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祐的去世对于大梁王朝的佛教事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他是萧梁王朝的众僧之首；对于大梁王朝的开国之君萧衍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他是萧衍的佛事顾问。据慧皎《高僧传·僧祐传》载，梁武帝对他“深相礼遇，凡佛事硕疑，皆敕就审决”。他的去世对于刘勰来说，损失是双重的。因为他的去世不仅使刘勰失去了良师益友，更因为他的去世，使他一生经营的定林寺和建初寺所藏的经书，所搜校的卷轴为萧梁时期释氏经藏最浩博者，对于一向重佛的梁武帝来说必须找一个信得过的佛学大师去整理校定。而刘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这决定了刘勰后半生政治生命的结束。对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视仕途如生命的刘勰来说，研究佛学本是当年迫于生计，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但在梁武帝看来，整理经藏他必是人选之一。
梁武帝自天监初舍道事佛后，尤重整撰释典。由于他重佛，将佛教定为国教，所以在天监末年寺院已近3000所，僧尼80000余人，三宝卷轴藏遍名寺。从天监初年到十七年(公元518年)，仅十几年的时间，就有多次诏令整校经藏。据记载，天监七年(公元508年)，敕刘勰、僧旻等30人入定林寺撰成《众经要抄》八十八卷。天监八年(公元509年)五月八日又敕释宝亮撰《大涅义疏》，“又以十五年(公元516年)敕宝唱抄经律要事，皆使以类相从，今览者易了”①，此间又敕沈约撰《佛记序》，从史籍查得，武帝自己也亲自撰经，见于史籍的武帝佛教撰述有：
《制旨大涅经讲述》十帙，合目百一卷。
《大品注解》五十卷。
《三慧经讲疏》(此即《大品经》第七十品)。武帝特分出。于大同七年讲之(见陆云序)当曾另制疏。《梁书·本纪》谓帝作《涅》、《大品》、《净名》、《三慧义记》数百卷。
《净名经义记》。(以上均见《梁本纪》)
《制旨大集经讲疏》二帙十六卷。
《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十二卷。①
据不完全统计，武帝自升法座，讲说佛经，亲撰诸经义记达数百卷。史书记载，梁王朝时期，全国有四大经藏，分别是华林园经藏、定林寺经藏、建初寺经藏、长沙寺经藏(寺在荆州)。定林寺和建初寺经藏整定撰述释典之事，一直由僧祐主持。对此事，武帝至为重视。僧祐一死，此事遂即停止。在武帝看来这是大事，因为它关系到佛法流布，“国教”弘扬，必须及时御定，刻不容缓，以免经籍流失。在刘勰看来，从政重于整理经藏。但在梁武帝看来，从政谁都能行，唯独整理撰定经藏却是非有专业特长不可，而刘勰又正是这方面的特殊人才，非他莫属。
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梁武帝下诏，敕刘勰与沙门慧震入定林寺撰经，接替僧祐未竟的事业。②慧震是荆州人，俗姓李，曾为僧正，也是一位学问僧。据慧皎《高僧传》记载，僧祐自齐永明中开始住持定林寺和建初寺。搜藏释典是他一生中用力最多的活动之一。“凡获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缮诸寺，并建无遮大集舍身斋等，及造立经藏、搜校卷轴”③，使定林寺成为萧梁时期藏经最全、最多的一所寺院，但其藏经量史无明文记载。今贾树新的研究认为，“受敕撰经的撰经量约七千五百卷”④。
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刘勰被免去步兵校尉一职，仍兼东宫通事舍人，东宫通事舍人一职多以他官兼领，而且也制非一人，因此，可以仍然兼领。唯步兵校尉一职在宋齐时期是制设七人，到了萧梁时期制设一人，而且官阶也不像宋齐官阶定为四品，而是定官阶为从六品。步兵校尉掌东宫警卫事，不可一日空缺，必须有人立即接替。因此，武帝将这一职诏由谢举接替。谢举也是梁武帝非常熟悉的文人，曾任东宫太子舍人、太子庶子、家令、掌东宫管记，深为昭明太子赏接，也是刘勰佩服的人物之一。
梁普通四年(公元523年)，《遍略》书成，何思澄出任秣陵令，并兼东宫通事舍人。普通五年(公元524年)，刘杳为湘东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①此时东宫通事舍人已满编，刘勰当不再兼任舍人职，专事校经。
第五节 佛门旧业
僧祐的去世对于大梁王朝的佛教事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他是萧梁王朝的众僧之首；对于大梁王朝的开国之君萧衍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他是萧衍的佛事顾问。据慧皎《高僧传·僧祐传》载，梁武帝对他“深相礼遇，凡佛事硕疑，皆敕就审决”。他的去世对于刘勰来说，损失是双重的。因为他的去世不仅使刘勰失去了良师益友，更因为他的去世，使他一生经营的定林寺和建初寺所藏的经书，所搜校的卷轴为萧梁时期释氏经藏最浩博者，对于一向重佛的梁武帝来说必须找一个信得过的佛学大师去整理校定。而刘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这决定了刘勰后半生政治生命的结束。对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视仕途如生命的刘勰来说，研究佛学本是当年迫于生计，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但在梁武帝看来，整理经藏他必是人选之一。
梁武帝自天监初舍道事佛后，尤重整撰释典。由于他重佛，将佛教定为国教，所以在天监末年寺院已近3000所，僧尼80000余人，三宝卷轴藏遍名寺。从天监初年到十七年(公元518年)，仅十几年的时间，就有多次诏令整校经藏。据记载，天监七年(公元508年)，敕刘勰、僧旻等30人入定林寺撰成《众经要抄》八十八卷。天监八年(公元509年)五月八日又敕释宝亮撰《大涅义疏》，“又以十五年(公元516年)敕宝唱抄经律要事，皆使以类相从，今览者易了”①，此间又敕沈约撰《佛记序》，从史籍查得，武帝自己也亲自撰经，见于史籍的武帝佛教撰述有：
《制旨大涅经讲述》十帙，合目百一卷。
《大品注解》五十卷。
《三慧经讲疏》(此即《大品经》第七十品)。武帝特分出。于大同七年讲之(见陆云序)当曾另制疏。《梁书·本纪》谓帝作《涅》、《大品》、《净名》、《三慧义记》数百卷。
《净名经义记》。(以上均见《梁本纪》)
《制旨大集经讲疏》二帙十六卷。
《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十二卷。①
据不完全统计，武帝自升法座，讲说佛经，亲撰诸经义记达数百卷。史书记载，梁王朝时期，全国有四大经藏，分别是华林园经藏、定林寺经藏、建初寺经藏、长沙寺经藏(寺在荆州)。定林寺和建初寺经藏整定撰述释典之事，一直由僧祐主持。对此事，武帝至为重视。僧祐一死，此事遂即停止。在武帝看来这是大事，因为它关系到佛法流布，“国教”弘扬，必须及时御定，刻不容缓，以免经籍流失。在刘勰看来，从政重于整理经藏。但在梁武帝看来，从政谁都能行，唯独整理撰定经藏却是非有专业特长不可，而刘勰又正是这方面的特殊人才，非他莫属。
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梁武帝下诏，敕刘勰与沙门慧震入定林寺撰经，接替僧祐未竟的事业。②慧震是荆州人，俗姓李，曾为僧正，也是一位学问僧。据慧皎《高僧传》记载，僧祐自齐永明中开始住持定林寺和建初寺。搜藏释典是他一生中用力最多的活动之一。“凡获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缮诸寺，并建无遮大集舍身斋等，及造立经藏、搜校卷轴”③，使定林寺成为萧梁时期藏经最全、最多的一所寺院，但其藏经量史无明文记载。今贾树新的研究认为，“受敕撰经的撰经量约七千五百卷”④。
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刘勰被免去步兵校尉一职，仍兼东宫通事舍人，东宫通事舍人一职多以他官兼领，而且也制非一人，因此，可以仍然兼领。唯步兵校尉一职在宋齐时期是制设七人，到了萧梁时期制设一人，而且官阶也不像宋齐官阶定为四品，而是定官阶为从六品。步兵校尉掌东宫警卫事，不可一日空缺，必须有人立即接替。因此，武帝将这一职诏由谢举接替。谢举也是梁武帝非常熟悉的文人，曾任东宫太子舍人、太子庶子、家令、掌东宫管记，深为昭明太子赏接，也是刘勰佩服的人物之一。
梁普通四年(公元523年)，《遍略》书成，何思澄出任秣陵令，并兼东宫通事舍人。普通五年(公元524年)，刘杳为湘东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①此时东宫通事舍人已满编，刘勰当不再兼任舍人职，专事校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