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刘勰传》说刘勰：“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又知沈约“贵盛”之时刘勰以《文心雕龙》自荐在天监二年十月之前，现代学者多认为刘勰“起家奉朝请”是因为沈约的举荐，这说明刘勰“起家奉朝请”时在天监二年十月后。从此刘勰踏上了仕途。“奉朝请”这个职位，严格说来，不算什么官，他没有自己的属员，仅是一个荣誉官衔。但又不是一般人所能得到的，它是一个人仕途的开始。在汉代，对退职的大臣、将军及皇室和外戚，多给以“奉朝请”的名义，使其参加朝会。晋代以奉车、驸马、骑三都尉为奉朝请。南朝为安置闲散官员，奉朝请一度增至600到800人。《宋书·百官志下》说：“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在南朝，一些名士和士族出身的人，最初往往给予奉朝请的职衔，像沈约、沈崇、刘霁、王茂、范岫、明山宾、刘秀之、夏骸等名门士族出身的人皆起家奉朝请。在梁代定官阶九品十八班，以班多为贵，奉朝请被定为二班。
刘勰为奉朝请之后，并没有马上离开定林寺，因为奉朝请没有自己的官署，十几年半出家的生活，使他也习惯了寺院的钟声和经声，所以他仍然住在定林寺里。
虽然刘勰仍住在定林寺里，但他毕竟是一个有政治身份的人了，京城的官僚墨客每至定林寺拜佛，少不了刘勰出面接见。向不为时流所重的《文心雕龙》也不胫而走，迅速传开。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就引录了《文心雕龙·指瑕》篇的话。詹 说：“彦和时代较梁元帝略早，当彦和此书与沈约之后，约‘大重之’，其书必因而流传，故梁元帝以节录之耳。”①
至于刘勰出任临川王萧宏记室的时间，后世学者们多认为时在天监三年(公元504年)。因为在天监三年正月临川王萧宏为中军将军，开府置佐。②
临川王萧宏是梁武帝的六弟，与武帝同父异母，二人关系极为密切。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四月，武帝即皇帝位，萧宏封为临川王。
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及弟南平王萧伟皆好佛，与定林寺关系密切，对僧祐的品德和才学极为崇拜，每每相见“尽师资之敬”，刘勰任中军府记室一职也可能是由于僧祐的推荐。刘勰因《文心雕龙》而出名，“起家奉朝请”，沈约又对其书“大重之”，僧祐向临川王推荐也就有了理由。
齐梁时期，士族谋取职位还有一个国家政策的问题。南齐时对甲族二十而仕的现象一直有争议，齐末萧衍上书，反对甲族二十几岁就出仕，得到皇帝的批准。到了梁王朝萧衍当权，规定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①
刘勰入梁时已有三十七八岁了，其年龄、才学、出身都合乎国家用人政策。刘勰被聘为中军府记室后，离开了与他朝夕相处的众位法师，离开了他居处十余年的定林寺，进住中军府，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记室这一职务，相当于现在的秘书，掌管“上章表及书记”。按东汉官制，太尉属官有记室、令史，都尉属官有记室史，到后世，诸王府、三公及大将军幕府也设置记室参军。梁天监七年(公元508年)吏部列文官九品十八班，以班多为贵，记室列为六班，可定为七品。
从此之后，刘勰实现了他以求闻达的目的。
天监三年(公元504年)四月，梁武帝改变了他原来的信仰，一连下了两道敕文，声明自己舍道事佛。
梁武帝事道是家世传统。他即帝位之初，还设立了大小道正。据《太平御览》卷六六六引《道学传》说：“梁武帝天监二年，置大小道正。平昌孟景翼，字道辅，时为大正，屡为国讲说。”《梁书·陶弘景传》说：“义师平建康，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高祖既早与之游，及即位后，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隋书·经籍志四》说：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这些记载说明，他事道的信仰本是牢固的，而在禅代之初也确实是得了道教舆论的好处，但这次却突然变了。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敕舍道事佛曰：“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众生，共同成佛。”①四月十一日又敕：“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皆是外道。朕舍外道以事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发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为化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②
梁武帝舍道事佛诏一下，道教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佛道之争由来已久。在汉末二教分流，到晋宋时期，道教已正式确立，从组织上、经典上，已有了相当规模，一些信仰道教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佛教。像刘宋时的沈攸之(信道教)在刺荆州时，就普简沙门，给佛教以很大打击。但佛教的势力却顽强向前发展。晋代与世俗帝王分庭抗礼，主张不服王法，只尊佛律。东晋末年，桓玄曾指出佛教发展的危害：“京师竞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以之倾，匮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其所以，伤治害政。”③桓玄的这些言论，引起一些佛教信仰者的反对，直到桓玄掌政，采取严厉措施，以慧远为首的僧徒才不得不妥协，并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主动表示为王者服务，并提出“儒佛道虽道殊而所归一也”的理论，使佛教走上了自觉为整个封建统治者服务的轨道。
梁武帝改变信仰，这是他看到了佛教势力大于道教势力的结果。到后来他又极力弥合儒释道三教间的裂痕，主张三教同源说，这完全是一个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并非出于个人真心的信仰，对于政治家来说，自己的感情和信仰，往往受政治需要的左右。
定林寺在齐武帝朝与宗室关系密切。自萧子良去世，加上东昏侯抑制和打击佛教，以至于袭击定林寺，致使佛徒与皇朝关系出现心灵上的裂痕。但到梁王朝与临川王萧宏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刘勰在临川王府作记室，儒释道皆通，颇得临川王喜欢，非同一般幕僚。整理来往文书，草拟奏章，样样条理，整个文字工作，全由他负责，其娴熟周到，是临川王过去的记室所不曾达到的水准。
刘勰在临川王府工作极为出色，其也已是38岁的人了，还是独身一人，未能成家。当他二十几岁正值最佳婚龄时期，母亲病逝，守丧三年。出服之后，又进了定林寺，几乎脱离红尘，与之交往的多是和尚，加之生活无着，正如本传所说“家贫不婚娶”。而此时身为记室，又因《文心雕龙》而一跃成为名人，所以提亲的人当不少，或许女方又多为寒族，作为士族出身的刘勰自然不答应，事实上他也不敢答应。因为在南北朝时期，士庶不通婚。刘勰虽然落魄到寒士，但这仅是经济地位而言。从政治上讲，士族架子和清高的气势还是不小的。即使自己放下架子娶庶族女为妻，也怕人对他进行弹劾。齐永明年间士族王源嫁女给富阳满氏，沈约认为满氏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联姻，实骇物听”，是“玷辱流辈”、“蔑祖辱亲”之行为，因而写了《奏弹王源》一文，奏请将王源免官并“禁锢终身”①。刚刚步入仕途的刘勰是不会冒此风险的。再说他的长辈上都是纳士族女为妻，如刘秀之娶士族何承天之女为妻，刘宪之娶士族颜延之妹为妻，刘舍娶宋武帝“特所钟爱”②的外孙徐湛之之女为妻。再者，“士庶区别，国之章也”③。一向争强好胜的刘勰决不能办这种“婚宦失类”的事，以辱没祖上之风。
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正月，武帝下诏：“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并立即着手物色人选。当时被选中的有贺 、明山宾、沈峻、严植之等人为博士，令各主一馆，每馆收有学生数百人，由政府供给伙食费，并规定成绩优秀者出仕为官。①
梁武帝即位以来，考虑最多的是如何使自己的江山永固。他采取两条措施，一是加强皇族内部的团结，二是抗击北魏。此时北魏正走向衰微，是一个可乘的机会。所以本年二月就计划北伐，并派卫尉卿杨公则率宿卫兵屯驻洛口。遂后双方战役不断，将领互有降服。到十月，武帝动员全国上下财力和兵力大举北伐。以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都督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帅，“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②，萧宏屯兵于洛口。其兵械皆相当精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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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宏率军北伐，另聘丘迟为记室。
也有学者认为既然丘迟已任中军记室，可能此时刘勰已经调出。其实从以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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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监七年(公元508年)十一月，刘勰奉敕与僧旻等三十人同集定林寺，抄撰经要，到八年四月才完成任务。唐道宣《续高僧传·僧旻传》：“……仍选才学道俗释僧智、僧旻、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经论》，以类相从，凡八十(八)卷，皆令取衷于旻。”隋代的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也记有此事：“《众经要抄》一部并目录，八十八卷。……天监七年十一月，帝以法海浩博，浅识窥寻，卒难该究。因敕庄严寺沙门释僧旻等于定林上寺，辑撰此部，到八年四月方了。”这说明他们三十人在定林寺搞了一个佛学简明读本。③此时刘勰的职务仍为记室。杨明照说：“在天监七年十一月之前，舍人仍任职于萧宏府中，故道宣称其衔也。”①
天监八年(公元509年)四月，刘勰在定林寺与僧旻等人完成《众经要抄》以后，遂调入车骑将军府任仓曹参军。此时任车骑将军的是王茂。王茂是在天监六年十二月车骑将军夏侯详逝去之后，于七年正月进号车骑将军的，但未即本号。至天监八年四月才得以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时刘勰正好在上定林寺完成《众经要抄》，此时的临川王已改任骠骑将军。
王茂，字休远，太原祁人，出身于高门士族，起家奉朝请。据《梁书·王茂传》记载，茂“好读兵书，驳略究其大旨”，“性宽厚，姿表瑰丽，须眉如画，出入朝会，每为众所瞻望”。王茂一生在军内任职，为梁武帝所器重，是武帝政权的重要支持者。刘勰亦好兵学，在其府内任职当是更有了谈兵论武的共同语言。
刘勰在车骑将军府任职的仓曹参军是一个管理仓库的职务。
天监九年(公元510年)，刘勰出任太末县令。太末县位于今浙江省中西部地区，今属衢州市，离建康约有1600里地，治所在今龙游县城。当时其境域约含今龙游县及原汤溪县大半地区，人口约11000人。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息，古代称姑蔑地(即商代在山东的姑幕国，大约在春秋时迁往此地而得名)。秦朝始设县，属会稽郡。地势南北高，中间低，呈马鞍形。衢江自西向东横贯其中，东入沪杭，西接闽赣，交通便利，气温适宜，但因年降雨量不均，容易出现水灾和旱荒。
太末县也是江南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农业、畜牧饲养业、制陶业已经发达。特别是农业，水田、旱田都有。自永嘉之乱江北大族南迁，把江北的生产技术带到了江南，使江南的农业生产有了新的起色，种地施粪作肥料已成为普遍现象。同时也使水利灌溉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利用衢江之水灌溉农田，水稻生产发展也很快。
但太末县毕竟不像江北的人口那样多，这里仍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县令官阶七品，虽然卑微，但毕竟是一方行政长官，治安、诉讼、生产、租调、徭役、教育无不在管辖范围之内。刘勰出任太末令，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全面负责一方行政事务，其心中是相当高兴的。①
齐梁时期的地方官，任期一般是以三年为限。梁朝早期的制度皆依宋齐制。《资治通鉴·齐纪一》说：“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过久，乃以三年为断，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癸丑，诏：‘自今一以小满为限。’”②刘勰自天监九年出任太末县令，至天监十一年已是届满。
刘勰在太末任职三年，《梁书》本传说他“政有清绩”。在古代为官，能在史书上有这样一个评价，已是很不容易了。“政有清绩”意味着他为政清明廉洁，政绩突出。如果说过去他曾从儒家学说中获得治国平天下的知识仅是理论上间接的东西，从太末回来后，他所获得的为民谋福的治国安邦之道，却有了直接来自社会实践的经验。
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刘勰调离太末县。那时的太末属于东阳郡，东阳郡隶属扬州刺史部，刘勰任太末县令时，临川王为扬州刺史，人事安排或与临川王萧宏有关。因为刘勰离任时，县令一职由刘孺接替。刘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悛，宋顺帝昇明末为广州刺史。临川王萧宏任中军将军时，刘孺曾为主簿，与刘勰同在中军府做幕僚，参与机要。论当时的权力，刘孺还略大于刘勰。刘孺也是一个文人，写一手好文章，敏捷聪颖，深受武帝喜爱，与刘勰相处得很好，加之同为汉皇室后裔，又比刘勰小17岁，对刘勰的才学和人格极为佩服。
刘勰从太末离任后的新职是去仁威将军府任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任仁威将军的是南康王萧绩。
刘勰出任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一职，论起官阶还不如过去。作为记室一职，刘勰早在中军将军临川王府已任过多年。按天监七年(公元508年)颁布的百官阶，武官镇卫将军以下十品，凡二十四班，以班多者为贵，中军将军属二十三班，而仁威将军为十六班，官阶不同，记室的分量是不一样的，但作为王府的记室这一职务是一样的。县令为七品官，东宫通事舍人是一班，是最低班次。不过梁代用人有其特殊用法。据《梁书·庾于陵传》记载：“东宫官属，通为清选……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可见刘勰任东宫通事舍人，官阶虽低，也算是重用了，从中又可证刘勰出身士族无疑。
《隋书·百官志上》说：“通事舍人，旧入直阁内。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东宫“通事舍人二人，视南台御史，多以余官兼职”。由此知，刘勰初期以仁威将军南康王记室为主。给仁威南康王作记室，虽不如中军记室，但任务却比中军临川王府记室重很多。因为南康王进号仁威将军时年仅7岁，尚未有行为能力，但职务很多，本传说他在天监十年(公元511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进号仁威将军”。这样一位年仅7岁的人不知如何履行职责，所以一切工作都要由属官自为。
仁威南康王萧绩，是梁武帝第四子，生于天监四年，其母董淑仪。天监八年(公元509年)①，萧绩仅5岁就被封为南康郡王，食邑二千户，出为轻车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天监十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进号仁威将军②，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征为宣毅将军，再领石头戍军事。大通三年(公元529年)病故，年仅25岁。生前官至安右将军、领石头戍军事、护军将军。死后赠侍中、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梁书》本传说：“绩时年七岁，主者有受货，洗改解书，长史王僧孺弗之觉，绩见而辄诘之，便即时首服，众咸叹其聪警。”
从《梁书》本传看，南康王比起其他诸王来，是品行较好的一个，他不好游山玩水，生活俭朴，不像其他各王妻妾成群，仆从满宅，而是躬身政事，以俭约著称。
南徐州刺史部治所在京口，辖17个郡，是南朝的军事战略要地，在政治、军事上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梁武帝让自己的六弟临川王萧宏为扬州刺史，控制住京师藩卫大权，又让亲子南康王为南徐州刺史，镇守京口，把住东大门，是很明智的。而这两位皇亲的记室皆选中刘勰，应当说是刘勰与皇室关系有缘的一个体现。
此时的吏部尚书是王暕。王暕是琅琊临沂人，其父是齐太尉王俭，出身于高门士族。王暕比刘勰小岁，却一直是刘勰的上司，刘勰任中军临川王记室时，王暕任中军临川王长史。将军府的一切事务，皆由长史总管，所以是当时的实权派人物。
王暕由于出身于高门士族，所以对那些出身于寒士家族或庶族之门的官吏百般挑剔，本传说他“及居选曹，职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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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口是东莞刘氏大族渡江南来的栖息地。南徐州刺史部治所就在京口。仁威南康王出任南徐州刺史，年仅7岁，尚未有行为能力，也是必须到任的，所以刘勰出任南康王记室必至京口。
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春天，刘勰来到京口仁威将军府。当时南朝为了巩固其封建政权，重要军事地带都用亲王出镇，一旦王子年幼，不能理事，大权则由长史代行，而在仁威府执掌大权的长史是王僧孺。王僧孺是东海郡郯城县人，曹魏卫将军王肃的八世孙，曾祖是晋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王雅，祖父王准在刘宋朝官至司徒左长史。王僧孺在南齐朝起家王国左常侍、太学博士，家藏图书万余卷，是一位能诗善文的饱学之士。竟陵王萧子良在西邸招揽文学名僧时，王僧孺是常客，与梁武帝颇熟。梁武帝践祚后，王僧孺为云骑将军时，武帝“制《春景明志诗》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约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诗为工”①。王僧孺曾做过南海太守、御史中丞。南康王出为仁威将军，王僧孺“出为仁威南康王长史，行府、州、国事”②。早在天监初还曾为临川王后军记室参军，行诏文德省。可见王僧孺是一位与皇室关系至为密切的官僚士族子弟。
刘勰在仁威将军府任记室，那时的长史王僧孺以长史职“行府、州、国事”，那么刘勰想必以记室职行长史事。王僧孺曾为南海郡太守，与刘勰都有主宰一方行政的经验。所以表面看来仁威将军萧绩虽然年仅7岁，然而其辅政的人员却是有相当能力的人。
刘勰在仁威将军府任职期间，除了协助长史王僧孺处理政务外，还为剡县石城寺撰写了碑文。从碑文的内容看，刘勰当时亲自写于大佛寺内，因为碑文中对石城寺的景观和大佛皆有栩栩如生的描绘。此寺的大佛最后是由僧祐主持竣工的，当是由僧祐在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春天大佛雕凿竣工时，邀请刘勰前往参观并撰成纪念性碑文。剡县石城寺即今浙江新昌县大佛寺。新昌县南边巧立一山，回环如城，名曰石城山，由天台山脉东南绵亘而来，经天姥、沃洲至此终结，因而石城山也称“天台西门”。石城山地处四明山之南，赵宋以后，又称南明山，到了近世，又叫大佛寺山。
石城山奇岩四嶂，风光秀丽。东晋法师昙光开山，苦行创业，建立了隐岳寺。齐建武中，释于法兰在石城西峰开凿千佛像，创立元化寺。南朝梁代大佛雕刻完工后，众寺合并，称石城寺。石城寺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更名。五代时更名瑞像寺，北宋景德间更名宝相寺，后又更名石佛寺，明代更名毗卢阁，民国时改称大佛寺。
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正月，仁威将军南康王萧绩改任宣毅将军，复领石头戍军事。刘勰入住东宫专任舍人职。
由于僧祐等人在天监十二年上表倡导在京畿禁杀生灵的事，经过了几年的争论之后，到本年三月丙子，武帝“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于是祈告天地宗庙，以去杀之理，欲被之含识。郊庙牲牷，皆代以面”。①由于阻力太大，武帝不得不于四月下诏去宗庙牺牷。诏曰：“…宗庙祭祀，犹有牲牢，无益至诚，有累冥道。自今四时蒸尝外可量代。”②武帝诏令一下，朝野一片哗然，认为宗庙废弃牲祭，是对祖宗的不敬，纷纷上表反对，但是，武帝主意已定，力排众议，坚持实施诏令。于是众尚书议定用大脯代替一元大武。同时众尚书又奏：“既停宰杀，无复省牲之事，请立省馔仪。其众官陪列，并同省牲。”武帝这才准奏。
十月，武帝又诏曰：“今虽无复牲腥，犹有脯 之类，即之幽明，义为未尽。可更详定，悉荐时蔬。”武帝诏下，左丞司马筠等上书参议曰：“大饼代大脯，余悉用蔬菜。”
按《礼记》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梁代的宗庙也有七。《隋书·礼仪二》说：“晋江左以后，乃至宋、齐，相承始受命之主，皆立六庙，虚太祖之位。……中兴二年，梁武初为梁公。……其年四月即皇帝位。……遂于东城时祭讫，迁神主于太庙。始自皇祖太中府君、皇祖淮阴府君、皇高祖济阴府君、皇曾祖中从事史府君、皇祖特进府君，并皇考，以为三昭三穆，凡六庙。追尊皇考为文皇帝，皇妣为德皇后，庙号太祖。皇祖特进以上，皆不追尊。拟祖迁于上，而太祖之庙不毁，与六亲庙为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别室。”
在当时的社会里，祭祀是大礼，因而对于这一礼仪的改革，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轰动。除佛徒外，皆持反对意见，一时间舆论哗然。《南史·梁本纪》说：“时以宗庙去牲，则为不复血食，虽公卿异议，朝野喧哗，(帝)竟不从。”使得反佛人士再也无法沉默了。其中反佛最为激烈的是荀济。荀济因武帝为布衣时曾与之有旧交，所以上书武帝，要求放弃奉佛，兹列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佛教能祸国。文中说：
及汉武祀金人，莽新以建国。桓灵礼浮图，阉竖以控权。三国由兹鼎峙，五胡仍其存食。衣冠奔于江东，戎教兴于中壤。使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海内淆乱三百年矣。
第二，佛教能短祚。荀济在文中引五个事例说明之。宋齐两代，重佛敬僧，使国移庙改，宋齐磨灭。
第三，佛教蔑弃忠孝，最为凶贪。
第四，僧尼不耕不偶，劳民伤财，害政最强。
第五，僧尼志在贪淫，窃盗华典，倾奔朝权，凡有十等：
一曰，营缮广厦，僭拟皇居也。二曰，兴建大室，庄饰胡像，僭比明堂宗祀也。三曰，广译妖言，劝行流布，轹帝王之诏敕也。四曰，交纳泉布，卖天堂王福之虚果，夺大君之德赏也。五曰，豫征收赎，免地狱六极之谬殃，夺人主之刑罚也。六曰，自称三宝，假托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术也。七曰，多建寺像，广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长六纪，四大法集，此别行正朔，密行征发也。九曰，设乐以诱愚小，俳优以招远会，陈佛土安乐，斥王化危苦，此变俗移风征租税也。十曰，法席聚会，邪谋变通，称意赠金，毁破遭谤，此吕尚之《六韬》秘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诛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击鸿钟于高台，期阙庭之箭漏。挂幡盖于长刹，放充庭之卤簿。征玉食以斋会，杂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赞呗，象食举之登歌。叹功德则比陈词之祝史，受亲施则等束帛之等差，设威仪则效旌旗之文物。凡诸举措，窃拟朝议云云。
第六，沙门不但为天子所不臣，而梁武帝“方更倾储供寺，万乘拟附庸之仪。肃拜僧尼，三事执陪臣之礼。宠既隆矣，侮亦剧矣”。
第七，盛弘释教，废儒道，亏名教。所以荀济又说：
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报应无迁延之业。故崇重像法，供施弥隆。劳民伐木，烧掘蝼蚊损伤和气，岂顾大觉之慈悲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废儒道。释秃足能除祸，屏绝干戈。今乃重关以备不虞，击柝以争空地。杀蝼蚁而营功德，既乖释典；崇妖邪而行谄祭，又亏名教。五尺牧竖，犹知不疑。四诲之尊，义无二、三其德，臣为陛下不取五也。
荀济所言实极沉痛。书上之后武帝不仅不予朝议，反而勃然大怒，扬言要杀死荀济，荀济立即逃往北魏。①
此时武帝更产生了逆反心理，于是他干脆下令，敕命天下道观、道士皆返俗。①
在刘勰的一生中还写过一篇《灭惑论》。这篇论文虽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批判道教，但从总的观点看是主张三教同源的，与梁武帝的思想有相通之处。有学者认为此文作于齐代，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作于梁代，其中李庆甲认为齐代不具备《灭惑论》反击的条件，当撰于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前后。据学者们的研究，此文当撰于荀济反佛之时，是在荀济上表前后的产物。
《梁书·刘勰传》说：“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
综合《梁书·武帝纪》和《隋书·礼仪二》可知，武帝在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四月下诏宗庙祭祀禁用牺牲之后，祭祀仍有用脯 这类干肉的事。在武帝十月诏下达后，尚书省采纳了左丞司马筠的建议，用大饼代替大脯，其余全用蔬果。
这时对七庙的祭祀品虽作了重大改革，但二郊农社仍用牺牲。《隋书·礼仪一》记载说：“梁南郊，为圆坛，在国之南……常与北郊间岁。正月上辛行事，用一特牛，祀天皇上帝之神于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北郊，为方坛于北郊……与南郊间岁。正月上辛，以一特牛，祀后地之神于其上，以德后配。”又《礼仪二》：“岁凡再祭，盖春求而秋报。……梁社稷在太庙西……每以仲春仲秋，并令郡国、县祠社稷先农……旧太社廪牺吏牵牲，司农省牲，太祝赞牲。”
根据二郊农社祀以仲春仲秋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可知刘勰上表陈二郊祭祀主改，时间当在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十月以后至次年八月之前。
刘勰文集已失，表陈的内容别处均未有记载。刘勰的这次上表，经尚书省议定之后，按刘勰的意见诏告实施。这次上表连同他的《灭惑论》，构成了一位完全与梁武帝思想一致的佛教拥护者的心态，取悦了皇帝，于是刘勰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时在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步兵校尉一职，在梁天监七年吏部公布的九品十八班中列第七班，以班多者为贵。《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七《梁纪三》胡三省注说：“五校、东宫三校……为七班。”“五校”是指五校尉，即步兵校尉、射声校尉、长水校尉、越骑校尉、屯骑校尉，秩比千石。“东宫三校”是指步兵校尉、翊军校尉、屯骑校尉，并秩同台校。《梁书·刘勰传》中没有说刘勰是五营步兵校尉还是东宫步兵校尉，但学界多认为是掌东宫警卫的步兵校尉。在九品十八班中列七班，为从六品官。
宋、齐、梁之世，拜东宫步兵校尉者，皆士林名流。如宋代的颜延之，齐代的沈约、任昉、刘 ，梁代的卢广、王峻、谢举、萧子恪、刘杳等人。刘勰能迁步兵校尉，今人杨明照说：“固当时殊遇也。”①
刘勰在东宫任职期间深得昭明太子的欢心。《梁书·刘勰传》说：“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可见昭明太子把刘勰看成是文学知音。根据现代学者对《昭明文选》的研究，认为其选文标准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主张基本相合，有可能是受了《文心雕龙》思想的影响。《梁书·刘勰传》有“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当是据此而言。
刘勰的恩师僧祐于天监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建初寺圆寂，终年74岁，葬于开善寺路西定林寺的旧墓地里。弟子正度为其树碑，刘勰撰写碑文。
第四节 奉时骋绩
《梁书·刘勰传》说刘勰：“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又知沈约“贵盛”之时刘勰以《文心雕龙》自荐在天监二年十月之前，现代学者多认为刘勰“起家奉朝请”是因为沈约的举荐，这说明刘勰“起家奉朝请”时在天监二年十月后。从此刘勰踏上了仕途。“奉朝请”这个职位，严格说来，不算什么官，他没有自己的属员，仅是一个荣誉官衔。但又不是一般人所能得到的，它是一个人仕途的开始。在汉代，对退职的大臣、将军及皇室和外戚，多给以“奉朝请”的名义，使其参加朝会。晋代以奉车、驸马、骑三都尉为奉朝请。南朝为安置闲散官员，奉朝请一度增至600到800人。《宋书·百官志下》说：“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在南朝，一些名士和士族出身的人，最初往往给予奉朝请的职衔，像沈约、沈崇、刘霁、王茂、范岫、明山宾、刘秀之、夏骸等名门士族出身的人皆起家奉朝请。在梁代定官阶九品十八班，以班多为贵，奉朝请被定为二班。
刘勰为奉朝请之后，并没有马上离开定林寺，因为奉朝请没有自己的官署，十几年半出家的生活，使他也习惯了寺院的钟声和经声，所以他仍然住在定林寺里。
虽然刘勰仍住在定林寺里，但他毕竟是一个有政治身份的人了，京城的官僚墨客每至定林寺拜佛，少不了刘勰出面接见。向不为时流所重的《文心雕龙》也不胫而走，迅速传开。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就引录了《文心雕龙·指瑕》篇的话。詹 说：“彦和时代较梁元帝略早，当彦和此书与沈约之后，约‘大重之’，其书必因而流传，故梁元帝以节录之耳。”①
至于刘勰出任临川王萧宏记室的时间，后世学者们多认为时在天监三年(公元504年)。因为在天监三年正月临川王萧宏为中军将军，开府置佐。②
临川王萧宏是梁武帝的六弟，与武帝同父异母，二人关系极为密切。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四月，武帝即皇帝位，萧宏封为临川王。
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及弟南平王萧伟皆好佛，与定林寺关系密切，对僧祐的品德和才学极为崇拜，每每相见“尽师资之敬”，刘勰任中军府记室一职也可能是由于僧祐的推荐。刘勰因《文心雕龙》而出名，“起家奉朝请”，沈约又对其书“大重之”，僧祐向临川王推荐也就有了理由。
齐梁时期，士族谋取职位还有一个国家政策的问题。南齐时对甲族二十而仕的现象一直有争议，齐末萧衍上书，反对甲族二十几岁就出仕，得到皇帝的批准。到了梁王朝萧衍当权，规定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①
刘勰入梁时已有三十七八岁了，其年龄、才学、出身都合乎国家用人政策。刘勰被聘为中军府记室后，离开了与他朝夕相处的众位法师，离开了他居处十余年的定林寺，进住中军府，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记室这一职务，相当于现在的秘书，掌管“上章表及书记”。按东汉官制，太尉属官有记室、令史，都尉属官有记室史，到后世，诸王府、三公及大将军幕府也设置记室参军。梁天监七年(公元508年)吏部列文官九品十八班，以班多为贵，记室列为六班，可定为七品。
从此之后，刘勰实现了他以求闻达的目的。
天监三年(公元504年)四月，梁武帝改变了他原来的信仰，一连下了两道敕文，声明自己舍道事佛。
梁武帝事道是家世传统。他即帝位之初，还设立了大小道正。据《太平御览》卷六六六引《道学传》说：“梁武帝天监二年，置大小道正。平昌孟景翼，字道辅，时为大正，屡为国讲说。”《梁书·陶弘景传》说：“义师平建康，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高祖既早与之游，及即位后，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隋书·经籍志四》说：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这些记载说明，他事道的信仰本是牢固的，而在禅代之初也确实是得了道教舆论的好处，但这次却突然变了。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敕舍道事佛曰：“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众生，共同成佛。”①四月十一日又敕：“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皆是外道。朕舍外道以事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发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为化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②
梁武帝舍道事佛诏一下，道教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佛道之争由来已久。在汉末二教分流，到晋宋时期，道教已正式确立，从组织上、经典上，已有了相当规模，一些信仰道教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佛教。像刘宋时的沈攸之(信道教)在刺荆州时，就普简沙门，给佛教以很大打击。但佛教的势力却顽强向前发展。晋代与世俗帝王分庭抗礼，主张不服王法，只尊佛律。东晋末年，桓玄曾指出佛教发展的危害：“京师竞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以之倾，匮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其所以，伤治害政。”③桓玄的这些言论，引起一些佛教信仰者的反对，直到桓玄掌政，采取严厉措施，以慧远为首的僧徒才不得不妥协，并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主动表示为王者服务，并提出“儒佛道虽道殊而所归一也”的理论，使佛教走上了自觉为整个封建统治者服务的轨道。
梁武帝改变信仰，这是他看到了佛教势力大于道教势力的结果。到后来他又极力弥合儒释道三教间的裂痕，主张三教同源说，这完全是一个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并非出于个人真心的信仰，对于政治家来说，自己的感情和信仰，往往受政治需要的左右。
定林寺在齐武帝朝与宗室关系密切。自萧子良去世，加上东昏侯抑制和打击佛教，以至于袭击定林寺，致使佛徒与皇朝关系出现心灵上的裂痕。但到梁王朝与临川王萧宏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刘勰在临川王府作记室，儒释道皆通，颇得临川王喜欢，非同一般幕僚。整理来往文书，草拟奏章，样样条理，整个文字工作，全由他负责，其娴熟周到，是临川王过去的记室所不曾达到的水准。
刘勰在临川王府工作极为出色，其也已是38岁的人了，还是独身一人，未能成家。当他二十几岁正值最佳婚龄时期，母亲病逝，守丧三年。出服之后，又进了定林寺，几乎脱离红尘，与之交往的多是和尚，加之生活无着，正如本传所说“家贫不婚娶”。而此时身为记室，又因《文心雕龙》而一跃成为名人，所以提亲的人当不少，或许女方又多为寒族，作为士族出身的刘勰自然不答应，事实上他也不敢答应。因为在南北朝时期，士庶不通婚。刘勰虽然落魄到寒士，但这仅是经济地位而言。从政治上讲，士族架子和清高的气势还是不小的。即使自己放下架子娶庶族女为妻，也怕人对他进行弹劾。齐永明年间士族王源嫁女给富阳满氏，沈约认为满氏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联姻，实骇物听”，是“玷辱流辈”、“蔑祖辱亲”之行为，因而写了《奏弹王源》一文，奏请将王源免官并“禁锢终身”①。刚刚步入仕途的刘勰是不会冒此风险的。再说他的长辈上都是纳士族女为妻，如刘秀之娶士族何承天之女为妻，刘宪之娶士族颜延之妹为妻，刘舍娶宋武帝“特所钟爱”②的外孙徐湛之之女为妻。再者，“士庶区别，国之章也”③。一向争强好胜的刘勰决不能办这种“婚宦失类”的事，以辱没祖上之风。
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正月，武帝下诏：“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并立即着手物色人选。当时被选中的有贺 、明山宾、沈峻、严植之等人为博士，令各主一馆，每馆收有学生数百人，由政府供给伙食费，并规定成绩优秀者出仕为官。①
梁武帝即位以来，考虑最多的是如何使自己的江山永固。他采取两条措施，一是加强皇族内部的团结，二是抗击北魏。此时北魏正走向衰微，是一个可乘的机会。所以本年二月就计划北伐，并派卫尉卿杨公则率宿卫兵屯驻洛口。遂后双方战役不断，将领互有降服。到十月，武帝动员全国上下财力和兵力大举北伐。以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都督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帅，“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②，萧宏屯兵于洛口。其兵械皆相当精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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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宏率军北伐，另聘丘迟为记室。
也有学者认为既然丘迟已任中军记室，可能此时刘勰已经调出。其实从以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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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监七年(公元508年)十一月，刘勰奉敕与僧旻等三十人同集定林寺，抄撰经要，到八年四月才完成任务。唐道宣《续高僧传·僧旻传》：“……仍选才学道俗释僧智、僧旻、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经论》，以类相从，凡八十(八)卷，皆令取衷于旻。”隋代的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也记有此事：“《众经要抄》一部并目录，八十八卷。……天监七年十一月，帝以法海浩博，浅识窥寻，卒难该究。因敕庄严寺沙门释僧旻等于定林上寺，辑撰此部，到八年四月方了。”这说明他们三十人在定林寺搞了一个佛学简明读本。③此时刘勰的职务仍为记室。杨明照说：“在天监七年十一月之前，舍人仍任职于萧宏府中，故道宣称其衔也。”①
天监八年(公元509年)四月，刘勰在定林寺与僧旻等人完成《众经要抄》以后，遂调入车骑将军府任仓曹参军。此时任车骑将军的是王茂。王茂是在天监六年十二月车骑将军夏侯详逝去之后，于七年正月进号车骑将军的，但未即本号。至天监八年四月才得以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时刘勰正好在上定林寺完成《众经要抄》，此时的临川王已改任骠骑将军。
王茂，字休远，太原祁人，出身于高门士族，起家奉朝请。据《梁书·王茂传》记载，茂“好读兵书，驳略究其大旨”，“性宽厚，姿表瑰丽，须眉如画，出入朝会，每为众所瞻望”。王茂一生在军内任职，为梁武帝所器重，是武帝政权的重要支持者。刘勰亦好兵学，在其府内任职当是更有了谈兵论武的共同语言。
刘勰在车骑将军府任职的仓曹参军是一个管理仓库的职务。
天监九年(公元510年)，刘勰出任太末县令。太末县位于今浙江省中西部地区，今属衢州市，离建康约有1600里地，治所在今龙游县城。当时其境域约含今龙游县及原汤溪县大半地区，人口约11000人。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息，古代称姑蔑地(即商代在山东的姑幕国，大约在春秋时迁往此地而得名)。秦朝始设县，属会稽郡。地势南北高，中间低，呈马鞍形。衢江自西向东横贯其中，东入沪杭，西接闽赣，交通便利，气温适宜，但因年降雨量不均，容易出现水灾和旱荒。
太末县也是江南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农业、畜牧饲养业、制陶业已经发达。特别是农业，水田、旱田都有。自永嘉之乱江北大族南迁，把江北的生产技术带到了江南，使江南的农业生产有了新的起色，种地施粪作肥料已成为普遍现象。同时也使水利灌溉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利用衢江之水灌溉农田，水稻生产发展也很快。
但太末县毕竟不像江北的人口那样多，这里仍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县令官阶七品，虽然卑微，但毕竟是一方行政长官，治安、诉讼、生产、租调、徭役、教育无不在管辖范围之内。刘勰出任太末令，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全面负责一方行政事务，其心中是相当高兴的。①
齐梁时期的地方官，任期一般是以三年为限。梁朝早期的制度皆依宋齐制。《资治通鉴·齐纪一》说：“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过久，乃以三年为断，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癸丑，诏：‘自今一以小满为限。’”②刘勰自天监九年出任太末县令，至天监十一年已是届满。
刘勰在太末任职三年，《梁书》本传说他“政有清绩”。在古代为官，能在史书上有这样一个评价，已是很不容易了。“政有清绩”意味着他为政清明廉洁，政绩突出。如果说过去他曾从儒家学说中获得治国平天下的知识仅是理论上间接的东西，从太末回来后，他所获得的为民谋福的治国安邦之道，却有了直接来自社会实践的经验。
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刘勰调离太末县。那时的太末属于东阳郡，东阳郡隶属扬州刺史部，刘勰任太末县令时，临川王为扬州刺史，人事安排或与临川王萧宏有关。因为刘勰离任时，县令一职由刘孺接替。刘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悛，宋顺帝昇明末为广州刺史。临川王萧宏任中军将军时，刘孺曾为主簿，与刘勰同在中军府做幕僚，参与机要。论当时的权力，刘孺还略大于刘勰。刘孺也是一个文人，写一手好文章，敏捷聪颖，深受武帝喜爱，与刘勰相处得很好，加之同为汉皇室后裔，又比刘勰小17岁，对刘勰的才学和人格极为佩服。
刘勰从太末离任后的新职是去仁威将军府任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任仁威将军的是南康王萧绩。
刘勰出任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一职，论起官阶还不如过去。作为记室一职，刘勰早在中军将军临川王府已任过多年。按天监七年(公元508年)颁布的百官阶，武官镇卫将军以下十品，凡二十四班，以班多者为贵，中军将军属二十三班，而仁威将军为十六班，官阶不同，记室的分量是不一样的，但作为王府的记室这一职务是一样的。县令为七品官，东宫通事舍人是一班，是最低班次。不过梁代用人有其特殊用法。据《梁书·庾于陵传》记载：“东宫官属，通为清选……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可见刘勰任东宫通事舍人，官阶虽低，也算是重用了，从中又可证刘勰出身士族无疑。
《隋书·百官志上》说：“通事舍人，旧入直阁内。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东宫“通事舍人二人，视南台御史，多以余官兼职”。由此知，刘勰初期以仁威将军南康王记室为主。给仁威南康王作记室，虽不如中军记室，但任务却比中军临川王府记室重很多。因为南康王进号仁威将军时年仅7岁，尚未有行为能力，但职务很多，本传说他在天监十年(公元511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进号仁威将军”。这样一位年仅7岁的人不知如何履行职责，所以一切工作都要由属官自为。
仁威南康王萧绩，是梁武帝第四子，生于天监四年，其母董淑仪。天监八年(公元509年)①，萧绩仅5岁就被封为南康郡王，食邑二千户，出为轻车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天监十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进号仁威将军②，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征为宣毅将军，再领石头戍军事。大通三年(公元529年)病故，年仅25岁。生前官至安右将军、领石头戍军事、护军将军。死后赠侍中、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梁书》本传说：“绩时年七岁，主者有受货，洗改解书，长史王僧孺弗之觉，绩见而辄诘之，便即时首服，众咸叹其聪警。”
从《梁书》本传看，南康王比起其他诸王来，是品行较好的一个，他不好游山玩水，生活俭朴，不像其他各王妻妾成群，仆从满宅，而是躬身政事，以俭约著称。
南徐州刺史部治所在京口，辖17个郡，是南朝的军事战略要地，在政治、军事上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梁武帝让自己的六弟临川王萧宏为扬州刺史，控制住京师藩卫大权，又让亲子南康王为南徐州刺史，镇守京口，把住东大门，是很明智的。而这两位皇亲的记室皆选中刘勰，应当说是刘勰与皇室关系有缘的一个体现。
此时的吏部尚书是王暕。王暕是琅琊临沂人，其父是齐太尉王俭，出身于高门士族。王暕比刘勰小岁，却一直是刘勰的上司，刘勰任中军临川王记室时，王暕任中军临川王长史。将军府的一切事务，皆由长史总管，所以是当时的实权派人物。
王暕由于出身于高门士族，所以对那些出身于寒士家族或庶族之门的官吏百般挑剔，本传说他“及居选曹，职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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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口是东莞刘氏大族渡江南来的栖息地。南徐州刺史部治所就在京口。仁威南康王出任南徐州刺史，年仅7岁，尚未有行为能力，也是必须到任的，所以刘勰出任南康王记室必至京口。
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春天，刘勰来到京口仁威将军府。当时南朝为了巩固其封建政权，重要军事地带都用亲王出镇，一旦王子年幼，不能理事，大权则由长史代行，而在仁威府执掌大权的长史是王僧孺。王僧孺是东海郡郯城县人，曹魏卫将军王肃的八世孙，曾祖是晋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王雅，祖父王准在刘宋朝官至司徒左长史。王僧孺在南齐朝起家王国左常侍、太学博士，家藏图书万余卷，是一位能诗善文的饱学之士。竟陵王萧子良在西邸招揽文学名僧时，王僧孺是常客，与梁武帝颇熟。梁武帝践祚后，王僧孺为云骑将军时，武帝“制《春景明志诗》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约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诗为工”①。王僧孺曾做过南海太守、御史中丞。南康王出为仁威将军，王僧孺“出为仁威南康王长史，行府、州、国事”②。早在天监初还曾为临川王后军记室参军，行诏文德省。可见王僧孺是一位与皇室关系至为密切的官僚士族子弟。
刘勰在仁威将军府任记室，那时的长史王僧孺以长史职“行府、州、国事”，那么刘勰想必以记室职行长史事。王僧孺曾为南海郡太守，与刘勰都有主宰一方行政的经验。所以表面看来仁威将军萧绩虽然年仅7岁，然而其辅政的人员却是有相当能力的人。
刘勰在仁威将军府任职期间，除了协助长史王僧孺处理政务外，还为剡县石城寺撰写了碑文。从碑文的内容看，刘勰当时亲自写于大佛寺内，因为碑文中对石城寺的景观和大佛皆有栩栩如生的描绘。此寺的大佛最后是由僧祐主持竣工的，当是由僧祐在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春天大佛雕凿竣工时，邀请刘勰前往参观并撰成纪念性碑文。剡县石城寺即今浙江新昌县大佛寺。新昌县南边巧立一山，回环如城，名曰石城山，由天台山脉东南绵亘而来，经天姥、沃洲至此终结，因而石城山也称“天台西门”。石城山地处四明山之南，赵宋以后，又称南明山，到了近世，又叫大佛寺山。
石城山奇岩四嶂，风光秀丽。东晋法师昙光开山，苦行创业，建立了隐岳寺。齐建武中，释于法兰在石城西峰开凿千佛像，创立元化寺。南朝梁代大佛雕刻完工后，众寺合并，称石城寺。石城寺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更名。五代时更名瑞像寺，北宋景德间更名宝相寺，后又更名石佛寺，明代更名毗卢阁，民国时改称大佛寺。
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正月，仁威将军南康王萧绩改任宣毅将军，复领石头戍军事。刘勰入住东宫专任舍人职。
由于僧祐等人在天监十二年上表倡导在京畿禁杀生灵的事，经过了几年的争论之后，到本年三月丙子，武帝“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于是祈告天地宗庙，以去杀之理，欲被之含识。郊庙牲牷，皆代以面”。①由于阻力太大，武帝不得不于四月下诏去宗庙牺牷。诏曰：“…宗庙祭祀，犹有牲牢，无益至诚，有累冥道。自今四时蒸尝外可量代。”②武帝诏令一下，朝野一片哗然，认为宗庙废弃牲祭，是对祖宗的不敬，纷纷上表反对，但是，武帝主意已定，力排众议，坚持实施诏令。于是众尚书议定用大脯代替一元大武。同时众尚书又奏：“既停宰杀，无复省牲之事，请立省馔仪。其众官陪列，并同省牲。”武帝这才准奏。
十月，武帝又诏曰：“今虽无复牲腥，犹有脯 之类，即之幽明，义为未尽。可更详定，悉荐时蔬。”武帝诏下，左丞司马筠等上书参议曰：“大饼代大脯，余悉用蔬菜。”
按《礼记》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梁代的宗庙也有七。《隋书·礼仪二》说：“晋江左以后，乃至宋、齐，相承始受命之主，皆立六庙，虚太祖之位。……中兴二年，梁武初为梁公。……其年四月即皇帝位。……遂于东城时祭讫，迁神主于太庙。始自皇祖太中府君、皇祖淮阴府君、皇高祖济阴府君、皇曾祖中从事史府君、皇祖特进府君，并皇考，以为三昭三穆，凡六庙。追尊皇考为文皇帝，皇妣为德皇后，庙号太祖。皇祖特进以上，皆不追尊。拟祖迁于上，而太祖之庙不毁，与六亲庙为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别室。”
在当时的社会里，祭祀是大礼，因而对于这一礼仪的改革，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轰动。除佛徒外，皆持反对意见，一时间舆论哗然。《南史·梁本纪》说：“时以宗庙去牲，则为不复血食，虽公卿异议，朝野喧哗，(帝)竟不从。”使得反佛人士再也无法沉默了。其中反佛最为激烈的是荀济。荀济因武帝为布衣时曾与之有旧交，所以上书武帝，要求放弃奉佛，兹列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佛教能祸国。文中说：
及汉武祀金人，莽新以建国。桓灵礼浮图，阉竖以控权。三国由兹鼎峙，五胡仍其存食。衣冠奔于江东，戎教兴于中壤。使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海内淆乱三百年矣。
第二，佛教能短祚。荀济在文中引五个事例说明之。宋齐两代，重佛敬僧，使国移庙改，宋齐磨灭。
第三，佛教蔑弃忠孝，最为凶贪。
第四，僧尼不耕不偶，劳民伤财，害政最强。
第五，僧尼志在贪淫，窃盗华典，倾奔朝权，凡有十等：
一曰，营缮广厦，僭拟皇居也。二曰，兴建大室，庄饰胡像，僭比明堂宗祀也。三曰，广译妖言，劝行流布，轹帝王之诏敕也。四曰，交纳泉布，卖天堂王福之虚果，夺大君之德赏也。五曰，豫征收赎，免地狱六极之谬殃，夺人主之刑罚也。六曰，自称三宝，假托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术也。七曰，多建寺像，广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长六纪，四大法集，此别行正朔，密行征发也。九曰，设乐以诱愚小，俳优以招远会，陈佛土安乐，斥王化危苦，此变俗移风征租税也。十曰，法席聚会，邪谋变通，称意赠金，毁破遭谤，此吕尚之《六韬》秘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诛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击鸿钟于高台，期阙庭之箭漏。挂幡盖于长刹，放充庭之卤簿。征玉食以斋会，杂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赞呗，象食举之登歌。叹功德则比陈词之祝史，受亲施则等束帛之等差，设威仪则效旌旗之文物。凡诸举措，窃拟朝议云云。
第六，沙门不但为天子所不臣，而梁武帝“方更倾储供寺，万乘拟附庸之仪。肃拜僧尼，三事执陪臣之礼。宠既隆矣，侮亦剧矣”。
第七，盛弘释教，废儒道，亏名教。所以荀济又说：
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报应无迁延之业。故崇重像法，供施弥隆。劳民伐木，烧掘蝼蚊损伤和气，岂顾大觉之慈悲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废儒道。释秃足能除祸，屏绝干戈。今乃重关以备不虞，击柝以争空地。杀蝼蚁而营功德，既乖释典；崇妖邪而行谄祭，又亏名教。五尺牧竖，犹知不疑。四诲之尊，义无二、三其德，臣为陛下不取五也。
荀济所言实极沉痛。书上之后武帝不仅不予朝议，反而勃然大怒，扬言要杀死荀济，荀济立即逃往北魏。①
此时武帝更产生了逆反心理，于是他干脆下令，敕命天下道观、道士皆返俗。①
在刘勰的一生中还写过一篇《灭惑论》。这篇论文虽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批判道教，但从总的观点看是主张三教同源的，与梁武帝的思想有相通之处。有学者认为此文作于齐代，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作于梁代，其中李庆甲认为齐代不具备《灭惑论》反击的条件，当撰于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前后。据学者们的研究，此文当撰于荀济反佛之时，是在荀济上表前后的产物。
《梁书·刘勰传》说：“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
综合《梁书·武帝纪》和《隋书·礼仪二》可知，武帝在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四月下诏宗庙祭祀禁用牺牲之后，祭祀仍有用脯 这类干肉的事。在武帝十月诏下达后，尚书省采纳了左丞司马筠的建议，用大饼代替大脯，其余全用蔬果。
这时对七庙的祭祀品虽作了重大改革，但二郊农社仍用牺牲。《隋书·礼仪一》记载说：“梁南郊，为圆坛，在国之南……常与北郊间岁。正月上辛行事，用一特牛，祀天皇上帝之神于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北郊，为方坛于北郊……与南郊间岁。正月上辛，以一特牛，祀后地之神于其上，以德后配。”又《礼仪二》：“岁凡再祭，盖春求而秋报。……梁社稷在太庙西……每以仲春仲秋，并令郡国、县祠社稷先农……旧太社廪牺吏牵牲，司农省牲，太祝赞牲。”
根据二郊农社祀以仲春仲秋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可知刘勰上表陈二郊祭祀主改，时间当在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十月以后至次年八月之前。
刘勰文集已失，表陈的内容别处均未有记载。刘勰的这次上表，经尚书省议定之后，按刘勰的意见诏告实施。这次上表连同他的《灭惑论》，构成了一位完全与梁武帝思想一致的佛教拥护者的心态，取悦了皇帝，于是刘勰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时在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步兵校尉一职，在梁天监七年吏部公布的九品十八班中列第七班，以班多者为贵。《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七《梁纪三》胡三省注说：“五校、东宫三校……为七班。”“五校”是指五校尉，即步兵校尉、射声校尉、长水校尉、越骑校尉、屯骑校尉，秩比千石。“东宫三校”是指步兵校尉、翊军校尉、屯骑校尉，并秩同台校。《梁书·刘勰传》中没有说刘勰是五营步兵校尉还是东宫步兵校尉，但学界多认为是掌东宫警卫的步兵校尉。在九品十八班中列七班，为从六品官。
宋、齐、梁之世，拜东宫步兵校尉者，皆士林名流。如宋代的颜延之，齐代的沈约、任昉、刘 ，梁代的卢广、王峻、谢举、萧子恪、刘杳等人。刘勰能迁步兵校尉，今人杨明照说：“固当时殊遇也。”①
刘勰在东宫任职期间深得昭明太子的欢心。《梁书·刘勰传》说：“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可见昭明太子把刘勰看成是文学知音。根据现代学者对《昭明文选》的研究，认为其选文标准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主张基本相合，有可能是受了《文心雕龙》思想的影响。《梁书·刘勰传》有“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当是据此而言。
刘勰的恩师僧祐于天监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建初寺圆寂，终年74岁，葬于开善寺路西定林寺的旧墓地里。弟子正度为其树碑，刘勰撰写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