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出身于清华世家，数代为官，一门文雅，其门生故旧，遍布天下，这对王士禛为高层文人所认同关系甚大。而王士禛本人性格和易，文才超拔，笃于友情，喜奖掖后进，则是其广结友朋之根本。考其平生交游，与其文学活动关系甚大。
一、以诗会友，声名鹊起
王士禛自幼从其长兄王士禄学诗，8岁能诗，至15岁即有《落笺堂初稿》一卷，王士禄序而刻之。顺治八年（1651年）以第六名中举，次年与长兄士禄公车北上。在京师与丁弘诲订交，丁氏一见王士禛，即有“天人之叹”。丁弘诲《阮亭诗馀序》云：“余与贻上定交，盖在壬辰春仲云。会贻上上公车，北游燕赵，余亦谐计入春明，卜肆一言，欢如夙夕。时贻上未及终、贾之岁，琼枝玉树，映带千人。而抵掌古今，晰玄疏滞，意气拟托，辄欲攀提东、卫，含咀殷、刘，余为解带流连，屡发天人之叹。”王士禛之博学儒雅令丁氏倾倒若此。
顺治十二年（1655年），王士禛再应会试，王士禄应殿试，王士祜以太学生廷试入都，偕同邑名士傅扆联袂北上，沿途诗篇淋漓，至京与海内文人缟纻论交，时号“三王”。是年于京师初识诗坛祭酒吴梅村。
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王士禛游历下，于大明湖举秋柳社，一时名士如东武邱石常、清源柳焘、任城杨通睿、杨通久兄弟、益都孙宝侗等咸集入社。一日会吟大明湖，王士禛赋《秋柳》四章。这四首诗写得含蓄高妙，境界优美，尤其是运用借物咏史、隐约蕴含前朝逸事的高超手法，极易使人联想到胜朝盛衰，从而触动身历国变的士人萦绕心头的沧桑之感。故而此诗一出和者数十人，王士禛借此声名大噪。而这组诗之所以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与秋柳社成员邱石常和杨通睿、杨通久兄弟大有关系。邱石常（1605—1661），字子廪，号海石，著有《楚村诗集》，当时诗名甚盛，是秋柳社成员中年资最高者。他往来于江淮吴越间，所交悉天下经奇男子，他的称赏，无疑会扩大王士禛诗名播扬的范围和力度。杨通睿、杨通久兄弟，原籍山东济宁，自幼流寓江南，以致被视为丹阳籍。杨氏兄弟并有文采，诗名均著，且与江南遗逸及其子弟多有联系，足可为王士禛交游之中介。如此，至王士禛司李广陵，《秋柳》四诗已传遍大江南北，和者不下数百家。如日后与王士禛齐名的朱彝尊，虽未识王士禛面，却已遥和《秋柳》之诗。显然，《秋柳》诗已成为艺苑口实。时人和《秋柳》而今存和作者计有：徐夜《和阮亭秋柳四首》（存三首）、《再题阮亭秋柳诗卷》（《隐君诗集》卷二），王士禄《秋柳次季弟贻上韵二首》（《十笏草堂诗》），顾炎武《赋得秋柳》（《亭林诗集》卷三），曹溶《秋柳》（《静惕堂诗集》卷三三），朱彝尊《同曹侍郎遥和王司李士禛秋柳之作》（《曝书亭集》卷四），冒襄《和阮亭秋柳诗原韵》四首（《巢民诗集》），陈维崧《秋柳四首和王贻上韵》四首（《湖海楼集》），汪懋麟《秋柳和王阮亭先生韵》（《百尺梧桐阁集》卷一，见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428—430页）。这些和者均为清初诗坛名流。《秋柳》四章的广泛传布，在王士禛未到扬州时已声夺广陵诗群，其诗中朦胧的故国沧桑之思最易为聚集于扬州的遗逸野老、布衣才士所接受，这自然为王士禛日后宗盟诗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二、广结遗逸，从游甚众
顺治十七年（1660年），王士禛赴任扬州府推官。此时的扬州是江东的繁华之地，又是遗老逸民、布衣才士的聚居之地。顺治、康熙之际，江东遗逸诗人在诗坛上仍有着重大影响。王士禛以新朝官吏的身份能被前朝遗逸所接纳，确乎非同寻常。王士禛在扬州任推官，专管刑法之事，而其风流儒雅的才华却赢得了江东遗逸的广泛赞誉。他在扬州五年，“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吴梅村语），广泛接交布衣遗老，逐步融入江东诗坛。
从政绩来看，王士禛任扬州推官五年，完大案八十有三，其中多有雪冤之事。而他募集两万余金，还历年积欠，豁免了大批涉案人员，更为人所称道。他协助处理“通海案”时，“严反坐，以息诬陷”（王掞《神道碑铭》语），赢得了扬州士人的爱戴。这种政绩上的清名，无疑也是他赢得布衣遗逸赞誉的重要方面。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王士禛公差赴金陵，结交布衣丁胤。丁胤（1585—1673），字继之，少习声伎，久居秦淮，熟知“曲中遗事”。他与江南遗老联系密切，与福清林古度（茂之）交情最深。其“丁家水阁”直至易代之后，依然是名流下榻之所。顺治十三年（1656年），钱谦益金陵就医就曾寓此。此时，丁胤已78岁，暇时导王士禛漫游秦淮，为其详述当年秦淮旧事，这成为王士禛写《秦淮杂诗》的绝好素材。也正是在丁氏水阁，王士禛见到钱谦益的诗作，才援笔相和，成为后来结交钱谦益的重要诱因。是年三月底，丁胤的好友林古度前来拜访王士禛。林古度（1580—1666），字那子，一字茂之，福建福清人，久寓金陵，以遗老为世所重。林古度时年已82岁，在江东遗逸中颇具影响，王士禛与他交往，对于他赢得江东遗民的普遍认同有着重要作用。
王士禛对所交的江东遗老极为谦敬。如老诗人杜濬（1611—1687），论诗极严，于时人多所诋诃。尝侨居金陵，屡过广陵。康熙三年（1664年）冬，王士禛拜访他，清言竟日。（《渔洋诗话》）再如，老诗人邵潜（1581—1665），性格傲僻，不谐于俗，好谩骂人，人多恶之。康熙四年（1665年）王士禛见他时他已85岁，只身侨居如皋县，贫困交加，还常受官吏欺凌。王士禛专程前往拜访，这令邵潜大为感动，具果蔌留王士禛饮酒。县令得知王士禛对邵潜如此敬重后，立即免除了他的徭役。（《池北偶谈》卷十八）王士禛与这些穷困年老的诗人平易交往，无贵家子弟习气，亦无官架子，这无疑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王士禛在扬州结交遗逸的重要活动就是大事雅集酬唱。如康熙元年（1662年）的“红桥唱和”，与会者有袁于令、杜濬、邱象随、蒋阶、朱克生、张养重、刘梁嵩、陈允衡、陈维崧等人。他的名句“绿杨城郭是扬州”即作于此时。康熙三年（1664年），王士禛再次修禊红桥。这次林古度以85岁高龄渡江来扬州参加这一雅集，与会者有杜濬、孙枝蔚、张祖望等人。这次“冶春诗唱和”标志着王士禛已完全取得了江东遗逸诗人的首肯。康熙四年（1665年），王士禛公事赴如皋，他拜访了冒襄。在冒襄的水绘园又进行了“水绘园修禊”。与会者有邵潜、陈维崧、冒襄及其子冒禾书、冒丹书，还有太仓毛师柱以及如皋名诗人许嗣隆。杜濬因迟到一日，没赶上唱和，有人问他王士禛的诗如何。杜濬回答：“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池北偶谈》）足见此时的王士禛在遗民圈子中的地位。
王士禛在《居易录》（卷五）中说：“庚子之官扬州，扬州衣冠辐凑，论交遍四方，又数之金陵、姑苏、毗陵，所至多文章之友，从游者亦众。”扬州五年，王士禛广结遗逸，广事雅集，使自己成为江南诗坛的核心人物，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为他日后走向诗坛盟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奖掖后进，领袖诗坛
王士禛于康熙四年（1665年）离扬州北上京师，此后仕途基本顺利，累官至刑部尚书。王士禛在其《居易录》中曾记述其居官京师酬唱之友的名单，书中云：
甲辰迁礼部，与翰林李检讨（天馥）湘北（兵部尚书）、陈检讨（廷敬）子端（左都御史）、台中董御使（文骥）玉虬，洎梁、刘、汪、程辈，切靡为诗歌古文，而合肥龚端毅公芝麓方为尚书，为之职志。己酉奉使淮浦，庚戌冬入都，会考功兄再官吏部，莱阳宋按察（琬）玉叔、嘉善曹讲学（尔堪）子顾、宣城施参议（闰章）尚白（翰林侍读）、华亭沈副使（荃）贞蕤（翰林院侍读学士，加礼部侍郎，谥文恪）皆集京师，与予兄弟暨李、陈诸子，为诗文之会。（《居易录》卷五）
王士禛所开示的这一交游名单多为其同辈或年资稍长者。而其京师交游中门人后进亦复众多。王士禛好奖掖提携，汲引后进，一篇之长，一句之善，辄称说不去口，从而以其誉扬而成名者不可胜数。于是“王门弟子”如云如潮，遍布京师。
康熙十六年（1677年），王士禛在其京邸亲定《十子诗略》，刻于京师。所选十子者计有宋荦、王又旦、曹贞吉、颜光敏、叶封、田雯、谢重辉、丁炜、曹禾、汪懋麟，人称“金台十子”。“十子”中于王士禛或为下属或称弟子，年龄均小于王士禛。从籍贯来看山东居其四，无疑“金台十子”是王士禛在京师诗坛声势颇壮的羽翼之群。除“十子”外，被王士禛称作“门人”而声名著于时的尚有洪昇、蒋景祁、宋至（宋荦之子）、周彝、何世璂、查嗣瑮（后改名慎行）、吴雯、阎咏（阎若璩之子）、魏坤、顾嗣协、陈奕僖、朱载震、彭始搏、汪洪度、汪征远、江闿、朱缃、靳熊封、林麟焻、吴陈琰、蒋仁锡等，这些人均是活跃在康熙诗坛的各个层面的文化名流，王士禛以师长身份，成为他们拥护的核心人物。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以王士禛诗文兼优，由部曹改授词臣，两年之后迁国子监祭酒，这使他领袖康熙诗坛赢得了政治基础。自此，高张“神韵”大纛的神韵诗派成为康熙诗坛的主流。
第一节 交游概述
王士禛出身于清华世家，数代为官，一门文雅，其门生故旧，遍布天下，这对王士禛为高层文人所认同关系甚大。而王士禛本人性格和易，文才超拔，笃于友情，喜奖掖后进，则是其广结友朋之根本。考其平生交游，与其文学活动关系甚大。
一、以诗会友，声名鹊起
王士禛自幼从其长兄王士禄学诗，8岁能诗，至15岁即有《落笺堂初稿》一卷，王士禄序而刻之。顺治八年（1651年）以第六名中举，次年与长兄士禄公车北上。在京师与丁弘诲订交，丁氏一见王士禛，即有“天人之叹”。丁弘诲《阮亭诗馀序》云：“余与贻上定交，盖在壬辰春仲云。会贻上上公车，北游燕赵，余亦谐计入春明，卜肆一言，欢如夙夕。时贻上未及终、贾之岁，琼枝玉树，映带千人。而抵掌古今，晰玄疏滞，意气拟托，辄欲攀提东、卫，含咀殷、刘，余为解带流连，屡发天人之叹。”王士禛之博学儒雅令丁氏倾倒若此。
顺治十二年（1655年），王士禛再应会试，王士禄应殿试，王士祜以太学生廷试入都，偕同邑名士傅扆联袂北上，沿途诗篇淋漓，至京与海内文人缟纻论交，时号“三王”。是年于京师初识诗坛祭酒吴梅村。
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王士禛游历下，于大明湖举秋柳社，一时名士如东武邱石常、清源柳焘、任城杨通睿、杨通久兄弟、益都孙宝侗等咸集入社。一日会吟大明湖，王士禛赋《秋柳》四章。这四首诗写得含蓄高妙，境界优美，尤其是运用借物咏史、隐约蕴含前朝逸事的高超手法，极易使人联想到胜朝盛衰，从而触动身历国变的士人萦绕心头的沧桑之感。故而此诗一出和者数十人，王士禛借此声名大噪。而这组诗之所以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与秋柳社成员邱石常和杨通睿、杨通久兄弟大有关系。邱石常（1605—1661），字子廪，号海石，著有《楚村诗集》，当时诗名甚盛，是秋柳社成员中年资最高者。他往来于江淮吴越间，所交悉天下经奇男子，他的称赏，无疑会扩大王士禛诗名播扬的范围和力度。杨通睿、杨通久兄弟，原籍山东济宁，自幼流寓江南，以致被视为丹阳籍。杨氏兄弟并有文采，诗名均著，且与江南遗逸及其子弟多有联系，足可为王士禛交游之中介。如此，至王士禛司李广陵，《秋柳》四诗已传遍大江南北，和者不下数百家。如日后与王士禛齐名的朱彝尊，虽未识王士禛面，却已遥和《秋柳》之诗。显然，《秋柳》诗已成为艺苑口实。时人和《秋柳》而今存和作者计有：徐夜《和阮亭秋柳四首》（存三首）、《再题阮亭秋柳诗卷》（《隐君诗集》卷二），王士禄《秋柳次季弟贻上韵二首》（《十笏草堂诗》），顾炎武《赋得秋柳》（《亭林诗集》卷三），曹溶《秋柳》（《静惕堂诗集》卷三三），朱彝尊《同曹侍郎遥和王司李士禛秋柳之作》（《曝书亭集》卷四），冒襄《和阮亭秋柳诗原韵》四首（《巢民诗集》），陈维崧《秋柳四首和王贻上韵》四首（《湖海楼集》），汪懋麟《秋柳和王阮亭先生韵》（《百尺梧桐阁集》卷一，见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428—430页）。这些和者均为清初诗坛名流。《秋柳》四章的广泛传布，在王士禛未到扬州时已声夺广陵诗群，其诗中朦胧的故国沧桑之思最易为聚集于扬州的遗逸野老、布衣才士所接受，这自然为王士禛日后宗盟诗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二、广结遗逸，从游甚众
顺治十七年（1660年），王士禛赴任扬州府推官。此时的扬州是江东的繁华之地，又是遗老逸民、布衣才士的聚居之地。顺治、康熙之际，江东遗逸诗人在诗坛上仍有着重大影响。王士禛以新朝官吏的身份能被前朝遗逸所接纳，确乎非同寻常。王士禛在扬州任推官，专管刑法之事，而其风流儒雅的才华却赢得了江东遗逸的广泛赞誉。他在扬州五年，“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吴梅村语），广泛接交布衣遗老，逐步融入江东诗坛。
从政绩来看，王士禛任扬州推官五年，完大案八十有三，其中多有雪冤之事。而他募集两万余金，还历年积欠，豁免了大批涉案人员，更为人所称道。他协助处理“通海案”时，“严反坐，以息诬陷”（王掞《神道碑铭》语），赢得了扬州士人的爱戴。这种政绩上的清名，无疑也是他赢得布衣遗逸赞誉的重要方面。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王士禛公差赴金陵，结交布衣丁胤。丁胤（1585—1673），字继之，少习声伎，久居秦淮，熟知“曲中遗事”。他与江南遗老联系密切，与福清林古度（茂之）交情最深。其“丁家水阁”直至易代之后，依然是名流下榻之所。顺治十三年（1656年），钱谦益金陵就医就曾寓此。此时，丁胤已78岁，暇时导王士禛漫游秦淮，为其详述当年秦淮旧事，这成为王士禛写《秦淮杂诗》的绝好素材。也正是在丁氏水阁，王士禛见到钱谦益的诗作，才援笔相和，成为后来结交钱谦益的重要诱因。是年三月底，丁胤的好友林古度前来拜访王士禛。林古度（1580—1666），字那子，一字茂之，福建福清人，久寓金陵，以遗老为世所重。林古度时年已82岁，在江东遗逸中颇具影响，王士禛与他交往，对于他赢得江东遗民的普遍认同有着重要作用。
王士禛对所交的江东遗老极为谦敬。如老诗人杜濬（1611—1687），论诗极严，于时人多所诋诃。尝侨居金陵，屡过广陵。康熙三年（1664年）冬，王士禛拜访他，清言竟日。（《渔洋诗话》）再如，老诗人邵潜（1581—1665），性格傲僻，不谐于俗，好谩骂人，人多恶之。康熙四年（1665年）王士禛见他时他已85岁，只身侨居如皋县，贫困交加，还常受官吏欺凌。王士禛专程前往拜访，这令邵潜大为感动，具果蔌留王士禛饮酒。县令得知王士禛对邵潜如此敬重后，立即免除了他的徭役。（《池北偶谈》卷十八）王士禛与这些穷困年老的诗人平易交往，无贵家子弟习气，亦无官架子，这无疑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王士禛在扬州结交遗逸的重要活动就是大事雅集酬唱。如康熙元年（1662年）的“红桥唱和”，与会者有袁于令、杜濬、邱象随、蒋阶、朱克生、张养重、刘梁嵩、陈允衡、陈维崧等人。他的名句“绿杨城郭是扬州”即作于此时。康熙三年（1664年），王士禛再次修禊红桥。这次林古度以85岁高龄渡江来扬州参加这一雅集，与会者有杜濬、孙枝蔚、张祖望等人。这次“冶春诗唱和”标志着王士禛已完全取得了江东遗逸诗人的首肯。康熙四年（1665年），王士禛公事赴如皋，他拜访了冒襄。在冒襄的水绘园又进行了“水绘园修禊”。与会者有邵潜、陈维崧、冒襄及其子冒禾书、冒丹书，还有太仓毛师柱以及如皋名诗人许嗣隆。杜濬因迟到一日，没赶上唱和，有人问他王士禛的诗如何。杜濬回答：“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池北偶谈》）足见此时的王士禛在遗民圈子中的地位。
王士禛在《居易录》（卷五）中说：“庚子之官扬州，扬州衣冠辐凑，论交遍四方，又数之金陵、姑苏、毗陵，所至多文章之友，从游者亦众。”扬州五年，王士禛广结遗逸，广事雅集，使自己成为江南诗坛的核心人物，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为他日后走向诗坛盟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奖掖后进，领袖诗坛
王士禛于康熙四年（1665年）离扬州北上京师，此后仕途基本顺利，累官至刑部尚书。王士禛在其《居易录》中曾记述其居官京师酬唱之友的名单，书中云：
甲辰迁礼部，与翰林李检讨（天馥）湘北（兵部尚书）、陈检讨（廷敬）子端（左都御史）、台中董御使（文骥）玉虬，洎梁、刘、汪、程辈，切靡为诗歌古文，而合肥龚端毅公芝麓方为尚书，为之职志。己酉奉使淮浦，庚戌冬入都，会考功兄再官吏部，莱阳宋按察（琬）玉叔、嘉善曹讲学（尔堪）子顾、宣城施参议（闰章）尚白（翰林侍读）、华亭沈副使（荃）贞蕤（翰林院侍读学士，加礼部侍郎，谥文恪）皆集京师，与予兄弟暨李、陈诸子，为诗文之会。（《居易录》卷五）
王士禛所开示的这一交游名单多为其同辈或年资稍长者。而其京师交游中门人后进亦复众多。王士禛好奖掖提携，汲引后进，一篇之长，一句之善，辄称说不去口，从而以其誉扬而成名者不可胜数。于是“王门弟子”如云如潮，遍布京师。
康熙十六年（1677年），王士禛在其京邸亲定《十子诗略》，刻于京师。所选十子者计有宋荦、王又旦、曹贞吉、颜光敏、叶封、田雯、谢重辉、丁炜、曹禾、汪懋麟，人称“金台十子”。“十子”中于王士禛或为下属或称弟子，年龄均小于王士禛。从籍贯来看山东居其四，无疑“金台十子”是王士禛在京师诗坛声势颇壮的羽翼之群。除“十子”外，被王士禛称作“门人”而声名著于时的尚有洪昇、蒋景祁、宋至（宋荦之子）、周彝、何世璂、查嗣瑮（后改名慎行）、吴雯、阎咏（阎若璩之子）、魏坤、顾嗣协、陈奕僖、朱载震、彭始搏、汪洪度、汪征远、江闿、朱缃、靳熊封、林麟焻、吴陈琰、蒋仁锡等，这些人均是活跃在康熙诗坛的各个层面的文化名流，王士禛以师长身份，成为他们拥护的核心人物。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以王士禛诗文兼优，由部曹改授词臣，两年之后迁国子监祭酒，这使他领袖康熙诗坛赢得了政治基础。自此，高张“神韵”大纛的神韵诗派成为康熙诗坛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