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鉴于明代“文衰”之弊，钱谦益以两朝领袖的资格，倡导批评七子，颂扬归（有光）、唐（顺之），取法韩、欧，转变了文坛风气。他在明末即已“远轨昌黎、眉山，近准潜溪、震川”（顾苓《东涧遗老钱公别传》），承传唐宋派的主张和归有光的衣钵，厘定《震川先生文集》，写作序文，导夫先声，开始为后来的古文发展搭桥铺路，使“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被喻为“肇开一代风气”的清初散文三大家侯方域、魏僖、汪琬，崇尚唐宋八大家，接迹归有光，是桐城派的嚆矢。桐城派初祖方苞接过归唐的“文统”和“道统”，“启后来古文之宏业”，树立门户，再经刘（大櫆）、姚（鼐）扩展，建起纵贯清代的蔚蔚大派，使唐宋八大家至归有光，成为被确定的“古文”正宗传统。
王士禛曾得钱谦益法乳，又受后者大力揄扬，期以“代兴”。他果然不负所望，在钱氏死后，成了康熙朝的文坛领袖，并以“诗为一代宗匠”，名满天下，虽不以文著称，但其文亦卓然立于清初的文章大家之列。在古文写作上，接过钱氏“刻意学唐宋”真传，有自己的主张。他在《半部诗序》中说：
陈履常论文曰：古文有三等，周为上，七国次之，汉为下。是说也，古今之所不易也，而吾不敢以为学者櫽括，何也？说有高远而难行者，听其言则善，从而学之，如适乎广漠之野，泛乎汪洋之津，而不知所归宿，奚有当哉！故论文者近取诸唐、宋而已矣。唐之古文，始于富加谟、吴少微而不传，李华、萧颖士继之，亦不甚传，故唐之文断自退之。宋之古文，始于柳开、穆修、郑条，条无传，柳、穆之集具在，虽传矣而不足以传，故宋之文断自永叔。湜、翱、曾、苏以下，羽翼而发皇之，唐、宋之文遂继两汉而上追三代，佐佑六经。综而论之，唐之文气劲而节短，其失也嵬琐而诡僻。宋之文气舒而节长，其失也啴缓而俗下。元、明作者，大抵祖宋祧唐，万吻雷同，卒归率易，如圭峰、后渠、浚谷辈稍能自异者四三人而已。故今之学者为文必宋，宋必欧阳，吾皆无取焉，恶其同也。本之乎六经，斟酌乎唐、宋，劲而不诡，舒而不俗，可以传矣。
这种观点，背离了标举秦汉文的七子派的窠臼，以唐、宋为法，和归（有光）、唐（顺之）、钱谦益等人一致，切合古代散文发展的格局。宋荦就曾在为王士禛《蚕尾文集》作序时，重申他的这一“大较原本经史，斟酌唐、宋”的主旨。唐、宋成了其恪遵的圭臬，并以融合唐之“气劲”和宋之“气舒”，缔造中和为美的古文境界，达到条达舒畅、自然修洁兼而有之的“劲而不诡，舒而不俗”。因此其古文多数篇章意境清远闲淡，可称为一首首散文诗，与其以“神韵”为诗的篇章一脉相通，在淡化和消融易代之际士大夫诗文中充溢的家国兴亡之感上，已属于典型的盛世之文了。
从他的散文来看，其文之最佳者在序、记、题跋、尺牍，尤工小品，虽限于篇幅，无奇伟之观，但甚有情致。其他如碑传、笔记也有其特色。
王士禛官居高位，在诗坛上享有泰山北斗的声望，得其一字之褒，即可扬名天下，而他又喜好奖掖后进，提携众人，尝说：“古今来诗佳而名不著者多矣，非得有心人及操当代文柄者表而出之，与烟草同腐者何限。”（《渔洋诗话》卷中）于是他有意作“有心人”，“表而出之”，记载许多专门名家操觚腐毫未必能道的诗句，遍及村野寒士、下级吏员，甚至有商贩、挑夫、道士、村姑等，使许多无名诗人作品得以保留，此外写作序文，绍介表彰，提倡延誉，使之早日成名。钱泳在《履园丛话·谭诗》说：“诗人之出，总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则不出也。如王文简（按，王士禛）之与朱检讨（按，朱彝尊），国初之提倡也。”杭世骏也说：“自新城、长水（按，朱彝尊）盛行时，海内操觚者莫不乞灵于两家。”（《词科掌录》）故其集内序文特多，有《鬲津草堂诗序》、《嘉定四先生集序》、《古钵山人遗集序》、《西堂全集序》、《西山唱和集序》、《林翁茂之“挂剑集”序》等。如《萧亭诗选序》：
肃然之阴，其东面曰大谷，谷中有二十四村，皆良田沃壤，土厚而水甘，桑柘交阴，鸡犬之声相闻。古于兹仙人、白兔公遗迹，皆在其处。盖隐逸之奥区也。
吾内见萧亭先生居之。初萧亭去市城，卜居于此，得灵芝五色于山麓泉上，因作采芝山堂，背黄鹄，面象山，流水绕户，青山在左。其西则精、蓝鳞次，梵呗之音，朝夕响答。苗茨数椽，斤斧不施，莞床蓍席，弹琴咏歌，若将终身焉者。客至，樵苏不爨，茗饮橡栗，清言尽日而已。陶贞白有言，吾见朱门广厦，虽识其华乐，而无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泽，知难立止，恒欲就之。萧亭生席华，先少保公功德在前朝载之盟府，诸父皆为世闻人，鸣钟列戟，其所固有，一旦弃之如脱屐，而甘就隐约以终老，岂时命之使然与？抑有所托而逃焉者与？毋亦有味乎？贞白之言，而为是硁硁者与？萧亭古、今诗盈千余首，乐府、古选，尤有神解。予为择其最者三百余篇，别为选集。后世诵其诗者，庶以知其人焉。渔洋山人王士禛序。
王士禛17岁娶元配夫人张氏，山东邹平人，其兄张实居，字宾公，号萧亭，激于家国之痛，明亡后隐居不出，士禛曾选从兄徐夜与内兄萧亭诗，为《二高士诗》，他们或鄙视富贵，或高隐不仕，表现出高尚的遗民气节。序文以“隐”为立意之主旨，用诗的笔触和意境，叙述内兄的隐逸高蹈，选景写物，萧疏简约，以衬托其人，借以表扬其洁身自好的铮铮铁骨和甘于贫贱的可贵品质，使“后世诵其诗者，庶以知其人”，有士禛的赞佩和希冀，洋溢着与遗民心犀相通的知己情怀，从中也流露他对山林皋壤的亲近和向往，或许与寒士隐者融为一体的山水，才是其心灵寄托的栖息之地。无独有偶，他给个人诗文集作序，抒情述志，也表达了这一点，如《入吴集自序》：
渔洋山在邓尉之南、太湖之滨，与法华诸山相连缀。岩谷幽窅，筇屐罕至。登万峰而眺之，阴晴雪雨，烟鬟镜黛，殊特妙好，不可名状。予入山，探梅信，宿圣恩寺还元阁上，与是山朝夕相望，若有夙因，乃自号渔洋山人云。是役也，发朱方，次云阳，抵吴阊，归经伯鸾之溪。前后所得诗六十余篇，题曰《入吴集》。
诗序写得极为别致，只说渔洋山，不见作序之意，末尾的补写，也只记所经之地与所得之诗，寥寥几句，其实，千姿百媚、气象万千的太湖，和太湖边上的渔洋山，披露其山水情结，心系山林，是自序的文外之致。尽管他一生未脱离朱门而身游江海，但作为一种文化心理，追求更加完美的自我实现，对山野渔樵梦萦魂牵并一往情深，“若有夙因”，可使心灵得到休憩安顿，并在物我对应、情景交融的兴会里，寻得了诗的神韵之美，补偿和平衡精神束缚与空闷，创造自身存在的价值，难怪他情有独钟，一生自号“渔洋山人”。与此相类的还有《蚕尾集自序》、《感旧集序》等。
与序文性质相近的题跋，士禛写得更多。仅近人陈乃乾的《重辑渔洋书跋》，即有230篇，至王绍曾、杜泽逊所编《渔洋读书记》一书，从士禛文集笔记及诸家著作中，“蒐辑经、史、子、集、丛五类之论得失、品人物、辨真伪、审版本、考亡佚、存掌故者”，高达640篇，可知其读书之博，学问之深，足可与钱谦益、朱彝尊鼎足而三，这和他倡导“神韵”以学问为根柢的前提是一致的。他的题跋，尺幅短篇，有如小品，但举重若轻，直抒胸臆，味外酸咸，耐人寻味。如《跋陆放翁诗》：
陆务观过巴东，吊寇莱公诗云：“人生穷达谁能料，蜡泪成堆又一时。”盖以蜡泪成堆为公贵后事耳。予读《后山谈丛》云：“莱公性豪侈，自布衣时，夜常设烛厕间，蜡泪成堆；及贵，而后房无嬖幸。”则自其微时亦然，既为宰相，乃所谓“无地起楼台”相公也。此莱公英雄本色，所以不可及。
跋文借读陆游诗歌为契机，赞扬宋代名宰相寇准，他以陈师道《后山谈丛》为据，纠正陆游，说明寇准贫富如一，在入仕后，尤其身为高官，而能廉洁自律，“后房无嬖幸”，“无地起楼台”，性格的刚正和品德的廉直，是其“英雄本色”，令人难以企及。一篇诗评，成了品评人物的赞文，用来抒发其个人情感，深有寓意。
有时则离开题跋说明性的轨道，写心抒情，自由挥洒，如《跋自书宋人绝句》：
雪二日夜，乍晴，上啸台东望，林木苍茫，宛然范宽、倪迂之笔。会樵唱轩落成，初移笔砚几榻，烛下作书寄内兄宾公山中。书竟偶录此诗。地炉榾柮，灯火青荧，岁暮风味，恨不与宾公同之也。
说是跋宋诗，却不言所录何首宋诗，而以笔墨写录诗时的雪后之景，因景起情，勾起对隐居大谷的内兄张实居的怀念，以修书传达其“恨不与宾公同之”的手足情谊，写成了思友的文字，可谓别致。
还有《跋林佶所藏汪钝翁手稿》：
康熙辛酉（1681年），与钝翁别于都门。又二年癸亥，钝翁六十初度，予寄诗云云。盖又七年庚午（1690年），而钝翁殁。殁又八年戊寅（1698年），而与林子吉人相见于京师。回忆辛酉之别，弹指已十九年矣。循览此帖，不胜邈若山河之感。题而归之，己卯（1699年）春二月二十日。
虽然是为手简写跋文，但不讲手简，而是睹物思人，详尽缕述与汪琬的离合存亡，透过对年月的准确记载，友朋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语虽平淡，而失友的哀痛，也如其“不胜邈若山河”，令人悲怆。汪琬曾与他同在京师，朝夕过从，而今死生契阔，阴阳相隔，抚今追昔，以跋文志悼念，是此文的特色。
他也有传记文和应人之求所作的墓志铭文，宋荦认为此类“碑版叙事之文尤胜”（《蚕尾文集》序）。前者写明末人物居多，如《明兴安州知州复滨金公传》、《靖节颜先生传》、《刘孔和王遒坦传》等，主旨并非在抒发家国兴亡的感慨，而在宣扬儒家的忠孝节义。但有的如《任民育杨定国传》，或记任民育屡出奇计，抗击清兵，后兵败势穷，不屈而死；或写杨定国弃家南下，辗转抗清，失败自缢而死。虽未作评论，但倾向性明显，隐约流露其民族感情，同时也记录了明末的一些史实，具有一定认识价值。其他如《吴顺恪六奇别传》、《张处士传》等，也有类似的特色。他的墓志文也难免应酬之作，有的则是精心结撰，往往以史家笔法，反映当时社会现实，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如《霜皋先生墓志铭》，记述墓主明末锦衣卫指挥使王世德生平，重点放在了以其亲历明朝的灭亡，而洞悉明末的各种弊端上，“今天下有大弊”曰“四”：“虚文”取士；门户纷争；“右文左武”；“诡靡军饷”等，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王士禛自己对明亡原因的一些体认。尤其记录王世德作《崇祯遗录》一书，为崇祯帝辩诬，还将其《自序》全文录入，点明崇祯一朝“即有一二可用之才，而门户胶固，不可破解。如其党，力护持之；非其党，纵才有可用，必多方排陷置之死地，而国家安危，则莫之恤”。则是除让人们认识明末政治混乱，注定走向灭亡之路的结局外，还反映王士禛对党派之争的厌恶，这使他对诗坛门户之争的批评向来不遗余力。这样的取舍和组织材料，说明在写碑传时寓有一己之深意和感慨在内的。当然，在行文中对清兵的暴行多有隐讳，也诬蔑农民起义军，避免用家国民族等忌讳之语，这对一个封建社会的清朝官员来说实属正常。
士禛的小品文以山水游记最为突出。他性喜游历，扬州五年，常因公渡江，往来于南京、镇江、苏州一带，游览太湖及金、焦等山川名胜，调任京职，借出使之便，“遍历秦、晋、洛、蜀、楚、粤、吴、越之乡”（《国朝名家诗钞小传》），除得江山之助外，所至则访其贤豪，考其风土，遇佳山水，必登临骋怀，“一发之于诗”，也写了众多日记、随笔，记人物、记古迹、记景物，如《蜀道驿程记》、《南来志》、《北归志》、《广州游览小志》、《北征日记》等。其记游文，也如模山范水的神韵诗，融情入景，清新隽永，富有诗情画意和语言清丽的特色。如写于任官扬州时的《焦山题名记》：
来焦山有四快事：观返照吸江亭，青山落日，烟水苍茫中，居然米家父子笔意；晚望月孝然祠外，太虚一碧，长江万里，无复微云点缀，听晚梵声出松杪，悠然有遗世之想；晓起观海门日出，始从远林微露红晕，倏然跃起数千丈，映射红水，悉成明霞，演漾不定；《瘗鹤铭》在雷轰石下，惊涛骇浪，朝夕喷激，予来游于冬月，江水方落，乃得踏危石于潮汐汩没之中，披剔尽致，实天幸也。
焦山耸立于长江滔滔白浪之中，气势雄伟，而士禛仅用寥寥百余字，以简驭繁，疏淡地写其朝夕变幻的山水景致。首写焦山之巅的吸江亭夕照，以一轴米家父子泼墨山水图卷喻其如画。继写月夜下，走出孝然祠外，望水波银光，江天一碧，心胸为之顿开。在万籁俱寂中，传出高僧诵经梵呗声，又引人萌生出世之想。而夜尽晓来，独坐江边，东观海门日出，遥望千丈光芒，更觉心旷神怡。这四件快事，虽不着意刻画，简洁明畅，却历历如绘，像其纪游诗，可称为散文诗。写于此时的《登燕子矶记》、《红桥游集》、《招隐寺题名集》等，都有这种特色，如《夜登弘济寺观石壁记》，写黑夜登上金陵燕子矶弘济寺凭阑远眺，看到夜景是：“今来更阑月晦，下视苍茫一片，惟闻空江人语。跳鱼泼剌如巨人，时复流萤千万点，出没树间而已。”以静衬动，把景物的变幻与其寂寥中的凝神融为一体，使静态的夜景，荡漾着流动的美感，具有一种秀逸清远之气和诗的意境。
士禛写驰名天下的形胜古迹，亦写不大出名的山水景物，如其《蜀道驿程记》里写冒雨过陕西柴关岭的险峻情形，在怪石林立，虎豹出没的急风骤雨里，艰难跋涉：
初五日，枕上闻急雨淙淙，四山草木有声，如甲马驰骤，冒雨急行。诸山出云，缕缕石上。过古陈仓道，即两当道也。度柴关岭，岭上下二十里，石齿廉利如剑锷。
下岭沿青羊河行，河流挟雨益怒，巨石怪丑，时来压人。幽篁丛木，蒙茸数十里，不见山巅。行人与虎、豹、蛇、虺争一线。闻其南紫柏山，有岩洞七十二，为仙真栖止之所。次留坝，天已暝，止宿。夜雨稍霁。
一谈到齐鲁山水，一般人都注目泰山或崂山，此外是济南大明湖或海边的蓬莱仙境，很少有人描写鲁中的山壑水涧，士禛的《北归记》却记述了其乡梓之地的山水之美，描述从大汶口，经徂徕山，过莱芜到淄川一线的奇山丽水：
康熙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渡大汶口，汶水多矶石，水势喷薄如雷霆。过汶口，西北望岱岳，东北并徂徕，汶水明灭，时见林杪，徂徕有石守道故居地，曰北王村，祠墓尚在，有司春秋祀焉。次团瓢店。
十三日，过旧奉符县，至汶河镇，渡汶水，汶水清浅见底，广可二里许。遥望车者、骑者、负载者、揭者、厉者、蹄者、角者，纷纷渡水如画。次兔子口。
十四日，过杨家硿，群峰犬牙，一溪屡渡。溪中白石如玉，溅沫飞流，众山皆响。渡青石关，关南石壁夹立，曰瓮口峡。二十里中搀空擢壁，峥水掷戟，古齐鲁之要害也。谒颜文姜祠，松栝覆殿，一池弘然，是为孝泉，孝妇河之源也。又二里，有大洪泉，泉出石罅，状如车辋，下注孝水。晡，次颜神镇。
这三则是士禛祭告南海北归，最后几天所记的《北归志》日记。三天所记，各有侧重，渡大汶口，以鸟瞰式的手法，摄入远山近水和“石守道故居”，是全景的展现。而旧奉符县的渡口，则选用特写镜头，细致地拍摄下渡汶水人群的图像，以及赶着牛羊马骡行渡河的情景，是一帧风俗照片。过杨家硿，则以精雕细刻来描绘溪水，或曲折回环，或“白石如玉”，或“溅沫飞流”，并以山衬水，以“石壁夹立”，“搀空擢壁，峥水掷戟”，写尽了瓮口峡的水势山形，最后以“孝泉”、“大洪泉”收结，可谓笔笔写水，句句离不开水。而笔意淡宕，风调清远，具有神韵诗的清丽悠远的画境之美。清末谭献赞说：“阅《渔洋文》，游记之工，不减郦（道元）、柳（宗元），小品均修洁，南宋、元人之能者。”（《复堂日记》）
士禛的尺牍也别具一格，虽是零篇碎简，只言片语，但抒写情怀，披肝沥胆，文约意简，韵味隽永。清初周亮工所编纂的，曾著名一时的《赖古堂尺牍新钞》，和《藏弆集》、《结邻集》，选入王士禛许多尺牍，仅《新钞》就有九篇之多，数量不少。如《与程昆仑》：
林茂之先生，今年八十有三，文苑尊宿，此为硕果，亦岿然老灵光矣。顷相见，询其平生著述，皆藏溧水之乳山中，诗自万历甲辰未付枣梨。茂翁贫且甚，不能自谋，板行行恐尽沦烟草。今人黄口才学，号嗄连篇累帙，便布通都；此老负盛名七十年，至不能传一字于后世，可惜也。弟意先检点其近作，约好事者人任一卷，积石为山，集翠成裘，大是佳话，顾同志寥寥耳。
诗人林茂之，被士禛称为硕果独存的“文苑尊宿”，平生著述却自明万历甲辰至清初，因贫穷不能自谋板行，后于扬州，与在推官任上士禛交往，因见其年少英俊而又相交甚得，便在康熙三年，将万历三十二年以来六十年间数千首诗嘱士禛删定，士禛不仅接受删诗任务，还以怜才惜诗之心，与程昆仑商量谋划板行，从其与时下“黄口才学”则已编集刊行，而对比的感慨中，可以看到他对前辈诗人作品的关切与忧思的情怀。
更难得的是，士禛后来名位、声望都很高，主盟文坛，公务繁忙，但他所写尺牍，却处处情深意重，没有套话和矜持，也不粉饰和做作，而是简淡有致，从肺腑中流出，如《与栎园论画》：
乙己夏，正在青州真意亭为先生题画册。因忆辛丑在扬州，壬寅在真州，前后为先生题画、赋诗不下三四十篇，今再而三矣。将来与先生相见，未知何地。先生方罹忧患，居白门，而正年来衣败絮，行荆棘，泓颖久废。追理前路，倏忽又四五年，感时抚事，为之流涕。
周亮工字元亮，号栎园，明崇祯进士，后降清朝官至户部右侍郎等职，他一生困厄多艰，从44岁至55岁，以贪污等罪名辗转冤狱，但他又怜才惜老，多所帮助，遗民诗人吴嘉纪陋轩诗，和王猷定的遗稿等，是他镂板行世的，上面提到的向士禛求助的林茂之，死后也由他出资安葬，在当时享有美名。晚年寓居江宁，心灰意冷，士禛于书札中对其“罹忧患”，以及“衣败絮，行荆棘”的背负冤案，深为同情，在与其论画时，情不自禁得“抚时感事，为之流涕”。周栎园在读后也评论说：“贻上自是情种，一落笔辄一往情深。”（《结邻集》评语）类似尺牍还有《复张友鸿》、《与汪苕文》等，都是死生合离，缱绻缠绵有情愫的文字。可证其深于用情，于尺牍中足见一斑。
有的尺牍则洋溢着一种文人情怀：对一花、一草、一碑、一石、一座倾圮的楼台、一册残破的旧书等都表现深深的眷恋，寄寓对逝水沧桑的感伤，也有着对永远、长久的期待。在写法上举重若轻，无刻意经营之迹，笔墨恬淡，推心置腹，如《寄门人襄阳吴别驾国金》：
岘山羊太傅祠有宋石幢一枚，刻王原叔重修太傅祠诗，和者自范希文、刘原父以下凡十四人。宋贤题名，多刻下方。仆壬子岁过之，幢已半为粪土所拥，幸字画尚完好。乃今无护惜之音，恐渐就湮没。足下政暇，能一留意，并摹拓数纸相寄乎？
《寄宋牧仲中丞》是为了山寺边古松向友人求告：
仆从来无尺牍出都门，兹因栖霞楚云禅师南还，特奉数行左右。栖霞为金陵梵刹之冠，六朝松至今尚存。往者将寻斧柯，楚老本师竺庵和尚上书当事，遂免剪伐。一时名流，形诸篇咏。楚老住山三十年，手植松不下二三千头，虬龙拏攫，郁为巨观，宝所名蓝，藉以增胜。今楚老将应寿昌祖席之请，虑山中房僧勾连土棍，藉以渔利，不免樵苏。惟先生政暇，眷念胜地，特为严禁，并语地方有司，同心弘护，法坛功德，与此山不朽矣。
这些散文以简洁明畅见长，清新自然，典雅流丽，贯注了较真挚的感情，写景文如其诗一样清丽，篇幅大半简短，有的十言八语，自然成文，有一股清远淡宕之气。
王士禛还有笔记多种：《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居易录》、《古夫于亭杂录》和《分甘馀话》。以随笔的方式记录其见闻感想，内容广泛，包罗万象，古往今来，国事琐事，书史考证，诗画品评；或见闻，或随想，无所不有。形式上也高度自由，不拘程式，不重章法结构，不像正统古文的讲究苦心经营、构思剪裁。又以大家的手笔，随手写来，任情挥洒，看似漫不经意，皆简而有法，语言明净，短小精练，并时有传神之笔，引人入胜。
《池北偶谈》是其最有学术与文学价值的一部笔记杂著。《谈异》七卷应属笔记小说，于下节专论。《谈故》四卷，记述清代典章制度、衣冠礼仪、官吏迁调等，这一部分重在记实，文笔简洁而委曲详尽，如《琉球入学》、《安南始末》等，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谈献》六卷，记录明清名臣事迹与畸人、烈女等，可补史籍之缺，如《史阁部》写史可法从容就死，《傅山父子》记遗民风节，令人肃然起敬，是民族意识的曲折反映。而《谈艺》却有九卷之多，占全书三分之一，“皆论诗文，领异标新，实所独擅”（《四库全书总目》），其中有关自己的神韵说议论很多，如《意尽》、《借禅喻诗》、《王右丞诗》等，是探讨王士禛论诗主张极有价值的材料，也是此书的精华之一，研究其“神韵”理论是不能忽视此书的。《香祖笔记》仅次于《池北偶谈》，也极受后人的重视。内容丰富，涉猎极广，或谈诗论艺，力主神韵，或讲处世达观之趣，助人修养，或记时事，反映现实和清初掌故，还有民间偏方、经史考证等。此书也与《池北偶谈》一样，涉及一些怪异不经之谈，尤为可贵的是古代白话小说如《水浒传》、《三遂平妖传》等，向来不登大雅之堂，为士大夫轻视，他却于此书中多有论及，表现其对通俗文学的重视，可谓识见不凡。《居易录》写作时间最长，大约十三年，为其最大的一部笔记杂著，是其在朝会议事、坐衙办公之余购书、读书随手所记书名、作者、版本以及对某些感兴趣的内容乃至作一番考订、评论，可以看出“三十年俸钱所入悉以购书”，以及所阅读的书籍至少在五百种以上，其中大部分或多或少地作了介绍和考证，以见其学力之一斑。又因有自己独得之妙，若细心品味，自能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古夫于亭杂录》为罢官闲居时所作，卷帙远较上述三著为少，而内容却十分驳杂，有诗画品评、文史考证、字义辨析、文人言行和文学活动等，大都随手所记，集而成书，不分类序。其中以神韵论诗画的，如《画钟馗》、《晋人佳句》、《练字练句》等，揭示其一贯主张。《平生知己》、《钱吴书四通》，记与钱谦益交往，以及钱谦益、吴伟业的书信，异常珍贵。《山东风雅》、《海岱诗社》，记山东人文之盛和青州结社唱和之风，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分甘馀话》为晚年作品，是其笔记中最小的一部，篇幅大都简短，绝少长文，但题材多样，内容广泛，占比重较大也较有价值的是诗歌品评、先世著述及文人轶事等内容。如《唐诗韵格》盛赞唐诗“格韵高妙”，《评柳宗元韦应物诗》置韦诗于柳之上，《诗评》举例阐释严羽诗论等，对理解其以空灵高妙为论诗主旨大有裨益。这些内容和写法，或写人叙事、记录诗文，或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或三言几语，文短意足，皆取舍得当，言之有物，流露其情感心态、生活情趣和思想意向。如《池北偶谈》卷十一《邝露》：
邝露，字湛若，南海人，狂生也。负才不羁，常敝衣趿履，行歌市上，旁若无人。顺治初，王师入粤，生抱其所宝古琴，不食死。其诗名《峤雅》。过贾谊宅、三闾庙云：“浮湘七泽下灵渠，牢落残云伴索居。庚子日斜闻鸟，重阳沙淈见江鱼。天高未敢重相问，年少何劳更上书。此去樊城望京国，定从五粲赋归欤。”露，少客金陵，游阮大铖之门，尝为阮序其集。
与此相映照，他还有一首乐府诗《抱琴歌》，诗云：“峄阳之桐何牂牂，纬以五弦发清商。一弹再鼓仪凤凰。凤凰不来兮我心悲，抱琴而死兮当告谁？吁嗟琴兮当知之。”关于邝露抱琴而死，朱彝尊也在《静志居诗话》记载：湛若蓄二琴，一名南风，宋理宗时宫中物；一名绿绮台，唐武德年间制。出入必携二琴。广州城破，湛若抱琴死。士禛此诗作于早期，而《池北偶谈》则写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此时已居于高官，再记录其事，歌颂邝露的民族节操，并以简省的笔墨，寥寥几笔，述其曲折经历、性格、气节，勾画出邝氏的精神风貌，还录存表明心志的七言律诗，士禛心中的用意和要传达的微旨是不言自明的。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前引山水游记文章足证士禛一生足迹几半天下，登高即赋，或写诗，或作记，少有空手而归的。他又爱书、读书，“藏之惟恐不亟”，以及称呼为“书淫”、“书癖”等，则有上述笔记杂著中的记录为证。这使笔记之作除记时事者外，简直就是一部部分卷的读书札记，反映他苦嗜读书的优秀品格，更表明手勤则是成就其著述宏富的一大原因。这也是其笔记杂著给我们的一项有益启示。
综上所述，王士禛以文坛领袖，不只在诗、词，也在散文创作上取得多方面成就。诚如宋荦在《蚕尾文集》序所说：“予交王先生三十年，仅大服其诗耳，今乃更服其文”，认为其于“本朝卓然为一大家无疑，如东坡（按，苏轼）、山谷（按，黄庭坚）之在宋，遗山（按，元好问）、道园（按，虞集）之在元，后世亦必以予为知言，非阿好也”。林昌彝也认为其“古文词之纯正有体，高于时流”，“总为诗名太盛，故文为之掩耳”（《射鹰楼诗话》卷四），感叹其受诗名所累，以至文名不彰。确实，他的散文也属于清初的一个大家，在康熙朝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处在“国朝散文三大家”侯方域、魏僖、汪琬与桐城派初祖方苞之间，成为衔接清代散文发展历史的一位重量级人物。当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方苞以23岁应乡试落第之时，才始初有名声，后又牵连戴名世《南山集》狱案，几处死。而王士禛却早已如日中天，领袖坛坫，成为“一代风会”的总持者。故其以唐、宋为法的文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可说搭起国初以“三大家”为嚆矢到桐城派过渡的桥梁，发挥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第三节 各体散文
清初鉴于明代“文衰”之弊，钱谦益以两朝领袖的资格，倡导批评七子，颂扬归（有光）、唐（顺之），取法韩、欧，转变了文坛风气。他在明末即已“远轨昌黎、眉山，近准潜溪、震川”（顾苓《东涧遗老钱公别传》），承传唐宋派的主张和归有光的衣钵，厘定《震川先生文集》，写作序文，导夫先声，开始为后来的古文发展搭桥铺路，使“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被喻为“肇开一代风气”的清初散文三大家侯方域、魏僖、汪琬，崇尚唐宋八大家，接迹归有光，是桐城派的嚆矢。桐城派初祖方苞接过归唐的“文统”和“道统”，“启后来古文之宏业”，树立门户，再经刘（大櫆）、姚（鼐）扩展，建起纵贯清代的蔚蔚大派，使唐宋八大家至归有光，成为被确定的“古文”正宗传统。
王士禛曾得钱谦益法乳，又受后者大力揄扬，期以“代兴”。他果然不负所望，在钱氏死后，成了康熙朝的文坛领袖，并以“诗为一代宗匠”，名满天下，虽不以文著称，但其文亦卓然立于清初的文章大家之列。在古文写作上，接过钱氏“刻意学唐宋”真传，有自己的主张。他在《半部诗序》中说：
陈履常论文曰：古文有三等，周为上，七国次之，汉为下。是说也，古今之所不易也，而吾不敢以为学者櫽括，何也？说有高远而难行者，听其言则善，从而学之，如适乎广漠之野，泛乎汪洋之津，而不知所归宿，奚有当哉！故论文者近取诸唐、宋而已矣。唐之古文，始于富加谟、吴少微而不传，李华、萧颖士继之，亦不甚传，故唐之文断自退之。宋之古文，始于柳开、穆修、郑条，条无传，柳、穆之集具在，虽传矣而不足以传，故宋之文断自永叔。湜、翱、曾、苏以下，羽翼而发皇之，唐、宋之文遂继两汉而上追三代，佐佑六经。综而论之，唐之文气劲而节短，其失也嵬琐而诡僻。宋之文气舒而节长，其失也啴缓而俗下。元、明作者，大抵祖宋祧唐，万吻雷同，卒归率易，如圭峰、后渠、浚谷辈稍能自异者四三人而已。故今之学者为文必宋，宋必欧阳，吾皆无取焉，恶其同也。本之乎六经，斟酌乎唐、宋，劲而不诡，舒而不俗，可以传矣。
这种观点，背离了标举秦汉文的七子派的窠臼，以唐、宋为法，和归（有光）、唐（顺之）、钱谦益等人一致，切合古代散文发展的格局。宋荦就曾在为王士禛《蚕尾文集》作序时，重申他的这一“大较原本经史，斟酌唐、宋”的主旨。唐、宋成了其恪遵的圭臬，并以融合唐之“气劲”和宋之“气舒”，缔造中和为美的古文境界，达到条达舒畅、自然修洁兼而有之的“劲而不诡，舒而不俗”。因此其古文多数篇章意境清远闲淡，可称为一首首散文诗，与其以“神韵”为诗的篇章一脉相通，在淡化和消融易代之际士大夫诗文中充溢的家国兴亡之感上，已属于典型的盛世之文了。
从他的散文来看，其文之最佳者在序、记、题跋、尺牍，尤工小品，虽限于篇幅，无奇伟之观，但甚有情致。其他如碑传、笔记也有其特色。
王士禛官居高位，在诗坛上享有泰山北斗的声望，得其一字之褒，即可扬名天下，而他又喜好奖掖后进，提携众人，尝说：“古今来诗佳而名不著者多矣，非得有心人及操当代文柄者表而出之，与烟草同腐者何限。”（《渔洋诗话》卷中）于是他有意作“有心人”，“表而出之”，记载许多专门名家操觚腐毫未必能道的诗句，遍及村野寒士、下级吏员，甚至有商贩、挑夫、道士、村姑等，使许多无名诗人作品得以保留，此外写作序文，绍介表彰，提倡延誉，使之早日成名。钱泳在《履园丛话·谭诗》说：“诗人之出，总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则不出也。如王文简（按，王士禛）之与朱检讨（按，朱彝尊），国初之提倡也。”杭世骏也说：“自新城、长水（按，朱彝尊）盛行时，海内操觚者莫不乞灵于两家。”（《词科掌录》）故其集内序文特多，有《鬲津草堂诗序》、《嘉定四先生集序》、《古钵山人遗集序》、《西堂全集序》、《西山唱和集序》、《林翁茂之“挂剑集”序》等。如《萧亭诗选序》：
肃然之阴，其东面曰大谷，谷中有二十四村，皆良田沃壤，土厚而水甘，桑柘交阴，鸡犬之声相闻。古于兹仙人、白兔公遗迹，皆在其处。盖隐逸之奥区也。
吾内见萧亭先生居之。初萧亭去市城，卜居于此，得灵芝五色于山麓泉上，因作采芝山堂，背黄鹄，面象山，流水绕户，青山在左。其西则精、蓝鳞次，梵呗之音，朝夕响答。苗茨数椽，斤斧不施，莞床蓍席，弹琴咏歌，若将终身焉者。客至，樵苏不爨，茗饮橡栗，清言尽日而已。陶贞白有言，吾见朱门广厦，虽识其华乐，而无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泽，知难立止，恒欲就之。萧亭生席华，先少保公功德在前朝载之盟府，诸父皆为世闻人，鸣钟列戟，其所固有，一旦弃之如脱屐，而甘就隐约以终老，岂时命之使然与？抑有所托而逃焉者与？毋亦有味乎？贞白之言，而为是硁硁者与？萧亭古、今诗盈千余首，乐府、古选，尤有神解。予为择其最者三百余篇，别为选集。后世诵其诗者，庶以知其人焉。渔洋山人王士禛序。
王士禛17岁娶元配夫人张氏，山东邹平人，其兄张实居，字宾公，号萧亭，激于家国之痛，明亡后隐居不出，士禛曾选从兄徐夜与内兄萧亭诗，为《二高士诗》，他们或鄙视富贵，或高隐不仕，表现出高尚的遗民气节。序文以“隐”为立意之主旨，用诗的笔触和意境，叙述内兄的隐逸高蹈，选景写物，萧疏简约，以衬托其人，借以表扬其洁身自好的铮铮铁骨和甘于贫贱的可贵品质，使“后世诵其诗者，庶以知其人”，有士禛的赞佩和希冀，洋溢着与遗民心犀相通的知己情怀，从中也流露他对山林皋壤的亲近和向往，或许与寒士隐者融为一体的山水，才是其心灵寄托的栖息之地。无独有偶，他给个人诗文集作序，抒情述志，也表达了这一点，如《入吴集自序》：
渔洋山在邓尉之南、太湖之滨，与法华诸山相连缀。岩谷幽窅，筇屐罕至。登万峰而眺之，阴晴雪雨，烟鬟镜黛，殊特妙好，不可名状。予入山，探梅信，宿圣恩寺还元阁上，与是山朝夕相望，若有夙因，乃自号渔洋山人云。是役也，发朱方，次云阳，抵吴阊，归经伯鸾之溪。前后所得诗六十余篇，题曰《入吴集》。
诗序写得极为别致，只说渔洋山，不见作序之意，末尾的补写，也只记所经之地与所得之诗，寥寥几句，其实，千姿百媚、气象万千的太湖，和太湖边上的渔洋山，披露其山水情结，心系山林，是自序的文外之致。尽管他一生未脱离朱门而身游江海，但作为一种文化心理，追求更加完美的自我实现，对山野渔樵梦萦魂牵并一往情深，“若有夙因”，可使心灵得到休憩安顿，并在物我对应、情景交融的兴会里，寻得了诗的神韵之美，补偿和平衡精神束缚与空闷，创造自身存在的价值，难怪他情有独钟，一生自号“渔洋山人”。与此相类的还有《蚕尾集自序》、《感旧集序》等。
与序文性质相近的题跋，士禛写得更多。仅近人陈乃乾的《重辑渔洋书跋》，即有230篇，至王绍曾、杜泽逊所编《渔洋读书记》一书，从士禛文集笔记及诸家著作中，“蒐辑经、史、子、集、丛五类之论得失、品人物、辨真伪、审版本、考亡佚、存掌故者”，高达640篇，可知其读书之博，学问之深，足可与钱谦益、朱彝尊鼎足而三，这和他倡导“神韵”以学问为根柢的前提是一致的。他的题跋，尺幅短篇，有如小品，但举重若轻，直抒胸臆，味外酸咸，耐人寻味。如《跋陆放翁诗》：
陆务观过巴东，吊寇莱公诗云：“人生穷达谁能料，蜡泪成堆又一时。”盖以蜡泪成堆为公贵后事耳。予读《后山谈丛》云：“莱公性豪侈，自布衣时，夜常设烛厕间，蜡泪成堆；及贵，而后房无嬖幸。”则自其微时亦然，既为宰相，乃所谓“无地起楼台”相公也。此莱公英雄本色，所以不可及。
跋文借读陆游诗歌为契机，赞扬宋代名宰相寇准，他以陈师道《后山谈丛》为据，纠正陆游，说明寇准贫富如一，在入仕后，尤其身为高官，而能廉洁自律，“后房无嬖幸”，“无地起楼台”，性格的刚正和品德的廉直，是其“英雄本色”，令人难以企及。一篇诗评，成了品评人物的赞文，用来抒发其个人情感，深有寓意。
有时则离开题跋说明性的轨道，写心抒情，自由挥洒，如《跋自书宋人绝句》：
雪二日夜，乍晴，上啸台东望，林木苍茫，宛然范宽、倪迂之笔。会樵唱轩落成，初移笔砚几榻，烛下作书寄内兄宾公山中。书竟偶录此诗。地炉榾柮，灯火青荧，岁暮风味，恨不与宾公同之也。
说是跋宋诗，却不言所录何首宋诗，而以笔墨写录诗时的雪后之景，因景起情，勾起对隐居大谷的内兄张实居的怀念，以修书传达其“恨不与宾公同之”的手足情谊，写成了思友的文字，可谓别致。
还有《跋林佶所藏汪钝翁手稿》：
康熙辛酉（1681年），与钝翁别于都门。又二年癸亥，钝翁六十初度，予寄诗云云。盖又七年庚午（1690年），而钝翁殁。殁又八年戊寅（1698年），而与林子吉人相见于京师。回忆辛酉之别，弹指已十九年矣。循览此帖，不胜邈若山河之感。题而归之，己卯（1699年）春二月二十日。
虽然是为手简写跋文，但不讲手简，而是睹物思人，详尽缕述与汪琬的离合存亡，透过对年月的准确记载，友朋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语虽平淡，而失友的哀痛，也如其“不胜邈若山河”，令人悲怆。汪琬曾与他同在京师，朝夕过从，而今死生契阔，阴阳相隔，抚今追昔，以跋文志悼念，是此文的特色。
他也有传记文和应人之求所作的墓志铭文，宋荦认为此类“碑版叙事之文尤胜”（《蚕尾文集》序）。前者写明末人物居多，如《明兴安州知州复滨金公传》、《靖节颜先生传》、《刘孔和王遒坦传》等，主旨并非在抒发家国兴亡的感慨，而在宣扬儒家的忠孝节义。但有的如《任民育杨定国传》，或记任民育屡出奇计，抗击清兵，后兵败势穷，不屈而死；或写杨定国弃家南下，辗转抗清，失败自缢而死。虽未作评论，但倾向性明显，隐约流露其民族感情，同时也记录了明末的一些史实，具有一定认识价值。其他如《吴顺恪六奇别传》、《张处士传》等，也有类似的特色。他的墓志文也难免应酬之作，有的则是精心结撰，往往以史家笔法，反映当时社会现实，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如《霜皋先生墓志铭》，记述墓主明末锦衣卫指挥使王世德生平，重点放在了以其亲历明朝的灭亡，而洞悉明末的各种弊端上，“今天下有大弊”曰“四”：“虚文”取士；门户纷争；“右文左武”；“诡靡军饷”等，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王士禛自己对明亡原因的一些体认。尤其记录王世德作《崇祯遗录》一书，为崇祯帝辩诬，还将其《自序》全文录入，点明崇祯一朝“即有一二可用之才，而门户胶固，不可破解。如其党，力护持之；非其党，纵才有可用，必多方排陷置之死地，而国家安危，则莫之恤”。则是除让人们认识明末政治混乱，注定走向灭亡之路的结局外，还反映王士禛对党派之争的厌恶，这使他对诗坛门户之争的批评向来不遗余力。这样的取舍和组织材料，说明在写碑传时寓有一己之深意和感慨在内的。当然，在行文中对清兵的暴行多有隐讳，也诬蔑农民起义军，避免用家国民族等忌讳之语，这对一个封建社会的清朝官员来说实属正常。
士禛的小品文以山水游记最为突出。他性喜游历，扬州五年，常因公渡江，往来于南京、镇江、苏州一带，游览太湖及金、焦等山川名胜，调任京职，借出使之便，“遍历秦、晋、洛、蜀、楚、粤、吴、越之乡”（《国朝名家诗钞小传》），除得江山之助外，所至则访其贤豪，考其风土，遇佳山水，必登临骋怀，“一发之于诗”，也写了众多日记、随笔，记人物、记古迹、记景物，如《蜀道驿程记》、《南来志》、《北归志》、《广州游览小志》、《北征日记》等。其记游文，也如模山范水的神韵诗，融情入景，清新隽永，富有诗情画意和语言清丽的特色。如写于任官扬州时的《焦山题名记》：
来焦山有四快事：观返照吸江亭，青山落日，烟水苍茫中，居然米家父子笔意；晚望月孝然祠外，太虚一碧，长江万里，无复微云点缀，听晚梵声出松杪，悠然有遗世之想；晓起观海门日出，始从远林微露红晕，倏然跃起数千丈，映射红水，悉成明霞，演漾不定；《瘗鹤铭》在雷轰石下，惊涛骇浪，朝夕喷激，予来游于冬月，江水方落，乃得踏危石于潮汐汩没之中，披剔尽致，实天幸也。
焦山耸立于长江滔滔白浪之中，气势雄伟，而士禛仅用寥寥百余字，以简驭繁，疏淡地写其朝夕变幻的山水景致。首写焦山之巅的吸江亭夕照，以一轴米家父子泼墨山水图卷喻其如画。继写月夜下，走出孝然祠外，望水波银光，江天一碧，心胸为之顿开。在万籁俱寂中，传出高僧诵经梵呗声，又引人萌生出世之想。而夜尽晓来，独坐江边，东观海门日出，遥望千丈光芒，更觉心旷神怡。这四件快事，虽不着意刻画，简洁明畅，却历历如绘，像其纪游诗，可称为散文诗。写于此时的《登燕子矶记》、《红桥游集》、《招隐寺题名集》等，都有这种特色，如《夜登弘济寺观石壁记》，写黑夜登上金陵燕子矶弘济寺凭阑远眺，看到夜景是：“今来更阑月晦，下视苍茫一片，惟闻空江人语。跳鱼泼剌如巨人，时复流萤千万点，出没树间而已。”以静衬动，把景物的变幻与其寂寥中的凝神融为一体，使静态的夜景，荡漾着流动的美感，具有一种秀逸清远之气和诗的意境。
士禛写驰名天下的形胜古迹，亦写不大出名的山水景物，如其《蜀道驿程记》里写冒雨过陕西柴关岭的险峻情形，在怪石林立，虎豹出没的急风骤雨里，艰难跋涉：
初五日，枕上闻急雨淙淙，四山草木有声，如甲马驰骤，冒雨急行。诸山出云，缕缕石上。过古陈仓道，即两当道也。度柴关岭，岭上下二十里，石齿廉利如剑锷。
下岭沿青羊河行，河流挟雨益怒，巨石怪丑，时来压人。幽篁丛木，蒙茸数十里，不见山巅。行人与虎、豹、蛇、虺争一线。闻其南紫柏山，有岩洞七十二，为仙真栖止之所。次留坝，天已暝，止宿。夜雨稍霁。
一谈到齐鲁山水，一般人都注目泰山或崂山，此外是济南大明湖或海边的蓬莱仙境，很少有人描写鲁中的山壑水涧，士禛的《北归记》却记述了其乡梓之地的山水之美，描述从大汶口，经徂徕山，过莱芜到淄川一线的奇山丽水：
康熙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渡大汶口，汶水多矶石，水势喷薄如雷霆。过汶口，西北望岱岳，东北并徂徕，汶水明灭，时见林杪，徂徕有石守道故居地，曰北王村，祠墓尚在，有司春秋祀焉。次团瓢店。
十三日，过旧奉符县，至汶河镇，渡汶水，汶水清浅见底，广可二里许。遥望车者、骑者、负载者、揭者、厉者、蹄者、角者，纷纷渡水如画。次兔子口。
十四日，过杨家硿，群峰犬牙，一溪屡渡。溪中白石如玉，溅沫飞流，众山皆响。渡青石关，关南石壁夹立，曰瓮口峡。二十里中搀空擢壁，峥水掷戟，古齐鲁之要害也。谒颜文姜祠，松栝覆殿，一池弘然，是为孝泉，孝妇河之源也。又二里，有大洪泉，泉出石罅，状如车辋，下注孝水。晡，次颜神镇。
这三则是士禛祭告南海北归，最后几天所记的《北归志》日记。三天所记，各有侧重，渡大汶口，以鸟瞰式的手法，摄入远山近水和“石守道故居”，是全景的展现。而旧奉符县的渡口，则选用特写镜头，细致地拍摄下渡汶水人群的图像，以及赶着牛羊马骡行渡河的情景，是一帧风俗照片。过杨家硿，则以精雕细刻来描绘溪水，或曲折回环，或“白石如玉”，或“溅沫飞流”，并以山衬水，以“石壁夹立”，“搀空擢壁，峥水掷戟”，写尽了瓮口峡的水势山形，最后以“孝泉”、“大洪泉”收结，可谓笔笔写水，句句离不开水。而笔意淡宕，风调清远，具有神韵诗的清丽悠远的画境之美。清末谭献赞说：“阅《渔洋文》，游记之工，不减郦（道元）、柳（宗元），小品均修洁，南宋、元人之能者。”（《复堂日记》）
士禛的尺牍也别具一格，虽是零篇碎简，只言片语，但抒写情怀，披肝沥胆，文约意简，韵味隽永。清初周亮工所编纂的，曾著名一时的《赖古堂尺牍新钞》，和《藏弆集》、《结邻集》，选入王士禛许多尺牍，仅《新钞》就有九篇之多，数量不少。如《与程昆仑》：
林茂之先生，今年八十有三，文苑尊宿，此为硕果，亦岿然老灵光矣。顷相见，询其平生著述，皆藏溧水之乳山中，诗自万历甲辰未付枣梨。茂翁贫且甚，不能自谋，板行行恐尽沦烟草。今人黄口才学，号嗄连篇累帙，便布通都；此老负盛名七十年，至不能传一字于后世，可惜也。弟意先检点其近作，约好事者人任一卷，积石为山，集翠成裘，大是佳话，顾同志寥寥耳。
诗人林茂之，被士禛称为硕果独存的“文苑尊宿”，平生著述却自明万历甲辰至清初，因贫穷不能自谋板行，后于扬州，与在推官任上士禛交往，因见其年少英俊而又相交甚得，便在康熙三年，将万历三十二年以来六十年间数千首诗嘱士禛删定，士禛不仅接受删诗任务，还以怜才惜诗之心，与程昆仑商量谋划板行，从其与时下“黄口才学”则已编集刊行，而对比的感慨中，可以看到他对前辈诗人作品的关切与忧思的情怀。
更难得的是，士禛后来名位、声望都很高，主盟文坛，公务繁忙，但他所写尺牍，却处处情深意重，没有套话和矜持，也不粉饰和做作，而是简淡有致，从肺腑中流出，如《与栎园论画》：
乙己夏，正在青州真意亭为先生题画册。因忆辛丑在扬州，壬寅在真州，前后为先生题画、赋诗不下三四十篇，今再而三矣。将来与先生相见，未知何地。先生方罹忧患，居白门，而正年来衣败絮，行荆棘，泓颖久废。追理前路，倏忽又四五年，感时抚事，为之流涕。
周亮工字元亮，号栎园，明崇祯进士，后降清朝官至户部右侍郎等职，他一生困厄多艰，从44岁至55岁，以贪污等罪名辗转冤狱，但他又怜才惜老，多所帮助，遗民诗人吴嘉纪陋轩诗，和王猷定的遗稿等，是他镂板行世的，上面提到的向士禛求助的林茂之，死后也由他出资安葬，在当时享有美名。晚年寓居江宁，心灰意冷，士禛于书札中对其“罹忧患”，以及“衣败絮，行荆棘”的背负冤案，深为同情，在与其论画时，情不自禁得“抚时感事，为之流涕”。周栎园在读后也评论说：“贻上自是情种，一落笔辄一往情深。”（《结邻集》评语）类似尺牍还有《复张友鸿》、《与汪苕文》等，都是死生合离，缱绻缠绵有情愫的文字。可证其深于用情，于尺牍中足见一斑。
有的尺牍则洋溢着一种文人情怀：对一花、一草、一碑、一石、一座倾圮的楼台、一册残破的旧书等都表现深深的眷恋，寄寓对逝水沧桑的感伤，也有着对永远、长久的期待。在写法上举重若轻，无刻意经营之迹，笔墨恬淡，推心置腹，如《寄门人襄阳吴别驾国金》：
岘山羊太傅祠有宋石幢一枚，刻王原叔重修太傅祠诗，和者自范希文、刘原父以下凡十四人。宋贤题名，多刻下方。仆壬子岁过之，幢已半为粪土所拥，幸字画尚完好。乃今无护惜之音，恐渐就湮没。足下政暇，能一留意，并摹拓数纸相寄乎？
《寄宋牧仲中丞》是为了山寺边古松向友人求告：
仆从来无尺牍出都门，兹因栖霞楚云禅师南还，特奉数行左右。栖霞为金陵梵刹之冠，六朝松至今尚存。往者将寻斧柯，楚老本师竺庵和尚上书当事，遂免剪伐。一时名流，形诸篇咏。楚老住山三十年，手植松不下二三千头，虬龙拏攫，郁为巨观，宝所名蓝，藉以增胜。今楚老将应寿昌祖席之请，虑山中房僧勾连土棍，藉以渔利，不免樵苏。惟先生政暇，眷念胜地，特为严禁，并语地方有司，同心弘护，法坛功德，与此山不朽矣。
这些散文以简洁明畅见长，清新自然，典雅流丽，贯注了较真挚的感情，写景文如其诗一样清丽，篇幅大半简短，有的十言八语，自然成文，有一股清远淡宕之气。
王士禛还有笔记多种：《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居易录》、《古夫于亭杂录》和《分甘馀话》。以随笔的方式记录其见闻感想，内容广泛，包罗万象，古往今来，国事琐事，书史考证，诗画品评；或见闻，或随想，无所不有。形式上也高度自由，不拘程式，不重章法结构，不像正统古文的讲究苦心经营、构思剪裁。又以大家的手笔，随手写来，任情挥洒，看似漫不经意，皆简而有法，语言明净，短小精练，并时有传神之笔，引人入胜。
《池北偶谈》是其最有学术与文学价值的一部笔记杂著。《谈异》七卷应属笔记小说，于下节专论。《谈故》四卷，记述清代典章制度、衣冠礼仪、官吏迁调等，这一部分重在记实，文笔简洁而委曲详尽，如《琉球入学》、《安南始末》等，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谈献》六卷，记录明清名臣事迹与畸人、烈女等，可补史籍之缺，如《史阁部》写史可法从容就死，《傅山父子》记遗民风节，令人肃然起敬，是民族意识的曲折反映。而《谈艺》却有九卷之多，占全书三分之一，“皆论诗文，领异标新，实所独擅”（《四库全书总目》），其中有关自己的神韵说议论很多，如《意尽》、《借禅喻诗》、《王右丞诗》等，是探讨王士禛论诗主张极有价值的材料，也是此书的精华之一，研究其“神韵”理论是不能忽视此书的。《香祖笔记》仅次于《池北偶谈》，也极受后人的重视。内容丰富，涉猎极广，或谈诗论艺，力主神韵，或讲处世达观之趣，助人修养，或记时事，反映现实和清初掌故，还有民间偏方、经史考证等。此书也与《池北偶谈》一样，涉及一些怪异不经之谈，尤为可贵的是古代白话小说如《水浒传》、《三遂平妖传》等，向来不登大雅之堂，为士大夫轻视，他却于此书中多有论及，表现其对通俗文学的重视，可谓识见不凡。《居易录》写作时间最长，大约十三年，为其最大的一部笔记杂著，是其在朝会议事、坐衙办公之余购书、读书随手所记书名、作者、版本以及对某些感兴趣的内容乃至作一番考订、评论，可以看出“三十年俸钱所入悉以购书”，以及所阅读的书籍至少在五百种以上，其中大部分或多或少地作了介绍和考证，以见其学力之一斑。又因有自己独得之妙，若细心品味，自能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古夫于亭杂录》为罢官闲居时所作，卷帙远较上述三著为少，而内容却十分驳杂，有诗画品评、文史考证、字义辨析、文人言行和文学活动等，大都随手所记，集而成书，不分类序。其中以神韵论诗画的，如《画钟馗》、《晋人佳句》、《练字练句》等，揭示其一贯主张。《平生知己》、《钱吴书四通》，记与钱谦益交往，以及钱谦益、吴伟业的书信，异常珍贵。《山东风雅》、《海岱诗社》，记山东人文之盛和青州结社唱和之风，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分甘馀话》为晚年作品，是其笔记中最小的一部，篇幅大都简短，绝少长文，但题材多样，内容广泛，占比重较大也较有价值的是诗歌品评、先世著述及文人轶事等内容。如《唐诗韵格》盛赞唐诗“格韵高妙”，《评柳宗元韦应物诗》置韦诗于柳之上，《诗评》举例阐释严羽诗论等，对理解其以空灵高妙为论诗主旨大有裨益。这些内容和写法，或写人叙事、记录诗文，或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或三言几语，文短意足，皆取舍得当，言之有物，流露其情感心态、生活情趣和思想意向。如《池北偶谈》卷十一《邝露》：
邝露，字湛若，南海人，狂生也。负才不羁，常敝衣趿履，行歌市上，旁若无人。顺治初，王师入粤，生抱其所宝古琴，不食死。其诗名《峤雅》。过贾谊宅、三闾庙云：“浮湘七泽下灵渠，牢落残云伴索居。庚子日斜闻鸟，重阳沙淈见江鱼。天高未敢重相问，年少何劳更上书。此去樊城望京国，定从五粲赋归欤。”露，少客金陵，游阮大铖之门，尝为阮序其集。
与此相映照，他还有一首乐府诗《抱琴歌》，诗云：“峄阳之桐何牂牂，纬以五弦发清商。一弹再鼓仪凤凰。凤凰不来兮我心悲，抱琴而死兮当告谁？吁嗟琴兮当知之。”关于邝露抱琴而死，朱彝尊也在《静志居诗话》记载：湛若蓄二琴，一名南风，宋理宗时宫中物；一名绿绮台，唐武德年间制。出入必携二琴。广州城破，湛若抱琴死。士禛此诗作于早期，而《池北偶谈》则写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此时已居于高官，再记录其事，歌颂邝露的民族节操，并以简省的笔墨，寥寥几笔，述其曲折经历、性格、气节，勾画出邝氏的精神风貌，还录存表明心志的七言律诗，士禛心中的用意和要传达的微旨是不言自明的。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前引山水游记文章足证士禛一生足迹几半天下，登高即赋，或写诗，或作记，少有空手而归的。他又爱书、读书，“藏之惟恐不亟”，以及称呼为“书淫”、“书癖”等，则有上述笔记杂著中的记录为证。这使笔记之作除记时事者外，简直就是一部部分卷的读书札记，反映他苦嗜读书的优秀品格，更表明手勤则是成就其著述宏富的一大原因。这也是其笔记杂著给我们的一项有益启示。
综上所述，王士禛以文坛领袖，不只在诗、词，也在散文创作上取得多方面成就。诚如宋荦在《蚕尾文集》序所说：“予交王先生三十年，仅大服其诗耳，今乃更服其文”，认为其于“本朝卓然为一大家无疑，如东坡（按，苏轼）、山谷（按，黄庭坚）之在宋，遗山（按，元好问）、道园（按，虞集）之在元，后世亦必以予为知言，非阿好也”。林昌彝也认为其“古文词之纯正有体，高于时流”，“总为诗名太盛，故文为之掩耳”（《射鹰楼诗话》卷四），感叹其受诗名所累，以至文名不彰。确实，他的散文也属于清初的一个大家，在康熙朝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处在“国朝散文三大家”侯方域、魏僖、汪琬与桐城派初祖方苞之间，成为衔接清代散文发展历史的一位重量级人物。当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方苞以23岁应乡试落第之时，才始初有名声，后又牵连戴名世《南山集》狱案，几处死。而王士禛却早已如日中天，领袖坛坫，成为“一代风会”的总持者。故其以唐、宋为法的文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可说搭起国初以“三大家”为嚆矢到桐城派过渡的桥梁，发挥着继往开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