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鹊的著作， 《汉书·艺文志》只载了《扁鹊内经》与《扁鹊外经》。后两书
未再见文献记载，而记载了《难经》及其他一些著作。当代学者对《难经》的作者、
成书年代、学术渊源，《难经》与《扁鹊内经》、《扁鹊外经》及其他医籍的关系，
都存在着不同观点。其他著作，经考证多系托名。本节将这些资料次列于后，以备查
考。
一、《难经》研究
（一）《难经》作者研究
1.战国时秦越人说
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1958年）中提出如下观点：《难经》、《素问》、
《灵枢》同为张仲景撰《伤寒论》时所采用，共为医家古书了无疑义，不始于吕广作
注，更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谓《黄帝扁鹊脉书》，
疑即指《难经》言之。
卢南乔在《民间医生扁鹊在医学上的贡献及其在中国医学史上的贡献》 （1965
年）一文中认为：私人著作之风，兴起于战国。《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仓公所
师的公乘阳庆“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又云仓公“谒受其脉书上下经”，
可知扁鹊曾把他的医疗经验笔之于书，其书至秦时已被尊为经。汉成帝时，“侍医李
柱国校方技”，《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医经遂有《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
二卷。这是最早的医学书籍。但是这些所谓扁鹊之书都不曾流传下来，而《隋书·经
籍志》又出《难经》二卷，《唐书·艺文志》始标明“秦越人撰”，这自然是很可怀
疑的。后汉名医张仲景在其所著《伤寒论序》即曾提到利用《八十一难》（即《难经》），
是以其书著录虽晚在隋世，而在医家中流传迄未绝迹。《难经》著作权归之黄帝是大
错误。他认为到扁鹊是第一个整理这部书的人，很有道理，因为《难经》自扁鹊后不
知经过多少人的整理才成为定本。我们认为，把后出《难经》说成就是扁鹊原著固不
可，而说成是后人增订本或增修本则无不可，中国医家有著作造端于扁鹊，扁鹊所著
书是医书的嚆矢。从此以往，医学的传授，一变口耳相传的那种既狭隘，又迟缓、又
难精确的落后状态，而为学者提供了广阔、快速，甚至无师自通的条件。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 （1978年）中认为：扁鹊著《难经》，用人体解剖来阐
明脉理和病理，完全脱离了鬼神迷信的影响。巫医分业以后，扁鹊是总结医学经验的
第一人，又是切脉治病的第一人。
2.弟子后人整理说
余慎初在《中国医学简史》 （1983年）中认为：扁鹊的医疗技术，由他的弟子
和后起者的继承而保留下来。 到了汉代， 有人把他的医学理论和经验，总结整理成
《难经》一书，这部经典著作主要通过人体解剖来阐明生理、病理、脉理及针灸经穴
等。
李伯聪在《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 （1990年）中认为：《难经》是东汉时期扁
鹊学派的著作。东汉末年至唐代提及《难经》者共10家，其中明确肯定秦越人著《难
经》者六家（孙思邈、谢土太、杨上善、王勃、《旧唐志·经籍志》、《新唐书·艺
文志》）；虽史文有阙，但很可能持同样看法者有两家（吕广、《隋书·经籍志》）；
未曾言及作者的一家（张仲景）；肯定《难经》为黄帝所作者仅皇甫谧一家，但未拿
出证据。秦越人虽一代名医，但与黄帝威名相比，“名望”自仍有天壤之别。在传说
流传过程中，许多他人之“发明”终于被归于黄帝；《黄帝八十一难经》一书，“黄
帝”二字也被冠于书名之上，造成先声夺人之势。秦越人（扁鹊）是扁鹊学派的鼻祖
和旗帜，六朝和隋唐时期去汉不远，这个时期的“舆论”和医家公认《难经》为秦越
人所作，乃是提示《难经》一书学派归属和学术思想源头最有力的线索。《难经》是
东汉时期的著作，不可能是秦越人所写。秦越人著《难经》的古传之说必须而且应该
解释为：东汉时期扁鹊学派的医家撰写了《难经》，《难经》继承了西汉之前扁鹊学
派的学术思想并使之有了新的发展， 秦越人著《难经》 的真相是扁鹊学派的医家著
《难经》。《难经》所称引的“经言”有许多是相传属于扁鹊的观点。
王明阁在《先秦史》 （1983年）中认为：扁鹊没有留下亲笔著作，但东汉时却
有人把他遗留下来的经验和理论整理成一部《黄帝八十一难经》，这是一部文字简洁、
道理精深的医学名著。
凌耀星在《难经校注》 （1991年）中认为：对《难经》的成书年代及作者，我
们的见解是决不晚于汉代，是东汉以前医家辑录秦越人佚文而成的。
3.《难经》作者非扁鹊说
孔健民在《中国医学史纲》（1959年）中认为：大约2世纪初中间（约东汉安帝
至桓帝时），医家根据古医经或医经节抄之本，设为问难，发挥经义，著为一家之言，
称为《黄帝八十一难》。
傅维康在《中国医学史》 （1988年）中认为：根据文献记载最早提到《难经》
书名的是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自序》 ， 但未表明作者。《扁鹊仓公列传》和
《汉书·艺文志》中都未记载《难经》，故秦越人不可能为《难经》作者。
李经纬在《中国古代医学史略》 （1988年）中认为：《难经》原名《黄帝八十
一难》，3卷（或分为5卷）。本书原题为战国时秦越人（扁鹊）所作，殆不可信。查
考《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并未提到此书，《汉书·艺文志》也无记载，直至唐代杨
玄操《难经注》和《旧唐书·经籍志》才提到《难经》的作者为秦越人，显无实据。
其作者尚需进一步考证。
（二）《难经》成书年代考证
1.西汉说
何爱华在《难经解难校译》 （1992年）中认为：《难经》一书之著作年代，不
仅可以上溯见于西汉时代，而且还可以窥见其为淳于意等一派独取两手寸口动脉，以
诊五脏六腑病之医学家们的著作。
郭霭春在《八十一难经集解·序例》 （1984年）中说：核之《扁鹊仓公列传》
所载的二十六个病例，其中有二十个病例都是切脉诊，可见仓公诊籍就是执“独取寸
口，以取五脏六腑死生吉凶之法”的具体实例。那么仓公诊籍和《难经》的特点既然
如此相和，则仓公之学，就是《难经》的传人，在事实上来看，也是有可能的。根据
这特点，初步判定《难经》的成书年代，可能在西汉以前，这样说，不会是支离之谈
吧！
李经纬在《中国古代医学史略》 （1988年）中认为：从《难经》内容上看，系
在《内经》理论基础上释难解疑，其成书显然在《内经》之后。但有人认为它成于六
朝， 则又未免太晚， 因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已提到“八十一难”的内容，而
《隋书·经籍志》载本书亦言有三国时的注本。目前一般认为约成书于西汉时期，较
为可信。
2.东汉说
贾得道在《中国医学史略》 （1978年）中认为：《难经》旧题秦越人（扁鹊）
著，过去已有很多人怀疑，因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没有提到，《汉书·艺文志》
也不载此书。特别是从其内容来看，受“谶纬”学说把阴阳五行神秘化的影响非常明
显，所以肯定不是西汉以前之作。但有人认为它成于六朝，则又未免太晚，因为《伤
寒论》自序已提到“八十一难”的名称，而《隋志》记载本书言有三国时吕广的注本。
可见他又不会出于东汉之后。所以近人考订为东汉人所作是可信的。
傅维康在《中国医学史》 （1988年）中认为：《难经》的内容主要是阐述《内
经》所提及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所以它的成书年代在《内经》之后。西汉的《史记》
和东汉初期的《汉书·艺文志》都没有提到《难经》，而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论》
和《隋书·经籍志》 则记载有《难经》的书名；赤乌二年（239年），吴太医令吕广
曾对《难经》进行注释。凡此说明最迟在东汉末年，《难经》不仅已经成书，而且还
得到流传。此外，《难经》中引用的一些语句，如“肝得水而沉，水得木而浮，肺得
水而浮，金得水而沉”等，都出自班固所著的《白虎通》中。也为《难经》成书东汉
提供了依据。
凌耀星的《难经校注》 （1991年）着重从《难经》中搜寻内证，论证其成书年
代在东汉。 认为，（1）寸关尺、浮中沉三部九候诊脉法首创于《难经》已是众所公
认的事实，而这种脉法在仲景书中确实得到广泛应用。《金匮要略》第一与《伤寒论》
第12条脉以前后阴阳分尺寸之说既不见于《内经》，而显然来自《难经》。第五十八
难所云“伤寒有五”启示后学伤寒有狭义、广义之分。广义伤寒，作为外感热病之总
称，仲景《伤寒论》主要论述各种外感热病，其概念是完全相同的。《难经》的五种
伤寒，都体现在张仲景对具体疾病的辨证论治之中。《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
证第一》所云“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唯治肝也。”与《难经·七十七难》基
本相同。至于“四季脾旺不受邪”之理论，则见于《难经·五十六难》。以上内容均
不见于《内经》。《金匮要略》第六有“外证身体不仁，如风痹状”句。考《内经》
162篇原文中仅《至真要大论》 提及“证有中外” 其余所有篇中凡论病时， 找不到
“证”、“病证”的名词。而在《难经·十六难》中恰有“是其病有内外证”，并详
细论述了五脏病“内证”与“认证”的种种表现。可见仲景“外证”一词，很可能来
自《难经》。《金匮》第一篇与第十一篇关于脏病与腑病预后和积与聚的鉴别之论述，
与五十二难、五十四难、五十五难所述内容和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而也不见于《内
经》 。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论证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时，确曾接受并运用了
《难经》 的理论作为古训。（2）《脉经》的撰述，选录了《难经》的内容。将两书
内容逐一对照，列成表格。①据统计，两书内容相同者，约2700字，占《难经》全书
的1/5多。而其中脉学部分共十二难，约1900字，占《难经》全部脉学内容的近半数。
②《脉经》中的这部分文字，在编写体例方面，与《难经》的独特风格，竟毫无两样。
以上内证，充分说明了王叔和编写《脉经》时，除了《素问》、《灵枢》、《伤寒杂
病论》等医经外，他对《难经》脉学的论述，颇为重视，而且大量采用。其序文中所
说“其王、阮、傅、戴、吴、葛、吕、张、所传异同”之“吕”应指首注《难经》的
吕广而言，则叔和所据的《八十一难经》传本，自当为今已亡佚的吕广注本无疑。此
外，从原文中的避讳字也找到一些佐证。从《难经》避惠帝讳，不避殇帝讳观之，其
书年代，似可略见端倪。根据以上内证及现有史料，《难经》成书年代及作者是不会
晚于汉代，应是东汉以前医家辑录秦越人佚文而成的。
3.六朝说
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秦越人难经》 引述陈直斋所说“《汉志》亦但有《扁
鹊内外经》；《隋志》始有《难经》；《唐志》遂属之越人。皆不可考”后，认为：
《伤寒论序》所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八十一难者，即指《素问》九卷
而言，而非指《难经》。
清廖平《难经经释补正》 认为：“难经之伪，凡深于医者皆知之；后人犹强为
辩护者， 不过以《史记》 张守节《正义》引杨玄操序以为秦越人耳。使其书早出，
《集解》、《索引》何不引据？今考《正义》引《素问》十一条，《素问》皆无其文，
又引《素问》而无《灵枢》，是其于医学毫无研究可知。又《千金》、《外台》诊法，
原书无一与《难经》同者，是《难经》与《脉诀》，世俗虽有流传，老医达人皆鄙夷
不屑道。《正义》因素不习医，喜其简易，故摭拾以塞责。”
近人恽铁樵 《铁樵函授学校开学演辞》 认为： “中国古医书之荒谬者无过于
《难经》。《难经》号称秦越人著；而《汉书·艺文志》不见其目，《隋书·经籍志》
亦无之，《新唐书》始言之，此必后出之书，当在东汉之后。夫躯体内景，决非肉眼
可见者能于治疗有所辅益，以故古书皆不言，而《难经》独言之：肝何故沉？肺何故
浮？胃重几斤？粗劣可信荒谬，至为可笑！且《难经》每首句之下，必接一然字，遍
检经史诸子，无有类此文法者，是真不通医生拾汉人唾余，托名伪撰之书。”
范行准在《“黄帝众难经” 、“玉匮镉针经”作者吕广的年代问题》（1957）
中认为：“今本《黄帝八十一难》，不见于梁《七录》，而见于《隋志》，至五代时
刘昫等撰《唐书·经籍志》，始题‘秦越人撰’，欧阳修等撰《新唐志》仍之。盖宋
齐以前，尚无今本《难经》，是可以肯定的。”“姚际恒说《难经》是六朝人所伪托
的话，可成定论。”
4.唐代以后说
民国黄云眉在《古今伪书考补正》 中说：“《素问》托于唐以前，故守节《史
记正义》得引之，《灵枢》托于王冰，守节当不及引，《难经》又在冰后，则更不得
引矣。”
（三）《难经》学术渊源研究
1.源于《内经》说
李经纬在《中国古代医学史略》 （1988年）一书中认为：从理论上讲，本书基
本上没有脱出《内经》的范畴，它对《内经》某些古奥的理论作了较为浅显的解释，
对某些学说，则又在《内经》理论的基础上有所推阐和发展。本书对脉学有详悉而精
当的论述，为后世所称颂。它提出了“诊脉独取寸口”的理论，把《内经》的三部九
候，解释为气口的寸、关、尺三部，每部又有浮、中、沉三候。并提出根据说，寸口
为“脉之大会”，又是“五脏六腑之所终始”，故可以独取之。由此，“独取寸口”
的理论逐渐为后世所采纳。 郭霭春在《八十一难集解·序》 （1989年）中认为：从
《七难》起，引“经言”者，全书凡三十五见，其中亦有称“经言”，而《素问》、
《灵枢》无其义的，滑寿、姚振宗就以为今本《内经》有脱简错误，其实也未必然。
因为所谓“经言”，不一定都是出自《素》、《灵》。前古医书，如《上经》、《下
经》 等早亡佚了。 《难经》所引“经言”，安知不出自亡佚了的古医经呢？如必以
“经言”就是《素》、《灵》之言，试问《素问·离合真邪论》、《调经论》、《脉
要精微论》等篇所引的“经言”，又是出自哪里呢？要知道《难经》有本之《素》、
《灵》者，亦有显然与《素》、《灵》异帜者，间亦有补《素》、《灵》之未备者。
这样说，应该是比较允当的。
2.别于《内经》说
近人张寿颐《难经汇注笺正·序》 认为：其理论与《素》、《难》时有出入。
盖当先秦之世，学说昌明，必各有所受之。
廖育群在《扁鹊脉学研究》 （1988年）中认为：《难经》一书，普遍认为是发
《内经》之难，即解释《素问》、《灵枢》之疑难要点的，但上述这些内容在《素问》、
《灵枢》中并非重点，且与两书之总体印象有些不一致。另外《难经》的脉学内容所
涉，有些根本不见于《素问》、《灵枢》。实际上，《难经》是博采各种古籍医经之
说而试图解惑答疑。
何爱华在《关于〈难经〉 的几个问题》 （1960年） 中认为：《难经》乃是从
《内经》演进而来的祖国医学理论著作，其独特以两手寸口动脉，分为寸、关、尺三
部，以候五藏六府之病变，为其异于《内经》之特点。
李伯聪在《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 （1990年）中认为：《难经》不是阐释《黄
帝内经》之作。理由如下：第一，《黄帝内经》的一个基本概念是“道”，《黄帝内
经》一书的题，就是对“医道”的探索和阐发。可是在《难经》中“道”这个概念竟
然连一次也没有出现。第二，《难经》的学术见解与《黄帝内经》的学术见解相互冲
突之处颇多，最突出的有：（1）《难经》第一次提出了“独取寸口”的脉法。（2）
《难经·三十六难》 提出“左肾右命门”之说，与《黄帝内经》相左。（3）《难经
·二十五难》提出三焦“有名而无形”，而在《黄帝内经》中三焦分明是有形之物。
（4） 《难经·三十七难》对“关”、“格”的定义，与《灵枢·脉度篇》相比，恰
恰相反。第三，《难经》所引“经言”不见于《黄帝内经》者颇多。第四，《难经》
一书关于“圣人”的看法（如二十七难、二十八难，认为“圣人”并不是无所不能的）
与《黄帝内经》对黄帝的看法（《上古天真论》）是大相径庭的。《难经》一书中两
次提到的“圣人”不可能是岐伯，更不可能是指“黄帝”。第五，《难经》中所说的
“经言”，并没明确地指出所引是哪一种医经，特别是《难经》中所指明的经言并不
一定属于《黄帝内经》。从《内经》所引经言与《黄帝内经》相合这一点还不能完全
肯定说经言就是引自《黄帝内经》，把“经言”二字解释为“《黄帝内经》之言”只
不过是后人的理解罢了。
凌耀星在《难经校注》 （1991年）中认为：从《难经》全书内容，尤其是从三
部九候、真脏脉、是动病与所生病、命门十五络及十二经原穴等的概念和学术思想观
之，确属别是一家之言，其与《内经》并非同一学术流派。
曹东义等在《神医扁鹊之谜》 （1996年）中认为：刘向校正之前医书无经传之
分，医书无以“经”为书名者，所以《难经》中引用“经言”的地方竟达35处，也可
证其成书于刘向校书之后。因此《难经》与《素问》、《灵枢》一样，博采古籍，其
中保留了《汉志》医经七家的大量内容或主要精髓。《难经》与《素问》、《灵枢》
一样是成书于东汉的古医书，其中又汇集了汉以前脉学学术成就的精华，较多保留了
扁鹊所开创的古脉学的原貌，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深受历代重视是情理之中的事。
以往认为《难经》是解释和阐发《素问》、《灵枢》的著作，其原因在于对《素问》、
《灵枢》成书年代和其与《黄帝内经》的关系上存有模糊认识，另外《难经》中所说
“经言”有与《素问》、《灵枢》中文字相同或相近者，似乎成了《难经》是阐发二
书奥旨的“内证”，却不设想三书中皆引有“经言”，有着共同的祖本，同出一源而
互有异词。其实三书都是《汉志》医经七家的延续，皆传扁鹊之脉学，而又有所发展，
丰富了医学理论的内容，使“方者宗”扁鹊所开创和集成的事业更加完善。我们不赞
成把《素问》、《灵枢》，甚至《黄帝内外经》看成是“黄帝学派”的医经，把《难
经》 或《扁鹊内外经》 看成扁鹊学派的医经，两大学派互相论争的观点。司马迁在
《史记》中考证后的结论是可信的，他认为“扁鹊言医，为方者宗”，“至今天下言
脉者由扁鹊也”，扁鹊所开创的医学源远流长。西汉时期虽有托名黄帝的医书行世，
要之，皆传扁鹊之学，是发展扁鹊学术的近世“新名牌”，而绝不是发端并兴盛于扁
鹊之前或扁鹊之后到西汉年间，能与之分庭抗礼的另一大学派。在司马迁笔下，我们
看不到还有另一与扁鹊学派不相上下的学术派别。刘向校书时虽称“医经七家”，而
实即医学理论著作七种，未云这些理论著作出于不同学派的人手里，是不同学派医家
的经典。相反战国末年公乘阳庆从“古先道”那里接受了“黄帝、扁鹊之《脉书》”，
仓公引用“《脉书》曰”时也不区别哪是扁鹊的脉法，哪为黄帝的脉法，而是将其融
会贯通，并传给他的弟子。所以，把《难经》看成是扁鹊学派的著作，是《素问》、
《灵枢》所构成的黄帝学派医经之外的学术著作的做法，人为画线，刀削斧凿的弊端
是难以避免的。医学发展过程中，从春秋末到汉代没有明显的流派斗争，《难经》不
是《灵枢》、《素问》的解经之词，而是扁鹊开创的古医学在汉代丰富发展的文化结
晶。
（四）《难经》脉学理论研究
姜灿文在《浅谈〈难经〉 脉学理论对现代脉学研究的指导作用》（1986年）一
文中认为：《难经》的脉学理论，后世医家从王叔和到李时珍都作为基本法则遵循，
随着临床实践的深入，脉学理论在其丰富内容和细节上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其理论基
础和诊察的基本方法一直没脱出《难经》模式。三部九候的基本原理同样应该是现代
脉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离开三部九候就丧失了脉学的特征而很可能成为脉搏波的翻版，
其前途充其量是众多现代医学的心功能指标之一。因此，致力于三部九候机理的探讨
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探讨寸口取脉机理的假说，有贵州施诚、华有德的生物离散谱模
型，湘潭大学袁龙慰教授的流传力学机制探讨和生物场数学模型。我们认为在探讨三
部九候力学机制方面较为领先和合理的是湘潭大学龚安特、湖南中医学院颜文明、李
冰星的管道系统模型，上肢动脉的各个分支成为这一力学系统的分支元件，这样，寸、
关、尺正好处于掌浅、深分支的附件（一前一后，关在正中）的特殊位置上，即分支
元件部位的不同位置，因而具备各异的力学性质，医师诊脉的轻重指法改变了血管的
几何性状，从而使血液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基于这一思想建立了本构方程和展开一
系列的推导过程，它虽然存在将血液视为牛顿流体，忽视医师按压血管时神经、体液
支配形态和功能的改变等，但对三部九候的机理有了较严密的力学表述形式，从而消
除了脉学与现代科学的语言障碍。诚然，验证它现阶段的设备仪器还存在实际困难。
第一阶段可以比较锁骨下脉象图和寸口部位脉象图的差异并寻找其信息的差异，这容
易显示，再则以后可以逐渐接近终极目标。目前尚存在一个空白处，就是通过一些现
代生理的指标作为中介，将整个机体的生理过程和病理变化同脉学的三部九候联系起
来。
（五）《难经》针灸理论研究
烟建华在《略论〈难经〉 的学术成就》（1987年）一文中认为：《难经》论述
经络俞穴， 在针治方面作出贡献：（1）关于奇经概念的表述。把奇经视为深湖，功
能是储聚十二经多余的气血，这是《难经》的创见，对辨证论治、指导养生有实际意
义。 （2）关于“是动”、“所生病”的解释。《难经》以气分血分先后病解释，虽
未尽善， 但简洁明快，有一定的说服力。（3）十二经五输五行化。《难经》根据阴
阳刚柔相济、五行生克制化的原理，探讨其阴阳五行属性，提出阴经井穴属木，阳井
穴属金， 为五俞配穴治疗脏腑疾病，奠定了理论基础。（4）首创肝实肺虚补水泻火
之法，《难经》提出“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以泻火补水法治疗心肝
之火有余、肺肾不足的征候，为运用五行学说于临床治疗作了示范。
杨广林在《〈难经〉 穴位配伍补泻法的临床应用》（1991年）一文中认为：针
法补泻涉及许多方面，其中穴位配伍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难经》中“补母泻子”、
“刺井泻荥”、“补水泻火”、“补井泻俞”等法，是对穴位配伍补泻的很好举例，
其实这些补泻方法都同源于“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理论。子母补泻，在针法
治疗方面，通常有四种方法：（1）根据本经井荥俞经合的五行关系进行补泻。（2）
根据脏腑经脉的五行配属， 并按照脏腑经脉之间的五行关系进行补泻。（3）本经取
穴与有关脏腑经脉的合用， 其效果更好。（4）若不虚不实，则根据《难经》第六十
九难“以经取之”。然则，对于“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又必须整体把握。一般
来说，“刺井泻荥法”适用于慢性病的实证；“补水泻火法”适用于心肝火旺、肺肾
阴虚之证；“补井泻俞法”则为迎随与子母补泻结合的方法，适用于本经自病的征候。
《难经》穴位配伍的补泻法，对后世针灸有重要影响。
李经纬在《中国古代医学史略》 （1988年）中称：西德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
所长文树德博士，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协助下，研究了历代医家
关于《难经》 的注释之作， 编译成《难经集注》（英文）一书，表现出国外学者对
《难经》的关注。
二、其他著作研究
廖育群在《扁鹊脉学研究》 （1988年）中认为：《汉志》所载扁鹊著作数种，
应视为传有渊源的扁鹊著作（或经其传人整理而成）。而其内容，属于扁鹊自身的，
则主要是脉学。与扁鹊内、外经并列于《汉志》的《黄帝内经》，一直被认为是现存
最早之中医经典。但今本《黄帝内经》绝非《汉志》之《黄帝内经》。今本《黄帝内
经》，即《素问》、《灵枢》两书，成书当在刘向《七略》以后。但其内容所采，上
至战国，下至东汉以后不等。扁鹊著作同样被部分收入其中。王叔和《脉经》卷四所
记载的“扁鹊脉法”的某些内容被《素问》、《灵枢》采用即是其例。有关扁鹊著作
的考证，与今本《黄帝内经》成书过程及时代的研究，是一个互相发明的问题。站在
今本《内经》即《汉志》所载的错误立场上，则不可能考虑到《汉志》七家医经的内
容均有可能被收入成书于其后的《素问》、《灵枢》乃至《难经》、《脉经》之中，
当然也就无从寻找扁鹊著作和扁鹊脉学的端倪。曹东义等在《神医扁鹊之谜》（1996
年） 中认为： 周秦古籍皆不著撰人，又初无书名篇题，所以《汉书·艺文志》所载
《扁鹊内外经》，若为扁鹊所手著，则从春秋流传到西汉末年，长达四百多年，其中
难免有后学附益补正；若为其门弟子口传而后始著竹帛，成为书籍，其中必定有扁鹊
遗说心教，不失为其家传之学。所以《汉志》中《扁鹊内外经》当源出于扁鹊秦越人，
非后人所伪托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