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年间诗坛，王士禛执掌牛耳，主持风雅五十余年，“词客名成多弟子，宫人口熟半诗篇”（施闰章《施愚山先生集》卷四十一），神韵说诗笼罩着前清诗苑。虽然攻击者不乏其人，生前有赵执信著《谈龙录》抗言力争，身后乾隆时期袁枚倡导性灵说，在诗学著作《随园诗话》里评摘得失，出现“宇内尊为圭臬，终其身无异词，身后多毛举其失，互为弹射”（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情形，尊之者“绝代销魂王阮亭”，贬之者则说“才力颇薄”（《随园诗话》卷三），其泰山北斗之尊和绝对主流的地位，无人能够抗衡。民国时期，王士禛研究萧条冷落，但也有朱东润、郭绍虞等论说神韵的亮点，钱钟书《谈艺录》亦备一家之言。新中国成立后总的趋势由冷趋热，呈现出向纵深发展的态势。
第七章 影响与研究
清代康熙年间诗坛，王士禛执掌牛耳，主持风雅五十余年，“词客名成多弟子，宫人口熟半诗篇”（施闰章《施愚山先生集》卷四十一），神韵说诗笼罩着前清诗苑。虽然攻击者不乏其人，生前有赵执信著《谈龙录》抗言力争，身后乾隆时期袁枚倡导性灵说，在诗学著作《随园诗话》里评摘得失，出现“宇内尊为圭臬，终其身无异词，身后多毛举其失，互为弹射”（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情形，尊之者“绝代销魂王阮亭”，贬之者则说“才力颇薄”（《随园诗话》卷三），其泰山北斗之尊和绝对主流的地位，无人能够抗衡。民国时期，王士禛研究萧条冷落，但也有朱东润、郭绍虞等论说神韵的亮点，钱钟书《谈艺录》亦备一家之言。新中国成立后总的趋势由冷趋热，呈现出向纵深发展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