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自幼能诗，富有才华，15岁便刊行第一部诗集《落笺堂初稿》一卷，使他在家乡新城小有名气。到顺治十二年（1655年）为功名事业与兄西樵、东亭赴京科考，开始与海内名人交游，已是个颇有才华的青年诗人。顺治十四年他24岁时与杨圣俞、邱石常等诸名士聚于济南大明湖举办“秋柳社”，在社集上赋《秋柳》诗四章，一鸣惊人，获得齐鲁诗坛高度声誉，也轰动天下，和者无数，有顾炎武、朱彝尊、陈维崧、曹溶、徐夜等名人。后“至广陵，则四诗流传已久，大江南北，和者益众”（《渔洋山人自撰年谱》）。诗人陈伯玑赞说：“元倡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诸名士和作皆不能及。”（见《渔洋诗话》）这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其名噪一时，倾动人心，在舆论和人们心理上构成作为一代宗师的重要铺垫之一。可以称之为确立诗坛地位的转捩点。
顺治十六年（1659年）科考中式王士禛谒选扬州推官，是其一生辉煌的起点。相对于文学事业则是取得成功的决定性第一步，树立神韵诗的样板，所写《秦淮杂诗》、《冶春绝句》等诗，风神卓绝，情韵连绵，再次轰传南北，被“争写”“齐唱”，矗起创作的高峰。他也由此走入东南遗老的社交圈，受到吴嘉纪、林古度、杜濬、冒襄等遗民诗人的认可和肯定，也获得钱谦益、吴伟业两位诗坛巨匠的垂青，吴以“贻上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予以赞扬，钱则撰写一诗《古诗赠新城王贻上》和一序《王贻上诗集序》，对其寄托“窃欲以狂澜之既倒，望砥柱于高贤”的期望，并要“与君代兴”，将其视为未来的接班人，给予提携援引。王士禛由此成为主持扬州地区选政的核心人物，除了青溪遗事画册、余氏女子绣洛神图、余氏女子绣柳毅传书图及余氏女子绣浣沙图等唱和外，还举行了三次大型活动，两次修禊扬州红桥，一次在冒襄水绘园，首倡几乎都为王士禛。他有《红桥唱和集》和《水绘园修禊诗》等记其盛事，诗学才华焕发出绚丽的光彩。而在广陵的词学活动，也拉开康熙朝填词中兴的序幕。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门人盛符升编刊他的第一个专集《阮亭诗选》十七卷，为之作序者是一个庞大阵容，竟然有26人之多，其中既有遗民，也有新贵，既有父执，也有同辈，等于宣告成功地赢得江南诗坛的认可和支持。康熙三年（1664年）孙默编选《国朝名家诗馀》，先刻三家：王士禛《衍波词》、邹诋谟《丽农词》、彭孙遹《延露词》，合称《三家诗馀》，又一次扩大了影响力，积累了日后仕途顺达和声名显赫的资本。对他来说，这些颇为主要，奠定了走向全国、踏上主盟之路的基石，可以说完成了前期的准备，隐然树立新一代诗坛领袖的形象。就此而言，扬州五载的业绩，是一个亮丽的坐标和丰碑。仕途上，它是转折，经过考核，他以“称职”调取晋京，此后一路顺利升迁。文学上，则是走向执诗坛牛耳的发轫，尽管其时仅在苏、扬、东南一带被“推为祭酒”，仅是一方盟主，是新秀登台的成功，尚未遍及海内，但为他日后被当朝皇帝康熙识拔埋下契机，等待着历史机遇的到来和“应候而发”。
康熙四年（1665年）王士禛离开扬州，任礼部提督两馆主事，先后在礼部、户部任郎官。此时京师诗坛上执掌大旗的是礼部尚书龚定孳，其他诗人如宋琬、施闰章、曹尔堪等人尚在，王士禛偕其兄王西樵同他们朝夕过从，相与“为文酒诗会”。他本性爱交结，遂与诸多文朋诗友相互来往，公事之余，诗酒唱酬，绢素横飞，在京城诗坛十分活跃。康熙十年（1671年）浙江人吴之振编选《八家诗选》，称“海内八大家”，由宋琬《荔裳诗选》、曹尔堪《顾庵诗选》、施闰章《愚山诗选》、沈荃《绎堂诗选》、王士禄《西樵诗选》、程可则《湟榛诗选》、王士禛《阮亭诗选》、陈廷敬《说岩诗选》等组成。说明他已进入京城以龚定孳为领袖的诗歌群体，占据一定位置，开始建构自己个人的文学地位。
这期间王士禛又一度放外任，他于康熙八年离开京城去江苏清江浦（今淮阴县北）榷署，分管船厂造船，任职二年，到康熙十年才迁调户部福建司郎中，回到京师。第二年又奉命与副主考、在工部任职的郑日奎，前往四川主持乡试，拔录举人杨兆龙等42人，返回的路途上接到母亲于八月初一日仙逝的讣音，顺道归家，以例丁母忧，守丧三年，大哥王西樵因母丧悲痛过度染病卧床，终于不治，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七月病故，英年早逝。接连遭此不幸，士禛极度悲凄，闭门谢客，甚少参加各种活动。守丧期满，虽遵父命于康熙十四年返回京城，但按照规定，候补官员要以秩补缺，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秋天又返归新城，第二年一月再赴京，五月补户部四川司郎中。仍是郎官，徘徊于礼、户部之间，而这一折腾时间也过去七八年。
不过，再回京师，龚定孳已于三年前死去，宋琬、施闰章、曹尔堪等也相继离世，京师诗坛群龙无首、形如空白，给士禛留下发展空间，他便“建鼓树旗”。一面与在朝的汪琬、程周量、刘体仁、梁清标、董玉虬、李天馥、陈廷敬等名士，举行大规模的文酒诗会和酬唱活动，建起新的统领全国的中心。另一方面评点、辑刻《十子诗略》，命名“京师十才子”，组织队伍。他们是：
宋荦，字牧仲，号西陂，又号漫堂，河南商丘人，著有《绵津山人集》、《西陂类稿》等。
王又旦，字幼华，号黄湄渔人，陕西合阳人，著有《黄湄诗选》。
曹贞吉，字升阶，又字升六，号实庵，山东安丘人，著有《珂雪诗》、《珂雪词》。
颜光敏，字修来，号逊甫，又号乐圃，山东曲阜人，著有《乐圃集》。
叶封，字井叔，号慕序，又号退翁，湖北黄陂人，著有《慕庐集》。
田雯，字子纶，号山姜，山东德州人，著有《古欢堂集》。
谢重辉，字千仞，号方山，山东德州人，著有《杏村诗集》。
丁炜，字瞻汝，号雁水，福建晋江人，著有《问山诗集》。
曹禾，字颂嘉，号峨嵋，又号禾庵，江苏江阴人，著有《禾庵》、《峨嵋》等集。
汪懋麟，字季甪，号蛟门，晚号觉堂，江苏江都人，著有《百尺梧桐阁集》。
这是一次“开山采铜”创立派别、建立文学宗师地位的尝试，除个别年龄稍长者外，其余都是王士禛同龄人，有的是其门生和弟子，其中又以占籍山东和他任过扬州推官的江苏两省为主，仅山东德州一地即有两人。这十人的诗风不一致，并不完全属于后来所说的神韵派，这一点赵执信在《谈龙录》里曾指出过，他说：“安丘曹礼部升六、诸城李翰林渔村，曲阜颜吏部修来、德州谢刑部方山、田侍郎（按，田雯）、冯舍人（按，冯廷魁）后先并起，然各有所就，了无扶同依傍。”也就是说曹贞吉等人并不以“神韵”为主，尤其是德州人冯廷魁，他诗学李白，兼采韩愈、苏轼，“风格超峻”，完全与“神韵”之风不同，王士禛也“终而不能罗而致之门下”，让他成为神韵派的一员。但在当时，为了标榜，壮大门户，扩充阵营，以便吸引朝野的注目，选定《十子诗略》，圈定“燕台十子”，便成了一件非做不可的工作。就此而言，《十子诗略》可说是其领袖意识的一个标志。
历史也恰于此时提供了机遇，康熙皇帝亲政后，出于政治考虑，要从部曹中简拔一位诗文兼优的文学侍从官，充实南书房，这是由康熙时期特定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对诗歌的要求所决定，王朝中枢在选择新的领袖人物，总持一代风会，率领清代诗歌走向“盛世元音”。经大学士李蔚和冯溥、陈廷敬、张英等一致推荐，康熙帝选中了王士禛。诗是因缘，康熙帝特别注意王士禛的诗歌，这是受知的契机，并征录其三百篇诗，谓之《御览集》。还以破格提拔，连连擢升，“时，上留意古学，特召公懋勤殿试诗，称旨。次日传谕：‘王某诗文兼优，著以翰林官用’。遂改侍讲，旋转侍读。本朝由部曹改词臣自公始，实异数也”（宋荦《墓志铭》），给予殊荣，这在有清一代极为罕见。这与其说是为南书房物色人才，不如说通过这种“仕途”与“文学”双轨并进大力表彰，倡导一种新的文学风气，借以肯定和支持了神韵说，为王士禛登上主盟诗坛的地位提供中枢机构的保证，因此，王士禛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受知清圣祖玄烨，被隆遇开始，是其一生又一个重要转折点。而作为一代诗界宗主，还要有众多门生弟子作为成员，或跟从，或拥戴，“如日之随影”，登高一呼，群起响应，“远近翕然宗之”，这种局面随着擢拜国子监祭酒迎刃而解。在两年后即康熙十九年他又被擢升大司成，掌管国子监，这是其主盟诗界、领袖地位确立的标志。
此前曾在扬州推官任上，王士禛充任过江南乡试同考官，分校“易二房”，得九人称门生，其中盛符升，字珍示，后来官至御史，诗也有名，著有《诚斋诗集》八卷。还有崔华，字不雕，江南太仓人，他以“黄叶声多酒不醉”之句著称，得了个“崔黄叶”的雅号，著有《樱桃轩集》。其他尚有黄裳、王立极、郭士琦等人。康熙十一年奉命出典四川乡试，得杨兆龙等42人，十七年再典顺天乡试，得王泰来等186人。待到迁任国子监祭酒时，除了早已成为他的门生的惠周惕（此人后来是“吴派”的经学大师，惠士奇之父、惠栋之祖）外，此时扬州著名诗人宗元鼎也在监为太学生，还有汤右曾、查升、陶元淳、金居敬等人，值得一提的是肄业于国子监的洪昇和后来游太学的查慎行，也都是他的入门弟子，其他不甚知名的尚不可计数，总之，著籍在其门下的可以千计。至于此后30年中又曾以副主考典礼部会试，参与过阅顺天乡试墨卷等，其门墙桃李可谓遍布天下。著名于世的，除上所举外，还有蒋景祁、汪懋麟、吴雯、查嗣瑮、陈奕禧、朱载震、汪洪度、朱缃、吴陈琰、蒋仁锡、陆继辂和宋荦之子宋至，阎若璩之子阎咏等等，这些人是先后活跃于康熙时期，有的还延续到雍、乾两朝的各阶层、各领域的文化名流。因此，在康熙一朝没有谁能像王士禛这样“以公齿颊成名者不可计数”，靠他的声望和影响而揄扬成名的人极多，使王氏门人多如潮水，遍布南北。也没有谁像他那样“汲引后进，一篇之长，一句之善，辄称说不去口”，不遗余力地奖掖后辈，提携新人。如《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当时是一个没有名分的穷老秀才，把写成的书稿寄给他，他便写了读《聊斋志异》的最早一首诗，《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给予褒奖和鼓励，又评点其书，扩大影响。这样做，势必使海内公卿大夫、文人学士，以及门生弟子拱之如北斗，仰之如山岳。如汪懋麟说：“海内名卿贤士号为工诗者，无不折衷于先生，得一言之当则群目之曰：‘此济南公所许，度其诗必大异。’于是执卷而造者无虚日。先生也乐为磨砺以大其学之传。”他也在《渔洋诗话》引述“门人殷燕来（誉庆）集句赠余云：‘一时贤士，皆从其游；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对自己的待人接物津津乐道。以至于门人张云章大赞特赞说：“若其尽操天下文章之柄，而绍古今之统者，则非此数百年而一生之人不可。新城王先生阮亭，天之所付以统系古今之作者，盖数百年而一生之人也。”（《渔洋山人文略·序》）
自此，王士禛被群从簇拥，如仰“泰山北斗”，其“神韵说”更加风行海内，轰动大江南北，并随着门人弟子广布天下，在当时登上“断然别为一代之宗”的诗坛宗主地位，领袖诗坛五十余年。其门人、曾协编《精华录》的林佶说：“吾师新城王先生，以诗学为海内宗师者四十余年。”（《渔洋山人精华录后序》）黄仪也说：“新城王先生以风雅宗持文柄者五十余年，生平著述之富，当代名公巨卿皆莫与之颉〓。”（《分甘馀话序》）后人中如卢见曾说王士禛以“实大宏声之学为海内执掌骚坛牛耳，垂五十余年”（《国朝山左诗钞序》）。李元度更说，“国家文治轶前古，扢雅扬风，钜公接踵。而一代正宗，必以新城为首。公以诗鸣海内五十余年，士大夫识与不识，皆尊之为泰山北斗。当我朝开国时，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郭，钟、谭之纤仄。公以大雅之才，起而振之，独标神韵，笼盖百家，其声望足以奔走天下”（《国朝先正事略》）等等，有此类评价的人很多，足以证实其领导诗坛、倡导风气的巨大影响，而非虚誉溢美之辞。其在世时门庭若市的空前盛况，康熙朝名臣、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王掞曾于《神道碑铭》描述过，略曰：
公以诗古文词，宗盟海内五十余年。海内公卿大夫、文人学士，无远近贵贱，识公之名、闻公之面者，莫不尊之以为泰山北斗。凡公所撰著与其所论定，家有其书，户诵其说。得一言之指示，奉为楷模，经一字之品题，推为佳士。盖本朝以文治天下，钜人接踵，而一代风气之所主，断归乎公，未有能易之者也。
同样显赫，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师，诗与王士禛齐名，又感情深挚的宋荦，在为《蚕尾文集》作序时，由衷地说：“予以谓先生在本朝卓然为一大家无疑，如东坡、山谷之在宋，遗山、道源之在元，后世亦必以予为知音，非阿好也。”他曾为王士禛和夫人合葬撰写过《墓志》，于志文再次肯定“公弱冠称诗，五十余年里，海内学者尊仰如泰山北斗”。后附铭词更是大加赞扬：“一代风会，必有总持。兼‘三不朽’，自昔难之。翳为新城，盛时羽仪。剔历中外，卓卓有为”云云，这“一代风会，必有总持”，是对其文学地位的准确概括。
王士禛登上领袖之位，成为一代诗宗时，已到中年，一生创作的旺盛期已过，他的绝大部分佳作也已问世，而要独树一帜，举起神韵的大旗号召天下，开启新朝的诗歌风气，他采取以选本来标举宗旨。众所周知，他的“神韵”说并未有缜密详尽的理论作后盾，或只言片语，略作诠释，或借诗评句，稍作引申。但他深知“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于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因为“选本可以借古人文章，以寓自己的意见”（鲁迅语，见《鲁迅全集》第七卷）。成稿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秋，至三十一年始校订刊行，以十年之功编选的《唐贤三昧集》，便是其诗学的一个总结，它以“选”示“法”，给理论作形象图解和注释，是其高举神韵说旗帜的重要标识。为了使自己的观点和主张集中而鲜明，他还辑成《唐诗十选》，即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芮挺章《国秀集》、元结《箧中集》、不著名氏《搜玉集》、令狐楚《御览集》、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集》、韦縠《才调集》、姚铉《唐文粹》等，并将《唐贤三昧集》附于其后，以《十种唐诗选》名称刊行，借其为依托和大力宣传，表明自己的艺术和美学宗尚。当然，他还要辅以创作实践，用自己的神韵诗什率先垂范，但他后期“位益尊，诗益老”，已非当年玉树临风般的潇洒风流，受任渊编辑宋代黄庭坚《山谷精华录》的启发，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起着手编辑自己的《精华录》，最初交由门人盛符升、曹禾择取，最终由自己审定，花费六年时间始告成功。这是他的一部自选选本，从3000余首诗中选出1000多首，反映其眼中一生诗歌创作之精华，它呈现诗人个人对自己诗的评判和选择，显明直接地展示其创作思想和风格特色，这是其他人的选辑所不能替代的。《四库全书总目》给《精华录》所写提要说：“士禛谈诗，大抵源出严羽，以神韵为宗。”又说他“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可见，全书主体和代表作都是风神独绝的神韵诗。这说明他虽仍有“神韵”的谈说，然而更集中的是以唐诗选集和自己选本，以倡导和示范的双向努力，带领天下诗歌走向正宗诗风，进入以盛世元音为主流的时期，四库馆臣所说“天下遂翕然应之”，亦即神韵诗风的播扬风行。世人也以“独标神韵”（王掞《神道碑铭》），或“士禛以神韵为标准”（宋荦《墓志铭》），或“撮其大凡，则要在神韵”（吴陈琰《蚕尾续集》序）等，论定其诗学主张。《精华录》也在行世不久，既有查慎行、何焯等进行评点，此后还出现诸多笺注本，这在清代诗人中并不多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地位和声誉之大。
王士禛举起了“神韵”大旗，但随着诗坛风气的转移和救弊补偏的要求，他的诗风还曾有过一段变化，这也曾给清诗带来不小的影响。俞兆晟在《渔洋诗话》序引士禛晚年的夫子自道：
少年初筮仕时，唯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文章江左，烟月扬州，人海花场，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韵胜于才，推为祭酒。然而空存昔梦，何堪设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明知长庆以后，已有滥觞；而淳熙以前，俱奉为正的。当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争相提倡，远近翕然宗之。既而清利流为空疏，新灵寖以佶屈，顾瞻世道，惄焉心忧。于是以太音希声，药淫哇锢习，《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然而境亦从此老矣。
回顾其平生的诗学三变，由唐入宋，再返唐。其中的“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是他个人诗歌观念阶段性的一个变化，是受钱谦益的影响倡宋元诗，康熙二年（1663年）他作《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40首，即已激扬议论：“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康熙八年（1669年）冬，读韩愈、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遗山、虞集诸家诗，各题一绝于后（见《渔洋诗集》卷二），可见其研习宋元诗之勤。有了这些阅读，才在日后《鬲津草堂诗集序》中敢于断言：“唐有诗，不必建安、黄初也；元和以后有诗，不必神龙、开元也；北宋有诗，不必李、杜、高、岑也。”（《蚕尾集》卷七）促使清初诗坛自钱谦益病逝（逝于康熙三年）后，在一段时期内，宗宋诗的风气经他的倡导更为高涨，这个时间约在康熙十五、十六年间，士禛也成为与清初诗风嬗变紧密的相关者。当时诗人计东在《南昌喻氏诗序》说：
自宋黄文节公兴而天下有江西诗派，至于今不废。近代最称江西诗者，莫过虞山钱受之，继之者为今日汪钝翁、王阮亭。（《改亭集》卷四）
邓汉仪也在一则笔记说：
今诗专为宋派，自钱虞山倡之，王贻上和之，从而泛滥其教者有孙豹人枝蔚、汪季甪懋麟、曹颂嘉禾、汪苕文琬、吴孟举之振。（《宝墨堂诗拾》附）
王士禛曾倡导的宋诗风气，对清一代诗风的基本走向影响深远，一般来说，明代诗学独尊盛唐，清人鉴于明人之失，把目光投向宋人，故相对明人学唐，清人多学宋，清末诗论家陈衍就说：“明人皆为唐诗，清人多为宋诗。”（《石遗室诗话》卷十四）学宋，可称为清代的一种特定文学现象。其次是拓宽了诗歌传统，包容更为丰富的诗歌艺术经验。倡导宋诗的结果，不仅造成学宋诗风气，也使人们因唐诗派的批评而更加理解宋诗，使宋诗的艺术精神和精华愈形突出，诗歌创作的经验积累也更为丰富全面，最终形成以宋诗精神为主干的清诗，也才有超元越明的斐然成绩。清诗占主导地位的艺术特征，如题材的纪实性，取材的日常生活化、艺术手法的写实倾向以及渊博、典雅而有书卷气，深于人情世故，长于议论、咏物、都得力于宋诗的滋养。
扬州五载，王士禛主持广陵的词学活动，开拓人们的眼界，走出《花间》、《草堂》的传统，再兴填词之风。《花草蒙拾》之论，在观念上改变了对南宋词的态度，《倚声初集》之选，也更直接激起文人雅士对填词的兴趣，为清词的复兴揭开序幕。而他身边团结的一批重要词人，其中陈维崧、邹祗谟、董以宁是阳羡词派的中坚作家，阳羡派的崛起与广陵填词唱和有直接关系，蒋景祁《陈检讨词抄序》说：“其年先生幼工诗歌，自济南王先生官扬州，倡倚声之学……先生内联同郡邹程村、董文友，始朝夕为填词。向者诗与词并行，迨倦游归，遂弃诗弗作。”这就是说，陈维崧客依冒辟疆，往来于如皋水绘园和广陵之间时，正是其弃诗为词，创作道路发生改变的关捩。王士禛于词论中肯定婉约、豪放，推崇李清照、辛弃疾两位先辈，分别将他们作为婉约和豪放的代表词家。其对南宋词尤其是稼轩词价值的重估，为阳羡派重振豪放词风开启道路。浙派朱彝尊弃北宋而专师南宋，倡“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词综发凡》）之说，以“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自题词集》）将张炎推为“词家独步”，也是把王士禛词论中尊崇姜、张、高、史观点发挥到极致的另一种表现，是源于其词学中因反拨云间派提出融会南北宋，对南宋词应一并重视的结果。因此，他对康熙一朝的两个重要词派都有开启之功，谓之振兴清词的重要人物并不过分。
这一切造成他在清初诗名很大，“宇内尊为圭皋”，然而也有人反对他。本是同乡、又结姻亲之好的赵执信，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印行《谈龙录》一书，集中而系统地阐明其酝酿已久的诗学观点，被舆论视为“讥新城而作”（陈仅《竹林答问》），用“著书以排之”（《四库全书总目》），为挑战“神韵说”的一次显明亮相。他的诗学渊源“宗虞山冯氏”，又吸取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诗歌主张，以“诗之中要有人在”，“诗之外尚有事在”等作为命题，批评王士禛爱打磨语言，描头画角，将感情掩盖得似有若无，“隐隐如眉”，或言不由衷的无病呻吟，其极处则是诗中无人，“为诗如传舍，而字句为过客”、“言与心违”、“徒以风流相尚”。可谓措辞尖锐，击中要害，是当时“诗家一大公案”（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四十七）。但双方力量的对比太过悬殊，与王士禛门生弟子众多的势力相比，他的斗争简直是在孤军作战。而且前者有皇上恩宠，官高位显，又曾充任考官，掌管国子监，拥有庞大的门生集团，组成势力很强的诗人队伍，慕名而来望其提携的也不在少数，神韵说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即便他写作《谈龙录》时，王士禛已罢官回里六年，对其诋斥隐忍不发，但门生弟子也包括王氏子侄和赵氏族人却不答应，起而抨击，如赵执信从弟赵执端就写有《过渔洋旧居》诗，曰：“突兀龙门群仰望，飘零宅相独徘徊。依然万壑朝宗在，不禁蜉游撼树来。”（《宝菌堂遗诗》卷二）诗中以“蜉游”之比蔑视之。后来虽然作古，但渔洋的声望和号召力依然很大，保持着强劲势头，对赵“骂渔洋如故”不时批驳还击，最典型莫过德州诗人田雯的孙子田同之，他有《砚思集》六卷，其中《与畹叔编修论诗因属其选裁本朝风雅以挽颓波》一首，直斥赵执信，说其是“狺狺众口嗥新城，黄钟毁弃瓦缶重”，他则“争烧山东一瓣香”，还要“畹叔”即沈德潜别裁本朝之诗，以正视听，阻击这股歪风。沈德潜说他“笃信诚守，乃在新城王公，有攻新城学术者，几欲拼命与争。论诗一篇，其宗旨也。不直赵秋谷宫赞，故大声疾呼论之”（《清诗别裁集》卷二十四）。由此看，赵的诽诋在当时已成为诗坛笑谈播于人口。在这种情况下，甚少有人应和赵执信之论，他自己也说：“余言之而为世所怪且忌，相与诟辱排斥之不遗余力。”（赵执信《独漉堂诗集序》）《谈龙录》行世后，虽一再翻刻，影响广泛，赵又高寿，活了83岁，卒于乾隆九年（1744年），这期间有几十余年时间可以用来扩大自己诗歌理论的影响，但康熙五十年（1711年）发生戴名世《南山集》狱案，直至两年后方才了结，屠戮之惨，令天下士子无不生唇亡齿寒的颤慄。八年后雍正皇帝即位，接连兴起雍正三年（1725年）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四年（1726年）的查嗣庭试题案、日记案，六年的吕留良《文选》案（此案由曾静投书案引起直至雍正十年方才结束），八年的屈大均《翁山诗外》、《翁山文外》案等，这一系列文字大狱，使文人处境十分艰难，谁还敢于去冒最高统治者之大不韪，提倡写作“诗中有人”、“诗外有事”的作品，赵执信的诗论渐以不合时宜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谈龙录》的出现，固然给王士禛造成一定的伤害（《谈龙录》曾一版再版达13次之多，影响也不小），但要产生较强的冲击也极为困难，也就是说，它没有动摇王士禛主盟诗坛的地位。
相对于赵执信，当时两浙宋诗派诗人群的力量要大得多，他们结社联吟，有意张扬宋诗，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和吴自牧曾纂辑《宋诗钞》刊印，推动了宋诗风气高涨，也对诗坛摆脱崇奉唐音的“神韵”，发挥了作用。吴之振晚年借为孔尚任、刘廷玑合集《长留集》作序，批评时下风气说：
近世主领骚坛之人，每对学者讲三昧，谈神韵，问其所以，则曰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作诗久自能了结……其真与伪，学者且不能知之，又安能学之。吾谓大抵袭沧浪之绪语耳。夫诗者，无论学士大夫，野老士女，即景即事，称心成语，有情有理，矢口叶韵，闻者莫不感发，和者无不畅遂，以之被笙歌，则合乎声律，可以召八风、通万籁，所谓率其天真，诚能动物也。非谓别有门庭，自号曰诗人，招致生徒，传授衣钵，俟其面壁久参，一言印证，微笑相视，不许门外汉窥其半字，然后曰：此大家也，此正派也。
这段话同样的言辞犀利，锋芒毕露，虽未点出王士禛之名，然矛头所指，读者自会一目了然。
然而两浙诗人群中老一辈成员，或为遗民，或不出仕，疏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又局限于浙江一隅，难于形成同“神韵”相抗衡的力量。而且当王士禛踏上走向盟主的里程时，他们又或弃世，或蜗居，根本无意参与竞逐。他们正当盛年的子侄一辈，又要在新朝图谋立锥之地，寻求出路，更是缺乏抗争勇气。和王士禛并称“南朱北王”的朱彝尊，以诗早著，是兼有成就与名望的大诗人，但在康熙三年北游云中，写出第一个词集《江湖载酒集》后，则专力填词，以浙派宗师自居，诗的位置则由王士禛独占。康熙十八年他被荐举博学鸿辞试，入翰林院为检讨，于科名上反倒成了晚进的后生，王则如飞龙在天，已步入权力中心，更是无力问鼎和与诗坛主流进行对抗。查慎行倒是宋诗派的巨匠，专学苏、陆，功名、诗名、年辈和成就，足以与王士禛匹敌。但他科名更晚，到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才中进士，属于门人晚生一辈。而在此前的康熙二十八年，又曾以“国恤”期间观演《长生殿》的大不敬之罪，被革除国子监生员，成了惊弓之鸟，也将其名改为“慎行”，字改为“悔余”，成了一个在清王朝怀柔与高压的双重夹击下，知识人士由倔强变为驯服的典型。没有诗、名、宦三者兼备的有力者作头面人物，两浙宋诗派影响力也就极为有限，成不了大的气候，根本没有左右诗坛的力量，只能拱手让神韵派去主盟。
由此看，在皇权统治的支持下，王士禛生前率领的神韵派，及其倡导的诗风，在康熙朝的诗坛占据着绝对主流的地位，也保持如王掞所说“一代风气之所主，断归乎公，未有易之者也”（《神道碑》的局面，换句话说，王士禛的议论和诗歌成为一代之中心，这是毫无疑问的文学史事实。
第一节 生前的“宇内圭臬”
王士禛自幼能诗，富有才华，15岁便刊行第一部诗集《落笺堂初稿》一卷，使他在家乡新城小有名气。到顺治十二年（1655年）为功名事业与兄西樵、东亭赴京科考，开始与海内名人交游，已是个颇有才华的青年诗人。顺治十四年他24岁时与杨圣俞、邱石常等诸名士聚于济南大明湖举办“秋柳社”，在社集上赋《秋柳》诗四章，一鸣惊人，获得齐鲁诗坛高度声誉，也轰动天下，和者无数，有顾炎武、朱彝尊、陈维崧、曹溶、徐夜等名人。后“至广陵，则四诗流传已久，大江南北，和者益众”（《渔洋山人自撰年谱》）。诗人陈伯玑赞说：“元倡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诸名士和作皆不能及。”（见《渔洋诗话》）这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其名噪一时，倾动人心，在舆论和人们心理上构成作为一代宗师的重要铺垫之一。可以称之为确立诗坛地位的转捩点。
顺治十六年（1659年）科考中式王士禛谒选扬州推官，是其一生辉煌的起点。相对于文学事业则是取得成功的决定性第一步，树立神韵诗的样板，所写《秦淮杂诗》、《冶春绝句》等诗，风神卓绝，情韵连绵，再次轰传南北，被“争写”“齐唱”，矗起创作的高峰。他也由此走入东南遗老的社交圈，受到吴嘉纪、林古度、杜濬、冒襄等遗民诗人的认可和肯定，也获得钱谦益、吴伟业两位诗坛巨匠的垂青，吴以“贻上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予以赞扬，钱则撰写一诗《古诗赠新城王贻上》和一序《王贻上诗集序》，对其寄托“窃欲以狂澜之既倒，望砥柱于高贤”的期望，并要“与君代兴”，将其视为未来的接班人，给予提携援引。王士禛由此成为主持扬州地区选政的核心人物，除了青溪遗事画册、余氏女子绣洛神图、余氏女子绣柳毅传书图及余氏女子绣浣沙图等唱和外，还举行了三次大型活动，两次修禊扬州红桥，一次在冒襄水绘园，首倡几乎都为王士禛。他有《红桥唱和集》和《水绘园修禊诗》等记其盛事，诗学才华焕发出绚丽的光彩。而在广陵的词学活动，也拉开康熙朝填词中兴的序幕。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门人盛符升编刊他的第一个专集《阮亭诗选》十七卷，为之作序者是一个庞大阵容，竟然有26人之多，其中既有遗民，也有新贵，既有父执，也有同辈，等于宣告成功地赢得江南诗坛的认可和支持。康熙三年（1664年）孙默编选《国朝名家诗馀》，先刻三家：王士禛《衍波词》、邹诋谟《丽农词》、彭孙遹《延露词》，合称《三家诗馀》，又一次扩大了影响力，积累了日后仕途顺达和声名显赫的资本。对他来说，这些颇为主要，奠定了走向全国、踏上主盟之路的基石，可以说完成了前期的准备，隐然树立新一代诗坛领袖的形象。就此而言，扬州五载的业绩，是一个亮丽的坐标和丰碑。仕途上，它是转折，经过考核，他以“称职”调取晋京，此后一路顺利升迁。文学上，则是走向执诗坛牛耳的发轫，尽管其时仅在苏、扬、东南一带被“推为祭酒”，仅是一方盟主，是新秀登台的成功，尚未遍及海内，但为他日后被当朝皇帝康熙识拔埋下契机，等待着历史机遇的到来和“应候而发”。
康熙四年（1665年）王士禛离开扬州，任礼部提督两馆主事，先后在礼部、户部任郎官。此时京师诗坛上执掌大旗的是礼部尚书龚定孳，其他诗人如宋琬、施闰章、曹尔堪等人尚在，王士禛偕其兄王西樵同他们朝夕过从，相与“为文酒诗会”。他本性爱交结，遂与诸多文朋诗友相互来往，公事之余，诗酒唱酬，绢素横飞，在京城诗坛十分活跃。康熙十年（1671年）浙江人吴之振编选《八家诗选》，称“海内八大家”，由宋琬《荔裳诗选》、曹尔堪《顾庵诗选》、施闰章《愚山诗选》、沈荃《绎堂诗选》、王士禄《西樵诗选》、程可则《湟榛诗选》、王士禛《阮亭诗选》、陈廷敬《说岩诗选》等组成。说明他已进入京城以龚定孳为领袖的诗歌群体，占据一定位置，开始建构自己个人的文学地位。
这期间王士禛又一度放外任，他于康熙八年离开京城去江苏清江浦（今淮阴县北）榷署，分管船厂造船，任职二年，到康熙十年才迁调户部福建司郎中，回到京师。第二年又奉命与副主考、在工部任职的郑日奎，前往四川主持乡试，拔录举人杨兆龙等42人，返回的路途上接到母亲于八月初一日仙逝的讣音，顺道归家，以例丁母忧，守丧三年，大哥王西樵因母丧悲痛过度染病卧床，终于不治，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七月病故，英年早逝。接连遭此不幸，士禛极度悲凄，闭门谢客，甚少参加各种活动。守丧期满，虽遵父命于康熙十四年返回京城，但按照规定，候补官员要以秩补缺，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秋天又返归新城，第二年一月再赴京，五月补户部四川司郎中。仍是郎官，徘徊于礼、户部之间，而这一折腾时间也过去七八年。
不过，再回京师，龚定孳已于三年前死去，宋琬、施闰章、曹尔堪等也相继离世，京师诗坛群龙无首、形如空白，给士禛留下发展空间，他便“建鼓树旗”。一面与在朝的汪琬、程周量、刘体仁、梁清标、董玉虬、李天馥、陈廷敬等名士，举行大规模的文酒诗会和酬唱活动，建起新的统领全国的中心。另一方面评点、辑刻《十子诗略》，命名“京师十才子”，组织队伍。他们是：
宋荦，字牧仲，号西陂，又号漫堂，河南商丘人，著有《绵津山人集》、《西陂类稿》等。
王又旦，字幼华，号黄湄渔人，陕西合阳人，著有《黄湄诗选》。
曹贞吉，字升阶，又字升六，号实庵，山东安丘人，著有《珂雪诗》、《珂雪词》。
颜光敏，字修来，号逊甫，又号乐圃，山东曲阜人，著有《乐圃集》。
叶封，字井叔，号慕序，又号退翁，湖北黄陂人，著有《慕庐集》。
田雯，字子纶，号山姜，山东德州人，著有《古欢堂集》。
谢重辉，字千仞，号方山，山东德州人，著有《杏村诗集》。
丁炜，字瞻汝，号雁水，福建晋江人，著有《问山诗集》。
曹禾，字颂嘉，号峨嵋，又号禾庵，江苏江阴人，著有《禾庵》、《峨嵋》等集。
汪懋麟，字季甪，号蛟门，晚号觉堂，江苏江都人，著有《百尺梧桐阁集》。
这是一次“开山采铜”创立派别、建立文学宗师地位的尝试，除个别年龄稍长者外，其余都是王士禛同龄人，有的是其门生和弟子，其中又以占籍山东和他任过扬州推官的江苏两省为主，仅山东德州一地即有两人。这十人的诗风不一致，并不完全属于后来所说的神韵派，这一点赵执信在《谈龙录》里曾指出过，他说：“安丘曹礼部升六、诸城李翰林渔村，曲阜颜吏部修来、德州谢刑部方山、田侍郎（按，田雯）、冯舍人（按，冯廷魁）后先并起，然各有所就，了无扶同依傍。”也就是说曹贞吉等人并不以“神韵”为主，尤其是德州人冯廷魁，他诗学李白，兼采韩愈、苏轼，“风格超峻”，完全与“神韵”之风不同，王士禛也“终而不能罗而致之门下”，让他成为神韵派的一员。但在当时，为了标榜，壮大门户，扩充阵营，以便吸引朝野的注目，选定《十子诗略》，圈定“燕台十子”，便成了一件非做不可的工作。就此而言，《十子诗略》可说是其领袖意识的一个标志。
历史也恰于此时提供了机遇，康熙皇帝亲政后，出于政治考虑，要从部曹中简拔一位诗文兼优的文学侍从官，充实南书房，这是由康熙时期特定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对诗歌的要求所决定，王朝中枢在选择新的领袖人物，总持一代风会，率领清代诗歌走向“盛世元音”。经大学士李蔚和冯溥、陈廷敬、张英等一致推荐，康熙帝选中了王士禛。诗是因缘，康熙帝特别注意王士禛的诗歌，这是受知的契机，并征录其三百篇诗，谓之《御览集》。还以破格提拔，连连擢升，“时，上留意古学，特召公懋勤殿试诗，称旨。次日传谕：‘王某诗文兼优，著以翰林官用’。遂改侍讲，旋转侍读。本朝由部曹改词臣自公始，实异数也”（宋荦《墓志铭》），给予殊荣，这在有清一代极为罕见。这与其说是为南书房物色人才，不如说通过这种“仕途”与“文学”双轨并进大力表彰，倡导一种新的文学风气，借以肯定和支持了神韵说，为王士禛登上主盟诗坛的地位提供中枢机构的保证，因此，王士禛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受知清圣祖玄烨，被隆遇开始，是其一生又一个重要转折点。而作为一代诗界宗主，还要有众多门生弟子作为成员，或跟从，或拥戴，“如日之随影”，登高一呼，群起响应，“远近翕然宗之”，这种局面随着擢拜国子监祭酒迎刃而解。在两年后即康熙十九年他又被擢升大司成，掌管国子监，这是其主盟诗界、领袖地位确立的标志。
此前曾在扬州推官任上，王士禛充任过江南乡试同考官，分校“易二房”，得九人称门生，其中盛符升，字珍示，后来官至御史，诗也有名，著有《诚斋诗集》八卷。还有崔华，字不雕，江南太仓人，他以“黄叶声多酒不醉”之句著称，得了个“崔黄叶”的雅号，著有《樱桃轩集》。其他尚有黄裳、王立极、郭士琦等人。康熙十一年奉命出典四川乡试，得杨兆龙等42人，十七年再典顺天乡试，得王泰来等186人。待到迁任国子监祭酒时，除了早已成为他的门生的惠周惕（此人后来是“吴派”的经学大师，惠士奇之父、惠栋之祖）外，此时扬州著名诗人宗元鼎也在监为太学生，还有汤右曾、查升、陶元淳、金居敬等人，值得一提的是肄业于国子监的洪昇和后来游太学的查慎行，也都是他的入门弟子，其他不甚知名的尚不可计数，总之，著籍在其门下的可以千计。至于此后30年中又曾以副主考典礼部会试，参与过阅顺天乡试墨卷等，其门墙桃李可谓遍布天下。著名于世的，除上所举外，还有蒋景祁、汪懋麟、吴雯、查嗣瑮、陈奕禧、朱载震、汪洪度、朱缃、吴陈琰、蒋仁锡、陆继辂和宋荦之子宋至，阎若璩之子阎咏等等，这些人是先后活跃于康熙时期，有的还延续到雍、乾两朝的各阶层、各领域的文化名流。因此，在康熙一朝没有谁能像王士禛这样“以公齿颊成名者不可计数”，靠他的声望和影响而揄扬成名的人极多，使王氏门人多如潮水，遍布南北。也没有谁像他那样“汲引后进，一篇之长，一句之善，辄称说不去口”，不遗余力地奖掖后辈，提携新人。如《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当时是一个没有名分的穷老秀才，把写成的书稿寄给他，他便写了读《聊斋志异》的最早一首诗，《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给予褒奖和鼓励，又评点其书，扩大影响。这样做，势必使海内公卿大夫、文人学士，以及门生弟子拱之如北斗，仰之如山岳。如汪懋麟说：“海内名卿贤士号为工诗者，无不折衷于先生，得一言之当则群目之曰：‘此济南公所许，度其诗必大异。’于是执卷而造者无虚日。先生也乐为磨砺以大其学之传。”他也在《渔洋诗话》引述“门人殷燕来（誉庆）集句赠余云：‘一时贤士，皆从其游；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对自己的待人接物津津乐道。以至于门人张云章大赞特赞说：“若其尽操天下文章之柄，而绍古今之统者，则非此数百年而一生之人不可。新城王先生阮亭，天之所付以统系古今之作者，盖数百年而一生之人也。”（《渔洋山人文略·序》）
自此，王士禛被群从簇拥，如仰“泰山北斗”，其“神韵说”更加风行海内，轰动大江南北，并随着门人弟子广布天下，在当时登上“断然别为一代之宗”的诗坛宗主地位，领袖诗坛五十余年。其门人、曾协编《精华录》的林佶说：“吾师新城王先生，以诗学为海内宗师者四十余年。”（《渔洋山人精华录后序》）黄仪也说：“新城王先生以风雅宗持文柄者五十余年，生平著述之富，当代名公巨卿皆莫与之颉〓。”（《分甘馀话序》）后人中如卢见曾说王士禛以“实大宏声之学为海内执掌骚坛牛耳，垂五十余年”（《国朝山左诗钞序》）。李元度更说，“国家文治轶前古，扢雅扬风，钜公接踵。而一代正宗，必以新城为首。公以诗鸣海内五十余年，士大夫识与不识，皆尊之为泰山北斗。当我朝开国时，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郭，钟、谭之纤仄。公以大雅之才，起而振之，独标神韵，笼盖百家，其声望足以奔走天下”（《国朝先正事略》）等等，有此类评价的人很多，足以证实其领导诗坛、倡导风气的巨大影响，而非虚誉溢美之辞。其在世时门庭若市的空前盛况，康熙朝名臣、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王掞曾于《神道碑铭》描述过，略曰：
公以诗古文词，宗盟海内五十余年。海内公卿大夫、文人学士，无远近贵贱，识公之名、闻公之面者，莫不尊之以为泰山北斗。凡公所撰著与其所论定，家有其书，户诵其说。得一言之指示，奉为楷模，经一字之品题，推为佳士。盖本朝以文治天下，钜人接踵，而一代风气之所主，断归乎公，未有能易之者也。
同样显赫，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师，诗与王士禛齐名，又感情深挚的宋荦，在为《蚕尾文集》作序时，由衷地说：“予以谓先生在本朝卓然为一大家无疑，如东坡、山谷之在宋，遗山、道源之在元，后世亦必以予为知音，非阿好也。”他曾为王士禛和夫人合葬撰写过《墓志》，于志文再次肯定“公弱冠称诗，五十余年里，海内学者尊仰如泰山北斗”。后附铭词更是大加赞扬：“一代风会，必有总持。兼‘三不朽’，自昔难之。翳为新城，盛时羽仪。剔历中外，卓卓有为”云云，这“一代风会，必有总持”，是对其文学地位的准确概括。
王士禛登上领袖之位，成为一代诗宗时，已到中年，一生创作的旺盛期已过，他的绝大部分佳作也已问世，而要独树一帜，举起神韵的大旗号召天下，开启新朝的诗歌风气，他采取以选本来标举宗旨。众所周知，他的“神韵”说并未有缜密详尽的理论作后盾，或只言片语，略作诠释，或借诗评句，稍作引申。但他深知“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于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因为“选本可以借古人文章，以寓自己的意见”（鲁迅语，见《鲁迅全集》第七卷）。成稿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秋，至三十一年始校订刊行，以十年之功编选的《唐贤三昧集》，便是其诗学的一个总结，它以“选”示“法”，给理论作形象图解和注释，是其高举神韵说旗帜的重要标识。为了使自己的观点和主张集中而鲜明，他还辑成《唐诗十选》，即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芮挺章《国秀集》、元结《箧中集》、不著名氏《搜玉集》、令狐楚《御览集》、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集》、韦縠《才调集》、姚铉《唐文粹》等，并将《唐贤三昧集》附于其后，以《十种唐诗选》名称刊行，借其为依托和大力宣传，表明自己的艺术和美学宗尚。当然，他还要辅以创作实践，用自己的神韵诗什率先垂范，但他后期“位益尊，诗益老”，已非当年玉树临风般的潇洒风流，受任渊编辑宋代黄庭坚《山谷精华录》的启发，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起着手编辑自己的《精华录》，最初交由门人盛符升、曹禾择取，最终由自己审定，花费六年时间始告成功。这是他的一部自选选本，从3000余首诗中选出1000多首，反映其眼中一生诗歌创作之精华，它呈现诗人个人对自己诗的评判和选择，显明直接地展示其创作思想和风格特色，这是其他人的选辑所不能替代的。《四库全书总目》给《精华录》所写提要说：“士禛谈诗，大抵源出严羽，以神韵为宗。”又说他“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可见，全书主体和代表作都是风神独绝的神韵诗。这说明他虽仍有“神韵”的谈说，然而更集中的是以唐诗选集和自己选本，以倡导和示范的双向努力，带领天下诗歌走向正宗诗风，进入以盛世元音为主流的时期，四库馆臣所说“天下遂翕然应之”，亦即神韵诗风的播扬风行。世人也以“独标神韵”（王掞《神道碑铭》），或“士禛以神韵为标准”（宋荦《墓志铭》），或“撮其大凡，则要在神韵”（吴陈琰《蚕尾续集》序）等，论定其诗学主张。《精华录》也在行世不久，既有查慎行、何焯等进行评点，此后还出现诸多笺注本，这在清代诗人中并不多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地位和声誉之大。
王士禛举起了“神韵”大旗，但随着诗坛风气的转移和救弊补偏的要求，他的诗风还曾有过一段变化，这也曾给清诗带来不小的影响。俞兆晟在《渔洋诗话》序引士禛晚年的夫子自道：
少年初筮仕时，唯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文章江左，烟月扬州，人海花场，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韵胜于才，推为祭酒。然而空存昔梦，何堪设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明知长庆以后，已有滥觞；而淳熙以前，俱奉为正的。当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争相提倡，远近翕然宗之。既而清利流为空疏，新灵寖以佶屈，顾瞻世道，惄焉心忧。于是以太音希声，药淫哇锢习，《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然而境亦从此老矣。
回顾其平生的诗学三变，由唐入宋，再返唐。其中的“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是他个人诗歌观念阶段性的一个变化，是受钱谦益的影响倡宋元诗，康熙二年（1663年）他作《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40首，即已激扬议论：“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康熙八年（1669年）冬，读韩愈、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遗山、虞集诸家诗，各题一绝于后（见《渔洋诗集》卷二），可见其研习宋元诗之勤。有了这些阅读，才在日后《鬲津草堂诗集序》中敢于断言：“唐有诗，不必建安、黄初也；元和以后有诗，不必神龙、开元也；北宋有诗，不必李、杜、高、岑也。”（《蚕尾集》卷七）促使清初诗坛自钱谦益病逝（逝于康熙三年）后，在一段时期内，宗宋诗的风气经他的倡导更为高涨，这个时间约在康熙十五、十六年间，士禛也成为与清初诗风嬗变紧密的相关者。当时诗人计东在《南昌喻氏诗序》说：
自宋黄文节公兴而天下有江西诗派，至于今不废。近代最称江西诗者，莫过虞山钱受之，继之者为今日汪钝翁、王阮亭。（《改亭集》卷四）
邓汉仪也在一则笔记说：
今诗专为宋派，自钱虞山倡之，王贻上和之，从而泛滥其教者有孙豹人枝蔚、汪季甪懋麟、曹颂嘉禾、汪苕文琬、吴孟举之振。（《宝墨堂诗拾》附）
王士禛曾倡导的宋诗风气，对清一代诗风的基本走向影响深远，一般来说，明代诗学独尊盛唐，清人鉴于明人之失，把目光投向宋人，故相对明人学唐，清人多学宋，清末诗论家陈衍就说：“明人皆为唐诗，清人多为宋诗。”（《石遗室诗话》卷十四）学宋，可称为清代的一种特定文学现象。其次是拓宽了诗歌传统，包容更为丰富的诗歌艺术经验。倡导宋诗的结果，不仅造成学宋诗风气，也使人们因唐诗派的批评而更加理解宋诗，使宋诗的艺术精神和精华愈形突出，诗歌创作的经验积累也更为丰富全面，最终形成以宋诗精神为主干的清诗，也才有超元越明的斐然成绩。清诗占主导地位的艺术特征，如题材的纪实性，取材的日常生活化、艺术手法的写实倾向以及渊博、典雅而有书卷气，深于人情世故，长于议论、咏物、都得力于宋诗的滋养。
扬州五载，王士禛主持广陵的词学活动，开拓人们的眼界，走出《花间》、《草堂》的传统，再兴填词之风。《花草蒙拾》之论，在观念上改变了对南宋词的态度，《倚声初集》之选，也更直接激起文人雅士对填词的兴趣，为清词的复兴揭开序幕。而他身边团结的一批重要词人，其中陈维崧、邹祗谟、董以宁是阳羡词派的中坚作家，阳羡派的崛起与广陵填词唱和有直接关系，蒋景祁《陈检讨词抄序》说：“其年先生幼工诗歌，自济南王先生官扬州，倡倚声之学……先生内联同郡邹程村、董文友，始朝夕为填词。向者诗与词并行，迨倦游归，遂弃诗弗作。”这就是说，陈维崧客依冒辟疆，往来于如皋水绘园和广陵之间时，正是其弃诗为词，创作道路发生改变的关捩。王士禛于词论中肯定婉约、豪放，推崇李清照、辛弃疾两位先辈，分别将他们作为婉约和豪放的代表词家。其对南宋词尤其是稼轩词价值的重估，为阳羡派重振豪放词风开启道路。浙派朱彝尊弃北宋而专师南宋，倡“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词综发凡》）之说，以“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自题词集》）将张炎推为“词家独步”，也是把王士禛词论中尊崇姜、张、高、史观点发挥到极致的另一种表现，是源于其词学中因反拨云间派提出融会南北宋，对南宋词应一并重视的结果。因此，他对康熙一朝的两个重要词派都有开启之功，谓之振兴清词的重要人物并不过分。
这一切造成他在清初诗名很大，“宇内尊为圭皋”，然而也有人反对他。本是同乡、又结姻亲之好的赵执信，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印行《谈龙录》一书，集中而系统地阐明其酝酿已久的诗学观点，被舆论视为“讥新城而作”（陈仅《竹林答问》），用“著书以排之”（《四库全书总目》），为挑战“神韵说”的一次显明亮相。他的诗学渊源“宗虞山冯氏”，又吸取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诗歌主张，以“诗之中要有人在”，“诗之外尚有事在”等作为命题，批评王士禛爱打磨语言，描头画角，将感情掩盖得似有若无，“隐隐如眉”，或言不由衷的无病呻吟，其极处则是诗中无人，“为诗如传舍，而字句为过客”、“言与心违”、“徒以风流相尚”。可谓措辞尖锐，击中要害，是当时“诗家一大公案”（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四十七）。但双方力量的对比太过悬殊，与王士禛门生弟子众多的势力相比，他的斗争简直是在孤军作战。而且前者有皇上恩宠，官高位显，又曾充任考官，掌管国子监，拥有庞大的门生集团，组成势力很强的诗人队伍，慕名而来望其提携的也不在少数，神韵说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即便他写作《谈龙录》时，王士禛已罢官回里六年，对其诋斥隐忍不发，但门生弟子也包括王氏子侄和赵氏族人却不答应，起而抨击，如赵执信从弟赵执端就写有《过渔洋旧居》诗，曰：“突兀龙门群仰望，飘零宅相独徘徊。依然万壑朝宗在，不禁蜉游撼树来。”（《宝菌堂遗诗》卷二）诗中以“蜉游”之比蔑视之。后来虽然作古，但渔洋的声望和号召力依然很大，保持着强劲势头，对赵“骂渔洋如故”不时批驳还击，最典型莫过德州诗人田雯的孙子田同之，他有《砚思集》六卷，其中《与畹叔编修论诗因属其选裁本朝风雅以挽颓波》一首，直斥赵执信，说其是“狺狺众口嗥新城，黄钟毁弃瓦缶重”，他则“争烧山东一瓣香”，还要“畹叔”即沈德潜别裁本朝之诗，以正视听，阻击这股歪风。沈德潜说他“笃信诚守，乃在新城王公，有攻新城学术者，几欲拼命与争。论诗一篇，其宗旨也。不直赵秋谷宫赞，故大声疾呼论之”（《清诗别裁集》卷二十四）。由此看，赵的诽诋在当时已成为诗坛笑谈播于人口。在这种情况下，甚少有人应和赵执信之论，他自己也说：“余言之而为世所怪且忌，相与诟辱排斥之不遗余力。”（赵执信《独漉堂诗集序》）《谈龙录》行世后，虽一再翻刻，影响广泛，赵又高寿，活了83岁，卒于乾隆九年（1744年），这期间有几十余年时间可以用来扩大自己诗歌理论的影响，但康熙五十年（1711年）发生戴名世《南山集》狱案，直至两年后方才了结，屠戮之惨，令天下士子无不生唇亡齿寒的颤慄。八年后雍正皇帝即位，接连兴起雍正三年（1725年）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四年（1726年）的查嗣庭试题案、日记案，六年的吕留良《文选》案（此案由曾静投书案引起直至雍正十年方才结束），八年的屈大均《翁山诗外》、《翁山文外》案等，这一系列文字大狱，使文人处境十分艰难，谁还敢于去冒最高统治者之大不韪，提倡写作“诗中有人”、“诗外有事”的作品，赵执信的诗论渐以不合时宜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谈龙录》的出现，固然给王士禛造成一定的伤害（《谈龙录》曾一版再版达13次之多，影响也不小），但要产生较强的冲击也极为困难，也就是说，它没有动摇王士禛主盟诗坛的地位。
相对于赵执信，当时两浙宋诗派诗人群的力量要大得多，他们结社联吟，有意张扬宋诗，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和吴自牧曾纂辑《宋诗钞》刊印，推动了宋诗风气高涨，也对诗坛摆脱崇奉唐音的“神韵”，发挥了作用。吴之振晚年借为孔尚任、刘廷玑合集《长留集》作序，批评时下风气说：
近世主领骚坛之人，每对学者讲三昧，谈神韵，问其所以，则曰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作诗久自能了结……其真与伪，学者且不能知之，又安能学之。吾谓大抵袭沧浪之绪语耳。夫诗者，无论学士大夫，野老士女，即景即事，称心成语，有情有理，矢口叶韵，闻者莫不感发，和者无不畅遂，以之被笙歌，则合乎声律，可以召八风、通万籁，所谓率其天真，诚能动物也。非谓别有门庭，自号曰诗人，招致生徒，传授衣钵，俟其面壁久参，一言印证，微笑相视，不许门外汉窥其半字，然后曰：此大家也，此正派也。
这段话同样的言辞犀利，锋芒毕露，虽未点出王士禛之名，然矛头所指，读者自会一目了然。
然而两浙诗人群中老一辈成员，或为遗民，或不出仕，疏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又局限于浙江一隅，难于形成同“神韵”相抗衡的力量。而且当王士禛踏上走向盟主的里程时，他们又或弃世，或蜗居，根本无意参与竞逐。他们正当盛年的子侄一辈，又要在新朝图谋立锥之地，寻求出路，更是缺乏抗争勇气。和王士禛并称“南朱北王”的朱彝尊，以诗早著，是兼有成就与名望的大诗人，但在康熙三年北游云中，写出第一个词集《江湖载酒集》后，则专力填词，以浙派宗师自居，诗的位置则由王士禛独占。康熙十八年他被荐举博学鸿辞试，入翰林院为检讨，于科名上反倒成了晚进的后生，王则如飞龙在天，已步入权力中心，更是无力问鼎和与诗坛主流进行对抗。查慎行倒是宋诗派的巨匠，专学苏、陆，功名、诗名、年辈和成就，足以与王士禛匹敌。但他科名更晚，到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才中进士，属于门人晚生一辈。而在此前的康熙二十八年，又曾以“国恤”期间观演《长生殿》的大不敬之罪，被革除国子监生员，成了惊弓之鸟，也将其名改为“慎行”，字改为“悔余”，成了一个在清王朝怀柔与高压的双重夹击下，知识人士由倔强变为驯服的典型。没有诗、名、宦三者兼备的有力者作头面人物，两浙宋诗派影响力也就极为有限，成不了大的气候，根本没有左右诗坛的力量，只能拱手让神韵派去主盟。
由此看，在皇权统治的支持下，王士禛生前率领的神韵派，及其倡导的诗风，在康熙朝的诗坛占据着绝对主流的地位，也保持如王掞所说“一代风气之所主，断归乎公，未有易之者也”（《神道碑》的局面，换句话说，王士禛的议论和诗歌成为一代之中心，这是毫无疑问的文学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