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明史副总裁董其昌说：“今则新城王氏之望，与岱宗并峙。岂惟百年树木，七叶珥貂。而其祖宗之贻，父兄之教，子弟之率，积功累仁，绳绳继继。故美曰‘世济’，德曰‘世载’，劳曰‘世选’，忠曰‘世笃’。九陛有迴鸾之诰，海内有窥豹之文。盟府纪功，河山比誓，平台席前，帷幄运筹，皆大书特书不一书焉。”（明崇祯四年《王氏族谱序》）明清两朝，新城王氏成为江北青箱，海内望族，并于清初孕育出了既是清官廉吏的台阁重臣，又是掉鞅诗坛的文坛领袖的王士禛。王氏家族的科甲蝉联、名臣满门、诗家辈出，与其家庭极其重视诗书传家、忠勤报国的一贯教育是分不开的。
一、诗书传家
王氏家学渊源有自。新城王氏至二世祖王伍“尤礼重儒生”，并给孩子们创造了无衣食之忧，从小就以课读为主的家庭条件。于是，至三世祖王麟“始肇文脉”。王麟从任训导、教谕，升为颍川王府教授，一直身居教职，故也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又悉心教育家族的子弟，“盖公晚年而益课孙占毕不为已”（明天启四年《新城县志》）；王麟本人又“于书无所不窥”，学习认真刻苦，且以毛氏注解的《诗经》最基本的经学功夫开始，学有专长，著有《毛诗释义》二卷，这就为形成独具文化品质的“读书衣冠”之家族门风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王麟的言传身教下，次子王重光于明世宗十九年（1540年）高中进士，这是王氏家族的第一个进士。王麟“诸孙而下几七十余人，强半入仕籍，簪组莘莘，余亦多俊彦”（明天启四年《新城县志》）。
王重光有八个儿子。他对诸子家教最严，曾制家训云：“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非道义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非道义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非读书之人，勿汝友也，远之而已矣。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非读书之言，勿汝言也，诺之而已矣。”（《池北偶谈》卷五《先忠勤公家训》）纵观这则家训，拈出的是“道义”和“读书”四字，王氏一门，为官仕宦则效忠国家、清正廉洁，为诗为文则华章迭出、著述等身，无不得益于这四字箴言。王重光的八个儿子，因其教子有方且严，除两个早夭外，其余六个儿子均成就功名并有诗文著述传世。王氏后人将此家训刻石立于忠勤祠，祖祖辈辈以此家训为准绳教育子孙。王重光传世著述有《史论》、《五刑加减律义》等。王重光的夫人刘太淑人在教育子孙方面也起了巨大作用。新城忠勤祠藏碑《刘太淑人传》载：“太淑人在家事舅姑，脱簪珥办甘啖蔬粝不为苦。以是，泺川公得不顾其内以成其名。嘉靖辛丑泺川公授工部主事，入部署理公事，无暇督诸子诵读，谨无不周给。”王重光在外做官，无暇教育子孙，全靠夫人刘氏在家督责他们苦学。刘太淑人享年91岁，“太淑人年几百，而诸子诸孙登上第，跻仕，拥旄秉节，几满海内”（《刘太淑人传》）。如前所述，八个儿子就有六个成就功名。
王重光的长兄王耿光，生性豁达，为人爽直，仕进心不强，几次把保荐到国子监学习的机会让给其他族人。后来他还是被保荐为国子监贡生，学满出任马湖府经历。但六个月后，他就辞官不做，飘然归乡。每天除了督率子弟读书之外，就“诗酒陶情，不与外事”（《新城王氏世谱》）。可见，他有一种很明显的超越科举功名的文化取向。他的不计功名，不喜仕宦，“诗酒陶情”，表现出一种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这表明王氏家族的子弟在博取功名的同时，也有一种从容、潇洒的文化气质。正是这种文化气质使王家子弟身在科场，却能不被八股所限；位居显宦，却又不脱名士风度；科甲翩连，而又诗人辈出。
王士禛的曾祖王之垣官至户部左侍郎，政务之余也颇多著述，如《炳烛编》、《摄生编》、《历仕录》等。《炳烛编》分门别类辑录了一些名人的格言懿行，用以警戒后人，为教育新城王氏家族子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摄生编》是引导人们如何认识实践、强身壮体、健康长寿之道理，王氏后人及读此书者修行健身亦受益匪浅。《历仕录》叙述他的官场处事。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曾节录数则以作家训，其中有一条云：“予（王之垣）为举人时，以太仆府君忠勤死事，入京乞恤。时严世蕃用事，贿赂公行，予谓纵赂得之，适足为先人辱，遂竟归。归督诸弟子侄昼夜闭门读书，相继成立，竟得恤典。”（《池北偶谈》卷五《司徒公〈历仕录〉》）王之垣不靠贿赂权门为其先人获得追封，显示了他的耿直、持正。他督导诸弟子侄夜以继日闭门读书，并使他们相继功名垂成，更是秉承诗书传家之家训。王之垣课子殊严，这从关于王象晋的记述中可窥一斑。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说王象晋已耄耋之年，犹“时时夜梦侍先曾祖司徒府君（王之垣），或跪受扑责，如过庭时云”（《池北偶谈》卷五《方伯公遗事》）。正是由于严教，他的三个儿子中，长子王象乾和叔子王象晋均考中进士，王象乾官至一品，王象晋官至二品，且著述等身；次子王象贲亦官至户部员外郎。
王之垣的七弟王之猷，得益于家学的渊博，治学极精，熟知礼典，有《柏峰集》传世。与王之垣同辈的兄弟七人同时在外为官，为了家族的利益，之垣三弟王之辅推迟了自己的入仕，留在家中承担起督促子弟、赡养父母的重任，史称新城王氏“振振起举，文学高第及开秩崇者几无虚岁，天下称科名之盛王氏为第一”（明天启四年《新城县志》）。王之都，十几岁就中秀才，学问渊博。乡试中举后，许多学子慕名而来，拜他为师。他主张学问要“经世致用”，曾说：“文章要在经世，如诸户口、屯田、兵防、水利、盐法诸物，不究其要领，虽得科名，辟诸石田无所用之。”（明天启四年《新城县志》）这不但深刻指出了一味埋首于应付科举经文不闻他事的弊端，而且也是一种处世哲学。王氏家族能在明朝末世逐渐走向辉煌，与王氏家族成员恪守这种经世致用的处世哲学是分不开的。他的传世著作有《殚心录》十九卷等。同辈中的王之城从小与兄弟们一起刻苦攻读，互相劝勉，因为成绩优异而被特恩选入国子监学习。做官后仍然十分重视发展教育，“尝清赋，得羡田千亩。邑令请治浮屠，公曰：‘吾儒生知儒耳！僧何为者！’尽籍为学田。人服其正”（明天启四年《新城县志》）。王之城著有《海防要略》一书，“其大要不以寇殃民，不以奉寇困民。当道见而叹服，曰：‘丞大强人意，隐然救国矣。’”（明天启四年《新城县志》）
王士禛的祖父王象晋这一代更是诗人文人济济，蜚声海内。王象晋不仅是一位从二品的封疆大吏，且在农学、医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著述颇多，如农学专著《群芳谱》、医学专著《保安堂三补简便验方》、诗文著述《赐闲堂集》等。王象晋崇尚澹泊，与世无争。自考中进士，在腐朽不堪的明末政坛中浮沉了30余年，心中充满了忧虑和无奈，故憧憬一种儿孙满堂、澹泊自然的田园生活。崇祯十四年（1641年）辞官归里在家著述，课教子孙。王士禛在其《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中说他的祖父王象晋“盛暑整衣冠危坐，读书不辍。常举唐柳玭言，诫子孙无矜门第，务力学为善。故其家代有名人，由家法之善有以维持之也”。王象晋曾撰一联云：“绍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池北偶谈》卷五《方伯公遗事》）常以祖宗家法垂训子孙后人。王象晋教育子孙以鼓励为主，有一典型事例可证：王士禛“应童子试，县、府、道皆第一，十八岁中顺治辛卯乡试。闱中定元，旋改第六，品格实驾元之上。祖方伯公年九十一，犹及见，以家藏邢太仆书《白鹦鹉赋》赐之。乙未中会试”（《王氏世谱》附录《资政大夫刑部尚书阮亭王公暨配张宜人墓志铭》），以弥足珍贵的明代著名书法家邢侗书法珍品赠予中举的孙儿王士禛，以鼓励他更加上进。在其教育下，其子孙中又有王与胤、王士禄、王士祜、王士禛等人考中进士。王士禛四兄弟都是诗人，特别是王士禛成为清初诗坛领袖，且在日后官场上和易冲淡、平易近人，顺利为官40余年，盖得益于王象晋的言传身教。
王士禛祖父辈这一代诗歌成就最大者为王象春。王象春仕途坎坷，但其诗名闻名海内，与当时的钱谦益、钟惺、文翔凤齐名。他为诗不落俗套，自成一家。朱彝尊在《明诗综》卷六十九中详论说：“季木自辟门庭，不循时习，虽引关中文天瑞为同调，然天瑞太支离，未免斜径害田矣。未若季木之无戾群雅也。”其怀古诗《题项王庙壁》最为人称道。写景诗也很出色，如《石城月》：“金陵王气未曾消，水泊秦淮江上潮。月到石头城下好，碧云红树听吹箫。”（《历代王氏望族》）意境朦胧澹泊，自然含蓄，不落俗套。这种诗风大大影响了王氏子孙，尤其是对八代孙王士禛的影响最大。王士禛曾评其诗云：“从叔祖季木考功，跌宕使气，常引镜自照曰：此人不为名士，必当做贼。尝奉使长安，饮于曲江，赋诗云：‘韦曲杜陵文物尽，眼中多少可儿坟。’其傲兀如此。……少时诗，如‘故人江汉绝，疏雨户庭过’之句，不减大复、苏门。”又赞其“天才排奡，目空一世”。（《带经堂诗话·家学类》）王士禛将这种诗风发扬光大，提出了“神韵说”的理论，于清初诗坛独领风骚数十年。王象春有《问山亭诗》四卷、《齐音》一卷等传世。
这一代中，诗歌创作成就比较著名的还有仕至姚安府同知的王象艮。他平生以作诗为乐趣，并且专门开辟了一座“迂园”，经常与同族兄弟们在此赋诗唱和，进而又在家乡美丽的锦秋湖畔鲁连遗址购置了一处别墅，终日置身于湖光水色之中颐养诗情。因战国时鲁仲连隐居于此，王象艮题“鲁连遗清”悬于水上别墅，且即兴赋《题华沟鲁连遗清处》：“堤树迷离三两株，湖南小筑道旁居。茶烹河底原因水，舟泊沙头不为鱼。荡桨樵青歌白苎，披蓑渔父摘红蕖。问君领略能多少，囊里新诗锦不如。”（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王士禛极赏王象艮之诗，多次标举其诗作，在《居易录》中云：“八叔祖伯石，仕为姚安府同知，著《迂园诗集》，诗名远出考功（王象春）下，然谨守唐人矩矱，不失尺寸。如《咏鲁仲连》云：‘孤城一飞矢，六国有心人。’又：‘萧条两岸柳，怊怅五更鸡。’……皆五言之选也，后人不振，予购其刻板藏之。”王士禛不仅评价王象艮诗作“谨守唐人矩矱，不失尺寸”，而且由于爱其诗作，“购其刻板藏之”。王象艮有《迂园集》十二卷传世。
同辈中的王象明，早擅诗名，王士禛称其诗可比王象春，在《渔洋诗话》中云：“十八叔祖大宁令用晦（象明，原名象履）诗，亦有足传，如：‘日日轻雷送雨声，小窗历乱竹枝横。水痕时落还时涨，枕上看山秋欲生。’……又有句云：‘老松带露滴角巾，乱石欹风迎马前。’余辑为《瑯琊三公集》。”王象明因有三鹤飞至其居，故名其居“来鹤亭”，其《来鹤亭》诗云：“天风淡宕鹤翔飞，华表千年今日归。定有江妃摇玉佩，还惊洛浦弄珠衣。声余焦尾云裳冷，孤并蟾蜍月魄稀。我自忘机谁具眼，知君不为稻粱肥。”（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辞官居家后，尝与兄象艮、象益、象春等游锦秋湖，各有吟咏，风格各异，共具诗名。王象明的诗神韵天然，深受王士禛喜爱，并将其诗收入《三公诗选》中。在其《居易录》中云：“十八叔祖晦甫著《鹤隐》、《雨萝》诸集，才不逮考功，而欲驰骤从之，故时有衔蹶之患，未能成家，今刻版仅有存者。予有《三公诗选》，颇有可传。”王象明有《鹤隐集》、《雨萝集》、《山居集》等传世。他还尤工书法。
而在书法方面，这一辈中最突出的是王象咸，其性豪放，嗜酒，工怀素草书，书名誉满朝野，曾奉旨书御屏。王士禛11岁时，其祖父王象晋与从叔祖王象咸对饮。酒至半酣，祖父命诸孙属对，出的上联是“醉爱羲之迹”，其中的“羲之”二字颇难对，既须是人名，第二字又须是虚字。但兄弟四人中最小的王士禛却应声对道“狂吟白也诗”，对得十分对仗工整，受到在场人的一致称赞。从叔祖王象咸特赠其名人书画扇，以示激赏。王士禛曾赞赏其书法曰：“洞庭（王象咸号洞庭）仕明崇祯时，为光禄署丞，工草书，尤嗜酒，酒酣，落笔如风雨骤至，蛟龙怒飞，人得其纨素便面，皆藏弆以为宝，今真迹不易得矣。”又说：“工草圣，有张颠之风。”（《新城王氏家族》）王象咸建别墅于长白山（邹平县城西南），其“墨王亭”依长白山，临白云湖，集一时文人雅客吟咏。王士禛在《居易录》中说：“长白山会仙峰之北浒山泺中有墨王亭，从叔祖洞庭（象咸）之别业也。米元章称法书曰‘墨王’，陆友仁谓非钟王不能当，亭名意取诸此。别业今为邹平张氏所有，亭犹在，予少时题句云：‘墨王亭子水中央，四面菰蒲作夏凉。’周栎园（亮工）侍郎过此，有诗见怀云：‘独有墨王亭畔水，空明与客忆王郎。’”（《带经堂诗话·遗迹类》）后来王士禛亦擅长书法，是与王象咸及王氏先辈们的影响分不开的。
同辈中以诗文扬名的还有许多，如王象蒙、王象节、王象孚、王象恒、王象云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象乾，一生戎马倥偬，身居兵部尚书要职，公务繁剧，仍不辍著述。有《忠勤录》、《音韵类编》等。
王士禛父辈一代，正处于明清鼎革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兵火给予王氏家族的打击非常沉重，人才凋零。壬午之难，王与敕幸免于难。他平生嗜诗，但不经常写诗，有时遇到山林与湖泊，环境清静旷远之时，襟怀悠然，灵感涌动，才会作上几首。王士禛曾惋惜道：“府君少工骈丽之文，晚年犹间为之。中岁好为诗，不孝兄弟间请编录，辄不许，曰：‘吾偶写怀抱，如弦之有音，既弦停音寂，何用留此枝赘为耶！’”又云：“府君少教不孝兄弟，自制举业外，诗歌古文词纵其涉猎。或以为言，辄笑而不答。然里中称善教者，必推府君。”（《渔洋山人自撰年谱》）这就是说，王与敕教育子孙读书时，绝不一味追求科举而逼迫他们去死记硬背八股文，而是根据各人的学识与意愿，让他们学习诗词文史。在对孩子们的教育中，王士禛之母孙夫人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对王士禛兄弟十分关心，经常教育他们要恪守家训。《带经堂集》卷四十八载：“母谓不孝等曰：‘尔祖耄耋，日望汝曹成立。汝曹下愚耶，吾无望焉尔。汝曹幸知读书，不至自暴弃，当及尔祖无羔，各自树立，慰老人暮景。倘无所及，即吾与尔父受万石之养，悔可追耶？’……此言犹日在不孝等胸臆间也。”时值甲申之后，清朝定鼎，王氏家族在明朝的辉煌难以为继，王士禛祖父已90余岁，希望王士禛弟兄们再重振王氏门庭，即“各自树立，慰老人暮景”。母亲的教诲在王士禛兄弟们心中铭记。母亲对王士禛兄弟的关怀教育可谓无微不至，每当王士禛兄弟“自家塾归，孙夫人从窗闻履声，辄呼而问之：‘儿辈今日读何书？为文章当祖父意否？’命列坐于侧，予之酒食。或读书塾中，夜分不归，则遣小婢赐卮酒、饼饵，慰劳之，率为常。兄弟四人每会食，辄谈艺以娱母，夫人为之解颜。”（《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在王与敕夫妇的精心教育下，三个儿子成进士，四个儿子都是诗人，王士禛还成为清初文坛领袖。
王士禛父辈这一代中，还有许多文人才士。如王与敕仲兄王与胤，有《陇首集》二卷、《劾邓玘淫掠疏》一卷、《西来集》、《一可已编》、《收人心明纪律疏》等著作行世。王士禛赞曰：“先伯父侍御公《咏梅》云：‘繁英任似火，冰稜白如石。南枝与北枝，不作春风格。’陈伯玑云：‘公忠烈之性，已见于此。’”（《分甘馀话》）王与玟，字文玉，王象丰二子，贡生，诗宗晚唐，书入李邕之室，好蓄法书名画，著有《笼鹅馆集》四卷。王士禛极赏其诗，他在《居易录》中云：“再从伯与玟，字文玉。甲辰进士、中书舍人、从兄士骥父也。好为艳体，少时有《悼亡诗》句云：‘二十五年将就木，一千里路不通书。’‘欲唤小儿求梦草，定唤妙子到稠桑。’……皆工。有《笼鹅馆集》行齐鲁间。”王与阶，字涉公，号菉澳，王象丰三子，拔贡，生性慷慨，重交游，疏才好义。筑室南山之阳，工诗，娱乐于林泉之间，有安石东山高卧之风。其诗《采山堂作》：“离离南山田，采采遍野绿。雨过凉风发，日暮云可掬。山林素所亲，远岫在空谷。奇霞亦时见，安步继高躅。我喜南山田，我爱南山屋。下山栽桑麻，上山友麋鹿。有时过西园，西园果初熟。”（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淡雅而富生活情趣。王图鸿，字木青，王象有长子，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己卯副贡，不仕。于城东造寒庄草堂，设馆教学，邑中名士半出其门。爱交游，谈论时政，为丛社后复社骨干。少以通儒自命，尤邃《春秋》之学。著有《春秋四则》、《三传义例》、《字韵》、《唐宋诗辨》、《八大家论断》等行世。有著述的还有王与端、王与襄、王与璧、王山立等。
在王氏家族发展史上，有三个人物对王氏家族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弘扬了儒家门风的王重光，他制定了家法，给后世子孙规划了一条光明的仕进之路。另一个就是王重光之孙王象乾，他使新城王氏家族的政治影响达到了巅峰。此时，王氏家族已赢得了“科甲之盛，海内新城王氏第一”的美誉。再一个就是王士禛，世称王渔洋，其杰出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不但奠定了他“一代诗宗”的崇高地位，更使王氏门庭重振于明清易代的战火灰烬之中，将王氏家族在文坛上的影响推向了极致。“国家文治轶千古，扢雅扬风，钜公接踵出，而一代正宗，必以新城王公称首。公以诗鸣海内五十余年，士大夫识与不识，皆尊之为泰山北斗。”（《国朝先正事略》卷六）
王士禛的赋诗天才从小便已显露，儿时便有“圣童”之称。王士禛曾自述：“予六七岁始入乡塾受诗，诵至《燕燕》、《绿衣》等篇，便觉枨触欲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池北偶谈》卷十六）长兄王士禄见他如此爱诗，便给以关心指导，取唐代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以田园山水为主的诗作，让王士禛手抄。这种熏陶，对王士禛一生的诗歌风格与理论以极大的影响。后来王士禛曾感叹王士禄是“兄道兼师”。而王士禄，当时人评其诗，有“生于麟（李攀龙）之乡，又承季木（王象春）家学”（《西樵诗集·朱鹤龄序》）之说。王象春的诗歌创作，师法李梦阳，又崇尚王世贞及同乡李攀龙，取唐诗一径。王士禄受他的影响，而有相同的偏重唐诗的倾向。由于王士禄的启引，又打下了王士禛崇奉唐诗的基础。所以时人林古度评论王士禛“诗崇唐风”时，即谓之“家学门风，渊源有自”、“季木为先河”（《渔洋诗集·钱谦益序》）。家学的渊源成了王士禛吸之不尽的营养宝库。祖父王象晋退隐后，自号“明农隐士”，闭门谢客，“亲教诸孙，颇及声律之学”（《渔洋山人自撰年谱》），经常让王士禛兄弟们属对吟诗，王士禛亲承其教。祖父和父亲又因材施教，“予幼入家塾，肄业之暇，即私取《文选》、唐诗洛诵之；久之学为五七字韵语，先祖方伯府君、先严祭酒府君知之弗禁也”（《带经堂诗话·自述类》），给王士禛在诗歌天赋的发挥上创造了宽松的家学环境。家学的陶冶，不但表现为父辈的教诲，还表现在兄弟子侄之间的相互影响。王士禛对其兄弟们勤学共勉、互相切磋激励的情景，日后曾以一种眷恋的心情回忆说：“予兄弟少读书东堂，堂之外青桐三、白丁香一、竹十余头而已。人迹罕至，苔藓被阶，纸窗竹屋，灯火相映，吚唔之声相闻，如是者盖十年。长兄考功先生嗜为诗，故予兄弟皆好为诗。尝岁莫大雪，夜集堂中置酒，酒半出王、裴《辋川集》，约共和之，每一诗成，辄互赏激弹射，诗成酒尽，而雪不止。”（《带经堂诗话·家学类》）。
王士禛8岁能诗，12岁能赋，到15岁时已经积诗成卷，并由其长兄西樵序刻，名《落笺堂初稿》。其中许多诗和诗句，如《落叶诗》中的“已共寒江潮上下，况逢新燕影参差”（《渔洋山人自撰年谱》）等受到长辈们的称赏，其遣词工丽、气韵婉转等神韵风格已初露头角。后来成为清初诗坛的一代盟主，主盟诗坛数十年，其流风余韵至数百年不衰。其诗文著作等身，有《带经堂集》、《渔洋山人精华录》等数十种诗文著作传世；其“神韵说”独树一帜，被奉为一代圭臬。“作为诗人的王渔洋，诚然是清代诗歌的顶尖人物；而作为诗论家的王渔洋，则更登临整个中国古典诗学的顶峰，集历代诗学之大成。”（见蒋寅《〈王渔洋〉序》）王士禛也非常重视对子孙的教育，经常鼓励子孙惜时读书，继承家学。在其晚年的著述《分甘馀话》中有《有感诫子书》一篇曰：“吾家虔公诫子书云：‘或身经三公，寂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汝年入立境，方当从宦，兼有室累，何处复得下帷如王郎时耶？’余每感其言。人生聪明智慧，殊不再来，尤难得者，上有祖父之教、中无世事之扰、下无家室之累，于斯时也，正当努力下帷，毕志书史，聪明智慧乃不误用。所谓‘王郎时’，讵可多得？一旦老大，悔无及矣。尼父有言：‘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凡吾子姓，当深维此训，庶几青箱家学，不坠于地，勉旃！勉旃（以此为勉励）！”
王士禛的长兄王士禄，受传统家学的影响，从小就爱吟诗，而且对几个弟弟的影响也很大。他仕途坎坷，但其诗文成就卓著。他在清初诗坛上具有相当的影响。一生著述颇丰，共作诗2000余首，有《十笏草堂集》八卷、《司勋五种集》二十卷、《燃脂集》二百三十卷等23种诗文著作传世。王士禛的仲兄王士禧虽没有出仕，但也喜作诗，居抱山堂，有诗数百篇，王士禛为其序刻为集，曰《抱山集》，还有《送怀草》一卷、《豫游草》一卷。王士禛叔兄王士祜虽然科场折桂较晚，但诗名却比肩王士禄和王士禛，著有《古钵集选》一卷。同时诗人计甫草说：“三王并负盛名，西樵、阮亭蚤达，故声誉易起，乃东亭之才讵肯作蜂腰哉！”（《带经堂诗话·家学类》）
在王士禛同辈兄弟中，王士誉，王与才之子，字令子，号笔山，又号铁樵，顺治八年辛卯举人，与从弟王士禛有“双璧”之目。他肆力为诗文，工书法，间作山水花鸟，与伊辟、徐夜常相唱和。著有《笔山集》、《葱楚集》、《毳褐集》、《采篱集》等著作。王士纯，王与夔长子，字元生，号孤绛，荫贡生。丰神玉立，工李北海书法，诗超诣绝尘。与邑名士徐夜等时相唱和。王士禛《渔洋诗话》云：“王士纯，字孤绛，赠光禄寺少卿，十二叔祖宛初公（象复）之孙。白皙美风姿，书法李北海，弱冠殉崇祯壬午之难。有《新月诗》云：‘乍见一帘水，回头月抱肩。黄如浮醡酒，瘦比压琴弦。’”王士骥，制艺纯熟雅练，诗亦自成一家，有《听雪堂诗集》、《听雪堂词集》、《游大梁诗集》传世。清初，曾与王士禛、王士骊三人，从《问山亭诗》中辑“雅驯雄俊”之作182首成《问山亭主人遗诗》，可见王象春对他们兄弟在诗歌方面的影响之大。这一代还有许多人或爱诗文，或善书画，如王士鹄、王士、王士骊、王士和等。
王士禛由于宗盟清初诗坛数十年，在带动王氏家族仕途大进的同时，也带动了王氏家族在诗文方面的发展。王氏第九代、第十代无疑都是在王士禛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因而爱好诗歌的人很多。其中最出色的是王士禛的长子王启涑。他性情恬淡，濡染家学，颇有父风。他童年时，王士禛曾编过《神韵集》给他与兄弟们学习作诗用。王启涑书法欧阳，亦精画，有倪黄遗韵，尤工诗歌，著述丰富，有《西城别墅集》、《茌山诗存》、《因继集》、《闻诗堂小稿》传世，《闻诗堂随笔》、《读书堂近草》、《苏诗补注》未梓行。尝游锦秋湖，有《泛锦秋湖》诗云：“极目沧波远，天光淡欲浮。千峰对尊酒，一叶下寒流。人醉芦花梦，香闻杜若洲。茫茫何限意，惆怅五湖秋。”（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颇有渔洋神韵遗风。王士禛三子王启汸，幼辄善诗歌，王士禛奇之，著于诗；季子王启，工诗文，善书法。淄川名士王培荀《乡园忆旧录》云：“阮亭先生幼子，三岁能诵唐诗百首，阮亭赠儿诗有‘杜陵宗武’之句，尤悔庵见之，惊为夙慧，席上口占《虎儿诗》（启小名虎儿）赠之，云：‘王郎三岁识之无，跳跃天然千里驹。日诵唐诗一百首，使君惟有捋髭须。’”
同辈中的王启沃是一名著名的书画家。辞官归里后，甘老林泉，潜心于山水画和书法，兴至则泼墨为山水，小幅有倪黄遗意。王启磊，王士岳长子，字石丈，号黄海，贡生，性情高雅，尚清淡，能诗，尤工书画，擅古名家大家之胜，为世所珍，曾为王士禛诗意绘画，为王士禛赏爱之，其《分甘馀话》云：“己丑岁，自春夏至秋八月多雨，书屋后丛竹甚茂，雨后鹅儿鸭雏拍浮其间，颇似画本。余赋绝句云：‘紫竹林中水满塘，鹅儿得意弄轻黄。韈材剩有鹅溪绢，合付边鸾与赵昌。’从侄磊字石丈，善丹青，当令补作一图。”王启浣，王士禄次子，字净名，得承门风，能诗文，工书法，深得叔父王士禛喜爱，《渔洋诗话》云：“余往如皋，马上成《论诗绝句》四十首。犹子净名作注，人谓不减向秀之注《庄》。净名，浣小字也。”王启座，王士骊长子，字玉斧，号钝斋。增贡生，性孝友，嗜诗歌，早岁从伯父王士禛居京师十余年，一时天下名流相与结纳，有“小尚书”之誉。与蒲松龄友善，时蒲松龄与王士禛文字交往，皆由王启座转达交付。所著《金台杂咏》、《学诗偶存》等集，王士禛赏其得裴王风味，为梓而行之。晚岁尤留意典故。
王氏第十代中，也不乏才俊。王兆郯，王启长子，字圣从，别号石耳山人。性孝义，遵先训，忠勤祠再新，建方伯公百年未建之诰命、立祭酒公数世未立之墓碑；创瑯琊公从前未有之家庙，集古堂石刻悉先入传诔，搜嵌祠壁以传不朽；自太仆公下手迹，乡会卷及文集，版缺者一一珍守。严课子孙以续书香，庭训云：“切嘱儿孙，先训，好读书积德，更何求？”（《王氏世谱》）有《悦心录》八卷传世。王兆弘，字道然，一字远度，号桓坡。8岁能文，出语辄惊四座，究研经义，神能独到，制艺博大沉雄，力追先正。伊进士（桂）、侄孙宸佶是其高足也。所著《四书贯通解》、《诗集》、《四书图书》尤推重于世。王兆杲，工书法，王士禛评为：“得欧阳率更之变。”（《新城王氏家族》）操作方洁，顾情大体，恪守先训，凡祖宗典籍、手泽皆为珍藏于忠勤祠，身任管理。倾资刊行王士禛《蚕尾续集》、《蚕尾诗集》，获山东布政使褒奖。王兆郡，王启涑五子，字牧伯，号香山，附监生，正直端方，书法铁画银钩，每为大家所珍重。这一代中好诗文、书画的还有王兆鄂、王兆鹍、王兆镒、王兆、王兆注等。
王氏后人也多诗文著述，如王允灌，著有《双梧轩诗集》三卷、《双梧轩日札》二卷、《心恭编》一卷、《王氏诗源》二卷、《王氏合集书目略》一卷、《王氏世科录》一卷。王允熙，博学嗜古，笃爱王士禛诗论。王士禛早年有《古诗平仄论》一卷，秘不示人，未及刊行，允熙整理刊行。还有王祖雝、王祖熙、王祖朓、王祖昌、王祖、王树堃等，都有诗文著述传世。
新城王氏代有诗文传世，特别是诗，它是新城王氏文化之骄傲。他们这种家族文化，除了代代相衍，还有亲朋好友的互为濡染和影响。姻戚中对王士禛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徐夜、张实居等人。
徐夜是王士禛从叔祖王象春的外孙，与王士禛是外从兄弟。徐夜亦出生在书香门第，曾祖徐准，万历癸未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正二品；叔祖徐来庭，贡生，官至浙江石门县知县；父亲徐熙如，弟兄六人都有功名。不幸的是徐夜三岁丧父，之后，便随母亲居于外祖父家，亲受外祖父王象春的指点和熏染。徐夜曾回忆外祖父对其教育说：“诗文勤付托，一一意良深。”（徐夜《告外祖季木公柩》）王士禛在《徐诗选·序》中亦曰：“先生为从祖考功季木先生外孙。少读书外家，湔染风气，束发为诗，为外祖所爱。”徐夜的外祖父王象春是万历庚戌进士，官至南京吏部考功郎，一身正气，铮铮傲骨，疾恶如仇，敢褒敢贬，因此，遭到魏忠贤党羽刻忌，被削职。王象春还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推崇禅诗，与当时的文翔凤、钱牧斋等人同驰名于诗坛，所以在人品和诗风方面均对徐夜有很深的影响。王士禛在《渔洋诗话》中说：“徐夜……诗学陶、韦，巉刻处似孟东野，余目之为‘涧松露鹤’。”徐夜比王士禛长22岁，王士禛稍长后，即经常与徐夜交往，切磋诗艺。顺治十二年（1655年），王士禛参与会试中第五十六名，未殿试而归，弃括帖，专攻诗。第二年“春与邑高士徐夜东痴同游长白山，凡柳庵、上书堂、醴泉寺诸胜，皆至焉。刻《长白游诗》一卷。……每雪后，与东痴必有唱和之作，至数十首”（《渔洋山人自撰年谱》）。顺治十四年（1657年），王士禛八月游历下，集诸名士于大明湖举秋柳诗社，王士禛写下了著名的《秋柳》四章，诗传四方，和者数百人。徐夜也和诗四首（今存三首），且有《再题阮亭〈秋柳诗卷〉》一首，令王士禛叹服。可见王士禛与徐夜于诗艺上在不断互相切磋学习。顺治十七年，王士禛赴任扬州推官；十八年春，徐夜与从舅王与阶同游吴越，途经扬州，即在王士禛官署中居月余，读王士禛《过江集》等诗集，有《过扬州晤贻上，读其过江诸集》、《阮亭扬州署中看演牡丹亭》（二首）等诗。王士禛居京官时，凡有事归故里新城，时常接济生活贫困的徐夜，并与徐夜常有诗歌唱酬，徐夜有诗《答阮亭见赠嵇庵诗》、《以诗代疏向诸公乞酒》、《答阮亭雪中送酒二首》、《丙辰正月十一日，奉送阮亭先生赴京师三首》、《答阮亭对月见怀》、《同阮亭伤十笏草堂梅竹二首》、《答阮亭西堂黄柑初熟见招》等记其事。徐夜字嵇庵，是因自况嵇康；王士禛号阮亭，是因自比阮籍。阮籍、嵇康皆为“竹林七贤”，可见徐、王二人志趣多有相同处；徐夜穷困潦倒，无钱沽酒，直率地乞酒于王士禛兄弟；王士禛雪中送酒，并互相有诗酬答；徐夜于王士禛归京赴任有诗送行，王士禛在京师有对月怀念表兄之诗，徐夜又有“愿身随晨风，流影及君处”（《答阮亭对月见怀》）的回赠诗；西樵去世后，二人都有哀伤追思建十笏草堂的王士禄之诗；就是家中一棵黄柑初熟，王士禛也招徐夜去品尝，并共同赋诗。可见二人戚谊、诗友谊之笃。有人提出构成新城诗人的关系链是：王象春——徐夜——王士禛（徐承诩《徐东痴其人其诗》，见《新城王氏家族》），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是在王士禛年轻时；后来王士禛声名大噪，成为诗坛领袖，他仍对徐夜非常尊重。徐夜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诗作，晚年曾两度遭水淹，多有散失，生前未能刊刻。王士禛在徐夜去世后，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为他序刻为《徐东痴诗选》二卷，后且多附士禛评点。徐夜几近散失殆尽之诗能得以传世，多赖士禛为其序刻并评点。
徐夜与其他王氏族人在诗歌及其他方面的交往和影响也是颇多的。徐夜有《十七日匡庐舅招饮观灯赋呈》、《学古三首，奉答西樵并赠令弟礼吉、叔子、贻上》、《春日寄东亭、阮亭兄弟》、《予以诗乞酒，诸先生遂各以酒至，得延暮年，谨复以拙句志感》、《送西樵之莱州》、《次西樵〈惊见东痴到都相看辄尔苍然〉之作》、《甲辰燕市慰西樵吏部》、《燕市看子底并读近作特以奉慰》、《秋日伊翕庵、王令子两新贵见枉村中，作此谢》等诗。其中有写其从舅王与敕（即王士禛之父，号匡庐）对其招饮观灯的；有写赞扬王士禛及其三位兄长王士禄（号西樵）、王士禧（字礼吉）、王士祜（字叔子）才华或表明自己心志的；有写感谢王士誉和伊辟（号翕庵）中进士后仍不嫌徐贫卑而亲事探望的；特别是王士禄因主河南乡试而试文有疵被逮入狱，徐夜赴京入狱亲事探望，并一再作诗以表安慰，更见其与王士禛兄弟及王氏族人戚情之切，诗谊之笃。总之，徐夜与王士禛及其兄弟和王氏族人在诗歌方面的互相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王氏家族的诗书传家之门风影响了徐夜，徐夜在诗歌方面也影响、促进了王士禛等王氏族人的成长与发展，王士禛又为徐夜诗的传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王氏诗书传家门风的一种拓宽与延展。
张实居是王士禛的内兄，字宾公，号萧亭，山东邹平人，出身书香门第。祖张延登，明万历壬辰进士，历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父万钟，拔贡，官至镇江府推官。王士禛17岁即娶张实居之妹张氏为妻，与张实居自然交往较多。张实居“茹家国之痛，高隐不仕。其诗中怀郁勃，而以明秀出之。王士禛其妹婿也，以与徐夜相拟，题曰‘二高士诗’，洵可当之无愧。然夜特薄富贵不为，而实居鸿飞冥冥，类不食人间烟火者。卷中多述怀感叹之作，绝少唱酬泛爱之篇，知其所托，别有高人一等者矣。清初山东诗教最盛，定当以实居为第一”（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有《萧亭诗选》传世。王士禛将张实居与徐夜并拟为高士，称其诗为“二高士诗”，评价极高。张实居论诗与王士禛多相通之处。如《带经堂诗话·答问类》所载：“（郎廷槐）问：‘作诗学力与性情必兼具而后愉快，愚意以为学力深始见性情，若不多读书、多贯穿，而遽言性情，则开后学油腔滑调、信口成章之恶习矣。近时风气颓波，唯夫子一言以为砥柱。’（王士禛）答：‘司空表圣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此性情之说也；扬子云云“读千赋则能赋”，此学问之说也。二者相辅而行，不可偏废。若无性情而侈言学问，则昔人有讥点鬼簿、獭祭鱼者矣。学力深始能见性情，此一语是造微破的之论。’……张萧亭云：‘夫曰“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为读书者言之，非为不读书者言之也。’”再如“萧亭云：‘古之名篇，如出水芙蓉，天然艳丽，不假雕饰，皆偶然得之，犹书家所谓偶然欲书者也。当其触物兴怀，情来神会，机括跃如，如兔起鹘落，稍纵则逝矣。有先一刻后一刻不能之妙，况他人乎！’”（《带经堂诗话·答问类》）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说：“南城陈伯玑允衡善论诗，昔在广陵评予诗，譬之昔人云‘偶然欲书’，此语最得诗文三昧。今人连篇累牍，牵率应酬，皆非偶然欲书者也。坡翁称钱塘程奕笔云：‘使人作字不知有笔。’此语亦有妙理。”只此二例即可见王士禛与张实居二人论诗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些都说明在诗歌方面二人作为姻戚关系的互相影响湔染作用。
高珩是王士禛的伯祖王象乾的外孙，字葱佩，号念东，晚号紫霞道人，山东淄川人，进士，官至刑部侍郎，有《栖云阁集》传世。王士禛与高珩是从姑表兄弟，后来又同朝为官，在诗歌方面自然有些交往和影响。如《带经堂诗话·应制类》载：“辛亥秋，驾将出关谒陵，又有遣大臣巡察之议，侍讲学士张贞生面奏过戆，镌级南归。一时赋诗赠行者甚多。……高念东侍郎云：‘读书学道千秋事，士所当为正自多。’家兄西樵云：‘言听便为天下福，计违不负一生心。’……予亦赠诗三首，其一云：‘上殿似闻辛庆忌，行吟休拟楚灵均。’”这次送张贞生，不仅有王士禛，还有王士禄，与高珩同席赋诗，可见他们姻戚间多有诗文交往与影响。
与王氏家族有姻戚关系的还有许多，如赵执信和王士禛是甥舅关系，二人诗歌、诗论来往关系更多。
新城王氏家族诗书传家，有着深厚的诗文化积淀，王氏家族的姻戚亦多诗书之家，再加上明末清初山左地域诗文化的影响，家族、姻戚、地域诗文化，对成就一代诗宗王士禛，都起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二、忠勤报国
王士禛有句名言：“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带经堂集·蚕尾续文集》）这是他一生做官的宗旨。他在其三子王启汸上任河北唐山县令时，亲撰《手镜》，手书数十条做官经验，嘱其恪守，其中有一条说：“皇上御书赐天下督抚不过‘清慎勤’三字。无暮夜枉法之金，清也；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慎也；早作夜思，事事不敢因循怠玩，勤也。”王士禛这种“清慎勤”、“不负民”、“不负国”的洁己爱民、忠勤报国的做官之道也是王氏家族的优良传统。
王士禛的高祖王重光曾任户部员外郎，主持九江关税，不贪一钱一物。而且勤于政事，开源节流，每年为国家节省漕粮数百石，受到嘉奖。在任贵州左参议时，正值北京重修三大殿，朝廷命王重光在贵州督办采木。王重光“探虎豹，援葛藤，上山乘，涉水渡一木舟”（天启四年《新城县志》），亲自督采，茹瘴饮岚，劳瘁而死。嘉靖皇帝以“忠勤可悯”（天启四年《新城县志》）四字评价他，并赐祭葬（即国葬）。贵州士民公举入布政司名宦祠，于永宁县立忠勤祠。其王氏后人亦在新城建忠勤祠纪念他。自此，“忠勤报国”亦成为王氏家族之传统。
王士禛的曾祖王之垣，曾任顺天府尹，顺天府时乃国都，“多贵豪，侵冒奸窦百端，闾左不胜病。之垣严审编，裁冗滥，民以获苏”，“都人置产例有税格，中人多不入。司农督之，急语侵京兆，疑有私。之垣排众怨，尽惩之，司农为愧谢”（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官至户部左侍郎，一生为官正色立朝。乞休回家，长子王象乾时已出仕，在王之垣的督促下，王象乾尽职尽责，成为官至兵部尚书的一代名臣。同辈中的王之猷，居官多实政，政务便民，治河功成赐帑金；任观察使时镇淮扬，减珰税，折马价，平反无辜，节义所关奋不顾身，有烈丈夫概，以勤劳王事卒。王之辅俊伟端方，不设城府，外行义让，内敦孝友，笃行君子也。任大名府同知时，治漳河泛滥，为民解忧；为户部员外郎时，曾分赈山西，山西诸郡赖公全活者不可数计。尽瘁王事，死于任上，人皆惜之。王之都居官清节自励，应得羡馀，悉以入公，尤为人所难能。任开封知府时，拔薤锄梗，汴人德之。如“有仪宾于甲暴横杀人，畏公神明，潜贿求脱。公发其奸，白于上”（明天启四年《新城县志》）开封人在包孝肃（包公）祠右为其立祠。“公四仕令尹，三绾钱谷，两典名郡，所至政绩赫然，卒死封疆，以明尽瘁，庶几马革裹尸之遗烈。”（明天启四年《新城县志》）王之城三为县令，二为州同知，一为郡守，廉正持躬，视民如子，所居亲附，所去见思，居乡多厚德。
王士禛的伯祖王象乾官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王象乾一生五戍边关，威镇中华。如第三次，时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正值他回原籍为其父王之垣守丧，东北的少数民族部落约十万之众反叛朝廷，声犯蓟门。万历皇帝钦点王象乾升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命其总督蓟、辽军务。王象乾亲至前线对反叛者晓以利害，竟使反叛者伏罪臣服，并献银1.6万两，献马、牛、羊、骆驼2400多头，以赎冒犯之罪，并撤离。皇帝闻之大悦，于万历四十年正月任命王象乾为兵部尚书，二月加封太子太保；万历四十七年，朝廷为表彰其戍境保国、威镇边关之功，在其故里新城敕建了“四世宫保”坊，以示褒奖。其忠勤报国之功可见一斑。王士禛的祖父王象晋初授中书舍人时，正值魏忠贤阉党横行，浙、齐、楚三党互相倾轧，收买拉拢官员，扩大本党势力之时。面对这种险恶局面，王象晋不立门户，不结党营私。亓诗教为了扩大齐党势力，便差张延登与象晋通气，象晋不应，因以京察调外补江西按察司知事，未赴，被降二秩。在任按察司副使时，“备兵淮扬，下车摘伏如神，十城惮其风采”，“公为人宽厚，及见义勇决，不择利害为趋避，赴人之难如不及，然终不为崖异激切之行”（《渔洋山人自撰年谱》）。足见其忠贞无邪、清慎勤能之风。王象云为人正直，有胆略。崇祯二年（1629年）冬，王象云为河北永清县令，时蒙古部落大举犯明，永清县城被围，象云知蒙人粮草有限，只要坚守不战，敌人便可自退。于是率领军民加固城墙，日夜守卫，击退敌人数十次进攻，城外遍地尸血。五日后，围敌退去。士民以功举荐，授云南道监察御史。他敢言直谏，弹劾王永光受贿任命一批庸才为巡抚；揭露其“政以贿成，官由邪败”之罪行；弹劾首辅周延儒、温体仁造成“三满五尽”之患：盗贼满天下，怨怒满天下，网罗之设满天下；封疆败坏尽，人才摧折尽，民脂民膏尽，朝廷积贮尽，天下之事败坏尽。唇枪舌剑，言如猛虎下山，直指当朝一品首辅，难能可贵。他秉性亢直，不附俗随流，风骨崚嶒，节义所在，奋不顾身。其忠勤报国、刚直不阿之风足以彪炳青史。王象恒为御史时，疏陈时政缺失，语言甚切；直言杨镐攻打清军不胜。天启初，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苏州诸府。织造中官李实劾罪松江知府张宗衡、苏州同知杨姜。象恒经多方调查了解，知是李实诬陷张、杨二人，故力诋李实诬告之罪。他忠贞忧国，直言敢谏，疏数十上，人人以为名言，弹劾不避权要。以勤劳卒于官，赠兵部右侍郎，赐祭葬。王象春性亢直，不随俗俯仰，以忤魏忠贤党人，削职。还有王象蒙、王象斗、王象坤、王象贲、王象丰等，为官都是如此忠直。
明末朝廷昏黯，党锢之祸，党派之争，愈演愈烈。官员们互相攻讦，人人自危，纷纷结派以自保。宫庭内部也是刀光剑影，危机四伏。万历皇帝晏居内宫达20几年，君臣难得一见，政府机构濒临瘫痪。光宗继位仅一个月，就不明不白死于“红丸”案。熹宗继位后，宠信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权倾朝野，朝上官僚多半是他的死党，尊他为“九千岁”。魏忠贤大肆捕杀东林党人，将党派之争推向高潮。明王朝已摇摇欲坠。到崇祯继位时，明王朝已经积弊日久，内有饥民揭竿而起，外有后金严重威胁，大小官僚搜刮贪污，国库空虚，财政危机，已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步。崇祯皇帝虽然一心想有所作为，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且为人生性多疑，猜忌嗜杀。他在位17年，更换了近50位宰相，许多大臣被诛杀。
上述新城王氏家族的第五代、第六代成员就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空间里。他们恪守“道义”、“读书”的家训，进取却并不贪恋功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终明一代，他们没有因尽忠苦谏而获罪，也没有依附昏君阉党自损人格，也很少陷于党派之争。他们在政治的夹缝中努力实践着洁己爱民、忠勤报国之家风。所以到了第六代，王氏家族居然在天崩地解的晚明时期达到了政治上最为鼎盛的时期。
到了明清鼎革时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满族屡屡入犯，作为海内望族的新城王氏也随之屡屡被难。在几次被难中，更表现出王氏家族的忠勤报国之门风。崇祯五年壬申（1632年），明将孔有德、李九成叛明降清，纵兵大掠，“破山东一郡五县，杀人如草”（《渔洋文略》卷六），新城被抄劫一空，王氏家族与新城官员300余人或战死，或被戮。此即“辛未之难”。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王士禛9岁时，清军再犯新城，领兵将领仍为明叛将李九成，其辛未哗变曾遭到新城官民、特别是王氏家族的顽强抵抗，此次卷土重来更其猖狂，大掠新城，血洗王氏家族，王氏殉难40余人。此即“壬午之难”。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王士禛11岁时，李自成陷北京，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王朝灭亡，清朝入主定鼎。事闻，王氏家族殉国难者五人。王氏家族中横跨明清乱世之交的多是第六、七、八代，损失惨重。
辛未之难时，官至保定府同知的王象复正在家养病，有人劝其逃避，他却抱病跃床而起，慷慨陈词：“吾家世受国恩，宜不去。”（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人物志》）于是招集乡民，与儿子王与夔一同率众守城。城池被攻陷后，父子双双被俘，不屈而死。事闻赠光禄寺少卿，祀表忠祠。王象复在初任保定府同知时，拒不拜魏忠贤祠，忤阉党意，被削职归里。魏忠贤死后，举国肃清阉党流毒，给事中仇维桢为象复申冤，仍复保定府同知（事载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王象随辛未之难中守城抗贼，抚按朱公题请应记录以需大用，崇祯九年特旨保举“贤良方正”，卒殉壬午之难。王象益与妻子孙氏壬午之难同殉节官舍。王与朋（王士禛三伯父）壬午城破被执不屈，与子士熊、士雅父子三人同死难。王士璇亦与两子俱殉难。王与纬二夫人毕氏、李氏，王与能夫妇等，同时殉难。仅壬午之难中，王氏第七代即有18人死难；第八代15人死难；第九代王启淳亦不屈而死；还有九名王氏妻女殉难（《王氏世谱》）。
甲申之难，王与胤与妻于氏、子士和同时殉难。王与胤于崇祯初便参与几社评论时弊；崇祯五年联合江北匡社等八家文社，与江南应社合为一体，定名复社。在其串连下，新城王与敕、徐夜等一大批人结入复社，其实质是昌明泾阳之学，振兴东林之路。崇祯末，保定总兵官邓玘居功自傲，放纵兵士殃民甚于贼。王与胤上书劾之。忤阁臣意，罢归。崇祯十七年三月，崇祯帝自缢煤山，与胤闻之终日涕泣不食，必欲殉帝以去，投水、服冰片，屡死不得，伺家人防护少怠，与妻于氏、子士和紧闭其室自缢，阖家尽节。于几案留手书云：“京师卒破，圣主以殉社稷，上升。余闻之，雪泣沾衣，即欲攀龙髯而殒命……遂偕妻于氏、子士和并命于寝室。命也如斯，可奈何……葬从薄从速，随时也。”（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艺文志》）当时，王士和见父与母将缢死，已关门矣，士和大呼曰：“父死忠，母死节，忍儿独生乎？”（《王氏世谱》）冲入室与父母同缢死。预作《绝命词》一首，其中有句云：“痛予生之不辰兮，天灭我之立王。予父母闻之兮，涕滂沱以彷徨。以身殉国兮，维千古之臣纲。”（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葬日，哭者数千人。与胤一家殉命之为，虽不免愚忠，但其忠烈精神可嘉。
入清后，清廷为巩固其统治，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种种笼络优容措施，如恢复科举取士。王士禛的父亲王与敕，顺治元年即为拔贡，二年有司荐举进京。但满人的入关，使王氏兴盛的家族基业毁于一旦，其数十名父兄子侄死于清军屠刀之下。因此从感情上，王与敕无论如何也难以遽然接受清朝，因而以父年迈无人侍奉为托词，不谒选而归。在明清易代，海内名门巨族灰飞烟灭之际，新城王氏却奇迹般地“大振于灰沉烟烬之余”。王氏家族于顺、康两朝又出了8个进士，其中有5个武进士。王山立中武进士后未出仕，而是以赡养老母为托词，隐居于长白山别墅，做了田舍翁。大概心志与王与敕同。王士梓与其叔父王山立同年中武举，又同年中武进士，“叔侄武进士”一时传为佳话；王氏还出现过“父子大将军”，即王启潭与王兆万父子。王兆万任西羌营游击时参加征讨巴里坤之战，后升为湖南襄阳参将，历官三十余年，矢志公忠，宽严得宜，尽瘁王事，以军功加授都督职，最后卒于任上，被诰授昭勇将军。
到王士禛时代，王氏家族又出现了一个鼎盛时期。丰厚的家族文化积淀，仍使得其子孙中不断涌现出人才，如乾隆间武进士王宸俸，嘉庆间进士王允楚，道光间进士王允灌等等。有清一代，王氏家族又出现了15个文武进士。他们仍是“赤心报国，直道事人”，一直保持着诗书传家和忠勤报国的优良门风。
第二节 诗书传家
明崇祯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明史副总裁董其昌说：“今则新城王氏之望，与岱宗并峙。岂惟百年树木，七叶珥貂。而其祖宗之贻，父兄之教，子弟之率，积功累仁，绳绳继继。故美曰‘世济’，德曰‘世载’，劳曰‘世选’，忠曰‘世笃’。九陛有迴鸾之诰，海内有窥豹之文。盟府纪功，河山比誓，平台席前，帷幄运筹，皆大书特书不一书焉。”（明崇祯四年《王氏族谱序》）明清两朝，新城王氏成为江北青箱，海内望族，并于清初孕育出了既是清官廉吏的台阁重臣，又是掉鞅诗坛的文坛领袖的王士禛。王氏家族的科甲蝉联、名臣满门、诗家辈出，与其家庭极其重视诗书传家、忠勤报国的一贯教育是分不开的。
一、诗书传家
王氏家学渊源有自。新城王氏至二世祖王伍“尤礼重儒生”，并给孩子们创造了无衣食之忧，从小就以课读为主的家庭条件。于是，至三世祖王麟“始肇文脉”。王麟从任训导、教谕，升为颍川王府教授，一直身居教职，故也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又悉心教育家族的子弟，“盖公晚年而益课孙占毕不为已”（明天启四年《新城县志》）；王麟本人又“于书无所不窥”，学习认真刻苦，且以毛氏注解的《诗经》最基本的经学功夫开始，学有专长，著有《毛诗释义》二卷，这就为形成独具文化品质的“读书衣冠”之家族门风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王麟的言传身教下，次子王重光于明世宗十九年（1540年）高中进士，这是王氏家族的第一个进士。王麟“诸孙而下几七十余人，强半入仕籍，簪组莘莘，余亦多俊彦”（明天启四年《新城县志》）。
王重光有八个儿子。他对诸子家教最严，曾制家训云：“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非道义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非道义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非读书之人，勿汝友也，远之而已矣。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非读书之言，勿汝言也，诺之而已矣。”（《池北偶谈》卷五《先忠勤公家训》）纵观这则家训，拈出的是“道义”和“读书”四字，王氏一门，为官仕宦则效忠国家、清正廉洁，为诗为文则华章迭出、著述等身，无不得益于这四字箴言。王重光的八个儿子，因其教子有方且严，除两个早夭外，其余六个儿子均成就功名并有诗文著述传世。王氏后人将此家训刻石立于忠勤祠，祖祖辈辈以此家训为准绳教育子孙。王重光传世著述有《史论》、《五刑加减律义》等。王重光的夫人刘太淑人在教育子孙方面也起了巨大作用。新城忠勤祠藏碑《刘太淑人传》载：“太淑人在家事舅姑，脱簪珥办甘啖蔬粝不为苦。以是，泺川公得不顾其内以成其名。嘉靖辛丑泺川公授工部主事，入部署理公事，无暇督诸子诵读，谨无不周给。”王重光在外做官，无暇教育子孙，全靠夫人刘氏在家督责他们苦学。刘太淑人享年91岁，“太淑人年几百，而诸子诸孙登上第，跻仕，拥旄秉节，几满海内”（《刘太淑人传》）。如前所述，八个儿子就有六个成就功名。
王重光的长兄王耿光，生性豁达，为人爽直，仕进心不强，几次把保荐到国子监学习的机会让给其他族人。后来他还是被保荐为国子监贡生，学满出任马湖府经历。但六个月后，他就辞官不做，飘然归乡。每天除了督率子弟读书之外，就“诗酒陶情，不与外事”（《新城王氏世谱》）。可见，他有一种很明显的超越科举功名的文化取向。他的不计功名，不喜仕宦，“诗酒陶情”，表现出一种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这表明王氏家族的子弟在博取功名的同时，也有一种从容、潇洒的文化气质。正是这种文化气质使王家子弟身在科场，却能不被八股所限；位居显宦，却又不脱名士风度；科甲翩连，而又诗人辈出。
王士禛的曾祖王之垣官至户部左侍郎，政务之余也颇多著述，如《炳烛编》、《摄生编》、《历仕录》等。《炳烛编》分门别类辑录了一些名人的格言懿行，用以警戒后人，为教育新城王氏家族子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摄生编》是引导人们如何认识实践、强身壮体、健康长寿之道理，王氏后人及读此书者修行健身亦受益匪浅。《历仕录》叙述他的官场处事。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曾节录数则以作家训，其中有一条云：“予（王之垣）为举人时，以太仆府君忠勤死事，入京乞恤。时严世蕃用事，贿赂公行，予谓纵赂得之，适足为先人辱，遂竟归。归督诸弟子侄昼夜闭门读书，相继成立，竟得恤典。”（《池北偶谈》卷五《司徒公〈历仕录〉》）王之垣不靠贿赂权门为其先人获得追封，显示了他的耿直、持正。他督导诸弟子侄夜以继日闭门读书，并使他们相继功名垂成，更是秉承诗书传家之家训。王之垣课子殊严，这从关于王象晋的记述中可窥一斑。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说王象晋已耄耋之年，犹“时时夜梦侍先曾祖司徒府君（王之垣），或跪受扑责，如过庭时云”（《池北偶谈》卷五《方伯公遗事》）。正是由于严教，他的三个儿子中，长子王象乾和叔子王象晋均考中进士，王象乾官至一品，王象晋官至二品，且著述等身；次子王象贲亦官至户部员外郎。
王之垣的七弟王之猷，得益于家学的渊博，治学极精，熟知礼典，有《柏峰集》传世。与王之垣同辈的兄弟七人同时在外为官，为了家族的利益，之垣三弟王之辅推迟了自己的入仕，留在家中承担起督促子弟、赡养父母的重任，史称新城王氏“振振起举，文学高第及开秩崇者几无虚岁，天下称科名之盛王氏为第一”（明天启四年《新城县志》）。王之都，十几岁就中秀才，学问渊博。乡试中举后，许多学子慕名而来，拜他为师。他主张学问要“经世致用”，曾说：“文章要在经世，如诸户口、屯田、兵防、水利、盐法诸物，不究其要领，虽得科名，辟诸石田无所用之。”（明天启四年《新城县志》）这不但深刻指出了一味埋首于应付科举经文不闻他事的弊端，而且也是一种处世哲学。王氏家族能在明朝末世逐渐走向辉煌，与王氏家族成员恪守这种经世致用的处世哲学是分不开的。他的传世著作有《殚心录》十九卷等。同辈中的王之城从小与兄弟们一起刻苦攻读，互相劝勉，因为成绩优异而被特恩选入国子监学习。做官后仍然十分重视发展教育，“尝清赋，得羡田千亩。邑令请治浮屠，公曰：‘吾儒生知儒耳！僧何为者！’尽籍为学田。人服其正”（明天启四年《新城县志》）。王之城著有《海防要略》一书，“其大要不以寇殃民，不以奉寇困民。当道见而叹服，曰：‘丞大强人意，隐然救国矣。’”（明天启四年《新城县志》）
王士禛的祖父王象晋这一代更是诗人文人济济，蜚声海内。王象晋不仅是一位从二品的封疆大吏，且在农学、医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著述颇多，如农学专著《群芳谱》、医学专著《保安堂三补简便验方》、诗文著述《赐闲堂集》等。王象晋崇尚澹泊，与世无争。自考中进士，在腐朽不堪的明末政坛中浮沉了30余年，心中充满了忧虑和无奈，故憧憬一种儿孙满堂、澹泊自然的田园生活。崇祯十四年（1641年）辞官归里在家著述，课教子孙。王士禛在其《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中说他的祖父王象晋“盛暑整衣冠危坐，读书不辍。常举唐柳玭言，诫子孙无矜门第，务力学为善。故其家代有名人，由家法之善有以维持之也”。王象晋曾撰一联云：“绍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池北偶谈》卷五《方伯公遗事》）常以祖宗家法垂训子孙后人。王象晋教育子孙以鼓励为主，有一典型事例可证：王士禛“应童子试，县、府、道皆第一，十八岁中顺治辛卯乡试。闱中定元，旋改第六，品格实驾元之上。祖方伯公年九十一，犹及见，以家藏邢太仆书《白鹦鹉赋》赐之。乙未中会试”（《王氏世谱》附录《资政大夫刑部尚书阮亭王公暨配张宜人墓志铭》），以弥足珍贵的明代著名书法家邢侗书法珍品赠予中举的孙儿王士禛，以鼓励他更加上进。在其教育下，其子孙中又有王与胤、王士禄、王士祜、王士禛等人考中进士。王士禛四兄弟都是诗人，特别是王士禛成为清初诗坛领袖，且在日后官场上和易冲淡、平易近人，顺利为官40余年，盖得益于王象晋的言传身教。
王士禛祖父辈这一代诗歌成就最大者为王象春。王象春仕途坎坷，但其诗名闻名海内，与当时的钱谦益、钟惺、文翔凤齐名。他为诗不落俗套，自成一家。朱彝尊在《明诗综》卷六十九中详论说：“季木自辟门庭，不循时习，虽引关中文天瑞为同调，然天瑞太支离，未免斜径害田矣。未若季木之无戾群雅也。”其怀古诗《题项王庙壁》最为人称道。写景诗也很出色，如《石城月》：“金陵王气未曾消，水泊秦淮江上潮。月到石头城下好，碧云红树听吹箫。”（《历代王氏望族》）意境朦胧澹泊，自然含蓄，不落俗套。这种诗风大大影响了王氏子孙，尤其是对八代孙王士禛的影响最大。王士禛曾评其诗云：“从叔祖季木考功，跌宕使气，常引镜自照曰：此人不为名士，必当做贼。尝奉使长安，饮于曲江，赋诗云：‘韦曲杜陵文物尽，眼中多少可儿坟。’其傲兀如此。……少时诗，如‘故人江汉绝，疏雨户庭过’之句，不减大复、苏门。”又赞其“天才排奡，目空一世”。（《带经堂诗话·家学类》）王士禛将这种诗风发扬光大，提出了“神韵说”的理论，于清初诗坛独领风骚数十年。王象春有《问山亭诗》四卷、《齐音》一卷等传世。
这一代中，诗歌创作成就比较著名的还有仕至姚安府同知的王象艮。他平生以作诗为乐趣，并且专门开辟了一座“迂园”，经常与同族兄弟们在此赋诗唱和，进而又在家乡美丽的锦秋湖畔鲁连遗址购置了一处别墅，终日置身于湖光水色之中颐养诗情。因战国时鲁仲连隐居于此，王象艮题“鲁连遗清”悬于水上别墅，且即兴赋《题华沟鲁连遗清处》：“堤树迷离三两株，湖南小筑道旁居。茶烹河底原因水，舟泊沙头不为鱼。荡桨樵青歌白苎，披蓑渔父摘红蕖。问君领略能多少，囊里新诗锦不如。”（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王士禛极赏王象艮之诗，多次标举其诗作，在《居易录》中云：“八叔祖伯石，仕为姚安府同知，著《迂园诗集》，诗名远出考功（王象春）下，然谨守唐人矩矱，不失尺寸。如《咏鲁仲连》云：‘孤城一飞矢，六国有心人。’又：‘萧条两岸柳，怊怅五更鸡。’……皆五言之选也，后人不振，予购其刻板藏之。”王士禛不仅评价王象艮诗作“谨守唐人矩矱，不失尺寸”，而且由于爱其诗作，“购其刻板藏之”。王象艮有《迂园集》十二卷传世。
同辈中的王象明，早擅诗名，王士禛称其诗可比王象春，在《渔洋诗话》中云：“十八叔祖大宁令用晦（象明，原名象履）诗，亦有足传，如：‘日日轻雷送雨声，小窗历乱竹枝横。水痕时落还时涨，枕上看山秋欲生。’……又有句云：‘老松带露滴角巾，乱石欹风迎马前。’余辑为《瑯琊三公集》。”王象明因有三鹤飞至其居，故名其居“来鹤亭”，其《来鹤亭》诗云：“天风淡宕鹤翔飞，华表千年今日归。定有江妃摇玉佩，还惊洛浦弄珠衣。声余焦尾云裳冷，孤并蟾蜍月魄稀。我自忘机谁具眼，知君不为稻粱肥。”（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辞官居家后，尝与兄象艮、象益、象春等游锦秋湖，各有吟咏，风格各异，共具诗名。王象明的诗神韵天然，深受王士禛喜爱，并将其诗收入《三公诗选》中。在其《居易录》中云：“十八叔祖晦甫著《鹤隐》、《雨萝》诸集，才不逮考功，而欲驰骤从之，故时有衔蹶之患，未能成家，今刻版仅有存者。予有《三公诗选》，颇有可传。”王象明有《鹤隐集》、《雨萝集》、《山居集》等传世。他还尤工书法。
而在书法方面，这一辈中最突出的是王象咸，其性豪放，嗜酒，工怀素草书，书名誉满朝野，曾奉旨书御屏。王士禛11岁时，其祖父王象晋与从叔祖王象咸对饮。酒至半酣，祖父命诸孙属对，出的上联是“醉爱羲之迹”，其中的“羲之”二字颇难对，既须是人名，第二字又须是虚字。但兄弟四人中最小的王士禛却应声对道“狂吟白也诗”，对得十分对仗工整，受到在场人的一致称赞。从叔祖王象咸特赠其名人书画扇，以示激赏。王士禛曾赞赏其书法曰：“洞庭（王象咸号洞庭）仕明崇祯时，为光禄署丞，工草书，尤嗜酒，酒酣，落笔如风雨骤至，蛟龙怒飞，人得其纨素便面，皆藏弆以为宝，今真迹不易得矣。”又说：“工草圣，有张颠之风。”（《新城王氏家族》）王象咸建别墅于长白山（邹平县城西南），其“墨王亭”依长白山，临白云湖，集一时文人雅客吟咏。王士禛在《居易录》中说：“长白山会仙峰之北浒山泺中有墨王亭，从叔祖洞庭（象咸）之别业也。米元章称法书曰‘墨王’，陆友仁谓非钟王不能当，亭名意取诸此。别业今为邹平张氏所有，亭犹在，予少时题句云：‘墨王亭子水中央，四面菰蒲作夏凉。’周栎园（亮工）侍郎过此，有诗见怀云：‘独有墨王亭畔水，空明与客忆王郎。’”（《带经堂诗话·遗迹类》）后来王士禛亦擅长书法，是与王象咸及王氏先辈们的影响分不开的。
同辈中以诗文扬名的还有许多，如王象蒙、王象节、王象孚、王象恒、王象云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象乾，一生戎马倥偬，身居兵部尚书要职，公务繁剧，仍不辍著述。有《忠勤录》、《音韵类编》等。
王士禛父辈一代，正处于明清鼎革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兵火给予王氏家族的打击非常沉重，人才凋零。壬午之难，王与敕幸免于难。他平生嗜诗，但不经常写诗，有时遇到山林与湖泊，环境清静旷远之时，襟怀悠然，灵感涌动，才会作上几首。王士禛曾惋惜道：“府君少工骈丽之文，晚年犹间为之。中岁好为诗，不孝兄弟间请编录，辄不许，曰：‘吾偶写怀抱，如弦之有音，既弦停音寂，何用留此枝赘为耶！’”又云：“府君少教不孝兄弟，自制举业外，诗歌古文词纵其涉猎。或以为言，辄笑而不答。然里中称善教者，必推府君。”（《渔洋山人自撰年谱》）这就是说，王与敕教育子孙读书时，绝不一味追求科举而逼迫他们去死记硬背八股文，而是根据各人的学识与意愿，让他们学习诗词文史。在对孩子们的教育中，王士禛之母孙夫人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对王士禛兄弟十分关心，经常教育他们要恪守家训。《带经堂集》卷四十八载：“母谓不孝等曰：‘尔祖耄耋，日望汝曹成立。汝曹下愚耶，吾无望焉尔。汝曹幸知读书，不至自暴弃，当及尔祖无羔，各自树立，慰老人暮景。倘无所及，即吾与尔父受万石之养，悔可追耶？’……此言犹日在不孝等胸臆间也。”时值甲申之后，清朝定鼎，王氏家族在明朝的辉煌难以为继，王士禛祖父已90余岁，希望王士禛弟兄们再重振王氏门庭，即“各自树立，慰老人暮景”。母亲的教诲在王士禛兄弟们心中铭记。母亲对王士禛兄弟的关怀教育可谓无微不至，每当王士禛兄弟“自家塾归，孙夫人从窗闻履声，辄呼而问之：‘儿辈今日读何书？为文章当祖父意否？’命列坐于侧，予之酒食。或读书塾中，夜分不归，则遣小婢赐卮酒、饼饵，慰劳之，率为常。兄弟四人每会食，辄谈艺以娱母，夫人为之解颜。”（《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在王与敕夫妇的精心教育下，三个儿子成进士，四个儿子都是诗人，王士禛还成为清初文坛领袖。
王士禛父辈这一代中，还有许多文人才士。如王与敕仲兄王与胤，有《陇首集》二卷、《劾邓玘淫掠疏》一卷、《西来集》、《一可已编》、《收人心明纪律疏》等著作行世。王士禛赞曰：“先伯父侍御公《咏梅》云：‘繁英任似火，冰稜白如石。南枝与北枝，不作春风格。’陈伯玑云：‘公忠烈之性，已见于此。’”（《分甘馀话》）王与玟，字文玉，王象丰二子，贡生，诗宗晚唐，书入李邕之室，好蓄法书名画，著有《笼鹅馆集》四卷。王士禛极赏其诗，他在《居易录》中云：“再从伯与玟，字文玉。甲辰进士、中书舍人、从兄士骥父也。好为艳体，少时有《悼亡诗》句云：‘二十五年将就木，一千里路不通书。’‘欲唤小儿求梦草，定唤妙子到稠桑。’……皆工。有《笼鹅馆集》行齐鲁间。”王与阶，字涉公，号菉澳，王象丰三子，拔贡，生性慷慨，重交游，疏才好义。筑室南山之阳，工诗，娱乐于林泉之间，有安石东山高卧之风。其诗《采山堂作》：“离离南山田，采采遍野绿。雨过凉风发，日暮云可掬。山林素所亲，远岫在空谷。奇霞亦时见，安步继高躅。我喜南山田，我爱南山屋。下山栽桑麻，上山友麋鹿。有时过西园，西园果初熟。”（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淡雅而富生活情趣。王图鸿，字木青，王象有长子，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己卯副贡，不仕。于城东造寒庄草堂，设馆教学，邑中名士半出其门。爱交游，谈论时政，为丛社后复社骨干。少以通儒自命，尤邃《春秋》之学。著有《春秋四则》、《三传义例》、《字韵》、《唐宋诗辨》、《八大家论断》等行世。有著述的还有王与端、王与襄、王与璧、王山立等。
在王氏家族发展史上，有三个人物对王氏家族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弘扬了儒家门风的王重光，他制定了家法，给后世子孙规划了一条光明的仕进之路。另一个就是王重光之孙王象乾，他使新城王氏家族的政治影响达到了巅峰。此时，王氏家族已赢得了“科甲之盛，海内新城王氏第一”的美誉。再一个就是王士禛，世称王渔洋，其杰出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不但奠定了他“一代诗宗”的崇高地位，更使王氏门庭重振于明清易代的战火灰烬之中，将王氏家族在文坛上的影响推向了极致。“国家文治轶千古，扢雅扬风，钜公接踵出，而一代正宗，必以新城王公称首。公以诗鸣海内五十余年，士大夫识与不识，皆尊之为泰山北斗。”（《国朝先正事略》卷六）
王士禛的赋诗天才从小便已显露，儿时便有“圣童”之称。王士禛曾自述：“予六七岁始入乡塾受诗，诵至《燕燕》、《绿衣》等篇，便觉枨触欲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池北偶谈》卷十六）长兄王士禄见他如此爱诗，便给以关心指导，取唐代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以田园山水为主的诗作，让王士禛手抄。这种熏陶，对王士禛一生的诗歌风格与理论以极大的影响。后来王士禛曾感叹王士禄是“兄道兼师”。而王士禄，当时人评其诗，有“生于麟（李攀龙）之乡，又承季木（王象春）家学”（《西樵诗集·朱鹤龄序》）之说。王象春的诗歌创作，师法李梦阳，又崇尚王世贞及同乡李攀龙，取唐诗一径。王士禄受他的影响，而有相同的偏重唐诗的倾向。由于王士禄的启引，又打下了王士禛崇奉唐诗的基础。所以时人林古度评论王士禛“诗崇唐风”时，即谓之“家学门风，渊源有自”、“季木为先河”（《渔洋诗集·钱谦益序》）。家学的渊源成了王士禛吸之不尽的营养宝库。祖父王象晋退隐后，自号“明农隐士”，闭门谢客，“亲教诸孙，颇及声律之学”（《渔洋山人自撰年谱》），经常让王士禛兄弟们属对吟诗，王士禛亲承其教。祖父和父亲又因材施教，“予幼入家塾，肄业之暇，即私取《文选》、唐诗洛诵之；久之学为五七字韵语，先祖方伯府君、先严祭酒府君知之弗禁也”（《带经堂诗话·自述类》），给王士禛在诗歌天赋的发挥上创造了宽松的家学环境。家学的陶冶，不但表现为父辈的教诲，还表现在兄弟子侄之间的相互影响。王士禛对其兄弟们勤学共勉、互相切磋激励的情景，日后曾以一种眷恋的心情回忆说：“予兄弟少读书东堂，堂之外青桐三、白丁香一、竹十余头而已。人迹罕至，苔藓被阶，纸窗竹屋，灯火相映，吚唔之声相闻，如是者盖十年。长兄考功先生嗜为诗，故予兄弟皆好为诗。尝岁莫大雪，夜集堂中置酒，酒半出王、裴《辋川集》，约共和之，每一诗成，辄互赏激弹射，诗成酒尽，而雪不止。”（《带经堂诗话·家学类》）。
王士禛8岁能诗，12岁能赋，到15岁时已经积诗成卷，并由其长兄西樵序刻，名《落笺堂初稿》。其中许多诗和诗句，如《落叶诗》中的“已共寒江潮上下，况逢新燕影参差”（《渔洋山人自撰年谱》）等受到长辈们的称赏，其遣词工丽、气韵婉转等神韵风格已初露头角。后来成为清初诗坛的一代盟主，主盟诗坛数十年，其流风余韵至数百年不衰。其诗文著作等身，有《带经堂集》、《渔洋山人精华录》等数十种诗文著作传世；其“神韵说”独树一帜，被奉为一代圭臬。“作为诗人的王渔洋，诚然是清代诗歌的顶尖人物；而作为诗论家的王渔洋，则更登临整个中国古典诗学的顶峰，集历代诗学之大成。”（见蒋寅《〈王渔洋〉序》）王士禛也非常重视对子孙的教育，经常鼓励子孙惜时读书，继承家学。在其晚年的著述《分甘馀话》中有《有感诫子书》一篇曰：“吾家虔公诫子书云：‘或身经三公，寂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汝年入立境，方当从宦，兼有室累，何处复得下帷如王郎时耶？’余每感其言。人生聪明智慧，殊不再来，尤难得者，上有祖父之教、中无世事之扰、下无家室之累，于斯时也，正当努力下帷，毕志书史，聪明智慧乃不误用。所谓‘王郎时’，讵可多得？一旦老大，悔无及矣。尼父有言：‘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凡吾子姓，当深维此训，庶几青箱家学，不坠于地，勉旃！勉旃（以此为勉励）！”
王士禛的长兄王士禄，受传统家学的影响，从小就爱吟诗，而且对几个弟弟的影响也很大。他仕途坎坷，但其诗文成就卓著。他在清初诗坛上具有相当的影响。一生著述颇丰，共作诗2000余首，有《十笏草堂集》八卷、《司勋五种集》二十卷、《燃脂集》二百三十卷等23种诗文著作传世。王士禛的仲兄王士禧虽没有出仕，但也喜作诗，居抱山堂，有诗数百篇，王士禛为其序刻为集，曰《抱山集》，还有《送怀草》一卷、《豫游草》一卷。王士禛叔兄王士祜虽然科场折桂较晚，但诗名却比肩王士禄和王士禛，著有《古钵集选》一卷。同时诗人计甫草说：“三王并负盛名，西樵、阮亭蚤达，故声誉易起，乃东亭之才讵肯作蜂腰哉！”（《带经堂诗话·家学类》）
在王士禛同辈兄弟中，王士誉，王与才之子，字令子，号笔山，又号铁樵，顺治八年辛卯举人，与从弟王士禛有“双璧”之目。他肆力为诗文，工书法，间作山水花鸟，与伊辟、徐夜常相唱和。著有《笔山集》、《葱楚集》、《毳褐集》、《采篱集》等著作。王士纯，王与夔长子，字元生，号孤绛，荫贡生。丰神玉立，工李北海书法，诗超诣绝尘。与邑名士徐夜等时相唱和。王士禛《渔洋诗话》云：“王士纯，字孤绛，赠光禄寺少卿，十二叔祖宛初公（象复）之孙。白皙美风姿，书法李北海，弱冠殉崇祯壬午之难。有《新月诗》云：‘乍见一帘水，回头月抱肩。黄如浮醡酒，瘦比压琴弦。’”王士骥，制艺纯熟雅练，诗亦自成一家，有《听雪堂诗集》、《听雪堂词集》、《游大梁诗集》传世。清初，曾与王士禛、王士骊三人，从《问山亭诗》中辑“雅驯雄俊”之作182首成《问山亭主人遗诗》，可见王象春对他们兄弟在诗歌方面的影响之大。这一代还有许多人或爱诗文，或善书画，如王士鹄、王士、王士骊、王士和等。
王士禛由于宗盟清初诗坛数十年，在带动王氏家族仕途大进的同时，也带动了王氏家族在诗文方面的发展。王氏第九代、第十代无疑都是在王士禛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因而爱好诗歌的人很多。其中最出色的是王士禛的长子王启涑。他性情恬淡，濡染家学，颇有父风。他童年时，王士禛曾编过《神韵集》给他与兄弟们学习作诗用。王启涑书法欧阳，亦精画，有倪黄遗韵，尤工诗歌，著述丰富，有《西城别墅集》、《茌山诗存》、《因继集》、《闻诗堂小稿》传世，《闻诗堂随笔》、《读书堂近草》、《苏诗补注》未梓行。尝游锦秋湖，有《泛锦秋湖》诗云：“极目沧波远，天光淡欲浮。千峰对尊酒，一叶下寒流。人醉芦花梦，香闻杜若洲。茫茫何限意，惆怅五湖秋。”（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颇有渔洋神韵遗风。王士禛三子王启汸，幼辄善诗歌，王士禛奇之，著于诗；季子王启，工诗文，善书法。淄川名士王培荀《乡园忆旧录》云：“阮亭先生幼子，三岁能诵唐诗百首，阮亭赠儿诗有‘杜陵宗武’之句，尤悔庵见之，惊为夙慧，席上口占《虎儿诗》（启小名虎儿）赠之，云：‘王郎三岁识之无，跳跃天然千里驹。日诵唐诗一百首，使君惟有捋髭须。’”
同辈中的王启沃是一名著名的书画家。辞官归里后，甘老林泉，潜心于山水画和书法，兴至则泼墨为山水，小幅有倪黄遗意。王启磊，王士岳长子，字石丈，号黄海，贡生，性情高雅，尚清淡，能诗，尤工书画，擅古名家大家之胜，为世所珍，曾为王士禛诗意绘画，为王士禛赏爱之，其《分甘馀话》云：“己丑岁，自春夏至秋八月多雨，书屋后丛竹甚茂，雨后鹅儿鸭雏拍浮其间，颇似画本。余赋绝句云：‘紫竹林中水满塘，鹅儿得意弄轻黄。韈材剩有鹅溪绢，合付边鸾与赵昌。’从侄磊字石丈，善丹青，当令补作一图。”王启浣，王士禄次子，字净名，得承门风，能诗文，工书法，深得叔父王士禛喜爱，《渔洋诗话》云：“余往如皋，马上成《论诗绝句》四十首。犹子净名作注，人谓不减向秀之注《庄》。净名，浣小字也。”王启座，王士骊长子，字玉斧，号钝斋。增贡生，性孝友，嗜诗歌，早岁从伯父王士禛居京师十余年，一时天下名流相与结纳，有“小尚书”之誉。与蒲松龄友善，时蒲松龄与王士禛文字交往，皆由王启座转达交付。所著《金台杂咏》、《学诗偶存》等集，王士禛赏其得裴王风味，为梓而行之。晚岁尤留意典故。
王氏第十代中，也不乏才俊。王兆郯，王启长子，字圣从，别号石耳山人。性孝义，遵先训，忠勤祠再新，建方伯公百年未建之诰命、立祭酒公数世未立之墓碑；创瑯琊公从前未有之家庙，集古堂石刻悉先入传诔，搜嵌祠壁以传不朽；自太仆公下手迹，乡会卷及文集，版缺者一一珍守。严课子孙以续书香，庭训云：“切嘱儿孙，先训，好读书积德，更何求？”（《王氏世谱》）有《悦心录》八卷传世。王兆弘，字道然，一字远度，号桓坡。8岁能文，出语辄惊四座，究研经义，神能独到，制艺博大沉雄，力追先正。伊进士（桂）、侄孙宸佶是其高足也。所著《四书贯通解》、《诗集》、《四书图书》尤推重于世。王兆杲，工书法，王士禛评为：“得欧阳率更之变。”（《新城王氏家族》）操作方洁，顾情大体，恪守先训，凡祖宗典籍、手泽皆为珍藏于忠勤祠，身任管理。倾资刊行王士禛《蚕尾续集》、《蚕尾诗集》，获山东布政使褒奖。王兆郡，王启涑五子，字牧伯，号香山，附监生，正直端方，书法铁画银钩，每为大家所珍重。这一代中好诗文、书画的还有王兆鄂、王兆鹍、王兆镒、王兆、王兆注等。
王氏后人也多诗文著述，如王允灌，著有《双梧轩诗集》三卷、《双梧轩日札》二卷、《心恭编》一卷、《王氏诗源》二卷、《王氏合集书目略》一卷、《王氏世科录》一卷。王允熙，博学嗜古，笃爱王士禛诗论。王士禛早年有《古诗平仄论》一卷，秘不示人，未及刊行，允熙整理刊行。还有王祖雝、王祖熙、王祖朓、王祖昌、王祖、王树堃等，都有诗文著述传世。
新城王氏代有诗文传世，特别是诗，它是新城王氏文化之骄傲。他们这种家族文化，除了代代相衍，还有亲朋好友的互为濡染和影响。姻戚中对王士禛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徐夜、张实居等人。
徐夜是王士禛从叔祖王象春的外孙，与王士禛是外从兄弟。徐夜亦出生在书香门第，曾祖徐准，万历癸未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正二品；叔祖徐来庭，贡生，官至浙江石门县知县；父亲徐熙如，弟兄六人都有功名。不幸的是徐夜三岁丧父，之后，便随母亲居于外祖父家，亲受外祖父王象春的指点和熏染。徐夜曾回忆外祖父对其教育说：“诗文勤付托，一一意良深。”（徐夜《告外祖季木公柩》）王士禛在《徐诗选·序》中亦曰：“先生为从祖考功季木先生外孙。少读书外家，湔染风气，束发为诗，为外祖所爱。”徐夜的外祖父王象春是万历庚戌进士，官至南京吏部考功郎，一身正气，铮铮傲骨，疾恶如仇，敢褒敢贬，因此，遭到魏忠贤党羽刻忌，被削职。王象春还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推崇禅诗，与当时的文翔凤、钱牧斋等人同驰名于诗坛，所以在人品和诗风方面均对徐夜有很深的影响。王士禛在《渔洋诗话》中说：“徐夜……诗学陶、韦，巉刻处似孟东野，余目之为‘涧松露鹤’。”徐夜比王士禛长22岁，王士禛稍长后，即经常与徐夜交往，切磋诗艺。顺治十二年（1655年），王士禛参与会试中第五十六名，未殿试而归，弃括帖，专攻诗。第二年“春与邑高士徐夜东痴同游长白山，凡柳庵、上书堂、醴泉寺诸胜，皆至焉。刻《长白游诗》一卷。……每雪后，与东痴必有唱和之作，至数十首”（《渔洋山人自撰年谱》）。顺治十四年（1657年），王士禛八月游历下，集诸名士于大明湖举秋柳诗社，王士禛写下了著名的《秋柳》四章，诗传四方，和者数百人。徐夜也和诗四首（今存三首），且有《再题阮亭〈秋柳诗卷〉》一首，令王士禛叹服。可见王士禛与徐夜于诗艺上在不断互相切磋学习。顺治十七年，王士禛赴任扬州推官；十八年春，徐夜与从舅王与阶同游吴越，途经扬州，即在王士禛官署中居月余，读王士禛《过江集》等诗集，有《过扬州晤贻上，读其过江诸集》、《阮亭扬州署中看演牡丹亭》（二首）等诗。王士禛居京官时，凡有事归故里新城，时常接济生活贫困的徐夜，并与徐夜常有诗歌唱酬，徐夜有诗《答阮亭见赠嵇庵诗》、《以诗代疏向诸公乞酒》、《答阮亭雪中送酒二首》、《丙辰正月十一日，奉送阮亭先生赴京师三首》、《答阮亭对月见怀》、《同阮亭伤十笏草堂梅竹二首》、《答阮亭西堂黄柑初熟见招》等记其事。徐夜字嵇庵，是因自况嵇康；王士禛号阮亭，是因自比阮籍。阮籍、嵇康皆为“竹林七贤”，可见徐、王二人志趣多有相同处；徐夜穷困潦倒，无钱沽酒，直率地乞酒于王士禛兄弟；王士禛雪中送酒，并互相有诗酬答；徐夜于王士禛归京赴任有诗送行，王士禛在京师有对月怀念表兄之诗，徐夜又有“愿身随晨风，流影及君处”（《答阮亭对月见怀》）的回赠诗；西樵去世后，二人都有哀伤追思建十笏草堂的王士禄之诗；就是家中一棵黄柑初熟，王士禛也招徐夜去品尝，并共同赋诗。可见二人戚谊、诗友谊之笃。有人提出构成新城诗人的关系链是：王象春——徐夜——王士禛（徐承诩《徐东痴其人其诗》，见《新城王氏家族》），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是在王士禛年轻时；后来王士禛声名大噪，成为诗坛领袖，他仍对徐夜非常尊重。徐夜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诗作，晚年曾两度遭水淹，多有散失，生前未能刊刻。王士禛在徐夜去世后，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为他序刻为《徐东痴诗选》二卷，后且多附士禛评点。徐夜几近散失殆尽之诗能得以传世，多赖士禛为其序刻并评点。
徐夜与其他王氏族人在诗歌及其他方面的交往和影响也是颇多的。徐夜有《十七日匡庐舅招饮观灯赋呈》、《学古三首，奉答西樵并赠令弟礼吉、叔子、贻上》、《春日寄东亭、阮亭兄弟》、《予以诗乞酒，诸先生遂各以酒至，得延暮年，谨复以拙句志感》、《送西樵之莱州》、《次西樵〈惊见东痴到都相看辄尔苍然〉之作》、《甲辰燕市慰西樵吏部》、《燕市看子底并读近作特以奉慰》、《秋日伊翕庵、王令子两新贵见枉村中，作此谢》等诗。其中有写其从舅王与敕（即王士禛之父，号匡庐）对其招饮观灯的；有写赞扬王士禛及其三位兄长王士禄（号西樵）、王士禧（字礼吉）、王士祜（字叔子）才华或表明自己心志的；有写感谢王士誉和伊辟（号翕庵）中进士后仍不嫌徐贫卑而亲事探望的；特别是王士禄因主河南乡试而试文有疵被逮入狱，徐夜赴京入狱亲事探望，并一再作诗以表安慰，更见其与王士禛兄弟及王氏族人戚情之切，诗谊之笃。总之，徐夜与王士禛及其兄弟和王氏族人在诗歌方面的互相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王氏家族的诗书传家之门风影响了徐夜，徐夜在诗歌方面也影响、促进了王士禛等王氏族人的成长与发展，王士禛又为徐夜诗的传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王氏诗书传家门风的一种拓宽与延展。
张实居是王士禛的内兄，字宾公，号萧亭，山东邹平人，出身书香门第。祖张延登，明万历壬辰进士，历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父万钟，拔贡，官至镇江府推官。王士禛17岁即娶张实居之妹张氏为妻，与张实居自然交往较多。张实居“茹家国之痛，高隐不仕。其诗中怀郁勃，而以明秀出之。王士禛其妹婿也，以与徐夜相拟，题曰‘二高士诗’，洵可当之无愧。然夜特薄富贵不为，而实居鸿飞冥冥，类不食人间烟火者。卷中多述怀感叹之作，绝少唱酬泛爱之篇，知其所托，别有高人一等者矣。清初山东诗教最盛，定当以实居为第一”（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有《萧亭诗选》传世。王士禛将张实居与徐夜并拟为高士，称其诗为“二高士诗”，评价极高。张实居论诗与王士禛多相通之处。如《带经堂诗话·答问类》所载：“（郎廷槐）问：‘作诗学力与性情必兼具而后愉快，愚意以为学力深始见性情，若不多读书、多贯穿，而遽言性情，则开后学油腔滑调、信口成章之恶习矣。近时风气颓波，唯夫子一言以为砥柱。’（王士禛）答：‘司空表圣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此性情之说也；扬子云云“读千赋则能赋”，此学问之说也。二者相辅而行，不可偏废。若无性情而侈言学问，则昔人有讥点鬼簿、獭祭鱼者矣。学力深始能见性情，此一语是造微破的之论。’……张萧亭云：‘夫曰“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为读书者言之，非为不读书者言之也。’”再如“萧亭云：‘古之名篇，如出水芙蓉，天然艳丽，不假雕饰，皆偶然得之，犹书家所谓偶然欲书者也。当其触物兴怀，情来神会，机括跃如，如兔起鹘落，稍纵则逝矣。有先一刻后一刻不能之妙，况他人乎！’”（《带经堂诗话·答问类》）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说：“南城陈伯玑允衡善论诗，昔在广陵评予诗，譬之昔人云‘偶然欲书’，此语最得诗文三昧。今人连篇累牍，牵率应酬，皆非偶然欲书者也。坡翁称钱塘程奕笔云：‘使人作字不知有笔。’此语亦有妙理。”只此二例即可见王士禛与张实居二人论诗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些都说明在诗歌方面二人作为姻戚关系的互相影响湔染作用。
高珩是王士禛的伯祖王象乾的外孙，字葱佩，号念东，晚号紫霞道人，山东淄川人，进士，官至刑部侍郎，有《栖云阁集》传世。王士禛与高珩是从姑表兄弟，后来又同朝为官，在诗歌方面自然有些交往和影响。如《带经堂诗话·应制类》载：“辛亥秋，驾将出关谒陵，又有遣大臣巡察之议，侍讲学士张贞生面奏过戆，镌级南归。一时赋诗赠行者甚多。……高念东侍郎云：‘读书学道千秋事，士所当为正自多。’家兄西樵云：‘言听便为天下福，计违不负一生心。’……予亦赠诗三首，其一云：‘上殿似闻辛庆忌，行吟休拟楚灵均。’”这次送张贞生，不仅有王士禛，还有王士禄，与高珩同席赋诗，可见他们姻戚间多有诗文交往与影响。
与王氏家族有姻戚关系的还有许多，如赵执信和王士禛是甥舅关系，二人诗歌、诗论来往关系更多。
新城王氏家族诗书传家，有着深厚的诗文化积淀，王氏家族的姻戚亦多诗书之家，再加上明末清初山左地域诗文化的影响，家族、姻戚、地域诗文化，对成就一代诗宗王士禛，都起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二、忠勤报国
王士禛有句名言：“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带经堂集·蚕尾续文集》）这是他一生做官的宗旨。他在其三子王启汸上任河北唐山县令时，亲撰《手镜》，手书数十条做官经验，嘱其恪守，其中有一条说：“皇上御书赐天下督抚不过‘清慎勤’三字。无暮夜枉法之金，清也；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慎也；早作夜思，事事不敢因循怠玩，勤也。”王士禛这种“清慎勤”、“不负民”、“不负国”的洁己爱民、忠勤报国的做官之道也是王氏家族的优良传统。
王士禛的高祖王重光曾任户部员外郎，主持九江关税，不贪一钱一物。而且勤于政事，开源节流，每年为国家节省漕粮数百石，受到嘉奖。在任贵州左参议时，正值北京重修三大殿，朝廷命王重光在贵州督办采木。王重光“探虎豹，援葛藤，上山乘，涉水渡一木舟”（天启四年《新城县志》），亲自督采，茹瘴饮岚，劳瘁而死。嘉靖皇帝以“忠勤可悯”（天启四年《新城县志》）四字评价他，并赐祭葬（即国葬）。贵州士民公举入布政司名宦祠，于永宁县立忠勤祠。其王氏后人亦在新城建忠勤祠纪念他。自此，“忠勤报国”亦成为王氏家族之传统。
王士禛的曾祖王之垣，曾任顺天府尹，顺天府时乃国都，“多贵豪，侵冒奸窦百端，闾左不胜病。之垣严审编，裁冗滥，民以获苏”，“都人置产例有税格，中人多不入。司农督之，急语侵京兆，疑有私。之垣排众怨，尽惩之，司农为愧谢”（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官至户部左侍郎，一生为官正色立朝。乞休回家，长子王象乾时已出仕，在王之垣的督促下，王象乾尽职尽责，成为官至兵部尚书的一代名臣。同辈中的王之猷，居官多实政，政务便民，治河功成赐帑金；任观察使时镇淮扬，减珰税，折马价，平反无辜，节义所关奋不顾身，有烈丈夫概，以勤劳王事卒。王之辅俊伟端方，不设城府，外行义让，内敦孝友，笃行君子也。任大名府同知时，治漳河泛滥，为民解忧；为户部员外郎时，曾分赈山西，山西诸郡赖公全活者不可数计。尽瘁王事，死于任上，人皆惜之。王之都居官清节自励，应得羡馀，悉以入公，尤为人所难能。任开封知府时，拔薤锄梗，汴人德之。如“有仪宾于甲暴横杀人，畏公神明，潜贿求脱。公发其奸，白于上”（明天启四年《新城县志》）开封人在包孝肃（包公）祠右为其立祠。“公四仕令尹，三绾钱谷，两典名郡，所至政绩赫然，卒死封疆，以明尽瘁，庶几马革裹尸之遗烈。”（明天启四年《新城县志》）王之城三为县令，二为州同知，一为郡守，廉正持躬，视民如子，所居亲附，所去见思，居乡多厚德。
王士禛的伯祖王象乾官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王象乾一生五戍边关，威镇中华。如第三次，时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正值他回原籍为其父王之垣守丧，东北的少数民族部落约十万之众反叛朝廷，声犯蓟门。万历皇帝钦点王象乾升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命其总督蓟、辽军务。王象乾亲至前线对反叛者晓以利害，竟使反叛者伏罪臣服，并献银1.6万两，献马、牛、羊、骆驼2400多头，以赎冒犯之罪，并撤离。皇帝闻之大悦，于万历四十年正月任命王象乾为兵部尚书，二月加封太子太保；万历四十七年，朝廷为表彰其戍境保国、威镇边关之功，在其故里新城敕建了“四世宫保”坊，以示褒奖。其忠勤报国之功可见一斑。王士禛的祖父王象晋初授中书舍人时，正值魏忠贤阉党横行，浙、齐、楚三党互相倾轧，收买拉拢官员，扩大本党势力之时。面对这种险恶局面，王象晋不立门户，不结党营私。亓诗教为了扩大齐党势力，便差张延登与象晋通气，象晋不应，因以京察调外补江西按察司知事，未赴，被降二秩。在任按察司副使时，“备兵淮扬，下车摘伏如神，十城惮其风采”，“公为人宽厚，及见义勇决，不择利害为趋避，赴人之难如不及，然终不为崖异激切之行”（《渔洋山人自撰年谱》）。足见其忠贞无邪、清慎勤能之风。王象云为人正直，有胆略。崇祯二年（1629年）冬，王象云为河北永清县令，时蒙古部落大举犯明，永清县城被围，象云知蒙人粮草有限，只要坚守不战，敌人便可自退。于是率领军民加固城墙，日夜守卫，击退敌人数十次进攻，城外遍地尸血。五日后，围敌退去。士民以功举荐，授云南道监察御史。他敢言直谏，弹劾王永光受贿任命一批庸才为巡抚；揭露其“政以贿成，官由邪败”之罪行；弹劾首辅周延儒、温体仁造成“三满五尽”之患：盗贼满天下，怨怒满天下，网罗之设满天下；封疆败坏尽，人才摧折尽，民脂民膏尽，朝廷积贮尽，天下之事败坏尽。唇枪舌剑，言如猛虎下山，直指当朝一品首辅，难能可贵。他秉性亢直，不附俗随流，风骨崚嶒，节义所在，奋不顾身。其忠勤报国、刚直不阿之风足以彪炳青史。王象恒为御史时，疏陈时政缺失，语言甚切；直言杨镐攻打清军不胜。天启初，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苏州诸府。织造中官李实劾罪松江知府张宗衡、苏州同知杨姜。象恒经多方调查了解，知是李实诬陷张、杨二人，故力诋李实诬告之罪。他忠贞忧国，直言敢谏，疏数十上，人人以为名言，弹劾不避权要。以勤劳卒于官，赠兵部右侍郎，赐祭葬。王象春性亢直，不随俗俯仰，以忤魏忠贤党人，削职。还有王象蒙、王象斗、王象坤、王象贲、王象丰等，为官都是如此忠直。
明末朝廷昏黯，党锢之祸，党派之争，愈演愈烈。官员们互相攻讦，人人自危，纷纷结派以自保。宫庭内部也是刀光剑影，危机四伏。万历皇帝晏居内宫达20几年，君臣难得一见，政府机构濒临瘫痪。光宗继位仅一个月，就不明不白死于“红丸”案。熹宗继位后，宠信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权倾朝野，朝上官僚多半是他的死党，尊他为“九千岁”。魏忠贤大肆捕杀东林党人，将党派之争推向高潮。明王朝已摇摇欲坠。到崇祯继位时，明王朝已经积弊日久，内有饥民揭竿而起，外有后金严重威胁，大小官僚搜刮贪污，国库空虚，财政危机，已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步。崇祯皇帝虽然一心想有所作为，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且为人生性多疑，猜忌嗜杀。他在位17年，更换了近50位宰相，许多大臣被诛杀。
上述新城王氏家族的第五代、第六代成员就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空间里。他们恪守“道义”、“读书”的家训，进取却并不贪恋功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终明一代，他们没有因尽忠苦谏而获罪，也没有依附昏君阉党自损人格，也很少陷于党派之争。他们在政治的夹缝中努力实践着洁己爱民、忠勤报国之家风。所以到了第六代，王氏家族居然在天崩地解的晚明时期达到了政治上最为鼎盛的时期。
到了明清鼎革时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满族屡屡入犯，作为海内望族的新城王氏也随之屡屡被难。在几次被难中，更表现出王氏家族的忠勤报国之门风。崇祯五年壬申（1632年），明将孔有德、李九成叛明降清，纵兵大掠，“破山东一郡五县，杀人如草”（《渔洋文略》卷六），新城被抄劫一空，王氏家族与新城官员300余人或战死，或被戮。此即“辛未之难”。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王士禛9岁时，清军再犯新城，领兵将领仍为明叛将李九成，其辛未哗变曾遭到新城官民、特别是王氏家族的顽强抵抗，此次卷土重来更其猖狂，大掠新城，血洗王氏家族，王氏殉难40余人。此即“壬午之难”。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王士禛11岁时，李自成陷北京，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王朝灭亡，清朝入主定鼎。事闻，王氏家族殉国难者五人。王氏家族中横跨明清乱世之交的多是第六、七、八代，损失惨重。
辛未之难时，官至保定府同知的王象复正在家养病，有人劝其逃避，他却抱病跃床而起，慷慨陈词：“吾家世受国恩，宜不去。”（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人物志》）于是招集乡民，与儿子王与夔一同率众守城。城池被攻陷后，父子双双被俘，不屈而死。事闻赠光禄寺少卿，祀表忠祠。王象复在初任保定府同知时，拒不拜魏忠贤祠，忤阉党意，被削职归里。魏忠贤死后，举国肃清阉党流毒，给事中仇维桢为象复申冤，仍复保定府同知（事载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王象随辛未之难中守城抗贼，抚按朱公题请应记录以需大用，崇祯九年特旨保举“贤良方正”，卒殉壬午之难。王象益与妻子孙氏壬午之难同殉节官舍。王与朋（王士禛三伯父）壬午城破被执不屈，与子士熊、士雅父子三人同死难。王士璇亦与两子俱殉难。王与纬二夫人毕氏、李氏，王与能夫妇等，同时殉难。仅壬午之难中，王氏第七代即有18人死难；第八代15人死难；第九代王启淳亦不屈而死；还有九名王氏妻女殉难（《王氏世谱》）。
甲申之难，王与胤与妻于氏、子士和同时殉难。王与胤于崇祯初便参与几社评论时弊；崇祯五年联合江北匡社等八家文社，与江南应社合为一体，定名复社。在其串连下，新城王与敕、徐夜等一大批人结入复社，其实质是昌明泾阳之学，振兴东林之路。崇祯末，保定总兵官邓玘居功自傲，放纵兵士殃民甚于贼。王与胤上书劾之。忤阁臣意，罢归。崇祯十七年三月，崇祯帝自缢煤山，与胤闻之终日涕泣不食，必欲殉帝以去，投水、服冰片，屡死不得，伺家人防护少怠，与妻于氏、子士和紧闭其室自缢，阖家尽节。于几案留手书云：“京师卒破，圣主以殉社稷，上升。余闻之，雪泣沾衣，即欲攀龙髯而殒命……遂偕妻于氏、子士和并命于寝室。命也如斯，可奈何……葬从薄从速，随时也。”（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艺文志》）当时，王士和见父与母将缢死，已关门矣，士和大呼曰：“父死忠，母死节，忍儿独生乎？”（《王氏世谱》）冲入室与父母同缢死。预作《绝命词》一首，其中有句云：“痛予生之不辰兮，天灭我之立王。予父母闻之兮，涕滂沱以彷徨。以身殉国兮，维千古之臣纲。”（康熙三十二年《新城县志》）葬日，哭者数千人。与胤一家殉命之为，虽不免愚忠，但其忠烈精神可嘉。
入清后，清廷为巩固其统治，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种种笼络优容措施，如恢复科举取士。王士禛的父亲王与敕，顺治元年即为拔贡，二年有司荐举进京。但满人的入关，使王氏兴盛的家族基业毁于一旦，其数十名父兄子侄死于清军屠刀之下。因此从感情上，王与敕无论如何也难以遽然接受清朝，因而以父年迈无人侍奉为托词，不谒选而归。在明清易代，海内名门巨族灰飞烟灭之际，新城王氏却奇迹般地“大振于灰沉烟烬之余”。王氏家族于顺、康两朝又出了8个进士，其中有5个武进士。王山立中武进士后未出仕，而是以赡养老母为托词，隐居于长白山别墅，做了田舍翁。大概心志与王与敕同。王士梓与其叔父王山立同年中武举，又同年中武进士，“叔侄武进士”一时传为佳话；王氏还出现过“父子大将军”，即王启潭与王兆万父子。王兆万任西羌营游击时参加征讨巴里坤之战，后升为湖南襄阳参将，历官三十余年，矢志公忠，宽严得宜，尽瘁王事，以军功加授都督职，最后卒于任上，被诰授昭勇将军。
到王士禛时代，王氏家族又出现了一个鼎盛时期。丰厚的家族文化积淀，仍使得其子孙中不断涌现出人才，如乾隆间武进士王宸俸，嘉庆间进士王允楚，道光间进士王允灌等等。有清一代，王氏家族又出现了15个文武进士。他们仍是“赤心报国，直道事人”，一直保持着诗书传家和忠勤报国的优良门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