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生平事迹，史书记载很少。《梁书·刘勰传》仅有不足340字的史料。《南史·刘勰传》则对《梁书·刘勰传》删得更少了，且从刘勰的生卒年到任职，均未有时限，仅其生年就有十多种说法。在诸多说法中，牟世金的刘勰当生于南朝宋泰始三年(公元467年)说可靠性大一些。牟世金根据《文心雕龙·序志》中刘勰自序“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的记载，考证事在宋元徽元年(公元473年)。牟世金认为到元徽二年建康城内有一场混战，刘勰的父亲刘尚当战死在此役中。刘勰所做之梦必在此前一年，由此向上推七年，为刘勰生年，其在宋泰始三年。
从刘勰诞生至元徽元年，时值刘宋明帝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相对稳定。泰豫元年(公元472年)四月，明帝驾崩，太子刘昱年仅10岁即皇帝位，尚书令袁粲、护军将军褚渊受托孤之诏辅政，由此出现了辅臣专权与大臣不服而争夺权力的明争暗斗。直至元徽二年(公元474年)五月，桂阳王刘休范率兵杀进建康城，攻城战斗开始，双方发生激战，建康城内皇室兵力全部投入了保卫战。幸得越骑校尉张敬儿和屯骑校尉黄回以诈降，乘机杀刘休范，战争得以平息。同为越骑校尉的刘尚战死在此役中，或因无功而未曾记名于史书。
刘尚战死给东莞刘家带来巨大打击。在刘宋时代，越骑校尉的官阶为四品，秩二千石，不仅俸禄丰厚，而且社会地位也相当高。《梁书·刘勰传》说“勰早孤”，可知刘勰幼失父爱。
父殁之后，刘勰可能一直住在京口，因为，江北的刘氏家族渡江之后，一直住在京口的侨置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①史书上说刘勰“家贫”，当是在其父阵亡之后。《梁书》本传又说他“笃志好学”，这说明刘勰并没有因为父亲早殁和家贫等一系列的打击而放弃学业。从刘勰后来的作为看，当是在20岁之前就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可知其当时的家庭藏书不在少数。
南北朝时期，凡士族世家，多以儒学传家，尽管此时的儒学已失去统治地位，玄学成为显学，但读书人多以儒家典籍作为启蒙教材。《宋书·刘穆之传》中说穆之“裁有闲暇，手自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可知，刘家不仅是仕宦之家，也是书香门第，否则向有识人之见的何承天也不会纳刘秀之为婿。史载刘秀之“少孤家贫”，后能升至司空，这除了门户的作用外，关键是志操高远。而此时的刘勰虽然由于父亲突然去世，给家庭带来极大的不幸，但严谨的家教和勤奋好学的门风，使刘勰立志苦读，勤勉好学。
刘宋泰始六年(公元470年)，宋明帝下诏设立总明观。《南史·宋本纪下第三》：六年“九月戊寅，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中央政府提倡兴办学校，郡、县境内必设官学。除了官学外，当时地方上还开办了一些私人学馆。像莒县人臧荣绪及好友关康之和弟子诸葛璩等人都在京口开设私人学馆。学生之多以至于自己家中容纳不下。诸葛璩就曾因家中容纳不下，太守张友为之另造房舍，东海太守谢朓也曾给予经济支持，并大力宣传和褒扬这些开办学馆者勤于诲诱，“旦夕孜孜，讲诵不辍”的精神，号召“时人益以此宗之”①。这些私人学馆不仅是教书，而且还师生联合编书。据臧荣绪本传记载，臧著《拜五经序论》、《晋书》一百一十卷，而且弟子诸葛璩对此书的撰成“有发擿之功”。可见这种私人学馆同时带有研究院的性质。刘勰对《诗》、《书》、《礼》、《易》如此娴熟，一入定林寺就从事校经定目，或受当时京口这种学术氛围的影响，而达到了“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的程度。刘勰的才华必受名师指点和严格的训导，可惜史料不足，难定何人为师。
刘勰这一族支，虽然刘尚曾为越骑校尉，但由于刘尚早逝，使刘勰“早孤”、“家贫”，祖父也因“少孤”②，其家庭经济收入自不甚丰厚。尤其是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齐武帝下令免除没落士族子弟的免役权，使刘勰家的士族特权遇到了打击，虽不算家徒四壁，家中的生活来源已不多，但好处是这时国家对儒学比以前重视。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南朝儒学》记载：“高帝少为儒学，即位后，王俭为辅，又长于经礼，是以儒学大振。”《南齐书》列传第二十《刘 陆澄传论》载：“永明纂袭，克隆均校，王俭为辅，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此时的刘勰虽然家庭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但好学的品德日益养成，史称“笃志好学”，当是这“执卷欣欣”者之一。
永明二年(公元484年)正月，齐以萧子良为护军将军兼司徒，领兵置佐，镇守西州，并在鸡笼山西邸集文人学士抄《五经》百家，按照《皇览》的样式编成《四部要略》一千余卷。同时招致著名僧人聚在一起，讲论佛法，研讨藏律，且亲自为僧人递饭端水。萧子良的这种笃好佛法的行动，引起社会的不满，都批评他有失体统。
萧子良等人对佛法的崇尚，引起一大批无神论者的不满，其中范缜虽然与萧子良私人关系密切，但由于二人的世界观不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范缜主张无神无佛，并写了《神灭论》一书阐明自己的观点。此论一出，立即引起佛界的不满，由萧子良出面组织了一场有神与无神的论争。萧子良委托王融以中书郎高官诱使范缜屈服，要他放弃无神论观点。范缜回答说：“我要是以卖论取官的话，早已是尚书令或者仆射了，岂止是中书郎啊。”①
这场斗争社会影响很大。此时的刘勰十八九岁，恰是世界观形成之际，一向“笃志好学”的刘勰一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虽然晚年出家，但孔子“不言怪力乱神”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很深，这与他后来的《文心雕龙》坚持唯物思想是一致的。
此时王俭领国子祭酒。《资治通鉴·齐纪二》：王俭“少好《礼》学及《春秋》，言论造次必于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术”。所以刘勰后来撰写《文心雕龙》，虽然当时社会风气尚玄尚佛胜过尚儒，但始终守“宗经”、“征圣”之道，与他年轻求学时受儒学影响之深是分不开的。
刘勰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在他少年时期就立下了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并把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从刘勰留下的著作看，他熟读《诗》、《书》、《礼》、《易》，并有一定的研究。从《文心雕龙》涉及到的资料看，一般藏书馆达不到他的阅读量。
刘勰母亲的名字没有留下记载。从现有刘氏家族成员中留下有关夫人姓氏籍贯来看，大多是过江的江北大族人家的女儿，而刘勰的母亲籍贯虽不能知是何处，但从刘勰的成才看，仍有江北女子那种守贞育子的道德品行。刘勰无兄弟姐妹，孤身一人，其母亲在丈夫刘尚去世时，估计不足30岁，此时刘勰仅七八岁的年龄。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子长大成人，出仕为官以支撑门户。刘勰后来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仕宦心理，除了受儒家思想影响外，很大程度上来自母亲及家庭不幸遭遇的启迪。
《梁书》中说刘勰“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文心雕龙·指瑕》篇中刘勰评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余不足观矣”，可知刘勰是个孝子。作为孝子入沙门居处十余年，必在母去世之后。但是刘勰的母亲何时去世，历史上也没有记载。学术界多认为当在刘勰20岁左右。李庆甲说：“二十一至二十三岁，在家居母丧三年。”①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说：“母殁当在刘勰二十岁左右。”牟世金认为刘勰当生于刘宋泰始三年(公元467年)，到刘宋永明四年(公元486年)刘勰正是20岁，所以牟世金在《刘勰年谱汇考》的永明四年(公元486年)下说：“刘勰二十岁，母殁。”
按照封建社会的礼俗，父母亡故，即使在朝中为官的人也需辞职回家守丧，待服阙期满方可出外谋事。刘勰是孝子，必然在家为母守丧。詹 说：“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齐武帝下令削除没落士族子弟的免役权。”②徭役、赋税，对一个失去俸禄供给的没落官僚子弟是很大的负担。时值婚龄不能婚，生活渐渐失去来源，这个家庭对他已失去吸引力。《梁书·刘勰传》说，刘勰“家贫不婚娶”，似不婚娶与家贫有关。范文澜在《文心雕龙·序志注》中说：“丁婚娶之年，其不婚者，固由家贫，亦以居丧故也。”对于刘勰不婚娶的原因，研究者一直持两说：第一说以《梁书》说“家贫不婚娶”，第二说认为原因是信佛，杨明照持此说。他在《〈梁书·刘勰传〉笺注》中说：“其不婚娶，固非为贫也。而谓舍人之不婚娶，纯由家贫，可乎?或又以居母丧为说，亦复非是。因三年之丧后，仍未婚娶也。然则舍人之不婚娶者，必别有故，一言一蔽之，曰信佛。”如果按第一说，是家贫和母丧耽误了婚期，那么后来的刘勰官至记室、县令、舍人和步兵校尉，不应算贫，何以不娶呢?这似乎是为第二说提供了论据。然而，如果第二说因为信佛而不婚娶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又竭力出仕而在定林寺居处十余年又不出家呢?再说达官贵人信佛者多矣，为什么多为三妻六妾呢?看来信佛和家贫都不是刘勰不婚娶的理由。较为合理的解释应是，刘勰乃志怀高远的“寒士”，这就造成高门不攀，庶族不谈，非知音不娶，致使一年年地拖了下来，加之晚年政治前途渺茫，这种自身的和客观的条件造成了他晚年唯一的出路是燔发自誓出家。
永明七年(公元489年)，刘勰在家为母守丧3年期满，已是一位23岁的青年学子，仍然处于无人举荐的境地中。永明八年(公元490年)四月，齐武帝下诏：“公卿以下，各举所知，随才授职，进得其人，受登贤之赏；荐非其才，获滥举之罪。”①这自然使求仕心切的刘勰看到了希望。牟世金说：“刘勰二十四岁离京口至建康，依僧祐入定林寺。刘勰依僧祐当在本年二月之后，但其下限，必在永明十年之前(刘勰已于其年为僧人超辩撰写碑文)。在八、九两年中，以本年可能性最大：一为刘勰丧满之后，旋即来京，不可久滞；二为或闻四月之诏，即时赶来，冀得‘公卿己下’之举。既无门径，则依僧祐以待时机，故入寺之后，未年满具戒；三为此时之僧祐正为萧子良所重。永明以还，子良虽渐重佛门，然初在文儒，西邸始开，与‘八友’周旋较多。七年春二月之后，子良既更留意佛事，僧祐声位俱增，信可托；四为自本年至天监二、三年出寺，计十三、四年，与本传‘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相符。”①牟氏所言极是。当时建康寺院名气最大的是钟山上定林寺，这里的住持是著名的律学大师僧祐。
僧祐，俗姓俞，其祖籍彭城下邳，从父辈开始在建康居住。僧祐自幼崇信佛教，喜爱佛堂，每去礼拜，恋而忘返，父母尊重他的志向，许他入道学佛，并又拜僧范道人为师。14岁那年，家中为他许下一门婚事，他听说后，离家出走去定林寺避婚，并投奔法达法师。在法达的训育下，很快掌握了有关佛学的知识。20岁那年正式受戒，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并拜在当时的律学宗师法颖门下。由于僧祐天资聪慧，又加刻苦钻研，很快精通了佛教律学，并超过了他的师傅，常受到竟陵王萧子良的邀请到西邸讲律学，听众常达七八百人。僧祐才学出众，道德高尚，受到达官贵人的礼遇，特别是萧子良亲自为其端水送饭，这使佛教徒，特别是像僧祐这样的高僧，更受人爱戴。由于僧祐的学术地位高于其他寺院僧徒，所以当时南朝名僧多集于上定林寺，而且寺内藏书极为丰富。据有关资料统计，有释典一万三千余卷，诸子百家之典和史学书籍也在万卷以上。②定林寺成了王侯达官们经常出入的地方。
刘勰选准了定林寺是一个极好的去处。他在这里一来可以逃避徭役，二来可以安心读书，三是有机会见到政界上层人物。这些条件对于一向笃志好学，并怀着极大进取心的刘勰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刘勰进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其身份当是书佣。定林寺内的高僧有：僧柔、法通、道嵩、僧超、慧弥、法献、法令等③，这些都是当时很有名的僧人，他们不仅道德高尚，而且皆为佛学大师。在日后的十几年里，刘勰就生活在这些学问僧中。
第一节 坎坷少年
刘勰的生平事迹，史书记载很少。《梁书·刘勰传》仅有不足340字的史料。《南史·刘勰传》则对《梁书·刘勰传》删得更少了，且从刘勰的生卒年到任职，均未有时限，仅其生年就有十多种说法。在诸多说法中，牟世金的刘勰当生于南朝宋泰始三年(公元467年)说可靠性大一些。牟世金根据《文心雕龙·序志》中刘勰自序“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的记载，考证事在宋元徽元年(公元473年)。牟世金认为到元徽二年建康城内有一场混战，刘勰的父亲刘尚当战死在此役中。刘勰所做之梦必在此前一年，由此向上推七年，为刘勰生年，其在宋泰始三年。
从刘勰诞生至元徽元年，时值刘宋明帝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相对稳定。泰豫元年(公元472年)四月，明帝驾崩，太子刘昱年仅10岁即皇帝位，尚书令袁粲、护军将军褚渊受托孤之诏辅政，由此出现了辅臣专权与大臣不服而争夺权力的明争暗斗。直至元徽二年(公元474年)五月，桂阳王刘休范率兵杀进建康城，攻城战斗开始，双方发生激战，建康城内皇室兵力全部投入了保卫战。幸得越骑校尉张敬儿和屯骑校尉黄回以诈降，乘机杀刘休范，战争得以平息。同为越骑校尉的刘尚战死在此役中，或因无功而未曾记名于史书。
刘尚战死给东莞刘家带来巨大打击。在刘宋时代，越骑校尉的官阶为四品，秩二千石，不仅俸禄丰厚，而且社会地位也相当高。《梁书·刘勰传》说“勰早孤”，可知刘勰幼失父爱。
父殁之后，刘勰可能一直住在京口，因为，江北的刘氏家族渡江之后，一直住在京口的侨置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①史书上说刘勰“家贫”，当是在其父阵亡之后。《梁书》本传又说他“笃志好学”，这说明刘勰并没有因为父亲早殁和家贫等一系列的打击而放弃学业。从刘勰后来的作为看，当是在20岁之前就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可知其当时的家庭藏书不在少数。
南北朝时期，凡士族世家，多以儒学传家，尽管此时的儒学已失去统治地位，玄学成为显学，但读书人多以儒家典籍作为启蒙教材。《宋书·刘穆之传》中说穆之“裁有闲暇，手自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可知，刘家不仅是仕宦之家，也是书香门第，否则向有识人之见的何承天也不会纳刘秀之为婿。史载刘秀之“少孤家贫”，后能升至司空，这除了门户的作用外，关键是志操高远。而此时的刘勰虽然由于父亲突然去世，给家庭带来极大的不幸，但严谨的家教和勤奋好学的门风，使刘勰立志苦读，勤勉好学。
刘宋泰始六年(公元470年)，宋明帝下诏设立总明观。《南史·宋本纪下第三》：六年“九月戊寅，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中央政府提倡兴办学校，郡、县境内必设官学。除了官学外，当时地方上还开办了一些私人学馆。像莒县人臧荣绪及好友关康之和弟子诸葛璩等人都在京口开设私人学馆。学生之多以至于自己家中容纳不下。诸葛璩就曾因家中容纳不下，太守张友为之另造房舍，东海太守谢朓也曾给予经济支持，并大力宣传和褒扬这些开办学馆者勤于诲诱，“旦夕孜孜，讲诵不辍”的精神，号召“时人益以此宗之”①。这些私人学馆不仅是教书，而且还师生联合编书。据臧荣绪本传记载，臧著《拜五经序论》、《晋书》一百一十卷，而且弟子诸葛璩对此书的撰成“有发擿之功”。可见这种私人学馆同时带有研究院的性质。刘勰对《诗》、《书》、《礼》、《易》如此娴熟，一入定林寺就从事校经定目，或受当时京口这种学术氛围的影响，而达到了“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的程度。刘勰的才华必受名师指点和严格的训导，可惜史料不足，难定何人为师。
刘勰这一族支，虽然刘尚曾为越骑校尉，但由于刘尚早逝，使刘勰“早孤”、“家贫”，祖父也因“少孤”②，其家庭经济收入自不甚丰厚。尤其是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齐武帝下令免除没落士族子弟的免役权，使刘勰家的士族特权遇到了打击，虽不算家徒四壁，家中的生活来源已不多，但好处是这时国家对儒学比以前重视。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南朝儒学》记载：“高帝少为儒学，即位后，王俭为辅，又长于经礼，是以儒学大振。”《南齐书》列传第二十《刘 陆澄传论》载：“永明纂袭，克隆均校，王俭为辅，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此时的刘勰虽然家庭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但好学的品德日益养成，史称“笃志好学”，当是这“执卷欣欣”者之一。
永明二年(公元484年)正月，齐以萧子良为护军将军兼司徒，领兵置佐，镇守西州，并在鸡笼山西邸集文人学士抄《五经》百家，按照《皇览》的样式编成《四部要略》一千余卷。同时招致著名僧人聚在一起，讲论佛法，研讨藏律，且亲自为僧人递饭端水。萧子良的这种笃好佛法的行动，引起社会的不满，都批评他有失体统。
萧子良等人对佛法的崇尚，引起一大批无神论者的不满，其中范缜虽然与萧子良私人关系密切，但由于二人的世界观不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范缜主张无神无佛，并写了《神灭论》一书阐明自己的观点。此论一出，立即引起佛界的不满，由萧子良出面组织了一场有神与无神的论争。萧子良委托王融以中书郎高官诱使范缜屈服，要他放弃无神论观点。范缜回答说：“我要是以卖论取官的话，早已是尚书令或者仆射了，岂止是中书郎啊。”①
这场斗争社会影响很大。此时的刘勰十八九岁，恰是世界观形成之际，一向“笃志好学”的刘勰一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虽然晚年出家，但孔子“不言怪力乱神”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很深，这与他后来的《文心雕龙》坚持唯物思想是一致的。
此时王俭领国子祭酒。《资治通鉴·齐纪二》：王俭“少好《礼》学及《春秋》，言论造次必于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术”。所以刘勰后来撰写《文心雕龙》，虽然当时社会风气尚玄尚佛胜过尚儒，但始终守“宗经”、“征圣”之道，与他年轻求学时受儒学影响之深是分不开的。
刘勰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在他少年时期就立下了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并把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从刘勰留下的著作看，他熟读《诗》、《书》、《礼》、《易》，并有一定的研究。从《文心雕龙》涉及到的资料看，一般藏书馆达不到他的阅读量。
刘勰母亲的名字没有留下记载。从现有刘氏家族成员中留下有关夫人姓氏籍贯来看，大多是过江的江北大族人家的女儿，而刘勰的母亲籍贯虽不能知是何处，但从刘勰的成才看，仍有江北女子那种守贞育子的道德品行。刘勰无兄弟姐妹，孤身一人，其母亲在丈夫刘尚去世时，估计不足30岁，此时刘勰仅七八岁的年龄。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子长大成人，出仕为官以支撑门户。刘勰后来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仕宦心理，除了受儒家思想影响外，很大程度上来自母亲及家庭不幸遭遇的启迪。
《梁书》中说刘勰“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文心雕龙·指瑕》篇中刘勰评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余不足观矣”，可知刘勰是个孝子。作为孝子入沙门居处十余年，必在母去世之后。但是刘勰的母亲何时去世，历史上也没有记载。学术界多认为当在刘勰20岁左右。李庆甲说：“二十一至二十三岁，在家居母丧三年。”①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说：“母殁当在刘勰二十岁左右。”牟世金认为刘勰当生于刘宋泰始三年(公元467年)，到刘宋永明四年(公元486年)刘勰正是20岁，所以牟世金在《刘勰年谱汇考》的永明四年(公元486年)下说：“刘勰二十岁，母殁。”
按照封建社会的礼俗，父母亡故，即使在朝中为官的人也需辞职回家守丧，待服阙期满方可出外谋事。刘勰是孝子，必然在家为母守丧。詹 说：“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齐武帝下令削除没落士族子弟的免役权。”②徭役、赋税，对一个失去俸禄供给的没落官僚子弟是很大的负担。时值婚龄不能婚，生活渐渐失去来源，这个家庭对他已失去吸引力。《梁书·刘勰传》说，刘勰“家贫不婚娶”，似不婚娶与家贫有关。范文澜在《文心雕龙·序志注》中说：“丁婚娶之年，其不婚者，固由家贫，亦以居丧故也。”对于刘勰不婚娶的原因，研究者一直持两说：第一说以《梁书》说“家贫不婚娶”，第二说认为原因是信佛，杨明照持此说。他在《〈梁书·刘勰传〉笺注》中说：“其不婚娶，固非为贫也。而谓舍人之不婚娶，纯由家贫，可乎?或又以居母丧为说，亦复非是。因三年之丧后，仍未婚娶也。然则舍人之不婚娶者，必别有故，一言一蔽之，曰信佛。”如果按第一说，是家贫和母丧耽误了婚期，那么后来的刘勰官至记室、县令、舍人和步兵校尉，不应算贫，何以不娶呢?这似乎是为第二说提供了论据。然而，如果第二说因为信佛而不婚娶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又竭力出仕而在定林寺居处十余年又不出家呢?再说达官贵人信佛者多矣，为什么多为三妻六妾呢?看来信佛和家贫都不是刘勰不婚娶的理由。较为合理的解释应是，刘勰乃志怀高远的“寒士”，这就造成高门不攀，庶族不谈，非知音不娶，致使一年年地拖了下来，加之晚年政治前途渺茫，这种自身的和客观的条件造成了他晚年唯一的出路是燔发自誓出家。
永明七年(公元489年)，刘勰在家为母守丧3年期满，已是一位23岁的青年学子，仍然处于无人举荐的境地中。永明八年(公元490年)四月，齐武帝下诏：“公卿以下，各举所知，随才授职，进得其人，受登贤之赏；荐非其才，获滥举之罪。”①这自然使求仕心切的刘勰看到了希望。牟世金说：“刘勰二十四岁离京口至建康，依僧祐入定林寺。刘勰依僧祐当在本年二月之后，但其下限，必在永明十年之前(刘勰已于其年为僧人超辩撰写碑文)。在八、九两年中，以本年可能性最大：一为刘勰丧满之后，旋即来京，不可久滞；二为或闻四月之诏，即时赶来，冀得‘公卿己下’之举。既无门径，则依僧祐以待时机，故入寺之后，未年满具戒；三为此时之僧祐正为萧子良所重。永明以还，子良虽渐重佛门，然初在文儒，西邸始开，与‘八友’周旋较多。七年春二月之后，子良既更留意佛事，僧祐声位俱增，信可托；四为自本年至天监二、三年出寺，计十三、四年，与本传‘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相符。”①牟氏所言极是。当时建康寺院名气最大的是钟山上定林寺，这里的住持是著名的律学大师僧祐。
僧祐，俗姓俞，其祖籍彭城下邳，从父辈开始在建康居住。僧祐自幼崇信佛教，喜爱佛堂，每去礼拜，恋而忘返，父母尊重他的志向，许他入道学佛，并又拜僧范道人为师。14岁那年，家中为他许下一门婚事，他听说后，离家出走去定林寺避婚，并投奔法达法师。在法达的训育下，很快掌握了有关佛学的知识。20岁那年正式受戒，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并拜在当时的律学宗师法颖门下。由于僧祐天资聪慧，又加刻苦钻研，很快精通了佛教律学，并超过了他的师傅，常受到竟陵王萧子良的邀请到西邸讲律学，听众常达七八百人。僧祐才学出众，道德高尚，受到达官贵人的礼遇，特别是萧子良亲自为其端水送饭，这使佛教徒，特别是像僧祐这样的高僧，更受人爱戴。由于僧祐的学术地位高于其他寺院僧徒，所以当时南朝名僧多集于上定林寺，而且寺内藏书极为丰富。据有关资料统计，有释典一万三千余卷，诸子百家之典和史学书籍也在万卷以上。②定林寺成了王侯达官们经常出入的地方。
刘勰选准了定林寺是一个极好的去处。他在这里一来可以逃避徭役，二来可以安心读书，三是有机会见到政界上层人物。这些条件对于一向笃志好学，并怀着极大进取心的刘勰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刘勰进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其身份当是书佣。定林寺内的高僧有：僧柔、法通、道嵩、僧超、慧弥、法献、法令等③，这些都是当时很有名的僧人，他们不仅道德高尚，而且皆为佛学大师。在日后的十几年里，刘勰就生活在这些学问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