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在定林寺里，人已逾知天命之年，面对七千五百余卷的撰纂任务，他知道自己后半生的命运将是何种情况。据学者研究，他的另一部著作《刘子》一书的撰写工作，当是开始于仁威将军记室任上。那时他已不仅有治国安邦之志的理论修养，而且也有了太末县令的治民经验。有学者推论此书的初萌，当在天监六年(公元507年)梁武帝下诏：“……思阐政术，虽百辟卿士，有怀必闻……四方士民若有欲陈言刑政，益国利民……有可申采，大小以闻”②之后。此时的刘勰正宏图在心，在此诏的感召下，欲陈言以图晋身，但巨大的理论之书，非一日之功，最后当成书于普通初年。从《刘子》一书前后文来看，有着明显的情绪落差，最后几篇反映了作者在自然规律面前显得无奈，自己空有凌云之志，年龄不由人，表现出明显的悲观情绪。根据《刘子》存录于阮孝绪《七录》中，而《七录》又始撰于普通四年(公元523年)，而此时刘勰正在定林寺与慧震一起撰经，其情绪正与《刘子》书末几篇文章所反映的情绪吻合。
《刘子·惜时》篇说：“人之短生，犹如石火，炯然以过，唯立德贻爱，为不朽也。”“生为无闻之人，殁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此时昔日的同僚一个个逝去，自己又被一纸敕文禁锢在定林寺内，如同“寒蝉抱树”，只得“染意于松烟”，“哀其时命，迫于严霜，而寄悲于菀柳”。①
普通七年(公元526年)四月，太尉临川王萧宏去世，十一月，太子萧统之母丁贵嫔去世。萧统除了母亲去世给他带来的悲伤以外，还与武帝产生了信任危机。这就是萧统在母亲丁贵嫔病重之时派人买了一块有吉于自己的墓地。有人听说太子要买地以后，贿赂宦官俞三副求卖地。俞三副秘密向武帝进谗，说太子买的那块地对皇上不利。梁武帝晚年性多疑忌，信以为真，命人把太子买的那块地强令卖掉，另买了有人托俞三副卖的那块，说是花了三百万，其实仅用了一百万，那二百万被俞三副贪了。梁武帝按自己意图选了块地给丁贵嫔作墓地。丁贵嫔安葬以后，有道士向太子萧统说，现在他母亲葬的那块墓地，对长子不利，如果殿下愿意的话，还可以破解，这就是在丁贵嫔的墓侧长子位置埋上蜡鹅和其他诸物。太子按道士的意图办了。这件事被太子身边的宫监鲍邈之密报了梁武帝。其实鲍邈之和魏雅两人都曾受宠于昭明太子，但后来鲍邈之觉得自己不如魏雅更受太子喜欢，又深知武帝晚年性多疑，萧统太子与父皇有矛盾，又知道萧统同母弟晋安王萧纲也想争太子位，鲍邈之于是就乘隙密报梁武帝。梁武帝立即派人去掘丁贵嫔墓侧长子位置，果然掘出蜡鹅等物。于是大怒，并立案查个究竟。吏部尚书徐勉曾任职东宫，对太子的为人非常了解，深知此事纯系有人进谗所致，所以向武帝力谏，武帝这才作罢，只是把道士处以极刑，未追究太子萧统的责任。为了监督太子的行动，使之知“君臣父子之道”，于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加南平王萧伟太子太傅。此职初以临川王居之(天监六年始，时间很短)，空缺已久，今忽重置，武帝用意已明。三年正月又召晋安王萧纲还京任扬州刺史，逼宫已明，人尚未至，吓得太子夜有“与晋安王对弈扰道之梦”①。
为此，太子萧统终日惭愤，又不能自明。由是武帝与萧统间的矛盾日见突出，使太子感到时时处在危机之中。
此时的晋安王萧纲也由于好引纳文学之士，身边形成了以庾肩吾、徐、刘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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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三月，同泰寺建成，帝于同泰寺舍身事佛，使文武群臣一时惊慌，纷纷议论，国家不可一日无主。由于有官员了解和猜透武帝心理，便提出主意，要百官以私人钱物将皇帝赎回。于是官员们纷纷解囊捐钱，很快筹集到一亿万钱，送给同泰寺。于是武帝决定不再当和尚，重新回到宫中。武帝这一招掏了百官的腰包，为新建的同泰寺发展提供了经费。
一场闹剧结束，武帝回到宫中立即改元大通，并大赦天下。
《建康实录》说：“寺在宫后别开一门，名大通，对寺之南门取反语以协同泰为名(同泰反为大，大通反为同)，帝初幸寺舍身，改普通八年为大通元年。”
大通三年(公元529年)九月，武帝再事同泰寺，并设四部无遮大会，身披法衣，行清净大舍，再次舍身同泰寺，表明自己决心当和尚。一时间又给朝臣一场大惊。群臣又使老办法集资一亿万钱将他赎回迎进宫中。到十月又再设无遮大会，道俗听众约5万人。会毕还宫，宣布改元为中大通。
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刘勰已是65岁，在定林寺的校经任务尚未完成，满怀希望完成任务后，重回政界从事他自幼苦求的仕宦生涯。自从太尉临川王萧宏去世之后，他的政治希望或许一直寄托在太子身上。虽然他曾在南康王府任记室多年，但那时南康王年幼，仅是个孩子，难以建立政治感情。不幸的是这年四月太子萧统溺水而逝，年仅31岁。太子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朝野惋愕，建康城内的男女老幼，文人学士，奔走宫门，号泣道路。刘勰比谁都悲痛，太子与他有着共同的爱好，而且观点一致，学力相仿。太子平时与刘勰每每相见，谈诗论文深爱结交。武帝晚年多疑，喜奉承，不听真言，太子也几次遭谗言诬陷，以至于几乎影响到太子的地位，所以太子谨慎行事，孝谨之至。对于宫廷内的权力斗争，与朝廷关系一向密切的定林寺应当是知道的。太子逝去，而曾作为太子近臣的刘勰犹如断线的风筝，自有不知所落之感。
萧统去世，是大梁王朝的大事。武帝召集王公臣僚在宴居殿共同商量新立之事。据《梁书·孔休源传》记载，孔休源当时为金紫光禄大夫，监扬州事，萧统太子死后，武帝夜召孔休源急入宴居殿商量新立太子事宜。于是在是否立萧统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萧欢为皇太孙一事，宫廷内展开了一场斗争。
按中国传统礼俗，太子早卒之后，应立皇太孙，但是因萧统太子在母亲丁贵嫔墓侧埋蜡鹅的事，生前一直没法向梁武帝解释明白，因而梁武帝耿耿于怀，立皇太孙的意见终不能为武帝所纳。
梁武帝一向在处理家族内部问题时是保持一团和气的，就是连豫章王萧综、临贺王萧正德这样的叛臣，犹能忍之，并在回梁之后，官复原职，而为什么在昭明太子问题上却“终身衔其事”?以至于逼得萧统“身以忧死”?对此事，司马光深感不公平，在《资治通鉴》中评论说：“君子之于正道，不可少顷离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爱，一染嫌疑之迹，身以忧死，罪及后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涤，可不戒哉!是以诡诞之事，奇邪之术，君子远之。”胡三省评论说：“呜呼!帝于豫章王综，临贺王正德，虽犯恶逆，犹容忍之，至于昭明被谗，则终身衔其事，盖天夺其魄也。”①
对于今本《梁书》作者隐瞒这段历史，清代赵翼给予了揭露，他说：“《梁书》本姚察所撰，而其子思廉续成之。今细阅全书，知察又本之梁之国史也。……有美必书，有恶必为之讳。如昭明太子以其母丁贵嫔薨，武帝葬贵嫔地不利于长子，昭明听墓工言，埋蜡鹅等物以厌之，后事发，昭明以忧惧而死(事见《南史》及《通鉴》)，而本传不载。……昭明有五子：豫章王欢，河东王誉，岳阳王 ，武昌王 ，义阳王鉴。武帝以昭明薨，不立其子继统，故各封大郡以慰其心。今《梁书》欢等皆无传，惟誉有传，而与武陵王纪同卷。此必元帝时国史，纪与誉皆称兵抗元帝者，故同入于叛逆内也。豫章王欢有子栋，为侯景所立，建号改元，未几禅位于景。景败，元帝使人杀之。此亦当时一大事，而《梁书》无传。”②至五月丙申，武帝决定立晋安王萧纲为太子。立皇太孙的事被否定以后，朝野上下，多数认为不顺。武帝为了安抚舆论，到六月癸丑，封太子萧统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萧欢为豫章王，其弟技江公萧誉为河东王，曲阿公萧 为岳阳王。皆封以大郡。
七月乙亥，正式策立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东宫新立官属，原太子萧统旧属，仅留通事舍人刘杳一人，其余一律不用。见于史书的原通事舍人何思澄出任黟县令。中庶子殷钧改领右游击，除国子祭酒。以太子中庶子、兼管东宫管记的陆襄改授中散大夫，领步兵校尉，这些原东宫萧统太子的近臣全部以新职调出。此时在定林寺撰经的刘勰什么新职也没有，这么大的一次人事变动，作为自幼深受儒学影响的刘勰自有一种寒蝉抱树之感。
中大通五年(公元533年)正月戊申，京师建康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随后瘟疫蔓延，生民大批死亡。二月，信佛入迷的梁武帝为了解脱因地震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到同泰寺设四部大会，亲升法座开讲，为民祈祷，七日而罢。
中大通六年(公元534年)，北魏内部发生分裂。魏孝武帝元修与权臣高欢之间的矛盾已经尖锐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五月，孝武帝元修下令发河南诸州兵，声言要亲率大军伐梁，实际上是准备袭击驻扎在晋阳的高欢。而高欢对魏孝武帝的用意了解得很清楚，以先发制人的办法，调集20万大军，分道南下，说是要去伐大梁关中和荆州的地方势力。高欢的军队一过黄河，元修知大势已去，于当年七月率轻兵入关投奔宇文泰。荆州刺史贺拔胜兵败后投入大梁，高欢得以进入洛阳。十月又另立11岁的元善见为帝，统治权全部掌握在高欢手里，并迁都邺城，史称东魏。
孝武帝元修于七月到达长安投奔宇文泰之后，宇文泰想把他当傀儡，而他又不甘心，所以矛盾又暴露出来，宇文泰于年末用药酒毒死孝武帝元修，另立元宝炬为帝，是为文帝，史称西魏。
北魏发生内乱，相互攻打，给北方人民带来了灾难，而作为大梁王朝应该趁机发兵统一中原，怎奈武帝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信佛到了入迷的程度，无意北伐。官吏贪污成风，世族子弟任意杀人，抢杀掳掠已成正常事件，社会道德下滑，整个国家已到了不可救治的地步。
535年正月，梁改元大同，大赦天下。十一月，中卫将军、特进、光禄大夫徐勉卒。十二月，平西将军、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进号安西将军。
大同三年(公元537年)六月，魏遣散骑常侍李谐至建康通好。
此时，刘勰与慧震在定林寺里一起熬过了十六七个春秋，校经任务也已完成。校定、整理、重编、增补、订正，共计约七千五百余卷，刘勰也已71岁了。于是他决定出家，先燔发自誓，然后上表武帝，一是向皇上汇报任务完成，二是表明自己决心出家。
不久，刘勰的表奏得到武帝御批，不仅同意他出家，而且还赐法名慧地。
《梁书》记刘勰在定林寺出家后，“未期而卒”，也就是说，出家后不足一年就去世了。
但是，《南史·刘勰传》中把《梁书·刘勰传》中的“未期而卒”四字删去了。有学者认为，《南史》之所以删去了这四个字，说明他并没有“未期而卒”，认为他出家时是愤而自誓，说明心中有无法名状的不快，为了避开南朝的是非之地，回到祖籍莒县，并创建了莒县定林寺。①
第六节 皈依佛门
刘勰在定林寺里，人已逾知天命之年，面对七千五百余卷的撰纂任务，他知道自己后半生的命运将是何种情况。据学者研究，他的另一部著作《刘子》一书的撰写工作，当是开始于仁威将军记室任上。那时他已不仅有治国安邦之志的理论修养，而且也有了太末县令的治民经验。有学者推论此书的初萌，当在天监六年(公元507年)梁武帝下诏：“……思阐政术，虽百辟卿士，有怀必闻……四方士民若有欲陈言刑政，益国利民……有可申采，大小以闻”②之后。此时的刘勰正宏图在心，在此诏的感召下，欲陈言以图晋身，但巨大的理论之书，非一日之功，最后当成书于普通初年。从《刘子》一书前后文来看，有着明显的情绪落差，最后几篇反映了作者在自然规律面前显得无奈，自己空有凌云之志，年龄不由人，表现出明显的悲观情绪。根据《刘子》存录于阮孝绪《七录》中，而《七录》又始撰于普通四年(公元523年)，而此时刘勰正在定林寺与慧震一起撰经，其情绪正与《刘子》书末几篇文章所反映的情绪吻合。
《刘子·惜时》篇说：“人之短生，犹如石火，炯然以过，唯立德贻爱，为不朽也。”“生为无闻之人，殁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此时昔日的同僚一个个逝去，自己又被一纸敕文禁锢在定林寺内，如同“寒蝉抱树”，只得“染意于松烟”，“哀其时命，迫于严霜，而寄悲于菀柳”。①
普通七年(公元526年)四月，太尉临川王萧宏去世，十一月，太子萧统之母丁贵嫔去世。萧统除了母亲去世给他带来的悲伤以外，还与武帝产生了信任危机。这就是萧统在母亲丁贵嫔病重之时派人买了一块有吉于自己的墓地。有人听说太子要买地以后，贿赂宦官俞三副求卖地。俞三副秘密向武帝进谗，说太子买的那块地对皇上不利。梁武帝晚年性多疑忌，信以为真，命人把太子买的那块地强令卖掉，另买了有人托俞三副卖的那块，说是花了三百万，其实仅用了一百万，那二百万被俞三副贪了。梁武帝按自己意图选了块地给丁贵嫔作墓地。丁贵嫔安葬以后，有道士向太子萧统说，现在他母亲葬的那块墓地，对长子不利，如果殿下愿意的话，还可以破解，这就是在丁贵嫔的墓侧长子位置埋上蜡鹅和其他诸物。太子按道士的意图办了。这件事被太子身边的宫监鲍邈之密报了梁武帝。其实鲍邈之和魏雅两人都曾受宠于昭明太子，但后来鲍邈之觉得自己不如魏雅更受太子喜欢，又深知武帝晚年性多疑，萧统太子与父皇有矛盾，又知道萧统同母弟晋安王萧纲也想争太子位，鲍邈之于是就乘隙密报梁武帝。梁武帝立即派人去掘丁贵嫔墓侧长子位置，果然掘出蜡鹅等物。于是大怒，并立案查个究竟。吏部尚书徐勉曾任职东宫，对太子的为人非常了解，深知此事纯系有人进谗所致，所以向武帝力谏，武帝这才作罢，只是把道士处以极刑，未追究太子萧统的责任。为了监督太子的行动，使之知“君臣父子之道”，于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加南平王萧伟太子太傅。此职初以临川王居之(天监六年始，时间很短)，空缺已久，今忽重置，武帝用意已明。三年正月又召晋安王萧纲还京任扬州刺史，逼宫已明，人尚未至，吓得太子夜有“与晋安王对弈扰道之梦”①。
为此，太子萧统终日惭愤，又不能自明。由是武帝与萧统间的矛盾日见突出，使太子感到时时处在危机之中。
此时的晋安王萧纲也由于好引纳文学之士，身边形成了以庾肩吾、徐、刘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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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三月，同泰寺建成，帝于同泰寺舍身事佛，使文武群臣一时惊慌，纷纷议论，国家不可一日无主。由于有官员了解和猜透武帝心理，便提出主意，要百官以私人钱物将皇帝赎回。于是官员们纷纷解囊捐钱，很快筹集到一亿万钱，送给同泰寺。于是武帝决定不再当和尚，重新回到宫中。武帝这一招掏了百官的腰包，为新建的同泰寺发展提供了经费。
一场闹剧结束，武帝回到宫中立即改元大通，并大赦天下。
《建康实录》说：“寺在宫后别开一门，名大通，对寺之南门取反语以协同泰为名(同泰反为大，大通反为同)，帝初幸寺舍身，改普通八年为大通元年。”
大通三年(公元529年)九月，武帝再事同泰寺，并设四部无遮大会，身披法衣，行清净大舍，再次舍身同泰寺，表明自己决心当和尚。一时间又给朝臣一场大惊。群臣又使老办法集资一亿万钱将他赎回迎进宫中。到十月又再设无遮大会，道俗听众约5万人。会毕还宫，宣布改元为中大通。
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刘勰已是65岁，在定林寺的校经任务尚未完成，满怀希望完成任务后，重回政界从事他自幼苦求的仕宦生涯。自从太尉临川王萧宏去世之后，他的政治希望或许一直寄托在太子身上。虽然他曾在南康王府任记室多年，但那时南康王年幼，仅是个孩子，难以建立政治感情。不幸的是这年四月太子萧统溺水而逝，年仅31岁。太子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朝野惋愕，建康城内的男女老幼，文人学士，奔走宫门，号泣道路。刘勰比谁都悲痛，太子与他有着共同的爱好，而且观点一致，学力相仿。太子平时与刘勰每每相见，谈诗论文深爱结交。武帝晚年多疑，喜奉承，不听真言，太子也几次遭谗言诬陷，以至于几乎影响到太子的地位，所以太子谨慎行事，孝谨之至。对于宫廷内的权力斗争，与朝廷关系一向密切的定林寺应当是知道的。太子逝去，而曾作为太子近臣的刘勰犹如断线的风筝，自有不知所落之感。
萧统去世，是大梁王朝的大事。武帝召集王公臣僚在宴居殿共同商量新立之事。据《梁书·孔休源传》记载，孔休源当时为金紫光禄大夫，监扬州事，萧统太子死后，武帝夜召孔休源急入宴居殿商量新立太子事宜。于是在是否立萧统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萧欢为皇太孙一事，宫廷内展开了一场斗争。
按中国传统礼俗，太子早卒之后，应立皇太孙，但是因萧统太子在母亲丁贵嫔墓侧埋蜡鹅的事，生前一直没法向梁武帝解释明白，因而梁武帝耿耿于怀，立皇太孙的意见终不能为武帝所纳。
梁武帝一向在处理家族内部问题时是保持一团和气的，就是连豫章王萧综、临贺王萧正德这样的叛臣，犹能忍之，并在回梁之后，官复原职，而为什么在昭明太子问题上却“终身衔其事”?以至于逼得萧统“身以忧死”?对此事，司马光深感不公平，在《资治通鉴》中评论说：“君子之于正道，不可少顷离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爱，一染嫌疑之迹，身以忧死，罪及后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涤，可不戒哉!是以诡诞之事，奇邪之术，君子远之。”胡三省评论说：“呜呼!帝于豫章王综，临贺王正德，虽犯恶逆，犹容忍之，至于昭明被谗，则终身衔其事，盖天夺其魄也。”①
对于今本《梁书》作者隐瞒这段历史，清代赵翼给予了揭露，他说：“《梁书》本姚察所撰，而其子思廉续成之。今细阅全书，知察又本之梁之国史也。……有美必书，有恶必为之讳。如昭明太子以其母丁贵嫔薨，武帝葬贵嫔地不利于长子，昭明听墓工言，埋蜡鹅等物以厌之，后事发，昭明以忧惧而死(事见《南史》及《通鉴》)，而本传不载。……昭明有五子：豫章王欢，河东王誉，岳阳王 ，武昌王 ，义阳王鉴。武帝以昭明薨，不立其子继统，故各封大郡以慰其心。今《梁书》欢等皆无传，惟誉有传，而与武陵王纪同卷。此必元帝时国史，纪与誉皆称兵抗元帝者，故同入于叛逆内也。豫章王欢有子栋，为侯景所立，建号改元，未几禅位于景。景败，元帝使人杀之。此亦当时一大事，而《梁书》无传。”②至五月丙申，武帝决定立晋安王萧纲为太子。立皇太孙的事被否定以后，朝野上下，多数认为不顺。武帝为了安抚舆论，到六月癸丑，封太子萧统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萧欢为豫章王，其弟技江公萧誉为河东王，曲阿公萧 为岳阳王。皆封以大郡。
七月乙亥，正式策立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东宫新立官属，原太子萧统旧属，仅留通事舍人刘杳一人，其余一律不用。见于史书的原通事舍人何思澄出任黟县令。中庶子殷钧改领右游击，除国子祭酒。以太子中庶子、兼管东宫管记的陆襄改授中散大夫，领步兵校尉，这些原东宫萧统太子的近臣全部以新职调出。此时在定林寺撰经的刘勰什么新职也没有，这么大的一次人事变动，作为自幼深受儒学影响的刘勰自有一种寒蝉抱树之感。
中大通五年(公元533年)正月戊申，京师建康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随后瘟疫蔓延，生民大批死亡。二月，信佛入迷的梁武帝为了解脱因地震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到同泰寺设四部大会，亲升法座开讲，为民祈祷，七日而罢。
中大通六年(公元534年)，北魏内部发生分裂。魏孝武帝元修与权臣高欢之间的矛盾已经尖锐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五月，孝武帝元修下令发河南诸州兵，声言要亲率大军伐梁，实际上是准备袭击驻扎在晋阳的高欢。而高欢对魏孝武帝的用意了解得很清楚，以先发制人的办法，调集20万大军，分道南下，说是要去伐大梁关中和荆州的地方势力。高欢的军队一过黄河，元修知大势已去，于当年七月率轻兵入关投奔宇文泰。荆州刺史贺拔胜兵败后投入大梁，高欢得以进入洛阳。十月又另立11岁的元善见为帝，统治权全部掌握在高欢手里，并迁都邺城，史称东魏。
孝武帝元修于七月到达长安投奔宇文泰之后，宇文泰想把他当傀儡，而他又不甘心，所以矛盾又暴露出来，宇文泰于年末用药酒毒死孝武帝元修，另立元宝炬为帝，是为文帝，史称西魏。
北魏发生内乱，相互攻打，给北方人民带来了灾难，而作为大梁王朝应该趁机发兵统一中原，怎奈武帝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信佛到了入迷的程度，无意北伐。官吏贪污成风，世族子弟任意杀人，抢杀掳掠已成正常事件，社会道德下滑，整个国家已到了不可救治的地步。
535年正月，梁改元大同，大赦天下。十一月，中卫将军、特进、光禄大夫徐勉卒。十二月，平西将军、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进号安西将军。
大同三年(公元537年)六月，魏遣散骑常侍李谐至建康通好。
此时，刘勰与慧震在定林寺里一起熬过了十六七个春秋，校经任务也已完成。校定、整理、重编、增补、订正，共计约七千五百余卷，刘勰也已71岁了。于是他决定出家，先燔发自誓，然后上表武帝，一是向皇上汇报任务完成，二是表明自己决心出家。
不久，刘勰的表奏得到武帝御批，不仅同意他出家，而且还赐法名慧地。
《梁书》记刘勰在定林寺出家后，“未期而卒”，也就是说，出家后不足一年就去世了。
但是，《南史·刘勰传》中把《梁书·刘勰传》中的“未期而卒”四字删去了。有学者认为，《南史》之所以删去了这四个字，说明他并没有“未期而卒”，认为他出家时是愤而自誓，说明心中有无法名状的不快，为了避开南朝的是非之地，回到祖籍莒县，并创建了莒县定林寺。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