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听啊：左一个‘奈何’右一个‘奈何’!--‘奈何’‘奈何’，不绝于耳!呼天
抢地，何忧之深也! 这才是右军真面。一部右军的杂帖，应当叫做《奈何集》，毫不
过分。确实，他是‘情种’，他是‘哀乐过人’的。--因此，就存世作品而言，他的
哀伤，也就不会令人‘咄咄’了。
其实，这也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下边还将辟专节论述。这里想指出的只是即便
是家事--扩而大之，兼及友朋，--右军‘末年’的情怀，也是悲凉的。他确实天真，
他确是情种，‘哀乐无端’，老而弥笃。在一片动地连天的‘奈何’声中，我们感到，
他的‘末年’，‘思虑’太不‘通审’了；‘志气’太不‘和平’了。--孙过庭所云，
不客气地讲，实在是一派鬼话!
这是家事。
集国事与家事于一身的，莫过于《丧乱帖》了。此帖中唐流入日本，过了一千多
年，一九三四(此点承温锡增先生见告)年顷，照片又返回中土，人们一见大惊，无不
叹为摹本之最近真者，这不是偶然的。
帖云：
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
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
顿首。
谁也不会怀疑此文的真切。虽然，不见于《法书要录》的《右军书记》，不见于
《全晋文》，但它流传有绪，而且，确乎‘情深调合’，非右军莫属。不论何年，正
可以执此论右军。
此帖的不可及处有四：
第一，这本身就是一篇优秀的杂文。这里没有孤立的叙事，‘一切再现都化为表
现’了。一上来，在一片呼天抢地的哀号之后，用‘虽即修复’，做一顿挫，然后一
转，‘未获奔驰’；接下去‘哀毒益深’，更加‘奈何奈何’了。虽然区区八行，五
十六个字，但具备了太史公抑扬顿挫之美，这是它文采本身的感人所在。传世大量的
右军帖，不过是便条一类，如《奉橘帖》，《来禽帖》，无所谓感情色彩，更谈不上
文理，再有就是一些一般的问慰之书，简直令人怀疑他在例行公事。远不如此帖的一
往情深、文理为优。这是此帖高出一般杂帖的第一点。
附带提到，王元化先生，以龚自珍为古代的‘第一位杂文家’，看过此帖，不知
感想如何? 其实，迅翁早就说过，在中国，杂文是‘古已有之’的，杂文成为独立的
形态，最晚，也要从司马迁开始；魏晋，更是杂文难以企及的高潮期，而右军的《丧
乱帖》，则其尤也! 怎么能说，要到十九世纪，即司马迁以后二千年，才出现‘第一
位杂文家呢’?王先生失察了。
第二，此帖，‘字势雄强’，是右军真面，看前两行就够了。如果说，‘追’字
的笔意，表现了右军的‘简远’或‘令人意远’的话，那么前两行，整个地说，则表
现了右军的浓郁。 这在笔势上， 就是‘雄强’了。此帖的‘雄强’，远远地胜过了
‘神龙’兰亭；比起来，神龙兰亭，确实是先天不足了。看‘丧乱之极’四字，就可
以体味到所谓‘笔势雄强’者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真正的右军风骨，别人造不了假
的。在诗史上‘汉魏风骨’后，就是晋人的玄言；但在书史上，汉魏风骨，伟大的张
芝之后，却是右军风骨的时代了。右军风骨从汉魏风骨中出来，它还不脱汉魏的凝重
与浓郁，它还不脱汉魏的莽苍之气，--要脱尽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它又出
以自己的风华。这才是右军真面。谁说晋人作字之旨就是‘简远’? 苏轼。但是，不
对! 就像偏嗜陶渊明一样， 苏轼于晋人字取其‘简远’ ，也不免是偏见，几乎难免
‘嗜痂’之讥了--右军书，有其‘简远’的一面，如‘追’字，‘绝’字，‘虽’字，
‘即’字；但对右军，这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侧面，而‘雄强’、‘浓郁’，才是真面。
如《丧乱帖》前两行，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这是不容怀疑的。
一九六三年冬，故宫举办《历代碑帖展览》，有很多右军书的宋拓本。我初看之
后，不禁写道：‘味其浓丽，大类盛唐贵妇。’这当然未免过甚其辞。但右军书浓郁
的一面，前人确实忽了，最多说到‘骨在肉中’，这是远远不够的。我想，东坡若看
到《丧乱》，也就不会死抱住‘简远’不放了。
总之，雄强，浓郁的右军风骨，是一个不容漠视，亟待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不
弄清楚，舍‘丧乱’而论《兰亭》，右军真面，又从何说起呢?
这里，我想对所谓‘隶书笔意’的问题，略谈几句。所谓右军书必具‘隶书笔意’、
‘必近’二《爨》而后可，是前人的看法。这些人没见到一九七七年出土，一九七九
年发表的亳县曹操宗族墓草书砖，他们的议论，无怪其然。其实，右军对汉魏的继承，
在‘气’不在‘体’。‘剖析张公之草’使‘独草’大行于世的，正是右军。这一点，
在书论上，保守如欧阳询，都早已承认，应当没有问题了。问题是，右军还继承了汉
魏的气，这一点，也应提到。--气，或‘势’，质言之，就是草法，本是汉魏风骨的
正宗。这一点，艺术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得到证明。人们的疑惑，不久就会烟消云
散的。而右军，却早已得到了这个真传。右军所以‘高绝’者，正在于继承了，并在
新的条件下发扬了汉魏风骨，而根本不是斤斤于所谓‘隶书笔意’。这并不仅仅是右
军慧眼独具，而是因为，汉魏，本来就是草意十足的时代，这草意，又是雄强浓郁的
罢了。
第三，《丧乱帖》兼备了雄强与惨淡之美，看前两行，雄强，浓郁，令人咋舌；
但看下去，后六行，却越来越惨淡，无复雄强之美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在感情
的变化。当他写到‘号慕摧绝’，‘哀毒益深’以后时，痛不欲书，‘意不在字’，
一片至情，流露纸上，那就只有惨淡了。但即便在这时，每当换笔，仍然锋芒毕露，
如第四行的‘痛’字，第六行的‘毒’字，第七行的‘临’字，这些都十分清楚地表
现了书写的过程。所以，真正达到了‘忘怀楷则’，‘意不在字’的境界，不是《兰
亭序》，也不是《祭侄文》，而是《丧乱帖》。所谓晋人高处，在得‘字之真态’者，
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唯观神采，不在形质’，也只有此帖足以当之。
这是极难达到的境界，所谓‘化境’是也。‘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指的正是
这种境界。老，老辣，就在于一片至情，不见形质；而形质又在，却已是‘从心所欲
不逾矩’。
在中国书史上，达到这种境界的，几千年来，实不多见。其原因，并不在于晋人
讲‘自然’，而是在于晋人‘情深’。只有老辣的书家，而又像右军书此帖一样，呼
天抢地，痛不欲生时，这种‘佳境’才能偶一逢之。这是多么可贵啊!
第四，此帖表现了由行入草的完整的过程。提笔写信，一上来，一霎时，情绪还
比较平静，这就是前两行，这是行书；右军此帖，本来可能是要用行书写的。但开始
不久，‘追惟酷甚’，情绪激动了，‘痛贯心肝，’情不自已，意不在字了，这时候，
不惟已经忘却了字的妍丑，而且，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只剩下点画寥寥，一片草意，
再也不能做行书了。--甚至写了四个错字，也不改了。
这是一件难得的珍品，它生动地展示了一个完整的过程：一个老辣的书家，在写
同一封信时，情不自禁，由行到草的过程。我多次讲过，中国一切书体中，只有草书，
是最抒情的。并不是说，别的书体，就不能抒情，而是说，只有草书的抒情，才能达
到真正的自由的化境。人们艳称行书的‘中和性’；其实，行书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不信，请看王右军，《丧乱帖》写了两行行书，为什么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草书呢? --
无病呻吟，不能做草；情不浓郁，也是写不出草书的。这个道理，在《丧乱帖》，又
一次获得了证实。当然，右军所写，还是字字独立的草书，终其身，他是小写意。小
写意犹且如此，何况大写意? 到大草再度兴起的盛唐时代，到张旭时代，那情形就更
可观了，这只要看一看现存碑林的《断千文》与《肚痛帖》，便可了然。
右军此书，达到这样高的境界，不是偶然的，这是他最有代表性的‘末年’之作。
日本朋友考证，此帖作于永和十二年，这是不错的。我现在补充一些史料。
右军的‘先墓’在甚么地方? ‘先’不是他父亲。他父亲的墓曾在临川，右军有
一帖及之。此所谓‘先’，指他的祖父以上者。即从西汉王吉以下，至两晋王览以上
者，‘先墓’所在，可能即《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云‘临沂都乡南仁里’者是也
(参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见《金明馆业稿初编》，一九八○年
上海古籍版，页一六至一九。) 。王吉以来，即家于是。这个推断，应当是不中不远
的。
‘先墓’初‘离荼毒’，是什么时候? 只能说，是五胡乱华之际，即晋室渡江前
后，那时，右军尚小，不可详考了。至于‘再离荼毒’遍翻晋史，战争祸及琅邪的，
只有永和十二年那一次。《通鉴》曾详载此事云：
(永和十二年)春，正月燕太原王(慕容)恪引兵济河，未至广固百余里，(东晋将)
段龛帅众三万逆战。丙申，恪大破龛于淄水……龛脱走，还城固守，恪进军围之。
(二月)燕太原王恪招抚段龛诸城。已丑龛所署徐州刺史阳都公王腾举众降，恪命
腾以故职还屯阳都。 (胡注：段龛置徐州于琅邪阳都县。杜佑曰：汉阳都县故城在沂
州沂水县南。)
(八月)段龛遣其属段蕴来求救，诏徐州刺史荀羡将兵随温救之。羡至琅邪，惮燕
兵之强不敢进。王腾寇鄄城，羡进攻阳都，会霖雨，城坏，获腾，斩之。
(冬十月)燕大司马恪围段龛于广固，诸将请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势，有宜缓
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 ’……于是为高墙深堑
以守之。齐人争运粮以馈燕军。
十一月，丙子，龛面缚出降。……恪抚安新民，悉定齐地，徙鲜卑，胡、羯三千
余户于蓟。
荀羡闻龛已败，退还下邳，留将军诸葛攸，高平太守刘庄将三千人守琅邪，参军
谯国戴NFDD1等将二千人守泰山。(《通鉴》卷一百，页三一五二至三一五九。)
这就是整个战役的简略经过。其中，两次提到琅邪--右军‘先墓’所在地，但都
言而不详，似乎琅邪并没有陷于北人之手，难道右军的‘先墓’还是晋军发掘的吗?
按：《晋书·荀羡传》载此事，有重要的不同，足破此惑。云：
及慕容俊攻段龛于青州，诏使羡救之。俊将王腾、赵盘寇琅邪、鄄城，北境骚动。
羡讨之，擒腾，盘并走。军次琅邪，而龛已没，羡退还下邳，留将军诸葛攸，高平太
守刘庄等三千人守琅邪，参军戴NFDD1、萧辖二千人守泰山。(《晋书》册七，页
一九八一。)
‘俊’自是‘恪’之误，不去说它。这里重要的不同是，《通鉴》只提到‘羡至
琅邪’而‘王腾寇鄄城’而《荀羡传》则大书，‘王腾、赵盘寇琅邪、鄄城、北境骚
动。’似乎，《通鉴》是精确了，但却有重要的遗漏：不仅不见‘赵盘’之名，而且
把‘寇琅邪、鄄城、北境骚动’这一个重要的前提抹杀了。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右军在琅邪临沂的‘先墓’，是由燕军‘荼毒’的，而荀羡
在斩了王腾之后，‘即修复’，也就顺理成章了。--总之，《丧乱帖》所写的，是永
和十二年八月的事。现在总算弄清楚了。
‘先墓’被掘，不仅汉代，即使是‘礼玄双修’的东晋，这也是至苦至痛，不可
容忍的。表现在《丧乱帖》中的一片哀呼，也就不难理解了。右军从玄学中吸取的，
正是‘至情’流露这一点，玄学并没有淹没他。他‘末年’，总是这样，正像他自己
所总结的：
频有哀祸、悲摧切割，不能自胜，奈何奈何!省慰，增感。(《法书要录》卷十，
《全晋文》页二十二至二十六。)
这才是右军‘末年’的常调，所谓‘情深调合’的‘调’，正是这个，而不是别
的， 这还不够明显吗? 比较起来， 《十七帖》，倒是有些变调的意味了，它与右军
‘末年’的基‘调’，是不‘合’的。
表现在《丧乱帖》里的呼天抢地的哀痛，难道有一点‘思虑通审、志气和平’的
影子吗? 没有!绝对没有!因而，《丧乱帖》的审美特征，也不是所谓‘不激不厉’，
而毋宁说，恰恰相反。孙过庭的观察，对于《十七帖》，或者稍合；而对以《丧乱帖》
为基调的右军‘末年’书，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有了《丧乱》，从今以后，大可以不必奉《兰亭》为神圣了。所谓‘《禊帖》又
右军之至者’云者(柯九思《题兰亭独孤本》，见《柯九思史料》页五十。)，自可作
罢。
(原载《中国书法全集》第十八卷，荣宝斋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