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笔记小说创作全面繁荣期，清初启其端倪，出现了《聊斋志异》，虽“用传奇法”志怪，但多数还是笔记体。与蒲氏同时的王士禛，主要成就在诗歌创作和理论，神韵说影响很大。但他又笔耕不辍，勤奋多产，仅笔记著作就有数种，还从事说部写作，喜欢抄、论小说，为《聊斋志异》首作批语，对戏曲等通俗文学也予重视，和戏曲家孔尚任私交很好，洪昇则是其门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谈一些对小说的看法，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认识。
有关笔记小说创作，清代曾有过二体之争，即“著书者之笔”与“才子之笔”两种文体争论，它起于纪昀对《聊斋志异》的看法，主要是对小说写作传记而出以传奇体给予批评，认为“一书而兼二体”，其实质是以传统的笔记体的观点，反对《聊斋志异》借鉴传奇形式为小说，从此形成学《聊斋志异》，或者学《阅微草堂笔记》的两派。传统的笔记体，亦即“著书者之笔”，注重真实，强调记叙要可信，叙事角度基于闻见，语言平易本色，不可像代言体的戏曲那样“随意妆点”，其目的是为了说教劝诫，有的出于消遣，以文字为戏，注重智慧修养和伦理道德，谈怪说异也在于“广见闻”。俞鸿渐在《印雪轩随笔》中评价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说：“叙事简，说理透，垂戒切，初不屑于描头画角，而敷陈妙意，舌可生花，指示群迷，石可点头。”较为概括地集中了这一派写作上的特点。
王士禛要比纪昀早数十年，他在世时《聊斋志异》尚无刻本，流传也有限，还无二体之争，但可看出在小说创作里，他恪守的是传统笔记的家法，或者说他用的是“著书者之笔”，所写题材多出见闻，注重实录，常标示材料来源，有撷取他书者一般均标明出处，如《池北偶谈》卷二十六《小猎犬》即说明“事见蒲秀才松龄《聊斋志异》”。因此，真实性是其对小说，无论是文言笔记，还是白话小说的基本要求，他在《香祖笔记》卷十条说：
小说演义亦各有所据，如《水浒传》、《平妖传》之类，予尝详之《居易录》中。又如《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罢相归金陵事，极快人意，乃因卢多逊谪岭南事而稍附益之耳。故野史传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胜秽史曲笔者倍蓰。前辈谓村中儿童听说三国事，闻昭烈败则颦蹙，曹操败则欢喜踊跃，正此谓也。礼失而求之野，惟史亦然。《平妖传》多目神借用吕文靖事，指使马遂乃北寺留守贾魏公所遣，借作潞公耳。郑毅夫有《马遂传》，严三点已详予《居易录》。
第一句“小说演义亦各有所据”和《居易录》卷七“稗官小说不尽凿空，必有所本”，传达他对小说真实性的看法。甚至认为“野史传奇”之类小说，“往往存三代之直”，与‘礼失而求之野”的历史著作一样，其艺术真实和生活、历史的真实一致，均有史实和事实上的根据，他以《平妖传》、《水浒传》为例，说明此种观点。
《平妖传》叙述贝州王则、永儿夫妇起义，文彦博得诸葛遂、马遂、李遂之助平之，因此又名《北宋三遂平妖传》，士禛在《居易录》中谈道：“今小说演义记贝州王则事，其中人多有根据。”他言之凿凿，指出马遂“击贼被杀”，有郑毅夫《马遂传》的记载，成都神医严三点，能以三指间知六脉之病，由是得名，则见于《癸辛杂识》。传中杜七圣与蛋子和尚斗法斩葫芦事，则载于《五杂俎》等。又于《古夫于亭杂录》两次谈到：“元至正间，有范益者，京师名医也。一日，有妪携二女求诊，曰：‘此非人脉，必异类也，当实告我。’妪拜泣曰：‘我西山老狐也’，与之药而去。今小说《平妖传》实借用其事。”而对《水浒传》，不但宋江三十六人姓名列于龚开之赞，连发迹的高俅，其出生也与《挥尘后录》所载一一相合，还以张叔夜招安梁山泊的榜文，核对宋江、李进、关胜、呼延灼、柴进、武松等人，指明事出有据，详见《泊宅编》。他这种用笔记、野史记载，与小说描写内容相对照，意在强调有事实依据。
真实性是他的标准，并以此衡量和评价阅读过的作品，对唐人传奇中元稹的《莺莺传》，以莺莺所赋的诗歌，“世以为元微之自寓”，但他看了元稹《长庆集》，其中有诲侄诗，并云：“吾生长京师，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便断定“观此，则小说未必真微之事也”。（《池北偶谈》卷十三）明代寓言散文《中山狼传》，他认为是马中锡用来影射李梦阳。马中锡，今河北故城人，明成化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及成员康海，为其门生。李梦阳曾代户部尚书韩文草疏弹劾权宦刘瑾，被刘瑾下狱，必欲置之死地，李托人求救于康海，康以同乡谒刘瑾说情，使其获释出狱，逾年，刘瑾伏诛，康受牵连坐落职，李坐视未能为其辩白。士禛阅读康海《对山集》，以其“《读中山狼传》诗云：‘平生爱物未筹量，那记当年救此狼。’则此传马刺空同作无疑”（《池北偶谈》卷十四），认定是讽刺李对康海的忘恩负义。反之，对小说描写失实，作无稽之谈，他也进行批评，如对《三国演义》，他说：“小说记汉昭烈帝有一玉人，常置甘夫人帐中，月映之，与玉人一色。此真不经之谈。昭烈在刘景升坐上感髀里肉生，慨然流涕，乃屑作此儿女态乎？唐人有《刘郎浦》诗云：‘吴蜀成婚此水浔，明珠步障幄黄金。谁将一女轻天下，欲换刘郎鼎峙心。’此语差识得英雄本色。”（《古夫于亭杂录》卷五）对《聊斋志异》也不例外，在《喷水》篇，以其所熟悉的诗人宋琬事迹，纠正原文记事之误，说“玉叔襁褓失恃，此事恐属传闻之讹”。《促织》写了“天子偶用一物”造成的悲剧，却因背景写宣宗之世，与实不符，便郑重的辩驳，在批语中说：“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台阁大臣，又三杨、蹇、夏诸老先生也，顾以草虫纤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传闻异辞耶？”他认为以宣宗之英明，不会作此“殃民之事”，但又不便否认，故用“传闻异词”来搪塞。
当然，这些观点“不懂得传奇小说固不必记实”，要进行虚构，令今人感到可笑，有些如对王安石的评价，《中山狼传》是否刺李梦阳等，还值得商榷，但它却是晚唐以来笔记小说家的作法，基于事实，注重可信性，因此对虚构的态度大相径庭，传奇体崇尚虚构，以曲折生动、具体细微的情节感人，而笔记体则重视事实，强调小说的艺术真实，应符合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有事实可据，这固然使“著书者之笔”的笔记体不如“才子之笔”的传奇体，使许多文言笔记难于达到《聊斋志异》的高度，但提倡真实，对文网严密、政治高压下，越来越多的笔记小说志怪多，志人少，杂名物考证多，记现实社会少，亦即“谈虚无胜于言时事”（和邦额《夜谈随录自序》），则有一定的针砭作用。
而且，士禛以真实为由，肯定《三国演义》、《水浒传》，并以考证论及《西游记》、《平妖传》和《警世通言》等，对提高通俗文学的地位有积极意义，尤其是首次给《聊斋志异》写评语，无疑是在扩大该书的影响，而在最初蒲松龄把评语誊录在稿本里，后来的刊本也基本附载，这恐怕是作者和刻书者都以士禛之声名，来抬高《聊斋志异》，或借其评价以自重，使身价倍增。这些评语，固然比较一般化，极其简略，“搔著痛痒处”者少有，但毕竟是首开其端者。他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力，在赏鉴上也确有精辟的地方，不可一概抹杀。如对《商三官》篇，描写商三官为父报仇，女扮男装，伺机手刃仇人，他以评语赞美说：“庞娥、谢小娥，得此鼎足矣。”而《侠女》篇，记叙少女飞剑杀狐，后又诛杀仇人，又以报恩为邻居书生生子，而后飘然隐去，他称颂道：“神龙见首不见尾，此侠女其犹龙乎！”他以神龙比喻侠女，是颇不简单的，何况龙是封建社会的图腾，容不得半点亵渎。以及《莲香》的“贤哉莲娘，巾帼中吾见亦罕，况狐耶！”《连城》的“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红玉》的“程婴、杵臼，未尝闻诸巾帼，况狐耶！”《狐谐》的“此狐辩而黠，自是东方曼倩一流”。这里无论是对《牡丹亭》以情反理的爱情精神肯定，还是用救赵氏孤儿的英雄事迹比拟，以及把狐与著名的历史人物东方朔等量齐观，给予称赞，都可看出他对妇女的观点并不迂腐，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性。而在《于去恶》篇的批语：“数科来关节公行，非啖名即垄断，脱有桓候，亦无如何矣，悲哉！”以他早年乡试，房师因别人求情，将他由第一改为第六的经历，对蒲氏借阴司科考不公，讽喻清初科举的黑暗，深表同意并发出无奈的感喟，均是有思想价值的见解。而在艺术性上，也以其神韵之说予以“评骘”，如评《连城》篇“结尽而不尽，甚妙”，《张诚》篇“一本绝妙传奇，叙次文笔亦工”，《青梅》篇则谓“天下得一知己足矣，可以不恨，况在闺闼耶！青梅，张之知己也，乃王女者又能知青梅。事妙文妙，可以传矣”。基本上是正面的或肯定性的评价，应当说作为一代正宗，受着“批经史杂家体”的束缚，能给予赞赏和好评，既难能可贵，又影响不小，这与后来纪昀批评《聊斋志异》是“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给予“未解”的责难，有明显的不同，其对《聊斋志异》的点评，也使这种文体逐步得到广泛的承认和采用。
在这种思想和认识的指导下，士禛的笔记小说在艺术上有着“著书者之笔”的特点，最明显的是基于真实，注重可信和材料来源。如《池北偶谈》卷八有《蒋虎臣》篇，记载蒋的许多事迹，为《聊斋志异》同篇所未载，又在所写的评语说：“蒋，金坛人，金坛原名金沙。其字又名虎臣，卒于峨眉伏虎寺：名皆巧合，亦奇。予壬子典试蜀中，蒋在峨眉，寄予书云：‘身是峨眉老僧，故万里归骨于此。’寻化去。予有挽诗曰：‘西风三十载，九病一迁官。忽忆峨眉好，真忘蜀道难。法云晴浩荡，春雪气高寒。万里堪埋骨，天成白玉棺。’盖用书中语也。”为《聊斋志异》中小说阐明本事和事实。《池北偶谈》卷二十《记前生》、卷二十四《邵进士三世姻》，皆记邵士梅能记前世并有三世姻缘的奇事，士禛以邵为其“同年”进士，说明其记叙的可信性，又在蒲氏的小说《邵士梅》批道：“邵生前为栖霞人，与其妻三世为夫妇，事更奇。高东海以病死，非狱死，邵自述甚详。”其意是在说明《聊斋志异》的记载邵的前身高东海死因有误，不如自己因熟悉而所记属实。其他，如“此闻诸董苍水（俞）孝廉者”（《池北偶谈》卷二十二），“河南张给事（文光）能记三生事、李御史（嵩阳）、安乐李贡士（焕章），皆能记三生事。此耳目睹记之尤著者”（《池北偶谈》卷二十）等等，举出证据，或耳闻，或身经，或得之其他的记载，是遵照实录的体例要求来写作的。
因此，其笔记小说，一般都直书见闻，叙事简括，篇幅较短，有的仅数十字，如《池北偶谈》卷二十一《谑语》：
王完虚中丞点，明万历甲辰进士，好诙谑。初仕为邹平知县，县与章丘接境。一日，与章令某相见。令问：“足下以何年生？”对曰：“乙亥。”因问章令，答云：“亦乙亥。”王笑曰：“某是邹平一害，兄便是章丘一害。”
这虽是谐谑、开玩笑，却是夫子自白，道出天下老鸦一片黑，官为民害，暴露贪官污吏肆虐百姓的狰狞面目，可谓一针见血。又如卷二十二《相国孙》：
云间某相国之孙某，乞米于人，归途无力自负，觅一市佣代之，嗔其行迟，曰：“吾生相门，不能肩负，固也；汝佣也，胡为亦尔？”对曰：“吾亦某尚书孙也。”此闻诸董苍水（俞）孝廉者。贵人子孙，不可不知。
“广积聚者，遗子孙以祸害”（［宋］林逋《省心录》），富贵人家如不教育子女，让其自立成材，掌握生活技能，只是一味骄纵，必然像相国、尚书的子孙，陷入失魂落魄的窘状，这则故事精警醒目，教育天下父母，财富并不长宜子孙，“不可不知”。像这样的故事，一般都较单纯，用笔简明自然，少铺排渲染，语言也雅洁凝练，走的仍是传统笔记体的路子，有闻必录，长短随宜，这只要与《聊斋志异》作一对照，便可一目了然，如蒲氏《五羖大夫》：
河津畅体元，字汝玉。为诸生时，梦人呼为“五羖大夫”，喜为佳兆。及遇流寇之乱，尽剥其衣，夜闲置空室。时冬月，寒甚，暗中模索，得数羊皮护体，仅不至死。质明视之，恰符五数，哑然自笑神之戏己也。后以明经授洛南知县。毕载积先生志。
士禛《池北偶谈》亦写此事，文曰：
河津人畅体元者，少时梦神人呼为“五羖大夫”，颇以自负。及流寇之乱，体元为贼掠，囚絷一室。冬夜寒甚，于壁角得五羊皮覆其身，乃悟神语盖戏之耳。后以明经仕为洛南知县。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聊斋志异》描写细腻，而又妙笔点染，不仅多了“尽剥其衣”等细节，还以“喜为佳兆”、“暗中模索”、“哑然自笑”等表情和动作，状其神态和行为，有声有色，可视可击，自然逼真生动。而士禛则是约略叙其梗概，不作点滴的虚构发挥，谨守笔记的套数，作客观的记实，保留闻见的特色，重叙述，轻描摹，这就难以产生像前者因文字生动，而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这也是笔记与传奇体小说的分野所在。
但他毕竟是艺术家，在有的故事曲折复杂的情况下，也能冲破了粗陈梗概的窠臼，不仅篇幅较长，还能扩其波澜，有意装点，用小说之笔法，如《林四娘》、《荆州镜冤》、《梨花渔人》、《剑侠》、《女侠》等，如《女侠》篇，全文云：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济南，至章丘西之新店，遇一妇人，可三十余，高髻如宫妆，髻上加毡笠，锦衣弓鞋，结束为急装，腰剑，骑黑卫，极神骏，妇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驶。试问何人？停骑漫应曰：“不知何许人。”将往何处？又漫应曰：“去处去。”顷刻东逝，疾若飞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蹑其踪迹，或剑侠也。从侄鹓因述莱阳王生言，顺治初，其县役某解官银数千两赴济南，以木夹函之。晚将宿逆旅，主人辞焉，且言镇西北不里许，有尼庵，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因导之往。方入旅店时，门外有男子著红峭头，状貌甚狞。至尼庵入门，有厅廨三间，东向，床榻备设。北为观音大士殿，殿侧有小门扃焉。叩门久之，有老妪出应，告以故，妪云：“但宿西廨不妨。”久之，持硃封山门而入，役相戒夜勿寝，明灯烛，手弓刀伺之。三更，大风骤作，山门砉然而辟，方愕然相顾，倏闻呼门声甚厉，众急持械以待，而廨门已启。视之，即红峭头人也，徒手握束香掷于地，众皆仆，比天晓始苏，银已亡矣。急往市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时游市上，无敢谁何者，唯投尼庵客辄无恙，今当往诉耳。然尼异人，吾代往求之。”至则妪出问故曰：“非为夜失官银事耶？”曰：“然。”入白，顷之，尼出，妪挟蒲团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来此弄狡狯，罪合死，吾当为一决。”顾妪入，牵一黑卫出，取剑臂之，跨卫向南径去，其行如飞，倏忽不见。市人集观者数百人。移时，尼徒步手人头驱卫而返，驴背负木夹函数千金，殊无所苦。入门呼役曰：“来，视汝木夹官封如故乎？”验之良是。掷人头地上曰：“视此贼不错杀却否？”众聚观，果红峭头人也。众罗拜谢去。比东归，再往访之，庵已闭，空无人矣。
尼高髻盛妆，衣锦绮，行缠罗袜，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挟妪俱来，不知何许人。尝有恶少夜入其室，腰斩掷垣外，自是无敢犯者。
先秦时代，游侠即已十分活跃，司马迁《史记》立《游侠列传》为其作传，给予表彰，小说中更是描述一批侠客形象，其中还有光彩夺目的女侠，如唐传奇中袁郊的《红线》、裴铏的《聂隐娘》、薛用弱的《贾人妻》等，个个武功高强，卓荦不群，或扶危急困，或除暴安良，表达人们对压迫者反抗的情绪，幻想凭借剑侠的力量伸张正义的意愿，士禛这则笔记也是清代“侠义”的佳篇。写法上也如剑侠的来去倏忽，神秘莫测，先述崔懋之所见，描摹勾勒，形神俱现，两次答问，对刻画女侠之冷艳超群，可谓神来之笔，又留以悬念，引人遐想。第二段转述莱阳王生之言，看似无关，实则藕断丝连，详写解官住宿、失银过程，为引出侠尼作铺垫，用来渲染其惩治“红峭头人”的侠义行为。篇末补记其事迹，又以女尼盛妆罗袜，“年十八九”，与前回应，是一人抑或是二人？扑朔迷离，悬念不断，疑上有疑，别有韵味。而中间的遥体人情，设为对话，虚构境地，以小说家的伎俩，给女侠的形象罩上层层幛幔，飘忽不定，来去无踪，大有其所提倡的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妙，引人入胜。
这样看来，士禛是能够以小说家言写得生动曲折的，但他“师法古”，株守粗陈梗概的笔记体例，非不能，实不为，他不屑于用小说笔墨“描头画角”，想象虚构，以刻画细致、具体入微的情节感人，而是以“垂典故、备法戒”为圭臬，“偶有见闻，笔之简策”，所取民间传说，也兼有寓托，主要是情节简单、篇幅短小的故事，其中有的故事略具短篇小说的规模，在转录抄写感兴趣的他人作品的内容时，也多所删削，除《聊斋志异》故事外，还曾将魏僖的五百余字《大铁椎传》，缩写不足三百字，纳入其《居易录》，使其精简而不浮，含有余味。这种种做法，推动笔记小说的发展，给这种古老文体注入了活力，但在蒲氏等人传奇体前却步的保守态度，又给清代笔记小说造成负面的影响，是纪昀等恪遵笔记体的“著书者之笔”的先声。
他自己的说部，以《池北偶谈》最为有名，成书也早，初刻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以类相从”，凡四类二十六卷，比另外四种《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馀话》“大抵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四库全书总目》）的杂俎类笔记要精致。四门中的“谈异”一门，多达七卷四百条，占全书约三分之一，主要为志怪小说，记述生动，是最有文学价值的部分。继承六朝《搜神记》等志怪类的余绪，专记鬼神怪异之事和可以游心寓目、“以资温噱”的异事，表现出对传闻野逸、搜神志怪的兴趣。有的涉及名物考证及古代、外国的珍物殊俗，如《香山》、《西洋画》等博物类，而后者介绍油画的立体透视效果，这还是第一次。其时王士禛正在阅读蒲松龄“呈进”的《聊斋志异》手稿本，随笔评点，约有三十六条评语，又顺便将其中一些自认为有趣的内容写入个人笔记。另有与《聊斋志异》所记为同一事者十数则，除《分甘馀话》卷二“金和尚”外，其余均在《池北偶谈》，且情节大同小异，卷二十六《五羖大夫》、《贤妾》、《心头小人》、《天上赤子》、《小猎犬》五则连续的笔记，分别与《聊斋志异》中《五羖大夫》、《妾击贼》、《张贡士》、《赤子》、《小猎犬》，以及卷八《蒋虎臣》、《薛忠武》，卷二十《记前生》、《啖石》，卷二十一《林四娘》，卷二十三《剑侠》，卷二十四《男子生子》，分别与《聊斋志异》中《蒋太史》、《阳武侯》、《邵士梅》、《龁石》、《林四娘》、《王者》、《男生子》内容雷同。据考证从卷八《蒋虎臣》起的七篇，是士禛与蒲松龄各就见闻所记，为独立的写作，而卷二十六的五篇则是他在阅读蒲氏之作时，经过其缩略或改写，记入《池北偶谈》，因为士禛曾在《小猎犬》一则中特意指出：“事见蒲秀才松龄《聊斋志异》。”可见，它是出自后者的一组作品，这种做法，客观上起了对蒲松龄创作鼓励的作用，同时，将两者进行比较，固然笔记和小说的写法，有求实尚质和生动曲折的差异，但在要求真实性上，反映了士禛对笔记这种文体的认识。
“谈异”中部分作品，通过鬼神怪异的故事，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这类有《林四娘》、《博罗韩氏女》、《郑刺史祠》、《荆州镜冤》、《剑使》、《女侠》等。
像《林四娘》，是当时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清人多有记述，最早的大约是福建侯官人林云铭，写有《林四娘记》，收入张潮的《虞初新志》，陈维崧在其《妇人集》里也记述了林四娘事，杜乡渔隐《野叟闲谈》卷一和蒲松龄《聊斋志异》都有《林四娘》的篇目。
与士禛所记略同的是《野叟闲谈》，林四娘身份都成了“故衡王宫嫔”，言其死后“不数年，国破”，清军入关，社稷凌替，四娘“魂魄犹恋故墟”，却因“宫殿荒芜”，欲借陈宝钥之亭舍宴客，“日必一至”，后来为了答谢主人，设具宴陈，在酒酣耳热之时，“述宫中旧事，悲不自胜，引节而歌，声甚哀怨，举坐沾衣罢酒”。后四娘与陈黯然离别，为其留诗一卷，有七律云：“静锁深宫忆往年，楼台萧鼓遍烽烟。红颜力弱难为厉，黑海心悲只学禅。细读莲花千百偈，闲看贝叶两三篇。梨园高唱升平曲，君试听之亦惘然。”在《野叟闲谈》中有林四娘之死的悲壮，自述：“奴乃衡王姬也，家世河南人，姓林行四，宫中遂以‘林四娘’呼我。国破殉主，毙于井。”士禛则将其曲笔写成早死，总之，她不再是林云铭所记的原故事中为表清白而死的烈女子，或怀恋故国旧墟，或为国破殉主，都与鼎革密切相连，反映改朝易代的重大事件。士禛的记述，把她写成一个充满国破家亡哀痛的故藩嫔妃，在字里行间流荡着不胜今昔之感，缠绵哀怨，其中所蕴藏的悲凉意识，应是那个时代士人阶层心态的表现，曲折地流露埋在心底的民族情结。蒲松龄的同名小说，虽然也说其是“衡府宫人”，但经过他的艺术点染和创造，写成林四娘与陈宝钥有了挚烈的爱情关系：“两人燕昵，过于琴瑟”。这样作了一番改造，赋予其新的内容和情趣，当然，也冲淡了前者的黍离之思。
《剑侠》可归入剑侠故事，这是自唐人小说以来的传统题材，清人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有《勇侠》，蒲松龄《聊斋志异》也有《王者》一篇，很可能是根据士禛此篇改写而成。《剑侠》记述某中丞派遣官员押送三千金赴京，在途中宿古庙丢失，押运官以妻子为质，求中丞准假一月，四处寻访，经一失明老者指点，至一深山处的市镇见到剑侠，承认赃金为其所取，让其携带一书信回去，信中斥责中丞贪赃枉法，并夹有先前半夜所剪中丞夫人头发，中丞见信释放其妻，免其赔偿，剑侠也以此来示以惩罚，对搜刮民财的中丞进行警告，表现了人们惩处贪官污吏的愿望。蒲松龄的小说与其略同，但两人还有些不一样，剑侠致巡抚书函，士禛采取了转述大略之法，三言两语，简单一过，而蒲松龄则洋洋洒洒，似一篇檄文，声讨贪官：“汝自起家守令，位极人臣，赇赂贪婪，不可悉数。前银六十万，业已验收在库。当自发贪囊，补充旧额。解官无罪，不得加谴责。前取姬发，略示微警。如复不遵教令，旦晚取汝首领。姬发附还，以作明信。”这大约是士禛为朝廷命官，投鼠忌器，不能不有所收敛，而蒲氏乃一底层寒士，又是用小说家的笔墨，唯恐不详尽生动，故能大胆无所避忌地道之。
其他，《博罗韩氏女》写韩女“城陷被贼俘虏，横见凌逼，骂贼而死”，是易代之际，遭受战争的荼毒，清兵杀戮百姓惨状的折射。《郑刺史祠》棺中女子“胸压匕首，剪刀出其左胁”，并吟咏出“金刀断织韩香事，千载衔冤泣月明”诗，暴露封建礼教制造的惨痛的悲剧。《荆州镜冤》中女鬼复仇，《女侠》里侠尼“吾当为一决”的伸张正义，等等，都具有较强的现实色彩，在暴露社会黑暗，兼有劝善惩恶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妇女题材，则常以爱情婚姻为载体，或写人鬼相恋，或述神女思凡，从干宝《搜神记》中董永遇仙女，托名陶渊明的《搜神后记》谢端遇白水素女，以及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惠芳》等，较多地保留民间传说的性质，反映人民的愿望和士人阶层的心态，士禛这类作品则有《濮州女子》、《梨花渔人》、《鸳鸯镜》等。如《濮州女子》：
明末山东将乱，时濮州民家子周猱头者，居负郭之周家村，语多清狂，人谓不慧。一日自城中归，过真武庙侧，有双鬟女子立道旁树下，绝色也。谓周曰：“与君夙缘，当为君妇。”遂携至家拜母，母疑其踪迹，俾子遣之。女子笑曰：“我以夙缘奉天帝命为汝家妇，谁能遣我？”久之，事姑孝谨，即邻里无不敬爱之。周家素贫，又值荒歉，女子日具食养姑，皆丰洁。周被役筑城，同事者戏语曰：“同执畚锸，能俾君妇治馔相劳乎？”周归语妇，答曰：“此不难，但张帷幕，吾自致之。”如其言，果日获饱食。一日潜告其姑曰：“此地不久必大乱，不可留也，曷避之？”乃遍辞邻里，挈姑与夫担负去，不知所往。未几，榆林贼起，濮被兵甚惨，果如其言。
故事中周猱头是一个贫苦农民，“素贫”，而且“语多清狂，人谓不慧”，没有一点相貌才能，但容貌“绝色”的神女，因为有“夙缘”，却下嫁于这个不为世俗所屑的小人物，不仅日俱“丰洁”之食养活婆婆，还引导他们一家避开了战乱，从中不难看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企盼，自然，神女偏偏与其有缘，也带有对世俗观念挑战的意味。
《梨花渔人》属于人鬼相恋，故事取材于浙江绍兴一带民间传说，男主人公为渔人，以“放舟湖中”和植梨树谋生，女鬼生前因家贫，自幼被送入寺中为尼，却夭折而亡，人鬼殊途，然而她以“与君有夙缘，故来相从”，追求爱情，自此“鸡鸣而去，夜即复来”。又深知人鬼难于久处，荐里中之女以自代，而渔人则忠于情义，誓不娶妇，这种纯朴的品质和对爱情的坚贞，使“尼感动泣下”，然而宿缘已尽，渔人便毅然舍弃尘世的幸福，用自己的死去从女鬼于地下，换得在另一个世界的团聚，这种生死以之的爱情，不仅感人至深，也为冲破封建礼教和世俗婚姻的束缚，树立榜样，是《池北偶谈》中很有积极意义的佳作。
《鸳鸯镜》与《梨花渔人》恰好相反，写谢氏女为争取婚姻自主，与少年私奔，相约于祠中，并以所赠鸳镜为定情之物，却因封建势力的强大，使他们好梦成空。当少年来到祠中，听某“语以夜来所见”，并责以“失德”，便“大悔恨，再拜而去”，落荒而逃，它实质上反映的是族权和神权对青年男女爱情的桎梏与摧残，“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掌握青年人自择佳偶的权利，给他们造成无数的悲剧，鸳鸯镜的破碎就具有这种象征意义，由此看到封建婚姻的不合理性，但这则故事出发点是宣扬神道威力，并非同情这对青年的遭遇，因而带有较严重的缺陷，我们可通过其扭曲的形式透视封建族权与神权的罪恶。
其他讽喻人世、“砭俗情”的作品，还有《钱能》、《引经》、《相国孙》等，虽属奇闻趣事，却无神怪内容，或揭文字狱的酷烈，或刺猾吏贪官的迂腐，或讥富家子弟的落魄，具有警世作用。而《工人善琴》、《罗汉》、《徐蓉》等，写这些普通劳动者，在谋生之余，或善操琴，或擅乐器，或诗画俱佳，反映出艺术流落于民间的历史事实，或许这就是后来的吴敬梓在小说《儒林外史》中所说的“风雅自在草野”的先声。
《香祖笔记》十二卷为晚年所作，是他任刑部尚书以审案失出罢官，回山东故里，日事著述而写成。据宋荦所作的序，书中记述“或辨驳议论得失，或阐发名物源流，或直书时事，或旁及怪异”，内容驳杂，尤以评论诗词为多，是研究明末清初诗歌和士禛诗论不能缺少的材料。与《池北偶谈》相比较，虽也“旁及怪异”，有部分志怪，远不及前者集中鲜明，反以轶事类的志人特色著称，主要写人记事，以人为主，并出以白描，以言行见主旨，无须议论而倾向自明，是“世说体”的影响所结之果，这类作品较好的有卷八“宋荔裳”条，卷四“赵逊”条，卷五“邓公庙”条等。
以短小隽永见长，是“宋荔裳”条特点，全文云：
莱阳宋荔裳琬按察言幼时读书家塾，其邑一前辈老甲科过之，问：“孺子所读何书？”对曰：“《史记》。”又问：“何人所作？”曰：“司马迁。”又问：“渠是某科进士？”曰：“汉太史令，非进士也。”遽取而观之，读未一二行，辄抵于案，曰：“亦不见佳，何用读为？”荔裳时方髫，知匿笑之，而此老夷然不屑。
宋琬是“国初六家”中的诗人，与施闰章并称“南施北宋”，这则轶事记其幼时聪颖，童年已读《史记》，但笔墨之外，却是辛辣地嘲讽前代甲科所取之士，却不知《史记》为何书，司马迁为何人。八股取士，只知背“四书五经”，作敲门砖，造就一批头脑冬烘，除举业外百不经意的庸人，还自命不凡，这和后来《儒林外史》的描写如出一辙，为其提供佐证。
“赵逊”条也值得玩味，文云：
顺治初，京师有卖水人赵逊者，未有室，同辈醵金谋为娶妇。一日，于市买一妇人归，去其帕，则发毵毵白，居然妪也，逊曰：“妪长我且倍，何敢犯非礼，请母事之。”居数日，妪感其忠厚，曰：“醵钱本欲得妇耳，今若此反为君累，且奈何？吾辛有藏珠一囊，纫衣中，当易金为君娶妇以报德。”越数日，于下中买一少女子，入门见妪，相抱痛哭，则妪之女也。孟母子俱为旗丁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归逊所，妪即为之合卺成礼。妪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尚存珠数颗，可鬻之为归计。乃携婿及女俱归，二子者因无恙，一家大喜过望，妪乃三分其产，同居终其身。人以为逊忠厚之报云。
这则笔记透过悲喜剧，可以看到清初动乱的社会现实，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作者也指明母女的失散被卖，是“俱为旗丁所掠而相失”，当初清朝的八旗贵族乘机入关，镇压农民起义，并统一全国时，实行野蛮的民族屠杀和征服，掳掠子女玉帛，遗民诗人许多以诗揭露这种罪行，像顾炎武的“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秋山》），屈大均的“无多越女留炎徼，不断明妃去紫台”（《广州吊古》），陶汝鼐的“喧杂辽军马，殓残士女船”（《郡城五日志叹》）等，把在各地掠到良家妇女，运回他们的老巢，或供蹂躏驱使，或拉到市场贩卖敛财，因此，这则故事真实反映清朝定鼎的顺治年间贩卖人口的事实，尽管其目的是在宣扬“忠厚”有报，但他所揭露的情况还是触目惊心的。
卷五《邓公庙》与上稍有不同，带有志怪性质。写山神给老虎分派食物，“神以邓樵夫许之”，第二天果然有姓邓的樵夫上山砍柴，有客告以夜间所闻，“戒勿往”，但邓樵夫以衣食和养母为由，毅然上山打樵，果然遇到老虎，并勇敢地同其搏斗，直至将虎打死，而后让客人引导，来到山神所居土庙，大骂山神，碎其“土偶”，“跃上神座”，由自己取代，此后乡人重建祠，呼为“邓公庙”。它不仅写出邓樵夫不信命运的可贵，更以其无所畏惧、敢于抗争，歌颂劳动者的英雄气概，一个打樵夫而究然成为神，实在是长了普通民众的志气，它是全书写得最好篇章之一。
士禛位居高官，主持文坛，能突破传统偏见，染指不登大雅之堂的说部写作，除上述外，还有《居易录》的《宋道人》、《许生》，《分甘馀话》的《金和尚》、《龙宫》等，在当时已属不易，又能给蒲氏的《聊斋志异》积极评论，这些都委实难得。当然他的思想比较复杂，反映在笔记小说的创作里，也是良莠不齐，高低参差。他有身际鼎革的惨痛，但比同时代的遗民人士要轻，也无曾和他交游往来过的蒲松龄，以写狐鬼之笔抒发心中的“孤愤”，因此，其“谈异”志怪，不乏宣扬忠孝节义、生死轮回、宿命报应等封建道德和迷信思想，如卷二十五《涿州二生》写地方修州志，因不为二节妇立传，竟然遭到阴谴暴亡。而志人记事，也多以人事和典章制度对新朝进行歌功颂德，同样地充斥着鼓吹忠孝节烈的内容，倾向于保守。总之，思想价值乃至艺术成就都难以企及《聊斋志异》的高度，但也应当看到，它是清代前期笔记小说中，具有一定地位和代表性的“说部”作品。
第四节 “谈异”小说
清代是笔记小说创作全面繁荣期，清初启其端倪，出现了《聊斋志异》，虽“用传奇法”志怪，但多数还是笔记体。与蒲氏同时的王士禛，主要成就在诗歌创作和理论，神韵说影响很大。但他又笔耕不辍，勤奋多产，仅笔记著作就有数种，还从事说部写作，喜欢抄、论小说，为《聊斋志异》首作批语，对戏曲等通俗文学也予重视，和戏曲家孔尚任私交很好，洪昇则是其门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谈一些对小说的看法，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认识。
有关笔记小说创作，清代曾有过二体之争，即“著书者之笔”与“才子之笔”两种文体争论，它起于纪昀对《聊斋志异》的看法，主要是对小说写作传记而出以传奇体给予批评，认为“一书而兼二体”，其实质是以传统的笔记体的观点，反对《聊斋志异》借鉴传奇形式为小说，从此形成学《聊斋志异》，或者学《阅微草堂笔记》的两派。传统的笔记体，亦即“著书者之笔”，注重真实，强调记叙要可信，叙事角度基于闻见，语言平易本色，不可像代言体的戏曲那样“随意妆点”，其目的是为了说教劝诫，有的出于消遣，以文字为戏，注重智慧修养和伦理道德，谈怪说异也在于“广见闻”。俞鸿渐在《印雪轩随笔》中评价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说：“叙事简，说理透，垂戒切，初不屑于描头画角，而敷陈妙意，舌可生花，指示群迷，石可点头。”较为概括地集中了这一派写作上的特点。
王士禛要比纪昀早数十年，他在世时《聊斋志异》尚无刻本，流传也有限，还无二体之争，但可看出在小说创作里，他恪守的是传统笔记的家法，或者说他用的是“著书者之笔”，所写题材多出见闻，注重实录，常标示材料来源，有撷取他书者一般均标明出处，如《池北偶谈》卷二十六《小猎犬》即说明“事见蒲秀才松龄《聊斋志异》”。因此，真实性是其对小说，无论是文言笔记，还是白话小说的基本要求，他在《香祖笔记》卷十条说：
小说演义亦各有所据，如《水浒传》、《平妖传》之类，予尝详之《居易录》中。又如《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罢相归金陵事，极快人意，乃因卢多逊谪岭南事而稍附益之耳。故野史传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胜秽史曲笔者倍蓰。前辈谓村中儿童听说三国事，闻昭烈败则颦蹙，曹操败则欢喜踊跃，正此谓也。礼失而求之野，惟史亦然。《平妖传》多目神借用吕文靖事，指使马遂乃北寺留守贾魏公所遣，借作潞公耳。郑毅夫有《马遂传》，严三点已详予《居易录》。
第一句“小说演义亦各有所据”和《居易录》卷七“稗官小说不尽凿空，必有所本”，传达他对小说真实性的看法。甚至认为“野史传奇”之类小说，“往往存三代之直”，与‘礼失而求之野”的历史著作一样，其艺术真实和生活、历史的真实一致，均有史实和事实上的根据，他以《平妖传》、《水浒传》为例，说明此种观点。
《平妖传》叙述贝州王则、永儿夫妇起义，文彦博得诸葛遂、马遂、李遂之助平之，因此又名《北宋三遂平妖传》，士禛在《居易录》中谈道：“今小说演义记贝州王则事，其中人多有根据。”他言之凿凿，指出马遂“击贼被杀”，有郑毅夫《马遂传》的记载，成都神医严三点，能以三指间知六脉之病，由是得名，则见于《癸辛杂识》。传中杜七圣与蛋子和尚斗法斩葫芦事，则载于《五杂俎》等。又于《古夫于亭杂录》两次谈到：“元至正间，有范益者，京师名医也。一日，有妪携二女求诊，曰：‘此非人脉，必异类也，当实告我。’妪拜泣曰：‘我西山老狐也’，与之药而去。今小说《平妖传》实借用其事。”而对《水浒传》，不但宋江三十六人姓名列于龚开之赞，连发迹的高俅，其出生也与《挥尘后录》所载一一相合，还以张叔夜招安梁山泊的榜文，核对宋江、李进、关胜、呼延灼、柴进、武松等人，指明事出有据，详见《泊宅编》。他这种用笔记、野史记载，与小说描写内容相对照，意在强调有事实依据。
真实性是他的标准，并以此衡量和评价阅读过的作品，对唐人传奇中元稹的《莺莺传》，以莺莺所赋的诗歌，“世以为元微之自寓”，但他看了元稹《长庆集》，其中有诲侄诗，并云：“吾生长京师，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便断定“观此，则小说未必真微之事也”。（《池北偶谈》卷十三）明代寓言散文《中山狼传》，他认为是马中锡用来影射李梦阳。马中锡，今河北故城人，明成化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及成员康海，为其门生。李梦阳曾代户部尚书韩文草疏弹劾权宦刘瑾，被刘瑾下狱，必欲置之死地，李托人求救于康海，康以同乡谒刘瑾说情，使其获释出狱，逾年，刘瑾伏诛，康受牵连坐落职，李坐视未能为其辩白。士禛阅读康海《对山集》，以其“《读中山狼传》诗云：‘平生爱物未筹量，那记当年救此狼。’则此传马刺空同作无疑”（《池北偶谈》卷十四），认定是讽刺李对康海的忘恩负义。反之，对小说描写失实，作无稽之谈，他也进行批评，如对《三国演义》，他说：“小说记汉昭烈帝有一玉人，常置甘夫人帐中，月映之，与玉人一色。此真不经之谈。昭烈在刘景升坐上感髀里肉生，慨然流涕，乃屑作此儿女态乎？唐人有《刘郎浦》诗云：‘吴蜀成婚此水浔，明珠步障幄黄金。谁将一女轻天下，欲换刘郎鼎峙心。’此语差识得英雄本色。”（《古夫于亭杂录》卷五）对《聊斋志异》也不例外，在《喷水》篇，以其所熟悉的诗人宋琬事迹，纠正原文记事之误，说“玉叔襁褓失恃，此事恐属传闻之讹”。《促织》写了“天子偶用一物”造成的悲剧，却因背景写宣宗之世，与实不符，便郑重的辩驳，在批语中说：“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台阁大臣，又三杨、蹇、夏诸老先生也，顾以草虫纤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传闻异辞耶？”他认为以宣宗之英明，不会作此“殃民之事”，但又不便否认，故用“传闻异词”来搪塞。
当然，这些观点“不懂得传奇小说固不必记实”，要进行虚构，令今人感到可笑，有些如对王安石的评价，《中山狼传》是否刺李梦阳等，还值得商榷，但它却是晚唐以来笔记小说家的作法，基于事实，注重可信性，因此对虚构的态度大相径庭，传奇体崇尚虚构，以曲折生动、具体细微的情节感人，而笔记体则重视事实，强调小说的艺术真实，应符合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有事实可据，这固然使“著书者之笔”的笔记体不如“才子之笔”的传奇体，使许多文言笔记难于达到《聊斋志异》的高度，但提倡真实，对文网严密、政治高压下，越来越多的笔记小说志怪多，志人少，杂名物考证多，记现实社会少，亦即“谈虚无胜于言时事”（和邦额《夜谈随录自序》），则有一定的针砭作用。
而且，士禛以真实为由，肯定《三国演义》、《水浒传》，并以考证论及《西游记》、《平妖传》和《警世通言》等，对提高通俗文学的地位有积极意义，尤其是首次给《聊斋志异》写评语，无疑是在扩大该书的影响，而在最初蒲松龄把评语誊录在稿本里，后来的刊本也基本附载，这恐怕是作者和刻书者都以士禛之声名，来抬高《聊斋志异》，或借其评价以自重，使身价倍增。这些评语，固然比较一般化，极其简略，“搔著痛痒处”者少有，但毕竟是首开其端者。他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力，在赏鉴上也确有精辟的地方，不可一概抹杀。如对《商三官》篇，描写商三官为父报仇，女扮男装，伺机手刃仇人，他以评语赞美说：“庞娥、谢小娥，得此鼎足矣。”而《侠女》篇，记叙少女飞剑杀狐，后又诛杀仇人，又以报恩为邻居书生生子，而后飘然隐去，他称颂道：“神龙见首不见尾，此侠女其犹龙乎！”他以神龙比喻侠女，是颇不简单的，何况龙是封建社会的图腾，容不得半点亵渎。以及《莲香》的“贤哉莲娘，巾帼中吾见亦罕，况狐耶！”《连城》的“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红玉》的“程婴、杵臼，未尝闻诸巾帼，况狐耶！”《狐谐》的“此狐辩而黠，自是东方曼倩一流”。这里无论是对《牡丹亭》以情反理的爱情精神肯定，还是用救赵氏孤儿的英雄事迹比拟，以及把狐与著名的历史人物东方朔等量齐观，给予称赞，都可看出他对妇女的观点并不迂腐，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性。而在《于去恶》篇的批语：“数科来关节公行，非啖名即垄断，脱有桓候，亦无如何矣，悲哉！”以他早年乡试，房师因别人求情，将他由第一改为第六的经历，对蒲氏借阴司科考不公，讽喻清初科举的黑暗，深表同意并发出无奈的感喟，均是有思想价值的见解。而在艺术性上，也以其神韵之说予以“评骘”，如评《连城》篇“结尽而不尽，甚妙”，《张诚》篇“一本绝妙传奇，叙次文笔亦工”，《青梅》篇则谓“天下得一知己足矣，可以不恨，况在闺闼耶！青梅，张之知己也，乃王女者又能知青梅。事妙文妙，可以传矣”。基本上是正面的或肯定性的评价，应当说作为一代正宗，受着“批经史杂家体”的束缚，能给予赞赏和好评，既难能可贵，又影响不小，这与后来纪昀批评《聊斋志异》是“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给予“未解”的责难，有明显的不同，其对《聊斋志异》的点评，也使这种文体逐步得到广泛的承认和采用。
在这种思想和认识的指导下，士禛的笔记小说在艺术上有着“著书者之笔”的特点，最明显的是基于真实，注重可信和材料来源。如《池北偶谈》卷八有《蒋虎臣》篇，记载蒋的许多事迹，为《聊斋志异》同篇所未载，又在所写的评语说：“蒋，金坛人，金坛原名金沙。其字又名虎臣，卒于峨眉伏虎寺：名皆巧合，亦奇。予壬子典试蜀中，蒋在峨眉，寄予书云：‘身是峨眉老僧，故万里归骨于此。’寻化去。予有挽诗曰：‘西风三十载，九病一迁官。忽忆峨眉好，真忘蜀道难。法云晴浩荡，春雪气高寒。万里堪埋骨，天成白玉棺。’盖用书中语也。”为《聊斋志异》中小说阐明本事和事实。《池北偶谈》卷二十《记前生》、卷二十四《邵进士三世姻》，皆记邵士梅能记前世并有三世姻缘的奇事，士禛以邵为其“同年”进士，说明其记叙的可信性，又在蒲氏的小说《邵士梅》批道：“邵生前为栖霞人，与其妻三世为夫妇，事更奇。高东海以病死，非狱死，邵自述甚详。”其意是在说明《聊斋志异》的记载邵的前身高东海死因有误，不如自己因熟悉而所记属实。其他，如“此闻诸董苍水（俞）孝廉者”（《池北偶谈》卷二十二），“河南张给事（文光）能记三生事、李御史（嵩阳）、安乐李贡士（焕章），皆能记三生事。此耳目睹记之尤著者”（《池北偶谈》卷二十）等等，举出证据，或耳闻，或身经，或得之其他的记载，是遵照实录的体例要求来写作的。
因此，其笔记小说，一般都直书见闻，叙事简括，篇幅较短，有的仅数十字，如《池北偶谈》卷二十一《谑语》：
王完虚中丞点，明万历甲辰进士，好诙谑。初仕为邹平知县，县与章丘接境。一日，与章令某相见。令问：“足下以何年生？”对曰：“乙亥。”因问章令，答云：“亦乙亥。”王笑曰：“某是邹平一害，兄便是章丘一害。”
这虽是谐谑、开玩笑，却是夫子自白，道出天下老鸦一片黑，官为民害，暴露贪官污吏肆虐百姓的狰狞面目，可谓一针见血。又如卷二十二《相国孙》：
云间某相国之孙某，乞米于人，归途无力自负，觅一市佣代之，嗔其行迟，曰：“吾生相门，不能肩负，固也；汝佣也，胡为亦尔？”对曰：“吾亦某尚书孙也。”此闻诸董苍水（俞）孝廉者。贵人子孙，不可不知。
“广积聚者，遗子孙以祸害”（［宋］林逋《省心录》），富贵人家如不教育子女，让其自立成材，掌握生活技能，只是一味骄纵，必然像相国、尚书的子孙，陷入失魂落魄的窘状，这则故事精警醒目，教育天下父母，财富并不长宜子孙，“不可不知”。像这样的故事，一般都较单纯，用笔简明自然，少铺排渲染，语言也雅洁凝练，走的仍是传统笔记体的路子，有闻必录，长短随宜，这只要与《聊斋志异》作一对照，便可一目了然，如蒲氏《五羖大夫》：
河津畅体元，字汝玉。为诸生时，梦人呼为“五羖大夫”，喜为佳兆。及遇流寇之乱，尽剥其衣，夜闲置空室。时冬月，寒甚，暗中模索，得数羊皮护体，仅不至死。质明视之，恰符五数，哑然自笑神之戏己也。后以明经授洛南知县。毕载积先生志。
士禛《池北偶谈》亦写此事，文曰：
河津人畅体元者，少时梦神人呼为“五羖大夫”，颇以自负。及流寇之乱，体元为贼掠，囚絷一室。冬夜寒甚，于壁角得五羊皮覆其身，乃悟神语盖戏之耳。后以明经仕为洛南知县。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聊斋志异》描写细腻，而又妙笔点染，不仅多了“尽剥其衣”等细节，还以“喜为佳兆”、“暗中模索”、“哑然自笑”等表情和动作，状其神态和行为，有声有色，可视可击，自然逼真生动。而士禛则是约略叙其梗概，不作点滴的虚构发挥，谨守笔记的套数，作客观的记实，保留闻见的特色，重叙述，轻描摹，这就难以产生像前者因文字生动，而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这也是笔记与传奇体小说的分野所在。
但他毕竟是艺术家，在有的故事曲折复杂的情况下，也能冲破了粗陈梗概的窠臼，不仅篇幅较长，还能扩其波澜，有意装点，用小说之笔法，如《林四娘》、《荆州镜冤》、《梨花渔人》、《剑侠》、《女侠》等，如《女侠》篇，全文云：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济南，至章丘西之新店，遇一妇人，可三十余，高髻如宫妆，髻上加毡笠，锦衣弓鞋，结束为急装，腰剑，骑黑卫，极神骏，妇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驶。试问何人？停骑漫应曰：“不知何许人。”将往何处？又漫应曰：“去处去。”顷刻东逝，疾若飞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蹑其踪迹，或剑侠也。从侄鹓因述莱阳王生言，顺治初，其县役某解官银数千两赴济南，以木夹函之。晚将宿逆旅，主人辞焉，且言镇西北不里许，有尼庵，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因导之往。方入旅店时，门外有男子著红峭头，状貌甚狞。至尼庵入门，有厅廨三间，东向，床榻备设。北为观音大士殿，殿侧有小门扃焉。叩门久之，有老妪出应，告以故，妪云：“但宿西廨不妨。”久之，持硃封山门而入，役相戒夜勿寝，明灯烛，手弓刀伺之。三更，大风骤作，山门砉然而辟，方愕然相顾，倏闻呼门声甚厉，众急持械以待，而廨门已启。视之，即红峭头人也，徒手握束香掷于地，众皆仆，比天晓始苏，银已亡矣。急往市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时游市上，无敢谁何者，唯投尼庵客辄无恙，今当往诉耳。然尼异人，吾代往求之。”至则妪出问故曰：“非为夜失官银事耶？”曰：“然。”入白，顷之，尼出，妪挟蒲团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来此弄狡狯，罪合死，吾当为一决。”顾妪入，牵一黑卫出，取剑臂之，跨卫向南径去，其行如飞，倏忽不见。市人集观者数百人。移时，尼徒步手人头驱卫而返，驴背负木夹函数千金，殊无所苦。入门呼役曰：“来，视汝木夹官封如故乎？”验之良是。掷人头地上曰：“视此贼不错杀却否？”众聚观，果红峭头人也。众罗拜谢去。比东归，再往访之，庵已闭，空无人矣。
尼高髻盛妆，衣锦绮，行缠罗袜，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挟妪俱来，不知何许人。尝有恶少夜入其室，腰斩掷垣外，自是无敢犯者。
先秦时代，游侠即已十分活跃，司马迁《史记》立《游侠列传》为其作传，给予表彰，小说中更是描述一批侠客形象，其中还有光彩夺目的女侠，如唐传奇中袁郊的《红线》、裴铏的《聂隐娘》、薛用弱的《贾人妻》等，个个武功高强，卓荦不群，或扶危急困，或除暴安良，表达人们对压迫者反抗的情绪，幻想凭借剑侠的力量伸张正义的意愿，士禛这则笔记也是清代“侠义”的佳篇。写法上也如剑侠的来去倏忽，神秘莫测，先述崔懋之所见，描摹勾勒，形神俱现，两次答问，对刻画女侠之冷艳超群，可谓神来之笔，又留以悬念，引人遐想。第二段转述莱阳王生之言，看似无关，实则藕断丝连，详写解官住宿、失银过程，为引出侠尼作铺垫，用来渲染其惩治“红峭头人”的侠义行为。篇末补记其事迹，又以女尼盛妆罗袜，“年十八九”，与前回应，是一人抑或是二人？扑朔迷离，悬念不断，疑上有疑，别有韵味。而中间的遥体人情，设为对话，虚构境地，以小说家的伎俩，给女侠的形象罩上层层幛幔，飘忽不定，来去无踪，大有其所提倡的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妙，引人入胜。
这样看来，士禛是能够以小说家言写得生动曲折的，但他“师法古”，株守粗陈梗概的笔记体例，非不能，实不为，他不屑于用小说笔墨“描头画角”，想象虚构，以刻画细致、具体入微的情节感人，而是以“垂典故、备法戒”为圭臬，“偶有见闻，笔之简策”，所取民间传说，也兼有寓托，主要是情节简单、篇幅短小的故事，其中有的故事略具短篇小说的规模，在转录抄写感兴趣的他人作品的内容时，也多所删削，除《聊斋志异》故事外，还曾将魏僖的五百余字《大铁椎传》，缩写不足三百字，纳入其《居易录》，使其精简而不浮，含有余味。这种种做法，推动笔记小说的发展，给这种古老文体注入了活力，但在蒲氏等人传奇体前却步的保守态度，又给清代笔记小说造成负面的影响，是纪昀等恪遵笔记体的“著书者之笔”的先声。
他自己的说部，以《池北偶谈》最为有名，成书也早，初刻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以类相从”，凡四类二十六卷，比另外四种《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馀话》“大抵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四库全书总目》）的杂俎类笔记要精致。四门中的“谈异”一门，多达七卷四百条，占全书约三分之一，主要为志怪小说，记述生动，是最有文学价值的部分。继承六朝《搜神记》等志怪类的余绪，专记鬼神怪异之事和可以游心寓目、“以资温噱”的异事，表现出对传闻野逸、搜神志怪的兴趣。有的涉及名物考证及古代、外国的珍物殊俗，如《香山》、《西洋画》等博物类，而后者介绍油画的立体透视效果，这还是第一次。其时王士禛正在阅读蒲松龄“呈进”的《聊斋志异》手稿本，随笔评点，约有三十六条评语，又顺便将其中一些自认为有趣的内容写入个人笔记。另有与《聊斋志异》所记为同一事者十数则，除《分甘馀话》卷二“金和尚”外，其余均在《池北偶谈》，且情节大同小异，卷二十六《五羖大夫》、《贤妾》、《心头小人》、《天上赤子》、《小猎犬》五则连续的笔记，分别与《聊斋志异》中《五羖大夫》、《妾击贼》、《张贡士》、《赤子》、《小猎犬》，以及卷八《蒋虎臣》、《薛忠武》，卷二十《记前生》、《啖石》，卷二十一《林四娘》，卷二十三《剑侠》，卷二十四《男子生子》，分别与《聊斋志异》中《蒋太史》、《阳武侯》、《邵士梅》、《龁石》、《林四娘》、《王者》、《男生子》内容雷同。据考证从卷八《蒋虎臣》起的七篇，是士禛与蒲松龄各就见闻所记，为独立的写作，而卷二十六的五篇则是他在阅读蒲氏之作时，经过其缩略或改写，记入《池北偶谈》，因为士禛曾在《小猎犬》一则中特意指出：“事见蒲秀才松龄《聊斋志异》。”可见，它是出自后者的一组作品，这种做法，客观上起了对蒲松龄创作鼓励的作用，同时，将两者进行比较，固然笔记和小说的写法，有求实尚质和生动曲折的差异，但在要求真实性上，反映了士禛对笔记这种文体的认识。
“谈异”中部分作品，通过鬼神怪异的故事，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这类有《林四娘》、《博罗韩氏女》、《郑刺史祠》、《荆州镜冤》、《剑使》、《女侠》等。
像《林四娘》，是当时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清人多有记述，最早的大约是福建侯官人林云铭，写有《林四娘记》，收入张潮的《虞初新志》，陈维崧在其《妇人集》里也记述了林四娘事，杜乡渔隐《野叟闲谈》卷一和蒲松龄《聊斋志异》都有《林四娘》的篇目。
与士禛所记略同的是《野叟闲谈》，林四娘身份都成了“故衡王宫嫔”，言其死后“不数年，国破”，清军入关，社稷凌替，四娘“魂魄犹恋故墟”，却因“宫殿荒芜”，欲借陈宝钥之亭舍宴客，“日必一至”，后来为了答谢主人，设具宴陈，在酒酣耳热之时，“述宫中旧事，悲不自胜，引节而歌，声甚哀怨，举坐沾衣罢酒”。后四娘与陈黯然离别，为其留诗一卷，有七律云：“静锁深宫忆往年，楼台萧鼓遍烽烟。红颜力弱难为厉，黑海心悲只学禅。细读莲花千百偈，闲看贝叶两三篇。梨园高唱升平曲，君试听之亦惘然。”在《野叟闲谈》中有林四娘之死的悲壮，自述：“奴乃衡王姬也，家世河南人，姓林行四，宫中遂以‘林四娘’呼我。国破殉主，毙于井。”士禛则将其曲笔写成早死，总之，她不再是林云铭所记的原故事中为表清白而死的烈女子，或怀恋故国旧墟，或为国破殉主，都与鼎革密切相连，反映改朝易代的重大事件。士禛的记述，把她写成一个充满国破家亡哀痛的故藩嫔妃，在字里行间流荡着不胜今昔之感，缠绵哀怨，其中所蕴藏的悲凉意识，应是那个时代士人阶层心态的表现，曲折地流露埋在心底的民族情结。蒲松龄的同名小说，虽然也说其是“衡府宫人”，但经过他的艺术点染和创造，写成林四娘与陈宝钥有了挚烈的爱情关系：“两人燕昵，过于琴瑟”。这样作了一番改造，赋予其新的内容和情趣，当然，也冲淡了前者的黍离之思。
《剑侠》可归入剑侠故事，这是自唐人小说以来的传统题材，清人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有《勇侠》，蒲松龄《聊斋志异》也有《王者》一篇，很可能是根据士禛此篇改写而成。《剑侠》记述某中丞派遣官员押送三千金赴京，在途中宿古庙丢失，押运官以妻子为质，求中丞准假一月，四处寻访，经一失明老者指点，至一深山处的市镇见到剑侠，承认赃金为其所取，让其携带一书信回去，信中斥责中丞贪赃枉法，并夹有先前半夜所剪中丞夫人头发，中丞见信释放其妻，免其赔偿，剑侠也以此来示以惩罚，对搜刮民财的中丞进行警告，表现了人们惩处贪官污吏的愿望。蒲松龄的小说与其略同，但两人还有些不一样，剑侠致巡抚书函，士禛采取了转述大略之法，三言两语，简单一过，而蒲松龄则洋洋洒洒，似一篇檄文，声讨贪官：“汝自起家守令，位极人臣，赇赂贪婪，不可悉数。前银六十万，业已验收在库。当自发贪囊，补充旧额。解官无罪，不得加谴责。前取姬发，略示微警。如复不遵教令，旦晚取汝首领。姬发附还，以作明信。”这大约是士禛为朝廷命官，投鼠忌器，不能不有所收敛，而蒲氏乃一底层寒士，又是用小说家的笔墨，唯恐不详尽生动，故能大胆无所避忌地道之。
其他，《博罗韩氏女》写韩女“城陷被贼俘虏，横见凌逼，骂贼而死”，是易代之际，遭受战争的荼毒，清兵杀戮百姓惨状的折射。《郑刺史祠》棺中女子“胸压匕首，剪刀出其左胁”，并吟咏出“金刀断织韩香事，千载衔冤泣月明”诗，暴露封建礼教制造的惨痛的悲剧。《荆州镜冤》中女鬼复仇，《女侠》里侠尼“吾当为一决”的伸张正义，等等，都具有较强的现实色彩，在暴露社会黑暗，兼有劝善惩恶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妇女题材，则常以爱情婚姻为载体，或写人鬼相恋，或述神女思凡，从干宝《搜神记》中董永遇仙女，托名陶渊明的《搜神后记》谢端遇白水素女，以及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惠芳》等，较多地保留民间传说的性质，反映人民的愿望和士人阶层的心态，士禛这类作品则有《濮州女子》、《梨花渔人》、《鸳鸯镜》等。如《濮州女子》：
明末山东将乱，时濮州民家子周猱头者，居负郭之周家村，语多清狂，人谓不慧。一日自城中归，过真武庙侧，有双鬟女子立道旁树下，绝色也。谓周曰：“与君夙缘，当为君妇。”遂携至家拜母，母疑其踪迹，俾子遣之。女子笑曰：“我以夙缘奉天帝命为汝家妇，谁能遣我？”久之，事姑孝谨，即邻里无不敬爱之。周家素贫，又值荒歉，女子日具食养姑，皆丰洁。周被役筑城，同事者戏语曰：“同执畚锸，能俾君妇治馔相劳乎？”周归语妇，答曰：“此不难，但张帷幕，吾自致之。”如其言，果日获饱食。一日潜告其姑曰：“此地不久必大乱，不可留也，曷避之？”乃遍辞邻里，挈姑与夫担负去，不知所往。未几，榆林贼起，濮被兵甚惨，果如其言。
故事中周猱头是一个贫苦农民，“素贫”，而且“语多清狂，人谓不慧”，没有一点相貌才能，但容貌“绝色”的神女，因为有“夙缘”，却下嫁于这个不为世俗所屑的小人物，不仅日俱“丰洁”之食养活婆婆，还引导他们一家避开了战乱，从中不难看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企盼，自然，神女偏偏与其有缘，也带有对世俗观念挑战的意味。
《梨花渔人》属于人鬼相恋，故事取材于浙江绍兴一带民间传说，男主人公为渔人，以“放舟湖中”和植梨树谋生，女鬼生前因家贫，自幼被送入寺中为尼，却夭折而亡，人鬼殊途，然而她以“与君有夙缘，故来相从”，追求爱情，自此“鸡鸣而去，夜即复来”。又深知人鬼难于久处，荐里中之女以自代，而渔人则忠于情义，誓不娶妇，这种纯朴的品质和对爱情的坚贞，使“尼感动泣下”，然而宿缘已尽，渔人便毅然舍弃尘世的幸福，用自己的死去从女鬼于地下，换得在另一个世界的团聚，这种生死以之的爱情，不仅感人至深，也为冲破封建礼教和世俗婚姻的束缚，树立榜样，是《池北偶谈》中很有积极意义的佳作。
《鸳鸯镜》与《梨花渔人》恰好相反，写谢氏女为争取婚姻自主，与少年私奔，相约于祠中，并以所赠鸳镜为定情之物，却因封建势力的强大，使他们好梦成空。当少年来到祠中，听某“语以夜来所见”，并责以“失德”，便“大悔恨，再拜而去”，落荒而逃，它实质上反映的是族权和神权对青年男女爱情的桎梏与摧残，“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掌握青年人自择佳偶的权利，给他们造成无数的悲剧，鸳鸯镜的破碎就具有这种象征意义，由此看到封建婚姻的不合理性，但这则故事出发点是宣扬神道威力，并非同情这对青年的遭遇，因而带有较严重的缺陷，我们可通过其扭曲的形式透视封建族权与神权的罪恶。
其他讽喻人世、“砭俗情”的作品，还有《钱能》、《引经》、《相国孙》等，虽属奇闻趣事，却无神怪内容，或揭文字狱的酷烈，或刺猾吏贪官的迂腐，或讥富家子弟的落魄，具有警世作用。而《工人善琴》、《罗汉》、《徐蓉》等，写这些普通劳动者，在谋生之余，或善操琴，或擅乐器，或诗画俱佳，反映出艺术流落于民间的历史事实，或许这就是后来的吴敬梓在小说《儒林外史》中所说的“风雅自在草野”的先声。
《香祖笔记》十二卷为晚年所作，是他任刑部尚书以审案失出罢官，回山东故里，日事著述而写成。据宋荦所作的序，书中记述“或辨驳议论得失，或阐发名物源流，或直书时事，或旁及怪异”，内容驳杂，尤以评论诗词为多，是研究明末清初诗歌和士禛诗论不能缺少的材料。与《池北偶谈》相比较，虽也“旁及怪异”，有部分志怪，远不及前者集中鲜明，反以轶事类的志人特色著称，主要写人记事，以人为主，并出以白描，以言行见主旨，无须议论而倾向自明，是“世说体”的影响所结之果，这类作品较好的有卷八“宋荔裳”条，卷四“赵逊”条，卷五“邓公庙”条等。
以短小隽永见长，是“宋荔裳”条特点，全文云：
莱阳宋荔裳琬按察言幼时读书家塾，其邑一前辈老甲科过之，问：“孺子所读何书？”对曰：“《史记》。”又问：“何人所作？”曰：“司马迁。”又问：“渠是某科进士？”曰：“汉太史令，非进士也。”遽取而观之，读未一二行，辄抵于案，曰：“亦不见佳，何用读为？”荔裳时方髫，知匿笑之，而此老夷然不屑。
宋琬是“国初六家”中的诗人，与施闰章并称“南施北宋”，这则轶事记其幼时聪颖，童年已读《史记》，但笔墨之外，却是辛辣地嘲讽前代甲科所取之士，却不知《史记》为何书，司马迁为何人。八股取士，只知背“四书五经”，作敲门砖，造就一批头脑冬烘，除举业外百不经意的庸人，还自命不凡，这和后来《儒林外史》的描写如出一辙，为其提供佐证。
“赵逊”条也值得玩味，文云：
顺治初，京师有卖水人赵逊者，未有室，同辈醵金谋为娶妇。一日，于市买一妇人归，去其帕，则发毵毵白，居然妪也，逊曰：“妪长我且倍，何敢犯非礼，请母事之。”居数日，妪感其忠厚，曰：“醵钱本欲得妇耳，今若此反为君累，且奈何？吾辛有藏珠一囊，纫衣中，当易金为君娶妇以报德。”越数日，于下中买一少女子，入门见妪，相抱痛哭，则妪之女也。孟母子俱为旗丁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归逊所，妪即为之合卺成礼。妪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尚存珠数颗，可鬻之为归计。乃携婿及女俱归，二子者因无恙，一家大喜过望，妪乃三分其产，同居终其身。人以为逊忠厚之报云。
这则笔记透过悲喜剧，可以看到清初动乱的社会现实，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作者也指明母女的失散被卖，是“俱为旗丁所掠而相失”，当初清朝的八旗贵族乘机入关，镇压农民起义，并统一全国时，实行野蛮的民族屠杀和征服，掳掠子女玉帛，遗民诗人许多以诗揭露这种罪行，像顾炎武的“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秋山》），屈大均的“无多越女留炎徼，不断明妃去紫台”（《广州吊古》），陶汝鼐的“喧杂辽军马，殓残士女船”（《郡城五日志叹》）等，把在各地掠到良家妇女，运回他们的老巢，或供蹂躏驱使，或拉到市场贩卖敛财，因此，这则故事真实反映清朝定鼎的顺治年间贩卖人口的事实，尽管其目的是在宣扬“忠厚”有报，但他所揭露的情况还是触目惊心的。
卷五《邓公庙》与上稍有不同，带有志怪性质。写山神给老虎分派食物，“神以邓樵夫许之”，第二天果然有姓邓的樵夫上山砍柴，有客告以夜间所闻，“戒勿往”，但邓樵夫以衣食和养母为由，毅然上山打樵，果然遇到老虎，并勇敢地同其搏斗，直至将虎打死，而后让客人引导，来到山神所居土庙，大骂山神，碎其“土偶”，“跃上神座”，由自己取代，此后乡人重建祠，呼为“邓公庙”。它不仅写出邓樵夫不信命运的可贵，更以其无所畏惧、敢于抗争，歌颂劳动者的英雄气概，一个打樵夫而究然成为神，实在是长了普通民众的志气，它是全书写得最好篇章之一。
士禛位居高官，主持文坛，能突破传统偏见，染指不登大雅之堂的说部写作，除上述外，还有《居易录》的《宋道人》、《许生》，《分甘馀话》的《金和尚》、《龙宫》等，在当时已属不易，又能给蒲氏的《聊斋志异》积极评论，这些都委实难得。当然他的思想比较复杂，反映在笔记小说的创作里，也是良莠不齐，高低参差。他有身际鼎革的惨痛，但比同时代的遗民人士要轻，也无曾和他交游往来过的蒲松龄，以写狐鬼之笔抒发心中的“孤愤”，因此，其“谈异”志怪，不乏宣扬忠孝节义、生死轮回、宿命报应等封建道德和迷信思想，如卷二十五《涿州二生》写地方修州志，因不为二节妇立传，竟然遭到阴谴暴亡。而志人记事，也多以人事和典章制度对新朝进行歌功颂德，同样地充斥着鼓吹忠孝节烈的内容，倾向于保守。总之，思想价值乃至艺术成就都难以企及《聊斋志异》的高度，但也应当看到，它是清代前期笔记小说中，具有一定地位和代表性的“说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