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书法，无论古今哪家哪派的评价如何，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总是
客观存在的。又无论是从什么角度研究，是学习参考，还是分析比较，那些现存书迹
总是直接材料。
世传王羲之的书迹有两类：一是木版或石刻的碑帖；一是唐代蜡纸钩摹的墨迹本。
至于他直接手写的原迹，在北宋时只有几件，如米芾曾收的《王略帖》等，后来都亡
佚不传，只剩石刻拓本。
木版或石刻的碑帖，从钩摹开始；中间经过上石、刊刻，捶拓、装裱种种工序，
原貌自然打了若干折扣，不足十分凭信。于是直接从原迹上钩摹下来的影子，即所谓
‘双钩廓填本’或称‘摹本’，就成为最可相信的依据了。这一类摹本当然历代都可
制作，总以唐代硬黄蜡纸所摹为最精。它们是从原迹直接钩出，称得起是第一手材料。
字迹丰神，也与辗转翻摹的不同。只要广泛地比较来看，有经验的人一见便知。因为
唐摹的纸质、钩法，都与后代不同。
这种唐摹本在宋代已被重视，米芾诗说：‘媪来鹅去已千年，莫怪痴儿收蜡纸’。
可见当时已有人把钩摹的蜡纸本当作王羲之的真迹，所以米芾讥他们是‘痴儿’。到
了今天，唐摹本更为稀少，被人重视的程度，自然远过宋人，便与真迹同等了。现存
的摹本中，可信为唐摹的，至多不过九件。
一、现存唐摹王羲之帖概观
现存唐摹王羲之帖，在三十年前所见，计有：一、《快雪时晴帖》，二、《奉橘》
等三帖一卷(俱在台湾)，三、《丧乱》等三帖一卷，四、《孔侍中》等二帖一卷，以
上俱带名款；还有，五、《游目帖》(俱在日本)虽不带名款，但见于《十七帖》中。
近三十余年中发现的重要唐摹本首推，六、《姨母》等帖一卷 (在辽宁) ，七、
《寒切帖》(在天津)，以上俱带名款；还有，八、《远宦帖》(在台湾)，虽不带名款，
但见于《淳化阁帖》，九、《行穰帖》(在美国)无名款。
以上各帖，《游目》闻已毁于战火，《寒切》墨色损伤太甚，《快雪》纸色过暗
外，其余无不精彩逼人。有疑问的，这里都不涉及。
在三十余年前， 论唐摹本， 都推《丧乱》和《孔侍中》，因为这二件纸上都有
‘延历敕定’的印迹。延历是日本桓武帝的年号，其元年为公元七八二年。日本学者
考订这二件是《东大寺献物账》中著录的。按《献物帐》是日本圣武帝卒后，皇后将
遗物供佛的账目，圣武卒于公元七二九年，那么传到日本时至少在七二九年以前，摹
拓自更在前，证据比较有力。自从三十余年前《姨母》等帖出现后，所存唐摹王羲之
帖的局面，为之一变。
二、《姨母》等帖
唐摹王羲之帖，不论是现存的或已佚的，能确证为唐代所摹的已然不易得；如可
证在唐代谁原藏、谁摹拓、何年何月，一一可考的，除了这《姨母》等帖一卷外，恐
怕是绝无的了。
所说《姨母》等帖，是唐代钩摹的一组王氏家族的字迹。现存这一卷，是那一组
中的一部分。这卷开头是王羲之的《姨母》、《初月》二帖，以下还有六人八帖。卷
尾有万岁通天二年王方庆进呈原迹的衔名。在唐代称这全组为《宝章集》，宋代岳珂
《宝真斋法书赞》卷七著录，称这残存的七人十帖连尾款的一卷为《万岁通天帖》，
比较恰当，本文以下也沿用此称。
先从文献中看唐代这一组法书的摹拓经过：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六载窦N
CB7E《述书赋》并其弟窦蒙的注，赋的下卷里说：
武后君临，藻翰时钦。顺天经而永保先业，从人欲而不顾兼金。
窦蒙注云：则天皇后，沛国武氏，士NFDD0女。临朝称尊号曰大周金轮皇帝。
时凤阁侍郎石泉王公方庆，即晋朝丞相导十世孙。有累代祖父书迹，保传于家，凡二
十八人，辑成一十一卷。后墨制问方庆，方庆因而献焉。后不欲夺志，遂尽模写留内，
其本加宝饰锦缋，归还王氏，人到于今称之。右史崔融撰《王氏宝章集叙》，具纪其
事。
《法书要录》卷四载失名《唐朝叙书录》，亦述此事而较略。末云：
神功元年五月，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献之以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仍令
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以集赐方庆，当时举朝以为荣也。
五代时刘 领修的《旧唐书》卷八十九《王方庆传》说：
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尝访求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
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以进之，唯有一卷现今存。又进臣十一代
祖导、 十代祖洽、九代祖 、八代祖NEABC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
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
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
以为荣。
按以上三条记载，‘神功元年’当然不确，因为现存卷尾分明是万岁通天二年；人数
不同，有计算或行文不周密的可能；卷数不同，有传抄传刻之误的可能；都无关紧要。
只有赐还王氏的是原迹还是摹本?这个问题，窦蒙说的最清楚，是‘遂尽模写留内’。
岳珂跋赞也依窦蒙的说法。或问这‘赐还’、‘留内’的问题，‘干卿底事’? 回答
是：摹拓本若是‘留内’的，则拓法必更精工，效果必更真实，我们便更可信赖了。
三、《万岁通天帖》的现存情况
王方庆当时进呈家藏各帖，据《旧唐书》所记有三组：
羲之为一卷，是一组；导至褒九人为一组，分几卷不详；献之以下二十八人为一
组，分几卷不详。
至于摹拓本是否拆散原组重排的，已无从查考。但看命名《宝章集》，又令崔融
作叙的情况，应是有一番整理的。
现存这一卷，为清代御府旧藏，今在辽宁省博物馆。所剩如下的人和帖：
羲之：《姨母》、《初月》，荟：《NFDD8肿》、《翁尊体》，徽之：《新月》，
献之：《廿九日》，僧虔：《在职》，慈：《柏酒》、《汝比》，志：《喉痛》。
(今装次序如此，与《宝真斋法书赞》、《真赏斋帖》微异。)共七人十帖。原有
人数，按《旧唐书》所记，三组应是三十九人，今卷所存仅五分之一强：如按窦蒙所
说‘凡二十八’，则今卷也仅存四分之一。帖数也不难推想，比原有的必然少得很多。
今存这卷内有北宋时‘史馆新铸之印’，又曾刻入《秘阁续帖》。续帖今已无传，清
末沈曾植曾见张少原藏残本，中有此卷，见《寐叟题跋》，所记并无溢出的人和帖。
到南宋时在岳珂家， 著录于《宝真斋法书赞》 卷七。缺了荟、志二人的衔名和
《NFDD8肿》 、《喉痛》二帖文。《法书赞》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可能
是《大典》抄失或四库馆辑录时抄失。今卷中二人衔名及二帖俱存，可知岳氏时未失。
《法书赞》中已缺僧虔衔名，岳氏自注据《秘阁续帖》补出，是‘齐司空简穆公僧虔’。
又《翁尊体》一帖，列在《汝比》帖后，是王慈的第三帖。《真赏斋帖》列于王僧虔
后、王慈之前，成了失名的一人一帖。今卷次序，与《三希堂帖》同，成为王荟的第
二帖。细看今卷下边处带有朱笔标写数目字，《翁尊体》一纸省‘六’字，《汝比》
一纸有‘七’字，其他纸边数码次序多不可理解。可见这七人十帖，以前不知装裱多
少次，颠倒多少次。以书法风格看，确与王慈接近。岳珂所记，是比较合理的。
又原卷岳氏跋后赞中纸烂掉一字，据《法书赞》所载，乃是‘玉’字。
还有窦NCB7E的‘NCB7E’字，本是上半‘自’字，下半横列三个‘人’
字，另一写法，即是‘洎’字。岳氏跋中误为‘泉’字，从白从水。清代翁方纲有文
谈到岳氏跋赞都是书手代抄上的，所以中有误字，这个推论是可信的。今存岳氏书迹，
还有一个 子(在故宫)，只有签名一‘珂’字是亲笔，可见他是勤于撰文而懒于写字
的。
清初朱彝尊曾见这卷，说有四跋，为岳珂、张雨、王鏊、文徵明(见《曝书亭集》
卷五十三《书万岁通天帖旧事》，下引朱氏文同此) 。今王跋已失，当是入乾隆内府
时撤去的。乾隆刻帖以后，这卷经过火烧，下端略有缺笔处。
四、《万岁通天帖》在历史文物和书法艺术上的价值
《万岁通天帖》虽是有本有源、有根有据的一件古法书的真面貌，但在流传过程
中却一再受到轻视。明代项元汴是一个‘富而好古’的商人，其家开有当铺。一般当
铺只当珍宝，他家当铺却并当书画。于是项氏除了收罗书画外，还有当来的书画。他
虽好收藏书画，却并没有眼力，也常得到假造的、错误的。所谓错误，即是张冠李戴，
认甲成乙。举例如元末杨遵，也号‘海岳庵主’，与宋代米芾相重。有人把杨的字冒
充米的字，他也信以为真。他还常把得到‘价浮’的书画让他哥哥项笃寿收罗，所谓
‘价浮’，即是认为不值那些钱的。这卷即是项元汴认为‘价浮’的，所以归了项笃
寿。事见朱彝尊文。按这卷煊赫法书，可谓无价之宝，而项元汴竟认为不值，足见他
并无真识。这是此卷受屈之一；又乾隆时刻《三希堂帖》，以《快雪时晴帖》为尊，
信为真迹，而此卷则列于‘唐摹’类中，这是受屈之二。
推论原因，无论明人清人何以不重视它，不外乎看到它明明白白写出是‘钩摹’
本，而杨遵被明人信为米芾，《快雪》被清人信为真迹，都因上无‘充’字、‘摹’
字，所以‘居之不疑’，也就‘积非成是’了。可笑的是那么厉害的武则天，也会错
说出一句‘是摹本’的真话，竟使她大费心思制成的一件瑰宝，在千年之后，两次遇
到‘信假不信真’的人!
《万岁通天帖》的可贵处，我以为有三点值得特别提出：
A、 古代没有影印技术时，只凭蜡纸钩摹，同是钩摹，又有精粗之别。有的原帖
有残缺，或原纸昏暗处，又给钩摹造成困难，容易发生失误。即如《快雪帖》中‘羲’
字，笔划攒聚重叠，不易看出行笔的踪迹。当然可能是书写时过于迅速，更可能是出
于钩摹不善。《丧乱》、《孔侍中》二卷钩摹较精，连原迹纸上小小的破损处都用细
线钩出，可说是很够忠实的了。但也不是没有失误处。其中‘迟承’的‘承’字，最
上一小横笔处断开，看去很像个‘咏’字。原因是那小横笔中间可能原纸有缺损处，
遂摹成两笔。‘迟承’在晋帖中有讲，‘迟咏’便没讲了。至于《万岁通天帖》不但
没有误摹之笔，即原迹纸边破损处，也都钩出，这在《初月帖》中最为明显，如此忠
实，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个摹本的信赖之心。所以朱彝尊说它‘钩法精妙，锋神毕备，
而用墨浓淡，不露纤痕，正如一笔独写。’确是丝毫都不夸张的。
又王献之帖中‘奉别怅恨’四字处，‘别怅’二字原迹损缺一半，这卷里如实描
出。在《淳化阁帖》中，也有此帖，就把这两个残字删去，并把‘奉’‘恨’二字接
连起来。古代行文习惯，‘奉’字是对人的敬语，如‘奉贺’、‘奉赠’之类，都是
常见的，‘奉别’即是‘敬与足下辞别’的意思。一切对人不敬不利的话，不能用它。
假如说‘奉打’、‘奉欺’、便成了笑谈。‘恨’上不能用‘奉’，也是非常明白的。
大家都说《阁帖》难读，原因在于古代语言太简，其实这样脱字落字的句子，又怎能
使人懂呢?阁帖中这类被删节的句子，又谁知共有多少呢?
B、 古代讲书法源流，无不溯至钟、张、二王，以及南朝诸家。他们确实影响了
唐宋诸家、 诸派。 碑刻大量出土之后，虽然有不少人想否定前边的说法，出现什么
‘南北书派论’啦、‘尊碑卑唐’说啦、‘碑学’、‘帖学’说啦，见仁见智，这里
不加详论。只是南朝书家在古代曾被重视，曾有影响，则是历史事实。近百余年来所
论的‘南帖’的根据只不过是《淳化阁帖》，《阁帖》千翻百摹，早已不成样子。批
评《阁帖》因而牵连到轻视南朝和唐代书家作品的人，从阮氏到叶昌炽、康有为，肯
定都没见过这一类的精摹墨迹。
从书法艺术论，不但这卷中王羲之二帖精彩绝伦，即其余各家各帖，也都相当重
要。像徽之、献之、僧虔三帖，几乎都是真书。唐张怀 《书估》 (《法书要录》卷
四)说：‘因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为标准。如大王草书字直一百，五字(按此‘字’
字疑是‘行’字之误) 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正。’可见真书之难得，这
二家二帖之可宝。
自晋以下，南朝书风的衔接延续，在王氏门中，更可看出承传的紧密。在这卷中，
王荟、王慈、王志的行草，纵横挥洒，《世说新语》中所记王谢名流那些倜傥不群的
风度，不啻一一跃然纸上。尤其徽、献、僧虔的真书和那‘范武骑’真书三字若用刻
碑的刀法加工一次，便与北碑无甚分别。因此可以推想，一些著名工整的北朝碑铭墓
志。在未刻之前，是个什么情况。尖笔蜡纸加细钩摹的第一手材料，必然比刀刻、墨
拓的间接材料要近真得多。
又《快雪帖》偏左下方有‘山阴张侯’四字，观者每生疑问。我认为这是对收信
的人的称呼，如今天信封外写某处某人收一样。古人用素纸卷写信，纸面朝外，随写
从右端随卷，卷时仍是字面朝外。写完了，后边留一段余纸裹在外层，题写收信人，
因常是托熟人携带，所以不一定写得象今天那么详细。这种写法，一直沿续到明代文
徵明还留有实物。只是收信人的姓氏为什么在外封上写得那么偏靠下端，以前我总以
为《快雪帖》是摹者用四字填纸空处，今见‘范武骑’三字也是封题，也较靠下，原
封的样子虽仍未见，但可推知这是当时的一种习惯。
C、 明代嘉靖时人华夏把这卷刻入《真赏斋帖》，因为刻的精工，当时人几乎和
唐摹本同样看待。许多人从这种精刻本上揣摹六朝人的笔法。《真赏》原刻经火焚烧，
又重刻了一次， 遂有火前本、 火后本之说。文氏《停云馆帖》里也刻了一次，王氏
《郁冈斋帖》所收即是得到火后本的原石，编入他的丛帖。到了清代《三希堂帖》失
真愈多，不足并论了。
清初书家王澍，对法帖极有研究，著《淳化阁帖考证》。在卷六《袁生帖》条说：
华中甫刻《真赏斋帖》模技精良，出《淳化》上。按此帖真迹今在华亭王俨斋大
司农家，尝从借观，与《真赏帖》所刻不殊毛发，信《真赏》为有明第一佳刻也。
他这话是从《袁生》一帖推论到《真赏》全帖，评价可算极高，而《真赏》刻手章简
甫技艺之精，也由此可见。但今天拿火前初刻的拓本和唐摹原卷细校，仍不免有一些
失真处，这是笔和刀、蜡纸和木版(火前本是木版，火后本是石版)、钩描和捶拓各方
面条件不同所至，并不足怪。
现在所存王羲之帖， 已寥寥可数， 而其他名家如王献之以下，更几乎一无所存
(旧题为王献之的和未必确出唐摹的不论)，近代敦煌、吐鲁番各处出土的古代文书不
少，有许多书写的时代可与羲献相当。如《李柏文书》仅比《兰亭叙》早几年。可作
比较印证，但究竟不是直接的证物。南朝石刻墓志近年也出土不少，则又不是墨迹，
和这卷南朝人书迹真影，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今天竟得直接看到这七人十帖，把玩追
摹，想到唐太宗得到《兰亭》时的欣喜大概也不过如此；而原色精印，更远胜过蜡纸
钩摹，则鉴赏之福，又足以傲视武则天了!
(原载《中国书法全集》第十八卷，荣宝斋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