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在依居定林寺期间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帮助僧祐校经，二是撰写了《文心雕龙》，三是为名僧寺塔撰写碑铭。
《梁书·刘勰传》说刘勰“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从文中的一个“遂”字看，似是刘勰原本不懂佛学，是在这居处十余年的定林寺生活中才慢慢懂得了佛学，并达到了“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的程度。当时的定林寺是南朝四大藏经处之一。贾树新根据一些史料对定林寺藏经进行了统计与推算，刘勰入寺前该寺约藏释典为八千卷①，经藏中，有相当一部分，由于译经人的理解不同，或受水平的限制，未能译出原文的本意，或有一些是伪造的，这些也都要作进一步的鉴定，非饱学之士是不能担当这一任务的。在这些经藏中有八百四十六部是已失译的，僧祐多年的奔走搜集，才访求得到；另外还有四百六十部是当时各寺院中只闻其名，未见其书的失译之书，也都是僧祐历尽艰辛“访讯遐迩，躬往询问，面质其事”得来的，所以这些待校定的经书，对僧祐来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一般人他是信不过的。
定林寺不仅是一所寺院，还是一所治学严谨的“学府”。僧祐和法献对众佛徒要求很严格，每一项佛事都有严格的纪律和规章，凡僧徒犯戒各有惩处，所以有的僧人像法令、超辨、慧弥等，“足不出门三十余载”。这种刻苦研读的学风，对于一向“笃志好学”的刘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像师傅僧祐那样“广讯众典，披览为业。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晷”①。刘勰的这种奋斗，为日后走出庙堂迈向社会打下了学问的基础，他的这一思想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中有反映。《程器》篇说：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
永明十年(公元492年)正月，皇帝任命竟陵王萧子良为尚书令，竟陵王只要政务不忙，就来定林寺关照寺院的建设和佛理的发展，使寺院大为荣耀。
这时三吴(今苏州、湖州、绍兴一带)僧尼违规行为时有发生，造成不良影响，百姓要求明戒佛法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年春天，事情反映到齐武帝那里，武帝立即派长于律学的僧祐前往稽查纠绳僧尼，并宣讲《十诵律》及受戒之法。《十诵律》共六十一卷，是佛教四大律书之一。自从后秦弗若多罗和罗什共同译出之后，在中国迅速传开，研讨讲诵这部佛典的人也出了不少名家，僧祐是其中之一。后来僧祐在他的《出三藏记集》中谈到他对这部书的研读和讲诵时说：“少受律学，刻意毗尼，旦夕讽持，四十余载，春秋讲说，七十余遍。”②
僧祐遵照皇帝的命令，作为朝廷钦差，前往三吴讲诵律学。所到之处，必定认真讲解，申述受戒之法，每次讲解，座无虚席，到处传播着京城来了律学大师，告状的、喊冤的皆到僧祐住处讨个说法，僧祐也按佛律对那些不法僧徒给予惩处。③
僧祐这次三吴之行，认识了明彻，二人虽然年龄悬殊，但因志同道合而情同莫逆。明彻是吴郡钱唐人，6岁丧父，出家住上虞王园寺，自从遇到僧祐，被僧祐的德才所折服，遂拜为师，出扬都住建初寺。
僧祐在三吴讲律名声大振，善男信女都给予了大量施舍。僧祐将所有信施运回建康，分予定林寺和建初寺，用于修缮和建造房屋，以藏经书。
这年冬天僧祐从三吴返回定林寺，正值僧友超辩病笃。超辩俗姓张，敦煌人，专诵《法华》、《金刚波若经》，比僧祐大27岁，僧祐对他十分尊敬。超辩在定林寺足不出门三十余年，潜心读经礼佛，仅在定林寺就礼佛一百五十余万拜。①不久，寿终正寝，七十有三。超辩圆寂后，僧祐与众僧友深为悲痛，并亲自出面主持为超辩在寺东南建造墓所和立碑，刘勰为其撰写碑文，历述超辩为佛教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像超辩这样的高僧去世，在众僧云集的定林寺能请刘勰撰写碑文，这说明刘勰在寺院的僧人眼里，学问上是一位佼佼者。
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正月，文惠太子萧长懋病卒，武帝立太子长子萧昭业为皇太孙，以保持长子继承制。但到7月，武帝驾崩，引起国家的政局不稳。②皇太孙即位，西昌侯萧鸾掌政，心怀异志。由于文惠太子一向好佛，他的去世，对于佛教事业来说无疑是个损失，但有竟陵王萧子良在，佛事仍得到皇室的支持。
萧子良不仅对佛教事业大力支持，而且对于文学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齐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以他为中心，以沈约为代表的号称“竟陵八友”文学团体形成，而且创立了“永明体”这一文学形式。《梁书·武帝纪》说：“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等并游焉，号曰八友。”《南史·陆慧晓传附陆厥传》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 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唐封寅《闻君录》中记载：“沈君文辞清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慕而习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时住定林寺的刘勰虽然撰经任务繁重，日夜忙碌，但对于四声论和“永明体”这一文学新形式也注意到它与以往诗歌的不同，这在他日后的《文心雕龙·声律》篇中有反映。
隆昌元年(公元494年)，是南齐中央政权最不稳定的一年，政客忙于争权，无心治国，所以刘勰只能在寺院继续待时而动。这时的西昌侯萧鸾已大权在握，达到了废立皇帝的地步。时萧昭业只是牌位，政出西昌侯，是年正月改永明年号为隆昌年号。四月，竟陵王萧子良薨，年仅35岁。萧子良的去世对于定林寺和整个齐文学事业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到七月西昌侯就杀死皇帝萧昭业，迎立新安王萧昭文为帝，遂又改元延兴。西昌侯萧鸾为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宣城郡公。十月，领大将军、扬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晋爵称王，并对其篡位有碍的诸王侯全部杀尽，遂废帝为海陵王，萧鸾自己登帝位，改元建武，是为明帝。齐中央政权的政变，使一向持进取思想的刘勰和与皇室关系密切的定林寺僧徒们不能不胆战心惊。但是从这年十月起，过去被齐武帝认为只懂文学不能经国的沈约开始得到重用，征为五兵尚书，迁国子祭酒，进号辅国将军。①尽管沈约曾进行谦让，皇帝仍然坚持重用沈约。所以，一向重视文学并想以才进仕的刘勰还是看到了文才终有被赏识的一天。其实在齐代，由于政权一直不稳，即使是门阀士族子弟谋取职位也是很困难的。据《梁书·刘峻传》记载，刘峻听说萧子良博招学士，托人求为国职，吏部尚书徐孝嗣不许。所以刘勰在齐代时值20岁左右，一直未能实现入仕的理想，政治大气候也是原因之一。
当年，与僧祐一起住定林寺的和尚僧柔去世。僧柔是丹阳人，俗姓陶，少年随叔父游学，后来出家为律学法师弘称弟子，年仅20岁便登堂讲经，受到齐皇室特别是文惠太子和竟陵王萧子良等诸位王侯的招请，到定林寺居住，皇室诸王对他皆执弟子礼，并多次请至西邸讲经论佛，是当时著名的法师。僧柔去世，僧祐和刘勰都很悲伤，僧祐在寺南墓地为其立碑造墓，刘勰为其撰写了碑文。
从《出三藏记集》看，刘勰还写了《上定林寺碑铭》，其碑写于何年，史无明文，其内容很可能是记载上定林寺的创建史。此寺建立于宋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至齐建武二年(公元495年)已60周年，此时定林寺的高僧法献已经73岁。人至老年，总想对社会有个交代。法献是西海延水人，俗姓徐，早年曾去西域取经，学问功底深厚，受到宋齐两朝帝王和士家大族的尊崇。永明中，曾被敕与长干寺玄畅分任两岸僧主，也曾奉敕到三吴一带重申受戒之法。在佛俗间享有很高的威望。僧祐早年就拜法献为师，僧祐的律学就是法献直接传授的。法献于宋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来钟山上定林寺。那时寺院刚刚开始建设，法献与上定林寺的创始人昙摩密多一起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齐建武四年(公元497年)，法献去世，终年75岁。①弟子僧祐在钟山之阳为其建造了坟墓，并请沈约撰写碑文立于墓侧。沈约时为辅国将军、五兵尚书、国子祭酒。
《出三藏记集》中还记有刘勰撰写的《建初寺初创碑铭》。此寺是孙权赤乌十年(公元247年)由康僧会创建的，到此时已是250周年，该寺在齐梁之世一直由僧祐住持。这些碑文的内容都是当时按照僧祐的意图撰写的。因为在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卷一二的《法集杂记铭目录序》中说“其山寺碑铭，僧众行记，文自彼制，而造自鄙衷”，可理解为僧祐向别人或刘勰讲了自己的旨趣，由别人或刘勰走笔。
《梁书·刘勰传》说：“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定林寺经藏目录今存《出三藏记集》，不仅该书中所载的所有佛典皆由刘勰整理、翻译、选择、归类、抄录，即所谓“沿波讨源”、“原始要终”、“辨始以验末，明古以证今”的考证工作也是由刘勰做的，而且该书中的大量序言也由刘勰走笔。这一认定早在明清时期的徐兴公、曹能始和严可均就有此论。徐兴公说：“按藏经《出三藏记》卷一二载，勰有《钟山上定林寺碑铭》、《建初寺初创碑铭》、《僧柔法师碑铭》三篇，有其目无其文。曹能始云：‘沙门僧祐作《高僧传》，乃勰手笔。’今观其法集总目录序及《释迦谱序》、《世界序》等篇，全类勰作，则能始之论，不诬矣。”①严可均说：“僧祐诸记序，或杂有勰作，无从分别。”②
兴膳宏从文法和用词造句中经过与《文心雕龙》的对比甚至从中找出了属于刘勰的部分。可以说，刘勰为僧祐《出三藏记集》的编纂付出了一生的劳动，这也是他为中国文化典籍的保存作出的一大贡献。
僧祐《出三藏记集》的成书，对于刘勰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生里程碑。《出三藏记集》的“出”字，是翻译过来的意思；整个书名，表示此书是译成中文所谓“三藏”即经、律、论三部汇总而成的佛典的综合目录。这部书是《梁书·刘勰传》中“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的实证。在这部书中，虽然没有明确标出成书年代，但从该书卷二〇《释僧祐法集目录序》中可以推算出他的成书时间。《序》文说：“少受律学，刻意毗尼，旦夕讽持，四十许载，春秋讲说，七十余遍。”慧皎《高僧传·僧祐传》记僧祐出家时间为“年十四，家人为访婚， 知之而避至定林，投法达法师。……以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把天监十七年即518年，减去“七十有四”，是公元445年出生，加上“年十四”出家，可知其出家之年为公元458年，加上“刻意毗尼，旦夕讽持，四十许载”是公元498年，时为齐明帝永泰元年，是其序文撰写之年。可知其书最初成书于齐末。
但翻检现行的中华书局版《出三藏记集》，却时而见到梁代的材料在内。例如：
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载：“《教戒比丘尼法》一卷，梁天监三年，钟山灵耀寺沙门释僧盛依《四分律》撰。”
卷三《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有：“萨婆多部者，梁言一切有也。……昙无德者，梁言法镜，一音昙摩毱多。”
卷五《新集疑经伪撰杂录》载：“《众经要览法偈》二十一首，一卷，梁天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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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载：“《益意经》二卷，天监元年出。《般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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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慧印三昧及济方等学二经序赞》云：“有广州南海郡民何规，以岁次协洽，月旅黄钟，天监之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采药于豫章胡翼山。”
《道行经后记》：“正光二年九月十五日，洛阳城西菩萨寺中沙门佛大写之。”①
卷八《注解大品序》云：“此经东渐二百五十有八岁，始于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至自于阗。(自甘露五年的260年加上257年，即为公元517年，是梁天监十六年)并署名为大梁皇帝撰。”
卷九《贤愚经记》云：“京师天安寺沙门释弘宗者……洎梁天监四年，春秋八十有四。凡六十四腊，京师之第一上座也。”
卷一二《杂录序》云：“由汉届梁，世历明哲。”
《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序》云：“大梁受命，道观百王，神教傍通，慧化冥被。”
《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中有：“《皇帝天监五年四月八日乐游大会记》、《大梁功德集》、《太尉临川王成就摄山龛大石像记》、《定林上寺太尉临川王造镇经藏记》。”
但是，本书卷一二说此书原为十卷，而现行本却是十五卷，唐《长房录》卷一五载：“《出三藏记集》，齐建武年律师僧祐撰。”《道宣录》卷一〇载，梁《出三藏记集》，齐末梁初撰。《历代三宝记》卷一一录《华杯佛殿众目录》四卷，其解题云：“右一部四卷，天监十四年，安乐寺沙门释僧绍敕撰。绍略取 之《三藏记目录》，分为四色，余增减之。此经记作梁天监十四年敕沙门释僧绍撰。”可见《出三藏记集》的十卷本在齐末已行于世。而今中华书局的十五卷本中有天监年间和普通年间的资料，这一方面说明此书在僧祐生前一直把新出现的资料不断补充在里面，二是刘勰入寺与慧震校经时，又再次作了增订。
刘勰在定林寺中对佛典的整理抄录、撰序、编目等工作，无疑提高了他的佛学修养。佛学中那严密的思辨性和逻辑性，对于锻炼和提高刘勰的逻辑思维能力当有很大帮助，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文心雕龙》时，总认为《文心雕龙》中那严密的逻辑结构当是刘勰受佛学影响的见证。
第二节 沙门蓄素
刘勰在依居定林寺期间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帮助僧祐校经，二是撰写了《文心雕龙》，三是为名僧寺塔撰写碑铭。
《梁书·刘勰传》说刘勰“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从文中的一个“遂”字看，似是刘勰原本不懂佛学，是在这居处十余年的定林寺生活中才慢慢懂得了佛学，并达到了“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的程度。当时的定林寺是南朝四大藏经处之一。贾树新根据一些史料对定林寺藏经进行了统计与推算，刘勰入寺前该寺约藏释典为八千卷①，经藏中，有相当一部分，由于译经人的理解不同，或受水平的限制，未能译出原文的本意，或有一些是伪造的，这些也都要作进一步的鉴定，非饱学之士是不能担当这一任务的。在这些经藏中有八百四十六部是已失译的，僧祐多年的奔走搜集，才访求得到；另外还有四百六十部是当时各寺院中只闻其名，未见其书的失译之书，也都是僧祐历尽艰辛“访讯遐迩，躬往询问，面质其事”得来的，所以这些待校定的经书，对僧祐来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一般人他是信不过的。
定林寺不仅是一所寺院，还是一所治学严谨的“学府”。僧祐和法献对众佛徒要求很严格，每一项佛事都有严格的纪律和规章，凡僧徒犯戒各有惩处，所以有的僧人像法令、超辨、慧弥等，“足不出门三十余载”。这种刻苦研读的学风，对于一向“笃志好学”的刘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像师傅僧祐那样“广讯众典，披览为业。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晷”①。刘勰的这种奋斗，为日后走出庙堂迈向社会打下了学问的基础，他的这一思想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中有反映。《程器》篇说：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
永明十年(公元492年)正月，皇帝任命竟陵王萧子良为尚书令，竟陵王只要政务不忙，就来定林寺关照寺院的建设和佛理的发展，使寺院大为荣耀。
这时三吴(今苏州、湖州、绍兴一带)僧尼违规行为时有发生，造成不良影响，百姓要求明戒佛法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年春天，事情反映到齐武帝那里，武帝立即派长于律学的僧祐前往稽查纠绳僧尼，并宣讲《十诵律》及受戒之法。《十诵律》共六十一卷，是佛教四大律书之一。自从后秦弗若多罗和罗什共同译出之后，在中国迅速传开，研讨讲诵这部佛典的人也出了不少名家，僧祐是其中之一。后来僧祐在他的《出三藏记集》中谈到他对这部书的研读和讲诵时说：“少受律学，刻意毗尼，旦夕讽持，四十余载，春秋讲说，七十余遍。”②
僧祐遵照皇帝的命令，作为朝廷钦差，前往三吴讲诵律学。所到之处，必定认真讲解，申述受戒之法，每次讲解，座无虚席，到处传播着京城来了律学大师，告状的、喊冤的皆到僧祐住处讨个说法，僧祐也按佛律对那些不法僧徒给予惩处。③
僧祐这次三吴之行，认识了明彻，二人虽然年龄悬殊，但因志同道合而情同莫逆。明彻是吴郡钱唐人，6岁丧父，出家住上虞王园寺，自从遇到僧祐，被僧祐的德才所折服，遂拜为师，出扬都住建初寺。
僧祐在三吴讲律名声大振，善男信女都给予了大量施舍。僧祐将所有信施运回建康，分予定林寺和建初寺，用于修缮和建造房屋，以藏经书。
这年冬天僧祐从三吴返回定林寺，正值僧友超辩病笃。超辩俗姓张，敦煌人，专诵《法华》、《金刚波若经》，比僧祐大27岁，僧祐对他十分尊敬。超辩在定林寺足不出门三十余年，潜心读经礼佛，仅在定林寺就礼佛一百五十余万拜。①不久，寿终正寝，七十有三。超辩圆寂后，僧祐与众僧友深为悲痛，并亲自出面主持为超辩在寺东南建造墓所和立碑，刘勰为其撰写碑文，历述超辩为佛教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像超辩这样的高僧去世，在众僧云集的定林寺能请刘勰撰写碑文，这说明刘勰在寺院的僧人眼里，学问上是一位佼佼者。
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正月，文惠太子萧长懋病卒，武帝立太子长子萧昭业为皇太孙，以保持长子继承制。但到7月，武帝驾崩，引起国家的政局不稳。②皇太孙即位，西昌侯萧鸾掌政，心怀异志。由于文惠太子一向好佛，他的去世，对于佛教事业来说无疑是个损失，但有竟陵王萧子良在，佛事仍得到皇室的支持。
萧子良不仅对佛教事业大力支持，而且对于文学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齐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以他为中心，以沈约为代表的号称“竟陵八友”文学团体形成，而且创立了“永明体”这一文学形式。《梁书·武帝纪》说：“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等并游焉，号曰八友。”《南史·陆慧晓传附陆厥传》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 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唐封寅《闻君录》中记载：“沈君文辞清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慕而习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时住定林寺的刘勰虽然撰经任务繁重，日夜忙碌，但对于四声论和“永明体”这一文学新形式也注意到它与以往诗歌的不同，这在他日后的《文心雕龙·声律》篇中有反映。
隆昌元年(公元494年)，是南齐中央政权最不稳定的一年，政客忙于争权，无心治国，所以刘勰只能在寺院继续待时而动。这时的西昌侯萧鸾已大权在握，达到了废立皇帝的地步。时萧昭业只是牌位，政出西昌侯，是年正月改永明年号为隆昌年号。四月，竟陵王萧子良薨，年仅35岁。萧子良的去世对于定林寺和整个齐文学事业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到七月西昌侯就杀死皇帝萧昭业，迎立新安王萧昭文为帝，遂又改元延兴。西昌侯萧鸾为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宣城郡公。十月，领大将军、扬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晋爵称王，并对其篡位有碍的诸王侯全部杀尽，遂废帝为海陵王，萧鸾自己登帝位，改元建武，是为明帝。齐中央政权的政变，使一向持进取思想的刘勰和与皇室关系密切的定林寺僧徒们不能不胆战心惊。但是从这年十月起，过去被齐武帝认为只懂文学不能经国的沈约开始得到重用，征为五兵尚书，迁国子祭酒，进号辅国将军。①尽管沈约曾进行谦让，皇帝仍然坚持重用沈约。所以，一向重视文学并想以才进仕的刘勰还是看到了文才终有被赏识的一天。其实在齐代，由于政权一直不稳，即使是门阀士族子弟谋取职位也是很困难的。据《梁书·刘峻传》记载，刘峻听说萧子良博招学士，托人求为国职，吏部尚书徐孝嗣不许。所以刘勰在齐代时值20岁左右，一直未能实现入仕的理想，政治大气候也是原因之一。
当年，与僧祐一起住定林寺的和尚僧柔去世。僧柔是丹阳人，俗姓陶，少年随叔父游学，后来出家为律学法师弘称弟子，年仅20岁便登堂讲经，受到齐皇室特别是文惠太子和竟陵王萧子良等诸位王侯的招请，到定林寺居住，皇室诸王对他皆执弟子礼，并多次请至西邸讲经论佛，是当时著名的法师。僧柔去世，僧祐和刘勰都很悲伤，僧祐在寺南墓地为其立碑造墓，刘勰为其撰写了碑文。
从《出三藏记集》看，刘勰还写了《上定林寺碑铭》，其碑写于何年，史无明文，其内容很可能是记载上定林寺的创建史。此寺建立于宋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至齐建武二年(公元495年)已60周年，此时定林寺的高僧法献已经73岁。人至老年，总想对社会有个交代。法献是西海延水人，俗姓徐，早年曾去西域取经，学问功底深厚，受到宋齐两朝帝王和士家大族的尊崇。永明中，曾被敕与长干寺玄畅分任两岸僧主，也曾奉敕到三吴一带重申受戒之法。在佛俗间享有很高的威望。僧祐早年就拜法献为师，僧祐的律学就是法献直接传授的。法献于宋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来钟山上定林寺。那时寺院刚刚开始建设，法献与上定林寺的创始人昙摩密多一起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齐建武四年(公元497年)，法献去世，终年75岁。①弟子僧祐在钟山之阳为其建造了坟墓，并请沈约撰写碑文立于墓侧。沈约时为辅国将军、五兵尚书、国子祭酒。
《出三藏记集》中还记有刘勰撰写的《建初寺初创碑铭》。此寺是孙权赤乌十年(公元247年)由康僧会创建的，到此时已是250周年，该寺在齐梁之世一直由僧祐住持。这些碑文的内容都是当时按照僧祐的意图撰写的。因为在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卷一二的《法集杂记铭目录序》中说“其山寺碑铭，僧众行记，文自彼制，而造自鄙衷”，可理解为僧祐向别人或刘勰讲了自己的旨趣，由别人或刘勰走笔。
《梁书·刘勰传》说：“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定林寺经藏目录今存《出三藏记集》，不仅该书中所载的所有佛典皆由刘勰整理、翻译、选择、归类、抄录，即所谓“沿波讨源”、“原始要终”、“辨始以验末，明古以证今”的考证工作也是由刘勰做的，而且该书中的大量序言也由刘勰走笔。这一认定早在明清时期的徐兴公、曹能始和严可均就有此论。徐兴公说：“按藏经《出三藏记》卷一二载，勰有《钟山上定林寺碑铭》、《建初寺初创碑铭》、《僧柔法师碑铭》三篇，有其目无其文。曹能始云：‘沙门僧祐作《高僧传》，乃勰手笔。’今观其法集总目录序及《释迦谱序》、《世界序》等篇，全类勰作，则能始之论，不诬矣。”①严可均说：“僧祐诸记序，或杂有勰作，无从分别。”②
兴膳宏从文法和用词造句中经过与《文心雕龙》的对比甚至从中找出了属于刘勰的部分。可以说，刘勰为僧祐《出三藏记集》的编纂付出了一生的劳动，这也是他为中国文化典籍的保存作出的一大贡献。
僧祐《出三藏记集》的成书，对于刘勰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生里程碑。《出三藏记集》的“出”字，是翻译过来的意思；整个书名，表示此书是译成中文所谓“三藏”即经、律、论三部汇总而成的佛典的综合目录。这部书是《梁书·刘勰传》中“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的实证。在这部书中，虽然没有明确标出成书年代，但从该书卷二〇《释僧祐法集目录序》中可以推算出他的成书时间。《序》文说：“少受律学，刻意毗尼，旦夕讽持，四十许载，春秋讲说，七十余遍。”慧皎《高僧传·僧祐传》记僧祐出家时间为“年十四，家人为访婚， 知之而避至定林，投法达法师。……以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把天监十七年即518年，减去“七十有四”，是公元445年出生，加上“年十四”出家，可知其出家之年为公元458年，加上“刻意毗尼，旦夕讽持，四十许载”是公元498年，时为齐明帝永泰元年，是其序文撰写之年。可知其书最初成书于齐末。
但翻检现行的中华书局版《出三藏记集》，却时而见到梁代的材料在内。例如：
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载：“《教戒比丘尼法》一卷，梁天监三年，钟山灵耀寺沙门释僧盛依《四分律》撰。”
卷三《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有：“萨婆多部者，梁言一切有也。……昙无德者，梁言法镜，一音昙摩毱多。”
卷五《新集疑经伪撰杂录》载：“《众经要览法偈》二十一首，一卷，梁天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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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载：“《益意经》二卷，天监元年出。《般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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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慧印三昧及济方等学二经序赞》云：“有广州南海郡民何规，以岁次协洽，月旅黄钟，天监之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采药于豫章胡翼山。”
《道行经后记》：“正光二年九月十五日，洛阳城西菩萨寺中沙门佛大写之。”①
卷八《注解大品序》云：“此经东渐二百五十有八岁，始于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至自于阗。(自甘露五年的260年加上257年，即为公元517年，是梁天监十六年)并署名为大梁皇帝撰。”
卷九《贤愚经记》云：“京师天安寺沙门释弘宗者……洎梁天监四年，春秋八十有四。凡六十四腊，京师之第一上座也。”
卷一二《杂录序》云：“由汉届梁，世历明哲。”
《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序》云：“大梁受命，道观百王，神教傍通，慧化冥被。”
《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中有：“《皇帝天监五年四月八日乐游大会记》、《大梁功德集》、《太尉临川王成就摄山龛大石像记》、《定林上寺太尉临川王造镇经藏记》。”
但是，本书卷一二说此书原为十卷，而现行本却是十五卷，唐《长房录》卷一五载：“《出三藏记集》，齐建武年律师僧祐撰。”《道宣录》卷一〇载，梁《出三藏记集》，齐末梁初撰。《历代三宝记》卷一一录《华杯佛殿众目录》四卷，其解题云：“右一部四卷，天监十四年，安乐寺沙门释僧绍敕撰。绍略取 之《三藏记目录》，分为四色，余增减之。此经记作梁天监十四年敕沙门释僧绍撰。”可见《出三藏记集》的十卷本在齐末已行于世。而今中华书局的十五卷本中有天监年间和普通年间的资料，这一方面说明此书在僧祐生前一直把新出现的资料不断补充在里面，二是刘勰入寺与慧震校经时，又再次作了增订。
刘勰在定林寺中对佛典的整理抄录、撰序、编目等工作，无疑提高了他的佛学修养。佛学中那严密的思辨性和逻辑性，对于锻炼和提高刘勰的逻辑思维能力当有很大帮助，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文心雕龙》时，总认为《文心雕龙》中那严密的逻辑结构当是刘勰受佛学影响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