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自幼嗜诗，终身不废吟咏，并勤于写作、著述，诗、文、词、杂著卷帙浩瀚，数量可观，是一个集学者、诗人与作家于一身的文化巨匠，而且一生求书、读书、藏书、论书，几于成癖，至老弥笃。其好友宋荦在《香祖笔记序》说：“阮亭王先生，今世之古人也。与余交，素心莫逆，垂四十年，自其同官长安日，公退之暇，辄见其著书自娱，殆无虚日。”他自己也曾于书中夫子自道，谈其嗜书之状，说：“予游宦三十年，不能以籝金遗子孙，唯嗜书之癖老而不衰。每闻士大夫家有一秘本，辄借钞其副。市肆逢善本，往往典衣购之。今予池北书库所藏，虽不敢望四部七录之万一，然亦可娱吾之老而忘吾之贫。”（《蚕尾集》卷八《跋世说·侯鲭录》）即使到了垂暮之年，他还笔耕不辍，乐此不疲，他说：“年愈七袠，迩来作息田间，又六载矣。虽耳聋目眊，犹不废书，有所闻见，辄复掌录，题曰《分甘馀话》，庶使子孙辈知老人晚年所乐在此尔。”（《分甘馀话自序》）他的爱读书，连贵为人主的康熙帝也看得很清楚，据《清史稿·世祖本纪》载，康熙丙子（1696年），已任刑部尚书的王士禛欲请假回籍，康熙帝特喻大学士说：“山东人性多偏执，好胜寻仇，惟王士禛无之。其诗甚佳，居家惟读书。若令回籍，殊为可惜。给假五月，不必开缺。”这种殊典也是一种勉励，再加上手勤，使他撰述宏富，著作等身，在当世能与之匹敌者还不多。门人黄仪曾这样评价他：“新城王先生以风雅宗持文柄者五十余年，生平著述之富，当代名公巨卿，皆莫与颉〓。归田以后，年近大耋，犹日事编纂。凡一书甫脱稿，海内即早已传诵，学者争思购而有之，于戏，可谓盛也已。”（《分甘馀话序》）其言大体上符合事实。
王士禛著作的全集，《带经堂集》九十二卷，属于临终前亲自厘定，由门人程哲、程鸣兄弟校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印行了七略堂精刻本，但没有词作、词论和笔记杂著。而单刻、或专集或选集，以及后人翻刻的各类版本甚多，重复交叉，颇为芜杂。总集则有《王渔洋遗书》，为清刻本，收书三十八种（见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还有一种《渔洋三十六种》，此为收藏者所起书名，清刻本，共103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有藏本，另有伦明著《渔洋山人著述考》附录“渔洋著述三十六种目”，载《燕京学报》第5期，可参看）。以上二书也不收词作和词论，却又收录非自己撰著而是前人或亲朋好友的作品，这一类显然又不能计入王士禛的著述。亡佚或著述尚待确定的也不在少数。齐鲁书社出版的《王士禛全集》，包罗王士禛本人撰著的诗（约5000首，含词130余首）、文（约600篇）和杂录通称“杂著”的其他著作（19种），不录其抄撮、选录的前人或当代师友亲朋的著作，如《古欢录》、《感旧集》、《万首唐人绝句选》等，共分六册，340余万字。王士禛著作自初刊至今的三百年来，前人也包括作者在内都没有提供一种包罗全部诗、文、杂著和体例精严的本子，这给研究王士禛造成不利，也不足以传留后人，此书之编撰，于古典文学界功劳甚大。同时，王士禛又是著名藏书家，古代藏书创造了一定的文化环境，也承载着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承，维系着家族进而乃至民族的生存命脉与社会发展，其文化功能十分突出和重要。就其个人来说，又与文学活动、诗学批评等密切相关。本章以四节分别述其著作和藏书。
第六章 著述与藏书
王士禛自幼嗜诗，终身不废吟咏，并勤于写作、著述，诗、文、词、杂著卷帙浩瀚，数量可观，是一个集学者、诗人与作家于一身的文化巨匠，而且一生求书、读书、藏书、论书，几于成癖，至老弥笃。其好友宋荦在《香祖笔记序》说：“阮亭王先生，今世之古人也。与余交，素心莫逆，垂四十年，自其同官长安日，公退之暇，辄见其著书自娱，殆无虚日。”他自己也曾于书中夫子自道，谈其嗜书之状，说：“予游宦三十年，不能以籝金遗子孙，唯嗜书之癖老而不衰。每闻士大夫家有一秘本，辄借钞其副。市肆逢善本，往往典衣购之。今予池北书库所藏，虽不敢望四部七录之万一，然亦可娱吾之老而忘吾之贫。”（《蚕尾集》卷八《跋世说·侯鲭录》）即使到了垂暮之年，他还笔耕不辍，乐此不疲，他说：“年愈七袠，迩来作息田间，又六载矣。虽耳聋目眊，犹不废书，有所闻见，辄复掌录，题曰《分甘馀话》，庶使子孙辈知老人晚年所乐在此尔。”（《分甘馀话自序》）他的爱读书，连贵为人主的康熙帝也看得很清楚，据《清史稿·世祖本纪》载，康熙丙子（1696年），已任刑部尚书的王士禛欲请假回籍，康熙帝特喻大学士说：“山东人性多偏执，好胜寻仇，惟王士禛无之。其诗甚佳，居家惟读书。若令回籍，殊为可惜。给假五月，不必开缺。”这种殊典也是一种勉励，再加上手勤，使他撰述宏富，著作等身，在当世能与之匹敌者还不多。门人黄仪曾这样评价他：“新城王先生以风雅宗持文柄者五十余年，生平著述之富，当代名公巨卿，皆莫与颉〓。归田以后，年近大耋，犹日事编纂。凡一书甫脱稿，海内即早已传诵，学者争思购而有之，于戏，可谓盛也已。”（《分甘馀话序》）其言大体上符合事实。
王士禛著作的全集，《带经堂集》九十二卷，属于临终前亲自厘定，由门人程哲、程鸣兄弟校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印行了七略堂精刻本，但没有词作、词论和笔记杂著。而单刻、或专集或选集，以及后人翻刻的各类版本甚多，重复交叉，颇为芜杂。总集则有《王渔洋遗书》，为清刻本，收书三十八种（见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还有一种《渔洋三十六种》，此为收藏者所起书名，清刻本，共103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有藏本，另有伦明著《渔洋山人著述考》附录“渔洋著述三十六种目”，载《燕京学报》第5期，可参看）。以上二书也不收词作和词论，却又收录非自己撰著而是前人或亲朋好友的作品，这一类显然又不能计入王士禛的著述。亡佚或著述尚待确定的也不在少数。齐鲁书社出版的《王士禛全集》，包罗王士禛本人撰著的诗（约5000首，含词130余首）、文（约600篇）和杂录通称“杂著”的其他著作（19种），不录其抄撮、选录的前人或当代师友亲朋的著作，如《古欢录》、《感旧集》、《万首唐人绝句选》等，共分六册，340余万字。王士禛著作自初刊至今的三百年来，前人也包括作者在内都没有提供一种包罗全部诗、文、杂著和体例精严的本子，这给研究王士禛造成不利，也不足以传留后人，此书之编撰，于古典文学界功劳甚大。同时，王士禛又是著名藏书家，古代藏书创造了一定的文化环境，也承载着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承，维系着家族进而乃至民族的生存命脉与社会发展，其文化功能十分突出和重要。就其个人来说，又与文学活动、诗学批评等密切相关。本章以四节分别述其著作和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