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七年甲戌（1634年）闰八月二十八日亥时，王士禛生于其祖父王象晋任河南按察使的开封官邸。祖父为其起名“豫孙”。其中“豫”是河南之别称，意士禛生于河南祖父官邸。
豫孙是王与敕的第四子，长兄士禄，字伯受，一字子底，号西樵，是年9岁；仲兄士禧，字礼吉，一字仲受，号汉厘，是年8岁；叔兄士祜，字叔子，一字子测，号东亭，一号古钵山人，是年3岁。因为王象晋生子四人，士禛之父与敕为季子，以孙辈序伯兄士禄是祖父象晋的第六孙，仲兄士禧是第七孙，叔兄士祜为第十孙，士禛则为第十一孙，故后来人称其“王十一”。
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身后因避雍正（胤禛）讳，被改名“士正”。乾隆时，高宗弘历以为“所改正字与原名音大不相近，恐流传日久，后世几不复知为何人”，又考虑其兄弟名字部首之相同，遂下诏改为士祯，补谥“文简”（见《清史稿》卷二百六十六），自此清代官府修志籍均作“士祯”，今天应恢复其原名“士禛”，方可信今而传后。士禛2岁时，祖父象晋因“为按察使经年，所部谳决称平，迁浙江右布政使”（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人物·王象晋传》）。他随其父母、哥哥及伯父王与龄（字曲江，号瑞里，贡生）一同陪侍祖父来到杭州。后伯父与龄病逝于祖父象晋浙江右布政使官邸。
士禛祖父象晋迁任浙江右布政使不久，京内号为“四凶”的亓诗教（字可言，号静初，晚号龙峡散人，山东莱芜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时官礼科给事郎中）、韩浚（字遂之，山东淄川人，万历进士，时官御史）一直因王象晋不通“齐党”而怀恨不已，伺机报复。崇祯九年（1636年）冬，浙江左布政使姚永济奉命押足额税银进京觐谒崇祯帝，进行述职考选，因征解税银不足被押吏部狱。代理左布政使之职的王象晋闻讯后，立即召集下属衙门、官员凑足缺额银两，选派得力官员押解税银到京足额上交，姚永济遂得释还。“四凶”之魁亓、韩等人，见象晋打乱了他们借入京考评陷害姚永济的计谋，便把仇恨集中到王象晋身上，谋划于密室，点火于部曹，“给事中亓某、御史韩某，赵兴邦辈所谓‘四凶’者，力翻辛亥之案”（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人物·王象晋传》），以达诬陷王象晋之目的。“不敢丧心，不求满意，能甘淡泊，能忍闲气”（王象晋《自祭文》）的王象晋一气之下致仕归里，时年4岁的士禛才和父母哥哥一起随祖父回到新城故里。
宦海失意的王象晋，闭门谢客，隐居林下，入清以后，自号“明农隐士”，名其室曰“赐闲堂”、“清悟斋”。著述之余，以诗书教课诸孙，培养后人，光大书香门第。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7岁的王士禛便跟祖父进入乡塾，与诸兄长一起读书。他后来在《池北偶谈》中，回忆这段启蒙教育时说：
予六七岁，始入乡塾，受诗，诵至《燕燕》、《绿衣》等篇，便觉枨触欲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稍长，遂颇悟兴观群怨之旨。
成长在这种优良环境中的王士禛，很快便显露出“圣童”之才，“肆业之暇，即私取《文选》、唐诗诵之。久之，学为五七字韵语。时西樵为诸生，嗜为诗。见先生（士禛）诗，甚喜。取刘顷阳（名一相，字维衡，山东长山人）所编《唐诗宿》使手抄之”（《王渔洋先生年谱》）。随着他诗才的增长，便“常梦人属对，出句云：‘君子有酒旨且多’，予应声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觉而不知所谓”（《香祖笔记》）。此时幼年的士禛便极具诗人的眼光，在集中精力学习唐、宋诸家诗的同时，博采众长。他曾在《居易录》中说：
予童子时尝见绣梅花一幅，上有绝句云：“无日诗中不说梅，小窗临水为花开。东风一夜销魂思，何处笛声江上来？”情致最佳，不知谁何作也。
世代官宦的新城王氏门中皆诗词作家，王象春等人又是名家，他与公鼒倡言诗有禅诗、侠诗、儒诗、道诗四种世界，体现了明中、末叶山左诗歌走向。公鼒有“丈夫树立自有真”、“愿成昭代一家言”（见《长歌赠邢子愿席上》诗），象春在为公鼒作《公浮来小东园诗序》中说：“诗固有世界。其世界中备四大宗：曰禅、曰道、曰儒，而益之曰侠。禅神道趣，儒痴而侠厉，禅为上，侠次之，道又次之，儒反居最下。”王象春推崇“禅诗”，开启了王士禛神韵说的先声。
士禛伯兄士禄6岁便与仲兄士禧入私塾，时祖父象晋以参政督苏、松、常粮储，驻常熟，他们便跟从太仓人周逸休读书，受其讨厌习八股文代圣立言的文风影响，回新城后，再入家塾，士禄遂用心古学，私取《春秋左氏传》等书研习诵读，转而探求六书之艺，工古篆、分隶，正书入欧阳率更之室，尤嗜好诗歌，对王维、孟浩然等人诗风极为崇赏，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士禛兄弟皆喜爱王、孟、韦、柳的诗歌，为日后士禛倡神韵诗风，奠定了坚实基础。
士禛的幼年时期，是明朝行将危亡之时，雄踞辽东的清兵与明守军争战激烈，并且时常发兵关内烧杀掳掠。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兵毁长城，入蓟州，杀入山东，攻陷王士禛的故乡新城。此年王士禛9岁，他遭遇了平生第一次、他们王氏家庭自崇祯四年“辛未之难”以来第二次几至灭门的灾难——“壬午之难”。由于这次担任攻打新城的将领是明叛将李九成，在辛未哗变曾遭到新城军民与王氏家庭的壮烈抵抗，此次卷土重来，以加倍血腥的屠杀，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血案。幼年的士禛第一次目睹了这血淋淋的惨状，王氏家族中有40余人遭祸，全城百余人殉难。尤其是王氏家族里的一些女性，死得极为惨烈。士禛叔祖象春之女，嫁于徐民和为妻，生子徐元善，后更名夜，丈夫病殁，年方二十，抚孤教子相依为命。壬午之难，徐夜正在城头抗击清兵，乱兵突入其家，其母不屈投井自杀，这使徐夜痛不欲生，毅然放弃一切，终身隐居不仕。
士禛在其《渔洋文略·五烈节家传》中记载了当时他亲眼目睹母亲孙宜人于战乱中自缢的经过：
张氏，士和（士禛从兄）妻，新城人，壬午十二月初一日，城陷自经东阁中，以发覆面。初，先宜人（士禛母亲孙宜人）与张对缢，先宜人绳绝不死，时夜中，喉咯咯有声，但言渴甚，士禛方八岁，无所得水，乃以手掬鱼盎冰进之，以书册覆体上，又明日兵退，得无死，视张则久绝矣。
这场祸及王氏的血案，深深烙印在初谙人事的士禛脑海中。自此，士禛祖父象晋、父与敕二人便率领全家躲避战乱，投奔邹平长白山麓中的鲁泉村士禛外祖父家。此处距宋范仲淹少时苦读的醴泉寺很近，祖父辈常以范仲淹勤奋好学的故事教育士禛兄弟。因此，“忠勤报国”的家训与范仲淹勤奋苦学的故事，不断激发着士禛。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吏治思想，促使王士禛后来走向仕途后洁己爱民、清正廉洁，成为一名受人称颂的好官。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发生了“甲申国变”，崇祯煤山缢身毙命，这种天崩地裂的灾难，既是汉族士大夫易代的“黍离之痛”，亦是外族入主中原的国破家亡之悲，特别是清朝以异族统治中原，这在当时引起了空前的社会震荡。一部分人高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旗，组织救亡图存的队伍，大江南北燃起反抗的怒火；另一部分人则以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质和人格，崇尚忠贞，讲究气节，或者以死殉国，或者隐居岩穴幽谷，至死不臣服新朝，用自己的民族节操，向征服者表示不满与抗议。这些汉族的民族思想和文化传统支配下的高尚节义之举，对童年的王士禛来说，未必全懂其真实意义，但异族统治的国仇家恨，不会不在他的心里播下仇恨的种子。
当北京陷落、明朝灭亡的消息传到新城时，各州府县的明遗绅士纷纷前来与王士禛祖父象晋谋划对策，有人主张携带家小去南京依长江为屏障与清军、大顺抵抗；有人力主策动拥青州衡王继位。当时，士禛祖父携全家避战乱居于长白山望湖顶下鲁泉外祖父家。
王士禛的童年就在国难家仇中度过，他与家人隐居长白山中侥幸得生，又在祖父辈“忠勤报国”道德品行的影响下一天天长大，对其家学门风有深刻理解，他在《池北偶谈》卷六中说：
吾家自明嘉靖中，先高祖太仆公以甲科起家，至隆万而极盛，代有闻人。当明中叶，门户纷纭之时，无一人濡足者，亦可见家法之恭谨矣。
他没有被国难家仇所吓倒，而是牢牢记住自高曾祖父以来的家训：“绍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更加发奋学习，准备长大后“忠勤报国”。士禛12岁时有《题明湖》诗，虽然全诗今已不可见到，但从他在《倚声集》中记载的一句“杨柳临湖水到门”，便可看出其诗词天赋。他不仅作诗，还写了《清明》、《憎蛟》二赋，受到新城名士傅扆（字彤臣）的赏识。新城王氏是当时山东有名的诗书世家，也是诗歌的乐园，后来王士禛时常回忆自己幼时学诗的情景：
予兄弟少读书东堂，堂之外青桐三、白丁香一、竹十余头而已。人迹罕至，苔藓被阶，纸窗竹屋，灯火相映，吚唔之声相闻，如是者盖十年。长兄考功先生嗜为诗，故予兄弟皆好为诗。尝岁莫大雪，夜集堂中置酒，酒半，出王、裴《辋川集》，约共和之，每一诗成，辄互赏激弹射，诗成酒尽，而雪不止。（《带经堂诗话·家学类》）
士禛兄弟十几年的同窗研艺生活，形成了互相激赏批评的良好学习环境和氛围，各自充分发挥特有的天资与才华，加之家庭的严格教育，一种望子成龙、爱中寓严、严师出高徒的学习气氛在家庭中养成。士禛在《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中说：
山人兄弟每自家塾归，孙夫人（士禛之母）从窗闻履声，辄呼而问之：“儿辈今日读何书？为文章当祖父意否？”命列坐于侧，予之酒食。或读书塾中，夜分不归，则遣小婢赐卮酒饼饵，慰劳之，率为常。兄弟四人每会食，辄谈艺以娱母。夫人为之解颜。
王士禛自幼从祖父辈手中把这种传统继承下来，又在子弟中发扬光大。清朝自顺治元年（1644年）入北京宣布定鼎，为了统一中国，维持皇权，除了以武力血腥征服，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措施，将清廷的部院衙门规章制度的设立皆依明制，继续用儒家伦理道德控制社会意识、思想文化，定都伊始便注重尊孔崇儒，通过科举，选择聪睿饱学之士委以吏任。于是便修明北国子监为太学，规定课业为《四书》、《五经》、《性理》诸书，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命题，以此笼络安抚易代后怀有失落感的知识分子。顺治元年清廷命各府州从原明在籍生员中选拔官员，顺治二年又命各衙门官员举荐才学兼优者为官。顺治三年清朝首次科考，按明代规定的三级考试制度，学生必须从参加童子试开始，及格者方由县学注册入学籍，称秀才，俗曰“进学”。顺治元年以来，新城周围各县连年兵乱不止。顺治元年长山刘孔和起兵杀死李自成委任的县令，顺治三年高苑县农民谢迁起兵，连破新城、长山诸县，入淄川，置官属。顺治四年在清兵攻打下，谢迁兵败。（见康熙十一年《高苑县志·战事》、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灾祥》卷十）王士禛全家自邹平县长白山搬回新城。是年，王士禛伯兄西樵考取庠生。顺治五年，年已15岁的王士禛参加童子试，可惜未能考中。这对自幼被人们视为神童，听惯了赞美之声的少年诗人无疑是个不小的挫折。但是家庭良好的诗书环境，使他对诗的兴趣日益增长，并汲取深厚的文学营养。他8岁能诗，12岁能赋，到15岁这年，尽管童子试名落孙山，但却积诗一卷，在伯兄士禄鼓励支持下，序而刻之，这是王士禛的第一部诗集，名曰《落笺堂初稿》。此诗集原刻已不见，从后人辑录的《二王合刻》集中所收《落笺堂初稿》里存留的属于《初稿》时期的作品，可以看到王士禛在学诗之始“博综该洽，务求兼长”的情形。他对古今体诗都有所尝试，反映了少年诗人的才华与功力。如《落叶》诗：
绮陌莺花春女思，亭皋木叶旅人悲。萧条陇首秋云日，无复隋堤锦缆时。已共寒江潮上下，况逢新燕影参差。闭门寥落伤流序，芳树重翻乐府词。
通篇遣词工丽，气韵神逸。当然，正处少年学诗阶段，集中多数作品毕竟还显稚嫩，正因如此，士禛成年后对《落笺堂初稿》不很看重，致使此诗集未能流传下来。顺治七年庚寅（1650年）17岁的王士禛再应童子试，“郡、邑、提学三试皆第一”。当时山东提学道佥事钟性朴看了王士禛试文后，称赞其文风似《战国策》。是年，祖父王象晋与王士禛父亲与敕商议为士禛成婚。秋八月，王士禛与张夫人完成婚礼。张夫人家邹平县长白山之大谷，祖父张延登明万历壬辰进士，历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父亲张万钟，拔贡，甲申后，南渡官南明镇江府推官。兄张实居，字宾公，号萧亭，著名诗人，清初不仕，隐于大谷，弹琴自娱，著有《萧亭诗选》。士禛辑而序之，以表重其人品学问。
是年，王士禛在双喜临门的欢庆中，赴济南府学读书，居于大明湖东北方的水月禅寺，准备迎接第二年的乡试会考。顺治八年辛卯（1651年），山东在济南举行乡试，其主考官是由朝廷派来的户科左给事中杜笃佑，副主考是兵部督捕右侍郎的杨时荐，同考官则是夏津县知县夏人佺。王士禛连考三场，自己认为发挥很好，考官们初步内定为解元（时乡试第一名），但是过了三天，却换给了昌乐的滕国相，正式发榜时士禛是乡试第六名。虽未独占鳌头，但也名列榜前，成了新科举人，照朝廷规定，他已获取参加全国会试考取进士的资格。祖父象晋接到孙儿士禛中举的喜报，更是十分欢喜，他藏有与其有姻亲关系的明代有“南董北邢”之誉的著名书法家邢侗所书《兰亭序》和唐代著名诗人、书画家王维撰写的二卷《白鹦鹉赋》，极为宝惜，爱不释手，为激励诸孙上进，曾说：“尔等有中举者，当以此为奖赐。”顺治五年（1648年）伯兄士禄举乡试，得到了《兰亭序》卷，王士禛此年中举，便得到《白鹦鹉赋》二卷。祖父的奖赏，更激励了他再次参加会试蟾宫折桂的信心。
士禛乡试后第二年，即是顺治九年壬辰（1652年），19岁的士禛和伯兄士禄同上公车，赴京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一路上兄弟二人春风得意，风流潇洒，诗兴淋漓，每到驿亭旅馆，便诗酒唱和，挥毫泼墨，将所吟佳作篇什题写驿壁，留下了许多为同时人所艳羡的文坛佳话和趣事。士禛学诗至今十余年间，他与诸兄长、祖父辈共研诗赋意旨、技法、韵律、风格，从家庭私塾到社会，现又在去京城赶考路上，如此热烈生动的研习实践，诗词又神韵清新，无疑对清初定鼎后百废待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新高潮是一种弘扬。其诗的“意外趣”殆如“味外味”正是兴象飘逸的“神韵”味旨，“语尤清圆”，迥异于明末文人及遗民文人“气劲”、“怒张”的诗风。
这次会试，士禛伯兄士禄虽被取中，但不久又因为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而被停一科，而士禛则榜上无名。兄弟二人科场失利败回新城后，慈爱、教诲他们的祖父象晋又重病卧床，兄弟专心煎汤奉药，忙碌于伺候饮食中。祖父终因年迈体衰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顺治十年（1653年）十月，93岁的祖父病逝，享大耋之年，逝前自作《祭文》云：“不敢丧心，不求满意。能甘淡泊，能忍闲气。九十年来，于心无愧，可偕众而同游，可含笑而长逝！”这种隐忍、谨慎、宽容、恭让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品格，使士禛兄弟弥平了对明清易代的不满。另一方面，王士禛兄弟又要于无奈中寻求发展，形成了既超脱又现实的生活态度，这种人生方式与人生价值趋向决定了他们诗文、艺术的审美趋向。在祖父的丧祭期间，王士禛始与本县遗民诗人徐夜定交。在他孜孜追求功名、歌颂升平之余，开启了与遗民诗人徐夜往来的序幕，为他日后出仕扬州，广泛结交遗民文人奠定了思想基础。徐夜初名元善，字长公，小字小峦，他与士禛为堂表兄弟，他的母亲是王士禛叔祖王象春的女儿。在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的“壬午之难”中，他的大伯父徐淳如及族中十余人遇害，尤其是母亲遭清兵逼迫投井遇害，这使徐夜痛不欲生，自是绝意仕进，隐居于系水之东，掘门土室，绝迹城市。入清后更名夜，自号东痴，意寓向明复明之意，时刻盼望光复故国，因此忧愤与贫困伴随他的一生。士禛兄弟理解这位从表兄的痛苦和哀伤，且心犀相契，赏识他不屈服异族统治的臣子气节和甘于贫贱的高贵品德，把他视为“涧松露鹤”。士禛伯兄士禄当即给徐夜赠诗：
美人自牧能贻我，名士如蝇总附君。
王士禛的赠诗则是：
湘东品第留金管，江左风流续《玉台》。
他在诗中用了梁元帝与王坦之的典故，以后生小子的礼仪表达了对从表兄的称誉，第一句言：梁元帝萧绎为湘东王时，他的笔各以金、银纹饰，或以斑竹为管。对忠孝双全者，以金管书之；对德行纯粹者，以银管书之；对文章瞻丽者，便以斑管书之。徐夜忠孝双全，应以湘东王留下的金管笔，品题其崇高的德行。下句则是称赞徐夜像《世说新语·赏誉》中说的“江东独步”的少年才子王坦之（字文度）那样诗才超逸，可承续南朝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那清新脱俗的诗风。个中似乎看到士禛与诸兄十几年研讨求索的神韵诗风，此时在徐夜诗文中窥见了些许影子。徐夜连得王士禛兄弟赠诗，心中十分感激，在感激之余，他便答士禛兄弟作《学古三首奉答西樵，并赠令弟礼吉、叔子、贻上》，他先用“感君缠绵意，是我断肠时；珍重隔年岁，怀袖若有遗”来诉说感激之情，继而对士禛兄弟连连会试败北的沮丧情绪进行安慰说：“同时叹长卿，天子不得臣。”以司马相如怀才不遇的典故比喻士禛与士禄，鼓励他们一定不要丧失信心。最后徐夜开导王士禛兄弟说，即便一时得不到伯乐的赏识，做不了官，像他那样放浪江湖，不也是一种生活的境界吗？在莫逆之交中，他们把高官显宦与穷困布衣看做朋友间的各自不同的社会际遇与不同的生活方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某种程度上王士禛兄弟视出仕居官，只不过是“垂组彯缨，寄焉而已”，而山林皋壤、枕流漱石的山野生活，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具有原真美的理想情趣。随着清朝政权的日益巩固，社会文明之治的开展，王士禛也逐渐发生着思想变化，从而会试为官，“忠勤报国”成了他的欲望与追求。
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年），王士禛的叔兄士祜以拔贡按规定可以入太学深造而应殿试；伯兄王士禄经过申诉，免除停考一科的处罚，准许参加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会试。兄弟三人重振金榜题名的雄风，准备明春同上公车，结伴入都，消息传开，时人艳羡不已，认为这是同时代王氏三位名流，誉称“新城三王”。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年）会试，士禛考中，名列第五十六名，没有参加殿试而直接归家，伯兄王西樵留京参加殿试，又因上次“壬辰科”考官胡统虞的牵连被放入末甲，不得参与馆选授官，失望之下只好投书吏部，乞求改为教职，后被授任山东莱州府学教授。王士禛会试后，终于了却了对封建文人来说一件十分重要的人生大事，不再受科举帖括制艺的牢笼束缚了，会试毕，他没有参加殿试而返回新城。因为殿试只是定进士名次，不存在被黜落的问题。清代科举制允许贡士因故可请假不参加本科殿试，到下一科殿试再补试。王士禛告假的原因，一说他当时年仅22岁，不欲早仕；一说他要“专攻诗古文词”。前者因他有“垂组彯缨，寄焉而已”的思想基础，不欲早仕之说亦顺理成章。后者关于其“专攻诗古文词”之说，与前说比较尤为属实。因他完成会试后，只要参加殿试便会选授官职，不确定的只是官职大小、内任外迁及选授时间迟早的问题。但此时，他伯兄士禄因“壬辰科”案，不得参与馆选授职，处于难堪之际；自己会试得五十六名，成绩不算很好。又因此年三月二十七日，清廷宣布：
顺治帝以“兴文教、崇经术”谕直省学臣云：训督士子，凡六经诸史有关于道德经济者，必务讲求通贯，明体达用，处者为真儒，出则为循吏；内外各官政事之暇，亦须留心学问。（《清史编年》）
这对刚完成会试，且成绩一般，在专以考绩决定选授官员的形势下，自知不会有理想的结果的王士禛来说，无疑带来了无限希望。自己自幼受家庭“忠勤报国”、“诗书治国”文化的教育，知识专长又在诗词古文方面，潜心专攻下去，在宏扬升平、宣扬吏治、体现个人素质、稳定社会、导引文化趋向方面定会大展宏图。于是权衡谋划之下，他决心暂不入仕，“专攻诗古文”：
乙未五月买舟归里，始弃帖括，专攻诗古文。聚汉魏、六朝、四唐、宋、元诸集，无不窥其堂奥，而撮其大凡。（《王渔洋先生年谱》）
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年）春，在家乡专心攻诗古文的王士禛常与“诗学陶、韦，巉刻处似孟东野”的从表兄徐夜一块唱和酬答，探究诗之真谛，寻求神韵风调之中内含雄浑豪健之力的理想境界。他们“同游长白山，凡柳庵、上书堂、醴泉寺诸胜皆至焉”，王士禛成功创作了《由柳庵逾西山最高顶至醴泉寺拜范祠》、《书堂》等一批优秀作品，并汇刻《长白游诗》、《长白山录》合一卷。四月，王士禛又赴莱州看望担任莱州府学教授的伯兄王士禄。当时，王士禄在莱州与明末山左诗坛中坚赵士哲、赵士完、赵士冕三兄弟等人形成了东莱诗人群，赵氏在掖水之滨有别墅，颇擅一州之胜，赵氏兄弟与江南文人来往频繁，并专聘吴越歌妓为南北文人献艺助兴，一时成为南北文化交流融汇中心。王士禛兄弟在赵氏兄弟等诗人陪同下，谈诗论词，曲琴弥日，创作了大批神韵、豪健之作，士禛伯兄士禄选辑诸诗家作品为《涛音集》。是年，王士禛把一年来具备“典、远、谐、则”诗歌要素的作品编为《丙申诗》，序云：
《六经》、《廿一史》，其言有近于诗者，有远于诗者，然皆诗之渊海也；节而取之，十之四五，尪结谩谐之习，吾知免矣；一曰典。画潇、湘、洞庭，不必蹙山结水；李龙眠作《阳关图》，竟不在渭城车马，而设钓者于水滨，忘形块坐，哀乐嗒然，此诗旨也；次曰远。《诗》三百五篇，吾夫子皆尝弦而歌之，故古无“乐经”，而《由庚》、《华黍》皆有声无词；士鼓鞞铎，非所以被管弦叶丝肉也；次曰谐音律。昔人云：《楚辞》、《世说》，诗中佳料，为其风藻神韵，去风雅未遥；学者由此意而通之，摇荡性情，晖丽万有，皆是物也；次曰丽以则。（《蚕尾续文·丙申诗序》）
王士禛自上年五月未殿试而归，一年多精心攻诗古文，至此有了骄人成果，由于其“典、远、谐、则”构成了神韵说的内涵，后来才成为启开明末诗宗钱谦益之门的敲门石，令其甚感后生可畏，甘愿“与君代兴”，使王士禛逐步走上一代文坛领袖的位置。同时，王士禛也把自己的诗作以此年为始：
乙未中会试，与海内闻人缟纻论交，交道始广。五月买舟归里，始弃帖括，专功诗，故予诗断自丙申始。（《居易录》）
自此，“神韵”成为了王士禛诗学概念的核心，但当时还没引起文坛的关注。恰逢明清文艺思潮和诗词风格的转型期，王士禛在确立“神韵说”为他诗学概念核心之后，为诗词改革与振兴作了理论准备。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年）士禛客居济南，与诸名士游宴唱和，寻找机会举行诗会，展露神韵诗格的风采。秋八月的一天，他与诸名士聚饮大明湖上水面亭，举秋柳诗社。士禛怅然有感，以悼念明朝灭亡为主题，赋《秋柳》四章。这种以悼念明王朝灭亡为主题内容的诗词唱和社集，在顺治朝还是颇得清廷称许的。因为当年在吴三桂飞骑关外引清兵入关退李自成农民军时，清主帅多尔衮便以“予闻流寇（李自成）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为由，打着为汉人“报戕君父之仇”的旗号，发兵关内威逼李自成放弃北京西逃。清军一面入京定都，一面用“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灾恤患者，邻国之谊”、“历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实有救中国之计”宣传鼓动富豪士绅组织义勇军打击李自成的军队。同时，为死去的明朝崇祯帝举行国葬，用“兹者流寇李自成颠覆明室，国祚已终”来增强士大夫及百姓对李自成的仇恨之情。对明朝官吏施行“近见升除各官，凡前朝犯赃除名、流贼伪官，一概录用”，“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决定“自后问刑，准依明律”，实行清衍明制。并以“底定燕京，殄灭流寇”遣官赐王，于顺治元年八月十九日，遣河南、山西、山东督抚道府等官赴任，迅速统治了北方各省。（见《清史编年》）因此，清廷通过笼络人心取得了北方各省士子农民的拥护。一时间，无论上层社会还是民间百姓均设供祭悼崇祯帝与殉难英烈，焕发了一股强烈的仇恨流寇之怒潮。王士禛等人在大明湖举行的秋柳诗社，利用诗歌抒发悼念明朝灭亡的行动，在当时颇得清政府的欢迎（见《清鉴》卷一）。《秋柳》诗借秋柳色衰为触发，以化实为虚的委婉笔调，巧妙用典，感慨盛衰无常，悲叹故物飘零，神韵内含的典、远、谐、则使韵味含蓄，清新明快如兰田春玉，温润含光的诗风，迥异于空作大声壮语，“使情人韵士尽作木强”（王象春《公浮来小东园诗序》）的明代诗老的“气劲”、“怒张”，它一问世，便以“元倡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清·陈伯玑评语）之势，震动了清初文坛，在短短的时间里，海内“和者不减数百家”（《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从此王士禛诗名大噪，这组诗即是他初展神韵诗风后的成名之作。王士禛举秋柳社，首唱《秋柳》四章，宣示了神韵诗风的无穷魅力，为他成为诗坛盟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节学子生涯
明崇祯七年甲戌（1634年）闰八月二十八日亥时，王士禛生于其祖父王象晋任河南按察使的开封官邸。祖父为其起名“豫孙”。其中“豫”是河南之别称，意士禛生于河南祖父官邸。
豫孙是王与敕的第四子，长兄士禄，字伯受，一字子底，号西樵，是年9岁；仲兄士禧，字礼吉，一字仲受，号汉厘，是年8岁；叔兄士祜，字叔子，一字子测，号东亭，一号古钵山人，是年3岁。因为王象晋生子四人，士禛之父与敕为季子，以孙辈序伯兄士禄是祖父象晋的第六孙，仲兄士禧是第七孙，叔兄士祜为第十孙，士禛则为第十一孙，故后来人称其“王十一”。
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身后因避雍正（胤禛）讳，被改名“士正”。乾隆时，高宗弘历以为“所改正字与原名音大不相近，恐流传日久，后世几不复知为何人”，又考虑其兄弟名字部首之相同，遂下诏改为士祯，补谥“文简”（见《清史稿》卷二百六十六），自此清代官府修志籍均作“士祯”，今天应恢复其原名“士禛”，方可信今而传后。士禛2岁时，祖父象晋因“为按察使经年，所部谳决称平，迁浙江右布政使”（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人物·王象晋传》）。他随其父母、哥哥及伯父王与龄（字曲江，号瑞里，贡生）一同陪侍祖父来到杭州。后伯父与龄病逝于祖父象晋浙江右布政使官邸。
士禛祖父象晋迁任浙江右布政使不久，京内号为“四凶”的亓诗教（字可言，号静初，晚号龙峡散人，山东莱芜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时官礼科给事郎中）、韩浚（字遂之，山东淄川人，万历进士，时官御史）一直因王象晋不通“齐党”而怀恨不已，伺机报复。崇祯九年（1636年）冬，浙江左布政使姚永济奉命押足额税银进京觐谒崇祯帝，进行述职考选，因征解税银不足被押吏部狱。代理左布政使之职的王象晋闻讯后，立即召集下属衙门、官员凑足缺额银两，选派得力官员押解税银到京足额上交，姚永济遂得释还。“四凶”之魁亓、韩等人，见象晋打乱了他们借入京考评陷害姚永济的计谋，便把仇恨集中到王象晋身上，谋划于密室，点火于部曹，“给事中亓某、御史韩某，赵兴邦辈所谓‘四凶’者，力翻辛亥之案”（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人物·王象晋传》），以达诬陷王象晋之目的。“不敢丧心，不求满意，能甘淡泊，能忍闲气”（王象晋《自祭文》）的王象晋一气之下致仕归里，时年4岁的士禛才和父母哥哥一起随祖父回到新城故里。
宦海失意的王象晋，闭门谢客，隐居林下，入清以后，自号“明农隐士”，名其室曰“赐闲堂”、“清悟斋”。著述之余，以诗书教课诸孙，培养后人，光大书香门第。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7岁的王士禛便跟祖父进入乡塾，与诸兄长一起读书。他后来在《池北偶谈》中，回忆这段启蒙教育时说：
予六七岁，始入乡塾，受诗，诵至《燕燕》、《绿衣》等篇，便觉枨触欲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稍长，遂颇悟兴观群怨之旨。
成长在这种优良环境中的王士禛，很快便显露出“圣童”之才，“肆业之暇，即私取《文选》、唐诗诵之。久之，学为五七字韵语。时西樵为诸生，嗜为诗。见先生（士禛）诗，甚喜。取刘顷阳（名一相，字维衡，山东长山人）所编《唐诗宿》使手抄之”（《王渔洋先生年谱》）。随着他诗才的增长，便“常梦人属对，出句云：‘君子有酒旨且多’，予应声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觉而不知所谓”（《香祖笔记》）。此时幼年的士禛便极具诗人的眼光，在集中精力学习唐、宋诸家诗的同时，博采众长。他曾在《居易录》中说：
予童子时尝见绣梅花一幅，上有绝句云：“无日诗中不说梅，小窗临水为花开。东风一夜销魂思，何处笛声江上来？”情致最佳，不知谁何作也。
世代官宦的新城王氏门中皆诗词作家，王象春等人又是名家，他与公鼒倡言诗有禅诗、侠诗、儒诗、道诗四种世界，体现了明中、末叶山左诗歌走向。公鼒有“丈夫树立自有真”、“愿成昭代一家言”（见《长歌赠邢子愿席上》诗），象春在为公鼒作《公浮来小东园诗序》中说：“诗固有世界。其世界中备四大宗：曰禅、曰道、曰儒，而益之曰侠。禅神道趣，儒痴而侠厉，禅为上，侠次之，道又次之，儒反居最下。”王象春推崇“禅诗”，开启了王士禛神韵说的先声。
士禛伯兄士禄6岁便与仲兄士禧入私塾，时祖父象晋以参政督苏、松、常粮储，驻常熟，他们便跟从太仓人周逸休读书，受其讨厌习八股文代圣立言的文风影响，回新城后，再入家塾，士禄遂用心古学，私取《春秋左氏传》等书研习诵读，转而探求六书之艺，工古篆、分隶，正书入欧阳率更之室，尤嗜好诗歌，对王维、孟浩然等人诗风极为崇赏，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士禛兄弟皆喜爱王、孟、韦、柳的诗歌，为日后士禛倡神韵诗风，奠定了坚实基础。
士禛的幼年时期，是明朝行将危亡之时，雄踞辽东的清兵与明守军争战激烈，并且时常发兵关内烧杀掳掠。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兵毁长城，入蓟州，杀入山东，攻陷王士禛的故乡新城。此年王士禛9岁，他遭遇了平生第一次、他们王氏家庭自崇祯四年“辛未之难”以来第二次几至灭门的灾难——“壬午之难”。由于这次担任攻打新城的将领是明叛将李九成，在辛未哗变曾遭到新城军民与王氏家庭的壮烈抵抗，此次卷土重来，以加倍血腥的屠杀，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血案。幼年的士禛第一次目睹了这血淋淋的惨状，王氏家族中有40余人遭祸，全城百余人殉难。尤其是王氏家族里的一些女性，死得极为惨烈。士禛叔祖象春之女，嫁于徐民和为妻，生子徐元善，后更名夜，丈夫病殁，年方二十，抚孤教子相依为命。壬午之难，徐夜正在城头抗击清兵，乱兵突入其家，其母不屈投井自杀，这使徐夜痛不欲生，毅然放弃一切，终身隐居不仕。
士禛在其《渔洋文略·五烈节家传》中记载了当时他亲眼目睹母亲孙宜人于战乱中自缢的经过：
张氏，士和（士禛从兄）妻，新城人，壬午十二月初一日，城陷自经东阁中，以发覆面。初，先宜人（士禛母亲孙宜人）与张对缢，先宜人绳绝不死，时夜中，喉咯咯有声，但言渴甚，士禛方八岁，无所得水，乃以手掬鱼盎冰进之，以书册覆体上，又明日兵退，得无死，视张则久绝矣。
这场祸及王氏的血案，深深烙印在初谙人事的士禛脑海中。自此，士禛祖父象晋、父与敕二人便率领全家躲避战乱，投奔邹平长白山麓中的鲁泉村士禛外祖父家。此处距宋范仲淹少时苦读的醴泉寺很近，祖父辈常以范仲淹勤奋好学的故事教育士禛兄弟。因此，“忠勤报国”的家训与范仲淹勤奋苦学的故事，不断激发着士禛。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吏治思想，促使王士禛后来走向仕途后洁己爱民、清正廉洁，成为一名受人称颂的好官。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发生了“甲申国变”，崇祯煤山缢身毙命，这种天崩地裂的灾难，既是汉族士大夫易代的“黍离之痛”，亦是外族入主中原的国破家亡之悲，特别是清朝以异族统治中原，这在当时引起了空前的社会震荡。一部分人高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旗，组织救亡图存的队伍，大江南北燃起反抗的怒火；另一部分人则以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质和人格，崇尚忠贞，讲究气节，或者以死殉国，或者隐居岩穴幽谷，至死不臣服新朝，用自己的民族节操，向征服者表示不满与抗议。这些汉族的民族思想和文化传统支配下的高尚节义之举，对童年的王士禛来说，未必全懂其真实意义，但异族统治的国仇家恨，不会不在他的心里播下仇恨的种子。
当北京陷落、明朝灭亡的消息传到新城时，各州府县的明遗绅士纷纷前来与王士禛祖父象晋谋划对策，有人主张携带家小去南京依长江为屏障与清军、大顺抵抗；有人力主策动拥青州衡王继位。当时，士禛祖父携全家避战乱居于长白山望湖顶下鲁泉外祖父家。
王士禛的童年就在国难家仇中度过，他与家人隐居长白山中侥幸得生，又在祖父辈“忠勤报国”道德品行的影响下一天天长大，对其家学门风有深刻理解，他在《池北偶谈》卷六中说：
吾家自明嘉靖中，先高祖太仆公以甲科起家，至隆万而极盛，代有闻人。当明中叶，门户纷纭之时，无一人濡足者，亦可见家法之恭谨矣。
他没有被国难家仇所吓倒，而是牢牢记住自高曾祖父以来的家训：“绍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更加发奋学习，准备长大后“忠勤报国”。士禛12岁时有《题明湖》诗，虽然全诗今已不可见到，但从他在《倚声集》中记载的一句“杨柳临湖水到门”，便可看出其诗词天赋。他不仅作诗，还写了《清明》、《憎蛟》二赋，受到新城名士傅扆（字彤臣）的赏识。新城王氏是当时山东有名的诗书世家，也是诗歌的乐园，后来王士禛时常回忆自己幼时学诗的情景：
予兄弟少读书东堂，堂之外青桐三、白丁香一、竹十余头而已。人迹罕至，苔藓被阶，纸窗竹屋，灯火相映，吚唔之声相闻，如是者盖十年。长兄考功先生嗜为诗，故予兄弟皆好为诗。尝岁莫大雪，夜集堂中置酒，酒半，出王、裴《辋川集》，约共和之，每一诗成，辄互赏激弹射，诗成酒尽，而雪不止。（《带经堂诗话·家学类》）
士禛兄弟十几年的同窗研艺生活，形成了互相激赏批评的良好学习环境和氛围，各自充分发挥特有的天资与才华，加之家庭的严格教育，一种望子成龙、爱中寓严、严师出高徒的学习气氛在家庭中养成。士禛在《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中说：
山人兄弟每自家塾归，孙夫人（士禛之母）从窗闻履声，辄呼而问之：“儿辈今日读何书？为文章当祖父意否？”命列坐于侧，予之酒食。或读书塾中，夜分不归，则遣小婢赐卮酒饼饵，慰劳之，率为常。兄弟四人每会食，辄谈艺以娱母。夫人为之解颜。
王士禛自幼从祖父辈手中把这种传统继承下来，又在子弟中发扬光大。清朝自顺治元年（1644年）入北京宣布定鼎，为了统一中国，维持皇权，除了以武力血腥征服，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措施，将清廷的部院衙门规章制度的设立皆依明制，继续用儒家伦理道德控制社会意识、思想文化，定都伊始便注重尊孔崇儒，通过科举，选择聪睿饱学之士委以吏任。于是便修明北国子监为太学，规定课业为《四书》、《五经》、《性理》诸书，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命题，以此笼络安抚易代后怀有失落感的知识分子。顺治元年清廷命各府州从原明在籍生员中选拔官员，顺治二年又命各衙门官员举荐才学兼优者为官。顺治三年清朝首次科考，按明代规定的三级考试制度，学生必须从参加童子试开始，及格者方由县学注册入学籍，称秀才，俗曰“进学”。顺治元年以来，新城周围各县连年兵乱不止。顺治元年长山刘孔和起兵杀死李自成委任的县令，顺治三年高苑县农民谢迁起兵，连破新城、长山诸县，入淄川，置官属。顺治四年在清兵攻打下，谢迁兵败。（见康熙十一年《高苑县志·战事》、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灾祥》卷十）王士禛全家自邹平县长白山搬回新城。是年，王士禛伯兄西樵考取庠生。顺治五年，年已15岁的王士禛参加童子试，可惜未能考中。这对自幼被人们视为神童，听惯了赞美之声的少年诗人无疑是个不小的挫折。但是家庭良好的诗书环境，使他对诗的兴趣日益增长，并汲取深厚的文学营养。他8岁能诗，12岁能赋，到15岁这年，尽管童子试名落孙山，但却积诗一卷，在伯兄士禄鼓励支持下，序而刻之，这是王士禛的第一部诗集，名曰《落笺堂初稿》。此诗集原刻已不见，从后人辑录的《二王合刻》集中所收《落笺堂初稿》里存留的属于《初稿》时期的作品，可以看到王士禛在学诗之始“博综该洽，务求兼长”的情形。他对古今体诗都有所尝试，反映了少年诗人的才华与功力。如《落叶》诗：
绮陌莺花春女思，亭皋木叶旅人悲。萧条陇首秋云日，无复隋堤锦缆时。已共寒江潮上下，况逢新燕影参差。闭门寥落伤流序，芳树重翻乐府词。
通篇遣词工丽，气韵神逸。当然，正处少年学诗阶段，集中多数作品毕竟还显稚嫩，正因如此，士禛成年后对《落笺堂初稿》不很看重，致使此诗集未能流传下来。顺治七年庚寅（1650年）17岁的王士禛再应童子试，“郡、邑、提学三试皆第一”。当时山东提学道佥事钟性朴看了王士禛试文后，称赞其文风似《战国策》。是年，祖父王象晋与王士禛父亲与敕商议为士禛成婚。秋八月，王士禛与张夫人完成婚礼。张夫人家邹平县长白山之大谷，祖父张延登明万历壬辰进士，历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父亲张万钟，拔贡，甲申后，南渡官南明镇江府推官。兄张实居，字宾公，号萧亭，著名诗人，清初不仕，隐于大谷，弹琴自娱，著有《萧亭诗选》。士禛辑而序之，以表重其人品学问。
是年，王士禛在双喜临门的欢庆中，赴济南府学读书，居于大明湖东北方的水月禅寺，准备迎接第二年的乡试会考。顺治八年辛卯（1651年），山东在济南举行乡试，其主考官是由朝廷派来的户科左给事中杜笃佑，副主考是兵部督捕右侍郎的杨时荐，同考官则是夏津县知县夏人佺。王士禛连考三场，自己认为发挥很好，考官们初步内定为解元（时乡试第一名），但是过了三天，却换给了昌乐的滕国相，正式发榜时士禛是乡试第六名。虽未独占鳌头，但也名列榜前，成了新科举人，照朝廷规定，他已获取参加全国会试考取进士的资格。祖父象晋接到孙儿士禛中举的喜报，更是十分欢喜，他藏有与其有姻亲关系的明代有“南董北邢”之誉的著名书法家邢侗所书《兰亭序》和唐代著名诗人、书画家王维撰写的二卷《白鹦鹉赋》，极为宝惜，爱不释手，为激励诸孙上进，曾说：“尔等有中举者，当以此为奖赐。”顺治五年（1648年）伯兄士禄举乡试，得到了《兰亭序》卷，王士禛此年中举，便得到《白鹦鹉赋》二卷。祖父的奖赏，更激励了他再次参加会试蟾宫折桂的信心。
士禛乡试后第二年，即是顺治九年壬辰（1652年），19岁的士禛和伯兄士禄同上公车，赴京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一路上兄弟二人春风得意，风流潇洒，诗兴淋漓，每到驿亭旅馆，便诗酒唱和，挥毫泼墨，将所吟佳作篇什题写驿壁，留下了许多为同时人所艳羡的文坛佳话和趣事。士禛学诗至今十余年间，他与诸兄长、祖父辈共研诗赋意旨、技法、韵律、风格，从家庭私塾到社会，现又在去京城赶考路上，如此热烈生动的研习实践，诗词又神韵清新，无疑对清初定鼎后百废待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新高潮是一种弘扬。其诗的“意外趣”殆如“味外味”正是兴象飘逸的“神韵”味旨，“语尤清圆”，迥异于明末文人及遗民文人“气劲”、“怒张”的诗风。
这次会试，士禛伯兄士禄虽被取中，但不久又因为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而被停一科，而士禛则榜上无名。兄弟二人科场失利败回新城后，慈爱、教诲他们的祖父象晋又重病卧床，兄弟专心煎汤奉药，忙碌于伺候饮食中。祖父终因年迈体衰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顺治十年（1653年）十月，93岁的祖父病逝，享大耋之年，逝前自作《祭文》云：“不敢丧心，不求满意。能甘淡泊，能忍闲气。九十年来，于心无愧，可偕众而同游，可含笑而长逝！”这种隐忍、谨慎、宽容、恭让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品格，使士禛兄弟弥平了对明清易代的不满。另一方面，王士禛兄弟又要于无奈中寻求发展，形成了既超脱又现实的生活态度，这种人生方式与人生价值趋向决定了他们诗文、艺术的审美趋向。在祖父的丧祭期间，王士禛始与本县遗民诗人徐夜定交。在他孜孜追求功名、歌颂升平之余，开启了与遗民诗人徐夜往来的序幕，为他日后出仕扬州，广泛结交遗民文人奠定了思想基础。徐夜初名元善，字长公，小字小峦，他与士禛为堂表兄弟，他的母亲是王士禛叔祖王象春的女儿。在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的“壬午之难”中，他的大伯父徐淳如及族中十余人遇害，尤其是母亲遭清兵逼迫投井遇害，这使徐夜痛不欲生，自是绝意仕进，隐居于系水之东，掘门土室，绝迹城市。入清后更名夜，自号东痴，意寓向明复明之意，时刻盼望光复故国，因此忧愤与贫困伴随他的一生。士禛兄弟理解这位从表兄的痛苦和哀伤，且心犀相契，赏识他不屈服异族统治的臣子气节和甘于贫贱的高贵品德，把他视为“涧松露鹤”。士禛伯兄士禄当即给徐夜赠诗：
美人自牧能贻我，名士如蝇总附君。
王士禛的赠诗则是：
湘东品第留金管，江左风流续《玉台》。
他在诗中用了梁元帝与王坦之的典故，以后生小子的礼仪表达了对从表兄的称誉，第一句言：梁元帝萧绎为湘东王时，他的笔各以金、银纹饰，或以斑竹为管。对忠孝双全者，以金管书之；对德行纯粹者，以银管书之；对文章瞻丽者，便以斑管书之。徐夜忠孝双全，应以湘东王留下的金管笔，品题其崇高的德行。下句则是称赞徐夜像《世说新语·赏誉》中说的“江东独步”的少年才子王坦之（字文度）那样诗才超逸，可承续南朝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那清新脱俗的诗风。个中似乎看到士禛与诸兄十几年研讨求索的神韵诗风，此时在徐夜诗文中窥见了些许影子。徐夜连得王士禛兄弟赠诗，心中十分感激，在感激之余，他便答士禛兄弟作《学古三首奉答西樵，并赠令弟礼吉、叔子、贻上》，他先用“感君缠绵意，是我断肠时；珍重隔年岁，怀袖若有遗”来诉说感激之情，继而对士禛兄弟连连会试败北的沮丧情绪进行安慰说：“同时叹长卿，天子不得臣。”以司马相如怀才不遇的典故比喻士禛与士禄，鼓励他们一定不要丧失信心。最后徐夜开导王士禛兄弟说，即便一时得不到伯乐的赏识，做不了官，像他那样放浪江湖，不也是一种生活的境界吗？在莫逆之交中，他们把高官显宦与穷困布衣看做朋友间的各自不同的社会际遇与不同的生活方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某种程度上王士禛兄弟视出仕居官，只不过是“垂组彯缨，寄焉而已”，而山林皋壤、枕流漱石的山野生活，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具有原真美的理想情趣。随着清朝政权的日益巩固，社会文明之治的开展，王士禛也逐渐发生着思想变化，从而会试为官，“忠勤报国”成了他的欲望与追求。
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年），王士禛的叔兄士祜以拔贡按规定可以入太学深造而应殿试；伯兄王士禄经过申诉，免除停考一科的处罚，准许参加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会试。兄弟三人重振金榜题名的雄风，准备明春同上公车，结伴入都，消息传开，时人艳羡不已，认为这是同时代王氏三位名流，誉称“新城三王”。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年）会试，士禛考中，名列第五十六名，没有参加殿试而直接归家，伯兄王西樵留京参加殿试，又因上次“壬辰科”考官胡统虞的牵连被放入末甲，不得参与馆选授官，失望之下只好投书吏部，乞求改为教职，后被授任山东莱州府学教授。王士禛会试后，终于了却了对封建文人来说一件十分重要的人生大事，不再受科举帖括制艺的牢笼束缚了，会试毕，他没有参加殿试而返回新城。因为殿试只是定进士名次，不存在被黜落的问题。清代科举制允许贡士因故可请假不参加本科殿试，到下一科殿试再补试。王士禛告假的原因，一说他当时年仅22岁，不欲早仕；一说他要“专攻诗古文词”。前者因他有“垂组彯缨，寄焉而已”的思想基础，不欲早仕之说亦顺理成章。后者关于其“专攻诗古文词”之说，与前说比较尤为属实。因他完成会试后，只要参加殿试便会选授官职，不确定的只是官职大小、内任外迁及选授时间迟早的问题。但此时，他伯兄士禄因“壬辰科”案，不得参与馆选授职，处于难堪之际；自己会试得五十六名，成绩不算很好。又因此年三月二十七日，清廷宣布：
顺治帝以“兴文教、崇经术”谕直省学臣云：训督士子，凡六经诸史有关于道德经济者，必务讲求通贯，明体达用，处者为真儒，出则为循吏；内外各官政事之暇，亦须留心学问。（《清史编年》）
这对刚完成会试，且成绩一般，在专以考绩决定选授官员的形势下，自知不会有理想的结果的王士禛来说，无疑带来了无限希望。自己自幼受家庭“忠勤报国”、“诗书治国”文化的教育，知识专长又在诗词古文方面，潜心专攻下去，在宏扬升平、宣扬吏治、体现个人素质、稳定社会、导引文化趋向方面定会大展宏图。于是权衡谋划之下，他决心暂不入仕，“专攻诗古文”：
乙未五月买舟归里，始弃帖括，专攻诗古文。聚汉魏、六朝、四唐、宋、元诸集，无不窥其堂奥，而撮其大凡。（《王渔洋先生年谱》）
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年）春，在家乡专心攻诗古文的王士禛常与“诗学陶、韦，巉刻处似孟东野”的从表兄徐夜一块唱和酬答，探究诗之真谛，寻求神韵风调之中内含雄浑豪健之力的理想境界。他们“同游长白山，凡柳庵、上书堂、醴泉寺诸胜皆至焉”，王士禛成功创作了《由柳庵逾西山最高顶至醴泉寺拜范祠》、《书堂》等一批优秀作品，并汇刻《长白游诗》、《长白山录》合一卷。四月，王士禛又赴莱州看望担任莱州府学教授的伯兄王士禄。当时，王士禄在莱州与明末山左诗坛中坚赵士哲、赵士完、赵士冕三兄弟等人形成了东莱诗人群，赵氏在掖水之滨有别墅，颇擅一州之胜，赵氏兄弟与江南文人来往频繁，并专聘吴越歌妓为南北文人献艺助兴，一时成为南北文化交流融汇中心。王士禛兄弟在赵氏兄弟等诗人陪同下，谈诗论词，曲琴弥日，创作了大批神韵、豪健之作，士禛伯兄士禄选辑诸诗家作品为《涛音集》。是年，王士禛把一年来具备“典、远、谐、则”诗歌要素的作品编为《丙申诗》，序云：
《六经》、《廿一史》，其言有近于诗者，有远于诗者，然皆诗之渊海也；节而取之，十之四五，尪结谩谐之习，吾知免矣；一曰典。画潇、湘、洞庭，不必蹙山结水；李龙眠作《阳关图》，竟不在渭城车马，而设钓者于水滨，忘形块坐，哀乐嗒然，此诗旨也；次曰远。《诗》三百五篇，吾夫子皆尝弦而歌之，故古无“乐经”，而《由庚》、《华黍》皆有声无词；士鼓鞞铎，非所以被管弦叶丝肉也；次曰谐音律。昔人云：《楚辞》、《世说》，诗中佳料，为其风藻神韵，去风雅未遥；学者由此意而通之，摇荡性情，晖丽万有，皆是物也；次曰丽以则。（《蚕尾续文·丙申诗序》）
王士禛自上年五月未殿试而归，一年多精心攻诗古文，至此有了骄人成果，由于其“典、远、谐、则”构成了神韵说的内涵，后来才成为启开明末诗宗钱谦益之门的敲门石，令其甚感后生可畏，甘愿“与君代兴”，使王士禛逐步走上一代文坛领袖的位置。同时，王士禛也把自己的诗作以此年为始：
乙未中会试，与海内闻人缟纻论交，交道始广。五月买舟归里，始弃帖括，专功诗，故予诗断自丙申始。（《居易录》）
自此，“神韵”成为了王士禛诗学概念的核心，但当时还没引起文坛的关注。恰逢明清文艺思潮和诗词风格的转型期，王士禛在确立“神韵说”为他诗学概念核心之后，为诗词改革与振兴作了理论准备。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年）士禛客居济南，与诸名士游宴唱和，寻找机会举行诗会，展露神韵诗格的风采。秋八月的一天，他与诸名士聚饮大明湖上水面亭，举秋柳诗社。士禛怅然有感，以悼念明朝灭亡为主题，赋《秋柳》四章。这种以悼念明王朝灭亡为主题内容的诗词唱和社集，在顺治朝还是颇得清廷称许的。因为当年在吴三桂飞骑关外引清兵入关退李自成农民军时，清主帅多尔衮便以“予闻流寇（李自成）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为由，打着为汉人“报戕君父之仇”的旗号，发兵关内威逼李自成放弃北京西逃。清军一面入京定都，一面用“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灾恤患者，邻国之谊”、“历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实有救中国之计”宣传鼓动富豪士绅组织义勇军打击李自成的军队。同时，为死去的明朝崇祯帝举行国葬，用“兹者流寇李自成颠覆明室，国祚已终”来增强士大夫及百姓对李自成的仇恨之情。对明朝官吏施行“近见升除各官，凡前朝犯赃除名、流贼伪官，一概录用”，“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决定“自后问刑，准依明律”，实行清衍明制。并以“底定燕京，殄灭流寇”遣官赐王，于顺治元年八月十九日，遣河南、山西、山东督抚道府等官赴任，迅速统治了北方各省。（见《清史编年》）因此，清廷通过笼络人心取得了北方各省士子农民的拥护。一时间，无论上层社会还是民间百姓均设供祭悼崇祯帝与殉难英烈，焕发了一股强烈的仇恨流寇之怒潮。王士禛等人在大明湖举行的秋柳诗社，利用诗歌抒发悼念明朝灭亡的行动，在当时颇得清政府的欢迎（见《清鉴》卷一）。《秋柳》诗借秋柳色衰为触发，以化实为虚的委婉笔调，巧妙用典，感慨盛衰无常，悲叹故物飘零，神韵内含的典、远、谐、则使韵味含蓄，清新明快如兰田春玉，温润含光的诗风，迥异于空作大声壮语，“使情人韵士尽作木强”（王象春《公浮来小东园诗序》）的明代诗老的“气劲”、“怒张”，它一问世，便以“元倡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清·陈伯玑评语）之势，震动了清初文坛，在短短的时间里，海内“和者不减数百家”（《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从此王士禛诗名大噪，这组诗即是他初展神韵诗风后的成名之作。王士禛举秋柳社，首唱《秋柳》四章，宣示了神韵诗风的无穷魅力，为他成为诗坛盟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