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故监余杭县刘府君墓志铭。高祖抚，字士安，彭城内史，夫人同郡孙荀公，后夫人高密孙女寝。曾祖爽，字子明，山阴令，夫人下邳赵淑媛。祖仲道，字仲道，余姚令，夫人高平檀敬容。父粹之，字季和，大中大夫，夫人彭城曹慧姬。南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刘岱，字子乔。君龆年歧嶷，弱岁明通，孝敬笃友，基性自然，识量淹济，道 非假。山阴令， (淬)太守事，左迁尚书札白衣监余杭县。春秋五十有四，以永明五年太岁丁卯夏五月乙酉朔十六日庚子遘疾，终于县解。粤其年秋九月癸未朔廿四日丙午，始创坟茔于扬州丹扬郡句容县南乡糜里龙窟山北。记亲铭德，藏之墓右。悠悠海岳，绵绵灵绪。或秦或梁，乍韦乍杜。渊懿继芳，世盛龟组；德方被今，道乃流古。积善空言，仁寿茫昧；清风日注，英猷长晦。奠设徒陈，泉门幽暧；敢书景行，敬遗千载。夫人乐安博昌任女晖，春秋五十有三，以永明元年太岁癸亥夏五月乙酉朔十三日辛酉终。父文季，祖仲章。一女，二庶男。女玉女，适河东裴 。长男希文，妇东海王茂瑛，父沉之，祖万喜。少男希武。
三、刘勰年谱考略①
《梁书·刘勰传》说：“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莒，即今山东省莒县，故春秋莒子国。秦属琅邪郡，西汉属城阳国，东汉初期仍为城阳国，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后国除，属琅邪郡。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臧霸归顺曹操，曹割青、徐二州之地委霸，并从琅邪、东海、北海中划出城阳郡、利城郡、昌虑郡、东莞郡，以霸将尹礼为东莞太守。(事见《三国志》的《魏武纪》和《臧霸传》。《后汉书·地理志》和《晋书·地理志》疏记此事)这是东莞初次升为郡，到刘宋时期的东莞郡辖诸县、莒县、东莞三县。永嘉之乱，北方大族纷纷南迁，明帝在京口设侨置郡县，于京口置东莞郡。1969年江苏句容县出土南齐“刘岱墓志铭”记其籍贯为“南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刘岱乃刘勰堂叔。江北大族南迁的侨置籍贯，一是为保持地望，仍用原居住地名；二是本想很快能返回故里，所以政府允许他们的户口簿上仍用原籍。(详见《晋书·范汪传附子宁传》)如：《南史·齐本纪上》云：高帝“其先本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晋元康元年，惠帝分东海郡为兰陵，故复为兰陵郡人。中朝丧乱，皇高祖淮阴令整，字公齐，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更为南兰陵人也。”又如，《梁书·武帝纪》称武帝“南兰陵中都里人，汉相国萧何之后也”，是齐高帝的本家。这说明他们的住址虽是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籍贯仍填写为“南兰陵县郡中都乡中都里人”，去掉一个“南”字，就是他们的江北的籍贯。又如，琅邪王氏南迁后住址是建康乌衣巷，户籍仍是“琅邪临沂都乡南仁里”。由是知刘勰其在江北的籍贯为“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莒城曾三次为都，即莒子国都，城阳国都，琅邪国都，这“都乡”当是指莒城周围，或城里。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二引宋欧阳修《集古录·宋宗悫母夫人墓志》：“涅阳县都乡安众里人。”又云“窆于秣陵县都乡石泉里”。顾氏说：“都乡之制前史不载。按都乡，盖今之坊厢也。”坊是城市中的住宅区，厢是靠近城的地区。晋王羲之是临沂都乡南仁里人。这南仁里就在汉魏时期的临沂城内，今属临沂兰山区白沙埠乡。可知这“都乡”是古代的城治区划名。找刘勰故里，应在莒故城区内考察。从《汉书·百官志》和《宋书·百官志》知百家为一里，这“长贵里”因历史久远，战争、蝗灾、水患和地震等灾难，在莒多有发生，具体村落或街道已不好考证，但最大区域不会超出今城阳镇地。
刘勰的生卒年和具体任职时间，历史上均未有明确记载，所以今人对其生年持说不一，故有：464、465、466、467、469、470、471年等诸说，之所以诸说不一，是因没有确凿的根据，均为史家各自对史料的理解不同所致。但不外据《文心雕龙·序志》中的七龄梦彩云和齿在逾立始著书及书成后干约献书中的“时约贵盛”等推算而定。今对刘勰年谱进行考略，取牟世金先生的《刘勰年谱汇考》中的生年为刘勰生年。
宋泰始三年(公元467年)，刘勰生。
牟世金先生在《刘勰年谱汇考》中说：“据《序志》所云：‘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事在元徽元年(公元473年)，上推七年，是刘勰生于本年。”牟世金先生的这一推理是根据其父于公元474年参与抗击刘休范谋反战斗而阵亡为准绳推出来的，牟先生说：“《梁书》本传谓：‘勰早孤，笃志好学’，似早孤与‘好学’有一定联系。《孟子·梁惠王下》：‘幼而无父曰孤’。‘幼’古代所指较泛。《周礼·秋官·司刺》：‘一赦曰幼弱’。郑注：‘年未满八岁’。《礼记·曲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刘勰早孤好学，义近《曲礼》，是其父殁，当在八至十岁之间。”牟氏所言极是。
《资治通鉴·宋纪十四》记：宋明帝“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南齐书·顾欢传》：“佛、道二家，立教既异，学者互相诽毁，欢著《夷夏论》。”
《资治通鉴·宋纪十四》：八月“魏于天宫寺作大像，高四十三尺，用铜十万斤，黄金六百斤”。
宋明帝幸庄严寺，观三教谈论。时帝好玄理。(《佛祖统记》卷三六)
此时淮河以北青、冀、徐、兖四州以及豫州、淮河以西九郡先后被魏夺去，南朝疆域又一次缩小。刘勰老家东莞及琅邪流亡至今江苏省海州地。
泰始四年(公元468年)，2岁。
《资治通鉴·宋纪十四》：正月“魏尉元遣使说东徐州刺史张谠，谠以团城降魏”。胡三省注说：“故因宋所置东徐州以命谠。《水经注》曾记载：东莞郡治团城，城在春秋之郓邑西南四十里。……此时宋魏交兵，疆吏能自守者，即以州刺史命之，无常处也。”团城在今山东沂水县境。
穆克宏《刘勰年谱》于此年下记：“宋道士陆修静至建康。王融生。钟嵘生于本年前后。”(以下凡引穆克宏《刘勰年谱》简称穆谱)
泰始五年(公元469年)，3岁。
《资治通鉴·宋纪十四》：“十一月，丁未，魏复遣使来修和亲，自是信使岁通。”胡三省注：“自元嘉之末，南、北不复通好。帝即位之三年、四年，再遣聘使。是岁，魏使来，复通好。”
吴均生。裴子野生。
泰始六年(公元470年)，4岁。
《南史·宋本纪下》：“九月戊寅，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访举各十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
泰始七年(公元471年)，5岁。
宋明帝杀诸弟休祜、休仁、休若。宋以萧道成为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殷芸生。
穆谱：宋道士陆修静上《三洞道经目录》。
宋明帝泰豫元年(公元472年)，6岁。
《资治通鉴·宋纪十五》：“正月，改元泰豫。四月明帝刘彧卒，太子刘昱立，是为后废帝。袁粲、褚渊秉政。萧道成领卫尉，掌禁卫兵权。”
宋后废帝元徽元摹」73年)，7岁。
《资治通鉴·宋纪十五》：“正月，改元元徽。”
《宋书·后废帝纪》：“八月……秘书丞王俭表上所撰《七志》三十卷。”
《文心雕龙·序志》：“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由此知刘勰是年心境特别好，对前途充满希望。
元徽二年(公元474年),8岁。
五月，桂阳王刘休范举兵反于浔阳，直入建康朱雀门。宋帝用尉将军萧道成议，坚守以待。道成遣越骑校尉张敬儿诈降，杀刘休范，破其余党。同为越骑校尉的刘尚必参与此次激战，但无功而亡，故未立传。(宋齐时五校尉无定员，有时各设近十人。从《资治通鉴·宋纪十五》知此次战役相当激烈，建康皇室兵力已全部投入激战。)牟世金说：“刘勰七岁梦彩云，自不能在本年之后，若提前一、二年，则又与‘早孤’不符”(《刘勰年谱汇考》)。此说大致可信。
六月，宋以萧道成为中领军、南兖州刺史，留卫建康，自此参与朝政。
元徽三年(公元475年)，9岁。
定林寺法献往天竺求经，至于阗国得佛牙舍利、法华提婆品以归。(《佛祖统记》卷三六)
三月，张敬儿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雍州刺史。
江淹作《草木颂》、《采石上菖蒲》、《待罪江南思北回赋》、《泣赋》、《赤虹赋》、《山中楚辞》。(见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
元徽四年(公元476年)，10岁。
六月，魏冯太后鸩太上皇，改元承明，以太皇太后复临朝称制。
六月，加萧道成尚书左仆射。
江淹作《杂三言》、《石劫赋》、《翡翠赋》、《青苔赋》、《恨赋》、《别赋》、《倡妇自悲赋》。(下凡江淹作品写作年代均见曹道衡《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
元徽五年，宋顺帝昇明元年(公元477年)，11岁。
敕沙门法持为天下僧正。
三月，宋道士陆修静卒，享年72岁。
四月，宋阮佃夫等谋废立，事泄，被杀。
七月，萧道成使人杀宋帝刘昱，立安成王刘准，是为宋顺帝，改元昇明。萧道成录尚书事。
十二月，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反萧道成。司徒袁粲等据石头城反萧道成，未几败死。
昇明二年(公元478年),12岁。
正月，沈攸之败归自缢。
二月，宋进萧道成为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诸军事，刺史如故。王俭为太尉右长史。
刘祥为萧道成东阁祭酒、骠骑主簿。
江淹作《萧骠骑祭石头战亡文》、《萧骠骑筑新亭垒埋枯骨表》等。
昇明三年，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13岁。
三月，以太傅萧道成为相国，封齐公，加九锡。其骠骑大将军、扬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
四月，萧道成晋爵为齐王，辛卯(20日)宋顺帝禅位。甲午(23日)萧道成即帝位，是为齐高帝，改元建元，国号为齐。以顺帝为汝阴王，继杀之，追谥顺帝。宋亡。
赵翼《廿二史札记·南朝经学》：“齐高帝少为诸生，即位后，王俭为辅，又长于经礼，是以儒学大振。”
《南齐书·王俭传》说：王俭：“齐台建，迁右仆射，领吏部，时年二十八岁。”
《南齐书·高帝纪》：“儒士雷次宗立学于鸡笼山，太祖年十三受业，治《礼》、《左氏春秋》”。又《文惠太子传》：“初，太祖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讽诵，以为口实。”此时刘勰正值求学之时，齐帝尚儒，王俭重儒，其后数年“儒学大振”，对刘勰必深有影响。
《南齐书·刘祥传》：“祥从祖兄彪，祥曾祖正胤。建元初，降封南康县公，虎贲中郎将。”
江淹作《萧让前部羽葆鼓吹表》、《谢开府辟召表》等。
沈约作《为柳世隆让封公表》。
刘杳生。阮孝绪生。
建元二年(公元480年)，14岁。
刘祥为武陵王冠军征虏功曹，除正员外。
《南齐书·文学·檀超传》：“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与骠骑记室江淹掌史职。”
沈约作《为南郡王让中军表》、《为南郡王舍身疏》、《和王卫军解讲》。
江淹作《大赦诏》、《何詹事为吏部尚书诏》、《北伐诏》等。
王俭作《让左仆射表》、《太子迎车驾临丧议》、《宫臣为太子妃服议》、《太子妃铭旌议》、《太子妃薨建旒议》、《太子妃灵还在道不设祭议》、《国臣为太子妃服议》。
建元三年(公元481年)，15岁。
齐司徒褚渊上臧荣绪撰的《晋书》。
沈约作《为柳兖州世隆上旧宫表》。
王俭作《请解领选表》、《太子妃丧遇闰议》、《答褚渊难丧遇闰议书》、《答王逡书》、《穆太妃小祥南郡王应不相待议》。
刘孝绰生。
建元四年(公元482年)，16岁。
正月，齐立国学。以中书令张绪为国子祭酒。“精选儒官，广延国胄。”三月，齐高帝萧道成卒，太子萧赜嗣立，是为齐武帝。六月，立萧长懋为太子，封萧子良为竟陵王。九月，以国哀故，罢国子学。
沈约作《竟陵王造释迦像记》、《为文惠太子解讲疏》。
江淹作《立学诏》、《王镇军为中书令右光禄诏》、《张令为太常国子祭酒诏》、《应刘豫章别》、《齐太祖高皇帝诔》。
王俭作《嗣位郊祀议》、《单拜录尚书优策议》、《司空未拜而薨掾属为吏敬议》、《高帝哀策文》、《太宰褚彦回碑文》。
齐武帝永明元年(公元483年)，17岁。
正月，齐改元永明。
据《南齐书·刘 陆澄传论》：“永明纂袭，克隆均校，王俭为辅，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可知此时儒风更浓，刘勰当年17岁，当为执卷欣欣者之一。
《高僧传·僧柔传》：“齐太祖创业之始，及世祖(齐武帝)袭图之日，皆建立招提，傍求义士，以柔耆素有闻，故征书岁及，文宣(即萧子良)诸王再三招请，乃更出京师，止于定林寺，躬为元匠。四远钦服，人神赞美。文惠、文宣，并服膺入室。”又《玄畅传》：“至齐武升位，司徒文宣王启自江陵，旋于京师，文惠太子又遣征迎。既敕命重迭，辞不获免。于是泛舟东下，中途动疾，带患至京。”又《僧远传》：“文惠、文宣，并服膺师礼。”佛徒为帝王敬重到如此程度，当使刘勰为之动心。
齐武帝下令削除没落官僚家族的免役权。
沈约作《为齐竟陵王发讲疏》、《为褚炫让吏部尚书表》、《为长城公主谢表》。
刘祥迁长沙王晃镇军谘议参军，撰《宋书》指斥禅代，王俭密以启闻。武帝暂未追究。
《南齐书·刘祥传》说，刘祥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建元初年，褚渊位高权重，入朝以腰扇障日，刘祥从侧过，训之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褚渊怒斥道：“寒士不逊!”刘祥不示弱：“不能杀袁、刘，安得免寒士?”袁指袁粲，刘指刘秉。此二人与褚渊和萧道成在宋末被称为“四贵”。后褚渊协助萧道成杀此二人，故刘祥讥讽之。
《南齐书·刘祥传》：刘彪“永明元年，坐庙墓不修削爵。后为羽林监”。
永明二年(公元484年)，18岁。
正月，定林寺释僧远卒。
《资治通鉴·齐纪二》说：“竟陵王萧子良为护军将军兼司徒，领兵置佐，镇西州。……子良笃好释氏，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亲为众僧赋食、行水，世颇以为失宰相体。”
《南齐书·王俭传》：王俭“二年，领国子祭酒，丹阳尹”。
范缜著《神灭论》。
刘祥为鄱阳王锵征虏府幕僚。按：萧锵本年进号征虏将军。
永明三年(公元485年)，19岁。
《资治通鉴·齐纪二》：永明三年正月“诏复立国学；释奠先师用上公礼。……初，宋太宗置总明观以集学士。亦谓之东观。上以国学既立，五月，乙未，省总明观。时王俭领国子祭酒，诏于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又诏俭以家为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俭少好《礼》学及《春秋》，言论造次必于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术。”
向以“笃志好学”著称的刘勰对儒学的崇尚将更甚。
沈约作《为南郡王侍皇太子释奠宴诗二》。
王俭作《释奠释菜议》。
王羲之四世孙王僧虔卒。
永明四年(公元486年)，20岁。
《资治通鉴·齐纪二》：“唐宇之攻陷钱唐。并称帝于钱唐，国号吴，立太子设百官，遣其将高道度攻陷东阳，杀东阳太守萧崇之，三吴为之大震，寻败死。”
沈约作《绣像赞并序》。江淹作《籍田歌》。
刘勰母殁。刘勰母殁的具体时间不好确考。牟世金先生在《刘勰年谱汇考》中引范文澜《文心雕龙·序志》注说：“母殁当在二十左右，衡诸居丧三年后之行事，故系于本年。”牟氏推算为是。
永明五年(公元487年)，21岁，丁母忧。
春，沈约受敕撰《宋书》。
以萧子良为首的文学集团形成，为当时文坛盛事。并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为《四部要略》千卷。与此同时，萧子良广招名僧，大讲佛法，形成江南崇佛高潮。
任昉作《为褚谘议蓁让兄袭封表》。刘祥作《连珠》十五首。王融作《古意》二首，《从武帝琅邪城讲武应诏诗》。
刘勰在家守丧，读书。
永明六年(公元488年)，22岁，丁母忧。
二月，沈约上《宋书》七十卷。其中，《谢灵运传论》第一次提出较系统的声律论，声律学自此渐兴。
王俭作《皇孙南郡王冠议》、《南郡王冠醮酒辞》并与贾渊撰《百家谱》。
臧荣绪卒。
陆侃如先生在《刘勰年表》中，定刘勰本年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根据是从《高僧传·释僧祐传》中有僧祐“永明中敕入吴”推出来的，此说可能源于范文澜，不确(详见下文永明十年)。陆先生并在这年的说明部分说：“这里所说的定林寺，应指京口的庙宇。”这也是不对的，应是建康的定林上寺。笔者藏有一部元《至顺镇江志》，书中查不到京口有定林寺的记载。1997年冬天，笔者曾亲到镇江为此事走访过文博界的几位先生，均否认此处有定林寺，所以说陆先生之说也是不准确的。现在莒县的同志写文章提到刘勰与定林寺，往往说曾在京口或镇江的定林寺，究其谬因，盖源于陆先生，因为他这个年谱就陈列在莒县定林寺。
永明七年(公元489年)，23岁，三年丧毕。
《高僧传·僧辩传》：“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同声发而觉，即起至佛堂中，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韵声流好，著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普智、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宝超胜，及僧辩等，集第作声。”牟世金：“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学说形成于永明年间与此有关。”(《刘勰年谱汇考》)
刘祥卒，年39岁。(御史中丞任遐作《奏弹刘祥》，武帝下《敕徙刘祥》发配广州，终日饮酒，少时卒。)刘 卒。王俭卒。萧子显生。
齐以竟陵王萧子良为国子祭酒。
沈约作《瑞石像铭》、《齐临川王行状》、《齐太尉文宪王公墓志铭》、《和竟陵王子良高松赋》。
任昉作《求为刘 立馆启》。
王融作《栖玄寺听讲毕游西邸园七韵应司徒诗》。
永明八年(公元490年)，24岁。
《南齐书·武帝纪》：夏四月戊辰，诏：“公卿已下各举所知，随才授职，进得其人，受登贤之赏；荐非其才，获滥举之罪。”
十月，萧子良招硕学名僧五百余人，请定林寺僧柔、僧祐等讲律。(见僧祐《略成实论记》)
假若前传刘勰20岁母殁是正确的，则此年服丧已满，又见朝廷下诏各公卿举人，在此诏的感召下，使刘勰看到了朝廷以才取仕的希望，建康定林寺是一个极好的去处，一是可以避役，二是可以安心读书，三是有机会见到政界上层人物。其最初身份可能是书佣。当时的定林寺藏书丰富，名僧聚集，其主持僧祐又是当朝的经律权威，这对于一个笃志好学的年轻学子自有极大的吸引力，刘勰可能在此种思想指导下，遂入寺一边读书，一边助 校经，窥测时机，以求闻达，这一住便是十几年。虽久住，但不皈依，这说明儒家思想对刘勰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刘勰于永明十年为定林寺高僧超辩撰碑文。此时定林寺名僧云集，彦和独秀于林，这说明刘勰的才华已被定林寺高僧所认可，这必须得有一个相当的时间作保证。一是刘勰的才华展现需有一定的时间；二是高僧们对他也应有个认识过程。所以，于此年入寺较为合理。牟世金先生主张系于本年。并举出四条理由：一为刘勰丧满之后，旋即来京，不可久滞(牟氏认为彦和家住京口)；二为或闻四月诏，即时赶来冀得“公卿以下”所举。即无门径，则依沙门僧祐，以待时机，故入寺后未曾年满具戒；三为此时僧祐正为萧子良所重，僧祐声望俱增，信可托；四为自本年入寺至天监二、三年出寺入仕与本传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相符。(《刘勰年谱汇考》)
萧子良作《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左卫过刘先生墓下作》。
沈约作《奉和竟陵王经刘 墓诗》、《奏弹王源》、《奏弹孔稚 违制启假事》。
周 作《抄成实论序》。(见僧祐《出三藏记集》)
是年冬，齐音韵学家周 卒。(曹旭《诗品研究》354页)
永明九年(公元491年)，25岁。
据《高僧传》和《续高僧传》记载，同与刘勰在定林寺的名僧有僧柔、法通、道嵩、超辩、慧弥、法令等，其中法令和超辩、慧弥皆“足不出门三十余载”。此风必影响“笃志好学”之刘勰，而僧祐著作等身，可见定林寺不仅是一所佛教名寺，也是一所治学严谨的学府。
此年诏百官举士，刘勰仍无人举荐，陆厥被同郡司徒左西曹掾顾皓之举为秀才。(《南史·陆厥传》)
刘勰在定林寺一边读书，一边佐僧祐校经。
王融作《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饯谢文学离夜》、《萧谘议西上夜集》、《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任昉作《别萧谘议衍诗》。萧衍作《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
谢朓作《三日侍宴曲水代人应诏》、《和沈右率诸君饯谢文学诗》、《随王鼓吹曲》，萧琛作《饯谢文学》。
《南齐书·刘祥传》：刘彪，“九年，又坐与亡弟母杨别居，不相料理，杨死不殡葬……为有司所奏，事寢不出”。
永明十年(公元492年)，26岁。
竟陵王萧子良为尚书令。
《续高僧传·明彻传》：永明十年僧祐奉敕三吴讲律，与明彻中途相遇，虽则年龄悬殊，情同莫逆。(范文澜认为僧祐奉敕入吴讲律在永明五、六年间，是按《僧祐传》中的“永明中”推出来的，不确)(见《文心雕龙注·序志注六》)
陶弘景作《解职表》，脱朝服隐居句容之句曲山。
王融作《豫章文献王墓志铭》。
刘勰为定林寺释超辩撰碑文。
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27岁。
正月，文惠太子萧长懋卒。七月，齐武帝萧赜卒，太孙(懋长子)昭业嗣位(后改为郁林王)。
四声论、永明体形成。
刘勰一面佐僧祐校经，一面注意永明年间形成的声律论。《文心雕龙》中的《声律篇》正是沈约、陆厥等人研究声律学的反映。
王融作《皇太子哀策文》、《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别王丞僧孺》、《上疏乞自劾》、《下狱答辞》。不久被杀。时年27岁。
沈约作《齐武帝谥议》、《伤王融》、《伤胡谐之》、《为文惠太子礼佛愿疏》。
齐郁林王隆昌元年，海陵王延兴元年，齐明帝建武元年(公元494年)，28岁。
正月，齐改元隆昌。四月，萧子良卒。七月，西昌侯萧鸾杀齐帝萧昭业，迎立新安王萧昭文(谥恭王)为帝，改元延兴。十月，萧鸾为太傅加殊礼，晋爵为王，旋废帝为海陵王，萧鸾即帝位，是为明帝，改元建武。
沈约除吏部郎，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
十月，沈约征为五兵尚书，迁国子祭酒，进号辅国将军。作《早发定山诗》、《让五兵尚书表》、《贺齐明帝登祚启》。
《高僧传·僧柔传》：定林寺释僧柔卒，春秋六十有四，葬于山南，沙门僧祐为之立碑，刘勰为其撰碑文。
刘勰继续在定林寺佐僧祐校经。
释玄畅卒，畅长于律学。
建武二年(公元495年)，29岁。
四月，魏为孔子立祠，修孔子墓，封诸孔宗子一人为崇圣侯。
六月，魏诏：“不得为北俗语于朝廷，违者免官。”
八月，魏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于洛阳。
九月，魏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通鉴》记齐明帝建武二年九月，《南史》记明帝建武元年十二月，今以《通鉴》为准)
谢朓作《齐雩明堂辞八首》。
诏刘 为国子博士不起。 隐居江陵。其年冬季命卒，年五十八。 ，南阳涅阳人，汉皇室后裔，精信佛理。注《法华经》自讲佛义。
刘勰在定林寺继续佐僧祐整理经卷。
建武三年(公元496年)，30岁。
《资治通鉴·齐纪六》：“上躬亲细务，纲目亦密，于是郡县及六署、九府常行职事，莫不启闻，取决诏敕。文武勋旧，皆不归选部，亲近凭势,互相通进,人君之务过繁密。南康王侍郎颍川钟嵘上书言：‘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唯恭己南面而已’。书奏，上不怿，谓太中大夫顾暠曰：‘钟嵘何人，欲断朕机务！卿识之不？’对曰：‘嵘虽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职事，各有司存；今人主总而亲之，是人主愈劳而人臣愈逸，所谓‘代庖人宰而为大匠斫’也。上不顾而言他”。
范云出为始兴内史。
沈约此年离东阳太守职，进京就尚书职，作《去东阳与吏民别诗》。
任昉作《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
建武四年(公元497年)，31岁。
《南齐书·张融传》：张融“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岁”。
沈约作《授王缋蔡约王师制》。
任昉作《为萧扬州荐士表》，此表为萧遥光荐举王暕和王僧孺而作。刘勰酝酿《文心雕龙》的写作。
定林寺释法献卒，享摹岁。弟子僧祐造碑墓侧，丹阳尹沈约制碑文。沈约与僧祐的交往，史无明文记载，从立碑和制文看，二人似一定有交往。
建武五年，永泰元年(公元498年)，32岁。
正月，明帝大杀诸王十人。此时除梁武帝仅有一支外，齐高帝和齐武帝后人皆被杀。
四月，改元永泰。大司马王敬则举兵反于会稽，五月被杀。
七月，明帝萧鸾病卒，子萧宝卷立，后被废为东昏侯。
《梁书·沈约传》：“明帝崩，政归冢宰，尚书令徐孝嗣使约撰定遗诏。迁左卫将军，寻加通直散骑常侍。”又作《齐明帝谥议》、《齐明帝哀策文》、《劝农访民所疾苦诏》、《行园》。
《文心雕龙·序志》：“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刘勰于本年前后始撰《文心雕龙》。
齐东昏侯永元元年(公元499年)，33岁。
正月，改元永元。四月，魏孝文皇帝卒，子洛嗣，是为世宗宣武皇帝。八月齐始安王遥光举兵反，寻败死。十一月，太尉陈显达举兵于浔阳，十二月败死。
四月，沈约作《立太子诏》，九月作《赦诏》。十月帝杀徐孝嗣。封孝嗣子世标为临汝县子。
陆厥卒，谢朓卒。
沈约作《封徐世标诏》。又作《伤谢朓》。
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成书于本年前后。
在《出三藏记集》这部书中，虽然没有明确标出成书年代，但从书的卷一二《释僧祐法集目录序》中可以推算出他的成书时间。《序》文说：“少受律学，刻意毗尼，旦夕讽持，四十许载，春秋讲说，七十余遍。”慧皎《高僧传·僧祐传》记其出家时间为：“年十四，家人为访婚， 知之而避至定林，投法达法师。……以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把天监十七年的公元518年，减去“七十有四”是公元445年出生，加上“年十四”出家，可知其出家之年为公元459年，加上“刻意毗尼，旦夕讽持，四十许载”是公元499年，时为齐东昏永元元年，是其序文撰写之年。可知其书最初成书于齐末。
但我们翻检现行的中华书局版《出三藏记集》，却时而见到梁代的资料在内。例如：
卷二《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有：萨婆多者，梁言一切有也。……昙无德者，梁言法镜。《新集撰出经律论录》载：《教戒比丘尼法》一卷，梁天监三年，钟山灵耀寺沙门释僧盛依《四分律》撰。
卷五《新集疑经伪撰杂录》载：《众经要览法偈》二十一首，一卷，梁天监二年，比丘释道欢撰。《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第四载：《益意经》二卷，天监元年出。《般若得经》一卷，梁天监元年出。《华严璎珞经》一卷，天监元年出。《逾陀卫经》一卷，天监四年出。《阿那含经》二卷，天监四年出。《妙音师子吼经》三卷，天监四年出。《出乘师子吼经》一卷，天监三年出。《萨婆若陀卷眷庄严经》一卷，注说：右一部。梁天监九年，郢州头陀道人好光，戒岁七腊，矫以胜相，诸尼妪人，佥称圣道。
卷七《慧印三昧及济方等学二经序赞》云：有广州南海郡民何规，以岁次协洽，月旅黄钟，天监之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采药于豫章胡翼山。
卷八《注解大品序》云：此经东渐，二百五十有八岁，始于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至自于阗。(自甘露五年的260年加上257年，即为公元517年，是梁天监十六年)
卷九《贤愚经记》云：京师天安寺沙门释弘宗者……洎梁天监四年，春秋八十有四。凡六十四腊，京师之第一上座也。
卷一二《杂录序》云：由汉届梁，世历明哲。《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序》云：大梁受命，道观百王，神教傍通，慧化冥被。《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中有：《皇帝天监五年四月八日乐游大会记》、《大梁功德集》、《太尉临川王成就摄山龛大石像记》、《定林上寺太尉临川王造镇经藏记》〔临川王萧宏进太尉，第一次为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第二次时在普通元年(公元520年)〕。
但是，本书卷一二说此书原为十卷。而现行本却是十五卷，唐《长房录》卷一五载：“《出三藏记集》齐建武年律师僧祐撰。”《道宣录》卷一〇载：梁出《出三藏记集》，齐末梁初撰。《历代三宝记》卷一一录《华杯佛殿众经目录》四卷，其解题云：“右一部四卷，天监十四年，安乐寺沙门释僧绍敕撰。绍略取 之《三藏记目录》，分为四色，余增减之。‘此经记作’梁天监十四年敕沙门释僧绍撰。”可见《出三藏记集》的十卷本在齐末已行于世。而今中华书局的十五卷本中有天监十六年和普通年间的材料，一是说明此书在僧祐生前一直把新出现的东西不断补充在里面，二是说明刘勰入寺与慧震校经时，又再次作了增订。
日本的兴膳宏先生对刘勰与《出三藏记集》的关系专门作过研究，他认为：
刘勰在《出三藏记集》的编纂中作过贡献，而且这种贡献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僧祐自己在此书中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用他自己名字发表的著作不一定由他本人执笔。例如卷一二《经序》部末尾有“僧祐编”《法集杂记》七卷，列记了序和篇目，其中除僧祐自己的著作外还有刘勰撰《钟山定林上寺碑铭》一卷、《建初寺初创碑铭》一卷、《僧柔法师碑铭》一卷及沈约撰《献统上碑铭》一卷。僧祐在序中说：“其山寺碑铭，僧众行记，文自彼制，造自鄙衷。”也就是说：以上所奉四篇文章，虽然出自刘勰、沈约之手，而内容却是僧祐自己的，可以理解为僧祐向刘、沈叙述了自己的旨趣，而委托他们走笔成文。僧祐与沈约的关系目前还不清楚，但对于弟子刘勰，经常嘱他撰写此类文字恐怕是毫不足怪的。按照三段论法，可以说《出三藏记集》内的文章出于刘勰之手的假定具备了确凿的条件。
其次，从散见于本书中的著者的文章中，往往使人感到它们并非出于僧祐之手。如卷五载僧妙光作疑经《萨婆若陀眷属庄严经》引起协议，僧祐及其他高僧遂奉武帝敕命会集建康进行审理。文云：“即以其年四月二十一日，敕僧正慧超，令唤京师能讲大法师，宿德僧祐、昙准等二十人，共至建康，前辩妙光事。”
在中国，人与人之间关系中，序列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僧祐作为二十名高僧的代表，却把自己的名字列在最前面的这一情况按照常识说来是不自然的。而且在自己的名字前边冠上庄严的“宿德”样字，简直令人感到滑稽。如果“宿德”僧祐真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他一定不会这样写。可以说代笔者在这些例子中露了马脚。那么范文澜氏认为僧祐因宣扬佛法多忙，无暇潜心著述，故以其名发表的作品，皆出于刘勰之手这一看法又如何呢?(引自彭恩华编译的《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
兴膳宏先生从文法和用词造句中经过与《文心雕龙》的对比甚至从中找出了属于刘勰的部分。
永元二年(公元500年)，34岁。
三月，平西将军崔慧景起兵围建康，四月败。十月，齐害尚书令萧懿。十一月，雍州刺史萧衍起兵襄阳。十二月，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起兵江陵，奉南康王萧宝融为主。魏于洛阳伊阙山造石窟佛像。
《资治通鉴·齐纪八》：“帝(东昏侯)既诛显达，益自骄恣，渐出游走，又不欲人见之；每出，先驱斥所过人家，唯置空宅。尉司击鼓蹋围，鼓声所闻，便应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应手格杀。一月凡二十余出，出辄不言所定，东西南北，无处不驱。常以三四更中，鼓声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横路，士民喧走相随，老小震警，啼号塞道，处处禁断，不知所过……尝至沈公城，有一妇人临产，不去，因剖腹视其男女。又尝至定林寺，有沙门老病不能去，藏草间；命左右射之，百箭俱发。”不知受箭者为何僧?
此时刘勰正住定林寺撰写《文心雕龙》，不知何以脱险?
东昏侯为一道教徒，对寺院和佛徒持虐杀态度，是可想而知的事。
《梁书·沈约传》：沈约于“永元二年，以母老表求解职，改授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作《大赦诏》、《侍宴乐游苑饯徐州刺史应诏》。丘迟作《侍宴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诗》。范云作《赠张徐州稷》诗。
祖冲之卒。
永元三年，齐和帝中兴元年(公元501年)，35岁。
正月，东昏侯以晋安王萧宝义为司徒，建安王萧宝寅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康王萧宝融为相国，萧宝融遂称帝于江陵，改元中兴，是为和帝(时建康东昏政权仍存在)。二月，萧衍上表反对甲族二十登仕，帝诏依衍表施行。六月，巴陵王萧昭胄谋自立，事泄，死。九月萧衍督师至建康，十月围宫城。十二月，萧衍杀东昏侯，以宣德太后令追封废帝为东昏侯。萧衍为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
陶弘景使弟子向萧衍献图谶。
裴子野作《齐安乐寺律师智称法师碑》。(见《广弘明集》)
萧统生。孔稚 卒。
刘勰在定林寺继续撰写《文心雕龙》。
中兴二年，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36岁。
正月，齐大司马萧衍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旋为梁国公，加九锡。二月晋爵称王，大杀明帝诸子，迎和帝于江陵。三月二十八日齐和帝禅位，四月八日萧衍即皇帝位，改元天监，国号为梁。是为梁高祖武皇帝，以齐和帝为巴陵王，翌日杀之，齐亡。
任昉作《禅位梁公策》、《禅位梁王玺书》、《禅位诏》。
以萧宏为后军将军、扬州刺史，并封为临川郡王。
诏以中书监王亮为尚书令，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仆射。范云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
四月辛未，武帝土断南徐州侨置郡县。
又诏：“可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若怀宝迷邦，蕴奇待价，蓄响藏真，不求闻达，并以名腾奏，罔或遗隐。使 轩所届，如朕亲览焉。”
十一月，梁立萧统为皇太子。
沈约作《齐太尉徐公墓志》、《让仆射表》、《谢封建昌侯表》、《谢母封建昌国太夫人表》、《立太子诏》、《为太子谢初表》、《封授临川等五王诏》、《齐太尉王俭碑》、《丞相长沙宣武王墓志铭》、《梁武帝践祚后与诸州郡敕》。
钟嵘作《上言军官》。
魏洛阳宫室自齐永明十一年始建，至本年十一月完工。
《文心雕龙》是年春夏撰成。
《文心雕龙》成书年代，过去皆以清人刘毓崧《书文心雕龙后》依据《时序》篇中的“既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 ，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至天，缉遐(疑当作熙)景作。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断定成书于齐。刘氏以此列举三证：“此篇所述，自唐虞以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其证一也。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惟文帝以身后追尊，只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其证二也。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颂美，绝无规过之词，其证三也。”
牟世金先生在《刘勰年谱汇考》也说：“刘勰之称皇齐，绝非偶然，《文心雕龙》必成于齐末，已无庸置疑。”然而近年贾树新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第1辑上撰文以避讳学作为钥匙，以新“三证”反驳了刘毓崧的“三证”，认为《文心雕龙》中避梁武帝“衍”字而不避齐帝“宝”、“融”、“卷”、“昭”、“业”。认为“这充分说明，书非成于齐……而理当撰成于梁。”以往曾有多位学者用避讳学判断《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认为《文心雕龙》中避梁讳，因而判定其成书于梁代。笔者认为用此种方法的论者有个重要因素没有考虑进去，这就是印刷术虽然发明于隋唐，但应用于印书业是中唐以后。隋代以前的文献都是手抄品，学界普遍认为刘勰向沈约献书的时间是在梁初，刘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家，他决不会把《文心雕龙》中带有“顺”字和“衍”字的书稿献给与梁武帝关系非同一般的沈约。现在的《文心雕龙》不可能是最初的版本。《文心雕龙》即便是成书于齐，刘勰也会在向沈约献书前作一番避梁讳的改动。再说，梁代以前的所有文献，凡经过梁代抄录的，必然都要避梁讳，这是常识，但往往被忽视。因而用避讳学否定《文心雕龙》成书于齐的力度不大。又因为书成以后，未为时流所称，不得已而取定于沈约，这说明成书后至负书干约需有一段时间。故将《文心雕龙》成书时间系于本年春。
天监二年(公元503年)，37岁。
正月，沈约为尚书左仆射，范云为右仆射。四月，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五月范云卒。六月，中书监王莹为尚书右仆射。
刘勰负书干约，得约赏识，沈约响应武帝去年贤诏，举刘勰起家奉朝请。仍住定林寺。十月，萧纲生。
沈约作《尚书右仆射范云墓志铭》、《佛记序》、《应诏进佛记序启》。任昉作《出郡传舍哭范仆射诗》。
萧衍作《连珠》，诏群臣继作者数十人，丘迟文最美。
十一月，沈约以丁母忧解职。
天监三年(公元504年)，38岁。
正月，临川王萧宏为中军将军，开府置佐，得僧祐力，刘勰任临川王记室。
《高僧传·僧祐传》说：“临川王宏，南平王伟……并崇其戒范，尽师资之敬。”由此，知萧宏与僧祐关系甚密。可证刘勰为临川王记室当得到了僧祐的推荐。刘勰终于实现了入寺以求闻达的目的。
刘勰于本年离开定林寺正式入仕。
前尚书左仆射沈约为镇军将军，丹阳尹。
钟嵘为临川王行参军。与刘勰同在萧宏帐下供职，一定相识。
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尚书左仆射。太子詹事柳惔为右仆射。
四月，武帝敕命舍道事佛。四月八日，诏曰：“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法，并迷知返。今舍旧医，归�
菊酢Ｔ甘刮蠢词乐校谐黾遥愫刖蹋戎谏！保ā渡岬朗路鹗琛芳度何摹肪砹┧脑率蝗沼蛛罚骸按缶兴担烙芯攀郑ǚ鹨坏溃怯谡溃溆嗑攀逯纸允峭�(邪)道。朕舍外道以事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发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为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其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敕舍道事佛》见《全梁文》卷四、《广弘明集》卷四。此事《佛祖统记》记在天监二年条下)
沈约作《均圣论》。陶弘景作《难镇军沈约〈均圣论〉》。
十一月，帝敕公卿百僚侯王宗族，并弃道教，舍邪归正。(此条《佛祖统记》记在天监二年，误，当在天监三年)
任昉作《奏弹曹景宗》、《奏弹刘整》。(此刘整非刘祥兄，乃刘寅之弟)
天监四年(公元505年)，39岁。
正月《梁书·武帝纪》诏：“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资治通鉴·梁纪二》：诏“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纳后进”。于是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期年之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梁书·儒林传论》亦记此事)
十月，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都督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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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留守中军府。丘迟为临川王记室，随军北伐。
取作《奏弹范缜》。
沈约作《上疏论选举》、《应诏乐游苑饯吕僧珍》。
王筠作《侍宴饯临川王北伐应诏诗》。
释僧祐作《贤愚经记》。(《释藏》)江淹卒，时年62岁。《诗品》评曰：“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
天监五年(公元506年)，40岁。
《魏书·世宗纪》正始三年(公元506年)正月壬申，“萧衍冀州刺史桓和入寇南青州，州军击走之”。
梁武帝正月诏：“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当时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县一千二十二)，专掌搜荐东晋以来湮没不显的旧族，使他们有参加政权的机会，作为政权的支持力量。
甲申，立皇子刚为晋安王。
《梁书·武帝纪中》三月“癸未，魏宣武帝从弟翼率其诸弟来降。辅国将军刘思效破魏青州刺史元系于胶水”。(胶水即今山东潍坊和青岛间的胶河)
据《梁书·陈伯之传》，三月，临川王萧宏记室丘迟私与宋时降魏的陈伯之书，其书末云：“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鹦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图，自求多福。”于是陈伯之拥兵八千归梁。
六月，昭明太子出居东宫。
丘迟又作《为柳仆射让光禄表》、《敬酬柳仆射征怨诗》。
刘孝仪作《为临川王奉诏班师表》。谢朓卒，时年66岁。
沈约作《怀徒谢朓墓志铭》、《齐禅林寺尼静秀行状》。
天监六年(公元507年)，41岁。
梁武帝正月诏：“朕听朝晏罢，思阐政术，虽百辟卿士，有怀必闻……四方士民若有欲陈言行政，益国利民……有可申采，大小以闻。”刘勰闻诏，始酝酿陈言以图进身。
四月，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
六月，以车骑将军、湘州刺史夏侯详为右光禄大夫。
闰十月，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临川王萧宏为司徒，行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行太子少傅。右光禄大夫夏侯详为尚书左仆射。
任昉作《济浙江诗》、《落日泛舟东溪诗》、《泛长溪诗》。
十二月，尚书左仆射夏侯详卒。
范缜《神灭论》成书。梁武帝发动王公及僧正等66人撰文75篇批驳范缜，缜不为所屈。
天监七年(公元508年)，42岁。
正月，诏吏部尚书徐勉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中卫将军领太子詹事王茂进号车骑将军。帝下《立学诏》。《梁书·儒林传论》云：“于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业焉。高祖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泽泽焉。大道之行也如是。”
丘迟卒。时年45岁。《诗品》称：“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故当浅于江淹，而秀于任昉。”
范缜为国子博士，作《以国子博士让裴子野表》。
萧绎生。十一月，刘勰奉敕入定林寺与僧旻一起抄经。
唐释道宣撰《续高僧传·僧旻传》：“……仍选才学道俗释僧智、僧旻，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经论，以类相从，凡八十(八)卷，皆令取衷于旻。”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众经要抄一部并目录，八十八卷。……天监七年十一月，帝以法海浩博，浅识窥寻，卒难该究，因敕庄严寺沙门释僧旻等于定林上寺，缉撰此部，到八年四月方了。”杨明照先生认为：“在天监七年十一月之前，舍人仍任职临川王萧宏府中,故道宣称其衔也。”(《〈梁书·刘勰传〉笺注》)
牟世金先生在《刘勰年谱汇考》中认为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十月中军临川王萧宏率兵北伐，记室已换成丘迟，因《梁书·丘迟传》中说：“四年，中军将军临川王宏北伐，迟为谘议参军，领记室。”因此认为天监七年刘勰已迁车骑仓曹参军；而天监六年至天监八年间的车骑将军唯有夏侯详和王茂二人，并且认为刘勰是任夏侯详的仓曹参军。笔者认为道宣在《僧旻传》中记“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一定是有根据的，即使中军将军记室定制设一人，而天监四年萧宏率军北伐，因为非常时期，工作一定相当繁忙，或许刘勰留府中，丘迟在前线，丘迟只是前线上的记室。故从杨明照说。至于牟先生以道宣不记官职全名只记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显然是道宣之误……不足为刘勰任临川王记室至本年之据”。笔者认为如果以此为据否认了道宣所记的史料价值的话，牟先生在《刘勰年谱汇考》中也有几处临川王萧宏记室而不记全衔，如《汇考》第82、83页就只记临川王萧宏记室未记前衔。难道说《汇考》没有参考价值了吗？只能说道宣此处记得不严密，不能以此为据认为此时刘勰已调为车骑仓曹参军。如果为车骑仓曹参军，而又只能是夏侯详的，那么夏侯详卒于天监六年十二月，到七年十一月刘勰才去抄经，那么从七年一月至十一月这十一个月的时间空白，刘勰又到哪里去了呢？所以我们认为《梁书·刘勰传》只记刘勰初任萧宏记室的职务，后来的就没有再记上，认为刘勰自天监三年至八年四月，仍任职萧宏府中。
任昉卒，时年49岁。王僧孺作《太常敬子任府君传》。
沈约作《太常卿任昉墓志铭》。
天监八年(公元509年)，43岁。
《资治通鉴·梁纪三》记：天监八年(公元509年)，时佛教盛于洛阳，沙门之外，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处士南阳冯亮有巧思，魏主使与河南尹甄琛、沙门统僧暹择嵩山形胜之地立闲居寺，极岩壑土木之美，由是远近承风，无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万三千余寺，僧众二百万(此不含南朝寺数)。
本年四月，刘勰与僧旻等在定林寺抄成《众经要抄》八十八卷。
戊申，以太傅临川王宏为司空，车骑将军王茂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刘勰抄经完工后，调任车骑(王茂)仓曹参军。
王茂，字休远，太原祁人，高门士族。起家奉朝请。“好读兵书，驳略究其大旨”，“性宽厚，居官虽无誉，亦为吏民所安。……姿表瑰丽，须眉如画，出入朝会，每为众所展望”。①一直在军内谋事，为武帝所器重，是武帝政权的重要支持者。历任后军参军，司空骑兵，太尉中兵参军，临湘令，越骑校尉，宁朔将军，江夏内史，襄阳太守。武帝义师起后，任护军将军，侍中，领军将军，镇军将军，封望蔡县公。天监六年改为中卫将军，领太子詹事。七年为车骑将军，八年四月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侍中如故。十一年(公元512年)为司空，十二年(公元513年)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将军，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十四年(公元515年)四月卒。是一位深为武帝所重的大臣。是文韬武略远高于临川王萧宏的著名将领。刘勰在王茂即本号之时入府在其手下任职，当会学到不少军事知识和行政能力。
五月壬午诏曰：“学以从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故负帙成风，甲科间出，方当置诸周行，饰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梁书·本纪二》)
僧祐奉敕助释法悦铸丈八铜像于光宅寺。
慧皎《高僧传·宝亮传》：“天监八年初敕亮撰《涅义疏》十余万言，上为之作序。”(此条《佛祖统记》记在天监十一年下)
刘孝绰作《三日侍安成王曲水宴诗》、《春日从驾新亭应制诗》。
天监九年(公元510年)，44岁。
正月，以尚书令、太子少傅沈约为左光禄大夫，行少傅如故。
三月、十二月武帝两次幸国子学，亲临讲肆，策试胄子，并赐国子祭酒以下各有等次。
沈约作《致仕表》，到洽奉敕撰《太学碑》，释宝唱始撰《名僧录》。
刘勰于本年出任太末令。
牟世金先生考定刘勰出任太末令的时间为天监六年夏侯详六月改职之后。牟先生认为《梁书·刘勰传》中刘勰任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夏侯详卒于天监六年十二月。所以他说：“七月之后，则出为太末令。”(《刘勰年谱汇考》)陆侃如先生也认定天监六年出为太末令。贾树新也把出任太末令的时间定在天监六年(公元507年)。穆克宏先生则将其定在天监九年(公元510年)。杨明照在《〈梁书·刘勰传〉笺注》中说：“按出令太末之年，以下文除仁威南康王记室推之，疑在天监十年(公元511年)萧绩尚未进号仁威将军前。其先一年许,盖司仓曹参军时也。政有清绩，当须时日。假定为二、三年，则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左右，仍在太末任内。”从《资治通鉴·齐纪》知武帝永明元年(公元483年)：“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过久，乃以三年为断，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癸丑，诏：‘自今一以小满为限’。”梁初依宋齐制,所以刘勰于天监九年(公元510年)出为太末令,至十一年(公元512年)则为小满，杨明照说：“上文假定舍人作太末令至天监十一年左右，则除为萧绩记室之年，必与之相续。”杨说甚是。
之所以说取杨明照说，主要出于如下两点考虑：第一，刘勰于天监七年(公元508年)十一月至天监八年(公元509年)四月在定林寺抄经的事，已有明确的记载，而且是三十多人一起工作，这需要时时协调关系。牟世金说此次抄经未离太末令任，似乎不可能。一是太末离建康一千五六百里路，来往协调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二是作为地方官员的一把手不可能离任去做这一抄经工作，因为地方官员不能空岗。第二，在《续高僧传·僧旻传》里对刘勰的职衔是称临川王记室，并未称太末县令，也未称车骑仓曹参军，所以我们觉得抄经时刘勰仍任临川王记室，是八年四月抄经结束后出任王茂的仓曹参军。王茂虽在七年(公元508年)正月进号车骑将军，但未立即上任，只是到了八年(公元509年)四月才即本号，并开府仪同三司。当于天监九年(公元510年)太末县令一有空缺，朝廷立即调任刘勰为太末令。
天监十年(公元511年)，45岁。
刘勰仍任职太末令。
正月，以轻车将军南康王绩为南徐州刺史，都督南徐州诸军事，进号仁威将军。时年7岁。
武帝撰《断酒肉文》，禁止僧尼饮酒食肉，中国僧尼食素自此始。
以左民尚书王暕为吏部尚书。
《魏书·世宗纪》：“夏四月，琅邪民王万寿斩萧衍辅国将军、琅邪、东莞二郡太�
亓跷祝噪陨嚼唇怠！薄跋粞芮财湔虮苯硼⒓奥硐涩V寇朐山”。朐山即朐山县，在今江苏连云港海州区境。此二郡是宋明帝失淮北四州后流亡到此，梁在此设青、冀二州，以供原二州流民安居，故称“以朐山来降”。
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46岁。
正月，临川王萧宏进位为太尉，十一月降太尉、扬州刺史职为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萧子云撰成《晋书》一百一十卷。沈约加特进，迁中军将军，丹阳尹。刘孝仪作《为临川王解司空表》，定林上寺释法通于九月二十一日卒，侍中谢举、萧子云为之制碑文。《佛祖统纪》卷三七载：“谢举长玄理及释氏义，为晋陵郡守与义学沙门互讲经论。”“何胤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通其旨后，隐居若邪山云门寺”。
钟嵘作《瑞室颂》。
《梁书·南康王绩传》：“南康简王绩字世谨，高祖第四子。天监八年(公元509年)(《资治通鉴》和《梁书·武帝本纪》记为七年九月)，封南康郡王……十年(公元511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进号仁威将军。”上已谈及，引杨明照话说：刘勰“假定舍人做太末令至十一年左右，则除萧绩记室之年，必与之相继”。并兼东宫通事舍人也在天监十一年左右。杨说极是。
刘勰于是年由太末县令调任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
刘勰兼东宫通事舍人当与僧祐推荐有关，因为萧统的生母丁贵嫔是僧祐的弟子。也许因了这层关系，萧统才得以了解刘勰的。
记室一职用今天的话说是一秘书职，掌上表章、书记等事,但刘勰曾为中军将军萧宏记室,任太末令又“政有清绩”后，本传说他“除仁威南康王记室”。按梁天监七年(公元508年)颁布的百官阶，分为二十四班，以班多者为贵，中军将军为二十三班，而仁威将军为十六班，官阶不同，记室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县令为七品，东宫通事舍人是一班，是最低班次，好处是从《梁书·庾于陵传》得知：“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可见刘勰任东宫通事舍人官阶虽低，也算重用了。
《隋书·百官志上》：“通事舍人,旧入直 内。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是知刘勰兼领之初并未入直 内，而以记室之职为主。梁武帝于是年改革乐制。(事见《乐府诗集》卷46)
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47岁。
沈约著《中食论》。(见《佛祖统记》卷三七，《广弘明集》于此文下书南齐沈休文，今从《佛祖统记》)闰三月，乙丑，特进、中军将军沈约卒，时年七十三岁。作《临终遗表》。沈约生前，陆厥曾作《与沈约书》，指责其不该自诩为声律学的创始人。并指出曹丕、刘桢、陆机等人的有关论述，认为“前英已早识宫徵”。沈约曾答书与之反驳。
九月，戊午，以临川王宏为司空。(《梁书》记为八月，今以《通鉴》为准)
僧祐奉敕专任剡山石城寺佛像事。《高僧传·僧护传》：“以北齐建武中，招结道俗，初就雕剪。疏凿移年，仅成而朴。顷之，护遘病而亡。……至天监六年(公元507年)，有始丰令吴郡陆咸罢邑还国，夜宿剡溪。值风雨晦冥，咸危惧假寐，忽梦见三道人来告云：‘君识信坚正，自然安隐。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疗，若能治剡县僧护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获平豫……’咸即驰启建安王，王即以上闻。敕遣僧祐律师专任像事。……像以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像今尚存，在今浙江新昌县大佛寺。
刘勰仍为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
王规作《新殿赋》。刘孝仪作《为晋安王让丹阳尹表》。
僧祐与龙华邑正柏超度上表启云：“京畿既是福地，而鲜食之族，犹布筌网，并驱之客，尚驰鹰犬，非所以仰称皇朝优洽之旨，请丹阳、琅邪二境水陆并不得搜捕。”帝敕付尚书议。
僧祐和柏超度的真正上表在唐道宣的《广弘明集》中记在梁武帝《断杀绝宗庙牺牲诏——并表请》中。文中有：“梁高祖武皇帝临天下十二年，下诏去宗庙牺牲，修行佛戒疏食断欲。”这些话不像是武帝的语言。细读全文，叙述了四件事。一是(天监)十二年诏去宗庙牲，二是僧祐等上表在丹阳和琅邪二境断捕生灵，三是武帝诏敕将僧祐等人的表付尚书省议过程中的各尚书的议论发言，四是武帝又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从语言看，只有第四件事像是武帝语言，一至三件事是《广弘明集》的编者综合记录的，所以此处记为“(天监)十二年下诏去宗庙牲。”《梁书·武帝纪》中记为天监十六年“夏四月甲子，初去宗庙牲……冬十月，去宗庙荐修，始用蔬果。”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杜佑《通典》卷四九皆记为天监十六年。我们认为《广弘明集》所记录的是综合性的材料，从今存的所有资料看，武帝诏去宗庙牲可能是在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但杨明照等先生认为僧祐和柏超度上表也在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然而，我们细读《广弘明集》的原文，觉得僧祐等人的上表应在天监十六年之前。理由是僧祐和柏超度的表奏，武帝敕付尚书议，尚书议论的发言稿也被道宣采来编在武帝诏文(并表请)中，文中记录的人物为：议郎江贶、兼都令史王述、尚书夏侯、仆射袁昂、尚书令王莹。从这些人的职务看，多为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以前的。如尚书令王莹天监九年正月始为尚书令，天监十五年就去世了。夏侯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为都官尚书，十五年出为信武将军、安右长史、江夏太守。袁昂是天监十一年以吴郡太守兼尚书右仆射，十二年以兼尚书右仆射为尚书右仆射，寻为起部尚书，十五年为左仆射。王莹死后为尚书令。左丞谢几卿何时为左丞，本传记载不详，但从其职务排列看，也不会晚于天监十五年。因而，笔者认为僧祐和柏超度上表应在天监十五年九月王莹卒之前。道宣记的天监十二年或许是记僧祐等人的真正上表时间。故将此事记于本年。
再，从京畿周边禁杀生类到宗庙祭祀去牺牲，必有一个从僧徒要求到皇帝下诏的酝酿过程。从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僧祐提出，到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三月敕禁太医禁用生类为药，四月去宗庙牲，十月去宗庙荐修，始用蔬果。这样似乎符合事物发展的过程。因为此事当时曾是“公卿异议，朝野喧嚣，竟不从”。反对面很大。
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48岁。
正月，以晋安王萧纲为荆州刺史。三月，建安王萧伟为左光禄大夫。七月封皇子萧绎为湘东郡王。刘勰仍为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
天监十四年(公元515年)，49岁。
正月，高祖临轩，冠昭明太子于太极殿。(太子15岁，太极殿新成于天监十二年六月)
魏世宗武皇帝卒，子诩嗣，是为肃宗孝明皇帝。
钟嵘《诗品》成书于本年前后。
《魏书·释老志》：“至延昌中(公元512-515年)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僧侣逾众。”
四月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江州刺史王茂薨。
九月魏萧太后临朝称制。
刘勰仍为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
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50岁。
剡县石城寺造像竣工于本年三月十五日。刘勰为其撰《梁建安王造剡县石城寺石像碑铭》。
五月，以司空、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为中书监，骠骑大将军、刺史如故。
六月，吏部尚书王 为右仆射。
魏灵太后胡氏立永宁寺。
刘勰仍为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
《南史·何思澄传》说：“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等五人以应选。八年乃书成，合七百卷。”
本年华阳真人陶弘景潜逃三年后被追回，在茅山建菩提白塔，并至贸县阿育王寺受五大戒。(《佛祖统记》卷三七)
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51岁。
正月，南康王萧绩为宣毅将军，复领石头戍军事。刘勰当在此时离开南康王府，入住东宫，专任舍人职。
三月丙子，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郊庙牺牲皆代以面，宗庙荐羞( )使用蔬果。(《佛祖统记》卷三七)
《梁书·武帝纪》卷三七：四月，“初去宗庙牲。”
《佛祖统记》卷三七：十月，“去宗庙荐 ，始用蔬果”。
敕废天下道观、道士皆返俗。
武帝欲白衣僧正未成。
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引《隋书·礼仪志》二：“(天监)十六年四月，诏曰：‘……宗庙祭祀，犹有牲牢，无益至诚，有累冥道。……可量代。’……十月，诏曰：‘今虽无复牲腥，犹有脯 之类……可更详定，悉荐时蔬。’左丞司马筠等参议：‘大饼代大脯，余悉用蔬菜。’”据此，杨明照说：“是七庙飨荐之改用蔬果，自天监十六年冬十月始也。”
李庆甲在《刘勰〈灭惑论〉撰年考辩》中说：“刘勰的《灭惑论》撰成于梁天监三年之后，具体的时间可能是在天监十六年左右。”陆侃如先生也将此定于本年。故将刘勰《灭惑论》撰成于本年前后。
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52岁。
《梁书·刘勰传》：“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按《隋书·礼仪一》：“梁南郊，为圆坛，在国之南……常与北郊间岁。正月上辛行事，用一特牛，祀天皇上帝之神于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北郊，为方坛于北。……与南郊间岁。正月上辛，以一特牛，祀后地之神于其上，以德后配。”又《礼仪二》：“岁凡再祭，盖春求秋报。……每以仲春仲秋，并令郡国、县祠社稷先农。……旧太社廪牺吏牵牲，司农省牲，太祝赞牲。”是知二郊农社原用牺牲。而七庙飨荐改用蔬果，已始于十六年冬十月。今二郊农社之“犹有牺牲”当指在十七年正月或八月之后，又知僧祐卒于本年五月二十六日，而僧祐卒前已上表建议京畿应禁捕鲜食之族。故可以推定刘勰上表当在本年正月之后五月之前。
刘勰或许因上表有功，得到梁武帝欢心，遂准其离开南康王府入直东宫并迁步兵校尉。步兵校尉掌东宫警卫事，位列六品，通事舍人为九品官。步兵校尉为刘勰仕途生涯中最高官职。《梁书·刘勰传》中说：“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是知此前后一两年是刘勰平生最得意之时。(刘勰任职的步兵校尉是东宫还是五营，待考)
二月，以领石头戍事南康王绩为南兖州刺史。三月改封建安王伟为南平王。五月，临川王宏因事免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寻以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又以本号行司徒，十月为中书监、司徒。
《高僧传·僧祐传》：“以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窆于开善路西，定林之旧墓也。弟子正度立碑颂德，东莞刘勰制文。初， 集经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为《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
本年钟嵘卒，年五十一岁。(见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
《高僧传·释慧弥传》载慧弥以天监十七年闰八月十五日终于定林寺山舍。春秋七十有九，葬于寺南，立碑颂德。陶弘景作《许长史旧馆坛碑》。(事见《艺文类聚》卷七八)
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53岁。
《南史·梁武帝纪上》：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夏四月丁巳，帝于无碍殿受佛戒”，法名冠达。事又见《续高僧传》卷六《梁国师草堂寺智者释慧约传》。
著名画家张儒繇卒。
慧皎撰写的《高僧传》成书于本年。
刘勰免步兵校尉职(其职由谢举代替)，东宫通事舍人如故。奉敕与慧震入定林寺撰校经文。(本次重入定林寺校经，是因僧祐卒后，需将其新著加以整理，或将其以前的著作加以增订。但其始于几月难以考证，可能与免步兵校尉同时，牟世金先生估计当在本年前后)
普通元年(公元520年)，54岁。
正月，梁改元普通。以临川王宏为太尉、扬州刺史。十月以晋安王萧纲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
吴均卒。
刘勰仍兼东宫通事舍人，并继续于定林寺撰经。
范文澜认为校经“大抵一二年即毕功”。牟世金先生在《刘勰年谱汇考》中认为范说“近是”。并认为“此度撰经非新著或始编，唯予僧祐之集辑，重加整理或增订，或有部分序文，亦修写于此时。故大抵始于上年而毕于本年”。
贾树新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第1辑撰文中根据有关资料推理算计定林寺的藏经量：
二、刘岱墓志（一）
齐故监余杭县刘府君墓志铭。高祖抚，字士安，彭城内史，夫人同郡孙荀公，后夫人高密孙女寝。曾祖爽，字子明，山阴令，夫人下邳赵淑媛。祖仲道，字仲道，余姚令，夫人高平檀敬容。父粹之，字季和，大中大夫，夫人彭城曹慧姬。南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刘岱，字子乔。君龆年歧嶷，弱岁明通，孝敬笃友，基性自然，识量淹济，道 非假。山阴令， (淬)太守事，左迁尚书札白衣监余杭县。春秋五十有四，以永明五年太岁丁卯夏五月乙酉朔十六日庚子遘疾，终于县解。粤其年秋九月癸未朔廿四日丙午，始创坟茔于扬州丹扬郡句容县南乡糜里龙窟山北。记亲铭德，藏之墓右。悠悠海岳，绵绵灵绪。或秦或梁，乍韦乍杜。渊懿继芳，世盛龟组；德方被今，道乃流古。积善空言，仁寿茫昧；清风日注，英猷长晦。奠设徒陈，泉门幽暧；敢书景行，敬遗千载。夫人乐安博昌任女晖，春秋五十有三，以永明元年太岁癸亥夏五月乙酉朔十三日辛酉终。父文季，祖仲章。一女，二庶男。女玉女，适河东裴 。长男希文，妇东海王茂瑛，父沉之，祖万喜。少男希武。
三、刘勰年谱考略①
《梁书·刘勰传》说：“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莒，即今山东省莒县，故春秋莒子国。秦属琅邪郡，西汉属城阳国，东汉初期仍为城阳国，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后国除，属琅邪郡。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臧霸归顺曹操，曹割青、徐二州之地委霸，并从琅邪、东海、北海中划出城阳郡、利城郡、昌虑郡、东莞郡，以霸将尹礼为东莞太守。(事见《三国志》的《魏武纪》和《臧霸传》。《后汉书·地理志》和《晋书·地理志》疏记此事)这是东莞初次升为郡，到刘宋时期的东莞郡辖诸县、莒县、东莞三县。永嘉之乱，北方大族纷纷南迁，明帝在京口设侨置郡县，于京口置东莞郡。1969年江苏句容县出土南齐“刘岱墓志铭”记其籍贯为“南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刘岱乃刘勰堂叔。江北大族南迁的侨置籍贯，一是为保持地望，仍用原居住地名；二是本想很快能返回故里，所以政府允许他们的户口簿上仍用原籍。(详见《晋书·范汪传附子宁传》)如：《南史·齐本纪上》云：高帝“其先本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晋元康元年，惠帝分东海郡为兰陵，故复为兰陵郡人。中朝丧乱，皇高祖淮阴令整，字公齐，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更为南兰陵人也。”又如，《梁书·武帝纪》称武帝“南兰陵中都里人，汉相国萧何之后也”，是齐高帝的本家。这说明他们的住址虽是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籍贯仍填写为“南兰陵县郡中都乡中都里人”，去掉一个“南”字，就是他们的江北的籍贯。又如，琅邪王氏南迁后住址是建康乌衣巷，户籍仍是“琅邪临沂都乡南仁里”。由是知刘勰其在江北的籍贯为“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莒城曾三次为都，即莒子国都，城阳国都，琅邪国都，这“都乡”当是指莒城周围，或城里。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二引宋欧阳修《集古录·宋宗悫母夫人墓志》：“涅阳县都乡安众里人。”又云“窆于秣陵县都乡石泉里”。顾氏说：“都乡之制前史不载。按都乡，盖今之坊厢也。”坊是城市中的住宅区，厢是靠近城的地区。晋王羲之是临沂都乡南仁里人。这南仁里就在汉魏时期的临沂城内，今属临沂兰山区白沙埠乡。可知这“都乡”是古代的城治区划名。找刘勰故里，应在莒故城区内考察。从《汉书·百官志》和《宋书·百官志》知百家为一里，这“长贵里”因历史久远，战争、蝗灾、水患和地震等灾难，在莒多有发生，具体村落或街道已不好考证，但最大区域不会超出今城阳镇地。
刘勰的生卒年和具体任职时间，历史上均未有明确记载，所以今人对其生年持说不一，故有：464、465、466、467、469、470、471年等诸说，之所以诸说不一，是因没有确凿的根据，均为史家各自对史料的理解不同所致。但不外据《文心雕龙·序志》中的七龄梦彩云和齿在逾立始著书及书成后干约献书中的“时约贵盛”等推算而定。今对刘勰年谱进行考略，取牟世金先生的《刘勰年谱汇考》中的生年为刘勰生年。
宋泰始三年(公元467年)，刘勰生。
牟世金先生在《刘勰年谱汇考》中说：“据《序志》所云：‘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事在元徽元年(公元473年)，上推七年，是刘勰生于本年。”牟世金先生的这一推理是根据其父于公元474年参与抗击刘休范谋反战斗而阵亡为准绳推出来的，牟先生说：“《梁书》本传谓：‘勰早孤，笃志好学’，似早孤与‘好学’有一定联系。《孟子·梁惠王下》：‘幼而无父曰孤’。‘幼’古代所指较泛。《周礼·秋官·司刺》：‘一赦曰幼弱’。郑注：‘年未满八岁’。《礼记·曲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刘勰早孤好学，义近《曲礼》，是其父殁，当在八至十岁之间。”牟氏所言极是。
《资治通鉴·宋纪十四》记：宋明帝“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南齐书·顾欢传》：“佛、道二家，立教既异，学者互相诽毁，欢著《夷夏论》。”
《资治通鉴·宋纪十四》：八月“魏于天宫寺作大像，高四十三尺，用铜十万斤，黄金六百斤”。
宋明帝幸庄严寺，观三教谈论。时帝好玄理。(《佛祖统记》卷三六)
此时淮河以北青、冀、徐、兖四州以及豫州、淮河以西九郡先后被魏夺去，南朝疆域又一次缩小。刘勰老家东莞及琅邪流亡至今江苏省海州地。
泰始四年(公元468年)，2岁。
《资治通鉴·宋纪十四》：正月“魏尉元遣使说东徐州刺史张谠，谠以团城降魏”。胡三省注说：“故因宋所置东徐州以命谠。《水经注》曾记载：东莞郡治团城，城在春秋之郓邑西南四十里。……此时宋魏交兵，疆吏能自守者，即以州刺史命之，无常处也。”团城在今山东沂水县境。
穆克宏《刘勰年谱》于此年下记：“宋道士陆修静至建康。王融生。钟嵘生于本年前后。”(以下凡引穆克宏《刘勰年谱》简称穆谱)
泰始五年(公元469年)，3岁。
《资治通鉴·宋纪十四》：“十一月，丁未，魏复遣使来修和亲，自是信使岁通。”胡三省注：“自元嘉之末，南、北不复通好。帝即位之三年、四年，再遣聘使。是岁，魏使来，复通好。”
吴均生。裴子野生。
泰始六年(公元470年)，4岁。
《南史·宋本纪下》：“九月戊寅，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访举各十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
泰始七年(公元471年)，5岁。
宋明帝杀诸弟休祜、休仁、休若。宋以萧道成为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殷芸生。
穆谱：宋道士陆修静上《三洞道经目录》。
宋明帝泰豫元年(公元472年)，6岁。
《资治通鉴·宋纪十五》：“正月，改元泰豫。四月明帝刘彧卒，太子刘昱立，是为后废帝。袁粲、褚渊秉政。萧道成领卫尉，掌禁卫兵权。”
宋后废帝元徽元摹」73年)，7岁。
《资治通鉴·宋纪十五》：“正月，改元元徽。”
《宋书·后废帝纪》：“八月……秘书丞王俭表上所撰《七志》三十卷。”
《文心雕龙·序志》：“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由此知刘勰是年心境特别好，对前途充满希望。
元徽二年(公元474年),8岁。
五月，桂阳王刘休范举兵反于浔阳，直入建康朱雀门。宋帝用尉将军萧道成议，坚守以待。道成遣越骑校尉张敬儿诈降，杀刘休范，破其余党。同为越骑校尉的刘尚必参与此次激战，但无功而亡，故未立传。(宋齐时五校尉无定员，有时各设近十人。从《资治通鉴·宋纪十五》知此次战役相当激烈，建康皇室兵力已全部投入激战。)牟世金说：“刘勰七岁梦彩云，自不能在本年之后，若提前一、二年，则又与‘早孤’不符”(《刘勰年谱汇考》)。此说大致可信。
六月，宋以萧道成为中领军、南兖州刺史，留卫建康，自此参与朝政。
元徽三年(公元475年)，9岁。
定林寺法献往天竺求经，至于阗国得佛牙舍利、法华提婆品以归。(《佛祖统记》卷三六)
三月，张敬儿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雍州刺史。
江淹作《草木颂》、《采石上菖蒲》、《待罪江南思北回赋》、《泣赋》、《赤虹赋》、《山中楚辞》。(见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
元徽四年(公元476年)，10岁。
六月，魏冯太后鸩太上皇，改元承明，以太皇太后复临朝称制。
六月，加萧道成尚书左仆射。
江淹作《杂三言》、《石劫赋》、《翡翠赋》、《青苔赋》、《恨赋》、《别赋》、《倡妇自悲赋》。(下凡江淹作品写作年代均见曹道衡《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
元徽五年，宋顺帝昇明元年(公元477年)，11岁。
敕沙门法持为天下僧正。
三月，宋道士陆修静卒，享年72岁。
四月，宋阮佃夫等谋废立，事泄，被杀。
七月，萧道成使人杀宋帝刘昱，立安成王刘准，是为宋顺帝，改元昇明。萧道成录尚书事。
十二月，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反萧道成。司徒袁粲等据石头城反萧道成，未几败死。
昇明二年(公元478年),12岁。
正月，沈攸之败归自缢。
二月，宋进萧道成为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诸军事，刺史如故。王俭为太尉右长史。
刘祥为萧道成东阁祭酒、骠骑主簿。
江淹作《萧骠骑祭石头战亡文》、《萧骠骑筑新亭垒埋枯骨表》等。
昇明三年，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13岁。
三月，以太傅萧道成为相国，封齐公，加九锡。其骠骑大将军、扬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
四月，萧道成晋爵为齐王，辛卯(20日)宋顺帝禅位。甲午(23日)萧道成即帝位，是为齐高帝，改元建元，国号为齐。以顺帝为汝阴王，继杀之，追谥顺帝。宋亡。
赵翼《廿二史札记·南朝经学》：“齐高帝少为诸生，即位后，王俭为辅，又长于经礼，是以儒学大振。”
《南齐书·王俭传》说：王俭：“齐台建，迁右仆射，领吏部，时年二十八岁。”
《南齐书·高帝纪》：“儒士雷次宗立学于鸡笼山，太祖年十三受业，治《礼》、《左氏春秋》”。又《文惠太子传》：“初，太祖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讽诵，以为口实。”此时刘勰正值求学之时，齐帝尚儒，王俭重儒，其后数年“儒学大振”，对刘勰必深有影响。
《南齐书·刘祥传》：“祥从祖兄彪，祥曾祖正胤。建元初，降封南康县公，虎贲中郎将。”
江淹作《萧让前部羽葆鼓吹表》、《谢开府辟召表》等。
沈约作《为柳世隆让封公表》。
刘杳生。阮孝绪生。
建元二年(公元480年)，14岁。
刘祥为武陵王冠军征虏功曹，除正员外。
《南齐书·文学·檀超传》：“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与骠骑记室江淹掌史职。”
沈约作《为南郡王让中军表》、《为南郡王舍身疏》、《和王卫军解讲》。
江淹作《大赦诏》、《何詹事为吏部尚书诏》、《北伐诏》等。
王俭作《让左仆射表》、《太子迎车驾临丧议》、《宫臣为太子妃服议》、《太子妃铭旌议》、《太子妃薨建旒议》、《太子妃灵还在道不设祭议》、《国臣为太子妃服议》。
建元三年(公元481年)，15岁。
齐司徒褚渊上臧荣绪撰的《晋书》。
沈约作《为柳兖州世隆上旧宫表》。
王俭作《请解领选表》、《太子妃丧遇闰议》、《答褚渊难丧遇闰议书》、《答王逡书》、《穆太妃小祥南郡王应不相待议》。
刘孝绰生。
建元四年(公元482年)，16岁。
正月，齐立国学。以中书令张绪为国子祭酒。“精选儒官，广延国胄。”三月，齐高帝萧道成卒，太子萧赜嗣立，是为齐武帝。六月，立萧长懋为太子，封萧子良为竟陵王。九月，以国哀故，罢国子学。
沈约作《竟陵王造释迦像记》、《为文惠太子解讲疏》。
江淹作《立学诏》、《王镇军为中书令右光禄诏》、《张令为太常国子祭酒诏》、《应刘豫章别》、《齐太祖高皇帝诔》。
王俭作《嗣位郊祀议》、《单拜录尚书优策议》、《司空未拜而薨掾属为吏敬议》、《高帝哀策文》、《太宰褚彦回碑文》。
齐武帝永明元年(公元483年)，17岁。
正月，齐改元永明。
据《南齐书·刘 陆澄传论》：“永明纂袭，克隆均校，王俭为辅，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可知此时儒风更浓，刘勰当年17岁，当为执卷欣欣者之一。
《高僧传·僧柔传》：“齐太祖创业之始，及世祖(齐武帝)袭图之日，皆建立招提，傍求义士，以柔耆素有闻，故征书岁及，文宣(即萧子良)诸王再三招请，乃更出京师，止于定林寺，躬为元匠。四远钦服，人神赞美。文惠、文宣，并服膺入室。”又《玄畅传》：“至齐武升位，司徒文宣王启自江陵，旋于京师，文惠太子又遣征迎。既敕命重迭，辞不获免。于是泛舟东下，中途动疾，带患至京。”又《僧远传》：“文惠、文宣，并服膺师礼。”佛徒为帝王敬重到如此程度，当使刘勰为之动心。
齐武帝下令削除没落官僚家族的免役权。
沈约作《为齐竟陵王发讲疏》、《为褚炫让吏部尚书表》、《为长城公主谢表》。
刘祥迁长沙王晃镇军谘议参军，撰《宋书》指斥禅代，王俭密以启闻。武帝暂未追究。
《南齐书·刘祥传》说，刘祥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建元初年，褚渊位高权重，入朝以腰扇障日，刘祥从侧过，训之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褚渊怒斥道：“寒士不逊!”刘祥不示弱：“不能杀袁、刘，安得免寒士?”袁指袁粲，刘指刘秉。此二人与褚渊和萧道成在宋末被称为“四贵”。后褚渊协助萧道成杀此二人，故刘祥讥讽之。
《南齐书·刘祥传》：刘彪“永明元年，坐庙墓不修削爵。后为羽林监”。
永明二年(公元484年)，18岁。
正月，定林寺释僧远卒。
《资治通鉴·齐纪二》说：“竟陵王萧子良为护军将军兼司徒，领兵置佐，镇西州。……子良笃好释氏，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亲为众僧赋食、行水，世颇以为失宰相体。”
《南齐书·王俭传》：王俭“二年，领国子祭酒，丹阳尹”。
范缜著《神灭论》。
刘祥为鄱阳王锵征虏府幕僚。按：萧锵本年进号征虏将军。
永明三年(公元485年)，19岁。
《资治通鉴·齐纪二》：永明三年正月“诏复立国学；释奠先师用上公礼。……初，宋太宗置总明观以集学士。亦谓之东观。上以国学既立，五月，乙未，省总明观。时王俭领国子祭酒，诏于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又诏俭以家为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俭少好《礼》学及《春秋》，言论造次必于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术。”
向以“笃志好学”著称的刘勰对儒学的崇尚将更甚。
沈约作《为南郡王侍皇太子释奠宴诗二》。
王俭作《释奠释菜议》。
王羲之四世孙王僧虔卒。
永明四年(公元486年)，20岁。
《资治通鉴·齐纪二》：“唐宇之攻陷钱唐。并称帝于钱唐，国号吴，立太子设百官，遣其将高道度攻陷东阳，杀东阳太守萧崇之，三吴为之大震，寻败死。”
沈约作《绣像赞并序》。江淹作《籍田歌》。
刘勰母殁。刘勰母殁的具体时间不好确考。牟世金先生在《刘勰年谱汇考》中引范文澜《文心雕龙·序志》注说：“母殁当在二十左右，衡诸居丧三年后之行事，故系于本年。”牟氏推算为是。
永明五年(公元487年)，21岁，丁母忧。
春，沈约受敕撰《宋书》。
以萧子良为首的文学集团形成，为当时文坛盛事。并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为《四部要略》千卷。与此同时，萧子良广招名僧，大讲佛法，形成江南崇佛高潮。
任昉作《为褚谘议蓁让兄袭封表》。刘祥作《连珠》十五首。王融作《古意》二首，《从武帝琅邪城讲武应诏诗》。
刘勰在家守丧，读书。
永明六年(公元488年)，22岁，丁母忧。
二月，沈约上《宋书》七十卷。其中，《谢灵运传论》第一次提出较系统的声律论，声律学自此渐兴。
王俭作《皇孙南郡王冠议》、《南郡王冠醮酒辞》并与贾渊撰《百家谱》。
臧荣绪卒。
陆侃如先生在《刘勰年表》中，定刘勰本年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根据是从《高僧传·释僧祐传》中有僧祐“永明中敕入吴”推出来的，此说可能源于范文澜，不确(详见下文永明十年)。陆先生并在这年的说明部分说：“这里所说的定林寺，应指京口的庙宇。”这也是不对的，应是建康的定林上寺。笔者藏有一部元《至顺镇江志》，书中查不到京口有定林寺的记载。1997年冬天，笔者曾亲到镇江为此事走访过文博界的几位先生，均否认此处有定林寺，所以说陆先生之说也是不准确的。现在莒县的同志写文章提到刘勰与定林寺，往往说曾在京口或镇江的定林寺，究其谬因，盖源于陆先生，因为他这个年谱就陈列在莒县定林寺。
永明七年(公元489年)，23岁，三年丧毕。
《高僧传·僧辩传》：“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同声发而觉，即起至佛堂中，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韵声流好，著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普智、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宝超胜，及僧辩等，集第作声。”牟世金：“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学说形成于永明年间与此有关。”(《刘勰年谱汇考》)
刘祥卒，年39岁。(御史中丞任遐作《奏弹刘祥》，武帝下《敕徙刘祥》发配广州，终日饮酒，少时卒。)刘 卒。王俭卒。萧子显生。
齐以竟陵王萧子良为国子祭酒。
沈约作《瑞石像铭》、《齐临川王行状》、《齐太尉文宪王公墓志铭》、《和竟陵王子良高松赋》。
任昉作《求为刘 立馆启》。
王融作《栖玄寺听讲毕游西邸园七韵应司徒诗》。
永明八年(公元490年)，24岁。
《南齐书·武帝纪》：夏四月戊辰，诏：“公卿已下各举所知，随才授职，进得其人，受登贤之赏；荐非其才，获滥举之罪。”
十月，萧子良招硕学名僧五百余人，请定林寺僧柔、僧祐等讲律。(见僧祐《略成实论记》)
假若前传刘勰20岁母殁是正确的，则此年服丧已满，又见朝廷下诏各公卿举人，在此诏的感召下，使刘勰看到了朝廷以才取仕的希望，建康定林寺是一个极好的去处，一是可以避役，二是可以安心读书，三是有机会见到政界上层人物。其最初身份可能是书佣。当时的定林寺藏书丰富，名僧聚集，其主持僧祐又是当朝的经律权威，这对于一个笃志好学的年轻学子自有极大的吸引力，刘勰可能在此种思想指导下，遂入寺一边读书，一边助 校经，窥测时机，以求闻达，这一住便是十几年。虽久住，但不皈依，这说明儒家思想对刘勰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刘勰于永明十年为定林寺高僧超辩撰碑文。此时定林寺名僧云集，彦和独秀于林，这说明刘勰的才华已被定林寺高僧所认可，这必须得有一个相当的时间作保证。一是刘勰的才华展现需有一定的时间；二是高僧们对他也应有个认识过程。所以，于此年入寺较为合理。牟世金先生主张系于本年。并举出四条理由：一为刘勰丧满之后，旋即来京，不可久滞(牟氏认为彦和家住京口)；二为或闻四月诏，即时赶来冀得“公卿以下”所举。即无门径，则依沙门僧祐，以待时机，故入寺后未曾年满具戒；三为此时僧祐正为萧子良所重，僧祐声望俱增，信可托；四为自本年入寺至天监二、三年出寺入仕与本传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相符。(《刘勰年谱汇考》)
萧子良作《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左卫过刘先生墓下作》。
沈约作《奉和竟陵王经刘 墓诗》、《奏弹王源》、《奏弹孔稚 违制启假事》。
周 作《抄成实论序》。(见僧祐《出三藏记集》)
是年冬，齐音韵学家周 卒。(曹旭《诗品研究》354页)
永明九年(公元491年)，25岁。
据《高僧传》和《续高僧传》记载，同与刘勰在定林寺的名僧有僧柔、法通、道嵩、超辩、慧弥、法令等，其中法令和超辩、慧弥皆“足不出门三十余载”。此风必影响“笃志好学”之刘勰，而僧祐著作等身，可见定林寺不仅是一所佛教名寺，也是一所治学严谨的学府。
此年诏百官举士，刘勰仍无人举荐，陆厥被同郡司徒左西曹掾顾皓之举为秀才。(《南史·陆厥传》)
刘勰在定林寺一边读书，一边佐僧祐校经。
王融作《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饯谢文学离夜》、《萧谘议西上夜集》、《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任昉作《别萧谘议衍诗》。萧衍作《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
谢朓作《三日侍宴曲水代人应诏》、《和沈右率诸君饯谢文学诗》、《随王鼓吹曲》，萧琛作《饯谢文学》。
《南齐书·刘祥传》：刘彪，“九年，又坐与亡弟母杨别居，不相料理，杨死不殡葬……为有司所奏，事寢不出”。
永明十年(公元492年)，26岁。
竟陵王萧子良为尚书令。
《续高僧传·明彻传》：永明十年僧祐奉敕三吴讲律，与明彻中途相遇，虽则年龄悬殊，情同莫逆。(范文澜认为僧祐奉敕入吴讲律在永明五、六年间，是按《僧祐传》中的“永明中”推出来的，不确)(见《文心雕龙注·序志注六》)
陶弘景作《解职表》，脱朝服隐居句容之句曲山。
王融作《豫章文献王墓志铭》。
刘勰为定林寺释超辩撰碑文。
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27岁。
正月，文惠太子萧长懋卒。七月，齐武帝萧赜卒，太孙(懋长子)昭业嗣位(后改为郁林王)。
四声论、永明体形成。
刘勰一面佐僧祐校经，一面注意永明年间形成的声律论。《文心雕龙》中的《声律篇》正是沈约、陆厥等人研究声律学的反映。
王融作《皇太子哀策文》、《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别王丞僧孺》、《上疏乞自劾》、《下狱答辞》。不久被杀。时年27岁。
沈约作《齐武帝谥议》、《伤王融》、《伤胡谐之》、《为文惠太子礼佛愿疏》。
齐郁林王隆昌元年，海陵王延兴元年，齐明帝建武元年(公元494年)，28岁。
正月，齐改元隆昌。四月，萧子良卒。七月，西昌侯萧鸾杀齐帝萧昭业，迎立新安王萧昭文(谥恭王)为帝，改元延兴。十月，萧鸾为太傅加殊礼，晋爵为王，旋废帝为海陵王，萧鸾即帝位，是为明帝，改元建武。
沈约除吏部郎，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
十月，沈约征为五兵尚书，迁国子祭酒，进号辅国将军。作《早发定山诗》、《让五兵尚书表》、《贺齐明帝登祚启》。
《高僧传·僧柔传》：定林寺释僧柔卒，春秋六十有四，葬于山南，沙门僧祐为之立碑，刘勰为其撰碑文。
刘勰继续在定林寺佐僧祐校经。
释玄畅卒，畅长于律学。
建武二年(公元495年)，29岁。
四月，魏为孔子立祠，修孔子墓，封诸孔宗子一人为崇圣侯。
六月，魏诏：“不得为北俗语于朝廷，违者免官。”
八月，魏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于洛阳。
九月，魏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通鉴》记齐明帝建武二年九月，《南史》记明帝建武元年十二月，今以《通鉴》为准)
谢朓作《齐雩明堂辞八首》。
诏刘 为国子博士不起。 隐居江陵。其年冬季命卒，年五十八。 ，南阳涅阳人，汉皇室后裔，精信佛理。注《法华经》自讲佛义。
刘勰在定林寺继续佐僧祐整理经卷。
建武三年(公元496年)，30岁。
《资治通鉴·齐纪六》：“上躬亲细务，纲目亦密，于是郡县及六署、九府常行职事，莫不启闻，取决诏敕。文武勋旧，皆不归选部，亲近凭势,互相通进,人君之务过繁密。南康王侍郎颍川钟嵘上书言：‘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唯恭己南面而已’。书奏，上不怿，谓太中大夫顾暠曰：‘钟嵘何人，欲断朕机务！卿识之不？’对曰：‘嵘虽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职事，各有司存；今人主总而亲之，是人主愈劳而人臣愈逸，所谓‘代庖人宰而为大匠斫’也。上不顾而言他”。
范云出为始兴内史。
沈约此年离东阳太守职，进京就尚书职，作《去东阳与吏民别诗》。
任昉作《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
建武四年(公元497年)，31岁。
《南齐书·张融传》：张融“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岁”。
沈约作《授王缋蔡约王师制》。
任昉作《为萧扬州荐士表》，此表为萧遥光荐举王暕和王僧孺而作。刘勰酝酿《文心雕龙》的写作。
定林寺释法献卒，享摹岁。弟子僧祐造碑墓侧，丹阳尹沈约制碑文。沈约与僧祐的交往，史无明文记载，从立碑和制文看，二人似一定有交往。
建武五年，永泰元年(公元498年)，32岁。
正月，明帝大杀诸王十人。此时除梁武帝仅有一支外，齐高帝和齐武帝后人皆被杀。
四月，改元永泰。大司马王敬则举兵反于会稽，五月被杀。
七月，明帝萧鸾病卒，子萧宝卷立，后被废为东昏侯。
《梁书·沈约传》：“明帝崩，政归冢宰，尚书令徐孝嗣使约撰定遗诏。迁左卫将军，寻加通直散骑常侍。”又作《齐明帝谥议》、《齐明帝哀策文》、《劝农访民所疾苦诏》、《行园》。
《文心雕龙·序志》：“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刘勰于本年前后始撰《文心雕龙》。
齐东昏侯永元元年(公元499年)，33岁。
正月，改元永元。四月，魏孝文皇帝卒，子洛嗣，是为世宗宣武皇帝。八月齐始安王遥光举兵反，寻败死。十一月，太尉陈显达举兵于浔阳，十二月败死。
四月，沈约作《立太子诏》，九月作《赦诏》。十月帝杀徐孝嗣。封孝嗣子世标为临汝县子。
陆厥卒，谢朓卒。
沈约作《封徐世标诏》。又作《伤谢朓》。
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成书于本年前后。
在《出三藏记集》这部书中，虽然没有明确标出成书年代，但从书的卷一二《释僧祐法集目录序》中可以推算出他的成书时间。《序》文说：“少受律学，刻意毗尼，旦夕讽持，四十许载，春秋讲说，七十余遍。”慧皎《高僧传·僧祐传》记其出家时间为：“年十四，家人为访婚， 知之而避至定林，投法达法师。……以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把天监十七年的公元518年，减去“七十有四”是公元445年出生，加上“年十四”出家，可知其出家之年为公元459年，加上“刻意毗尼，旦夕讽持，四十许载”是公元499年，时为齐东昏永元元年，是其序文撰写之年。可知其书最初成书于齐末。
但我们翻检现行的中华书局版《出三藏记集》，却时而见到梁代的资料在内。例如：
卷二《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有：萨婆多者，梁言一切有也。……昙无德者，梁言法镜。《新集撰出经律论录》载：《教戒比丘尼法》一卷，梁天监三年，钟山灵耀寺沙门释僧盛依《四分律》撰。
卷五《新集疑经伪撰杂录》载：《众经要览法偈》二十一首，一卷，梁天监二年，比丘释道欢撰。《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第四载：《益意经》二卷，天监元年出。《般若得经》一卷，梁天监元年出。《华严璎珞经》一卷，天监元年出。《逾陀卫经》一卷，天监四年出。《阿那含经》二卷，天监四年出。《妙音师子吼经》三卷，天监四年出。《出乘师子吼经》一卷，天监三年出。《萨婆若陀卷眷庄严经》一卷，注说：右一部。梁天监九年，郢州头陀道人好光，戒岁七腊，矫以胜相，诸尼妪人，佥称圣道。
卷七《慧印三昧及济方等学二经序赞》云：有广州南海郡民何规，以岁次协洽，月旅黄钟，天监之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采药于豫章胡翼山。
卷八《注解大品序》云：此经东渐，二百五十有八岁，始于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至自于阗。(自甘露五年的260年加上257年，即为公元517年，是梁天监十六年)
卷九《贤愚经记》云：京师天安寺沙门释弘宗者……洎梁天监四年，春秋八十有四。凡六十四腊，京师之第一上座也。
卷一二《杂录序》云：由汉届梁，世历明哲。《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序》云：大梁受命，道观百王，神教傍通，慧化冥被。《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中有：《皇帝天监五年四月八日乐游大会记》、《大梁功德集》、《太尉临川王成就摄山龛大石像记》、《定林上寺太尉临川王造镇经藏记》〔临川王萧宏进太尉，第一次为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第二次时在普通元年(公元520年)〕。
但是，本书卷一二说此书原为十卷。而现行本却是十五卷，唐《长房录》卷一五载：“《出三藏记集》齐建武年律师僧祐撰。”《道宣录》卷一〇载：梁出《出三藏记集》，齐末梁初撰。《历代三宝记》卷一一录《华杯佛殿众经目录》四卷，其解题云：“右一部四卷，天监十四年，安乐寺沙门释僧绍敕撰。绍略取 之《三藏记目录》，分为四色，余增减之。‘此经记作’梁天监十四年敕沙门释僧绍撰。”可见《出三藏记集》的十卷本在齐末已行于世。而今中华书局的十五卷本中有天监十六年和普通年间的材料，一是说明此书在僧祐生前一直把新出现的东西不断补充在里面，二是说明刘勰入寺与慧震校经时，又再次作了增订。
日本的兴膳宏先生对刘勰与《出三藏记集》的关系专门作过研究，他认为：
刘勰在《出三藏记集》的编纂中作过贡献，而且这种贡献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僧祐自己在此书中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用他自己名字发表的著作不一定由他本人执笔。例如卷一二《经序》部末尾有“僧祐编”《法集杂记》七卷，列记了序和篇目，其中除僧祐自己的著作外还有刘勰撰《钟山定林上寺碑铭》一卷、《建初寺初创碑铭》一卷、《僧柔法师碑铭》一卷及沈约撰《献统上碑铭》一卷。僧祐在序中说：“其山寺碑铭，僧众行记，文自彼制，造自鄙衷。”也就是说：以上所奉四篇文章，虽然出自刘勰、沈约之手，而内容却是僧祐自己的，可以理解为僧祐向刘、沈叙述了自己的旨趣，而委托他们走笔成文。僧祐与沈约的关系目前还不清楚，但对于弟子刘勰，经常嘱他撰写此类文字恐怕是毫不足怪的。按照三段论法，可以说《出三藏记集》内的文章出于刘勰之手的假定具备了确凿的条件。
其次，从散见于本书中的著者的文章中，往往使人感到它们并非出于僧祐之手。如卷五载僧妙光作疑经《萨婆若陀眷属庄严经》引起协议，僧祐及其他高僧遂奉武帝敕命会集建康进行审理。文云：“即以其年四月二十一日，敕僧正慧超，令唤京师能讲大法师，宿德僧祐、昙准等二十人，共至建康，前辩妙光事。”
在中国，人与人之间关系中，序列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僧祐作为二十名高僧的代表，却把自己的名字列在最前面的这一情况按照常识说来是不自然的。而且在自己的名字前边冠上庄严的“宿德”样字，简直令人感到滑稽。如果“宿德”僧祐真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他一定不会这样写。可以说代笔者在这些例子中露了马脚。那么范文澜氏认为僧祐因宣扬佛法多忙，无暇潜心著述，故以其名发表的作品，皆出于刘勰之手这一看法又如何呢?(引自彭恩华编译的《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
兴膳宏先生从文法和用词造句中经过与《文心雕龙》的对比甚至从中找出了属于刘勰的部分。
永元二年(公元500年)，34岁。
三月，平西将军崔慧景起兵围建康，四月败。十月，齐害尚书令萧懿。十一月，雍州刺史萧衍起兵襄阳。十二月，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起兵江陵，奉南康王萧宝融为主。魏于洛阳伊阙山造石窟佛像。
《资治通鉴·齐纪八》：“帝(东昏侯)既诛显达，益自骄恣，渐出游走，又不欲人见之；每出，先驱斥所过人家，唯置空宅。尉司击鼓蹋围，鼓声所闻，便应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应手格杀。一月凡二十余出，出辄不言所定，东西南北，无处不驱。常以三四更中，鼓声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横路，士民喧走相随，老小震警，啼号塞道，处处禁断，不知所过……尝至沈公城，有一妇人临产，不去，因剖腹视其男女。又尝至定林寺，有沙门老病不能去，藏草间；命左右射之，百箭俱发。”不知受箭者为何僧?
此时刘勰正住定林寺撰写《文心雕龙》，不知何以脱险?
东昏侯为一道教徒，对寺院和佛徒持虐杀态度，是可想而知的事。
《梁书·沈约传》：沈约于“永元二年，以母老表求解职，改授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作《大赦诏》、《侍宴乐游苑饯徐州刺史应诏》。丘迟作《侍宴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诗》。范云作《赠张徐州稷》诗。
祖冲之卒。
永元三年，齐和帝中兴元年(公元501年)，35岁。
正月，东昏侯以晋安王萧宝义为司徒，建安王萧宝寅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康王萧宝融为相国，萧宝融遂称帝于江陵，改元中兴，是为和帝(时建康东昏政权仍存在)。二月，萧衍上表反对甲族二十登仕，帝诏依衍表施行。六月，巴陵王萧昭胄谋自立，事泄，死。九月萧衍督师至建康，十月围宫城。十二月，萧衍杀东昏侯，以宣德太后令追封废帝为东昏侯。萧衍为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
陶弘景使弟子向萧衍献图谶。
裴子野作《齐安乐寺律师智称法师碑》。(见《广弘明集》)
萧统生。孔稚 卒。
刘勰在定林寺继续撰写《文心雕龙》。
中兴二年，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36岁。
正月，齐大司马萧衍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旋为梁国公，加九锡。二月晋爵称王，大杀明帝诸子，迎和帝于江陵。三月二十八日齐和帝禅位，四月八日萧衍即皇帝位，改元天监，国号为梁。是为梁高祖武皇帝，以齐和帝为巴陵王，翌日杀之，齐亡。
任昉作《禅位梁公策》、《禅位梁王玺书》、《禅位诏》。
以萧宏为后军将军、扬州刺史，并封为临川郡王。
诏以中书监王亮为尚书令，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仆射。范云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
四月辛未，武帝土断南徐州侨置郡县。
又诏：“可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若怀宝迷邦，蕴奇待价，蓄响藏真，不求闻达，并以名腾奏，罔或遗隐。使 轩所届，如朕亲览焉。”
十一月，梁立萧统为皇太子。
沈约作《齐太尉徐公墓志》、《让仆射表》、《谢封建昌侯表》、《谢母封建昌国太夫人表》、《立太子诏》、《为太子谢初表》、《封授临川等五王诏》、《齐太尉王俭碑》、《丞相长沙宣武王墓志铭》、《梁武帝践祚后与诸州郡敕》。
钟嵘作《上言军官》。
魏洛阳宫室自齐永明十一年始建，至本年十一月完工。
《文心雕龙》是年春夏撰成。
《文心雕龙》成书年代，过去皆以清人刘毓崧《书文心雕龙后》依据《时序》篇中的“既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 ，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至天，缉遐(疑当作熙)景作。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断定成书于齐。刘氏以此列举三证：“此篇所述，自唐虞以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其证一也。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惟文帝以身后追尊，只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其证二也。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颂美，绝无规过之词，其证三也。”
牟世金先生在《刘勰年谱汇考》也说：“刘勰之称皇齐，绝非偶然，《文心雕龙》必成于齐末，已无庸置疑。”然而近年贾树新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第1辑上撰文以避讳学作为钥匙，以新“三证”反驳了刘毓崧的“三证”，认为《文心雕龙》中避梁武帝“衍”字而不避齐帝“宝”、“融”、“卷”、“昭”、“业”。认为“这充分说明，书非成于齐……而理当撰成于梁。”以往曾有多位学者用避讳学判断《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认为《文心雕龙》中避梁讳，因而判定其成书于梁代。笔者认为用此种方法的论者有个重要因素没有考虑进去，这就是印刷术虽然发明于隋唐，但应用于印书业是中唐以后。隋代以前的文献都是手抄品，学界普遍认为刘勰向沈约献书的时间是在梁初，刘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家，他决不会把《文心雕龙》中带有“顺”字和“衍”字的书稿献给与梁武帝关系非同一般的沈约。现在的《文心雕龙》不可能是最初的版本。《文心雕龙》即便是成书于齐，刘勰也会在向沈约献书前作一番避梁讳的改动。再说，梁代以前的所有文献，凡经过梁代抄录的，必然都要避梁讳，这是常识，但往往被忽视。因而用避讳学否定《文心雕龙》成书于齐的力度不大。又因为书成以后，未为时流所称，不得已而取定于沈约，这说明成书后至负书干约需有一段时间。故将《文心雕龙》成书时间系于本年春。
天监二年(公元503年)，37岁。
正月，沈约为尚书左仆射，范云为右仆射。四月，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五月范云卒。六月，中书监王莹为尚书右仆射。
刘勰负书干约，得约赏识，沈约响应武帝去年贤诏，举刘勰起家奉朝请。仍住定林寺。十月，萧纲生。
沈约作《尚书右仆射范云墓志铭》、《佛记序》、《应诏进佛记序启》。任昉作《出郡传舍哭范仆射诗》。
萧衍作《连珠》，诏群臣继作者数十人，丘迟文最美。
十一月，沈约以丁母忧解职。
天监三年(公元504年)，38岁。
正月，临川王萧宏为中军将军，开府置佐，得僧祐力，刘勰任临川王记室。
《高僧传·僧祐传》说：“临川王宏，南平王伟……并崇其戒范，尽师资之敬。”由此，知萧宏与僧祐关系甚密。可证刘勰为临川王记室当得到了僧祐的推荐。刘勰终于实现了入寺以求闻达的目的。
刘勰于本年离开定林寺正式入仕。
前尚书左仆射沈约为镇军将军，丹阳尹。
钟嵘为临川王行参军。与刘勰同在萧宏帐下供职，一定相识。
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尚书左仆射。太子詹事柳惔为右仆射。
四月，武帝敕命舍道事佛。四月八日，诏曰：“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法，并迷知返。今舍旧医，归�
菊酢Ｔ甘刮蠢词乐校谐黾遥愫刖蹋戎谏！保ā渡岬朗路鹗琛芳度何摹肪砹┧脑率蝗沼蛛罚骸按缶兴担烙芯攀郑ǚ鹨坏溃怯谡溃溆嗑攀逯纸允峭�(邪)道。朕舍外道以事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发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为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其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敕舍道事佛》见《全梁文》卷四、《广弘明集》卷四。此事《佛祖统记》记在天监二年条下)
沈约作《均圣论》。陶弘景作《难镇军沈约〈均圣论〉》。
十一月，帝敕公卿百僚侯王宗族，并弃道教，舍邪归正。(此条《佛祖统记》记在天监二年，误，当在天监三年)
任昉作《奏弹曹景宗》、《奏弹刘整》。(此刘整非刘祥兄，乃刘寅之弟)
天监四年(公元505年)，39岁。
正月《梁书·武帝纪》诏：“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资治通鉴·梁纪二》：诏“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纳后进”。于是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期年之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梁书·儒林传论》亦记此事)
十月，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都督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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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留守中军府。丘迟为临川王记室，随军北伐。
取作《奏弹范缜》。
沈约作《上疏论选举》、《应诏乐游苑饯吕僧珍》。
王筠作《侍宴饯临川王北伐应诏诗》。
释僧祐作《贤愚经记》。(《释藏》)江淹卒，时年62岁。《诗品》评曰：“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
天监五年(公元506年)，40岁。
《魏书·世宗纪》正始三年(公元506年)正月壬申，“萧衍冀州刺史桓和入寇南青州，州军击走之”。
梁武帝正月诏：“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当时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县一千二十二)，专掌搜荐东晋以来湮没不显的旧族，使他们有参加政权的机会，作为政权的支持力量。
甲申，立皇子刚为晋安王。
《梁书·武帝纪中》三月“癸未，魏宣武帝从弟翼率其诸弟来降。辅国将军刘思效破魏青州刺史元系于胶水”。(胶水即今山东潍坊和青岛间的胶河)
据《梁书·陈伯之传》，三月，临川王萧宏记室丘迟私与宋时降魏的陈伯之书，其书末云：“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鹦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图，自求多福。”于是陈伯之拥兵八千归梁。
六月，昭明太子出居东宫。
丘迟又作《为柳仆射让光禄表》、《敬酬柳仆射征怨诗》。
刘孝仪作《为临川王奉诏班师表》。谢朓卒，时年66岁。
沈约作《怀徒谢朓墓志铭》、《齐禅林寺尼静秀行状》。
天监六年(公元507年)，41岁。
梁武帝正月诏：“朕听朝晏罢，思阐政术，虽百辟卿士，有怀必闻……四方士民若有欲陈言行政，益国利民……有可申采，大小以闻。”刘勰闻诏，始酝酿陈言以图进身。
四月，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
六月，以车骑将军、湘州刺史夏侯详为右光禄大夫。
闰十月，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临川王萧宏为司徒，行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行太子少傅。右光禄大夫夏侯详为尚书左仆射。
任昉作《济浙江诗》、《落日泛舟东溪诗》、《泛长溪诗》。
十二月，尚书左仆射夏侯详卒。
范缜《神灭论》成书。梁武帝发动王公及僧正等66人撰文75篇批驳范缜，缜不为所屈。
天监七年(公元508年)，42岁。
正月，诏吏部尚书徐勉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中卫将军领太子詹事王茂进号车骑将军。帝下《立学诏》。《梁书·儒林传论》云：“于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业焉。高祖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泽泽焉。大道之行也如是。”
丘迟卒。时年45岁。《诗品》称：“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故当浅于江淹，而秀于任昉。”
范缜为国子博士，作《以国子博士让裴子野表》。
萧绎生。十一月，刘勰奉敕入定林寺与僧旻一起抄经。
唐释道宣撰《续高僧传·僧旻传》：“……仍选才学道俗释僧智、僧旻，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经论，以类相从，凡八十(八)卷，皆令取衷于旻。”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众经要抄一部并目录，八十八卷。……天监七年十一月，帝以法海浩博，浅识窥寻，卒难该究，因敕庄严寺沙门释僧旻等于定林上寺，缉撰此部，到八年四月方了。”杨明照先生认为：“在天监七年十一月之前，舍人仍任职临川王萧宏府中,故道宣称其衔也。”(《〈梁书·刘勰传〉笺注》)
牟世金先生在《刘勰年谱汇考》中认为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十月中军临川王萧宏率兵北伐，记室已换成丘迟，因《梁书·丘迟传》中说：“四年，中军将军临川王宏北伐，迟为谘议参军，领记室。”因此认为天监七年刘勰已迁车骑仓曹参军；而天监六年至天监八年间的车骑将军唯有夏侯详和王茂二人，并且认为刘勰是任夏侯详的仓曹参军。笔者认为道宣在《僧旻传》中记“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一定是有根据的，即使中军将军记室定制设一人，而天监四年萧宏率军北伐，因为非常时期，工作一定相当繁忙，或许刘勰留府中，丘迟在前线，丘迟只是前线上的记室。故从杨明照说。至于牟先生以道宣不记官职全名只记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显然是道宣之误……不足为刘勰任临川王记室至本年之据”。笔者认为如果以此为据否认了道宣所记的史料价值的话，牟先生在《刘勰年谱汇考》中也有几处临川王萧宏记室而不记全衔，如《汇考》第82、83页就只记临川王萧宏记室未记前衔。难道说《汇考》没有参考价值了吗？只能说道宣此处记得不严密，不能以此为据认为此时刘勰已调为车骑仓曹参军。如果为车骑仓曹参军，而又只能是夏侯详的，那么夏侯详卒于天监六年十二月，到七年十一月刘勰才去抄经，那么从七年一月至十一月这十一个月的时间空白，刘勰又到哪里去了呢？所以我们认为《梁书·刘勰传》只记刘勰初任萧宏记室的职务，后来的就没有再记上，认为刘勰自天监三年至八年四月，仍任职萧宏府中。
任昉卒，时年49岁。王僧孺作《太常敬子任府君传》。
沈约作《太常卿任昉墓志铭》。
天监八年(公元509年)，43岁。
《资治通鉴·梁纪三》记：天监八年(公元509年)，时佛教盛于洛阳，沙门之外，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处士南阳冯亮有巧思，魏主使与河南尹甄琛、沙门统僧暹择嵩山形胜之地立闲居寺，极岩壑土木之美，由是远近承风，无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万三千余寺，僧众二百万(此不含南朝寺数)。
本年四月，刘勰与僧旻等在定林寺抄成《众经要抄》八十八卷。
戊申，以太傅临川王宏为司空，车骑将军王茂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刘勰抄经完工后，调任车骑(王茂)仓曹参军。
王茂，字休远，太原祁人，高门士族。起家奉朝请。“好读兵书，驳略究其大旨”，“性宽厚，居官虽无誉，亦为吏民所安。……姿表瑰丽，须眉如画，出入朝会，每为众所展望”。①一直在军内谋事，为武帝所器重，是武帝政权的重要支持者。历任后军参军，司空骑兵，太尉中兵参军，临湘令，越骑校尉，宁朔将军，江夏内史，襄阳太守。武帝义师起后，任护军将军，侍中，领军将军，镇军将军，封望蔡县公。天监六年改为中卫将军，领太子詹事。七年为车骑将军，八年四月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侍中如故。十一年(公元512年)为司空，十二年(公元513年)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将军，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十四年(公元515年)四月卒。是一位深为武帝所重的大臣。是文韬武略远高于临川王萧宏的著名将领。刘勰在王茂即本号之时入府在其手下任职，当会学到不少军事知识和行政能力。
五月壬午诏曰：“学以从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故负帙成风，甲科间出，方当置诸周行，饰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梁书·本纪二》)
僧祐奉敕助释法悦铸丈八铜像于光宅寺。
慧皎《高僧传·宝亮传》：“天监八年初敕亮撰《涅义疏》十余万言，上为之作序。”(此条《佛祖统记》记在天监十一年下)
刘孝绰作《三日侍安成王曲水宴诗》、《春日从驾新亭应制诗》。
天监九年(公元510年)，44岁。
正月，以尚书令、太子少傅沈约为左光禄大夫，行少傅如故。
三月、十二月武帝两次幸国子学，亲临讲肆，策试胄子，并赐国子祭酒以下各有等次。
沈约作《致仕表》，到洽奉敕撰《太学碑》，释宝唱始撰《名僧录》。
刘勰于本年出任太末令。
牟世金先生考定刘勰出任太末令的时间为天监六年夏侯详六月改职之后。牟先生认为《梁书·刘勰传》中刘勰任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夏侯详卒于天监六年十二月。所以他说：“七月之后，则出为太末令。”(《刘勰年谱汇考》)陆侃如先生也认定天监六年出为太末令。贾树新也把出任太末令的时间定在天监六年(公元507年)。穆克宏先生则将其定在天监九年(公元510年)。杨明照在《〈梁书·刘勰传〉笺注》中说：“按出令太末之年，以下文除仁威南康王记室推之，疑在天监十年(公元511年)萧绩尚未进号仁威将军前。其先一年许,盖司仓曹参军时也。政有清绩，当须时日。假定为二、三年，则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左右，仍在太末任内。”从《资治通鉴·齐纪》知武帝永明元年(公元483年)：“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过久，乃以三年为断，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癸丑，诏：‘自今一以小满为限’。”梁初依宋齐制,所以刘勰于天监九年(公元510年)出为太末令,至十一年(公元512年)则为小满，杨明照说：“上文假定舍人作太末令至天监十一年左右，则除为萧绩记室之年，必与之相续。”杨说甚是。
之所以说取杨明照说，主要出于如下两点考虑：第一，刘勰于天监七年(公元508年)十一月至天监八年(公元509年)四月在定林寺抄经的事，已有明确的记载，而且是三十多人一起工作，这需要时时协调关系。牟世金说此次抄经未离太末令任，似乎不可能。一是太末离建康一千五六百里路，来往协调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二是作为地方官员的一把手不可能离任去做这一抄经工作，因为地方官员不能空岗。第二，在《续高僧传·僧旻传》里对刘勰的职衔是称临川王记室，并未称太末县令，也未称车骑仓曹参军，所以我们觉得抄经时刘勰仍任临川王记室，是八年四月抄经结束后出任王茂的仓曹参军。王茂虽在七年(公元508年)正月进号车骑将军，但未立即上任，只是到了八年(公元509年)四月才即本号，并开府仪同三司。当于天监九年(公元510年)太末县令一有空缺，朝廷立即调任刘勰为太末令。
天监十年(公元511年)，45岁。
刘勰仍任职太末令。
正月，以轻车将军南康王绩为南徐州刺史，都督南徐州诸军事，进号仁威将军。时年7岁。
武帝撰《断酒肉文》，禁止僧尼饮酒食肉，中国僧尼食素自此始。
以左民尚书王暕为吏部尚书。
《魏书·世宗纪》：“夏四月，琅邪民王万寿斩萧衍辅国将军、琅邪、东莞二郡太�
亓跷祝噪陨嚼唇怠！薄跋粞芮财湔虮苯硼⒓奥硐涩V寇朐山”。朐山即朐山县，在今江苏连云港海州区境。此二郡是宋明帝失淮北四州后流亡到此，梁在此设青、冀二州，以供原二州流民安居，故称“以朐山来降”。
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46岁。
正月，临川王萧宏进位为太尉，十一月降太尉、扬州刺史职为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萧子云撰成《晋书》一百一十卷。沈约加特进，迁中军将军，丹阳尹。刘孝仪作《为临川王解司空表》，定林上寺释法通于九月二十一日卒，侍中谢举、萧子云为之制碑文。《佛祖统纪》卷三七载：“谢举长玄理及释氏义，为晋陵郡守与义学沙门互讲经论。”“何胤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通其旨后，隐居若邪山云门寺”。
钟嵘作《瑞室颂》。
《梁书·南康王绩传》：“南康简王绩字世谨，高祖第四子。天监八年(公元509年)(《资治通鉴》和《梁书·武帝本纪》记为七年九月)，封南康郡王……十年(公元511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进号仁威将军。”上已谈及，引杨明照话说：刘勰“假定舍人做太末令至十一年左右，则除萧绩记室之年，必与之相继”。并兼东宫通事舍人也在天监十一年左右。杨说极是。
刘勰于是年由太末县令调任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
刘勰兼东宫通事舍人当与僧祐推荐有关，因为萧统的生母丁贵嫔是僧祐的弟子。也许因了这层关系，萧统才得以了解刘勰的。
记室一职用今天的话说是一秘书职，掌上表章、书记等事,但刘勰曾为中军将军萧宏记室,任太末令又“政有清绩”后，本传说他“除仁威南康王记室”。按梁天监七年(公元508年)颁布的百官阶，分为二十四班，以班多者为贵，中军将军为二十三班，而仁威将军为十六班，官阶不同，记室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县令为七品，东宫通事舍人是一班，是最低班次，好处是从《梁书·庾于陵传》得知：“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可见刘勰任东宫通事舍人官阶虽低，也算重用了。
《隋书·百官志上》：“通事舍人,旧入直 内。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是知刘勰兼领之初并未入直 内，而以记室之职为主。梁武帝于是年改革乐制。(事见《乐府诗集》卷46)
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47岁。
沈约著《中食论》。(见《佛祖统记》卷三七，《广弘明集》于此文下书南齐沈休文，今从《佛祖统记》)闰三月，乙丑，特进、中军将军沈约卒，时年七十三岁。作《临终遗表》。沈约生前，陆厥曾作《与沈约书》，指责其不该自诩为声律学的创始人。并指出曹丕、刘桢、陆机等人的有关论述，认为“前英已早识宫徵”。沈约曾答书与之反驳。
九月，戊午，以临川王宏为司空。(《梁书》记为八月，今以《通鉴》为准)
僧祐奉敕专任剡山石城寺佛像事。《高僧传·僧护传》：“以北齐建武中，招结道俗，初就雕剪。疏凿移年，仅成而朴。顷之，护遘病而亡。……至天监六年(公元507年)，有始丰令吴郡陆咸罢邑还国，夜宿剡溪。值风雨晦冥，咸危惧假寐，忽梦见三道人来告云：‘君识信坚正，自然安隐。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疗，若能治剡县僧护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获平豫……’咸即驰启建安王，王即以上闻。敕遣僧祐律师专任像事。……像以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像今尚存，在今浙江新昌县大佛寺。
刘勰仍为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
王规作《新殿赋》。刘孝仪作《为晋安王让丹阳尹表》。
僧祐与龙华邑正柏超度上表启云：“京畿既是福地，而鲜食之族，犹布筌网，并驱之客，尚驰鹰犬，非所以仰称皇朝优洽之旨，请丹阳、琅邪二境水陆并不得搜捕。”帝敕付尚书议。
僧祐和柏超度的真正上表在唐道宣的《广弘明集》中记在梁武帝《断杀绝宗庙牺牲诏——并表请》中。文中有：“梁高祖武皇帝临天下十二年，下诏去宗庙牺牲，修行佛戒疏食断欲。”这些话不像是武帝的语言。细读全文，叙述了四件事。一是(天监)十二年诏去宗庙牲，二是僧祐等上表在丹阳和琅邪二境断捕生灵，三是武帝诏敕将僧祐等人的表付尚书省议过程中的各尚书的议论发言，四是武帝又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从语言看，只有第四件事像是武帝语言，一至三件事是《广弘明集》的编者综合记录的，所以此处记为“(天监)十二年下诏去宗庙牲。”《梁书·武帝纪》中记为天监十六年“夏四月甲子，初去宗庙牲……冬十月，去宗庙荐修，始用蔬果。”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杜佑《通典》卷四九皆记为天监十六年。我们认为《广弘明集》所记录的是综合性的材料，从今存的所有资料看，武帝诏去宗庙牲可能是在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但杨明照等先生认为僧祐和柏超度上表也在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然而，我们细读《广弘明集》的原文，觉得僧祐等人的上表应在天监十六年之前。理由是僧祐和柏超度的表奏，武帝敕付尚书议，尚书议论的发言稿也被道宣采来编在武帝诏文(并表请)中，文中记录的人物为：议郎江贶、兼都令史王述、尚书夏侯、仆射袁昂、尚书令王莹。从这些人的职务看，多为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以前的。如尚书令王莹天监九年正月始为尚书令，天监十五年就去世了。夏侯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为都官尚书，十五年出为信武将军、安右长史、江夏太守。袁昂是天监十一年以吴郡太守兼尚书右仆射，十二年以兼尚书右仆射为尚书右仆射，寻为起部尚书，十五年为左仆射。王莹死后为尚书令。左丞谢几卿何时为左丞，本传记载不详，但从其职务排列看，也不会晚于天监十五年。因而，笔者认为僧祐和柏超度上表应在天监十五年九月王莹卒之前。道宣记的天监十二年或许是记僧祐等人的真正上表时间。故将此事记于本年。
再，从京畿周边禁杀生类到宗庙祭祀去牺牲，必有一个从僧徒要求到皇帝下诏的酝酿过程。从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僧祐提出，到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三月敕禁太医禁用生类为药，四月去宗庙牲，十月去宗庙荐修，始用蔬果。这样似乎符合事物发展的过程。因为此事当时曾是“公卿异议，朝野喧嚣，竟不从”。反对面很大。
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48岁。
正月，以晋安王萧纲为荆州刺史。三月，建安王萧伟为左光禄大夫。七月封皇子萧绎为湘东郡王。刘勰仍为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
天监十四年(公元515年)，49岁。
正月，高祖临轩，冠昭明太子于太极殿。(太子15岁，太极殿新成于天监十二年六月)
魏世宗武皇帝卒，子诩嗣，是为肃宗孝明皇帝。
钟嵘《诗品》成书于本年前后。
《魏书·释老志》：“至延昌中(公元512-515年)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僧侣逾众。”
四月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江州刺史王茂薨。
九月魏萧太后临朝称制。
刘勰仍为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
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50岁。
剡县石城寺造像竣工于本年三月十五日。刘勰为其撰《梁建安王造剡县石城寺石像碑铭》。
五月，以司空、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为中书监，骠骑大将军、刺史如故。
六月，吏部尚书王 为右仆射。
魏灵太后胡氏立永宁寺。
刘勰仍为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
《南史·何思澄传》说：“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等五人以应选。八年乃书成，合七百卷。”
本年华阳真人陶弘景潜逃三年后被追回，在茅山建菩提白塔，并至贸县阿育王寺受五大戒。(《佛祖统记》卷三七)
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51岁。
正月，南康王萧绩为宣毅将军，复领石头戍军事。刘勰当在此时离开南康王府，入住东宫，专任舍人职。
三月丙子，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郊庙牺牲皆代以面，宗庙荐羞( )使用蔬果。(《佛祖统记》卷三七)
《梁书·武帝纪》卷三七：四月，“初去宗庙牲。”
《佛祖统记》卷三七：十月，“去宗庙荐 ，始用蔬果”。
敕废天下道观、道士皆返俗。
武帝欲白衣僧正未成。
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引《隋书·礼仪志》二：“(天监)十六年四月，诏曰：‘……宗庙祭祀，犹有牲牢，无益至诚，有累冥道。……可量代。’……十月，诏曰：‘今虽无复牲腥，犹有脯 之类……可更详定，悉荐时蔬。’左丞司马筠等参议：‘大饼代大脯，余悉用蔬菜。’”据此，杨明照说：“是七庙飨荐之改用蔬果，自天监十六年冬十月始也。”
李庆甲在《刘勰〈灭惑论〉撰年考辩》中说：“刘勰的《灭惑论》撰成于梁天监三年之后，具体的时间可能是在天监十六年左右。”陆侃如先生也将此定于本年。故将刘勰《灭惑论》撰成于本年前后。
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52岁。
《梁书·刘勰传》：“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按《隋书·礼仪一》：“梁南郊，为圆坛，在国之南……常与北郊间岁。正月上辛行事，用一特牛，祀天皇上帝之神于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北郊，为方坛于北。……与南郊间岁。正月上辛，以一特牛，祀后地之神于其上，以德后配。”又《礼仪二》：“岁凡再祭，盖春求秋报。……每以仲春仲秋，并令郡国、县祠社稷先农。……旧太社廪牺吏牵牲，司农省牲，太祝赞牲。”是知二郊农社原用牺牲。而七庙飨荐改用蔬果，已始于十六年冬十月。今二郊农社之“犹有牺牲”当指在十七年正月或八月之后，又知僧祐卒于本年五月二十六日，而僧祐卒前已上表建议京畿应禁捕鲜食之族。故可以推定刘勰上表当在本年正月之后五月之前。
刘勰或许因上表有功，得到梁武帝欢心，遂准其离开南康王府入直东宫并迁步兵校尉。步兵校尉掌东宫警卫事，位列六品，通事舍人为九品官。步兵校尉为刘勰仕途生涯中最高官职。《梁书·刘勰传》中说：“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是知此前后一两年是刘勰平生最得意之时。(刘勰任职的步兵校尉是东宫还是五营，待考)
二月，以领石头戍事南康王绩为南兖州刺史。三月改封建安王伟为南平王。五月，临川王宏因事免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寻以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又以本号行司徒，十月为中书监、司徒。
《高僧传·僧祐传》：“以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窆于开善路西，定林之旧墓也。弟子正度立碑颂德，东莞刘勰制文。初， 集经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为《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
本年钟嵘卒，年五十一岁。(见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
《高僧传·释慧弥传》载慧弥以天监十七年闰八月十五日终于定林寺山舍。春秋七十有九，葬于寺南，立碑颂德。陶弘景作《许长史旧馆坛碑》。(事见《艺文类聚》卷七八)
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53岁。
《南史·梁武帝纪上》：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夏四月丁巳，帝于无碍殿受佛戒”，法名冠达。事又见《续高僧传》卷六《梁国师草堂寺智者释慧约传》。
著名画家张儒繇卒。
慧皎撰写的《高僧传》成书于本年。
刘勰免步兵校尉职(其职由谢举代替)，东宫通事舍人如故。奉敕与慧震入定林寺撰校经文。(本次重入定林寺校经，是因僧祐卒后，需将其新著加以整理，或将其以前的著作加以增订。但其始于几月难以考证，可能与免步兵校尉同时，牟世金先生估计当在本年前后)
普通元年(公元520年)，54岁。
正月，梁改元普通。以临川王宏为太尉、扬州刺史。十月以晋安王萧纲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
吴均卒。
刘勰仍兼东宫通事舍人，并继续于定林寺撰经。
范文澜认为校经“大抵一二年即毕功”。牟世金先生在《刘勰年谱汇考》中认为范说“近是”。并认为“此度撰经非新著或始编，唯予僧祐之集辑，重加整理或增订，或有部分序文，亦修写于此时。故大抵始于上年而毕于本年”。
贾树新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第1辑撰文中根据有关资料推理算计定林寺的藏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