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五年（1658年）春，王士禛又公车赴京，参加殿试考试。殿试名义上是由皇帝主持，并任命阅卷大臣、读卷大臣，协助皇帝评阅试卷。出榜分为三甲，一甲只有状元、榜眼、探花三名，二甲有若干人，三甲也若干人。王士禛顺利通过殿试，因成绩不高，仅得二甲三十六名。在王士禛准备馆选授职之际，四月二十日，顺治帝诏谕吏部：
设科取士，原为授官治民，同一进士，顿分内外，未习民事，遽任内职，未为得当。今科进士，除选取庶吉士外，二甲三甲俱著除授外官，遇京官有缺，择其称职者升补，永著为例。（《清实录·世祖》卷一一六）
王士禛名在二甲，按惯例本可留京任职，因顺治帝这一改革授官制度的谕旨，则须外放为地方官。直接参与地方政务，处理黎庶民事，较之留任京官，往往为知识分子所不喜，士禛心态更是如此。他联想到顺治十二年伯兄西樵不得馆选的难堪情景，便在《即事作二首》诗中，怅然地说：“顾已惭通隐，浮沉莫更论”，“终当与啸父，天路试相寻”，充分透露了意愿未能满足，志向郁郁未伸的失落与烦恼。是年，他因观政兵部，与汪琬、程可则、邹祗谟及“闽海奇人”许珌等人时相唱和为诗酒之会。至九月，始返新城。
翌年，王士禛因观政待任寓居北京时间较长，他在与老友汪琬、程可则等交游中，又新结交了刘体仁、梁熙、叶方蔼、彭孙遹等。在以诗会友的过程中，开始欲树立“神韵”诗学旗帜，为振兴诗教而努力。
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月，郑成功再次统率大军北征。五月上旬，清朝兵部便连连接到徽、宁诸路战局紧急的情报，在清廷引起巨大震惊，顺治帝对突来之特坏急讯惊慌失措，于南苑召集王公大臣议事，宣布要御驾亲征，并暗中布置一旦失利，放弃北京迁返盛京（今沈阳）的有关事宜。因此，京城内外处于一片惊恐之中，全国上下民心不稳，各地缙绅各自准备欢迎郑军光复大明。在这种朝野惊恐、局势难以预测的情况下，王士禛亦无心顾及诗词，对前途局势陷入了迷茫之中，他久闻前门关帝庙卜签奇特灵验，便前去祈求神灵，为其指点迷津：
京师前门关帝庙签，夙称奇验。予顺治己亥谒选往祈，初得签云：“今君庚甲未亨通，且向江头作钓翁。玉兔重生应发迹，万人头上称英雄。”又云：“玉兔重生当得意，恰如枯木再逢春。尔时殊不解。”（《池北偶谈》卷二十二）
士禛得此大吉卜签后，虽然还不完全理解其验证结果，但毕竟使他迷茫无助的心得到了些慰藉。就在他感时思亲的煎熬中，是年十月末，得到了授任扬州府推官的任命文书。他在庆幸之余，感叹道：“谚云：饮啄皆前定。讵不信夫？”（《池北偶谈》卷二十二）士禛得授扬州推官，按他自己的理想是应验了“且向江头作钓翁”的卜语，因“扬郡濒江，故曰江头也”。这里又是其祖父于明崇祯间任淮扬兵备使的官伐之地，故旧友人较多，祖父在此官箴口碑极好；他与伯兄士禄的一大批同年诗友都是江淮一代望族名流；自己于顺治十四年秋于大明湖吟颂的《秋柳》诗借“神韵”之助，乘人们抚今吊古之思，在他未到扬州之时，便成“元倡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诸名士和作，皆不能及”的先声夺人之势。这诸多因素皆为他出任扬州推官铺垫了道路，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利因素，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对扬州、嘉定等城大屠杀激发出的民族仇恨还没淡化；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北征失败后，清政府把斗争矛头又指向了这里的士绅百姓，大兴牢狱，肆意杀戮，造成此地农市凋敝、经济败落，民心浮动，百姓仇恨清廷官吏。而扬州则是运河与长江交汇的交通要冲，为江北重要商埠，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巨贾富商，尤其是以盐运为业的一批徽籍等地亦商亦儒之士，吸引了大江南北的各类文人，把江淮、扬州一带的文化发展推向了雅俗交融之路。它与江南都会南京仅一江之隔，又与郑成功抗清前线的江浙沿海为邻，有长江水上交通之便利，使这里侨居的明遗文人们下承民意，上结名流。或赴南京城东钟山的明孝陵，以诗长歌当哭，寄托对先朝的缅怀；或潜通海上，联络郑军开展抗清光复明室的斗争，一旦失利，便栖隐扬州四周偏僻的宝应、兴化、如皋诸县，伺机而动。因此，清政府加大了对扬州的治理力度，充实官吏，催讨钱粮，推行“大化维新”，整肃社会，安定民心。王士禛扬州之任表面似乎春风得意，实为受命于危难之中。因此，他的同年汪琬在得知其授任扬州推官后，便作《赠王贻上序》：
新城王子居京师，与其友唱和为诗甚乐也。已就吏部选人为推官有日矣，王子愀然有忧色。客或谓予曰：王子之忧也，忧夫之吏治之故而废其诗也。……王子可以无忧矣，使诚能以清静治之，吾见王子之才必中优，其簿牒必加少，国中之盗贼亦必加衰止，如是而曰不能为诗，吾不信也。（《钝翁类稿》）卷二十四）
自此不难看出王士禛在诗文创作与吏治方面着实作了一定权衡和运筹的思想斗争。
在王士禛离京准备翌春赴扬州推官任时，当时京师诗词盟主、清初燕京诗词推波助澜“辇毂诸公”之首座的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与梁清标（1619—1691，字玉立，号苍岩）、王崇简（字敬哉，宛平人）等人组成了一个为王士禛送行的诗会，示以勉励及支持之情，并把诸诗作联为巨轴，以示热烈气氛。士禛同年汪琬又作《送王进士之扬州序》以示勉励：
诸曹失之，一郡得之，此数十州县之庆也。国家得之，交游失之，此又二三士大夫之憾也。吾友王子贻上，年少而才，即举进士于甲第，当任部主事，而用新令，出为推官扬州，将与吾党别。吾见憾者方在燕市，而庆者已翘足企首相望江淮之间矣。王子勉旃，事上宜敬，接下宜诚，莅事宜慎，用刑宜宽，反是罪也。吾告王子止此矣。朔风初劲，雨雪载途，摇策而行，努力自爱。（《钝翁类稿》）
士禛好友吴绮（字园次，号听翁，一号丰南，又号红豆词人），江南江都（今扬州）人，时官秘书院中书舍人，作《送王阮亭司李维扬序》，以地主之谊表达了家乡人民对士禛的期望：
官名大李，地有垂杨。
呜呼！风雅薄则朋友之道衰；行谊乖而治化之本阙。子之往矣，言修谢傅之甘棠；我且归焉，用访歧公之芍药。（《林蕙堂文集》卷四）
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年）三月，王士禛在父亲与敕相伴下到达扬州。王士禛与扬州知府雷应元（应元，奉天人，荫生）同时到任。雷应元久仰士禛诗名，两人尝在“日了公事，夜接词人”之机，谈诗论艺，十分默契。然而王士禛在接触文人名流及遗民文人方面，却碰到了许多障碍与麻烦。江淮一代毕竟较北方地区更大程度地遭受清军以武力征服带来的血雨兵燹的苦难，此地的文人名流对清政府及供职的官吏心怀仇恨，或以行动，或以口舌，或以笔墨尽情倾泻胸中的怒火。王士禛顺治十四年秋的《秋柳》诗，曾以感怀明王朝灭亡的现实意义，以先声夺人之势在江南引起强烈反响，因那时他身为明仕宦后裔，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他的诗作与人格会有什么不被欢迎的地方。然而此时此景就大不相同了，名流士绅、遗民文人都认为他丧失气节，苟且偷安，而不屑与之为伍。这不得不让王士禛在风雅吏治相结合的实施过程中遇到困难。如昭阳诗派骨干李沂（字子化，一字艾山，号壶庵，江南兴化人，明诸生，入清不仕）非但拒不接见王士禛，还作《湾头虎》诗，讽刺扬州税政如虎狼的恶行。在扬州以卖画为生的顾符稹（字瑟如，号小痴，江南兴化人，工诗善画，得顾虎头、小李将军遗意）也力拒作王士禛清客（咸丰《兴化县志》）。为了达到团结遗民文人的目的，王士禛准备编辑遗民文人诗集，结果也遭到孙豹人等的婉言拒绝。顺治三年（1646年）作《沈渊叹》、《绝粒吟》歌颂吴江周邦彦、周邦穆兄弟抗清自杀事件的余怀（字澹心，号无怀，福建莆田人），侨居南京，交游甚广，声望著于江淮。他优游周旋于草茅野老与显贵名流之间，对清初政治极为不满。因多年仰慕士禛兄弟诗才，顺治十三年（1656年）冬，曾征辑士禛与其伯兄士禄之诗，并结为文字之交。
在当时，余怀是一个极富个性的文人代表。他于明季本无科名，但颇以遗老自居，过从甚密的好友中既有大批著名的遗民文士，又颇多新朝的显宦，大有语压群贤，一呼百应之概。
清初诸大案在江南风波迭起的惊恐之时，加之“海警”告急，郑成功刚退出江、皖腹地的风云莫测时刻，位于大江之北盐商关饷中心的扬州具有极其微妙的政治色彩，王士禛对此洞察入理，他看到广大遗民文人不但是社会上层势力的代表，也是社会稳定举足轻重的关键力量。为了笼络团结这股力量，王士禛根据遗民文人多系诗词作手名家的特点，便利用职务之便建坛立坫，为遗民文人创造展示诗词才华的机会，以便相互交流融洽，结为知己。在这方面，他的同年邹祗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邹祗谟，字士，号程村，江苏武进人。邹氏本系毗陵甲族，“高车驷马，以属长卿得意”之年又甚早，陈维崧回忆说：“忆在庚寅、辛卯间与常州邹、莲游也，文酒之暇，河倾月落，林阑烛暗，两君则起而为小词，方是时天下填词家尚少，而两君独矻矻为之，放笔不休，狼藉旗亭北里间。”（陈维崧《任植斋词序》）凡此可证明邹氏是江淮词人中专心诗词相当早的一个。他还是毗陵与扬州两地词学交流沟通的中介人物，早在顺治初年，他就来往于淮扬一带，所以，曾是吴梅村职帜的“十郡大社”的参加者，实系大江南北词学交流的重要人物。他自顺治十五年（1658年）中进士后，等谒选授职，又因“奏销案”之罣误，一直游扬州王士禛衙中，王士禛因与之联名合编大型词选《倚声初集》；王士禛还支持孙默（字无言，休宁人，客居广陵）汇刻《国朝名家诗馀》。孙默也与邹祗谟一样，为淮扬及邻邑词坛的活动家，“布衣之士有工一诗擅一技者，莫不折节之下。其少旧通籍，或招之亦不往。一时士大夫过淮南者，无不过从”（《王渔洋诗友录·孙默传》）。邹祗谟与孙默各自广泛的社交与词学关系，加之《倚声初集》与《国朝名家诗馀》两书几乎全部包括了“柳州词派”、“广陵词坛”、“毗陵词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岭南词派”、“常州词派”、“京华词苑三绝”、“云间词派”及“西泠十子”等词家，文人互相张扬、鼓动，一时成为广陵文坛的一大盛事。是年八月初，王士禛奉命任江南考官，舟下金陵，晚抵燕子矶，恰逢秋雨初霁，江风萧瑟，江涛喷涌之声与山谷相应答，这极富诗意的境界使王士禛诗思勃发，夜幕昏暗中，他命随从点上火把，登上燕子矶，题《夜登燕子矶》数诗于石壁，兴尽从容而返。“诗传白下，和者凡数十家。”（王晫《今世说》）此次金陵出游诗作虽不及当年《秋柳》诗，然而亦能震撼大江南北，引起诗坛共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士禛已具“气超乎鸿濛之先，味在于酸咸之外”（《居易录》）的“神韵”诗风外，还在于他到任至今，目睹了人民遭受战乱之苦的惨状，自己同情怜悯之心与官吏身份日益矛盾，在两者不好偏废，又不知如何把握分寸的境况下，悲今追昔的浓重情结所致，恰如徐夜评他诗说的“过江南去只言愁”。这情结尽在他这次赴金陵诸诗中宣泄出来，与当地人们忧怨而不敢言说的心情产生了默契与共鸣。“故人今不见，杨柳作秋声。”（《江上寄程昆仑》）“南朝无限伤心史，惆怅秦淮玉笛声。”（《雨后观音门渡江》）“悲慨下霑襟，此意谁当识？”（《夜登燕子矶》）这些诗使江淮士民对他那怀念故国的民族精神有了真切的认识。
清制：乡试定于八月初九日试第一场，十二日试第二场，十五日试第三场。士禛任江南乡试同考官，分校“易二房”，共得盛符升、郭士琦、王立极、吴之颐、王朱玉、孙谦、朱廷献、谢廷爵、崔华、黄裳等门生，皆吴中隽望。其中盛符升（1615—1700），字珍示，江苏昆山人，工诗古文词，康熙三年（1664年）进士，官至侍御史，有《诚斋诗集》。崔华（1632—1693），字不雕，江苏太仓人，以“黄叶声多酒不辞”的佳句著称而得“崔黄叶”之美誉，亦吴梅村目为“直塘一崔”的江南名士，工诗书画，著有《樱桃轩集》。王士禛新得这些高足，个个风流潇洒，才艺佳绝。他们把王士遗拥戴为儒雅循吏，成为主广陵文坛的盟主。前因对王士禛不信任而婉言拒绝士禛编辑遗民诗选之约的陕西三原儒商孙枝蔚（1620—1687，字豹人）也主动登门道歉，士禛不但设宴招待，而且还泼墨挥毫书写一幅字画相赠，孙豹人感激不已，作《赠王贻上》诗：
十载遥看故国云，归心此日缓江。
邗沟景物非清渭，地主风流似右军。
潇洒已叹书法好，清新谁敌赋诗勤。
寻常泥饮遭田父，最喜仁声处处闻。
（《溉堂前集》卷七）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少以诸生负盛名，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鸿博，官翰林检讨，与修《明史》。其骈体文，才力富健，诗风豪放，词尤凌厉光怪，变化若神，著有《湖海楼集》、《迦陵词》等。他曾在为盛符升《南芝堂集序》中，叙述王士禛弟子们探颐索隐研讨诗词艺术的场面：
始庚子、辛丑间，余在维扬，日与王先生阮亭游。时珍示新举省试，出王先生门。一时同出其门者，正求、元式、我建、不雕诸子，皆吴中隽望也。日与览平山堂、红桥诸胜，酒酣乐作，仰而赋诗，颇极杯酒倡酬之盛。
王士禛的高足盛符升、崔华一再请求汇集士禛顺治十三年以来纪年之作，请其伯兄士禄序之，刻于苏州，宣传“神韵”诗学。《阮亭诗选自序》：“友人盛珍示、崔不雕辈请余丙申后纪年之作，雠校而刻之吴中，予不能禁也。……庚子秋日。”广陵士绅遗民及士禛的新科弟子们为他推动诗词改革与振兴，创造了一系列有利条件，促进了士禛整饬诗教、勤政吏治等事业的发展。他在《渔洋文略》中，形容政事、吟咏两者兼顾之况时，说：
顺治庚子仲冬，予病初起，有事南兰陵，八日而返，得游记六、题名七、古近体诗四十，编为一通，曰《过江集》。程子昆仑予畏友也，而得与之乘清宴理游事；……京口三山及招隐，鹤林诸寺，予十年梦寐而不获一至，而得放舟大江，蹑屐幽迹，穷极烟风雪水之变态。斯游也，可谓不徒也。
正是他这种勤政矻咏的作风，与善于应对逆境、永不言败的精神，博得了如吴梅村、江南四才子之一的冒辟疆等名士人望的高度评价：
公实今日之循吏，仁而明，勤而敏，廉而能慎者也。维扬南北一大都会，商与民错处者，百万家。其属邑又多滨海斥卤，民俗呰窳，而无以为生。公至，抚绥有方，慈惠倍至。公又发奸摘伏，决断如神。一时府吏胥徒，举无所上下其手，诸豪亦无敢有所横。可谓不仁乎？（冒辟疆《序考绩》）
顺治十八年（1661年）是王士禛到任扬州的第二年，这一年是江南政治风云恶劣，大案要案接连爆发的非常时期。正月二十九日，顺治帝为钱粮匮乏下谕吏户二部：
钱粮系军国急需，而各省拖欠其多，完解甚少。今后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升转。尔等即会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内拖欠钱粮不完，或应革职，或应降级处分，确议具奏。如将经管钱粮未完之官升转者，拖欠官并该部俱治以作弊之罪。（《清史编年》）
于是，震惊全国的“奏销案”在江南等地爆发。吏、户各部于三月初一日，对直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官员，下达了以征催情况进行升转考评的规定。当时扬州税赋为江南税赋的重点，因而多年积欠数额巨大，为此府州官员被关押入狱者很多。《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中说：
起顺治二年，止十七年，凡二万有奇。本犯已故，辄禁其孥，甚者株连亲族，囹圄填溢。山人初至，见鸠形鹄面，锒铛荷械，大半株连。恻然遣之，曰：“视尔辈皮肉仅存，徒事桁杨何益？自今与尔辈约，吾为尔募代输，不复逮比公庭。其济，则尔诸人之福也；否则，吾以一官殉之。”皆稽首谢去。于是为手疏，自巡盐御史、转运使、扬州道府以下各县为佽助，其十属州县，以案之有无多寡为差。巡盐胡侍御道南文学，复集诸商，庭谕曰：“曩者瓜、仪中海盗之后，告讦纷纷，尔曹有覆窠破卵之危。迄今身家获全，全者，系谁之力？非王公乎？”曰：“然。”“亦曾刑辱汝乎？曾受汝丝粟之乎？曾以汝曹为奇货，媚往来冠盖贵游乎？”曰：“悉无之。”“然则保全两淮元气，以还朝廷者，王公力也。汝曹岂遂忘之乎？”皆顿首曰：“是尸祝而社稷之，既数年矣。曷敢忘？”“今王公疏募代罪人完十六载之积欠，救株累无辜于汤火之中，一时同官于扬者，皆乐为佽助。汝曹宁无意乎？”又顿首曰：“固所愿也。微公言，具藉是以报王公之德于万分一。”于是旬日之间，代输合计万余金。余三千金有奇，请于巡抚中丞张某，疏请豁免。旨既下，悉召罪人于庭曰：“始吾怜尔曹系累之苦，不忍鞭扑。不获已，为募疏代输之举，诚不自意事果济，且如是其速也。今尽释汝。”皆痛哭拜谢而去。于是扬属积欠一清。
王士禛的这一举动比较当时清廷有意抓住欠粮最多的江南苏、松地区，予以严惩，以震慑全国各地的残酷现实，恰为鲜明的反差。扬州士民得王士禛为募清积欠，大有烧香遇佛之感。据江宁巡抚朱国治疏言：
“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属，并溧阳县，未完钱粮文武官绅衿共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名：应照例议处，衙役人等二百五十四名，应严提究拟”。皇帝降旨：“绅衿抗粮殊为可恶，该部照定例严加议处。”其严格程度，据记载：“章下所司，部议不问大僚，不分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现在缙绅，概行降调。”所受处分者，其中乡绅张玉治等二千一百七十一名，生员史顺哲等一万一千三百四十六名，俱降革。（《清史编年》）
其中包括江南地主中王士禛的诗友、同年等著名人士叶方蔼、吴伟业、徐乾学、徐元文、韩菼、汪琬、彭孙遹、宋德宜、邹祗谟等。尽管许多名士后来通过各种途径复官，陆续升迁被重用，但也有一些人被黜后，或因无人提挈，或因经济拮据，从此一蹶不振，再未涉足仕途。“奏销案”唯江南处罚最重。这次打击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此后政府征税比较顺利，即所谓“官乘大创之后，十年并征，人当风鹤之余，输将恐后”。
在与“奏销案”同样棘手的案件中，还有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北伐失败后，顺治帝以“靖寇安民”为名，严格查处宣城、金坛、仪真等沿江军民士绅中参与郑成功军事活动、为郑军提供情报、物资的人员，株连甚众，所有人犯除少数当即正法，以弹压敌人气焰、安定人心外，多数在押待专案人员开庭审结。是年正月，顺治帝派钦差大臣户部侍郎叶成格、刑部侍郎尼满驻江宁，调集各府通判、推官组成专案司衙，审理此案。王士禛以事实为根据，对叶成格、尼满讲：“查无证据者一律释放，诬告攻讦者反坐。”极得钦差大臣的肯定。如金坛的蒋超（1624—1672，字虎臣，顺治丁亥进士，官编修，工书善诗，著有《绥庵集》）与曹宗璠等一大批受株连的无辜者被无罪释放。
王士禛不但秉公执法，同情维护士民利益，还大刀阔斧革除一切陈弊陋习。扬州为风月繁华之地，多年来就有府僚迎春于琼花观的娱乐盛会。迎春盛会以歌妓彩扮骑马在前，引导府僚官轿；由太守及节度使、推官各四人，同知以下二人依次成列，按计划路线进行所谓迎春仪式，仪式完毕，归宴狂饮，并招歌妓演唱侑酒助兴。府中官吏以此从中谋奸取利。在当时扬州积欠国税数万两的情况下，再劳民伤财举办这种“府吏因缘为奸利”的虚荣集会，王士禛对此十分厌恶。他与知府雷应元商议，自此罢除。扬州士民一致赞美此举，譬之当年苏东坡任扬州太守革除牡丹之会，曰王士禛如东坡再世。王士禛在扬州文政兼从，十分繁忙，冒襄在《序考绩》中曾叙述王士禛繁巨的政务说：
广陵为江南剧郡，大吏有疑难事，下之藩皋，藩皋复下之李官。黎明坐堂皇，羽书旁午，征檄雨至。公左右裁答，酬应若流。侍史十余人，手腕告脱。尝以数月完钦件数千。一时齚指，推为神异。夜分入寝食，燃巨烛剖析案牍，不少休。更以其余披览六籍并时辈所著撰。甫辨色，公又出矣。可不谓勤而敏乎？
是年又是王士禛诗词创作的关键时期。正月，他因公事去苏州，过无锡，看梅元墓，宿圣恩寺，在赏览太湖美景时，渔洋山那殊特美妙的美景与他自幼喜好山水的性情互相激荡，诱发起久潜心底的“香林回望好，下界一空濛”、“园绮缅匪遥，逝当返吾真”（《还元阁听雨怀太湖》）的放浪山野的幽思，因自号“渔洋山人”。他在《入吴集自序》中，述说这一心情：
渔洋山在邓尉之南，太湖之滨，与法华诸山相连缀，岩谷幽窅，筇履罕至。登万峰而眺之，阴晴雨雪，烟鬟镜黛，殊特妙好，不可名状。予入山，探梅信，宿圣恩寺还元阁上，与是山朝夕相望，若有夙因，乃自号渔洋山人云。
王士禛此次入吴，在公暇曾差人去著名诗人钱谦益在苏州的别墅探问，准备登门拜谒，然因钱谦益于顺治十六年秋，“八月初八日国姓（郑成功）至崇明，而某将军有伏舰百余在常熟之白茆港。先生（钱谦益）盖夜渡白茆港耳”（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参与了郑成功北征军事活动，此时恰当钦差专案审理此案，钱谦益早隐匿僻乡。因此，士禛未能相遇。是年三月，士禛因公事再赴金陵，馆于张芳之家。张芳（1611—1695，字菊人，号鹿床），顺治九年（1652年）进士，与士禛伯兄士禄为同年，江苏句容人，长期侨居金陵，善诗词，为活跃于南北诗坛的名家（伊丕聪《王渔洋诗友录》）。张芳邻居好友布衣丁胤（字继之），少习声伎，与歙县潘景升、福清林茂之游，出入南曲苑中，及见马湘兰、沙宛诸名姬表演，备悉旧苑风韵。当时丁胤年已78岁，居傍邀笛步，暇时导士禛游秦淮，娓娓述说曲中遗事，成为士禛《秦淮杂诗》的绝妙素材。在石坝街丁氏河房，士禛知道了顺治十三年钱谦益“就医”金陵曾寓居于丁氏河房，又见到了他在顺治十五年留宿时所写《题沈朗倩石崖秋柳小景》：
刻露巉岩石骨愁，两株风柳曳残秋。
分明一段荒寒景，今日钟山古石头。
士禛读之觉浓郁的宋诗味中，满含对弘光南渡事的凄惋哀楚之情，于是援笔赓和：
宫柳烟含六代愁，丝丝畏见冶城秋。
无情画里逢摇落，一夜西风满石头。
士禛诗为唐韵风格，情景无限，神韵悠然，故士禛诗友袁于令见之，戏曰：“忍俊不禁矣。”（《居易录》）牧斋当时还作有《题丁家河房亭子》（《有学集》卷一），王士禛也依韵作了《题丁继之秦淮水阁和牧翁先生韵》、《再题继之水阁》（《阮亭诗选》卷十五）。丁继之为牧斋老友，深知其诗宋味浓郁，今见王士禛诗充溢唐韵，大有从中撮合使唐宋合璧，王钱通好之意，士禛好友冒襄、方文等人亦极力从中斡旋。士禛经过频繁与张芳、丁胤等遗老交谈，从中窥见了牧斋处境险恶与年老体衰无力完成整饬诗教的内心痛苦，这与士禛“神韵”诗学理论一时得不到广泛认可的苦闷心情产生了共鸣，更激发他尽快与牧斋通气的决心。恰逢牧斋外甥方文（1612—1669，字尔止，号嵞山，安徽桐城人，明末诸生，入清，游食四方，卖卜行医为生。诗学白居易，为钱牧斋、吴梅村、施愚山所推许，善抒性灵，而多悲慨。著有《西江游草》、《嵞山集》，其姐丈张秉文曾任明末山东布政使，崇祯十二年清兵攻济南时殉职，与王氏世交笃厚）时游扬州士禛邸舍，遂托他寄书于牧斋，并以诗集为贽。士禛托方文寄去书信与诗集，牧斋很礼貌地作了回信。是年九月二十六日，牧斋八十大寿，丁胤以老友故旧自金陵往贺，言间提起士禛馆邻居张芳之家，并时常谈眷念牧斋，思以文事想商榷，特别是士禛同情江南父老，感怀明室之情。牧斋异常感动，遂认真阅读了士禛的诗集及《丙申诗序》，欣然为作《阮亭诗集序》，又赠士禛五古一首，书于扇面，托丁氏交付。附书云：
丁继之自金陵来，道门下驻节水亭，灯灺酒阑，未常不顾念耄老，思以文事相商榷。以此知东郊老马，犹以识道，动伯主之物色。又重以累世气谊，何敢以衰废自外于门墙？遂力疾草序文一通，托丁老附呈侍史。仆老悖朴学，不善为谀词，翻阅佳什，包孕古今，证响风雅，窃欲以狂澜既倒，望砥柱于高贤。虽言之不文，其意有独至者。序有未尽，又别见于扇头一章。（《钱牧斋先生尺牍》卷一《与王贻上》之四）
牧斋于信中表明了对士禛的无限期望，寄厚望于士禛成为力挽诗坛颓波的中流砥柱。诗序首先追忆了昔日与王象春、文太青、钟惺的交往，对近代诗坛“学古而赝”和“师新而妄”的两种流弊予以抨击，称赞“贻上之诗，文繁理富，衔华佩实，感时之作，恻怆于杜陵；缘情之什，缠绵于义山。其谈艺四言曰典、曰远、曰谐、曰则。沿波讨源，平原之遗则也；截断众流，抒山之微言也；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草堂之金丹大药也。平心易气，耽思旁讯，深知古学之繇来，而于前二人者之为，皆能洮汰其结症，拔除其嘈。思深哉，《小雅》之复作也！微斯人，其谁与归？”言下之意在称许其“神韵”诗论的前提下，已隐然有以诗坛新盟主相许之。末云“余八十昏忘，值贻上代兴之日，向之镞砺知己、用古学劝勉者，今得于亲身见之，岂不有厚幸哉！”更是以老诗坛盟主的身份，诚心诚意地明白交代接班之意。王士禛读了牧斋给他的信、序及五古诗，深感整饬诗教的重担落在了他的肩头。他也不负钱谦益的厚望，在对徐迪功、高苏门二集评次，录为一集的同时，又“取唐律绝句五七言若干卷”，独标“神韵”诗学核心，名为《神韵集》，以授儿子“清远兄弟读之”（《渔洋山人自撰年谱》），扩大其诗学影响，摸索诗学传播经验。王士禛自顺治十三年提出“神韵”诗学观点，直到此时他才得以把“神韵”理论命题进行展开，并用神韵诗论点评了宗元鼎等人诗集。
顺治十八年（1661年）春，士禛以谳事客金陵，居张芳家，听遗老丁胤缕述秦淮旧事。作《秦淮杂诗》，乃属画手绘《青溪遗事》画册，自题《菩萨蛮》八阕，陈其年、彭孙遹、邹祗谟、程可则、董以宁和之。康熙元年（1662年）六月十五日，王士禛与袁于令筹名士泛舟红桥，士禛以常语浅语入词而得神韵清逸之作《浣溪沙·红桥同箨庵、茶村、伯玑、其年、秋崖赋》其一：
北郭青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
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烟芳草旧迷楼。
此诗自然俊丽，耐人寻味，因之“绿杨城郭是扬州”之句“大江南北颇为流传。或有绘为图画者。于是，扬州红桥名斐海内，过扬州者多问红桥”（《王渔洋先生年谱》）。
王士禛选扬州词坛为普及传播“神韵”诗词理论的突破口，还有着扬州特殊的地理位置方面的因素，在他眼中，扬州已不单纯是个风光可人的绿杨城郭，或朝舞暮歌的烟花之地，它还蕴藉着历史的余韵流风，残留着宋词营构的艺术氛围。对于具有良好修养的他来说，这里的古迹、名胜，乃至一点隐约的遗迹、传说都会引发他的感触，令他玩味、怀恋这些“诗余之人”。在这引起足以决定诗余存亡的人中，论人望、才华、不俗的胸襟、对词学的浓厚兴趣，士禛成为广陵词坛的核心人物。
王士禛自幼受家学门风之教，“忠勤报国”是他入仕宦游的唯一目标，他在扬州五年，“完大案八十有三”。他勤政廉明，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以数月时间审完数百案件，不留片牍，审案既迅速又慎重。他所断谳因多系钦办大案，要经刑部的审核和批示，为此时常面临着稍有不慎，就会有降职和处罚的危险，但他依然清正严谨，不畏强权，不循情枉法，“每断谳必多方以生”，“否则，吾以一官殉之”。大义凛然，勇冒风险，其母孙夫人常勉励他说：“人命至关重要，你要存心公正宽恕，至于升官与降职那是小事，不必过分计较。”士禛遵家教奉母命，“以和平养士气，以宽大持国体”作为做官执政原则，如他在顺治八年（1651年）乡试时，已内定解元，却因试官丘县县令李应轸恳请，将其调换置为第六名。他任扬州推官日，李以兵部主事告老归家，年八十余，其子屡次遭受高邮州役的刁难和欺凌，官司到了士禛手上，李忆前之乡试之情节，十分害怕士禛以前嫌报复，但士禛却极力保护其子，而痛惩州役，并告诫州守吴之俊，以李公致政家居，应予必要的关照。李应珍感动得老泪纵横。士禛一贯以不计前嫌，与人为善，报德不蓄怨的态度待人处事，从而使他官箴威信与日俱增，极得东南人士好评，名士遗老争相交游，冒襄在《序考绩》中评价士禛说：
公素性淡约，事两亲最孝。迎养法曹，聚百顺以事之。临莅之谨，恪守庭训。日食蔬菜一二器，不妄费县官一钱。邗沟为南北咽喉，贵人之至者，津吏日以百十告公。河干一谒而已，他无所进。又公文章结纳遍天下。客之访平山堂、唐昌观者，日以接踵。公诗酒流连，曲尽款洽。客相对永日，亦终不忍于以私。公尝有一莫逆，至临别，公曰：“愧官贫无以长者寿，署有十鹤，敬赠其二，志素交也。”（此汪钝庵、叶讱庵事，载见二公集）客大喜，载之而去。可不谓廉而慎乎？
王士禛一年轻新科进士，首任扬州繁华之地，即能廉洁自律，政绩卓著，体现了传统文化与“忠勤报国”家教的内涵与灵魂所在。《清史列传·王士禛传》载王士禛因仕扬奉职最勤，而受当事举荐入京官：
十六年，授扬州府推官。圣祖仁皇帝康熙三年，总督郎廷佐、巡抚张尚贤疏荐其品端才敏，奉职最勤。总河朱之锡亦委盘河库、综覆精详、协助堤工、剔除蠹弊疏荐。下部叙录，内升礼部主事，迁本部员外郎。
康熙四年（1665年）正月，王士禛与邵潜、冒襄、谷梁禾、冒青若、毛亦史、许山涛、陈其年举“水绘园修禊诗会”，士禛作七言古诗十章，得到诗老杜濬的“酒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的高度评价，把王士禛“神韵”诗风调之中，内含雄浑豪健之力，刻画得惟妙惟肖。是年七月，卸扬州推官之任的王士禛，准备登舟北行入京，七夕日，杜濬等名士依依不舍，集于禅智寺，硕揆禅师举行送别“禅智唱和诗会”，《渔洋诗话》云：
乙巳七夕，余北上京师，诸人祖于禅智寺，即席赋五言，茶村（杜濬）有句云：“记逢人日雪，造我吟穷愁。”谓此也。
士禛在扬州五年，洁身自好，“不名一钱，急装时，唯图书数十箧”。他自己曾在诗中诉说他以韩愈、苏东坡等人为师范楷模，除把扬州作为一名清廉官吏走向仕途通达的发祥地和起始点外，还结交了一群布衣朋友，饱览了大江南北“诗词之乡”的无限风光，而随身带走的仅是千卷图书万首诗词：
可使文人有愧辞，韩欧坡老是吾师。
四年只饮邗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
第二节 扬州岁月
顺治十五年（1658年）春，王士禛又公车赴京，参加殿试考试。殿试名义上是由皇帝主持，并任命阅卷大臣、读卷大臣，协助皇帝评阅试卷。出榜分为三甲，一甲只有状元、榜眼、探花三名，二甲有若干人，三甲也若干人。王士禛顺利通过殿试，因成绩不高，仅得二甲三十六名。在王士禛准备馆选授职之际，四月二十日，顺治帝诏谕吏部：
设科取士，原为授官治民，同一进士，顿分内外，未习民事，遽任内职，未为得当。今科进士，除选取庶吉士外，二甲三甲俱著除授外官，遇京官有缺，择其称职者升补，永著为例。（《清实录·世祖》卷一一六）
王士禛名在二甲，按惯例本可留京任职，因顺治帝这一改革授官制度的谕旨，则须外放为地方官。直接参与地方政务，处理黎庶民事，较之留任京官，往往为知识分子所不喜，士禛心态更是如此。他联想到顺治十二年伯兄西樵不得馆选的难堪情景，便在《即事作二首》诗中，怅然地说：“顾已惭通隐，浮沉莫更论”，“终当与啸父，天路试相寻”，充分透露了意愿未能满足，志向郁郁未伸的失落与烦恼。是年，他因观政兵部，与汪琬、程可则、邹祗谟及“闽海奇人”许珌等人时相唱和为诗酒之会。至九月，始返新城。
翌年，王士禛因观政待任寓居北京时间较长，他在与老友汪琬、程可则等交游中，又新结交了刘体仁、梁熙、叶方蔼、彭孙遹等。在以诗会友的过程中，开始欲树立“神韵”诗学旗帜，为振兴诗教而努力。
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月，郑成功再次统率大军北征。五月上旬，清朝兵部便连连接到徽、宁诸路战局紧急的情报，在清廷引起巨大震惊，顺治帝对突来之特坏急讯惊慌失措，于南苑召集王公大臣议事，宣布要御驾亲征，并暗中布置一旦失利，放弃北京迁返盛京（今沈阳）的有关事宜。因此，京城内外处于一片惊恐之中，全国上下民心不稳，各地缙绅各自准备欢迎郑军光复大明。在这种朝野惊恐、局势难以预测的情况下，王士禛亦无心顾及诗词，对前途局势陷入了迷茫之中，他久闻前门关帝庙卜签奇特灵验，便前去祈求神灵，为其指点迷津：
京师前门关帝庙签，夙称奇验。予顺治己亥谒选往祈，初得签云：“今君庚甲未亨通，且向江头作钓翁。玉兔重生应发迹，万人头上称英雄。”又云：“玉兔重生当得意，恰如枯木再逢春。尔时殊不解。”（《池北偶谈》卷二十二）
士禛得此大吉卜签后，虽然还不完全理解其验证结果，但毕竟使他迷茫无助的心得到了些慰藉。就在他感时思亲的煎熬中，是年十月末，得到了授任扬州府推官的任命文书。他在庆幸之余，感叹道：“谚云：饮啄皆前定。讵不信夫？”（《池北偶谈》卷二十二）士禛得授扬州推官，按他自己的理想是应验了“且向江头作钓翁”的卜语，因“扬郡濒江，故曰江头也”。这里又是其祖父于明崇祯间任淮扬兵备使的官伐之地，故旧友人较多，祖父在此官箴口碑极好；他与伯兄士禄的一大批同年诗友都是江淮一代望族名流；自己于顺治十四年秋于大明湖吟颂的《秋柳》诗借“神韵”之助，乘人们抚今吊古之思，在他未到扬州之时，便成“元倡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诸名士和作，皆不能及”的先声夺人之势。这诸多因素皆为他出任扬州推官铺垫了道路，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利因素，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对扬州、嘉定等城大屠杀激发出的民族仇恨还没淡化；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北征失败后，清政府把斗争矛头又指向了这里的士绅百姓，大兴牢狱，肆意杀戮，造成此地农市凋敝、经济败落，民心浮动，百姓仇恨清廷官吏。而扬州则是运河与长江交汇的交通要冲，为江北重要商埠，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巨贾富商，尤其是以盐运为业的一批徽籍等地亦商亦儒之士，吸引了大江南北的各类文人，把江淮、扬州一带的文化发展推向了雅俗交融之路。它与江南都会南京仅一江之隔，又与郑成功抗清前线的江浙沿海为邻，有长江水上交通之便利，使这里侨居的明遗文人们下承民意，上结名流。或赴南京城东钟山的明孝陵，以诗长歌当哭，寄托对先朝的缅怀；或潜通海上，联络郑军开展抗清光复明室的斗争，一旦失利，便栖隐扬州四周偏僻的宝应、兴化、如皋诸县，伺机而动。因此，清政府加大了对扬州的治理力度，充实官吏，催讨钱粮，推行“大化维新”，整肃社会，安定民心。王士禛扬州之任表面似乎春风得意，实为受命于危难之中。因此，他的同年汪琬在得知其授任扬州推官后，便作《赠王贻上序》：
新城王子居京师，与其友唱和为诗甚乐也。已就吏部选人为推官有日矣，王子愀然有忧色。客或谓予曰：王子之忧也，忧夫之吏治之故而废其诗也。……王子可以无忧矣，使诚能以清静治之，吾见王子之才必中优，其簿牒必加少，国中之盗贼亦必加衰止，如是而曰不能为诗，吾不信也。（《钝翁类稿》）卷二十四）
自此不难看出王士禛在诗文创作与吏治方面着实作了一定权衡和运筹的思想斗争。
在王士禛离京准备翌春赴扬州推官任时，当时京师诗词盟主、清初燕京诗词推波助澜“辇毂诸公”之首座的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与梁清标（1619—1691，字玉立，号苍岩）、王崇简（字敬哉，宛平人）等人组成了一个为王士禛送行的诗会，示以勉励及支持之情，并把诸诗作联为巨轴，以示热烈气氛。士禛同年汪琬又作《送王进士之扬州序》以示勉励：
诸曹失之，一郡得之，此数十州县之庆也。国家得之，交游失之，此又二三士大夫之憾也。吾友王子贻上，年少而才，即举进士于甲第，当任部主事，而用新令，出为推官扬州，将与吾党别。吾见憾者方在燕市，而庆者已翘足企首相望江淮之间矣。王子勉旃，事上宜敬，接下宜诚，莅事宜慎，用刑宜宽，反是罪也。吾告王子止此矣。朔风初劲，雨雪载途，摇策而行，努力自爱。（《钝翁类稿》）
士禛好友吴绮（字园次，号听翁，一号丰南，又号红豆词人），江南江都（今扬州）人，时官秘书院中书舍人，作《送王阮亭司李维扬序》，以地主之谊表达了家乡人民对士禛的期望：
官名大李，地有垂杨。
呜呼！风雅薄则朋友之道衰；行谊乖而治化之本阙。子之往矣，言修谢傅之甘棠；我且归焉，用访歧公之芍药。（《林蕙堂文集》卷四）
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年）三月，王士禛在父亲与敕相伴下到达扬州。王士禛与扬州知府雷应元（应元，奉天人，荫生）同时到任。雷应元久仰士禛诗名，两人尝在“日了公事，夜接词人”之机，谈诗论艺，十分默契。然而王士禛在接触文人名流及遗民文人方面，却碰到了许多障碍与麻烦。江淮一代毕竟较北方地区更大程度地遭受清军以武力征服带来的血雨兵燹的苦难，此地的文人名流对清政府及供职的官吏心怀仇恨，或以行动，或以口舌，或以笔墨尽情倾泻胸中的怒火。王士禛顺治十四年秋的《秋柳》诗，曾以感怀明王朝灭亡的现实意义，以先声夺人之势在江南引起强烈反响，因那时他身为明仕宦后裔，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他的诗作与人格会有什么不被欢迎的地方。然而此时此景就大不相同了，名流士绅、遗民文人都认为他丧失气节，苟且偷安，而不屑与之为伍。这不得不让王士禛在风雅吏治相结合的实施过程中遇到困难。如昭阳诗派骨干李沂（字子化，一字艾山，号壶庵，江南兴化人，明诸生，入清不仕）非但拒不接见王士禛，还作《湾头虎》诗，讽刺扬州税政如虎狼的恶行。在扬州以卖画为生的顾符稹（字瑟如，号小痴，江南兴化人，工诗善画，得顾虎头、小李将军遗意）也力拒作王士禛清客（咸丰《兴化县志》）。为了达到团结遗民文人的目的，王士禛准备编辑遗民文人诗集，结果也遭到孙豹人等的婉言拒绝。顺治三年（1646年）作《沈渊叹》、《绝粒吟》歌颂吴江周邦彦、周邦穆兄弟抗清自杀事件的余怀（字澹心，号无怀，福建莆田人），侨居南京，交游甚广，声望著于江淮。他优游周旋于草茅野老与显贵名流之间，对清初政治极为不满。因多年仰慕士禛兄弟诗才，顺治十三年（1656年）冬，曾征辑士禛与其伯兄士禄之诗，并结为文字之交。
在当时，余怀是一个极富个性的文人代表。他于明季本无科名，但颇以遗老自居，过从甚密的好友中既有大批著名的遗民文士，又颇多新朝的显宦，大有语压群贤，一呼百应之概。
清初诸大案在江南风波迭起的惊恐之时，加之“海警”告急，郑成功刚退出江、皖腹地的风云莫测时刻，位于大江之北盐商关饷中心的扬州具有极其微妙的政治色彩，王士禛对此洞察入理，他看到广大遗民文人不但是社会上层势力的代表，也是社会稳定举足轻重的关键力量。为了笼络团结这股力量，王士禛根据遗民文人多系诗词作手名家的特点，便利用职务之便建坛立坫，为遗民文人创造展示诗词才华的机会，以便相互交流融洽，结为知己。在这方面，他的同年邹祗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邹祗谟，字士，号程村，江苏武进人。邹氏本系毗陵甲族，“高车驷马，以属长卿得意”之年又甚早，陈维崧回忆说：“忆在庚寅、辛卯间与常州邹、莲游也，文酒之暇，河倾月落，林阑烛暗，两君则起而为小词，方是时天下填词家尚少，而两君独矻矻为之，放笔不休，狼藉旗亭北里间。”（陈维崧《任植斋词序》）凡此可证明邹氏是江淮词人中专心诗词相当早的一个。他还是毗陵与扬州两地词学交流沟通的中介人物，早在顺治初年，他就来往于淮扬一带，所以，曾是吴梅村职帜的“十郡大社”的参加者，实系大江南北词学交流的重要人物。他自顺治十五年（1658年）中进士后，等谒选授职，又因“奏销案”之罣误，一直游扬州王士禛衙中，王士禛因与之联名合编大型词选《倚声初集》；王士禛还支持孙默（字无言，休宁人，客居广陵）汇刻《国朝名家诗馀》。孙默也与邹祗谟一样，为淮扬及邻邑词坛的活动家，“布衣之士有工一诗擅一技者，莫不折节之下。其少旧通籍，或招之亦不往。一时士大夫过淮南者，无不过从”（《王渔洋诗友录·孙默传》）。邹祗谟与孙默各自广泛的社交与词学关系，加之《倚声初集》与《国朝名家诗馀》两书几乎全部包括了“柳州词派”、“广陵词坛”、“毗陵词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岭南词派”、“常州词派”、“京华词苑三绝”、“云间词派”及“西泠十子”等词家，文人互相张扬、鼓动，一时成为广陵文坛的一大盛事。是年八月初，王士禛奉命任江南考官，舟下金陵，晚抵燕子矶，恰逢秋雨初霁，江风萧瑟，江涛喷涌之声与山谷相应答，这极富诗意的境界使王士禛诗思勃发，夜幕昏暗中，他命随从点上火把，登上燕子矶，题《夜登燕子矶》数诗于石壁，兴尽从容而返。“诗传白下，和者凡数十家。”（王晫《今世说》）此次金陵出游诗作虽不及当年《秋柳》诗，然而亦能震撼大江南北，引起诗坛共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士禛已具“气超乎鸿濛之先，味在于酸咸之外”（《居易录》）的“神韵”诗风外，还在于他到任至今，目睹了人民遭受战乱之苦的惨状，自己同情怜悯之心与官吏身份日益矛盾，在两者不好偏废，又不知如何把握分寸的境况下，悲今追昔的浓重情结所致，恰如徐夜评他诗说的“过江南去只言愁”。这情结尽在他这次赴金陵诸诗中宣泄出来，与当地人们忧怨而不敢言说的心情产生了默契与共鸣。“故人今不见，杨柳作秋声。”（《江上寄程昆仑》）“南朝无限伤心史，惆怅秦淮玉笛声。”（《雨后观音门渡江》）“悲慨下霑襟，此意谁当识？”（《夜登燕子矶》）这些诗使江淮士民对他那怀念故国的民族精神有了真切的认识。
清制：乡试定于八月初九日试第一场，十二日试第二场，十五日试第三场。士禛任江南乡试同考官，分校“易二房”，共得盛符升、郭士琦、王立极、吴之颐、王朱玉、孙谦、朱廷献、谢廷爵、崔华、黄裳等门生，皆吴中隽望。其中盛符升（1615—1700），字珍示，江苏昆山人，工诗古文词，康熙三年（1664年）进士，官至侍御史，有《诚斋诗集》。崔华（1632—1693），字不雕，江苏太仓人，以“黄叶声多酒不辞”的佳句著称而得“崔黄叶”之美誉，亦吴梅村目为“直塘一崔”的江南名士，工诗书画，著有《樱桃轩集》。王士禛新得这些高足，个个风流潇洒，才艺佳绝。他们把王士遗拥戴为儒雅循吏，成为主广陵文坛的盟主。前因对王士禛不信任而婉言拒绝士禛编辑遗民诗选之约的陕西三原儒商孙枝蔚（1620—1687，字豹人）也主动登门道歉，士禛不但设宴招待，而且还泼墨挥毫书写一幅字画相赠，孙豹人感激不已，作《赠王贻上》诗：
十载遥看故国云，归心此日缓江。
邗沟景物非清渭，地主风流似右军。
潇洒已叹书法好，清新谁敌赋诗勤。
寻常泥饮遭田父，最喜仁声处处闻。
（《溉堂前集》卷七）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少以诸生负盛名，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鸿博，官翰林检讨，与修《明史》。其骈体文，才力富健，诗风豪放，词尤凌厉光怪，变化若神，著有《湖海楼集》、《迦陵词》等。他曾在为盛符升《南芝堂集序》中，叙述王士禛弟子们探颐索隐研讨诗词艺术的场面：
始庚子、辛丑间，余在维扬，日与王先生阮亭游。时珍示新举省试，出王先生门。一时同出其门者，正求、元式、我建、不雕诸子，皆吴中隽望也。日与览平山堂、红桥诸胜，酒酣乐作，仰而赋诗，颇极杯酒倡酬之盛。
王士禛的高足盛符升、崔华一再请求汇集士禛顺治十三年以来纪年之作，请其伯兄士禄序之，刻于苏州，宣传“神韵”诗学。《阮亭诗选自序》：“友人盛珍示、崔不雕辈请余丙申后纪年之作，雠校而刻之吴中，予不能禁也。……庚子秋日。”广陵士绅遗民及士禛的新科弟子们为他推动诗词改革与振兴，创造了一系列有利条件，促进了士禛整饬诗教、勤政吏治等事业的发展。他在《渔洋文略》中，形容政事、吟咏两者兼顾之况时，说：
顺治庚子仲冬，予病初起，有事南兰陵，八日而返，得游记六、题名七、古近体诗四十，编为一通，曰《过江集》。程子昆仑予畏友也，而得与之乘清宴理游事；……京口三山及招隐，鹤林诸寺，予十年梦寐而不获一至，而得放舟大江，蹑屐幽迹，穷极烟风雪水之变态。斯游也，可谓不徒也。
正是他这种勤政矻咏的作风，与善于应对逆境、永不言败的精神，博得了如吴梅村、江南四才子之一的冒辟疆等名士人望的高度评价：
公实今日之循吏，仁而明，勤而敏，廉而能慎者也。维扬南北一大都会，商与民错处者，百万家。其属邑又多滨海斥卤，民俗呰窳，而无以为生。公至，抚绥有方，慈惠倍至。公又发奸摘伏，决断如神。一时府吏胥徒，举无所上下其手，诸豪亦无敢有所横。可谓不仁乎？（冒辟疆《序考绩》）
顺治十八年（1661年）是王士禛到任扬州的第二年，这一年是江南政治风云恶劣，大案要案接连爆发的非常时期。正月二十九日，顺治帝为钱粮匮乏下谕吏户二部：
钱粮系军国急需，而各省拖欠其多，完解甚少。今后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升转。尔等即会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内拖欠钱粮不完，或应革职，或应降级处分，确议具奏。如将经管钱粮未完之官升转者，拖欠官并该部俱治以作弊之罪。（《清史编年》）
于是，震惊全国的“奏销案”在江南等地爆发。吏、户各部于三月初一日，对直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官员，下达了以征催情况进行升转考评的规定。当时扬州税赋为江南税赋的重点，因而多年积欠数额巨大，为此府州官员被关押入狱者很多。《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中说：
起顺治二年，止十七年，凡二万有奇。本犯已故，辄禁其孥，甚者株连亲族，囹圄填溢。山人初至，见鸠形鹄面，锒铛荷械，大半株连。恻然遣之，曰：“视尔辈皮肉仅存，徒事桁杨何益？自今与尔辈约，吾为尔募代输，不复逮比公庭。其济，则尔诸人之福也；否则，吾以一官殉之。”皆稽首谢去。于是为手疏，自巡盐御史、转运使、扬州道府以下各县为佽助，其十属州县，以案之有无多寡为差。巡盐胡侍御道南文学，复集诸商，庭谕曰：“曩者瓜、仪中海盗之后，告讦纷纷，尔曹有覆窠破卵之危。迄今身家获全，全者，系谁之力？非王公乎？”曰：“然。”“亦曾刑辱汝乎？曾受汝丝粟之乎？曾以汝曹为奇货，媚往来冠盖贵游乎？”曰：“悉无之。”“然则保全两淮元气，以还朝廷者，王公力也。汝曹岂遂忘之乎？”皆顿首曰：“是尸祝而社稷之，既数年矣。曷敢忘？”“今王公疏募代罪人完十六载之积欠，救株累无辜于汤火之中，一时同官于扬者，皆乐为佽助。汝曹宁无意乎？”又顿首曰：“固所愿也。微公言，具藉是以报王公之德于万分一。”于是旬日之间，代输合计万余金。余三千金有奇，请于巡抚中丞张某，疏请豁免。旨既下，悉召罪人于庭曰：“始吾怜尔曹系累之苦，不忍鞭扑。不获已，为募疏代输之举，诚不自意事果济，且如是其速也。今尽释汝。”皆痛哭拜谢而去。于是扬属积欠一清。
王士禛的这一举动比较当时清廷有意抓住欠粮最多的江南苏、松地区，予以严惩，以震慑全国各地的残酷现实，恰为鲜明的反差。扬州士民得王士禛为募清积欠，大有烧香遇佛之感。据江宁巡抚朱国治疏言：
“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属，并溧阳县，未完钱粮文武官绅衿共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名：应照例议处，衙役人等二百五十四名，应严提究拟”。皇帝降旨：“绅衿抗粮殊为可恶，该部照定例严加议处。”其严格程度，据记载：“章下所司，部议不问大僚，不分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现在缙绅，概行降调。”所受处分者，其中乡绅张玉治等二千一百七十一名，生员史顺哲等一万一千三百四十六名，俱降革。（《清史编年》）
其中包括江南地主中王士禛的诗友、同年等著名人士叶方蔼、吴伟业、徐乾学、徐元文、韩菼、汪琬、彭孙遹、宋德宜、邹祗谟等。尽管许多名士后来通过各种途径复官，陆续升迁被重用，但也有一些人被黜后，或因无人提挈，或因经济拮据，从此一蹶不振，再未涉足仕途。“奏销案”唯江南处罚最重。这次打击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此后政府征税比较顺利，即所谓“官乘大创之后，十年并征，人当风鹤之余，输将恐后”。
在与“奏销案”同样棘手的案件中，还有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北伐失败后，顺治帝以“靖寇安民”为名，严格查处宣城、金坛、仪真等沿江军民士绅中参与郑成功军事活动、为郑军提供情报、物资的人员，株连甚众，所有人犯除少数当即正法，以弹压敌人气焰、安定人心外，多数在押待专案人员开庭审结。是年正月，顺治帝派钦差大臣户部侍郎叶成格、刑部侍郎尼满驻江宁，调集各府通判、推官组成专案司衙，审理此案。王士禛以事实为根据，对叶成格、尼满讲：“查无证据者一律释放，诬告攻讦者反坐。”极得钦差大臣的肯定。如金坛的蒋超（1624—1672，字虎臣，顺治丁亥进士，官编修，工书善诗，著有《绥庵集》）与曹宗璠等一大批受株连的无辜者被无罪释放。
王士禛不但秉公执法，同情维护士民利益，还大刀阔斧革除一切陈弊陋习。扬州为风月繁华之地，多年来就有府僚迎春于琼花观的娱乐盛会。迎春盛会以歌妓彩扮骑马在前，引导府僚官轿；由太守及节度使、推官各四人，同知以下二人依次成列，按计划路线进行所谓迎春仪式，仪式完毕，归宴狂饮，并招歌妓演唱侑酒助兴。府中官吏以此从中谋奸取利。在当时扬州积欠国税数万两的情况下，再劳民伤财举办这种“府吏因缘为奸利”的虚荣集会，王士禛对此十分厌恶。他与知府雷应元商议，自此罢除。扬州士民一致赞美此举，譬之当年苏东坡任扬州太守革除牡丹之会，曰王士禛如东坡再世。王士禛在扬州文政兼从，十分繁忙，冒襄在《序考绩》中曾叙述王士禛繁巨的政务说：
广陵为江南剧郡，大吏有疑难事，下之藩皋，藩皋复下之李官。黎明坐堂皇，羽书旁午，征檄雨至。公左右裁答，酬应若流。侍史十余人，手腕告脱。尝以数月完钦件数千。一时齚指，推为神异。夜分入寝食，燃巨烛剖析案牍，不少休。更以其余披览六籍并时辈所著撰。甫辨色，公又出矣。可不谓勤而敏乎？
是年又是王士禛诗词创作的关键时期。正月，他因公事去苏州，过无锡，看梅元墓，宿圣恩寺，在赏览太湖美景时，渔洋山那殊特美妙的美景与他自幼喜好山水的性情互相激荡，诱发起久潜心底的“香林回望好，下界一空濛”、“园绮缅匪遥，逝当返吾真”（《还元阁听雨怀太湖》）的放浪山野的幽思，因自号“渔洋山人”。他在《入吴集自序》中，述说这一心情：
渔洋山在邓尉之南，太湖之滨，与法华诸山相连缀，岩谷幽窅，筇履罕至。登万峰而眺之，阴晴雨雪，烟鬟镜黛，殊特妙好，不可名状。予入山，探梅信，宿圣恩寺还元阁上，与是山朝夕相望，若有夙因，乃自号渔洋山人云。
王士禛此次入吴，在公暇曾差人去著名诗人钱谦益在苏州的别墅探问，准备登门拜谒，然因钱谦益于顺治十六年秋，“八月初八日国姓（郑成功）至崇明，而某将军有伏舰百余在常熟之白茆港。先生（钱谦益）盖夜渡白茆港耳”（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参与了郑成功北征军事活动，此时恰当钦差专案审理此案，钱谦益早隐匿僻乡。因此，士禛未能相遇。是年三月，士禛因公事再赴金陵，馆于张芳之家。张芳（1611—1695，字菊人，号鹿床），顺治九年（1652年）进士，与士禛伯兄士禄为同年，江苏句容人，长期侨居金陵，善诗词，为活跃于南北诗坛的名家（伊丕聪《王渔洋诗友录》）。张芳邻居好友布衣丁胤（字继之），少习声伎，与歙县潘景升、福清林茂之游，出入南曲苑中，及见马湘兰、沙宛诸名姬表演，备悉旧苑风韵。当时丁胤年已78岁，居傍邀笛步，暇时导士禛游秦淮，娓娓述说曲中遗事，成为士禛《秦淮杂诗》的绝妙素材。在石坝街丁氏河房，士禛知道了顺治十三年钱谦益“就医”金陵曾寓居于丁氏河房，又见到了他在顺治十五年留宿时所写《题沈朗倩石崖秋柳小景》：
刻露巉岩石骨愁，两株风柳曳残秋。
分明一段荒寒景，今日钟山古石头。
士禛读之觉浓郁的宋诗味中，满含对弘光南渡事的凄惋哀楚之情，于是援笔赓和：
宫柳烟含六代愁，丝丝畏见冶城秋。
无情画里逢摇落，一夜西风满石头。
士禛诗为唐韵风格，情景无限，神韵悠然，故士禛诗友袁于令见之，戏曰：“忍俊不禁矣。”（《居易录》）牧斋当时还作有《题丁家河房亭子》（《有学集》卷一），王士禛也依韵作了《题丁继之秦淮水阁和牧翁先生韵》、《再题继之水阁》（《阮亭诗选》卷十五）。丁继之为牧斋老友，深知其诗宋味浓郁，今见王士禛诗充溢唐韵，大有从中撮合使唐宋合璧，王钱通好之意，士禛好友冒襄、方文等人亦极力从中斡旋。士禛经过频繁与张芳、丁胤等遗老交谈，从中窥见了牧斋处境险恶与年老体衰无力完成整饬诗教的内心痛苦，这与士禛“神韵”诗学理论一时得不到广泛认可的苦闷心情产生了共鸣，更激发他尽快与牧斋通气的决心。恰逢牧斋外甥方文（1612—1669，字尔止，号嵞山，安徽桐城人，明末诸生，入清，游食四方，卖卜行医为生。诗学白居易，为钱牧斋、吴梅村、施愚山所推许，善抒性灵，而多悲慨。著有《西江游草》、《嵞山集》，其姐丈张秉文曾任明末山东布政使，崇祯十二年清兵攻济南时殉职，与王氏世交笃厚）时游扬州士禛邸舍，遂托他寄书于牧斋，并以诗集为贽。士禛托方文寄去书信与诗集，牧斋很礼貌地作了回信。是年九月二十六日，牧斋八十大寿，丁胤以老友故旧自金陵往贺，言间提起士禛馆邻居张芳之家，并时常谈眷念牧斋，思以文事想商榷，特别是士禛同情江南父老，感怀明室之情。牧斋异常感动，遂认真阅读了士禛的诗集及《丙申诗序》，欣然为作《阮亭诗集序》，又赠士禛五古一首，书于扇面，托丁氏交付。附书云：
丁继之自金陵来，道门下驻节水亭，灯灺酒阑，未常不顾念耄老，思以文事相商榷。以此知东郊老马，犹以识道，动伯主之物色。又重以累世气谊，何敢以衰废自外于门墙？遂力疾草序文一通，托丁老附呈侍史。仆老悖朴学，不善为谀词，翻阅佳什，包孕古今，证响风雅，窃欲以狂澜既倒，望砥柱于高贤。虽言之不文，其意有独至者。序有未尽，又别见于扇头一章。（《钱牧斋先生尺牍》卷一《与王贻上》之四）
牧斋于信中表明了对士禛的无限期望，寄厚望于士禛成为力挽诗坛颓波的中流砥柱。诗序首先追忆了昔日与王象春、文太青、钟惺的交往，对近代诗坛“学古而赝”和“师新而妄”的两种流弊予以抨击，称赞“贻上之诗，文繁理富，衔华佩实，感时之作，恻怆于杜陵；缘情之什，缠绵于义山。其谈艺四言曰典、曰远、曰谐、曰则。沿波讨源，平原之遗则也；截断众流，抒山之微言也；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草堂之金丹大药也。平心易气，耽思旁讯，深知古学之繇来，而于前二人者之为，皆能洮汰其结症，拔除其嘈。思深哉，《小雅》之复作也！微斯人，其谁与归？”言下之意在称许其“神韵”诗论的前提下，已隐然有以诗坛新盟主相许之。末云“余八十昏忘，值贻上代兴之日，向之镞砺知己、用古学劝勉者，今得于亲身见之，岂不有厚幸哉！”更是以老诗坛盟主的身份，诚心诚意地明白交代接班之意。王士禛读了牧斋给他的信、序及五古诗，深感整饬诗教的重担落在了他的肩头。他也不负钱谦益的厚望，在对徐迪功、高苏门二集评次，录为一集的同时，又“取唐律绝句五七言若干卷”，独标“神韵”诗学核心，名为《神韵集》，以授儿子“清远兄弟读之”（《渔洋山人自撰年谱》），扩大其诗学影响，摸索诗学传播经验。王士禛自顺治十三年提出“神韵”诗学观点，直到此时他才得以把“神韵”理论命题进行展开，并用神韵诗论点评了宗元鼎等人诗集。
顺治十八年（1661年）春，士禛以谳事客金陵，居张芳家，听遗老丁胤缕述秦淮旧事。作《秦淮杂诗》，乃属画手绘《青溪遗事》画册，自题《菩萨蛮》八阕，陈其年、彭孙遹、邹祗谟、程可则、董以宁和之。康熙元年（1662年）六月十五日，王士禛与袁于令筹名士泛舟红桥，士禛以常语浅语入词而得神韵清逸之作《浣溪沙·红桥同箨庵、茶村、伯玑、其年、秋崖赋》其一：
北郭青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
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烟芳草旧迷楼。
此诗自然俊丽，耐人寻味，因之“绿杨城郭是扬州”之句“大江南北颇为流传。或有绘为图画者。于是，扬州红桥名斐海内，过扬州者多问红桥”（《王渔洋先生年谱》）。
王士禛选扬州词坛为普及传播“神韵”诗词理论的突破口，还有着扬州特殊的地理位置方面的因素，在他眼中，扬州已不单纯是个风光可人的绿杨城郭，或朝舞暮歌的烟花之地，它还蕴藉着历史的余韵流风，残留着宋词营构的艺术氛围。对于具有良好修养的他来说，这里的古迹、名胜，乃至一点隐约的遗迹、传说都会引发他的感触，令他玩味、怀恋这些“诗余之人”。在这引起足以决定诗余存亡的人中，论人望、才华、不俗的胸襟、对词学的浓厚兴趣，士禛成为广陵词坛的核心人物。
王士禛自幼受家学门风之教，“忠勤报国”是他入仕宦游的唯一目标，他在扬州五年，“完大案八十有三”。他勤政廉明，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以数月时间审完数百案件，不留片牍，审案既迅速又慎重。他所断谳因多系钦办大案，要经刑部的审核和批示，为此时常面临着稍有不慎，就会有降职和处罚的危险，但他依然清正严谨，不畏强权，不循情枉法，“每断谳必多方以生”，“否则，吾以一官殉之”。大义凛然，勇冒风险，其母孙夫人常勉励他说：“人命至关重要，你要存心公正宽恕，至于升官与降职那是小事，不必过分计较。”士禛遵家教奉母命，“以和平养士气，以宽大持国体”作为做官执政原则，如他在顺治八年（1651年）乡试时，已内定解元，却因试官丘县县令李应轸恳请，将其调换置为第六名。他任扬州推官日，李以兵部主事告老归家，年八十余，其子屡次遭受高邮州役的刁难和欺凌，官司到了士禛手上，李忆前之乡试之情节，十分害怕士禛以前嫌报复，但士禛却极力保护其子，而痛惩州役，并告诫州守吴之俊，以李公致政家居，应予必要的关照。李应珍感动得老泪纵横。士禛一贯以不计前嫌，与人为善，报德不蓄怨的态度待人处事，从而使他官箴威信与日俱增，极得东南人士好评，名士遗老争相交游，冒襄在《序考绩》中评价士禛说：
公素性淡约，事两亲最孝。迎养法曹，聚百顺以事之。临莅之谨，恪守庭训。日食蔬菜一二器，不妄费县官一钱。邗沟为南北咽喉，贵人之至者，津吏日以百十告公。河干一谒而已，他无所进。又公文章结纳遍天下。客之访平山堂、唐昌观者，日以接踵。公诗酒流连，曲尽款洽。客相对永日，亦终不忍于以私。公尝有一莫逆，至临别，公曰：“愧官贫无以长者寿，署有十鹤，敬赠其二，志素交也。”（此汪钝庵、叶讱庵事，载见二公集）客大喜，载之而去。可不谓廉而慎乎？
王士禛一年轻新科进士，首任扬州繁华之地，即能廉洁自律，政绩卓著，体现了传统文化与“忠勤报国”家教的内涵与灵魂所在。《清史列传·王士禛传》载王士禛因仕扬奉职最勤，而受当事举荐入京官：
十六年，授扬州府推官。圣祖仁皇帝康熙三年，总督郎廷佐、巡抚张尚贤疏荐其品端才敏，奉职最勤。总河朱之锡亦委盘河库、综覆精详、协助堤工、剔除蠹弊疏荐。下部叙录，内升礼部主事，迁本部员外郎。
康熙四年（1665年）正月，王士禛与邵潜、冒襄、谷梁禾、冒青若、毛亦史、许山涛、陈其年举“水绘园修禊诗会”，士禛作七言古诗十章，得到诗老杜濬的“酒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的高度评价，把王士禛“神韵”诗风调之中，内含雄浑豪健之力，刻画得惟妙惟肖。是年七月，卸扬州推官之任的王士禛，准备登舟北行入京，七夕日，杜濬等名士依依不舍，集于禅智寺，硕揆禅师举行送别“禅智唱和诗会”，《渔洋诗话》云：
乙巳七夕，余北上京师，诸人祖于禅智寺，即席赋五言，茶村（杜濬）有句云：“记逢人日雪，造我吟穷愁。”谓此也。
士禛在扬州五年，洁身自好，“不名一钱，急装时，唯图书数十箧”。他自己曾在诗中诉说他以韩愈、苏东坡等人为师范楷模，除把扬州作为一名清廉官吏走向仕途通达的发祥地和起始点外，还结交了一群布衣朋友，饱览了大江南北“诗词之乡”的无限风光，而随身带走的仅是千卷图书万首诗词：
可使文人有愧辞，韩欧坡老是吾师。
四年只饮邗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