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 记载的《扁鹊内经》、《扁鹊外经》已经亡佚，后世文献记
载的扁鹊著作，《难经》的作者存在异说，其他多系托名。而《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中记述了扁鹊论医学的内容；《脉经》中保存了扁鹊在脉学方面的论述。当代研究者
多由此来考察扁鹊的医学思想。
一、扁鹊经络脏象研究
扁鹊是提出经络脏象学说的第一人， 他的这一医学理论，后世在医疗实践中得
到继承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扁鹊的这一医学思想研究趋于活跃。
何爱华1985年《试论秦越人（扁鹊） 的医学成就》认为：根据现有记载，最早
提到针刺治病的是医缓（公元前581年） 。但他既没有提到经络学说，又没记载具体
的穴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和《五十
二病方》等，虽已提到经络学说和一些腧穴、脏器的较为原始的名称，但也只是为灸
法和砭法而设，并不是为刺法而设。《扁鹊传》则明确地描述了秦越人能正确循经取
穴，进行针刺治疗的史实。因此，可以说，秦越人第一次提出了病邪沿经络的循行与
脏器的浅深，由表入里进行传变。他不仅运用阴阳学说来分析疾病，而且还具体地把
阴阳学说引申到人体经络、脏器、血气等各个方面。
曹东义等1996年《神医扁鹊之谜》认为：扁鹊已将脏腑与经络学说结合在一起，
分析病因病机。脏腑与经络、脏腑与脏腑、经脉与经脉之间的联系，需要用络脉联络；
有联络，就会有会合。所以，扁鹊在发明络脉的同时，也发明了俞穴。虽未必每经皆
有井、荣、俞、经、合，但在全身经脉交叉会聚的地方（“三阳五会”之穴）进行治
疗，无疑会提高疗效，比帛书灸经只灸“某某”脉要提高一大步。
二、脉学研究
扁鹊为脉学之宗，历经西汉淳于意的继承发展，至晋代王叔和而著成《脉经》。
人们透过《脉经》来溯至扁鹊脉学理论，开展研究。
廖育群1988年《扁鹊脉学研究》 说：在王叔和编撰的《脉经·卷五》的细目记
载有“扁鹊阴阳脉法第二、扁鹊脉法第三、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第四、扁鹊诊诸反逆
死脉要诀第五”等内容。《素问》、《灵枢》以及《难经》采用了“扁鹊脉法”的内
容。认为：扁鹊在脉学方面的成就与贡献，诚如司马迁所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
鹊也。根据《脉经》所保存的扁鹊脉学来看，中国医学基础理论中的脉循行（血液循
环？）概念，五色诊断方法以及决死生等一些重要内容是来源于扁鹊的。如果扁鹊脉
气循行所指就是血液循环，那么他“脉行三寸”的匀速运行理论是不可能近似客观地
表述事实的。 但这种循环思想又是极为宝贵的，比公元2世纪古罗马最著名的医生盖
伦（C.Galen， 130—200）所主张的心血潮汐说——来回流动、没有循环高明得多。
五色诊病中的色脉关系基本符合临床实际，有极大的实用性。但这种配合关系，又与
五行学说的配属关系相吻合。曹东义等1996年《神医扁鹊之谜》提出：《阴阳十一脉
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绝不是西汉时期的作品，有可能著成于扁鹊所处的时代
之前……可以认为，《仓公诊籍》所反映的医疗水平和医学理论，与《素问》、《灵
枢》相近，而明显地后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医书所著的时代。扁鹊所处的时代，比
马王堆古医学时代晚，而比仓公时代早，恰是二者的“桥梁阶段”，是脉学由“比较
幼稚的，尚未成熟和定型化的阶段”向《仓公诊籍》和《灵枢》、《素问》所代表的
比较成熟的医学理论产生“由量变到质变过程的飞跃”的重要转折时期，扁鹊在这一
时期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成为脉学发展史上集大成者，对后世产生了极为巨
大的影响。《脉经》卷五“扁鹊阴阳脉法第二”中反映了扁鹊认为脉与四时阴阳相应
的观点，又对十二经正常脉象有十分细致的描述。并从脉动特点即脉象形态上区别不
同的疾病。文章的后半部，主要论述寸口诊法，但不分寸关尺三部，此与《仓公诊籍》
以寸口决死生，处疾病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段文字当形成于《难经》的“独取寸口”
之前，为古传寸口诊法之旧迹。《脉经·卷四·诊损至脉第五》中，扁鹊对人体经脉
中气血运行的速度也进行了描述，虽然与实际情况存在着距离，但这种“守数精明”
的思想是颇为可贵的。《脉经》卷四引“扁鹊曰”之文，除阐述生理脉度之外，更多
是论述脉象异常所具有的意义，也即“损至脉”的病理意义。
三、扁鹊反对巫术思想研究
扁鹊的医学思想中， 反对巫术的旗帜是极为鲜明的，作为中国古代医学中的唯
物主义理论，为当今学者广为关注。
卢南乔1965年在 《民间医生扁鹊在医学上的贡献及其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
中说，医术、巫术从古就是不分的。进入阶级社会后，巫术甚至支配了政治，不仅渗
透到医术中去，使医术成为它的附庸；并且及至它在政治上失去势力，而在疾病方面
还是活动得很厉害。医术终于向巫术开火了。他认为这场斗争就在战国之际，扁鹊就
是挥戈上阵，吹响第一声号角的人。“六不治”六条，分开看各有所指，合起来看，
都是围绕信巫不信医这一中心内容来立言的。医术通过越来越高的疗效，战胜了巫术
越来越败露的无灵验。《韩非子·显学》上说：“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
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列征于人，此人之所以简巫祝也。”韩非后于扁鹊约
80年，医术以科学的真实斗败了巫术祷祝的虚妄，取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自此以后，
医术从其本身扫除了巫术的障碍，获得健康的发展，扁鹊首创之功是不容埋没的。所
以我认为扁鹊在医学上的第二个贡献是：反对巫术，医学科学的建立，把医术从巫术
中解放出来。
范文澜1978年《中国通史》 认为：扁鹊著《难经》用人体解剖来阐明脉理和病
理，完全脱离了鬼神的影响。医巫分业以后，扁鹊是总结医学经验的第一人，又是切
脉治病的第一人。
余慎初1983年《中国医学简史》 说：秦越人在医和“六淫”致病学说的基础上
加以发挥，提出阴阳的理论。他认为阴阳不协调是导致疾病的主要因素，所以强调调
节机体阴阳的平衡。他用阴阳不协调来分析虢太子的尸厥病。他在“六不治”的规范
里，明确提出了“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的主张。此外，扁鹊最突出的特点
是极端反对鬼神迷信。认为“信巫不信医”不治。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开辟了中国医学
正确发展的道路。他望齐桓侯面部颜色的变化，能预知疾病的发展情况，并劝告齐桓
侯及早从治，反映了他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防微杜渐的预防思想。他还为治病树
立了规范，提出“六不治”之说。
傅维康1988年《中国医学史》认为：扁鹊毕生以自己精湛的医技与巫医作斗争，
明确指出“信巫不信医者不治”。
四、扁鹊六不治主张研究
“六不治” ， 指病人有六种情况之一者， 医家不易治愈。《史记》中记载，
“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阴阳并”、“藏气不定”、
“形羸不能服药”、“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当代学者认为“六不治”为扁鹊
提出的医学思想的人甚众，研究也颇见深度。有人提出“六不治”是司马迁的意见，
而非扁鹊的主张。对此，不少学者起而予以驳辩。
（一）“六不治”为扁鹊主张说
卢南乔1965年在 《民间医生扁鹊在医学上的贡献及其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
中说：有人以为“六不治”是司马迁的意见，不与扁鹊相干。这个刺挑得是没有道理
的，因为这段话是承上文“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来的，顾炎武
《日知录》二十七《史记注》说：“言医之所患，患用其道者少，即下文六者是也。”
顾注是正确的。明是医者的话，哪是史家的意见！即令是司马迁的意见，也是紧切扁
鹊反巫的事实。事实就在传中，三大病例就是强硬的佐证。
范文澜1978年《中国通史》 说：扁鹊明确反对巫术，说病有六种不可治，“信
巫不信医”，就是不可治的一种。
张慰丰1982年《四诊法的奠基人——扁鹊》 说：扁鹊在进行医疗活动过程中提
出了“六不治”的原则，这六条原则，在当时来说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王明阁1983年《先秦史》 说：扁鹊还提出骄傲蛮横、轻身重财、衣食不周、阴
阳失调、不进药物和信巫不信医等“六不治”，体现了他与迷信巫术作斗争的难能可
贵的精神。
何爱华1986年在《秦越人（扁鹊） 事迹辨证》中说：“六不治”是在科学尚不
发达，技术不高明的条件下提出的，它要求人们讲究饮食卫生，按季节气温变化增减
衣着，以适应寒暑，减少疾病发生，或由轻病变重病，诸如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
藏气不定、形羸不能服药、信巫不信医之戒，无不告诉人们，犯了“六不治”之戒，
就是“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说明病情有些严重，不易医治罢了。并不是医者因
病人犯了“六不治”之戒，就拒绝为病者进行诊治。从而告诫人们：“使圣人预知微，
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而提倡对疾病早发现，早就诊断和治疗，
不要贻误病情罢了。这种防微杜渐的三早思想，是可贵的预防为主观点。即使在现代
看来，仍有其实际意义。司马迁是中国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把历
史和文学统一起来，为空前的独创。因此，《史记》的人物传记虽富有文学性，但它
确实是根据可信的历史事实。经过选择剪裁，以简明的语言，忠实地塑造了多种人物
的个性和典型性， 从而反映了一定社会的复杂生活及其本质和面貌。 所以，它虽有
“塑造”，但更是实录。这样决不能因为有“塑造”，就把“实录”否定掉。“六不
治”是司马迁对秦越人医事活动的总结，是秦越人在医疗实践中的奉行的准则。
李经纬1988年《中国古代医学史略》 说：扁鹊“六不治”思想，司马迁在《史
记》扁鹊列传中一一记述了秦越人所经治的若干病例之后，颇有感慨地发表了一段富
有时代精神的话，这段话（有认为是扁鹊说的，有认为是司马迁根据扁鹊的话写的）
既是他对研究撰写秦越人传的体会，也是他对秦越人学术、医理和高尚道德品质的高
度概括。同时也是对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医学发展水平和时代特点的一次富有代表性的
总结。这“六不治”的概括确是很科学的。综览太史公笔下所述有关秦越人医疗事迹
和成就，也正说明司马迁所概括的“六不治”思想与扁鹊医疗活动有着十分紧密的关
系，绝非太史公的个人空想。
曹东义等在《神医扁鹊之谜》 （1996年）一文中说：“六不治”不像司马迁所
发的感慨。 司马迁于每一传记之后， 往往用“太史公曰”为标志，抒发其议论，而
“六不治”是一段首尾完整的论述治疗患者时六种不易取得效验的情况……“六不治”
中“衣食不能适”，“阴阳并，脏气不定”，“形羸不能服药”三种情况是从病后将
息及患者病情轻重入手，进行概括论述的，这种论述不大可能是司马迁的“创见”，
而极有可能是医学著作中实践经验的记录。“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信
巫不信医”主要论述病人对医疗的态度，古人认为患者是疾病转归的根本因素，医生
和治疗措施则居于次要地位。……显然，“六不治”是医家所苦恼的内容和原因。所
以，笔者认为“六不治”即使不是扁鹊本人的原话，也当是他医书中的内容。
（二）“六不治”非扁鹊主张说
郎需才在《考扁鹊的治疗方法及六不治》 （1981年） 一文中说： 《史记》中
“六不治”的原文是接着扁鹊望桓侯说的。扁鹊望桓侯的原始资料见于《韩非子·喻
老篇》 ， 经过司马迁加工移植到《扁鹊仓公列传》里。司马迁吸取了《韩非子》的
“圣人”、“良医”、“早从事”等词句。以后才谈到六不治。从两者的前后文对照
来看，这六不治显然不是扁鹊说的，而是司马迁根据他所接触的资料（包括扁鹊望桓
侯），加上司马迁本人的见闻（包括其他医生的经验），更加上他亲身的遭遇而提出
的。
廖育群在《扁鹊脉学研究》 （1988年）一文中说：“六不治”从《史记》行文
看，并未指明为扁鹊所言，倒极像是司马迁述完“望齐侯之色”一事后的感慨。
李伯聪在《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 （1990年）一文中说：首先在《扁鹊列传》
中司马迁没有明确指实“六不治”是扁鹊本人观点。以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是淳
于意首先提出来的。 证据有二：（1）陶弘景曰：“且未病之人，亦无肯自疗。故桓
侯怠于皮肤之微， 以致骨髓之痼。 非但识悟之为难，亦乃信受之弗易。仓公有言：
‘病不肯服药，一死也；信巫不信医，二死也；轻身薄命，不能将慎，三死也。’”
（2） 《本草纲目·序例》第一卷《神农本经名例》引文曰：“淳于意曰：病有六不
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轻身重财，二不治；衣食不适，三不治；阴阳脏气不定，
四不治；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信巫不信医，六不治。”《本草纲目》列举了李时
珍著书时之“引据古今医家书目”，其中有《太仓公方》，又有《扁鹊方》三卷；在
“引据经史百家书目”中列有《司马迁史记》；并且李时珍所引淳于意之“六不治”
与《史记》之文亦小有出入，由此来看，《本草纲目》以“六不治”为淳于意之言，
很可能是本于《太仓公方》，而不大可能是李时珍引《史记》而误标为“淳于意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