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有《渔洋载书图》一卷，记其康熙四十年（1701年）68岁请假回里迁葬，出都门时，载书数车，此外无他，诸门生为记其事，其中扬州人禹之鼎则绘《载书图》一幅，图成，各有诗记事。此后，他又集一时名士硕儒题咏，汇为是编。从中看出王士禛宦游南北，俸钱所入，悉以购书的实况。《载书图》是一个缩影。
他是清初著名藏书家，“池北书库”藏书之富，山左第一，还有《载书图》的美谈，这使他与钱谦益绛云楼、朱彝尊曝书亭、徐元文传是楼、曹溶静惕堂等藏书家并列，称盛一时。其图书之藏，首先得益于家族的文化型传统，也即诗书传家，重视图书收藏，读书蔚然成风。王士禛出生于簪缨世家，书香门第，祖上就曾留意文章学问，到曾祖王之垣、祖父王象晋之世，藏书已具相当规模，被誉为“江北青箱”。虽于明末战乱中多数毁于兵火，但到他时仍有家传的部分旧书，如《世说新语》、《侯鲭录》等庋藏于家。其次是为官京师时的购置。他在公事之余一大癖好，即是到书市购书，自述说：
予家自太仆、司徒二公发祥，然藏书尚少。至司马、方伯二公，藏书颇具矣，乱后尽毁兵火。予兄弟宦游南北，稍复收辑，康熙乙已（按，康熙四年，1665年）自扬州归，惟图书数十箧而已。官都下二十余载，俸钱之入，尽以买书。（《居易录》卷十四）
这种苦嗜书籍的癖好，也称之“书淫”，并在文集、说部等著作中，屡屡把记录购书作为一项主要内容来写，如笔记杂著《居易录》就有如下记载：
康熙四年（1665年），扬州推官任满归京，过山东顺道省亲。曾至青州，同张贞观书市，得唐马总《意林》、宋刘攽《春秋权衡》两书，均为衡府高唐王家抄本。（卷十九）
康熙十五年（1676年），在京得吴草庐《易纂言》刊本。合家中《礼纂言》刊本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借钞于黄虞稷的《书纂言》，唯缺《春秋纂言》。（卷十三）
偶过慈仁寺书市，得琅琊王若之集。（卷十二）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三月十五日，在慈仁寺廊下买得毛诗郑笺屠本纂畯注刊本二十卷；同年于慈仁寺又得如皋孙应螯《淮海易谈》四卷。（卷四）
康熙三十年（1691年）于慈仁寺得霍文韬集。（卷二十四）
同年九月二十五日，朝审毕，过慈仁寺阅古书摊，买得《陶隐居集》三卷、《曹邺诗集》、《曹唐诗集》各三卷。（卷十三）
是年岁末，又于慈仁寺书市得徐一夔《始丰稿》文十四卷。（卷十四）
从上看出到慈仁寺逛书摊，是王士禛在京城的一大去处，甚至成为众口相传的趣谈。王士禛于《古夫于亭杂录》卷三说：“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徐笑谓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市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庙市赁僧廊地鬻故书小肆，皆曰摊也。又书贾欲昂其值，必曰：‘此书经新城王先生鉴赏者。’鬻铜玉、窑器，则曰：‘此经商丘宋先生鉴赏者。’谓今冢宰牧仲也。士大夫言之则为绝倒。”著名戏曲家孔尚任有《燕台杂兴四十首》，其一云：“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比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诗下自注：“王阮亭司农龙门高峻，寒士不易登造，每过慈仁廊下购书，乃得一望颜色。”（《孔尚任诗文集》诗集卷四）可见，慈仁寺是其购书的主要场所。当然在购书中也有或因价昂无力购下，或因错过为他人购去，由此带来的懊丧、失意和憾恨，此种记载也充溢在笔记杂录中，如《香祖笔记》卷三：
每月逆望及下浣五日，百货集慈仁寺，书摊止五六，往间有秘本，二十年来绝无之。余庚申冬过之，有《两汉记》初印本最精，又《三礼经传通解》亦旧刻。议价未就，旬日市期早过之，二书已为人购去，懊恨累日，至废寝食。壬午夏，见旧版《雍录》，雕刻极工，重过之，已为人购去矣。癸未夏，得《陈子昂文集》十卷，犹是故物，然如优钵罗花，偶一见耳。
还有一个重要途径是借抄。清初受改朝换代、兵火战乱的影响，图书遭到一大劫难，市面流通严重受阻，连许多常用书都买不到，更别说罕见之本了。王士禛藏书中得自书市的实际上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购不到的书只好借抄。《居易录》、《池北偶谈》等记载了其借抄的情形，如向黄宗羲门人陈葵献借抄戴表元《剡源集》，向藏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借抄稀见之书，清初大诗人朱彝尊也是借抄的重要对象，并为他作了《池北书库记》，说：“宋元雕本，日就泯灭，幸而仅存于水火劫夺之余，藉抄本流传。顾士之勤于抄写，百人之中一二人而已。”王士禛即是这种“一二人”的勤于抄书收藏家。除此之外，托人访求，这也非易事。古代私人藏书风行，一般对珍贵典籍、善本书籍都深藏秘闭，不肯轻易示人，好在他身为高官显宦和文坛领袖，为人作序、撰文或评次诗文集时，则堂而皇之向对方索求、借阅，稀缺的就尽快抄录留副。而他的嗜书也为世人所知，有来谒见者，也常常以书为贽，呈送秘本；门生弟子知其雅好，也千方百计地予以搜罗，这种朋友和门人赠送之书也占他收藏中相当一部分，他的回报则是将自己著作或新刻进行回赠，或一一记入笔记杂录，公诸天下。总之，如乾隆时人刘坚在《渔洋书跋》序所说：“山人自言嗜书之癖老而不衰，闻士大夫家有秘本，辄借抄其副，市肆逢善本，不惜典衣而购。苟访求未遂，梦寐形之。其好而能聚，聚而能读者欤？”正是靠了这种爱书如命，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努力，王士禛的“池北书库”藏书终于富甲天下，名闻遐迩。
王士禛是合学者与作家为一的人，他的藏书以实用为主，注重于版本字句的正确，“斤斤于字句之是非”，并不特别讲究版本的珍贵。清初藏书家如钱谦益、钱曾、季振宜、黄虞稷、徐乾学、曹溶等，其风气是争尚宋椠名钞，夸奇斗富，而王士禛则“但从善本可耳”（《居易录》卷二），将精力放在一批有用的通行刊本书上，宋椠虽可宝惜却不能即视为善本，与上述藏书家的“佞宋”有所不同。故其藏书以明刊本居多，宋刊也有，只是不多，仅有八部，但也各具特色。其次，与其学问兴趣、文学活动密切相关。他的学问是属于文士传统的文苑之学，偏重诗文，留意掌故，故藏书在部类上明显地偏重于史传、说部和别集，平时对史、集两部书搜罗最勤。历朝总集、别集，特别是宋、元集尤其加以留心。因为明人鄙薄宋、元诗，明代刻印极少，流传于世的也不多，一般藏书家鲜有藏本，偶见于市，都索价高昂，令人却步。他则尽力搜罗，用以满足借鉴、治诗的需要。今传诸城刘喜海抄本《池北书目》集部著录256种，半数以上是宋、元人集。另外，他的藏书着重在用，除了作为文献研究，以题跋形式考究作者、内容和版本情况外，更多是作为积蓄历代诗歌创作经验、开展诗歌批评、著书立说提供依据和材料。他晚年撰著《历代诗话》，即是利用其五代、两宋史传、说部的藏书而成。他的诗学三变，早年从七子中“山水清音”一派入手，后鉴于明代学唐诗肤廓空腔，又有意识提倡宋元诗，曾在康熙十五年至二十五年间引发崇宋诗的风气，再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春，为补救宋诗风气的流弊，重新举起盛唐诗大旗，以《唐贤三昧集》问世，完成“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回到晚年重塑唐诗理想的历史转变。然而就在此时，他却游览朱彝尊所辑宋人小集四十余种，并一一进行评次，记入《居易录》卷十七。随着归田闲居，老来无事，他更多地阅读宋人说部，《香祖笔记》留下这方面的许多读书心得，也对宋诗有了新的全盘认识，又在卷五里破天荒地采摘若干宋人绝句，被人作为晚年定论，标志诗学祈向的调正。正是有了这样广泛学习，超越门户之见和一己之趣的局限，最终成为集中国诗学之大成的诗论家，而这也要得益于他的丰富的藏书和始终不倦的阅读。
王士禛藏书之所是“池北书库”，据其自述称，他所居住的宅西有圃，圃中有池，池北有屋数椽，仕宦三十余年无长物，唯有将数千卷书庋置其中，并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池北书库”之名命名。与他并称“南朱北王”的名诗人、也是好友、藏书家的朱彝尊为他写了《池北书库记》一文，记中首句便是：“池北书库者，今少詹事新城王先生聚书之室也。”又在记中说：“先生自始仕迄今，目耕肘书，借观则录其副。……俸钱所入，悉以购书”，“先生书库之设，藏之唯恐不亟”，以及他是“勤于抄写，百人之中一二人”者，还表示“明年归矣，将寻先生之书库，借抄所未有者”，给予高度称赞。遗憾的是在身后，其藏书多散佚殆尽，至乾、嘉间倡言“肌理说”，而又引领以学为诗风气的翁方纲，平生最敬仰王士禛，王的著述他都曾进行过认真的研究，据说在督学山东期间，亲自从王氏后人得到一份《池北书目》，凡著录469种，附碑目69种。（见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六《王渔洋藏书与诗学关系》附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虽非全部，但也已相当可观。后人又为了记其藏书之盛，不断地辑录王士禛的读书题识评跋，借以窥斑识豹，乾隆年间锡山刘坚选录说部诸书成《渔洋说部精华》十二卷，其中《载籍》二卷专录书籍评论，有百十余条。到光绪四年（1878年）仁和葛元煦所辑《渔洋书跋》是115条，近人陈乃乾《重辑渔洋书跋》又增至230条，翻了一倍。至山东大学教授王绍曾、杜泽逊二人，经过多年搜集，撰著《渔洋读书记》（青岛出版社1991年8月版）一书则多达640篇，评骘之书为568种，为前所未见。并认为其书有助于学术者共六点，一曰论得失，二曰品人物，三曰别真伪，四曰记版本，五曰考亡佚，六曰存掌故。最后结论是：“凡此种种，皆足以广见闻、益神智，征文考献，不可或缺。设非辑集成书，则荆山之璞终焉不彰，岂不大可惜哉！”对其藏书之富与读书之勤，啧啧称赞，我们据此可以想见“池北书库”当年之鼎盛了。
第四节 池北藏书
王士禛有《渔洋载书图》一卷，记其康熙四十年（1701年）68岁请假回里迁葬，出都门时，载书数车，此外无他，诸门生为记其事，其中扬州人禹之鼎则绘《载书图》一幅，图成，各有诗记事。此后，他又集一时名士硕儒题咏，汇为是编。从中看出王士禛宦游南北，俸钱所入，悉以购书的实况。《载书图》是一个缩影。
他是清初著名藏书家，“池北书库”藏书之富，山左第一，还有《载书图》的美谈，这使他与钱谦益绛云楼、朱彝尊曝书亭、徐元文传是楼、曹溶静惕堂等藏书家并列，称盛一时。其图书之藏，首先得益于家族的文化型传统，也即诗书传家，重视图书收藏，读书蔚然成风。王士禛出生于簪缨世家，书香门第，祖上就曾留意文章学问，到曾祖王之垣、祖父王象晋之世，藏书已具相当规模，被誉为“江北青箱”。虽于明末战乱中多数毁于兵火，但到他时仍有家传的部分旧书，如《世说新语》、《侯鲭录》等庋藏于家。其次是为官京师时的购置。他在公事之余一大癖好，即是到书市购书，自述说：
予家自太仆、司徒二公发祥，然藏书尚少。至司马、方伯二公，藏书颇具矣，乱后尽毁兵火。予兄弟宦游南北，稍复收辑，康熙乙已（按，康熙四年，1665年）自扬州归，惟图书数十箧而已。官都下二十余载，俸钱之入，尽以买书。（《居易录》卷十四）
这种苦嗜书籍的癖好，也称之“书淫”，并在文集、说部等著作中，屡屡把记录购书作为一项主要内容来写，如笔记杂著《居易录》就有如下记载：
康熙四年（1665年），扬州推官任满归京，过山东顺道省亲。曾至青州，同张贞观书市，得唐马总《意林》、宋刘攽《春秋权衡》两书，均为衡府高唐王家抄本。（卷十九）
康熙十五年（1676年），在京得吴草庐《易纂言》刊本。合家中《礼纂言》刊本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借钞于黄虞稷的《书纂言》，唯缺《春秋纂言》。（卷十三）
偶过慈仁寺书市，得琅琊王若之集。（卷十二）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三月十五日，在慈仁寺廊下买得毛诗郑笺屠本纂畯注刊本二十卷；同年于慈仁寺又得如皋孙应螯《淮海易谈》四卷。（卷四）
康熙三十年（1691年）于慈仁寺得霍文韬集。（卷二十四）
同年九月二十五日，朝审毕，过慈仁寺阅古书摊，买得《陶隐居集》三卷、《曹邺诗集》、《曹唐诗集》各三卷。（卷十三）
是年岁末，又于慈仁寺书市得徐一夔《始丰稿》文十四卷。（卷十四）
从上看出到慈仁寺逛书摊，是王士禛在京城的一大去处，甚至成为众口相传的趣谈。王士禛于《古夫于亭杂录》卷三说：“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徐笑谓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市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庙市赁僧廊地鬻故书小肆，皆曰摊也。又书贾欲昂其值，必曰：‘此书经新城王先生鉴赏者。’鬻铜玉、窑器，则曰：‘此经商丘宋先生鉴赏者。’谓今冢宰牧仲也。士大夫言之则为绝倒。”著名戏曲家孔尚任有《燕台杂兴四十首》，其一云：“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比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诗下自注：“王阮亭司农龙门高峻，寒士不易登造，每过慈仁廊下购书，乃得一望颜色。”（《孔尚任诗文集》诗集卷四）可见，慈仁寺是其购书的主要场所。当然在购书中也有或因价昂无力购下，或因错过为他人购去，由此带来的懊丧、失意和憾恨，此种记载也充溢在笔记杂录中，如《香祖笔记》卷三：
每月逆望及下浣五日，百货集慈仁寺，书摊止五六，往间有秘本，二十年来绝无之。余庚申冬过之，有《两汉记》初印本最精，又《三礼经传通解》亦旧刻。议价未就，旬日市期早过之，二书已为人购去，懊恨累日，至废寝食。壬午夏，见旧版《雍录》，雕刻极工，重过之，已为人购去矣。癸未夏，得《陈子昂文集》十卷，犹是故物，然如优钵罗花，偶一见耳。
还有一个重要途径是借抄。清初受改朝换代、兵火战乱的影响，图书遭到一大劫难，市面流通严重受阻，连许多常用书都买不到，更别说罕见之本了。王士禛藏书中得自书市的实际上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购不到的书只好借抄。《居易录》、《池北偶谈》等记载了其借抄的情形，如向黄宗羲门人陈葵献借抄戴表元《剡源集》，向藏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借抄稀见之书，清初大诗人朱彝尊也是借抄的重要对象，并为他作了《池北书库记》，说：“宋元雕本，日就泯灭，幸而仅存于水火劫夺之余，藉抄本流传。顾士之勤于抄写，百人之中一二人而已。”王士禛即是这种“一二人”的勤于抄书收藏家。除此之外，托人访求，这也非易事。古代私人藏书风行，一般对珍贵典籍、善本书籍都深藏秘闭，不肯轻易示人，好在他身为高官显宦和文坛领袖，为人作序、撰文或评次诗文集时，则堂而皇之向对方索求、借阅，稀缺的就尽快抄录留副。而他的嗜书也为世人所知，有来谒见者，也常常以书为贽，呈送秘本；门生弟子知其雅好，也千方百计地予以搜罗，这种朋友和门人赠送之书也占他收藏中相当一部分，他的回报则是将自己著作或新刻进行回赠，或一一记入笔记杂录，公诸天下。总之，如乾隆时人刘坚在《渔洋书跋》序所说：“山人自言嗜书之癖老而不衰，闻士大夫家有秘本，辄借抄其副，市肆逢善本，不惜典衣而购。苟访求未遂，梦寐形之。其好而能聚，聚而能读者欤？”正是靠了这种爱书如命，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努力，王士禛的“池北书库”藏书终于富甲天下，名闻遐迩。
王士禛是合学者与作家为一的人，他的藏书以实用为主，注重于版本字句的正确，“斤斤于字句之是非”，并不特别讲究版本的珍贵。清初藏书家如钱谦益、钱曾、季振宜、黄虞稷、徐乾学、曹溶等，其风气是争尚宋椠名钞，夸奇斗富，而王士禛则“但从善本可耳”（《居易录》卷二），将精力放在一批有用的通行刊本书上，宋椠虽可宝惜却不能即视为善本，与上述藏书家的“佞宋”有所不同。故其藏书以明刊本居多，宋刊也有，只是不多，仅有八部，但也各具特色。其次，与其学问兴趣、文学活动密切相关。他的学问是属于文士传统的文苑之学，偏重诗文，留意掌故，故藏书在部类上明显地偏重于史传、说部和别集，平时对史、集两部书搜罗最勤。历朝总集、别集，特别是宋、元集尤其加以留心。因为明人鄙薄宋、元诗，明代刻印极少，流传于世的也不多，一般藏书家鲜有藏本，偶见于市，都索价高昂，令人却步。他则尽力搜罗，用以满足借鉴、治诗的需要。今传诸城刘喜海抄本《池北书目》集部著录256种，半数以上是宋、元人集。另外，他的藏书着重在用，除了作为文献研究，以题跋形式考究作者、内容和版本情况外，更多是作为积蓄历代诗歌创作经验、开展诗歌批评、著书立说提供依据和材料。他晚年撰著《历代诗话》，即是利用其五代、两宋史传、说部的藏书而成。他的诗学三变，早年从七子中“山水清音”一派入手，后鉴于明代学唐诗肤廓空腔，又有意识提倡宋元诗，曾在康熙十五年至二十五年间引发崇宋诗的风气，再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春，为补救宋诗风气的流弊，重新举起盛唐诗大旗，以《唐贤三昧集》问世，完成“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回到晚年重塑唐诗理想的历史转变。然而就在此时，他却游览朱彝尊所辑宋人小集四十余种，并一一进行评次，记入《居易录》卷十七。随着归田闲居，老来无事，他更多地阅读宋人说部，《香祖笔记》留下这方面的许多读书心得，也对宋诗有了新的全盘认识，又在卷五里破天荒地采摘若干宋人绝句，被人作为晚年定论，标志诗学祈向的调正。正是有了这样广泛学习，超越门户之见和一己之趣的局限，最终成为集中国诗学之大成的诗论家，而这也要得益于他的丰富的藏书和始终不倦的阅读。
王士禛藏书之所是“池北书库”，据其自述称，他所居住的宅西有圃，圃中有池，池北有屋数椽，仕宦三十余年无长物，唯有将数千卷书庋置其中，并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池北书库”之名命名。与他并称“南朱北王”的名诗人、也是好友、藏书家的朱彝尊为他写了《池北书库记》一文，记中首句便是：“池北书库者，今少詹事新城王先生聚书之室也。”又在记中说：“先生自始仕迄今，目耕肘书，借观则录其副。……俸钱所入，悉以购书”，“先生书库之设，藏之唯恐不亟”，以及他是“勤于抄写，百人之中一二人”者，还表示“明年归矣，将寻先生之书库，借抄所未有者”，给予高度称赞。遗憾的是在身后，其藏书多散佚殆尽，至乾、嘉间倡言“肌理说”，而又引领以学为诗风气的翁方纲，平生最敬仰王士禛，王的著述他都曾进行过认真的研究，据说在督学山东期间，亲自从王氏后人得到一份《池北书目》，凡著录469种，附碑目69种。（见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六《王渔洋藏书与诗学关系》附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虽非全部，但也已相当可观。后人又为了记其藏书之盛，不断地辑录王士禛的读书题识评跋，借以窥斑识豹，乾隆年间锡山刘坚选录说部诸书成《渔洋说部精华》十二卷，其中《载籍》二卷专录书籍评论，有百十余条。到光绪四年（1878年）仁和葛元煦所辑《渔洋书跋》是115条，近人陈乃乾《重辑渔洋书跋》又增至230条，翻了一倍。至山东大学教授王绍曾、杜泽逊二人，经过多年搜集，撰著《渔洋读书记》（青岛出版社1991年8月版）一书则多达640篇，评骘之书为568种，为前所未见。并认为其书有助于学术者共六点，一曰论得失，二曰品人物，三曰别真伪，四曰记版本，五曰考亡佚，六曰存掌故。最后结论是：“凡此种种，皆足以广见闻、益神智，征文考献，不可或缺。设非辑集成书，则荆山之璞终焉不彰，岂不大可惜哉！”对其藏书之富与读书之勤，啧啧称赞，我们据此可以想见“池北书库”当年之鼎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