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济南新城（今淄博市桓台县）人。逝世后十年，雍正继康熙帝位，“禛”字犯御讳，改称士正；乾隆间，又以“正”字与原名音不相合，诏改士祯，通行数百年。现应复其本字。
王士禛纪念馆（桓台县新城镇）
王士禛生于明末，长于清初，主要活动在康熙一朝。他一生居官四十余年，位列台阁，以刑部尚书致仕，虽然不无可以称述的宦绩，却是以诗论、诗作而享盛名。他标举神韵，诗作清新俊逸，朝野风雅名士众口交誉，尊为诗坛泰斗，后进之士多入其门，私淑执弟子礼者几遍天下。乾隆间大诗人大都承认王士禛在康熙诗坛的崇高地位、声望。沈德潜别裁清诗，称“渔洋少岁即见重于牧斋尚书，后学殖日进，声望之高，宇内尊为诗坛圭臬，实过黄初，终其身无异辞”（《清诗别裁集》卷四诗人小传）。赵翼论康熙朝诗人，亦云：“其名位声望为一时山斗者，莫如王阮亭。”（《瓯北诗话》卷十）
一
新城王氏在明代后期为山左一大望族。王士禛的高祖王重光，嘉靖朝官至贵州按察使参议，殁于官，谥忠勤。曾祖王之垣，万历朝累官户部右侍郎。伯祖王象乾，万历间由蓟辽总督进兵部尚书，殁赠少师兼太子太师，并及以上三代。故董其昌题其家坊曰“四世宫保”。嫡祖王象晋，崇祯朝累官浙江右布政使。其祖、父辈以科甲入仕者，还有王象坤、王象春、王象复、王与胤等多人。这样一个家族，可谓世代簪缨，势凌东省。
新城王氏多能诗。王士禛的祖、父辈，多有诗集传世，其中名气最大的是其从叔祖王象春。王象春字季木，万历进士，官至南吏部考功郎中，其于诗法，师宗李梦阳，时人目之济南继李攀龙之后的又一名家。钱谦益与之有“同年同志之谊”，曾抵掌辩论，评之曰：“季木尤以诗自负，才气奔逸，时有齐气”（《列朝诗集》丁集下王象春小传）。故康熙间人序王士禛诗，称其“家学门风，渊源有自”。
明清易代之际，也就是王士禛出生前后的十数年间，新城王氏发生了三次劫难。一次是明崇祯四年（1631年），登州游击孔有德率兵增援辽东，所过劫掠地方，侵犯到王氏在德州吴桥的庄园，王氏恃势申请山东巡抚，必须惩治首乱者，激起兵变，还军陷新城，杀死谢职居家的保定同知王象复等数人。一次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清兵分道入关，一路自京畿长驱山东，于济南大肆屠杀，又陷新城，王氏自王象益以下三十余人死难。王士禛《五节烈家传》记是难中其从伯母、从嫂殉节事，言及其母亦曾自缢而未死。一次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之变，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旋清兵入关，定鼎北京。王士禛伯父监察御史王与胤闻讯出奔，投海未死，还家后与其妻于氏、子士和，一同自缢殉节。经过这样几次劫难，新城王氏也就随着明王朝的灭亡而大伤元气，声势也岌岌乎殆哉。后来，已达耄耋之年的钱谦益致书在扬州做推官并已显露其诗才的王士禛云：“私心庆幸，以为大槐之后，复产异人，新城门第大振于灰沉烟烬之余；禽息之精阴，庆在季木可知也。”（《古夫于亭杂录》卷三《钱吴书四通》）所谓“灰沉烟烬”，就是指国变和王氏之大变故。
二
王士禛的幼年是在明清易代的社会大动乱中度过的，家族遭受劫难，众多长辈被杀或自殉的血泪事实，在他童稚的心灵中留下了阴影。清王朝确立，社会日趋安定，作为世代官宦人家尚未取得功名的子弟，还是要读书仕进的，“以祖、父督课，从事科举”。而前辈们守节不仕的情操和以吟咏为能事的家风，使王士禛兄弟们对诗尤有兴趣，吟诗和研讨诗艺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以至他们“同上公车，每停骖辍轭，辄相倡和，书之旗亭驿壁”。正由于此，王士禛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会试中式，却不与殿试，归里“专攻诗，聚汉魏、四唐、宋元诸集，无不窥其堂奥，而撮其大凡”（惠栋注补《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他后来经常自谓“宦情淡薄”，并非欺人之语。他虽然不弃绝仕途功名，一生居官四十余年，但却别有追求，更看重的是被视为千秋大业的文学。
顺治十五年（1658年），王士禛殿试二甲进士，依那年的新规，在京观政二年，谒选得扬州府推官。推官是理刑谳狱的官员。扬州处在长江和运河交汇处，为南北水道枢纽，漕运重镇，素称繁剧，历年积欠“钦赃”数目甚大。前任官严刑追缴，囹圄为满。他到任之日，又值海上郑成功、张煌言溯江反攻，陷仪真、金坛，旋败退之后，清廷谓响应者为“通贼”，大肆拘捕，“朝命大臣谳其狱，辞所连及，系者甚众。监司以下，承问稍不及称指，皆坐故纵抵罪”。这对一位初步官场而性耽风雅的文士来说，是颇难以应付的。王士禛却从容自如地处理得非常得体：对积欠钱粮的绅、商，广为募捐代输，使许多人得以开释；谳“通海”一案，“理其无明验者出之，而坐告讦者”，曲意回护了许多绅民，又抑制了诬告陷害之风。（谳“钦赃”、“通海”两案事，均见惠栋注补《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前者系于康熙年，后者系于顺治十八年。王掞、宋荦、孙星衍等所作王士禛碑传，皆称述之）据说，他审理案件时，“左右裁答，酬应若流，侍史十余人手腕告脱，尝以数月完钦件数千。一时指，称为神奇”（惠栋注补《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康熙五年项下引冒襄序考绩中语）。
王士禛在扬州并没有完全投入簿诉堂谳之中，依然不废登临吟咏，葆有诗人的一片天地。无论是奉调金陵谳狱，去松江谒直，还是行部州县，没有放过大江南北的一处风景名胜。如初赴金陵，“渡江，日已曛黑，乃束炬登燕子矶，题诗石壁”。再至金陵谳“通海”狱，仍于案牍之余，遍游远近郊灵谷、瓦棺、高座诸寺，探幽访古，记之以文，咏之以诗。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有事松江，更是一路尽其游兴，过无锡登惠山，泛舟太湖口，入邓尉探梅，舟泊苏州枫桥，冒雨秉烛夜上寒山寺，归经梁溪，看尽吴中山水名胜。他还广泛结交风雅文士，相互倡酬，于公事之余暇，同游蜀冈，载酒平山堂，泛舟红桥，为诗文之会。吴伟业称他“日了公事，夜接词人”（《居易录》卷四：“吴梅村伟业师谓予在广陵，日了公事，夜接词人，以拟之刘穆之。予岂敢望古人，若山水之癖，则庶几近之耳”）。他还礼重前朝耆旧，与邵潜夫、陈其年修禊如皋冒襄之水绘园，为之排纷解难。他官扬州五年，兴会无穷，赋诗上千首，以其冲淡清远，韵味胜人，而赢得前辈名公的青目。钱谦益至以“与君代兴”之语相许，可说是已蔚然成一大家，奠定了主盟诗坛的地位。
康熙帝赐王士禛《信古斋》（存桓台县博物馆）
康熙三年（1664年），王士禛获督、抚的推荐，内迁礼部主事。此后四十余年的居官生涯，除了康熙四年（1665年）以仪制司员外郎榷清江浦关任上，遇到一次“以事罢归京师”的小波折，他基本上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特别是康熙十七年（1678年）官户部郎中，被朝臣推许为“各衙门官读书博学善诗者”之“最”，召对懋勤殿，特旨授翰林院侍讲，旋转侍读，更受到皇帝的赏识。再加上他心地平和，办事谨慎，为国子监祭酒，选拔皆名士；官户部督理钱粮，廉洁自励，“虽日在钱谷簿书中，不啻空山雨雪，烧品字柴，说无生话时”（《蚕尾续文集》卷三《答唐济武检讨》）；任督捕，掌刑事，务在宽简矜慎；总领宪台，不立门户，不轻弹劾。因此，他也就避开了朝廷中派系之争，上下关系相处得非常和谐，所以名位日进，官至刑部尚书，位列九卿。直到年逾七十，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方才以细故罢官。
王士禛长期为朝官，虽称尽职，有时也“王事靡盬，不遑启处”，但却“无改名士风流”，亦如在扬州为推官时，常与同人、部属、流寓京中的名士，结社倡酬，往来谈艺，时而集众多诗友为诗酒之会，其中有达官如李天馥、梁清标、陈廷敬，文名卓著的如朱彝尊、施闰章、宋琬，未入仕的及门弟子吴雯、洪昇等。他先后奉使入蜀典四川乡试、入粤祭告南海、去秦蜀祭告西岳西镇江渎，更是他饱览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之良机，如其自述：“所阅历之地，如燕、赵、吴、楚、晋、秦、蜀、粤，乃名山大川，奇峰秀壑，至无不游，游必抉剔幽奥，以五、七字写之。”还作成《蜀道驿程记》、《粤行三志》、《陇蜀馀闻》等。他原嗜书，为朝官更广泛博览，读书有题识评跋者多达560余种。曾自云：“退食之暇，浏览诸史、《庄》、《列》，下逮说部、山经海志之书，有当于心，辄掌录之，单词片语，期在隽永。”（《蚕尾续文集》卷三《古欢录自序》）先后撰成《池北偶谈》、《居易录》等书。他致仕居家数年，也还是不废吟诗，研讨诗道，从事著述。
综观王渔洋一生，他不放弃仕途功名，居官廉能尽职，位及台阁，却又执著为诗，几乎成其生命之第一要义，而且勤于著书，著作等身。这虽是中国古代入仕文人较为普遍的事情，而在王渔洋却有其个人的缘由。作为前朝世家子弟，他是带着传统的家教家学和家族创伤的苦痛进入清王朝的。明清两朝的兴替，没有成为他科举入仕的栅栏，却也不免有着一定的心理障碍，他自号阮亭就隐含着不弃“禄仕”，却要不失高尚情志的意愿，要实现“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的理想。这虽然是难以和谐兼得的事情，他却做得相当完美，相得益彰，少有人所能及的。心地平和，勤于政事，使他初仕扬州便获得循良的名声，成为内调京官的条件；他也正是以博学善诗而受到皇帝的眷顾成为亲近之臣，终于跻身九卿之列。而由部曹转翰林，一度为国子监祭酒，注籍及门弟子众多，再加上位望日高，才有更多的仰慕而私淑者，呈现出“天下翕然宗之”的局面。他论诗标举神韵，诗作境界甚高，事实上也确称得上一代诗坛泰斗，而莅官政绩是远不足以与之相匹敌的。乾隆间他被追谥为“文简”，是非常允当的。
三
王士禛一生著述等身，而就成就、贡献和影响而言，最大者究竟在诗学方面：一是独标神韵，将神韵视为诗之最佳境界；二是作有大量诗篇，其中不乏境界高超、脍炙人口、足为一时诗界之典范而影响深远的篇什；三是评品古今诗人，发明其长短，推举出一些位望不显而不为诗界注目的诗人。
王士禛之标举神韵，虽然有着中国诗学的历史渊源，却又是出自他学诗、作诗的实际感悟。他曾自述七八岁入家学，“受《诗》，诵至《燕燕》、《绿衣》篇，便觉枨触欲涕，亦不知其所以然”（《池北偶谈》卷十六）。这种“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后来才逐渐意识其“所以然”。在他官扬州之初，第一次用“神韵”二字表述之，题名其选编的唐人律绝诗为《神韵集》，自序云：“家世习三百之言，束发以来，不欲循塾师章句，辄思其正变，通其比兴，思其悲愉哀乐之旨，以求夫一唱三叹之遗音。四氏诗笺，又最嗜韩婴之书，为其象外环中，淡然而合，有当于触类引申之义。十年以来，旁及汉魏六朝、初盛中晚四唐，亦惟持斯义以进退之。”（《蚕尾续文集》卷三《丙申诗旧序》）可见他是从古诗特别是唐人诗体悟出诗之为诗的特性，诗虽然本乎性情，触物兴怀，却要假诸比兴，触类引申，意在象外，具有含蓄蕴藉、一唱三叹之韵致。后来，他更借唐人王维、韦应物、孟浩然、柳宗元诸家诗，重申严羽论诗的话语，谓“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渔洋文集》卷一《唐贤三昧集序》）。又比喻为如佛家之“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蚕尾续文集》卷二《画溪西堂诗序》）。这就将诗的审美特征推演到无限空灵超脱，乃至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境地。
王士禛标举神韵还有着他诗创作获得巨大成功的促成因素。在他明白拈出“神韵”二字的前三年，当时还未成进士，在济南大明湖与诸名士赋《秋柳》四首，诗是融合秋柳凋残的自然意象和历史兴衰的人事意象，传达出一种空阔朦胧、好景不再的伤感情绪，引起广泛共鸣和称赏，迅速传扬开去，一时大江南北和者“数百人”，其中有徐夜、顾炎武、冒襄等许多前朝遗民诗人。这种巨大的反响，是由于诗中的秋柳意象寓有社会凋残的象征之意，伤逝之感适应了或者说实际上就是诗化了明清易代之后郁结于人们心灵中的兴亡之感、亡国之悲，自能触动人们，特别是那些遗老们的神经；也由于是诗化的表述，无限空灵，超脱实事，可意会而不能坐实，所以有百数十家纷纷应和，借以抒发心内的悲哀。《秋柳》诗的巨大成功无疑增强了他对诗之为诗的审美特征的体悟，从而拈出了“神韵”二字以表述之。
王士禛标举神韵，没有对“神韵”的内涵作出理念性的解说、界定，形成一种理论体系，往往是假选诗、评诗，借用唐司空图、宋严羽诸人的话语，片言只语以见义，带有朦胧、含混、让人费心揣摩的地方。就这一点说，他的诗论不如前出之王夫之、同时的叶燮论诗说得清楚明白，富有思辨性。但是，透过其片言只语仍然可以看出，他是将“神韵”视为诗本体的一种最基本的素质，其中也包括了诗学的多个方面的内涵。从整体上说，他标举神韵不同于特重诗之社会功用的诗教说，也超越了从诗之发生认定诗之本体的言志、缘情、抒性灵诸说以及以格律声调为本的格调说，而是突出了诗应当独具的素质，缺少这种肌质便不成为诗，至少不算是好诗。
王士禛曾引用汾阳孔天允的话说明“神韵”的内涵是“清远”：“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池北偶谈》卷十八《神韵》）可见这里所谓“清远”并非单指风格而言。“清”谓笔墨简约，取象简淡明彻；“远”谓与现实拉开距离，兴象超逸，不粘着于触发诗人兴会之事物，不隶事求工、绘形维肖，而要把握其中蕴蓄之神理。他认同严羽的“镜花”、“水月”之喻，就是认为诗中之花、月不是自然中花、月之本相，而是融合进了诗人的情思、意趣，蕴含着诗人的情思、意趣，个中便有特定的意蕴，才能启人遐想，品味出象外之意。所以，诗兼有清远之质，才能达到“妙在神韵”之境界。
关于诗创作，他提出了“兴会”之说。兴会，或者说“兴到神会”、“伫兴而就”，指的是诗人的性情与所遇境况、所见景物顿然相合，在诗人心灵中形成的一种物我对应、浑然一体的感觉，有联想，有感悟，诗正由之而发生。他引用萧子显的话说：“登高极目，临水送归，蚤雁初莺，花开叶落，有来斯应，每不自己；须其自来，不以力构。”（《渔洋诗话》卷上）强调兴会往往是瞬间突然发生的，“有先一刻后一刻不能之妙”，并非刻意追求，强行造作出来的。这似乎有点玄虚不可理喻，却无疑符合诗特别是抒情小诗创作的规律。“兴会”之说显然也是他的经验之谈，并非向壁虚构。但也正由于他论诗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所以对诗创作的问题又作了补充：“夫诗之道，有根柢焉；有兴会焉，二者率不可兼。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兴会也。本之《风》《雅》以导其源，溯之楚《骚》、汉魏乐府诗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此根柢也。根柢源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于斯二者兼之，又斡以风骨，润以丹青，谐以金石，故能衔华佩实，大放厥词，自名一家。”（《渔洋文集》卷三《突星阁诗集序》）这是把学问也视为诗的“根柢”。虽然“根柢”与“兴会”有很大差别，有学问未必能为诗，为诗未必“兴会高妙”，但两者又有关联，博学而有诗学修养，无疑会触物兴怀，别有兴会，得心应手地驾驭辞藻、声调，作出极好的诗。“根柢源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而根柢和性情原非对立物，学问亦关乎性情，所以根柢和兴会也不是对立的，专就诗创作而言的兴会说，仍然是有其合理性，学力、修养有助于兴会之高妙。
王士禛标举神韵，原是作为诗应具有的品格加以强调的，强调就不免要往其极致的一端引证、说明，结果也就如翁方纲所理解的那样：“神韵乃自古诗家所共具”，而“新城之专主空音镜象一边，特专以针灸李（梦阳）何（景明）一辈痴肥貌袭者言之，非神韵之全旨也”（《复初斋文集》卷三《坳堂诗集序》）。亦如赵翼所说：“专以神韵胜，但可作绝句。”（《瓯北诗话》卷十）当时和后来遭到一些质疑、非议，亦绝非偶然。但是，王士禛的神韵说尽管还带有借喻的性质，缺乏理性思辨的明晰性，而较之前出之诸种诗说，却可以说是对诗本体特质的深层把握和揭示，代表了中国诗学发展的新阶段。“天下翕然宗之”，也正缘于此。
四
王士禛自幼能诗，一生执著作诗，从未间断，又往往随时付刻，先有一时一行一题之单刻小集，积数年又汇为专集，临终前合编为《带经堂集》（包括文集）。数度汇刻，多有所删汰，早期尤甚。他在编辑诗集时，还另行精选，成《渔洋精华录》行世。惠栋《渔洋精华录训纂》卷首《凡例》云：“《带经堂集》最后，较之《入吴》、《过江》、《渔洋山人》、《礼部》等集，逸者盖三分之一。”选汰之原因、标准有多种，时过境迁，不合时宜，应是一种因素，如现存其最早诗集《落笺堂诗稿》，为其22岁以前所作，便未收入他幼年追和宋遗民们的月泉吟社诗60首；官扬州时，汇刻顺治十三年至十八年凡六年诗为《渔洋山人集》（内题《阮亭诗集》），如其自云“删诗始自丙申年”，即他上公车会试中式之次年，后来之《渔洋诗集》也是只收顺治十三年以后诗，前此之诗一概弃去，实则是存诗断自丙申年，也是出于这种原因。另一个因素无疑是诗之完美程度，他编选一部《渔洋精华录》，便意味着这1600余首诗是其一生所作中最上乘的足堪传世的诗篇，选编中还在斟酌诗中的一些语词，亦说明他将诗作为他人生的一大事业、成就，力求其完美，足以传世。
王士禛仕途通达，并无大波折，而地位、境况、交游则有所不同，自谓“论诗凡数变”，“少年初筮仕时，惟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文章江左，烟月扬州，人海花场，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韵胜于才，推为祭酒”。“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当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争相提倡，远近翕然宗之。既而清利流为空疏，新灵寖以诘屈，顾瞻世道，惄焉心忧。于是以太音希声，药淫哇锢习。《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俞兆晟《渔洋诗话序》引王士禛语）这是夫子自道其诗学思想，其诗作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吴陈炎评王士禛诗云：“先生兼总众有，不名一家，而撮其大凡，则要在神韵。”（《蚕尾续诗集序》）就其师一生流传下来的近5000首诗，或自认为最堪传世的《渔洋精华录》1600余首看，大体可称诸体兼备，格调不尽一致，其中诚有如其自云的“尚唐音”、“事两宋”、最后“造平淡”之变迁，而贯彻始终、独具一格的是那些极富神韵素质的诗。
王士禛早年赋《秋柳》诗，以其意在言外，有“味外之味”，引发众多诗人起而相和。他官扬州五年，纵览大江南北山水名胜，即目吟咏，清新明丽，兼有画境诗意，如《真州绝句》、《冶春绝句》，饶有韵味。有事南京，秦淮水榭、青溪长板、前朝侯王府第，处处引发盛衰兴亡之感，作《秦淮杂诗》20首，其一云：“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往事萦心，令人断肠”，只以“浓春烟景似残秋”一语出之，诗面至为简淡，而言外之意却至为幽深。他广交布衣逸士，大都是以淡远的景象传达钦羡、慰藉、思念之情，情韵悠然。如《访纪伯紫隐居》：“闲踏春泥着屐来，烟波百曲孝侯台。柴门径僻少人迹，门外野棠花乱开。”以地幽、径僻、门外野花乱开，烘托出自称钟山遗老的纪映锺的清高节操，不言钦敬而钦敬之情自在其中。《寄陈伯玑金陵》：“东风作意吹杨柳，绿到芜城第几桥。欲折一枝寄相忆，隔江残笛雨潇潇。”不直述相思之情，拣取即目可见之杨柳新绿，隐约可闻之“残笛”，视听交感之辽阔江面的细雨“潇潇”，谱写出思念流寓南京的江西诗人陈允衡的悠悠心曲，言简而情深意远。《余澹心寄金陵咏怀古迹诗却寄》：“千古秦淮水，东流绕旧京。江南戎马后，愁杀庾兰成。”福建莆田余怀，侨寓南京，身经明清易代之变，缅怀前朝金陵旧事，作《板桥杂记》，赋《金陵怀古》诗，抒兴亡之思。此诗寥寥二十字，借喻作《哀江南赋》之庾信，道出余怀晚年满怀心事，诗面至简，意思却至真至深，读之可以想见余怀其人其事。王士禛正是以此等境界之诗，而赢得了普遍的认同、称扬，至钱谦益有“代兴”之称许。
王士禛的诗，在其中年为京官奉使入蜀典四川乡试、祭告南海的行程中所作《蜀道集》、《南海集》中，表现出另一种风格、法度，也达到了相当的艺术境界。他沿途登临探奇，兴怀古迹，多用五七言古体，写山水之奇险，加以历险感觉之形容，笔力雄健，气势奔放。如《十八滩》其三：“半日过五滩，滩滩各殊状，怒流一喷薄，石角迷背向。急瀑散霜雪，倒洒石壁上，漩涡走风霆，喧裂层嶂。汹如奔万马，崩腾不相让。又如阊阖开，羽林杖。伤神既惨淡，快意倏悲壮。出坎在须臾，布帆幸无恙。探奇遘灵闷，豪吟洗惆怅。”又往往以感慨历史兴亡作结，启人悠思，如《龙门阁》：“众山如连鳌，突兀上龙背。鳞鬣中怒张，风雨昼晦昧。出爪作之而，神奇始何代。乱水趋嘉陵，波涛势交汇。万壑争一门，雷霆走其内。直跨背上行，四顾气升倍。夕阳下岷峨，天彭光破碎，咫尺剑门关，益州此绝塞。子阳昔跃马，妖梦成怡儗。区区王（王建）与孟（孟知祥），泥首终一概。李特亦雄儿，僭窃竟何在？”《采石太白楼观萧尺本画壁歌》起句简洁明快：“落帆向牛渚，直上太白楼。锦被乌帽太潇洒，回看四壁风飕飕。”中间爽朗地叙出壁画中的诸名山景象：“吴观越观上海日，苍烟九点横齐州；祝融诸峰配朱鸟，潇湘洞庭放远游；峨眉雪照巫峡水，匡庐瀑下彭湖流。”随之以“须臾使我行万里，瞥如怒隼凌清秋”二句收束，然后叙出自己游历所至，与李白比并，归结到采石矶，抒发豪情：“太白游踪遍四海，晚爱青山采石独淹留。丈夫当为黄鹄举，下视燕雀徒啁啾。”诗旨显豁，而且如沈德潜所评：“奔放谨严俱有”。这类诗篇与他早期的诗作法、风格不同，在扬州诗主要是重在空灵、含蓄，韵胜于才；中年为京官诗则重在雄健、浑厚，以工整见长，如施闰章所说：“往日篇章清如水，年来才力重如山。”（《施愚山全集》卷三十九）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于渔洋诗首选《蜀道》、《南海》两集诗，云：“全集以明丽博雅胜者居多，然恐收之不尽，兹特取其高华浑厚有法度神韵者，觉渔洋面目，为之改观。”（《清诗别裁集》卷四）所谓改观，就是改变了认为王士禛诗仅以明丽淡远饶有韵致取胜的印象，不能忽视他还有典重爽朗一格的诗。
近世论诗者依然尚多专注王士禛之神韵说及冲和淡远、含蓄朦胧之极富韵味之诗，有褒扬者，也有贬抑者。贬抑者谓之缺乏现实社会内容，甚至是“一吞半吐，撮摩虚空”，故弄玄虚。其实是论者未曾深究之误解。诗创作和诗论，亦如刘勰所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王士禛论诗、作诗也摆脱不掉此历史法则。清人屡言：“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指“七子”拟古派）之肤阔，钟、谭（指竟陵派）之纤仄，公以大雅之才，起而振之，独标神韵。”（王掞《经筵讲官刑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这是单就诗学演变而言，而所以“人皆厌”之背后深层原因，还是社会历史变迁。王士禛生长于清初，比起前辈遗民已不再有他们那种国变之悲愤和励志激越之情，黍离铜驼之悲泛化为淡淡的兴废之感慨，于诗力主含蓄蕴藉，尚冲和淡远，构成其早期诗之基本格调，表现出对诗之特性之超常的崇尚、追求，意在言外，“味外之味”，并非无意无味，何况诗并非全都要表现关乎社会兴衰治乱之大义。后期之诗范山模水，咏怀古迹，岂能目之为虚空、“无人”？倒是有较深诗学素养的沈德潜说得较中肯：“或谓渔洋獭祭之工太多，性灵反为书卷所掩，故尔雅有余，而莽苍之气，遒劲之力，往往不及古人，老杜之悲壮沈郁，每在乱头粗服中也。应之曰，是则然矣。然独不曰欢娱难工，愁苦易好，安能使处太平之盛者，强作无病呻吟乎？”（《清诗别裁集》卷四诗人小传）沈德潜选王士禛诗，评王士禛诗，无疑有其所要强调的因素，但王士禛一生之诗确乎是明清鼎革后社会由动乱逐渐转向安定的历史表征。
词是一种诗体，所以有诗余之称。王士禛也曾填词、评词，在扬州期间频繁地与词人倡和，有《衍波词》传世。虽然，他作词和以词倡和活动是较为短暂的，远不如作诗执著而持久，数量也远不如诗之繁多，但在当时却发生了相当的影响。他与邹祗谟同选《倚声初集》，引起了不少文士填词的兴趣；论词、评词推崇南宋，兼尚婉约、豪放，拓宽词之境界，与其交往甚深的陈维崧及阳羡词派风格之形成，与之不无关系。近些年来，研究有清一代词史的学人们都发觉到，他在扬州以词学为中心的社集活动，无疑对清代词之中兴起了先导作用。
五
王士禛以诗著名于当时与后世，然亦博学，为康熙一朝京朝官合诗人与学人为一者，可与当时著述甚富的诗人朱彝尊比肩。
他勤于读书，中年以后亦勤于著述，出使秦蜀、南海，有《蜀道驿程记》、《皇华纪闻》、《陇蜀馀闻》等，道途所经，采掇故事，考古述今，不仅记行程也。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汇集以往多年笔记杂录为《池北偶谈》，嗣后相继有《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馀话》，其间还有专著《浯溪考》、《国朝谥法考》等，卷帙甚多，内容繁富，其中涉及古今典制、人事，评论得失，辨别真伪，稽考亡佚，点评诗文，存文献掌故，对历史和文学研究有丰富的参考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王士禛各种著作，限于体例，提要尚简，评语甚笼统，如谓《池北偶谈》：“‘谈异’九卷，皆论诗文，领异标新，实所独擅，全书精粹，尽在于斯。”称《居易录》：“自记所见诸书，考据源流，论断得失，亦最为详悉，其间辨证之处，可取者尤多。”举出实例者又都是正误并列，如于《古夫于亭杂录》，先说“据《西京杂记》钩弋夫人事，以驳正史，则误采伪书；据《贵耳集》以王安石为秦王延美后身，则轻信小说”等，后说“谓岳珂《桯史》之名出于李德裕，辨刘表碑非蔡邕作，辨‘贴黄’古今不同，辨《剧谈录》元稹见李贺之妄，辨《丹铅录》载苏轼词之误，辨《西溪丛语》误引田子春，辨《才调集》误题王之涣，辨唐彦谦误咏齐文惠太子宫人，皆引证精核”。于《香租笔记》更是重在指出其中之“纰谬”、“疏舛”、“穿凿”，兼及自我尊大之态度。王士禛这几种杂著，诚然有一些失误，也有自誉之病，但却不能掩盖各书的价值，误记、误解、失考的条目毕竟是少数，多数是正确的，如《古夫于亭杂录》“疑耀撰者”条：“余家有《疑耀》一书，凡七卷，乃李贽所著，而其门人张萱序刻者。余尝疑其为萱自撰，而嫁名于贽。盖以中数有‘校秘阁书’及‘修玉牒’等语。萱尝为中书舍人，撰《文渊阁书目》，而贽未尝一官禁近也。及观《论温公》一条，中云‘余乡海忠介’，益信不疑。萱，广东人，与忠介正同乡里。然必嫁名于李，又何说也！”《四库全书总目》“疑耀”条便引入王士禛文，稍加补证，结语为“知此书确出于萱，士祯所言为不谬”，“今改题萱名，从其实焉”。然而，仅仅指出这几部书记述、辨析、考证之正、误，远远不足以说明其整体的价值和意义。
王士禛这几部书，先出之《池北偶谈》是精心编排的，全书分“谈故”、“谈献”、“谈艺”、“谈异”四类，后出之《居易录》等则是随时随心记述所遇所闻所忆人事、读书所知所感，各类内容参错其中，以致《四库全书总目》指摘其“有乖体例”，而其内容则大体不出谈故、谈献、谈艺、谈异四类，只是谈异者相对少了。谈故类主要记述清代典章、官制、科举、朝官迁除等方面的情况，其中多有史籍不及备载者，有拾遗补缺、相互参证之用。谈献类记述古今名臣、名家、畸人、烈女各种遗事、传说，也可供文史研究者参考，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
谈艺一类最有价值。一种价值是其中记述了他生平结识的大量的几乎可以说是遍及全国的朝野诗人，在扬州多布衣遗民，如冒襄、余怀、林古度，还有文坛领袖人物钱谦益、后来以词名世的陈维崧。评论其诗作，也反映出了他们入清后的境遇、凄苦心态，还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史料，如钱谦益三通、吴伟业一通写给他的书札，为钱、吴两家文集未曾收入者。他为京官多年，结交朝野文士十分广泛，上自台阁大臣、翰林史官、院部曹郎，下及国子监生、公车举子、王府清客、流寓京中谋生计、邀赏誉之骚人墨客，联吟唱酬，商榷文事，一时蔚为风气，反映了社会安定后士风之变化。从中可以看出王士禛诗坛领袖地位之形成，一些人诗名之传扬、提升与他之推重、称赏有着一定的关系，如岭南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三家诗之得名，康熙朝诗人无出南施（闰章）北宋（琬）之右之说，落拓后生蒲州吴雯、淄川张笃庆之获名，以致他们得以进入史书文苑传，都缘于此。读王士禛的这几部杂著，大体上可以了解到康熙一朝的诗坛的状况及其变化的历史动向。
王士禛谈艺的另一主要部分是他读唐以来的诗文集的笔记，有的著录其书的流传情况，有的是点评诗之长短，或摘录诗句。这些笔记与其《渔洋》、《蚕尾》两集中的序跋多有重复，合而观之，可见他中年后千方百计地在搜集宋元人诗集，或向书肆搜购得，或向藏书家如朱彝尊、黄虞稷借抄，还特意嘱托其门人访求各自乡贤的诗集，门人及仰慕者知其所好也多主动投献、抄寄，有记录者多达百余种。明代文学家崇尚唐诗，宋元人诗集除少数大家外流传不广。王士禛早年关注宋元人诗，《论诗绝句》中曾就杨维桢、吴莱古体诗，讥讽鄙视宋元人诗之风尚，说：“耳食纷纷说天宝，几人曾见宋元诗！”他肆力搜集、著录、品评，对宋元人诗集的传播起了一定作用。《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元吴师道《礼部集》：“凡诗九卷，文十一卷，流传颇少。此本乃新城王士禛写自昆山徐秉义家，因行于世。”著录元王逢《梧溪集》：“是书传本差稀，王士禛属其乡人杨名时，访得明末江阴老儒周荣起手录本，乃盛传于世。”由于他的搜集而行世的宋元人诗集，应当不止《礼部集》、《梧溪集》两部。
王士禛对宋元人诗集的搜集、著录、评论，自然与清初兴起的宋诗运动相合，起了推动作用，但他并不贬抑唐诗，他始终是崇尚唐音的，而且认为各代有各代之诗，如其《鬲津草堂集序》中所说：“唐有诗，不必建安、黄初也；元和以后有诗，不必神龙、开元也；北宋有诗，不必李、杜、高、岑也。”就他对唐以来诗人点评看，唐人诗不尽为佳，他对白居易、刘禹锡诗便有非议；宋元人诗也并非尽不可学，他对吴莱古体诗便特别称赏，并曾破例有和其《题钱舜举张丽华侍女汲井图》、《题袁子仁巴船出峡图》之诗。他点评宋元人诗，多是举其各自特点，褒贬不一，虽然不尽然中肯、允当，然《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宋元人诗集，多引征其说，有的是引以为是，也有以为非者，然征引多达数十处，则表明四库馆臣非常重视王士禛之论诗，将《池北偶谈》、《居易录》等书作为著录宋元人诗集之重要参考文献。王士禛对宋元人诗之点评，评及诗人数目甚多，为当时和后世所少有，反映出其诗学涵养之深厚，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识，其中许多论断对研究宋元诗史不乏有益的启示和参考价值。
综观王士禛一生，他居官清正廉洁，体恤下情，宽政慎行，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位列台阁；他自幼嗜诗，终身不废吟咏，标举神韵诗说，天下翕然宗之，尊之为诗坛圭臬，有“一代正宗”之誉；他还勤于读书、著述，诗文、词、杂著多达二百多卷，可谓著作等身。王士禛称得上是有清一代集名臣、诗人、学者于一身的文化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