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程器》篇云：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
刘勰这几句话反映了他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他认为，君子不仅要有报国之志的远大理想，还应有实现报国之志的本领，在没有得到报国的机会之前，只得“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刘勰认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①“文必在纬军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②
强烈的功名仕宦思想，使刘勰“笃志好学”，在十余年的寺院生活中，终夜继烛，都是为了“蓄素以弸中”。在为定林寺整理的那些经藏录而序之者，其名字只得署上僧祐的，根本无法实现“散采以彪外”的愿望。他认为人生在世要么从政当官，树德贻爱，要么著书立说，留名于后世。用刘勰自己的话说叫做“君子处世，树德建言”③，“人之短生，犹如石火，炯然以过，唯立德贻爱，为不朽也”④。
刘勰为自己设计了一个人生计划，那就是把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话改造为“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要说上面孟子的话是他的人生宗旨的话，那么“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就是他眼前的行动方案，深感自己处在穷困时期。有志之士，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必须做有利于国家的事才行，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把“穷则独善其身”的消极等待，变为积极进取。写文章的决心是下了，写什么样的文章呢，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在他刚过30岁的时候，梦见自己捧着红漆的祭器，跟随孔子向南方走去。早晨醒来，他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不是一般人所能见到的，可是老夫子竟然托梦给他这个无名小辈，真是太令他兴奋了。他认为自从有了人类以来，没有哪一个人能像孔子这样伟大。所以他想，为了拯救社会，消除弊端，还是应该弘扬孔子的精神，阐发圣人的思想。要想这样，最好是为经书作注解。他为孔子托梦于己而激奋不已。但当他冷静下来思考时，又觉得为圣人的书作注解，难以超过前辈。因为东汉时期的马融和郑玄对《周易》、《论语》、《尚书》、《诗经》都作过详细的解说，而且被学界奉为宗师，自己在这方面不会有大的创新，即使个别地方有新的见解，也难以自成一家。他认为圣人的时代毕竟离自己的时代太远了，文章的体制受到了破坏。人们做文章，只喜欢标新立异，一味追求浮华的文辞，就像在美丽的羽毛上又加上文饰，在已修饰的衣带和佩巾上再绣上花，离开根本太远，最终发展到谬误泛滥的地步。刘勰决定写一部关于文章作法的理论书，用以匡谬纠偏。
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以前，论文章学的著作已经很多，但在刘勰看来，那些文章并没有从大处全面地去论述文章的写法，更没有开出纠正当时唯美主义文风的医治良方，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他认为“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他的这一思想在《文心雕龙·序志》篇里有反映。《序志》篇云：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 《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诠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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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克服以往文论的弱点，从文章的源头上去找根据，并找出典型的例证，即“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他为自己定的著书原则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这就是说，他写的这部文章写作理论书是既要遵尼父之陈训，又要仿《离骚》以“通变”。所遵循的方法是“擘肌分理，唯务折衷”。
书的内容、写作原则和方法定下之后，为书取名颇费了一番心思。他想，写文章，说得容易，做起来就难了，要说明各种文体的写法就更难了，这需要费很大的心思。他想起从前涓子曾写过一部《琴心》，王孙子也曾写过一部《巧心》，可见“心”这个词是很好的，自古以来的好文章，作者无不对篇章结构乃至每一句话进行雕琢修饰，使之文采纷披。然而“详观近代之论文者”，皆“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其篇章之意，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我要写出一部弥纶群言、有益后世的大著，从文章产生的源头说起，述说历代文章的演变，探寻文章写作的规律，以纠正眼下的“淫靡”文风，岂是往昔之雕虫小技可比!实在是“雕龙”之大作了，书的名字就叫《文心雕龙》吧，但却不是效仿齐人称颂的“雕龙奭”啊!①
从《文心雕龙·序志》看，他写这部书不仅是书名、内容使他费尽心思，就是篇章结构也都是有用意的。他在《序志》中说：“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这就是说，一部《文心雕龙》虽然五十篇，真正研讨文章学的，只有四十九篇。
刘勰写《文心雕龙》不可能一蹴而就。少则一年、两年，多则三五年，这中间不可避免要受到一些干扰。据《南史·齐本纪》记载，自从齐武帝驾崩之后，皇权很快落于萧鸾手中。萧鸾是个道教徒，他一方面“信道术，用计数。每出行幸，先占利害”②，另一方面又“写《一切经》，造千金像，口诵《波若常转法华经》，造归依寺”③等。表面上装作佛道双修，实际上是出于政治需要，不得不做做样子。到了他的儿子东昏侯即帝位以后，对佛教采取了公然反对的态度，公开将“庄严寺有玉九子玲，外国寺佛面有光相，禅灵寺塔诸定珥，皆剥取以施潘妃殿饰”④。而且每出行，先使百姓逃离，如走不脱时，就得杀掉，对沙门更不客气。一次“至蒋山⑤定林寺，一沙门病不能去，藏于草间，为军人所得，应时杀之，左右韩晖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见獐鹿亦不射邪?’”⑥此时，刘勰正在定林寺撰写《文心雕龙》。既然定林寺众僧人为躲避东昏侯的袭击跑得只剩一病人，可知刘勰也已藏匿。
东昏侯打击佛教，袭击定林寺的事件，在《资治通鉴·齐纪八》中也有记载。该书说：
帝既诛陈显达，益自骄恣，渐出游走，又不欲人见之；每出，先驱斥所过人家，唯置空宅。尉司击鼓蹋围，鼓声所闻，便应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应手格杀。一月凡二十余出，出辄不言所定，东西南北，无处不驱。常以三四更中，鼓声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横路，士民喧走相随，老小震警，啼号塞道，处处禁断，不知所过……尝至沈公城，有一妇人临产，不去，因剖腹视其男女。又尝至定林寺，有沙门老病不能去，藏草间；命左右射之，百箭俱发。
牟世金在《刘勰年谱汇考》中说：“《时序》篇颂齐诸帝而略东昏，良有知也。”可见东昏侯的昏政和对佛教的不敬，刘勰是领教了。
从东昏侯对定林寺、瓦官寺、外国寺、庄严寺的破坏综合起来看，便可得出如下结论：“东昏所为，当也因其信道教。”①
刘勰在撰写《文心雕龙》期间，除了受东昏侯昏政的干扰和佛道斗争力量消长的影响外，也当受整个齐王朝政治不稳定的影响。永元二年(公元500年)三月，平西将军崔慧景起兵围建康，四月失败。十月，尚书令萧懿被害。十一月，雍州刺史萧衍在襄阳起兵。十二月，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起兵江陵。永元三年(公元501年)正月，萧宝融在江陵称帝，改元中兴，是为和帝。二月，萧衍上表，反对甲族二十登仕，帝下诏按萧衍表施行。到九月，萧衍督师至建康，十月围宫城，十二月杀东昏侯，以宣德太后的命令，追封废帝为东昏侯。
中兴二年(公元502年)春正月，齐大司马萧衍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旋为梁国公。二月晋爵称王，大杀明帝诸子，迎和帝于江陵。
刘勰的《文心雕龙》可能至迟成书于本年春。
关于《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研究者一直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一是齐末说，二是梁初说。
主张成书于齐末说的，最初有纪晓岚、刘毓崧，其后有范文澜、杨明照、牟世金等一大批现代学者，这是成书于齐末说的主流派。
清代刘毓崧在《通谊堂文集·书〈文心雕龙〉后》中对“自来皆题梁刘勰著”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成书于“南齐之末”。他以《文心雕龙·时序》中的文字为证据，结合史传，提出《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的主要依据有三：以刘勰在《时序》中竭力颂美南齐，以庙号称齐主，又冠以“皇齐”之名等为由，证明《文心雕龙》成书于齐和帝时。他说：
观于《时序》篇云‘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 ，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云云。此篇所述，自唐虞以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以‘皇’字，其证一也。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惟文帝以身后追尊，只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此证二也。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颂美，绝无规过之词，其证三也。东昏上高宗之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后。梁武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前，其间者首尾相距，将及四载。所谓“今圣历方兴”者，虽未尝明有所指，然以史传核之，当是指和帝而非东昏也。
主张成书于梁代说的主要有施助、广信、叶晨辉、周绍恒、贾树新等人。他们对刘毓崧的“三证”说提出质疑，特别是贾树新在《文心雕龙研究》第1辑撰文对刘毓崧的“三证”说给予反驳之后，自己提出了新的“三证”说：
证一，避讳是中国社会所特有，它给中国历史典籍和文字带来不少弊端，造成意义表达上的淆乱，然而有弊也有利，借助它来判明撰述年代就是一例。《文心雕龙》以改字法避梁武帝萧衍名讳共有四处：
《诸子》：“驺子养政于天文”。“驺子”本为“驺衍”。
《诸子》：“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邹子”本为“邹衍”。
《时序》：“邹子以谈天飞誉”。“邹子”本为“邹衍”。
《序志》：“大易之数”。“大易”本为“大衍”，与上三处同，因避梁武帝讳而改，《周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众所周知，《文心雕龙》与《周易》的关系极为密切。其“位理定名，彰乎大易(衍)之数”，“立论敷理，体乎《周易》之文”；“禀《易》论文，躬行宗经之枢纽”。足见刘勰是精通并娴熟《周易》的。有意把“大衍”改写成“大易”，完全是出于避讳需要。至于《诸子》、《时序》把“邹衍”一律改成“邹子”，而对他人均称名道姓或称字号，亦同此理。与上相反，《文心雕龙》对南齐各帝概不避讳。全书共出现了“宝”字13次，“融”字15次，“卷”(读第三声)一次，“裢”一次，“倦”一次，“昭”28次，“业”8次，“泽”10次……这些，有的属于偏讳，有的属于嫌名讳。不过，都属于公讳。这充分说明，书非成于齐。
不仅如此，凡撰于梁代的刘勰之文，均避衍讳。据慧皎《高僧传》载，刘勰整定了僧祐所藏的《世界记》等佛经典籍，刘勰撰写的《世界记序》中也有“邹子谈天”字样，因此可以断定，此序撰成于梁初，故改“衍”字为“子”。《灭惑论》有两处犯萧衍的嫌名讳，即“圣帝演其德”，与“一音演法”。这两个“演”字的出现，证明它不是写于梁代，而是写于南齐，而且在东昏侯之前(因为有两处使用了“宝”字)。与此相反，《梁建安王造剡县石城寺石像碑》则把“一音演法”改为“一音阐法”，并有七处出现了“宝”字，一处“鸾”字，因为它写于梁武帝十五年。
南北朝避讳，较唐宋宽疏，如父子不讳同名，有避庙讳，嫌名讳，也有不避者……但对帝王名讳正讳则依然甚严。所以用来考证撰述年代是准当的，完全有理由视其为考定《文心雕龙》撰成于梁代的直接的确凿的主证。
证二，《文心雕龙》成书于依居末期，和起家奉朝请前，对此，学界向无异议。慧皎《高僧传》与《梁书》、《南史》两传分别所载的《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弘明集》等皆“勰所定”，这一点也确凿无疑。由此可知，《三藏记》等释典整定于依居期间，并在《文心雕龙》撰成之前，《出三藏记集·名录序》有“发源有汉，迄于大梁，运历六代，岁渐五百”；《出三藏记集·杂录序》有“由汉届梁，历世明哲”；《弘明集序》有“大法东流，岁几五百”。这些记述说明，3篇《序》皆写于梁。可证，《文心雕龙》不可能成书于齐，而理应成书于梁。
证三，前二证已间接证明，《时序》篇“今圣历方兴……其鼎盛乎”一段所指萧梁，而非南齐。根据有三：第一，与“皇齐驭宝”一段比较，两者论述容量不同，“皇齐”只述君不及臣，“圣历”君臣兼述，前者只述政运不及文坛，后者兼述；前者以“运集休明”四字笼统述颂，后者先以“文思光被”概括梁武帝的政业与功德(即功业与道德)，继而分述人才辈出，文坛兴励，经典浩备，礼乐争辉。第二，赞颂程度不同，赞南齐只是“文明自天，缉遐景祚”；颂萧梁则说，典章礼乐跨周汉，文坛盛况比唐虞。第三，除掉避怨的曲笔，从史实看，不论齐和帝还是东昏侯，皆平庸短祚，无大作为；而梁武帝则不同，他“万机斯理，治定功成”，“修部祀，治五礼，定六律”，“达四聪”，广开贤路，兴治文学；深研儒释两典，亲自撰述讲说。这是刘勰在“今圣历方兴”一段极笔赞颂的基本因由。
以上三证，足以说明《文心雕龙》撰成于梁。
但是也应该考虑书成后，入梁时又有修改的可能性。因为唐以前包括初唐在内，文书的传播主要是靠手抄本。《梁书·刘勰传》中有：“书既成，未为时流所称。”这说明书成之后，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连沈约都未见到，因而传播的范围肯定很小。入梁后，刘勰搞一个新本遵照避讳学把“顺”和“衍”的字换出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刘勰不可能把内有“顺”、“衍”字的书稿献给与梁武帝关系密切的沈约。
《梁书·刘勰传》说：“书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获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这说明刘勰的出名是因了沈约的器重从而得以入仕。刘勰将《文心雕龙》取定于沈约的时间虽然史书没有记载，但这在刘勰生平中却是一件大事，因为这可能是刘勰敲开吏部大门的一个标记，所以刘勰献书的时间是研究刘勰入仕的重要线索。《梁书》记这件事用了63个字，在《梁书·刘勰传》正文仅有336个字中占去了五分之一多，这说明《梁书》的作者也把这件事看成是刘勰成功的契机。
第三节 独善垂文
《文心雕龙·程器》篇云：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
刘勰这几句话反映了他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他认为，君子不仅要有报国之志的远大理想，还应有实现报国之志的本领，在没有得到报国的机会之前，只得“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刘勰认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①“文必在纬军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②
强烈的功名仕宦思想，使刘勰“笃志好学”，在十余年的寺院生活中，终夜继烛，都是为了“蓄素以弸中”。在为定林寺整理的那些经藏录而序之者，其名字只得署上僧祐的，根本无法实现“散采以彪外”的愿望。他认为人生在世要么从政当官，树德贻爱，要么著书立说，留名于后世。用刘勰自己的话说叫做“君子处世，树德建言”③，“人之短生，犹如石火，炯然以过，唯立德贻爱，为不朽也”④。
刘勰为自己设计了一个人生计划，那就是把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话改造为“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要说上面孟子的话是他的人生宗旨的话，那么“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就是他眼前的行动方案，深感自己处在穷困时期。有志之士，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必须做有利于国家的事才行，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把“穷则独善其身”的消极等待，变为积极进取。写文章的决心是下了，写什么样的文章呢，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在他刚过30岁的时候，梦见自己捧着红漆的祭器，跟随孔子向南方走去。早晨醒来，他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不是一般人所能见到的，可是老夫子竟然托梦给他这个无名小辈，真是太令他兴奋了。他认为自从有了人类以来，没有哪一个人能像孔子这样伟大。所以他想，为了拯救社会，消除弊端，还是应该弘扬孔子的精神，阐发圣人的思想。要想这样，最好是为经书作注解。他为孔子托梦于己而激奋不已。但当他冷静下来思考时，又觉得为圣人的书作注解，难以超过前辈。因为东汉时期的马融和郑玄对《周易》、《论语》、《尚书》、《诗经》都作过详细的解说，而且被学界奉为宗师，自己在这方面不会有大的创新，即使个别地方有新的见解，也难以自成一家。他认为圣人的时代毕竟离自己的时代太远了，文章的体制受到了破坏。人们做文章，只喜欢标新立异，一味追求浮华的文辞，就像在美丽的羽毛上又加上文饰，在已修饰的衣带和佩巾上再绣上花，离开根本太远，最终发展到谬误泛滥的地步。刘勰决定写一部关于文章作法的理论书，用以匡谬纠偏。
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以前，论文章学的著作已经很多，但在刘勰看来，那些文章并没有从大处全面地去论述文章的写法，更没有开出纠正当时唯美主义文风的医治良方，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他认为“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他的这一思想在《文心雕龙·序志》篇里有反映。《序志》篇云：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 《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诠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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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克服以往文论的弱点，从文章的源头上去找根据，并找出典型的例证，即“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他为自己定的著书原则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这就是说，他写的这部文章写作理论书是既要遵尼父之陈训，又要仿《离骚》以“通变”。所遵循的方法是“擘肌分理，唯务折衷”。
书的内容、写作原则和方法定下之后，为书取名颇费了一番心思。他想，写文章，说得容易，做起来就难了，要说明各种文体的写法就更难了，这需要费很大的心思。他想起从前涓子曾写过一部《琴心》，王孙子也曾写过一部《巧心》，可见“心”这个词是很好的，自古以来的好文章，作者无不对篇章结构乃至每一句话进行雕琢修饰，使之文采纷披。然而“详观近代之论文者”，皆“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其篇章之意，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我要写出一部弥纶群言、有益后世的大著，从文章产生的源头说起，述说历代文章的演变，探寻文章写作的规律，以纠正眼下的“淫靡”文风，岂是往昔之雕虫小技可比!实在是“雕龙”之大作了，书的名字就叫《文心雕龙》吧，但却不是效仿齐人称颂的“雕龙奭”啊!①
从《文心雕龙·序志》看，他写这部书不仅是书名、内容使他费尽心思，就是篇章结构也都是有用意的。他在《序志》中说：“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这就是说，一部《文心雕龙》虽然五十篇，真正研讨文章学的，只有四十九篇。
刘勰写《文心雕龙》不可能一蹴而就。少则一年、两年，多则三五年，这中间不可避免要受到一些干扰。据《南史·齐本纪》记载，自从齐武帝驾崩之后，皇权很快落于萧鸾手中。萧鸾是个道教徒，他一方面“信道术，用计数。每出行幸，先占利害”②，另一方面又“写《一切经》，造千金像，口诵《波若常转法华经》，造归依寺”③等。表面上装作佛道双修，实际上是出于政治需要，不得不做做样子。到了他的儿子东昏侯即帝位以后，对佛教采取了公然反对的态度，公开将“庄严寺有玉九子玲，外国寺佛面有光相，禅灵寺塔诸定珥，皆剥取以施潘妃殿饰”④。而且每出行，先使百姓逃离，如走不脱时，就得杀掉，对沙门更不客气。一次“至蒋山⑤定林寺，一沙门病不能去，藏于草间，为军人所得，应时杀之，左右韩晖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见獐鹿亦不射邪?’”⑥此时，刘勰正在定林寺撰写《文心雕龙》。既然定林寺众僧人为躲避东昏侯的袭击跑得只剩一病人，可知刘勰也已藏匿。
东昏侯打击佛教，袭击定林寺的事件，在《资治通鉴·齐纪八》中也有记载。该书说：
帝既诛陈显达，益自骄恣，渐出游走，又不欲人见之；每出，先驱斥所过人家，唯置空宅。尉司击鼓蹋围，鼓声所闻，便应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应手格杀。一月凡二十余出，出辄不言所定，东西南北，无处不驱。常以三四更中，鼓声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横路，士民喧走相随，老小震警，啼号塞道，处处禁断，不知所过……尝至沈公城，有一妇人临产，不去，因剖腹视其男女。又尝至定林寺，有沙门老病不能去，藏草间；命左右射之，百箭俱发。
牟世金在《刘勰年谱汇考》中说：“《时序》篇颂齐诸帝而略东昏，良有知也。”可见东昏侯的昏政和对佛教的不敬，刘勰是领教了。
从东昏侯对定林寺、瓦官寺、外国寺、庄严寺的破坏综合起来看，便可得出如下结论：“东昏所为，当也因其信道教。”①
刘勰在撰写《文心雕龙》期间，除了受东昏侯昏政的干扰和佛道斗争力量消长的影响外，也当受整个齐王朝政治不稳定的影响。永元二年(公元500年)三月，平西将军崔慧景起兵围建康，四月失败。十月，尚书令萧懿被害。十一月，雍州刺史萧衍在襄阳起兵。十二月，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起兵江陵。永元三年(公元501年)正月，萧宝融在江陵称帝，改元中兴，是为和帝。二月，萧衍上表，反对甲族二十登仕，帝下诏按萧衍表施行。到九月，萧衍督师至建康，十月围宫城，十二月杀东昏侯，以宣德太后的命令，追封废帝为东昏侯。
中兴二年(公元502年)春正月，齐大司马萧衍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旋为梁国公。二月晋爵称王，大杀明帝诸子，迎和帝于江陵。
刘勰的《文心雕龙》可能至迟成书于本年春。
关于《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研究者一直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一是齐末说，二是梁初说。
主张成书于齐末说的，最初有纪晓岚、刘毓崧，其后有范文澜、杨明照、牟世金等一大批现代学者，这是成书于齐末说的主流派。
清代刘毓崧在《通谊堂文集·书〈文心雕龙〉后》中对“自来皆题梁刘勰著”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成书于“南齐之末”。他以《文心雕龙·时序》中的文字为证据，结合史传，提出《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的主要依据有三：以刘勰在《时序》中竭力颂美南齐，以庙号称齐主，又冠以“皇齐”之名等为由，证明《文心雕龙》成书于齐和帝时。他说：
观于《时序》篇云‘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 ，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云云。此篇所述，自唐虞以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以‘皇’字，其证一也。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惟文帝以身后追尊，只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此证二也。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颂美，绝无规过之词，其证三也。东昏上高宗之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后。梁武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前，其间者首尾相距，将及四载。所谓“今圣历方兴”者，虽未尝明有所指，然以史传核之，当是指和帝而非东昏也。
主张成书于梁代说的主要有施助、广信、叶晨辉、周绍恒、贾树新等人。他们对刘毓崧的“三证”说提出质疑，特别是贾树新在《文心雕龙研究》第1辑撰文对刘毓崧的“三证”说给予反驳之后，自己提出了新的“三证”说：
证一，避讳是中国社会所特有，它给中国历史典籍和文字带来不少弊端，造成意义表达上的淆乱，然而有弊也有利，借助它来判明撰述年代就是一例。《文心雕龙》以改字法避梁武帝萧衍名讳共有四处：
《诸子》：“驺子养政于天文”。“驺子”本为“驺衍”。
《诸子》：“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邹子”本为“邹衍”。
《时序》：“邹子以谈天飞誉”。“邹子”本为“邹衍”。
《序志》：“大易之数”。“大易”本为“大衍”，与上三处同，因避梁武帝讳而改，《周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众所周知，《文心雕龙》与《周易》的关系极为密切。其“位理定名，彰乎大易(衍)之数”，“立论敷理，体乎《周易》之文”；“禀《易》论文，躬行宗经之枢纽”。足见刘勰是精通并娴熟《周易》的。有意把“大衍”改写成“大易”，完全是出于避讳需要。至于《诸子》、《时序》把“邹衍”一律改成“邹子”，而对他人均称名道姓或称字号，亦同此理。与上相反，《文心雕龙》对南齐各帝概不避讳。全书共出现了“宝”字13次，“融”字15次，“卷”(读第三声)一次，“裢”一次，“倦”一次，“昭”28次，“业”8次，“泽”10次……这些，有的属于偏讳，有的属于嫌名讳。不过，都属于公讳。这充分说明，书非成于齐。
不仅如此，凡撰于梁代的刘勰之文，均避衍讳。据慧皎《高僧传》载，刘勰整定了僧祐所藏的《世界记》等佛经典籍，刘勰撰写的《世界记序》中也有“邹子谈天”字样，因此可以断定，此序撰成于梁初，故改“衍”字为“子”。《灭惑论》有两处犯萧衍的嫌名讳，即“圣帝演其德”，与“一音演法”。这两个“演”字的出现，证明它不是写于梁代，而是写于南齐，而且在东昏侯之前(因为有两处使用了“宝”字)。与此相反，《梁建安王造剡县石城寺石像碑》则把“一音演法”改为“一音阐法”，并有七处出现了“宝”字，一处“鸾”字，因为它写于梁武帝十五年。
南北朝避讳，较唐宋宽疏，如父子不讳同名，有避庙讳，嫌名讳，也有不避者……但对帝王名讳正讳则依然甚严。所以用来考证撰述年代是准当的，完全有理由视其为考定《文心雕龙》撰成于梁代的直接的确凿的主证。
证二，《文心雕龙》成书于依居末期，和起家奉朝请前，对此，学界向无异议。慧皎《高僧传》与《梁书》、《南史》两传分别所载的《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弘明集》等皆“勰所定”，这一点也确凿无疑。由此可知，《三藏记》等释典整定于依居期间，并在《文心雕龙》撰成之前，《出三藏记集·名录序》有“发源有汉，迄于大梁，运历六代，岁渐五百”；《出三藏记集·杂录序》有“由汉届梁，历世明哲”；《弘明集序》有“大法东流，岁几五百”。这些记述说明，3篇《序》皆写于梁。可证，《文心雕龙》不可能成书于齐，而理应成书于梁。
证三，前二证已间接证明，《时序》篇“今圣历方兴……其鼎盛乎”一段所指萧梁，而非南齐。根据有三：第一，与“皇齐驭宝”一段比较，两者论述容量不同，“皇齐”只述君不及臣，“圣历”君臣兼述，前者只述政运不及文坛，后者兼述；前者以“运集休明”四字笼统述颂，后者先以“文思光被”概括梁武帝的政业与功德(即功业与道德)，继而分述人才辈出，文坛兴励，经典浩备，礼乐争辉。第二，赞颂程度不同，赞南齐只是“文明自天，缉遐景祚”；颂萧梁则说，典章礼乐跨周汉，文坛盛况比唐虞。第三，除掉避怨的曲笔，从史实看，不论齐和帝还是东昏侯，皆平庸短祚，无大作为；而梁武帝则不同，他“万机斯理，治定功成”，“修部祀，治五礼，定六律”，“达四聪”，广开贤路，兴治文学；深研儒释两典，亲自撰述讲说。这是刘勰在“今圣历方兴”一段极笔赞颂的基本因由。
以上三证，足以说明《文心雕龙》撰成于梁。
但是也应该考虑书成后，入梁时又有修改的可能性。因为唐以前包括初唐在内，文书的传播主要是靠手抄本。《梁书·刘勰传》中有：“书既成，未为时流所称。”这说明书成之后，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连沈约都未见到，因而传播的范围肯定很小。入梁后，刘勰搞一个新本遵照避讳学把“顺”和“衍”的字换出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刘勰不可能把内有“顺”、“衍”字的书稿献给与梁武帝关系密切的沈约。
《梁书·刘勰传》说：“书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获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这说明刘勰的出名是因了沈约的器重从而得以入仕。刘勰将《文心雕龙》取定于沈约的时间虽然史书没有记载，但这在刘勰生平中却是一件大事，因为这可能是刘勰敲开吏部大门的一个标记，所以刘勰献书的时间是研究刘勰入仕的重要线索。《梁书》记这件事用了63个字，在《梁书·刘勰传》正文仅有336个字中占去了五分之一多，这说明《梁书》的作者也把这件事看成是刘勰成功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