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王士禛之研究可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受时代、社会、历史等原因的影响和制约，古典文学领域的清代诗文词研究，少有像朱东润、郭绍虞、钱钟书之类的鸿文大著。后一时期，则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和中共实事求是、思想解放路线的确立，学术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王士禛研究也进入难得的繁盛期，不仅成果增多，领域扩大，而且研究深入、方法多样。其中在1983年底《文学遗产》编辑部和苏州大学合办全国首届清诗讨论会后，以1986年4月在山东淄博市桓台县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王渔洋学术讨论会”和1994年8月王士禛诞辰360周年之际在桓台举办的“国际王渔洋学术讨论会”为两个高峰，树立起王士禛研究走向纵深与多元的标志，出现新的趋向和特点。
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
王士禛研究论文只有五篇。其中两篇是间接涉及，一是侯岱麟载于1979年6月号《读书》杂志，谈与蒲松龄交往的《蒲松龄与王士禛》；二是张少康在1964年3期《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论“沧浪诗话”》，副标题“兼谈严羽和王士禛在文艺思想的联系和区别”，实际上，它们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专研王士禛的论文。直接论述其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在报刊上发表的短文，有1956年月11月15日和12月21日《文汇报》登载姚雪垠《读〈带经堂诗话〉有感》之一、之二，历数王士禛论诗“成见”、“偏见”和三点“可笑”之处。燕今一篇《〈蚕租行〉和〈甿入城行〉》”（《光明日报》，1965年月11月23日）以两诗对比，认为“拿现实主义观点来衡量”，“赵（执信）的见解远比王为正确”。而学术论文主要则有郑朝宗的文章和钱仲联的《清人诗文论十评》两篇。
郑朝宗《论王士禛神韵说》分两期刊于1954年5期和1955年2期的《厦门大学学报》。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是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唯一一篇研究神韵诗说和创作的长篇论文，一时无二，但所持的态度非常严厉，几乎全盘否定王士禛的诗歌理论及其诗作，于其创作说“他的诗非常缺乏独创性，思想内容尤其贫乏，然而他偏会搔首弄姿，搬弄词藻，装出一副吞吐含蓄的样子，以欺骗世人”，于其神韵论则认为“从不写出一篇较有系统的东西来正面阐明它，而只能鸡零狗碎，断章取义，甚至故意歪曲引用一大堆前人的话来给自己内容空洞的学说装点门面”，还加上“彻头彻尾的唯心论”和“彻头彻尾的反对现实主义”的大帽子。以至后来有人说此文是“一篇尖锐的讨伐渔洋神韵说的檄文”（万云骏：《渔洋的神韵说和渔洋的神韵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年10月版）。此后陈朝璧曾撰文《驳斥郑朝宗“论王士禛神韵说”》（见1958年第一期《学术论坛》），但它是反右斗争中所写的大批判文章，用阶级分析方法将神韵说定性为“反现实主义”，甚至揭露其“反动本质”，称王是丧失民族气节、卖国求荣的历史罪人，则与郑文殊途同归，相反而相成。所用“臭文”等谩骂性语言，也代表那个时期的恶劣文风。这两篇论文（包括报刊文章）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反映，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钱仲联是老一辈的学人，国学根底深厚，《清人诗文论十评》（《江苏师院学报》，1962年第6期）原是为郭绍虞主编的教育部高校统编教材《中国历代文论选》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2月版）清朝部分的拟稿，其中多数得到采用，“王士禛《鬲津草堂诗集序》”即其一。该文从王渔洋诗论演变过程，神韵说的产生、渊源、特征到诗学祈向的扩大，以及诗论和创作的弊端等，作了多层次、多角度的介绍，要言不烦，立论平稳。这一则录入时基本上未曾改动，亦可看作主编郭绍虞等人观点。由于著书体例，作为文选后所附“说明”文出现，字数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故许多论旨未能展开和深入，仅仅点到而已。虽也批评了王士禛的“偏宕之蔽”，但非如郑朝宗等人文章的一味指责、批判。
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几部文学史著作，有的是全国统编教材，供高校学生使用，有的则指定为教学参考书，故广泛流行，对清初诗歌部分的论述代表了当时学界的普遍看法和观点。中国科学院文研所编写《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承认王士禛诗“有一些清新可诵之作”，但主要用语则有，“他的诗有意无意地讴歌太平景象，很少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神韵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现象，就只是一种地主阶级闲情逸致的生活情调的向往与追求而已”，以否定性为主。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作了一般性介绍，字数也增多，因“概说”已有“康熙时期诗坛主将，他论诗以神韵为主，创作力求‘超脱’，这种诗风的形成，反映了作家日益脱离现实”的定位，在专节中便不时出现“总的倾向则是脱离现实，缺乏社会内容”和“所提倡艺术风格，事实上成为脱离现实、掩饰空虚的借口，招致当时和后来不少批评和反对。而专事修饰外表，忽略内容，却正是适应清朝统治者粉饰现实的需要”等话，和前者评价基本上大同小异。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印行的刘大杰所著《中国文学发展史》，在比较全面、通畅、有力度地综合论述时，也点缀着诸如“这种诗风的提倡势必贬低反映社会生活和富于现实意义作品的价值，而使诗歌脱离实际”等语言，可以看到时代烙印留于书中的斑斑痕迹，这在否定传统是一代人心态的大环境下，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几乎众口一词的“讨伐”和批判，夸大缺陷和局限，是毫不奇怪的。古籍仅有陈乃乾校点《重辑渔洋书跋》（中华书局1958年9月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3年11月出版了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中一种的《带经堂诗话》。“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术研究处于停顿状态，成为一片空白之地。
第二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
本阶段又以1994年8月桓台“国际王渔洋学术讨论会”召开之前作为一期。
此期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贯彻实行，思想桎梏和枷锁的解除，学术研究春天到来，古典文学园地百花盛开，清诗研究也一派繁荣，其标志是1983年底《文学遗产》编辑部和苏州大学合办的全国首届清诗讨论会。《文学遗产》于1984年第二期出刊“清诗讨论专辑”，即是苏州会议的成果，其中发表了苏仲翔提交的关于王士禛的《论王士禛诗论及其风格——兼评代表作〈秋柳〉四章》一文。这次会议最集中的话题是清诗在文学史上地位，经过热烈讨论，达到了共识，大家一致认为清诗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终结阶段，以其成绩斐然，取得超越元明、上追唐宋的地位。应当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清诗研究，便是在这个认识基点上开展起来的。
以王士禛研究而言，成果也大量涌现，论文达40篇之多，质量也很高，代表者如皮朝纲《王士禛审美理论琐议》（《四川师院学报》，1982年3期），王英志《王士禛“神韵说”初探》（《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辑），陈少松《王士禛的风格论刍议》（《扬州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吴调公《论王渔洋神韵说与创作个性》（《文学遗产》，1984年第2期）、《论王渔洋自然美艺术观》（《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心灵的远游——诗歌神韵论思潮的流程》（《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这三篇论文又见于其后的学术名著《神韵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张忠纲《渔洋论杜》（《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宫晓卫《王渔洋选唐诗与诗论的关系——兼论王渔洋诗歌崇尚》（《文史哲》，1986年第2期），王小舒《神会自然与观照人生》（《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汤贵仁《王士禛神韵说历史价值》（《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裴世俊《清初钱、王代兴之说刍议》（《山东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等。由于前一阶段，王士禛最受讥议的是他的诗论和创作风格，故上述论文注意力大都集中于对其诗论的阐释和评论，而其诗作也多为神韵一格的代表作，或者作为评说神韵论的例证。并在分析神韵说内涵、意义时，既联系到它的历史渊源，与后来诗论如境界说关系，也不回避它与清初康熙一朝的政治形势趋向安定，以及王士禛个人身世矛盾等内部潜在因素，并在此基础上鞭辟入里地深入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体现了历史的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从而较为深入揭示神韵说的实际内容，突出诗的审美特性的理论取向及其局限，它在中国诗歌理论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对诗歌创作实践的意义等命题，接触前人所未能触及的问题，使研究得获较大进展，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
这一时期几部文学批评史著作，也都以专节论述王士禛诗论，有周勋初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这些著作的编著者，注意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又据其研究心得在具体问题上提出个人新见，理论视野开阔，分析密度与篇章分量也在加强。断代分体文学史则有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两书都设有王士禛专节，并给予充分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伊丕聪所撰写的《王渔洋先生年谱》（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王渔洋诗友录》（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前书是除王氏本人的《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中华书局曾以《王士祯年谱》于1992年出版）、凌景埏编《渔洋先生年谱》（1941年燕京大学国文学会排印本）与日本高桥和已著《王士禛年谱》外，又一部资料比较翔实的著作。后书也填补学界一项空白。此外，台湾学者黄景进《王渔洋诗论之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宫晓卫《王士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张健《王士禛“论诗绝句”三十二首笺证》（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李毓芙《王渔洋诗文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版）和古籍整理《古诗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香祖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渔洋诗问四种》（齐鲁书社1985年版）、《衍波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古夫于亭杂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分甘馀话》（中华书局1989年版）、《渔洋山人精华录》（齐鲁书社1992年版）等陆续校点发行，对王士禛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更为可喜的是王士禛家乡桓台人民，敬重这位丰富祖国文化宝库、为乡邦增添光彩的先贤，在新城镇王氏家祠的旧址上建起了王渔洋纪念馆，设置专职工作机构，进行文献的搜集整理。并由桓台县与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六单位联合发起，于1986年4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王渔洋学术讨论会，此后又连续三次举行了规模不一的学术会议，更进一步探讨王渔洋诗文创作和学术思想，还在会议上落实对王渔洋著述进行整理的工作方案和步骤，编辑出版汇集近十余年间研究王士禛的主要论文《王渔洋研究论集》一书（孔繁信、邱少华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目前由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单位整理的《王士禛全集》已完成。这些举措显示着王渔洋研究的规模与水平已迈上一个新阶段。
1994年8月，召开了“桓台国际王渔洋学术讨论会”。
这次会议适值王士禛诞辰360周年之际，由桓台县人民政府和淄博市文化局主持，来自中国海峡两岸16个省市和日本、英国、韩国等地学者共70余人参加会议，收到论文40余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赵俪生《东痴·渔洋·秋谷》、［日］伊藤漱平《王渔洋与山左诗人——以丁野鹤邱海石为中心》、吕杨《康熙与王渔洋诗谊》、罗敬之《王士禛三峡行诗咏》、张宇声《王渔洋扬州文学活动评述》、张少康《董其昌的画论和王渔洋的诗论》、汤贵仁《王士禛神韵说的人格价值》、王小舒《明清诗坛的交接与神韵的主盟》、何绵山《禅意盎然——禅与王渔洋说略》、徐北文《王渔洋及其唐人万首绝句选》、朱则杰《一代正宗——论王士禛在清代诗歌史地位》等。讨论会的论文，除已公开发表外，由组委会结集为《桓台国际王渔洋讨论会论文集》出版（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这些论文，既反映近年来王渔洋研究的新进展，又表现出新的趋向和特点：一是研究课题拓宽，除神韵说及神韵诗外，也涉及王渔洋的家世家学、生平事迹、交游情况以及神韵说产生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等问题，有的论文还对其不同时期的诗作进行具体的分析、评论，加深了对王氏其人、其诗说、其诗作的认识，从总体上显示出王渔洋诗歌创作、理论标举与其身世和所处历史环境的内在关系，从而展示出“王渔洋诗”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二是对神韵说内涵、审美特征及其与前代诗论的承传关系，作了多角度的探讨：或与南宗画论结合，或和庄子哲学相通，或者联系佛学禅宗，或者以后人解读反思神韵说意义，都给人以启迪和引导，深化和拓宽了对诗论文化底蕴和审美特征的理解与把握。三是增强共识，一致认为应给予王渔洋一定的历史地位。这不仅是对过去冷落偏差的一种纠正，更是事关如何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神韵说及其创作，突出中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的美学特点，与传统的重社会功利的诗教说异趣，乃是中国传统精神和古典审美特征在清代的又一次张扬，它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的民族特性和发展历程，也为今天建设新时代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和新文学提供借鉴。这些新视角新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研究的纵深性与广延性，以及思路的扩展和学术的活跃。
其他公开发表的论文，则有张纲《王士禛的词论主张及其创作实践》（南京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孙之梅、王琳《清初诗坛钱、王交替》（《文史知识》，1995年第6期），王英志《不相菲薄不相师——袁枚对王士禛的评价》（《中国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2期）、《论王士禛的神韵山水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王利民《贝叶绮语话西樵——兼论王士禄对王士禛的影响》（《中国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6期），王小舒《论王渔洋的魏晋情怀》（《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等。而王小舒的博士论文《神韵诗史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则探本溯源，初次建构中国神韵诗史，理清了中国诗歌发展的一条线索。古籍整理方面，《渔洋山人精华录》新的集注本，经李毓芙等老一辈学者用数年时间和精力校订、汇释，成《渔洋山人精华录集释》一书，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此书较齐鲁书社版全面，可谓后出转精，具有总结集成的意义。另外，还有仿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而由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仿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而有袁行云撰著《清人诗集叙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都是具有学术分量的大部头著作，为研究清诗和王士禛提供了重要资料。
进入21世纪，在开始的五年里王渔洋研究也和清诗一样，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论文呈现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拓展研究的态势，由一般的综合评述转向深入的专题探讨与开掘。如黄河《王士禛扬州期间的诗歌思想》（《学术研究》，2000年11期），认为王士禛以“神韵”为核心的思想是到扬州后才形成的，当时的心态、扬州人文的积淀和江南山水的熏陶促进其诗歌思想的形成。另一篇《王士禛初登诗坛心态与诗学观念》（《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指出王士禛既希望通过科考实现抱负，又对清廷有抵触情绪，这使他创作大量凄凉哀怨的作品，并论证“典、远、谐、则”诗学理念，是一种源自古典又顺应时代的理论主张。裴世俊有《王士禛五载扬州的文学活动与成绩》（《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记述其司理扬州期间的文学业绩，指明这一时期在一生中所具有的决定性和意义；《王士禛主盟清初诗坛探因》（《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从内外两方面探讨王渔洋登上诗坛领袖地位的原因，说明神韵诗风席卷天下是历史、时代和个人选择综合作用的结果；《王士禛主盟清初诗坛时间界定》（《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确定康熙十七年（1678年）特旨简拔，是主盟诗坛的开端，两年后执掌国子监，则标志一代诗宗地位确立；《对含蓄蕴藉的文外之美的张扬——论王士禛神韵诗的审美追求》（《临沂师院学报》，2002年第五期），《以选本和创作双向倡导的“神韵说”》（《枣庄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一代诗宗——王士禛》（《济南名士评传》，齐鲁书社2002年12月版）等论文。另有刘靖渊《从台阁诗风的消长看乾嘉诗风的转换》（《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3期）、邬国平《王士禛“神韵集”考辨——兼论“唐诗神韵集”非士禛原选》（《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4期）、朱则杰《王士禛为施闰章作摘句图考论》（《韶关学院学报》，2003年第10期）、孙立《王士禛等清初诗人眼中岭南风物》（《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王小舒《王士禛神韵说的三部曲》（《南开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王恒柱《从“偶论四名家诗”看清高密诗派对王士禛的评价》（《山东师大学报》，2005年第3期）等。
更为突出的成绩还体现在研究专著的出版。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是继伊丕聪《王渔洋先生年谱》后又一力作，不只篇幅比伊书增多，全书41万多字，而且处理文献非常丰富，信息量也相当大，作者阅读的文献在千种以上，征引书目列出了三百余种，对诗人生平事迹尤其是交游、唱和、评论等涉及文学活动的材料作了较为细致的考订、系年，从中理出王渔洋诗学的发展，与顺治、康熙两朝诗学的关系及对后者的影响，从而像一部康熙朝诗歌编年史的简编，也为清初诗学的研究提供了翔实可证的编年史事和材料基础。如果说此书是资料性的集结，那么蒋著《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则是对此一时期重要的文学史问题进行研讨。它以王渔洋为中心，分成八个题目，揭示康熙朝诗学的若干侧面。其中有的篇章如《王渔洋与清词之发轫》、《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兴替》已公开发表于《文学遗产》。这两部专著，点、面结合，材料扎实，系统性强，吸收前此各大家研究的精华，又有作者本人独到见解，是研究王士禛集成式并兼具深化拓展意义的著作。裴世俊《王士禛传论》（中国戏曲出版社2001年版）上篇是王士禛传，以主要历史事件和文学活动为线，勾勒生平事迹，描述诗书传家、忠勤报国的人生道路，填补在传记类中没有评传的空白。下篇是王士禛论，主要是探讨神韵说内涵与审美特征，以及诗文词和笔记小说等成就，用来评价高标神韵的独特贡献和“一代正宗”的历史地位。此外，淄博作家陈庆爱写了电视文学剧本《王渔洋》（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已有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等单位，拍成电视连续剧《王渔洋查案》，填补了影视方面空白，其书法作品《陈庆爱草书王渔洋诗词》，也由淄博新闻局出版，都可说前所未有之事。这些，虽然数量仍嫌不多，与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热门显学相比还不足道，但从本学科的历史看，已是颇为可观的收获了。
20世纪60年代古代文学史曾有统编教材，近几年随着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成果增多，新的材料出现，重写文学史蔚然成风，一些地方院校也在编写文学史，作为教材供教学使用。这些文学史著作既注意承继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吸收新的学术创见，做到守正出新，不同凡响。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从剖析人性、人道主义出发，在“康熙雍正年间诗人”中介绍王士禛，指出个性中对自我失落的担忧和哀伤时，说“这种对自我在现实中无力的敏感，和晚明以来自我意识觉醒有历史的联系”。对成名作《秋柳》四首的评价是“虽是咏物之作，却并不黏滞于‘物’；虽关涉历史，却也并不黏滞于‘史’。它所传达的，是诗人对历史变化与自然变化所产生的人生伤感”。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专立“王士禛与康熙诗坛”一节，可谓重视，并说“王士禛追踪六朝以来诗的冲和淡远一格，他的神韵诗将中国诗尚含蓄蕴藉的特征推向极致，在中国诗史上也是一个贡献。可以说中国诗的传统精神和古典审美特征，在清代又一次获得发扬”。这是前所未见的极高评价。它们都以描述式的语言，进行诗歌倾向、风格、流派等特点的分析，并予阐释，摒弃过去惯用的重在定性的评价式的语言，一扫否定性的如“糟粕”、“反现实”等语句，别开生面，创见迭出。另一个重要的成果应是严迪昌断代分体文学史《清诗史》，先在台湾出版，后由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印行，其第二编第二章为《“绝世风流润太平”的王士禛》，共有六节，四万余字，等于一个长篇专论，而所论又颇多己见，新意频频。如“小引：诗界‘开国宗臣’的认识意义”、“王士禛主盟诗界的时间考辩”等，言人所未言，在评判其功罪时虽也指出“他的神韵诗风的创导自觉不自觉地顺应皇权统治的选择，软性地整肃着清初原本郁勃横放的诗坛格局，导引出某种与‘盛世’相符的诗歌风尚”。最后还是肯定地说“人们又无可否认他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独具的建树，在审美追求上作出了自己特有的努力。所以王渔洋成为清前期一代诗宗，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他自身的条件和建树争取来的社会认同和诗坛崇奉。王渔洋的一切存在不容置疑地是历史的客观存在”。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于王士禛诗论的阐发，也带有综合与总结的价值，表明视域在不断扩大，方法也日益多样化。
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对外交流进一步扩大，王渔洋研究也走上迈向世界的新时代。过去的清朝年间，康熙皇帝青睐王士禛，曾用其诗和书法作为贵重礼品，赠送外国使者。王士禛则在担任国子监祭酒时，也因外国留学生前来学习，接触和阅读其诗文著述，结业回国则将《王阮亭诗选》和《王渔洋集》带回国内，致使王士禛著作走向国外。在日本则有相马肇基编《王渔洋诗抄》，不分卷，弘化三年泽存书库刻本；山本珏辑《王阮亭诗选》六卷，文化十年伊势山田文台屋庄左卫门刻本；《渔洋绝句抄》四卷，永嘉大阪书林嵩山堂本；《王渔洋诗抄》卷上，江户抄本；以及明治十五年东京宝书刊刻国森大来参订的《古诗平仄论》二卷，明治四十年刻印《国朝六家诗抄·阮亭诗抄（二卷）》。20世纪研究王士禛的，日本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孙俍工译，北新书局1929年版）。此书下册讲神韵、肌理、性灵等，论述较多，堪称难得。而后则有高桥和已等人。日本高桥和已除编撰《王士禛年谱》外，还笺注《王士禛集》，1962年日本岩波书店第1次印刷，至1982年重印12次。论文则有吉川幸次郎《渔洋山人的秋柳诗》和船津富彦《渔洋诗话杂考》（见《王渔洋研究论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韩）朴英顺《“沧浪诗话”与清代诗论——“沧浪诗话”与王士禛神韵说》（《文史哲》，1997年第6期）。美籍华人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的《成为典范：渔洋诗作及诗论探微》（《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独辟蹊径，别具一格，以西方近年的热门话题之一“如何成为经典”，来探讨王士禛现象，指出他能在清初众多诗人中脱颖而出，登上经典作家的席位，除了美学上的成就，还要具备美学以外的文化、政治等因素和条件，“检看王士禛在其时代成为‘一代正宗’，并在身后持续发挥影响的原因与过程，可以看出，王氏成为典范，他的才情只是起点，他在面对丰富前代遗产时，既学习又对话的写作与建立论述的努力，他的风格、风范及他的创作、论述与政治文化需要上的微妙关系，都是王氏得以成为典范的原因”。这是对王士禛成为盟主，领袖诗坛原因的全方位评析，新颖透辟，堪为论文中佳作。日本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博士曾写过《中国文学概说》等作品，他有《清代文学评论史》（岩波书店1950年版）一书，经杨铁婴译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8年1月出版。全书十章，王士禛部分占了一章，标题以《神韵说的提倡与宋元诗的流行》命名，除分析神韵理论外，其中二、三两节专谈“王渔洋与宋元诗”以及“宋元诗的流行”，说明他“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后，曾引起清初宗宋诗风的兴起，换言之，他也是宋诗风的发轫者。王士禛一生诗学三变，绝不只神韵诗风一端，神韵说也并非其诗论的全部内容，其涉及领域甚为广泛，内容也相当丰富。国外的研究总体上虽然不多，但已有了良好的开端。
王士禛研究固然取得可喜的成就，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学者们继续进行努力，古典文学专家袁世硕以《渔洋研究有待拓展深入》（民间文化版《少海》，2005年第2期）一文表明自己看法。像王士禛这样的人，一生居官清正廉洁，位列台阁；自幼嗜诗，终身不废呤咏，有“一代正宗”之誉；并勤于读书、著述，诗、文、词、杂著多达二百余卷，称得上有清一代集名臣、诗人、学者于一身的文化伟人。我们的研究：第一，偏重于评论、诠释神韵说及其含蓄、清新隽永的诗篇，对其人其事、其他著作，另一种格调和诗篇，则缺乏认真的探讨。第二，渔洋著作中有《池北偶谈》、《居易录》等多部笔记性杂著，虽然有文章评介其书，但还算不上认真研究，远没有显示其广博内容，及其多方面意义，是一块亟待拓荒的处女地，可以用来做许多研究题目。这些方面不做深做透，便不能加深对其更全面、更透彻的认识，发现和揭示其一生多方面的成就、贡献。第三，其他问题，如王士禛及其文学群体，包括早期广陵词人群、江南遗民诗人群、“金台十子”和神韵诗派等，除了领袖王士禛外，其余人情况至今所知甚少，这些派别尤其神韵诗派究竟有多大规模？他死后近50年间，是谁在传承师说，引领诗坛？有无这样的人？等等。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思考，值得深入探讨，以期将王士禛研究推向一个更高更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王士禛之研究可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受时代、社会、历史等原因的影响和制约，古典文学领域的清代诗文词研究，少有像朱东润、郭绍虞、钱钟书之类的鸿文大著。后一时期，则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和中共实事求是、思想解放路线的确立，学术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王士禛研究也进入难得的繁盛期，不仅成果增多，领域扩大，而且研究深入、方法多样。其中在1983年底《文学遗产》编辑部和苏州大学合办全国首届清诗讨论会后，以1986年4月在山东淄博市桓台县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王渔洋学术讨论会”和1994年8月王士禛诞辰360周年之际在桓台举办的“国际王渔洋学术讨论会”为两个高峰，树立起王士禛研究走向纵深与多元的标志，出现新的趋向和特点。
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
王士禛研究论文只有五篇。其中两篇是间接涉及，一是侯岱麟载于1979年6月号《读书》杂志，谈与蒲松龄交往的《蒲松龄与王士禛》；二是张少康在1964年3期《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论“沧浪诗话”》，副标题“兼谈严羽和王士禛在文艺思想的联系和区别”，实际上，它们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专研王士禛的论文。直接论述其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在报刊上发表的短文，有1956年月11月15日和12月21日《文汇报》登载姚雪垠《读〈带经堂诗话〉有感》之一、之二，历数王士禛论诗“成见”、“偏见”和三点“可笑”之处。燕今一篇《〈蚕租行〉和〈甿入城行〉》”（《光明日报》，1965年月11月23日）以两诗对比，认为“拿现实主义观点来衡量”，“赵（执信）的见解远比王为正确”。而学术论文主要则有郑朝宗的文章和钱仲联的《清人诗文论十评》两篇。
郑朝宗《论王士禛神韵说》分两期刊于1954年5期和1955年2期的《厦门大学学报》。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是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唯一一篇研究神韵诗说和创作的长篇论文，一时无二，但所持的态度非常严厉，几乎全盘否定王士禛的诗歌理论及其诗作，于其创作说“他的诗非常缺乏独创性，思想内容尤其贫乏，然而他偏会搔首弄姿，搬弄词藻，装出一副吞吐含蓄的样子，以欺骗世人”，于其神韵论则认为“从不写出一篇较有系统的东西来正面阐明它，而只能鸡零狗碎，断章取义，甚至故意歪曲引用一大堆前人的话来给自己内容空洞的学说装点门面”，还加上“彻头彻尾的唯心论”和“彻头彻尾的反对现实主义”的大帽子。以至后来有人说此文是“一篇尖锐的讨伐渔洋神韵说的檄文”（万云骏：《渔洋的神韵说和渔洋的神韵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年10月版）。此后陈朝璧曾撰文《驳斥郑朝宗“论王士禛神韵说”》（见1958年第一期《学术论坛》），但它是反右斗争中所写的大批判文章，用阶级分析方法将神韵说定性为“反现实主义”，甚至揭露其“反动本质”，称王是丧失民族气节、卖国求荣的历史罪人，则与郑文殊途同归，相反而相成。所用“臭文”等谩骂性语言，也代表那个时期的恶劣文风。这两篇论文（包括报刊文章）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反映，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钱仲联是老一辈的学人，国学根底深厚，《清人诗文论十评》（《江苏师院学报》，1962年第6期）原是为郭绍虞主编的教育部高校统编教材《中国历代文论选》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2月版）清朝部分的拟稿，其中多数得到采用，“王士禛《鬲津草堂诗集序》”即其一。该文从王渔洋诗论演变过程，神韵说的产生、渊源、特征到诗学祈向的扩大，以及诗论和创作的弊端等，作了多层次、多角度的介绍，要言不烦，立论平稳。这一则录入时基本上未曾改动，亦可看作主编郭绍虞等人观点。由于著书体例，作为文选后所附“说明”文出现，字数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故许多论旨未能展开和深入，仅仅点到而已。虽也批评了王士禛的“偏宕之蔽”，但非如郑朝宗等人文章的一味指责、批判。
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几部文学史著作，有的是全国统编教材，供高校学生使用，有的则指定为教学参考书，故广泛流行，对清初诗歌部分的论述代表了当时学界的普遍看法和观点。中国科学院文研所编写《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承认王士禛诗“有一些清新可诵之作”，但主要用语则有，“他的诗有意无意地讴歌太平景象，很少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神韵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现象，就只是一种地主阶级闲情逸致的生活情调的向往与追求而已”，以否定性为主。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作了一般性介绍，字数也增多，因“概说”已有“康熙时期诗坛主将，他论诗以神韵为主，创作力求‘超脱’，这种诗风的形成，反映了作家日益脱离现实”的定位，在专节中便不时出现“总的倾向则是脱离现实，缺乏社会内容”和“所提倡艺术风格，事实上成为脱离现实、掩饰空虚的借口，招致当时和后来不少批评和反对。而专事修饰外表，忽略内容，却正是适应清朝统治者粉饰现实的需要”等话，和前者评价基本上大同小异。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印行的刘大杰所著《中国文学发展史》，在比较全面、通畅、有力度地综合论述时，也点缀着诸如“这种诗风的提倡势必贬低反映社会生活和富于现实意义作品的价值，而使诗歌脱离实际”等语言，可以看到时代烙印留于书中的斑斑痕迹，这在否定传统是一代人心态的大环境下，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几乎众口一词的“讨伐”和批判，夸大缺陷和局限，是毫不奇怪的。古籍仅有陈乃乾校点《重辑渔洋书跋》（中华书局1958年9月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3年11月出版了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中一种的《带经堂诗话》。“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术研究处于停顿状态，成为一片空白之地。
第二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
本阶段又以1994年8月桓台“国际王渔洋学术讨论会”召开之前作为一期。
此期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贯彻实行，思想桎梏和枷锁的解除，学术研究春天到来，古典文学园地百花盛开，清诗研究也一派繁荣，其标志是1983年底《文学遗产》编辑部和苏州大学合办的全国首届清诗讨论会。《文学遗产》于1984年第二期出刊“清诗讨论专辑”，即是苏州会议的成果，其中发表了苏仲翔提交的关于王士禛的《论王士禛诗论及其风格——兼评代表作〈秋柳〉四章》一文。这次会议最集中的话题是清诗在文学史上地位，经过热烈讨论，达到了共识，大家一致认为清诗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终结阶段，以其成绩斐然，取得超越元明、上追唐宋的地位。应当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清诗研究，便是在这个认识基点上开展起来的。
以王士禛研究而言，成果也大量涌现，论文达40篇之多，质量也很高，代表者如皮朝纲《王士禛审美理论琐议》（《四川师院学报》，1982年3期），王英志《王士禛“神韵说”初探》（《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辑），陈少松《王士禛的风格论刍议》（《扬州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吴调公《论王渔洋神韵说与创作个性》（《文学遗产》，1984年第2期）、《论王渔洋自然美艺术观》（《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心灵的远游——诗歌神韵论思潮的流程》（《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这三篇论文又见于其后的学术名著《神韵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张忠纲《渔洋论杜》（《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宫晓卫《王渔洋选唐诗与诗论的关系——兼论王渔洋诗歌崇尚》（《文史哲》，1986年第2期），王小舒《神会自然与观照人生》（《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汤贵仁《王士禛神韵说历史价值》（《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裴世俊《清初钱、王代兴之说刍议》（《山东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等。由于前一阶段，王士禛最受讥议的是他的诗论和创作风格，故上述论文注意力大都集中于对其诗论的阐释和评论，而其诗作也多为神韵一格的代表作，或者作为评说神韵论的例证。并在分析神韵说内涵、意义时，既联系到它的历史渊源，与后来诗论如境界说关系，也不回避它与清初康熙一朝的政治形势趋向安定，以及王士禛个人身世矛盾等内部潜在因素，并在此基础上鞭辟入里地深入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体现了历史的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从而较为深入揭示神韵说的实际内容，突出诗的审美特性的理论取向及其局限，它在中国诗歌理论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对诗歌创作实践的意义等命题，接触前人所未能触及的问题，使研究得获较大进展，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
这一时期几部文学批评史著作，也都以专节论述王士禛诗论，有周勋初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这些著作的编著者，注意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又据其研究心得在具体问题上提出个人新见，理论视野开阔，分析密度与篇章分量也在加强。断代分体文学史则有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两书都设有王士禛专节，并给予充分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伊丕聪所撰写的《王渔洋先生年谱》（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王渔洋诗友录》（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前书是除王氏本人的《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中华书局曾以《王士祯年谱》于1992年出版）、凌景埏编《渔洋先生年谱》（1941年燕京大学国文学会排印本）与日本高桥和已著《王士禛年谱》外，又一部资料比较翔实的著作。后书也填补学界一项空白。此外，台湾学者黄景进《王渔洋诗论之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宫晓卫《王士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张健《王士禛“论诗绝句”三十二首笺证》（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李毓芙《王渔洋诗文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版）和古籍整理《古诗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香祖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渔洋诗问四种》（齐鲁书社1985年版）、《衍波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古夫于亭杂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分甘馀话》（中华书局1989年版）、《渔洋山人精华录》（齐鲁书社1992年版）等陆续校点发行，对王士禛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更为可喜的是王士禛家乡桓台人民，敬重这位丰富祖国文化宝库、为乡邦增添光彩的先贤，在新城镇王氏家祠的旧址上建起了王渔洋纪念馆，设置专职工作机构，进行文献的搜集整理。并由桓台县与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六单位联合发起，于1986年4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王渔洋学术讨论会，此后又连续三次举行了规模不一的学术会议，更进一步探讨王渔洋诗文创作和学术思想，还在会议上落实对王渔洋著述进行整理的工作方案和步骤，编辑出版汇集近十余年间研究王士禛的主要论文《王渔洋研究论集》一书（孔繁信、邱少华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目前由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单位整理的《王士禛全集》已完成。这些举措显示着王渔洋研究的规模与水平已迈上一个新阶段。
1994年8月，召开了“桓台国际王渔洋学术讨论会”。
这次会议适值王士禛诞辰360周年之际，由桓台县人民政府和淄博市文化局主持，来自中国海峡两岸16个省市和日本、英国、韩国等地学者共70余人参加会议，收到论文40余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赵俪生《东痴·渔洋·秋谷》、［日］伊藤漱平《王渔洋与山左诗人——以丁野鹤邱海石为中心》、吕杨《康熙与王渔洋诗谊》、罗敬之《王士禛三峡行诗咏》、张宇声《王渔洋扬州文学活动评述》、张少康《董其昌的画论和王渔洋的诗论》、汤贵仁《王士禛神韵说的人格价值》、王小舒《明清诗坛的交接与神韵的主盟》、何绵山《禅意盎然——禅与王渔洋说略》、徐北文《王渔洋及其唐人万首绝句选》、朱则杰《一代正宗——论王士禛在清代诗歌史地位》等。讨论会的论文，除已公开发表外，由组委会结集为《桓台国际王渔洋讨论会论文集》出版（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这些论文，既反映近年来王渔洋研究的新进展，又表现出新的趋向和特点：一是研究课题拓宽，除神韵说及神韵诗外，也涉及王渔洋的家世家学、生平事迹、交游情况以及神韵说产生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等问题，有的论文还对其不同时期的诗作进行具体的分析、评论，加深了对王氏其人、其诗说、其诗作的认识，从总体上显示出王渔洋诗歌创作、理论标举与其身世和所处历史环境的内在关系，从而展示出“王渔洋诗”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二是对神韵说内涵、审美特征及其与前代诗论的承传关系，作了多角度的探讨：或与南宗画论结合，或和庄子哲学相通，或者联系佛学禅宗，或者以后人解读反思神韵说意义，都给人以启迪和引导，深化和拓宽了对诗论文化底蕴和审美特征的理解与把握。三是增强共识，一致认为应给予王渔洋一定的历史地位。这不仅是对过去冷落偏差的一种纠正，更是事关如何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神韵说及其创作，突出中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的美学特点，与传统的重社会功利的诗教说异趣，乃是中国传统精神和古典审美特征在清代的又一次张扬，它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的民族特性和发展历程，也为今天建设新时代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和新文学提供借鉴。这些新视角新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研究的纵深性与广延性，以及思路的扩展和学术的活跃。
其他公开发表的论文，则有张纲《王士禛的词论主张及其创作实践》（南京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孙之梅、王琳《清初诗坛钱、王交替》（《文史知识》，1995年第6期），王英志《不相菲薄不相师——袁枚对王士禛的评价》（《中国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2期）、《论王士禛的神韵山水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王利民《贝叶绮语话西樵——兼论王士禄对王士禛的影响》（《中国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6期），王小舒《论王渔洋的魏晋情怀》（《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等。而王小舒的博士论文《神韵诗史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则探本溯源，初次建构中国神韵诗史，理清了中国诗歌发展的一条线索。古籍整理方面，《渔洋山人精华录》新的集注本，经李毓芙等老一辈学者用数年时间和精力校订、汇释，成《渔洋山人精华录集释》一书，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此书较齐鲁书社版全面，可谓后出转精，具有总结集成的意义。另外，还有仿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而由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仿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而有袁行云撰著《清人诗集叙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都是具有学术分量的大部头著作，为研究清诗和王士禛提供了重要资料。
进入21世纪，在开始的五年里王渔洋研究也和清诗一样，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论文呈现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拓展研究的态势，由一般的综合评述转向深入的专题探讨与开掘。如黄河《王士禛扬州期间的诗歌思想》（《学术研究》，2000年11期），认为王士禛以“神韵”为核心的思想是到扬州后才形成的，当时的心态、扬州人文的积淀和江南山水的熏陶促进其诗歌思想的形成。另一篇《王士禛初登诗坛心态与诗学观念》（《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指出王士禛既希望通过科考实现抱负，又对清廷有抵触情绪，这使他创作大量凄凉哀怨的作品，并论证“典、远、谐、则”诗学理念，是一种源自古典又顺应时代的理论主张。裴世俊有《王士禛五载扬州的文学活动与成绩》（《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记述其司理扬州期间的文学业绩，指明这一时期在一生中所具有的决定性和意义；《王士禛主盟清初诗坛探因》（《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从内外两方面探讨王渔洋登上诗坛领袖地位的原因，说明神韵诗风席卷天下是历史、时代和个人选择综合作用的结果；《王士禛主盟清初诗坛时间界定》（《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确定康熙十七年（1678年）特旨简拔，是主盟诗坛的开端，两年后执掌国子监，则标志一代诗宗地位确立；《对含蓄蕴藉的文外之美的张扬——论王士禛神韵诗的审美追求》（《临沂师院学报》，2002年第五期），《以选本和创作双向倡导的“神韵说”》（《枣庄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一代诗宗——王士禛》（《济南名士评传》，齐鲁书社2002年12月版）等论文。另有刘靖渊《从台阁诗风的消长看乾嘉诗风的转换》（《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3期）、邬国平《王士禛“神韵集”考辨——兼论“唐诗神韵集”非士禛原选》（《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4期）、朱则杰《王士禛为施闰章作摘句图考论》（《韶关学院学报》，2003年第10期）、孙立《王士禛等清初诗人眼中岭南风物》（《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王小舒《王士禛神韵说的三部曲》（《南开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王恒柱《从“偶论四名家诗”看清高密诗派对王士禛的评价》（《山东师大学报》，2005年第3期）等。
更为突出的成绩还体现在研究专著的出版。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是继伊丕聪《王渔洋先生年谱》后又一力作，不只篇幅比伊书增多，全书41万多字，而且处理文献非常丰富，信息量也相当大，作者阅读的文献在千种以上，征引书目列出了三百余种，对诗人生平事迹尤其是交游、唱和、评论等涉及文学活动的材料作了较为细致的考订、系年，从中理出王渔洋诗学的发展，与顺治、康熙两朝诗学的关系及对后者的影响，从而像一部康熙朝诗歌编年史的简编，也为清初诗学的研究提供了翔实可证的编年史事和材料基础。如果说此书是资料性的集结，那么蒋著《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则是对此一时期重要的文学史问题进行研讨。它以王渔洋为中心，分成八个题目，揭示康熙朝诗学的若干侧面。其中有的篇章如《王渔洋与清词之发轫》、《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兴替》已公开发表于《文学遗产》。这两部专著，点、面结合，材料扎实，系统性强，吸收前此各大家研究的精华，又有作者本人独到见解，是研究王士禛集成式并兼具深化拓展意义的著作。裴世俊《王士禛传论》（中国戏曲出版社2001年版）上篇是王士禛传，以主要历史事件和文学活动为线，勾勒生平事迹，描述诗书传家、忠勤报国的人生道路，填补在传记类中没有评传的空白。下篇是王士禛论，主要是探讨神韵说内涵与审美特征，以及诗文词和笔记小说等成就，用来评价高标神韵的独特贡献和“一代正宗”的历史地位。此外，淄博作家陈庆爱写了电视文学剧本《王渔洋》（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已有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等单位，拍成电视连续剧《王渔洋查案》，填补了影视方面空白，其书法作品《陈庆爱草书王渔洋诗词》，也由淄博新闻局出版，都可说前所未有之事。这些，虽然数量仍嫌不多，与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热门显学相比还不足道，但从本学科的历史看，已是颇为可观的收获了。
20世纪60年代古代文学史曾有统编教材，近几年随着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成果增多，新的材料出现，重写文学史蔚然成风，一些地方院校也在编写文学史，作为教材供教学使用。这些文学史著作既注意承继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吸收新的学术创见，做到守正出新，不同凡响。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从剖析人性、人道主义出发，在“康熙雍正年间诗人”中介绍王士禛，指出个性中对自我失落的担忧和哀伤时，说“这种对自我在现实中无力的敏感，和晚明以来自我意识觉醒有历史的联系”。对成名作《秋柳》四首的评价是“虽是咏物之作，却并不黏滞于‘物’；虽关涉历史，却也并不黏滞于‘史’。它所传达的，是诗人对历史变化与自然变化所产生的人生伤感”。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专立“王士禛与康熙诗坛”一节，可谓重视，并说“王士禛追踪六朝以来诗的冲和淡远一格，他的神韵诗将中国诗尚含蓄蕴藉的特征推向极致，在中国诗史上也是一个贡献。可以说中国诗的传统精神和古典审美特征，在清代又一次获得发扬”。这是前所未见的极高评价。它们都以描述式的语言，进行诗歌倾向、风格、流派等特点的分析，并予阐释，摒弃过去惯用的重在定性的评价式的语言，一扫否定性的如“糟粕”、“反现实”等语句，别开生面，创见迭出。另一个重要的成果应是严迪昌断代分体文学史《清诗史》，先在台湾出版，后由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印行，其第二编第二章为《“绝世风流润太平”的王士禛》，共有六节，四万余字，等于一个长篇专论，而所论又颇多己见，新意频频。如“小引：诗界‘开国宗臣’的认识意义”、“王士禛主盟诗界的时间考辩”等，言人所未言，在评判其功罪时虽也指出“他的神韵诗风的创导自觉不自觉地顺应皇权统治的选择，软性地整肃着清初原本郁勃横放的诗坛格局，导引出某种与‘盛世’相符的诗歌风尚”。最后还是肯定地说“人们又无可否认他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独具的建树，在审美追求上作出了自己特有的努力。所以王渔洋成为清前期一代诗宗，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他自身的条件和建树争取来的社会认同和诗坛崇奉。王渔洋的一切存在不容置疑地是历史的客观存在”。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于王士禛诗论的阐发，也带有综合与总结的价值，表明视域在不断扩大，方法也日益多样化。
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对外交流进一步扩大，王渔洋研究也走上迈向世界的新时代。过去的清朝年间，康熙皇帝青睐王士禛，曾用其诗和书法作为贵重礼品，赠送外国使者。王士禛则在担任国子监祭酒时，也因外国留学生前来学习，接触和阅读其诗文著述，结业回国则将《王阮亭诗选》和《王渔洋集》带回国内，致使王士禛著作走向国外。在日本则有相马肇基编《王渔洋诗抄》，不分卷，弘化三年泽存书库刻本；山本珏辑《王阮亭诗选》六卷，文化十年伊势山田文台屋庄左卫门刻本；《渔洋绝句抄》四卷，永嘉大阪书林嵩山堂本；《王渔洋诗抄》卷上，江户抄本；以及明治十五年东京宝书刊刻国森大来参订的《古诗平仄论》二卷，明治四十年刻印《国朝六家诗抄·阮亭诗抄（二卷）》。20世纪研究王士禛的，日本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孙俍工译，北新书局1929年版）。此书下册讲神韵、肌理、性灵等，论述较多，堪称难得。而后则有高桥和已等人。日本高桥和已除编撰《王士禛年谱》外，还笺注《王士禛集》，1962年日本岩波书店第1次印刷，至1982年重印12次。论文则有吉川幸次郎《渔洋山人的秋柳诗》和船津富彦《渔洋诗话杂考》（见《王渔洋研究论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韩）朴英顺《“沧浪诗话”与清代诗论——“沧浪诗话”与王士禛神韵说》（《文史哲》，1997年第6期）。美籍华人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的《成为典范：渔洋诗作及诗论探微》（《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独辟蹊径，别具一格，以西方近年的热门话题之一“如何成为经典”，来探讨王士禛现象，指出他能在清初众多诗人中脱颖而出，登上经典作家的席位，除了美学上的成就，还要具备美学以外的文化、政治等因素和条件，“检看王士禛在其时代成为‘一代正宗’，并在身后持续发挥影响的原因与过程，可以看出，王氏成为典范，他的才情只是起点，他在面对丰富前代遗产时，既学习又对话的写作与建立论述的努力，他的风格、风范及他的创作、论述与政治文化需要上的微妙关系，都是王氏得以成为典范的原因”。这是对王士禛成为盟主，领袖诗坛原因的全方位评析，新颖透辟，堪为论文中佳作。日本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博士曾写过《中国文学概说》等作品，他有《清代文学评论史》（岩波书店1950年版）一书，经杨铁婴译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8年1月出版。全书十章，王士禛部分占了一章，标题以《神韵说的提倡与宋元诗的流行》命名，除分析神韵理论外，其中二、三两节专谈“王渔洋与宋元诗”以及“宋元诗的流行”，说明他“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后，曾引起清初宗宋诗风的兴起，换言之，他也是宋诗风的发轫者。王士禛一生诗学三变，绝不只神韵诗风一端，神韵说也并非其诗论的全部内容，其涉及领域甚为广泛，内容也相当丰富。国外的研究总体上虽然不多，但已有了良好的开端。
王士禛研究固然取得可喜的成就，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学者们继续进行努力，古典文学专家袁世硕以《渔洋研究有待拓展深入》（民间文化版《少海》，2005年第2期）一文表明自己看法。像王士禛这样的人，一生居官清正廉洁，位列台阁；自幼嗜诗，终身不废呤咏，有“一代正宗”之誉；并勤于读书、著述，诗、文、词、杂著多达二百余卷，称得上有清一代集名臣、诗人、学者于一身的文化伟人。我们的研究：第一，偏重于评论、诠释神韵说及其含蓄、清新隽永的诗篇，对其人其事、其他著作，另一种格调和诗篇，则缺乏认真的探讨。第二，渔洋著作中有《池北偶谈》、《居易录》等多部笔记性杂著，虽然有文章评介其书，但还算不上认真研究，远没有显示其广博内容，及其多方面意义，是一块亟待拓荒的处女地，可以用来做许多研究题目。这些方面不做深做透，便不能加深对其更全面、更透彻的认识，发现和揭示其一生多方面的成就、贡献。第三，其他问题，如王士禛及其文学群体，包括早期广陵词人群、江南遗民诗人群、“金台十子”和神韵诗派等，除了领袖王士禛外，其余人情况至今所知甚少，这些派别尤其神韵诗派究竟有多大规模？他死后近50年间，是谁在传承师说，引领诗坛？有无这样的人？等等。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思考，值得深入探讨，以期将王士禛研究推向一个更高更新的历史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