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说东传入朝鲜半岛，一般认为在高丽末期的12-13世纪。在此以前有两件事，其一为三国时期，新罗有禅师圆光倡导《世俗五戒》，其中，人“杀生有择”一项，论者以为佛教一般禁止杀生，不包含“有择”的观念。“杀生有择”与《孟子》“数罟不入洿池”和“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的提法有关。另一事例为高丽成宗九年（990年）十二月，高丽王关于开置修书院的敕文中说：“使秦韩之旧俗，知邹鲁之遗风。”其中的“邹鲁遗风”，隐含指代孟子。
到了12世纪，说明《孟子》传入朝鲜的事例渐多。《高丽史》卷十六《仁宗世家二》载：“九年（1131年），六月制曰：传曰：国之将兴也，视民如子；将亡也，视民如草芥。故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语出《孟子》。又《高丽史》105卷《郑可臣列传》、110卷《李齐贤列传》都有读《孟子》的记述。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安 从高丽忠烈王在大都得到新刊印的《朱子全书》，携带回国。忠肃王时，采纳权溥的建议，命秘书省书籍所刊行《孟子集注》。这是朱熹《孟子集注》东传并在高丽刊刻流传的明确记载。
高丽恭愍王十六年（1367年），成均馆改修时，置四书五经斋，即开始讲授《孟子》，与此同时，开始以颜、曾、思、孟“四配”来配享孔子。此后，成均馆及地方乡校的文庙，一直享祀“五圣”。
朝鲜李氏王朝建立初期，科举考试以四书三经（《诗》、《书》、《易》）取士。时当中国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曾颁赐《四书五经大全》给朝鲜。
此后，在文字中称引《孟子》的也多了起来。如世宗六年（1424年）集贤殿提学尹准在疏文中说：“昔者孟轲氏拒 淫邪遁之说，而犹自谓承三圣之统。后世论其功曰：当不在禹下。”
《成宗实录》卷十载辛卯二年（1471年）七月壬申，成宗御经筵，讲《孟子》“有放心而不知求”。七月己亥，经筵讲《孟子》“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一月之内两讲《孟子》。
到了16世纪，出现了李滉（退溪）、李珥（栗谷）两派性理学说.
至现代，成均馆已发展成韩国的综合性大学。成均馆大东问题研究浴？75年设中国部，翻译出版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家经典。有一全国性的儒道会，也设在成均馆内，各市县设分会；还有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孟子学会”。1994年春，韩国成均馆及女子大学等处学者4人，来中国参加邹城市孟子学术研究会举办的国际孟子学术研讨会，并发表了论文。1995年冬，该会又组织学者及居住在韩国的孟子后裔近30人，来邹城市为纪念孟子诞辰2284周年举行祭祀活动，并举办中韩孟子学术研究会。
该国历代所出孟子注释研究方面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有百种之多。
日本国的孟子学，是在镰仓幕府时期，随着朱子学传入的。元代禅僧宁一山，于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东渡日本，讲经之余兼授儒书。1359年，一山的再传弟子义堂，住持镰仓圆觉寺，倡说佛儒一致的观点，极力劝说将军义满阅读宋儒新注的“四书”。义堂的弟子歧阳云秀，为东福寺僧。东福寺以兼攻儒典见长。歧阳为《四书集注》加“和训”，即日本式的标点，被称做“歧阳点”。从此一般平民也能读懂，有助于四书的普及。季弘大叔（1421-1478）专攻孟子。清原宣贤（1475-1550）讲解全部四书五经，他讲孟子“性善”及“尽心知性”时，也表现了禅儒融合的色彩。
至江户时代，儒学支分派析，各派都有着孟子学说的影响。
朱子学派的先驱者藤原惺窝（1561-1619），在中国得到僧桂庵加读点的“四书”新注本回到日本。他曾经说：“象山由孟子‘先立其大者’一语发明，阳明由孟子‘良知’、‘良能’语发明。朱子尊七篇，作《集汪》、《或问》，并学、庸、论、孟为‘四书’，为百世万年圣学之标的，呜呼大哉？”（《罗山随笔》）惺窝的弟子林忠（1583-1657），号罗山，20岁即开门授徒，讲授朱子《四书集注》。惺窝的另一弟子松永尺五（1592-1657），著《四书事文实录》。山崎暗斋（1518-1682），门规严峻，他的弟子只许读《四书集注》及《近思录》。罗山的第三子鹅峄（1618-1680），曾校勘家藏本“十三经”。
南学派野中兼三（1615-1663），于从政之暇，招诸生讲小学、四书、五经。
古学派的山鹿素行（1622-1685），著《四书句读大全》。他的武士道论中，包含崇尚孟子所倡导的伦理道德的内容。古义派大儒伊藤仁斋（1628-1705），著《孟子古义》七卷、《孟语字义》二卷和《性善论》；其论学，以《论语》、《孟子》为本经，《诗》、《书》、《易》、《春秋》为正经，“三礼”、“三传”为杂经。他曾经说过：“若论孟书，实包括天下古今道理尽矣。”（《仁斋日记》）“孟子书为万世启孔门之关钥”。“《论语》专言教，道在其中矣；《孟子》专言道，教在其中矣。”“孟子之说，即孔子之学，皆尧舜文武治天下之道也。此外岂有所谓学问哉!”（《童子问》）“吾无家法，就《论语》、《孟子》正文理会，是吾家法耳。”“《论》《孟》二书，犹如一幅布有表里，并无精粗。”
荻生徂徕（1666-1728），属古学派的古文辞学派。他的弟子山井鼎（字昆仑）著《七经孟子考文》。该书反传回中国，为《四库全书》所收。他的另一弟子太宰春台（1680-1747），著《孟子论》上下篇，对孟子多所批评。安藤昌益（1703-1762），著《四书评》，其中《孟子评》批评孟子社会分工论违反“自然道”。他的《孟子失道论》也对孟子持批评态度。
日本阳明学事功派的代表熊泽蕃山（1619-1691），著《集义和书》、《集义外书》，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人君之务，是为人民父母之仁心，行仁政”。大版学派的五井持轩（？-1721）曾说：“人能通四书，即识宇宙第一真理。”他讲学循环讲《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不讲其他书。其他阳明派学者佐藤一斋（1772-1859），著《孟子栏外书》，大盐中斋（1793-1837），在《传习录》的跋文中说：“阳明王子之学，要在致良知。而良知二字出《孟子》，孟子之良知，出《易》之乾……”吉田松阴（1830-1859），著《论孟札记》。
江户幕府时代的宽永九年（1632年），亲藩德川义直在首都江户的上野忍岗建先圣殿，奉祀孔子，以颜、曾、思、孟配享。这是日本享祀孟子之始，后于元禄三年（1690年）移至汤岛，仍供奉孔子及“四配”木刻像。科举考试也是以“四书”作命题范围。
近代至现代以来，孟子学仍在日本有广泛影响。其尊王贱霸思想曾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治国理论根据之一。近几十年日本孟子学研究十分活跃。有全国性的汉学会“斯文会”，其讲说会每星期开讲一次，《孟子》为所讲书目之一。1964年、1966年，日本学者井上顺理先后两次获文部省拨款20万日元，从事“关于《孟子》传入日本及日本接受过程的研究”和“日本接受《孟子》的历史研究”。美国学者赖肖尔在其所著《日本人》中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一亿日本人都是‘孔孟之徒’。”这句话也从侧面反映了儒家（包括孟子）在日本的影响之深。
第一节 东亚
孟子学说东传入朝鲜半岛，一般认为在高丽末期的12-13世纪。在此以前有两件事，其一为三国时期，新罗有禅师圆光倡导《世俗五戒》，其中，人“杀生有择”一项，论者以为佛教一般禁止杀生，不包含“有择”的观念。“杀生有择”与《孟子》“数罟不入洿池”和“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的提法有关。另一事例为高丽成宗九年（990年）十二月，高丽王关于开置修书院的敕文中说：“使秦韩之旧俗，知邹鲁之遗风。”其中的“邹鲁遗风”，隐含指代孟子。
到了12世纪，说明《孟子》传入朝鲜的事例渐多。《高丽史》卷十六《仁宗世家二》载：“九年（1131年），六月制曰：传曰：国之将兴也，视民如子；将亡也，视民如草芥。故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语出《孟子》。又《高丽史》105卷《郑可臣列传》、110卷《李齐贤列传》都有读《孟子》的记述。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安 从高丽忠烈王在大都得到新刊印的《朱子全书》，携带回国。忠肃王时，采纳权溥的建议，命秘书省书籍所刊行《孟子集注》。这是朱熹《孟子集注》东传并在高丽刊刻流传的明确记载。
高丽恭愍王十六年（1367年），成均馆改修时，置四书五经斋，即开始讲授《孟子》，与此同时，开始以颜、曾、思、孟“四配”来配享孔子。此后，成均馆及地方乡校的文庙，一直享祀“五圣”。
朝鲜李氏王朝建立初期，科举考试以四书三经（《诗》、《书》、《易》）取士。时当中国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曾颁赐《四书五经大全》给朝鲜。
此后，在文字中称引《孟子》的也多了起来。如世宗六年（1424年）集贤殿提学尹准在疏文中说：“昔者孟轲氏拒 淫邪遁之说，而犹自谓承三圣之统。后世论其功曰：当不在禹下。”
《成宗实录》卷十载辛卯二年（1471年）七月壬申，成宗御经筵，讲《孟子》“有放心而不知求”。七月己亥，经筵讲《孟子》“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一月之内两讲《孟子》。
到了16世纪，出现了李滉（退溪）、李珥（栗谷）两派性理学说.
至现代，成均馆已发展成韩国的综合性大学。成均馆大东问题研究浴？75年设中国部，翻译出版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家经典。有一全国性的儒道会，也设在成均馆内，各市县设分会；还有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孟子学会”。1994年春，韩国成均馆及女子大学等处学者4人，来中国参加邹城市孟子学术研究会举办的国际孟子学术研讨会，并发表了论文。1995年冬，该会又组织学者及居住在韩国的孟子后裔近30人，来邹城市为纪念孟子诞辰2284周年举行祭祀活动，并举办中韩孟子学术研究会。
该国历代所出孟子注释研究方面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有百种之多。
日本国的孟子学，是在镰仓幕府时期，随着朱子学传入的。元代禅僧宁一山，于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东渡日本，讲经之余兼授儒书。1359年，一山的再传弟子义堂，住持镰仓圆觉寺，倡说佛儒一致的观点，极力劝说将军义满阅读宋儒新注的“四书”。义堂的弟子歧阳云秀，为东福寺僧。东福寺以兼攻儒典见长。歧阳为《四书集注》加“和训”，即日本式的标点，被称做“歧阳点”。从此一般平民也能读懂，有助于四书的普及。季弘大叔（1421-1478）专攻孟子。清原宣贤（1475-1550）讲解全部四书五经，他讲孟子“性善”及“尽心知性”时，也表现了禅儒融合的色彩。
至江户时代，儒学支分派析，各派都有着孟子学说的影响。
朱子学派的先驱者藤原惺窝（1561-1619），在中国得到僧桂庵加读点的“四书”新注本回到日本。他曾经说：“象山由孟子‘先立其大者’一语发明，阳明由孟子‘良知’、‘良能’语发明。朱子尊七篇，作《集汪》、《或问》，并学、庸、论、孟为‘四书’，为百世万年圣学之标的，呜呼大哉？”（《罗山随笔》）惺窝的弟子林忠（1583-1657），号罗山，20岁即开门授徒，讲授朱子《四书集注》。惺窝的另一弟子松永尺五（1592-1657），著《四书事文实录》。山崎暗斋（1518-1682），门规严峻，他的弟子只许读《四书集注》及《近思录》。罗山的第三子鹅峄（1618-1680），曾校勘家藏本“十三经”。
南学派野中兼三（1615-1663），于从政之暇，招诸生讲小学、四书、五经。
古学派的山鹿素行（1622-1685），著《四书句读大全》。他的武士道论中，包含崇尚孟子所倡导的伦理道德的内容。古义派大儒伊藤仁斋（1628-1705），著《孟子古义》七卷、《孟语字义》二卷和《性善论》；其论学，以《论语》、《孟子》为本经，《诗》、《书》、《易》、《春秋》为正经，“三礼”、“三传”为杂经。他曾经说过：“若论孟书，实包括天下古今道理尽矣。”（《仁斋日记》）“孟子书为万世启孔门之关钥”。“《论语》专言教，道在其中矣；《孟子》专言道，教在其中矣。”“孟子之说，即孔子之学，皆尧舜文武治天下之道也。此外岂有所谓学问哉!”（《童子问》）“吾无家法，就《论语》、《孟子》正文理会，是吾家法耳。”“《论》《孟》二书，犹如一幅布有表里，并无精粗。”
荻生徂徕（1666-1728），属古学派的古文辞学派。他的弟子山井鼎（字昆仑）著《七经孟子考文》。该书反传回中国，为《四库全书》所收。他的另一弟子太宰春台（1680-1747），著《孟子论》上下篇，对孟子多所批评。安藤昌益（1703-1762），著《四书评》，其中《孟子评》批评孟子社会分工论违反“自然道”。他的《孟子失道论》也对孟子持批评态度。
日本阳明学事功派的代表熊泽蕃山（1619-1691），著《集义和书》、《集义外书》，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人君之务，是为人民父母之仁心，行仁政”。大版学派的五井持轩（？-1721）曾说：“人能通四书，即识宇宙第一真理。”他讲学循环讲《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不讲其他书。其他阳明派学者佐藤一斋（1772-1859），著《孟子栏外书》，大盐中斋（1793-1837），在《传习录》的跋文中说：“阳明王子之学，要在致良知。而良知二字出《孟子》，孟子之良知，出《易》之乾……”吉田松阴（1830-1859），著《论孟札记》。
江户幕府时代的宽永九年（1632年），亲藩德川义直在首都江户的上野忍岗建先圣殿，奉祀孔子，以颜、曾、思、孟配享。这是日本享祀孟子之始，后于元禄三年（1690年）移至汤岛，仍供奉孔子及“四配”木刻像。科举考试也是以“四书”作命题范围。
近代至现代以来，孟子学仍在日本有广泛影响。其尊王贱霸思想曾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治国理论根据之一。近几十年日本孟子学研究十分活跃。有全国性的汉学会“斯文会”，其讲说会每星期开讲一次，《孟子》为所讲书目之一。1964年、1966年，日本学者井上顺理先后两次获文部省拨款20万日元，从事“关于《孟子》传入日本及日本接受过程的研究”和“日本接受《孟子》的历史研究”。美国学者赖肖尔在其所著《日本人》中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一亿日本人都是‘孔孟之徒’。”这句话也从侧面反映了儒家（包括孟子）在日本的影响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