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适先生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我仔细地阅读了。《光明日报》七月三十
一日的铅印，《文物》第七期影印出的手稿，我都仔细地阅读了。
对于学术问题，高先生肯把不同的意见提供出来，进行讨论，这是很好的事。
《兰亭序》依托说，如果经过《驳议》，证明确实是‘站不住脚’，我愿意认错，
撤消这种说法。但在仔细阅读了《驳议》之后，却感觉着这种说法尚未被驳倒。
因此，我要把我的见解再写些出来，作进一步的商讨。
一、注家引文能减不能增
《驳议》认为‘注家有增减前人之事’。‘减’，如果不是断章取义，是没有问
题的。‘增’，却是大有可商。
《驳议》立说的根据是：《世说新语·自新篇》‘戴渊少时游侠’条下，刘孝标
注‘虞预《晋书》曰机荐渊于赵王伦’云云，其下所引陆机笺文与高先生所见‘陆机
本集全文’有所不同。他因而注出‘《世说注》有删节，……有移动及增减处，……
有增添文’。故归纳为‘注家有增减前人之事’。
今案：《驳议》所引‘陆机本集全文’，出自唐太宗‘御撰’的《晋书·戴若思
传》。因避李渊讳，故戴渊被改称为‘若思’，掩其名而称其字。陆机笺文亦有所修
改，如云‘伏见广陵戴若思，年三十’云云，即显示有修改痕迹。戴渊既未以字行，
陆机向上级推荐人，何得有舍名而称字之理?
陆机笺文，《太平御览》(六百三十二)亦有节录。其文为：
‘又陆机荐戴若思文曰： 盖闻NFDE9弱登御，然后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
然后降神之曲成。伏见处士广陵戴渊，年三十，字若思。心智足以研幽，才鉴足以辨
物。固穷乐志，无风尘之慕。砥节立行，有渫井之洁。诚东南之贵宝，圣朝之奇璞也。’
这虽然节录得最短，但‘伏见处士’以下十四字，介绍了戴渊的籍贯、年龄、字
号，比其他两种都较为完整，应该是原文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三种都是节录，字句互
有异同，但三者合之，却能成为全文。严可均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便
把三者合而为一了。为阅者方便起见，将严书制版插入本文，请参照图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虞预《晋书》与李世民《晋书》，对于陆机笺文的节录，互
有详略，而相为补充。刘孝标注所引文字，有虞书有而为李书所无者，有虞书无而为
李书所有者，这是由于虞李的删节不同，并非刘注有所‘增减’。
《驳议》根据两种不同的节录本作比较，而断言李文田所说：‘注家有删节右军
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为‘站不住脚’，恐怕反而是《驳议》站不住脚吧。
又《驳议》所引的《戴若思传》节录文，标注却为‘陆机本集全文’，文中又称
为‘陆机文集’，不知道作者所见到的‘陆机本集’或‘陆机文集’是什么时代的板
本?我们所见到的板本，是明人陆元大重刻宋本《晋二俊文集》中的《陆士衡文集》，
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中有影印收入，容易见到。但文集中却没有收录这一篇推
荐戴渊的笺文。高先生所据的板本，究竟属于什么时代，极愿领教。
二、《临河序》文并无蛇足
刘孝标由虞预《晋书》所转引的陆机荐笺既不是‘有所增添’，他所引的王羲之
《临河序》(《兰亭序》的别名)，论理也不应该‘有所增添’。但《临河序》末尾有
这样一段：‘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
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这些文字却为传世《兰亭序》所没有。高先生说：
‘至于末尾上的右将军司马孙承公等二十六人，迄罚酒各三斗诸文。则是记述禊集诗
事。此或系禊饮中人写的。刘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的能事。’
(标点照原文。)这文字的逻辑有点异样。注家删节别人的文章是常事，但怎好把原文
中所没有的文字任意‘添上’?这样的注家还能是有责任感的吗?
据我看来，刘孝标作注是相当谨严的。他旁征博引，保存了不少梁以前的古籍片
羽，不仅补充了《世说》作者刘义庆的简略，并有时对于刘义庆加以适当的品评。刘
孝标作注的功绩是不好抹杀的。
刘孝标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人，他对《兰亭序》称为《临河序》当是他所见到的抄
本如是作。不然，《世说·企羡篇》明明说：‘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
诗序》’，他何以偏要改称为《临河序》? 可见《临河序》是古抄本上的标题，《兰
亭集序》则是刘义庆给予的称号。《临河序》是否王羲之自己的命名虽不敢必，但如
《驳议》所说：‘“临河”二字、吾意系刘孝标的文人好为立异改上的’，恐怕不好
这样意必吧?
有人说浙江绍兴现存兰亭遗址，是清高宗南游时，便于他的游览而假定的。真正
的兰亭遗址，在离现址二十里许的山中。因而‘临河’二字不妥，不合乎真正遗址的
情况。
要否定‘临河’二字，在我看来，需要有比刘孝标更古的材料。刘义庆称《兰亭
集序》，而刘孝标以《临河序》注之，《临河序》中也正说到‘兰亭’，可见‘兰亭
临河’，是千五百年前的定论。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四十浙江(即浙江)水‘北过余杭，东入于海’下注云：
‘浙江又东与兰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亦曰兰上里。太守王羲
之、谢安兄弟，数往造焉。’亭不是亭台楼阁之亭，而是‘秦法“十里一亭”之亭，
亭者犹今之铺也。’(说见《绍兴府志》。)可见‘兰亭’这个小村落，确是在小河边
上乃至湖口。所谓‘湖’者指兰渚。《越绝书》‘勾践种兰渚田’。《舆地志》‘山
阴郭西有兰渚，渚有兰亭，王羲之所谓“曲水”之胜境，制序于此。’
郦道元(公元四六六或四七二? --五二七年)与刘孝标(公元四六二--五二一年)，
虽地分南北，而时代则整整同时，所说‘兰亭’情况若合符契。因而可以理解，序文
里面的‘清流急湍’是兰溪或兰渚湖口的浅滩，而不是山中的瀑布。
因而可以理解，‘临河’两字并无任何不妥之处，也不会是‘刘孝标的文人好为
立异改上的’。
三、《兰亭序》大申石崇之志
《金谷诗序》恰巧在《世说》刘注中也有征引，不妨把那文字转引在下边。 (文
内方括弧中文字，为刘孝标所删节，依严可均《全晋文》卷三十三汇合七种资料而成
的全文补入。)
‘余以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
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
药草之属，〔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
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
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
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
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
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这篇序文，和《临河序》文实在相象，文次结构大体相同，故前人以二者相比。
《金谷诗序》文中‘凡三十人’以下至‘为首’的缀尾，恰和《临河序》末尾四十许
字相应。要说‘此或系禊饮中人写的’，正如高先生自己所说，是‘别无证据’的。
注家既无任意增添别人文字之理，而《临河序》末尾四十许字却又为传世《兰亭序》
所无，后者的真伪自然会成为问题了。
更值得讨论的，倒是传世《兰亭序》中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百六十七字，到
底是刘孝标所删节，还是《临河序》中本来就没有。李文田认为：‘此必隋唐间人知
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而高先生则认为：‘惟照《晋书羲之本传》，称“作序以
申其志”。则夫人之相与一大NFDE2，确可说是右军的本文’。(引文标点文字照
旧， ‘NFDE2’乃段误，《驳议》中有几处都同此误。) 高先生的理由很简单，
‘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即系‘申其志’，故确是本文。这却是把因果倒置了。
唐初人因见到存世《兰亭序》中有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故得出‘以申其志’
之果。我们却不好倒果为因，在逻辑上是不能允许的。
其实那一大段文章，在我看来，倒是在申石崇之志。它把《金谷诗序》中的‘感
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二语，确实作了大大的引伸。如此雷同，对于王羲之，
恐怕不是太冠冕的事吧?
至于李文田的‘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说得也不够明确。今案：
那一大段文章里面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二语，明明是在反对庄子。
‘一死生’之说，《庄子》书中极多见，但集中地表现在《大宗师》。‘齐彭殇’之
说，见《齐物论》。可见那一大段文字，不仅不是‘晋人喜述老庄’者的思想，更不
是有‘为逸民之怀’、‘仰诵老氏之诫’的王羲之的思想。关于思想上的探索，我已
另写了一文，《〈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以推论之，在此不再赘述。
故在我看来，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文字确实是‘妄增’，而自‘右将军
司马’ 以下至‘罚酒各三斗’ ，则应为《临河序》所固有。故存世《兰亭序》是在
《临河序》的基础之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说法，我现在仍然相信是有凭有
据的。
四、《兰亭序帖》的时代性
存世《兰亭序》文，既不能相信为王羲之的原文，那吗《兰亭序帖》更不能说是
王羲之的笔迹了。
《兰亭序帖》，无论是写本或刻本，都是后来的楷书笔法，把东晋人书所仍具有
的隶书笔意失掉了。这也正表明着它的时代性。
东晋人所书的砖刻，自前清中叶以来，即有不少的发现。所有的字迹都是隶书，
有的还带篆书笔意。砖文大多是陶工所书，这就表明隶书在当时的普遍性。阮元首先
注意到这一层， 是有卓识的。 (请参看《光明日报》七月三十日宗白华同志：《论
〈兰亭序〉的两封信》。)
云南曲靖县的《爨宝子碑》发现后，继之以四川涪陵县的《杨阳神道碑》。 (或
称《枳杨府君碑》，案“枳’乃县名，在今之涪陵附近。碑刻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公
元三九七年。) 今又继之以南京出土的《谢鲲墓志》及王兴之夫妇与其长女王丹虎的
墓志，都还保留着极其浓重的隶书笔意。
我们也知道碑刻与简牍，所用字体有正整与草率的不同，但用笔的方法是有同一
的时代性或同一作者的个性的。即使把砖石之类抛开，专就字帖而言，王羲之的《豹
奴帖》是章草，有名的《十七帖》是稿书，但仍带有章草笔意。这些和《兰亭序帖》
是大有距离的。《十七帖》中的《青李来禽帖》是行书，颇带后来的楷法，但与《兰
亭序帖》也截然不同。我们不能以王羲之‘兼精诸体’为辞而掩去这个时代性的矛盾。
篆书时代的人不能写隶书，隶书时代的人不能写楷书。但反过来，隶书时代的人能写
篆书，楷书时代的人能写篆隶。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怎么能把隶书笔意丢尽呢?
唐玄宗时传入日本的《丧乱帖》与《孔侍中帖》，我们也看见过。那是双钩填墨
本，字体颇为流媚，相传是隋以前书。仔细推敲起来，用笔与《宝子》《杨阳》及王
谢墓志等尚有一脉相通之处。特别是《丧乱帖》，还有梁代徐僧权和姚怀珍押缝书的
痕迹，足以证明所据以拓摹的原迹之古。其中有一两则特别好，但原迹是否王羲之亲
笔或其晚年代笔者所作，无法判定。
至于清高宗所盛为赞赏的《快雪时晴帖》，与《兰亭序帖》笔意颇相近似者，在
我们看来，则直是更晚时代的伪作了。
对于羲之字帖，应该分别研究，定其真伪；不好抱着一成不变的态度，认为“一
真一切真，一伪一切伪”。不是这样。我们并没有意思否认所有王羲之的字帖，更没
有意思推翻王羲之的地位。《兰亭序帖》即使肯定不是王羲之写的，它的书法价值是
谁也不能抹杀的。
总之，我们一样重视字帖，于碑与帖之间并无偏袒。帖只要是真的，好的，我们
总是赞扬的，碑如果是假的，坏的，我们也要揭发的。但出乎意外的是，世间重视帖
学的人，却藐视碑刻，甚至视如寇仇。同样是祖国的文物，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差别
呢?这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据我所知，有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意见：传世《兰亭序》是初稿，而《临河序》则
是定稿；初稿没有用，被保存了下来，故同是一篇文章，而有两种面貌。这说法倒比
较圆到，看来似乎可以相安无事。然而遗憾的是：《兰亭序》在思想上既不合乎王羲
之的思想，在书法上也不合乎王羲之的时代。把王羲之与《兰亭序》的关系分割开来，
一分为二，各有千秋，恐怕是更能相安无事的吧。
五、隶书笔意的伸述
何谓‘隶书笔意’? 在我们是指秦汉隶书特别是汉隶的笔法。后人也有称楷书为
‘今隶’的，那是名同实异，不能混同。
有无隶书笔意，要从真迹、铭刻或者字帖的整体而言；也要从文字的发展过程来
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呈抛物线形。拿隶书来说，秦人的隶书尚未脱离篆书的体段，
西汉人的隶书也还未把篆书笔意完全脱尽。东汉可以算是隶书的最高峰。但自东汉以
后，字体又在逐渐转变，变到了唐代，便完全转变到楷书的阶段。
问题是在汉与唐之间这将近四百年间的变化。南朝比北朝要变得快一些，是可以
肯定的。但在王羲之时代便要变到《兰亭序帖》那样的字迹，没有那种可能。
东晋离汉代近，它的字体不脱离隶书笔意，才合乎情理。就砖刻、石刻、写经文
字等而言，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兰亭序帖》是不是也有点隶书笔意呢? 如就某几个
字，或者某一个字的一两笔而言，可能是近于隶书的。例如，汪中在他的《定武兰亭
跋》中所举的六个字，‘如“固知”固字，“向之”二字，“古人云”云字，“悲夫”
夫字，及“文”字改笔，与《魏始平公造像记》、《梁吴平侯神道石柱》，绝相似。’
姑且承认他的说法是对的，但在三百二十四字中只有六个字有隶书笔意，是只有百分
之一·八。就再把高先生用同样的方法所增加的‘癸丑’的丑字，‘曲水’的水字，
‘宇宙’的宇字，‘形骸之外’的外字右卜，‘欣’字欠右一笔，‘老之将至’的老
字，‘死生亦大矣’的死字，凡七字，和汪中的六字加拢来，共十三字，也仅只有百
分之四的光景。以仅仅这样的百分比，而说整个《兰亭序帖》有隶书笔意，那是不合
逻辑的。
事实上汪中所举的六个字非常勉强，他是想用来搪塞赵魏的说法。赵魏说：‘右
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汪中举出一鳞片爪来相与针对，而为《定武兰亭》护
法，说古法没有亡尽。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免有点矫辩的。汪中的《定武兰亭跋》，
我们早就看过，但我们却相信赵魏与李文田，这就表明我们不同意汪中的矫辩。《驳
议》中却说：‘汪容甫题跋到此，吾意必为郭康两先生所叹服。’我要坦率地说一句，
我并不‘叹服’。就我所知，康生同志也是不会‘叹服’的。我在拙文中引用了康生
同志的话：‘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笔意。这和传世《兰
亭序》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径庭的。’这是从历史观点来看羲之字帖的正确结
论。高先生虽然把结论的后半切去了，但并未能改变康生同志对于《兰亭序帖》的实
际看法。他的实际看法是：《兰亭序帖》没有隶书笔意。
六、‘僧’字不是徐僧权
还有一两个字值得附带着讨论一下。那就是有好些种《兰亭序帖》中在第十五行
行末‘不’字的右上隅有一个‘僧’字。薛绍彭本及吴傅朋本中，在这‘僧’字之上
又还有一个‘察’字，但有‘察’字的就只有薛、吴两本。
这一两个字的存在，《驳议》中虽然没有提到，但和《兰亭序帖》的年代，却大
有关联。
‘僧’字的问题，唐人没有提到过，宋人始有争辩。苏东坡曾经见过有‘僧’字
的帖本，他认为‘曾不知老之将至误作僧’。 (见《东坡题跋》卷四，《书摹本兰亭
后》。)这是说‘僧’乃‘曾’字之误。黄伯思不同意苏轼的说法。他在《法帖刊误》
第九《王大令上》项内，有这样一段议论：
‘至于读《兰亭序》者，以“不知老之将至”旁一“僧”字为逸少作“曾”字之
误。借使摹入行中则害理矣。案古《兰亭序》本二十八行，至第十四行间特阔者，盖
接纸处，而“不”字适在此行之末 (本作‘不与知字’，‘与知’二字当是衍文，故
为删去) ，梁舍人徐僧权于其旁著名，当时谓之“押缝”。梁御府中法书率如此。而
此帖“僧”字下亡其“权”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误”，因读为“曾
不知老之将至”，非也。又案《晋史·逸少本传》及《书录》(《法书要录》)第十卷
皆载此序，但云“不知老之将至”，而无“曾”字，盖可是正。’
今案：黄伯思的说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为什么仅仅一个‘僧’字便能断定为徐
僧权?‘僧’字保存得那么完好，‘权’字为什么失掉了?写押缝书的人，梁代除徐僧
权之外还有江僧宝，陈代则有杜僧谭(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叙自古跋尾押署》
条下)，为什么不是失掉了‘宝’字、‘谭’字，而独于是‘权’字?要用这样的说法
来驳倒苏东坡，我看是很困难的。
我本人还是相信苏东坡的说法，‘僧’字是‘曾’字之误。‘僧’字的单人旁本
来是加添字的符号，表明这个‘曾’字应夹在‘快然自足’与‘不知老之将至’之间。
请看所谓《褚摹兰亭》颍上本‘僧’字的单人旁吧，多少还保留着符号的形状 (图十
一)。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晋书》所引《兰亭序》文本作‘快然自足’，‘快’字一
般帖本都误成意义相反的‘怏’字去了。颍上本于‘怏’字旁分明有改为‘快’字的
痕迹。有这一字的添改，可以证明‘曾’字同样是添改了(参看图十一)。
添上‘曾’字是好事者所为，变为‘僧’字则由刻帖者有意或无意的误刻。如果
是‘有意’，则黄伯思的说法恰恰是体会到了作伪者的意思，是想作为押缝书以示帖
本之古。
‘僧’的来历如此，‘察’更是后加。‘僧’字既可为梁代的徐僧权，则再加上
一个‘察’字，便可作为隋代的姚察(隋代写押缝书的人，见上举张彦远著述)。字帖
之古岂不就得到了双重的保证? 苏、 黄二人论到‘僧’ 字而未论到‘察’字，可见
‘察’字之加添还在苏、黄以后，应该是在南宋时代了。
至于黄伯思说《晋书》和《书录》皆载此序，并无‘曾’字，那一点也不稀奇。
那是表明：‘曾’字是晚唐至北宋初年的好事者所增加的。‘僧’字的来历是这样，
‘察’字更后加，可以不必多说。故我们不能因为有一‘僧’字便以为即是徐僧权，
更不能根据这样的臆说而断定《兰亭序帖》为梁代内府的法物。
七、唐太宗如果生在今天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他对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大有贡献
的。他也是一位大书法家。他特别欣赏王羲之，认为‘尽善尽美’者就只有王羲之一
人，使他‘心慕手追’的也只有王羲之一人。 (《晋书·王羲之传》后的评语，是用
唐太宗制诏的形式以代替史臣的论赞。)
由于唐太宗的极度欣赏，使书法得以推广并保存了好些字帖下来，特别是促进了
隶书时代向楷书时代的转变，这是好事。秦始皇采用了隶书，唐太宗采用了楷书，这
两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在书法发展史上，也同样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也由于唐太宗
的极度欣赏，作伪者乘机制出了不少赝品，把书法发展过程淆乱了，这就不能同样说
是好事了。我倒比较欣赏清代名书画家赵之谦的一段话：
‘安吴包慎伯(世臣)言：“曾见南唐拓本《东方先生画赞》、《洛神赋》，笔笔
皆同汉隶。”然则近世所传二王书可知矣。重二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具在，
以印证世上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书即二王，可也。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
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
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
阮文达(元)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非唐人摹勒，亦不足宝贵。”与余意异而
同。’
这段话见北京图书馆藏章钰手抄本《章安杂说》。据章钰在卷首的题识：‘原本
在罗叔蕴(振玉)处’，今不知何在。
这段话是有毛病的。首先是完全肯定了包世臣的话，而没有作应有的交代。南唐
拓本的《画像赞》与《洛神赋》，赵之谦是否也看见过?是否真正‘笔笔皆同汉隶’?
不作交代而全称肯定，则是近于迷信了。
其次是唐太宗并不兼重二王，他是偏重王羲之，而轻蔑王献之的。上举《王羲之
传》的评语把王献之批评得很苛刻，说他‘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枯树；览其笔踪拘
束，若严家饿隶’。这些有名的评语，名书家的赵之谦，不应该是不知道的。
但我还是比较欣赏赵之谦的这段话，因为话中包含有关于王羲之的部分。王羲之
不仅在唐代受到异数的推崇，在宋元明清四代都是一样。特别是清代的乾隆帝，对于
王羲之的推崇实不亚于唐太宗，而且他也极端欣赏《兰亭序帖》的。
在这样的风气下边，赵之谦以一位咸丰年间不十分得志的举人，却敢于‘妄言’，
敢于发出‘千载万世莫敢出口’的放言高论，确是有点胆识。他不仅只在批评唐太宗
和他的群臣，而且还另有所指。我看，他是懂得批评的窍诀的。批评了桑树，也就批
评了槐树。但是，他的《章安杂说》终于不敢问世，恐怕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
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
这话，在封建时代的当年，说得实在大胆。所谓‘鼻祖’者应该是指的王羲之。
话里面虽然没有把《兰亭序帖》明点出来，《兰亭序帖》所不能瞒过、不为‘尘沙所
眯’的眼孔，是闪烁在纸上的。
与赵之谦的‘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驳议》却是在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
他一再这样说：‘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摸。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
可言。’(标点照旧)。‘总之《兰亭》而有真赝，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既是
‘玄鉴’，又是‘睿赏’，凡是唐太宗所过过目的，便绝无真伪可言。高先生之信仰
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我们也是赞扬唐太宗的，但这样无条件的信仰，却不能不踌躇了。毛主席《沁园
春·雪》里的名句：‘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不是脍炙人口的吗?
唐太宗是生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人。如果他生在今天，多接触些新鲜事物，并肯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的‘玄鉴’和‘睿赏’无疑是会深入一层的。
总之，‘在南京或其近境的地下，将来很可能有羲之真迹出土’，我还是寄以希
望的。不仅砖刻、石刻有可能出土，即帛书、简书也有可能出土。长沙，不是曾经出
土了战国时代的《帛书》吗?信阳，不是也出土了同时代的简书吗?还有写在别的陶器
或壁画上的墨迹也有可能保留下来。要断言羲之真迹绝无出土可能，今天还为时过早。
此外还有不少可以讨论的细节，但嫌琐碎，不愿过多地占用报刊的宝贵纸面。商
讨就到此搁笔，文中如有不妥之处，尚望识者不吝指正。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二日
(原载《文物》一九六五年第九期，图版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