，可知早在隋代就是一座名刹，一定曾有过相当知名度的和尚在此住持过佛事。这个和尚是谁呢?
1984年《文史哲》第5期发表了萧洪林和邵立均两先生的《刘勰与莒县定林寺》一文。文章利用文物、口碑和《续高僧传·昙观传》等文献资料，说明莒县定林寺是刘勰出家后北归故里所创立。文章最后说：“总上所述，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彦和出家以后并没有未期而卒，而是不久潜回了故乡莒县，传说他‘未期而卒’之时，很可能就是他北归之日；莒县定林寺之创建与彦和之出家北归，恰在同一时期；莒县定林寺实刘彦和所创建；建寺后他曾校经于此，最后没于斯寺，亦葬于斯寺。”
该文发表后，文心学界曾有反驳文章，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文心学界多持否定态度，独山东大学的牟世金先生持保留意见，并认为回莒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只是尚觉材料不足。认为如果否定此说但又难以巧合为释。(见《刘勰年谱汇考》注88)13年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心雕龙》学会会长张少康先生到莒县调查后写了一篇《刘勰晚年是否北归东莞——刘勰故乡莒县访问记》。文章说：“萧统一死，刘勰在政治上失去依靠，且东宫易主，刘勰自然也不可能在东宫任职。”“刘勰在政治上已无大的发展前途，且梁武帝后来与萧统亦有矛盾，故而刘勰在这种情况下退出政治舞台……并表示出家，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了。”“刘勰的晚年在政治上受到冷落，其情况是比较凄凉萧条的，既然在南朝的都城建康(即今南京)不受重视，燔发出家后，回到北方故乡去定居，传播佛学也是有可能的。”莒县博物馆的苏兆庆先生也以《刘勰晚年北归和莒县定林寺的创建》一文力主此说。苏先生的文章发表后，周绍恒、黄广华等人撰文提出否定意见，认为《梁书》成书时，定林寺已是名刹，如果是刘勰创立莒县定林寺，在当时应为大事，姚氏父子不可能不知，反记为“未期而卒”。张少康先生在《刘勰晚年是否北归东莞——刘勰故乡莒县访问记》一文中说：“《梁书》说他‘未期而卒’，也可能是因他出家不久就不见了，遂以为他已经去世才这样写的，《南史》则认为缺少根据，就将此句删去。”
从现在已发表的商榷文章看，无论是承认刘勰晚年北归莒县，还是否定刘勰北归莒县，都尚缺第一手史料，但莒县定林寺作为今存的唯一的一座定林寺，以千古之名刹，在有三千年历史的大白果树伴随下，屹立于莒县浮来山的半山腰间。民间关于刘勰与莒县定林寺的轶闻传说也不绝于口。定林寺最后一位住持者佛成用历代住持传下来的口碑指着寺西墓塔遗址给友好看，说此处即刘勰墓塔遗址。1996年春，浮来山园艺场工人在定林寺西佛成所指刘勰墓塔处挖出一四面刻有兽头的圆柱石，莒县博物馆的同志考证为佛塔构件，并于同年6月11日始进行试掘，出塔基两座。并出土一些文物，博物馆的同志从造形纹饰认为是北魏遗物，虽不能明确为刘勰之墓塔，但说明佛成传下的口碑或许也有一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