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歌
1.《落笺堂初稿》一卷，清顺治五年（1648年）15岁时所作。
2.《渔洋诗集》二十二卷，顺治十三年（1656年）至康熙八年（1669年），23岁至36岁所作。
3.《渔洋续集》十六卷，康熙十年（1671年）至二十二年（1683年），38岁至50岁所作。（其中康熙十一年［1672年］奉命典试四川乡试，往返途中作诗三百五十余首，曾单独编过《蜀道集》，因其诗均在《渔洋续集》里，故不再重出）
此二集是王士禛一生诗歌精华所在，“其生平刻意之作，见于此二集者为多”（《重修新城县志·艺文志》）。
4.《蚕尾集》十卷，其中有诗二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三十三年（1694年），51岁至61岁所作。
5.《蚕尾续集》二卷。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至四十三年（1704年），62岁至71岁所作。
6.《蚕尾后集》二卷，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75岁时所作。
＊《南海集》二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二十四年（1685年）奉命祭告南海途中所作。此集是《蚕尾集》收诗年限中将其中二年诗另编为一集，即“自甲子年（1684年）起，是年冬乙丑年（1685年）作别为《南海集》”（盛符升《雍益集序》）。
＊《雍益集》一卷，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63岁奉命祭告西岳、西镇江渎所作。
此集是将《蚕尾续集》中独无康熙丙子年（1696年）一年之诗，另编为《雍益集》。《重修新城县志·艺文志》说：“其续集二卷皆乙亥迄甲子之诗，惟无丙子一年，盖是年奉使祭告西岳，别为《雍益集》也。”
王士禛曾仿照前人编书之例，自择其诗精粹，成《渔洋山人精华录》一书，共有十卷，它是从上述《渔洋诗集》、《前集》、《续集》，《蚕尾集》、《续集》、《后集》，《南海集》，《雍益集》的3000多首诗中，选出1697首，未及其晚年所作诗歌。按古今体分类，计古体诗四卷，今体诗八卷。书成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士禛年67岁。刊行时卷首题“门人侯官林佶编”，卷末题“门人监察御史昆山盛符升、国子监祭酒江阴曹禾同订，侯官门人林佶恭誊写”。似乎是由门人盛符升、曹禾模仿宋代任渊撰著《山谷精华录》之例而编。但从嘉庆十三年（1808年）梁章矩由市肆购得《王贻上与林佶人手札》二十一通的书信往来看，此书的编订从篇目删存、到字句审酌、诗序取去等，皆由其亲定。可说是“信知渔洋先生《精华录》出自手定，托名其门人盛、曹二君者”（翁方纲《王贻上与林佶人手札后跋》）。此书是王士禛一部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并有经学家惠栋作《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十卷，金荣作《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十二卷，遂风行天下。
二、古文
1.《渔洋文略》十四卷。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62岁以前所作古文辞。
2.《蚕尾续集》一卷。为康熙三十四年后至四十三年（1704年），62岁后至71岁所作古文辞。
上述诗、古文辞合集为《带经堂集》九十二卷，包括《渔洋诗集》、《渔洋续集》和《蚕尾集》、《蚕尾续集》的诗，以及《渔洋文略》、《蚕尾续集》的文。分为《渔洋集》诗三十卷，文十四卷，《蚕尾集》诗十二卷、文二十八卷。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王士禛77岁时，亦即临终前命其第四子王启汧编次而成，由其门人安徽歙县程哲、程鸣兄弟付印。但在第二年（1711年）秋冬刻成时，他已病逝，没能亲自见到其书刊行。如果说《渔洋山人精华录》反映其对自己诗的评判与选择，从而展示了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那么这部书就是对其诗歌和古文创作全貌的基本反映，是了解、研究其生平和创作的最基本的文献资料。当然，此书程哲兄弟遵嘱未收入《衍波词》，也未收录所撰著的笔记杂著，还不能称为全集。这也是本书的缺憾。
三、词作
1.《阮亭诗馀》一卷，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至十四年（1657年）22岁至24岁间所作。此书见于《新城王氏杂文诗词》，康熙间刊本，有唐允甲、邱石常、丁弘海、邹祗谟、沈履夏、徐夜、王士禛序，邱石常、徐夜评。收词46首。光绪六年（1880年）赵之谦据传原为阙里孔传铎所藏抄本，将其刻入《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亦为46首。
2.《衍波词》二卷，顺治十六年（1659年）26岁以后所作。孙默编入《国朝名家诗馀·十五家词》，康熙间留松阁本，有邹祗谟序，文字与《阮亭诗馀》所载同。词后附评语。收词127首，除《怨王孙》（碧天云晚）一阙外《阮亭诗馀》所载各首，此本皆有。此后许迈孙刻入《榆园丛书》、吴重嘉刻入《山左人词》、民国年间印入《清名家词》以及编入《四部备要·集部总集·十五家词》。
这两个本子，分别流传于世，但《衍波词》集囊括所有词作，并按每调字数之多寡进行编次，收罗完备，体例精审，带有集成的特点，其梓成时间，要在《阮亭诗馀》之后。换句话说，两本虽皆作者生前手定，但以时间顺序而言《阮亭诗馀》要早于《衍波词》集。台湾《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认为《衍波词》先于《阮亭诗馀》，称后者“即从《衍波》摘出”，恐不足取信。
王士禛之词，在清初词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见第四章第二节《衍波词》），但《带经堂集》、《王渔洋遗书》、《渔洋三十六种》皆不著录，而以别刻行世。应该说其词是“贻上（按，王士禛字）弱龄，性近骚怨，流连极致，爰有是编”（徐夜《〈阮亭诗馀〉序》），均为早期作品，多小慧侧艳之词，有的则含哀吊亡明之意，容易触犯清廷忌讳，招来文字之祸。同时，在作者生活的当时，诗尊词卑的观念和词为“诗馀”、“小道”的偏见依然较重，如《四库全书总目》编撰者即称“厥品颇卑，作者弗贵”。因此，当他仕途通达，“以诗受知圣祖，披眷遇甚隆”（《清史稿》），也即位跻六部九卿之列，数典乡试、会试，二奉祭告之命，再直南书房，名声扬历中外，又以“风华映一时”，以及“中和敦厚，可觇世运”的神韵诗风，被树为“醇雅”、“正宗”的圭臬之时，其“开国宗臣”的心态，使之重视“文治”中儒家的诗教功能和“润太平”之用，降词而下之，不登大雅之堂，也不再染指倚声之作，视早期词作“博奕犹贤云尔”，并“殆以少岁绮靡之习弃之”（谭献《校刻衍波词序》）。这就使“《带经堂集》中无诗馀”，屏而不录，也是不足为怪之事了。
第一节 诗、文、词集
一、诗歌
1.《落笺堂初稿》一卷，清顺治五年（1648年）15岁时所作。
2.《渔洋诗集》二十二卷，顺治十三年（1656年）至康熙八年（1669年），23岁至36岁所作。
3.《渔洋续集》十六卷，康熙十年（1671年）至二十二年（1683年），38岁至50岁所作。（其中康熙十一年［1672年］奉命典试四川乡试，往返途中作诗三百五十余首，曾单独编过《蜀道集》，因其诗均在《渔洋续集》里，故不再重出）
此二集是王士禛一生诗歌精华所在，“其生平刻意之作，见于此二集者为多”（《重修新城县志·艺文志》）。
4.《蚕尾集》十卷，其中有诗二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三十三年（1694年），51岁至61岁所作。
5.《蚕尾续集》二卷。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至四十三年（1704年），62岁至71岁所作。
6.《蚕尾后集》二卷，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75岁时所作。
＊《南海集》二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二十四年（1685年）奉命祭告南海途中所作。此集是《蚕尾集》收诗年限中将其中二年诗另编为一集，即“自甲子年（1684年）起，是年冬乙丑年（1685年）作别为《南海集》”（盛符升《雍益集序》）。
＊《雍益集》一卷，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63岁奉命祭告西岳、西镇江渎所作。
此集是将《蚕尾续集》中独无康熙丙子年（1696年）一年之诗，另编为《雍益集》。《重修新城县志·艺文志》说：“其续集二卷皆乙亥迄甲子之诗，惟无丙子一年，盖是年奉使祭告西岳，别为《雍益集》也。”
王士禛曾仿照前人编书之例，自择其诗精粹，成《渔洋山人精华录》一书，共有十卷，它是从上述《渔洋诗集》、《前集》、《续集》，《蚕尾集》、《续集》、《后集》，《南海集》，《雍益集》的3000多首诗中，选出1697首，未及其晚年所作诗歌。按古今体分类，计古体诗四卷，今体诗八卷。书成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士禛年67岁。刊行时卷首题“门人侯官林佶编”，卷末题“门人监察御史昆山盛符升、国子监祭酒江阴曹禾同订，侯官门人林佶恭誊写”。似乎是由门人盛符升、曹禾模仿宋代任渊撰著《山谷精华录》之例而编。但从嘉庆十三年（1808年）梁章矩由市肆购得《王贻上与林佶人手札》二十一通的书信往来看，此书的编订从篇目删存、到字句审酌、诗序取去等，皆由其亲定。可说是“信知渔洋先生《精华录》出自手定，托名其门人盛、曹二君者”（翁方纲《王贻上与林佶人手札后跋》）。此书是王士禛一部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并有经学家惠栋作《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十卷，金荣作《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十二卷，遂风行天下。
二、古文
1.《渔洋文略》十四卷。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62岁以前所作古文辞。
2.《蚕尾续集》一卷。为康熙三十四年后至四十三年（1704年），62岁后至71岁所作古文辞。
上述诗、古文辞合集为《带经堂集》九十二卷，包括《渔洋诗集》、《渔洋续集》和《蚕尾集》、《蚕尾续集》的诗，以及《渔洋文略》、《蚕尾续集》的文。分为《渔洋集》诗三十卷，文十四卷，《蚕尾集》诗十二卷、文二十八卷。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王士禛77岁时，亦即临终前命其第四子王启汧编次而成，由其门人安徽歙县程哲、程鸣兄弟付印。但在第二年（1711年）秋冬刻成时，他已病逝，没能亲自见到其书刊行。如果说《渔洋山人精华录》反映其对自己诗的评判与选择，从而展示了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那么这部书就是对其诗歌和古文创作全貌的基本反映，是了解、研究其生平和创作的最基本的文献资料。当然，此书程哲兄弟遵嘱未收入《衍波词》，也未收录所撰著的笔记杂著，还不能称为全集。这也是本书的缺憾。
三、词作
1.《阮亭诗馀》一卷，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至十四年（1657年）22岁至24岁间所作。此书见于《新城王氏杂文诗词》，康熙间刊本，有唐允甲、邱石常、丁弘海、邹祗谟、沈履夏、徐夜、王士禛序，邱石常、徐夜评。收词46首。光绪六年（1880年）赵之谦据传原为阙里孔传铎所藏抄本，将其刻入《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亦为46首。
2.《衍波词》二卷，顺治十六年（1659年）26岁以后所作。孙默编入《国朝名家诗馀·十五家词》，康熙间留松阁本，有邹祗谟序，文字与《阮亭诗馀》所载同。词后附评语。收词127首，除《怨王孙》（碧天云晚）一阙外《阮亭诗馀》所载各首，此本皆有。此后许迈孙刻入《榆园丛书》、吴重嘉刻入《山左人词》、民国年间印入《清名家词》以及编入《四部备要·集部总集·十五家词》。
这两个本子，分别流传于世，但《衍波词》集囊括所有词作，并按每调字数之多寡进行编次，收罗完备，体例精审，带有集成的特点，其梓成时间，要在《阮亭诗馀》之后。换句话说，两本虽皆作者生前手定，但以时间顺序而言《阮亭诗馀》要早于《衍波词》集。台湾《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认为《衍波词》先于《阮亭诗馀》，称后者“即从《衍波》摘出”，恐不足取信。
王士禛之词，在清初词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见第四章第二节《衍波词》），但《带经堂集》、《王渔洋遗书》、《渔洋三十六种》皆不著录，而以别刻行世。应该说其词是“贻上（按，王士禛字）弱龄，性近骚怨，流连极致，爰有是编”（徐夜《〈阮亭诗馀〉序》），均为早期作品，多小慧侧艳之词，有的则含哀吊亡明之意，容易触犯清廷忌讳，招来文字之祸。同时，在作者生活的当时，诗尊词卑的观念和词为“诗馀”、“小道”的偏见依然较重，如《四库全书总目》编撰者即称“厥品颇卑，作者弗贵”。因此，当他仕途通达，“以诗受知圣祖，披眷遇甚隆”（《清史稿》），也即位跻六部九卿之列，数典乡试、会试，二奉祭告之命，再直南书房，名声扬历中外，又以“风华映一时”，以及“中和敦厚，可觇世运”的神韵诗风，被树为“醇雅”、“正宗”的圭臬之时，其“开国宗臣”的心态，使之重视“文治”中儒家的诗教功能和“润太平”之用，降词而下之，不登大雅之堂，也不再染指倚声之作，视早期词作“博奕犹贤云尔”，并“殆以少岁绮靡之习弃之”（谭献《校刻衍波词序》）。这就使“《带经堂集》中无诗馀”，屏而不录，也是不足为怪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