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建立后，沿袭前代崇儒尊孟的风尚，所以《孟子》书作为“经”的地位没有改变。据孟氏各种《三迁志》记载：“明洪武元年（1368年）夏四月，太祖至白虎殿，见有《孟子》，顾问许存仁曰：‘孟子何说为要？’对曰：‘劝国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赋，乃其要也。’太祖曰：‘孟子专言仁义，使当时有一贤君能用其言，天下岂不定于一乎？’”
据《明史》卷七十《选举》所载，明初，定科目考试制度，“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诗》、《书》、《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明洪武三年（1370年），按此规定开科取士，首场各试本经一道，四书义一道。后四书义又增至三道。俱以朱熹《章句集注》本为主，并且把朱熹的注本颁之各地学宫讲习。洪武五年（1372年），《孟子》经历了一次危机。据《明史·钱唐传》记载：“皇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请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请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延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与此段记载相呼应的是《明史》卷五十《礼志》，有一节记载：“（洪武）五年，罢孟子配享，逾年，帝曰：‘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
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7年），命胡广、杨荣等人编纂《四书大会》四十卷。书成后，皇帝亲为作序，颁行全国，作为取士标准，从此取士制度中，四书比重超过了五经的分量。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包括《孟子》在内的四书成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者的必读书，直至科举制被废除为止。
关于孟子的封爵，明朝前半期仍沿用前元封爵。至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从大学士张璁上言，去掉孔子及“四配”等的封爵。孟子单称“亚圣”，不再称“邹国亚圣公”。
有明一代，关于孟庙祭礼的记载，并且保存下祭文来的有32次。其中除当地地方官7次致祭外，其余25次祭祀，有皇帝遣使祭祀，有诸王遣官代祭，有各级官员经过邹县时谒庙致祭。
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五月初十日，因孟子60代裔孙、博士孟承光一门死难，皇帝特遗太常少卿魏应嘉致祭，“用慰我夫子之灵”。除魏应嘉的祭文以外，皇帝还有御制的祭文，说：“是用遣官，敬陈笾豆，式念羹墙……”都是先祭孟子，兼及孟承光。
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年），吕兆祥重修《三迁志》稿成，“割产召工，聿完锓锲，一念希贤，破家不悔”，“远到沂泗，送刻神宫”，“敬告夫子，鉴观斯意”。
在朝廷授予孟氏56代后裔孟希文翰林院五经博士世职以后，朝廷还颁降过春秋二祭祝文，作为孟氏奉祀的格式。祭文说：“维年月日，56代嫡孙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孟希文，敢昭告于先祖邹国亚圣公曰：‘言必仁义，道惟尧舜，扶植纪纲，千载攸赖。’今兹仲春（或仲秋），谨备牲帛醴齐粢盛庶品，用伸虔祭，以利国侯乐正子配，谨告。”
清朝大力褒奖孟子。科举考试仍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包括《孟子》在内的四书及五经命题，谓之制义。顺治二年（1645年）颁科场条例：“仍旧例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四书主《朱子集注》……”（《清史稿》108卷《选举三》）康熙十六年（1677年），皇帝亲撰《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其中的《孟子》一书，始于义利之辨，终于道统继承，被视为官方的解释。乾隆元年（1736年）颁行《十三经》至各省府州县。又颁布《钦定四书》于官学，俾生员学习。以上表明包括《孟子》书在内的四子书，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继续上升。
在清朝，朝廷对孟子的尊崇有逾前代。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帝御制《至圣先师孔子赞》及颜、曾、思、孟四圣赞文。其《孟子赞》说：“哲人即萎、杨墨昌炽。子舆辟之，曰仁曰义。性善独阐，知言养气。道称尧舜，学屏功利。煌煌七篇，并垂六艺。孔学攸传，禹功作配。”次年，颁《御制孟庙碑记》，称颂孟子辟杨墨之功，使“斯道之有传，至于今赖之”。还说：“不有孟子，使杨墨滥觞于前，释老推波于后，后之人虽欲千载之下探尼山之遗绪，其孰从而求之？”其文后赞道：“……唯子舆氏，距 放淫，以承三圣，以正人心。述舜称尧，私淑孔子。正学修明，百世以俟……我读其书，曰仁曰义，遗泽未湮，闻风可企。岳岳亚圣，岩岩泰山，功迈禹稷，德参孔颜……”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亲自为开封游梁祠题写了“昌明仁义”的匾额。
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皇帝御制孟子庙匾额“守先待后”和孟府匾额“七篇贻矩”。
乾隆三年（1738年），皇帝降旨在孟母封号上再加“端范”二字，称“邾国端范宣献夫人”。并且咨山东抚臣，敬备祭品，委官致祭。其御制告祭之文，由翰林院移送。内称：“惟大贤之教施无穷，皆慈母之恩勤有素。特沛殊荣，式加显号。更申祭告用遣专官……”
乾隆十三年（1748年），皇帝御制《四圣赞》，其《亚圣赞》说：“战国春秋，又异其世。陷溺人心，岂惟功利。时君争雄，处士横议。为我兼爱，簧鼓树帜。鲁连高风，陈仲廉士。所谓英贤，不过如是。于此有人，入孝出弟。一发千均，道脉永系。能不动心，惓惓馀意。”二十二年（1757年），皇帝为孟庙亚圣殿御制“道阐尼山”的匾额，和“尊王言必称尧舜，忧世心同切孔颜”的对联。
终乾隆帝一世，遣官致祭孟庙五次，亲诣孟庙拈香行礼二次：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皇帝南巡，夏四月回銮过邹县，谒孟庙，拈香行一跪三叩礼。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皇帝南巡，夏四月回銮过邹县，第二次亲谒孟庙，拈香行礼如前，把封建帝王对孟子的尊崇推到极致。
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430多年间，明、清两代由地方行政主管官员主持、教育主管官员总纂的官修《邹县志》达11种，现存7种。这些书中大量记载了封建帝王，中央及地方官吏、历代名人、文士等颂扬孟子的诏书、祭文、碑记、记文，记录诗词达300多首。
第三节 明代 清代
明王朝建立后，沿袭前代崇儒尊孟的风尚，所以《孟子》书作为“经”的地位没有改变。据孟氏各种《三迁志》记载：“明洪武元年（1368年）夏四月，太祖至白虎殿，见有《孟子》，顾问许存仁曰：‘孟子何说为要？’对曰：‘劝国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赋，乃其要也。’太祖曰：‘孟子专言仁义，使当时有一贤君能用其言，天下岂不定于一乎？’”
据《明史》卷七十《选举》所载，明初，定科目考试制度，“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诗》、《书》、《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明洪武三年（1370年），按此规定开科取士，首场各试本经一道，四书义一道。后四书义又增至三道。俱以朱熹《章句集注》本为主，并且把朱熹的注本颁之各地学宫讲习。洪武五年（1372年），《孟子》经历了一次危机。据《明史·钱唐传》记载：“皇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请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请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延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与此段记载相呼应的是《明史》卷五十《礼志》，有一节记载：“（洪武）五年，罢孟子配享，逾年，帝曰：‘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
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7年），命胡广、杨荣等人编纂《四书大会》四十卷。书成后，皇帝亲为作序，颁行全国，作为取士标准，从此取士制度中，四书比重超过了五经的分量。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包括《孟子》在内的四书成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者的必读书，直至科举制被废除为止。
关于孟子的封爵，明朝前半期仍沿用前元封爵。至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从大学士张璁上言，去掉孔子及“四配”等的封爵。孟子单称“亚圣”，不再称“邹国亚圣公”。
有明一代，关于孟庙祭礼的记载，并且保存下祭文来的有32次。其中除当地地方官7次致祭外，其余25次祭祀，有皇帝遣使祭祀，有诸王遣官代祭，有各级官员经过邹县时谒庙致祭。
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五月初十日，因孟子60代裔孙、博士孟承光一门死难，皇帝特遗太常少卿魏应嘉致祭，“用慰我夫子之灵”。除魏应嘉的祭文以外，皇帝还有御制的祭文，说：“是用遣官，敬陈笾豆，式念羹墙……”都是先祭孟子，兼及孟承光。
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年），吕兆祥重修《三迁志》稿成，“割产召工，聿完锓锲，一念希贤，破家不悔”，“远到沂泗，送刻神宫”，“敬告夫子，鉴观斯意”。
在朝廷授予孟氏56代后裔孟希文翰林院五经博士世职以后，朝廷还颁降过春秋二祭祝文，作为孟氏奉祀的格式。祭文说：“维年月日，56代嫡孙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孟希文，敢昭告于先祖邹国亚圣公曰：‘言必仁义，道惟尧舜，扶植纪纲，千载攸赖。’今兹仲春（或仲秋），谨备牲帛醴齐粢盛庶品，用伸虔祭，以利国侯乐正子配，谨告。”
清朝大力褒奖孟子。科举考试仍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包括《孟子》在内的四书及五经命题，谓之制义。顺治二年（1645年）颁科场条例：“仍旧例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四书主《朱子集注》……”（《清史稿》108卷《选举三》）康熙十六年（1677年），皇帝亲撰《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其中的《孟子》一书，始于义利之辨，终于道统继承，被视为官方的解释。乾隆元年（1736年）颁行《十三经》至各省府州县。又颁布《钦定四书》于官学，俾生员学习。以上表明包括《孟子》书在内的四子书，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继续上升。
在清朝，朝廷对孟子的尊崇有逾前代。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帝御制《至圣先师孔子赞》及颜、曾、思、孟四圣赞文。其《孟子赞》说：“哲人即萎、杨墨昌炽。子舆辟之，曰仁曰义。性善独阐，知言养气。道称尧舜，学屏功利。煌煌七篇，并垂六艺。孔学攸传，禹功作配。”次年，颁《御制孟庙碑记》，称颂孟子辟杨墨之功，使“斯道之有传，至于今赖之”。还说：“不有孟子，使杨墨滥觞于前，释老推波于后，后之人虽欲千载之下探尼山之遗绪，其孰从而求之？”其文后赞道：“……唯子舆氏，距 放淫，以承三圣，以正人心。述舜称尧，私淑孔子。正学修明，百世以俟……我读其书，曰仁曰义，遗泽未湮，闻风可企。岳岳亚圣，岩岩泰山，功迈禹稷，德参孔颜……”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亲自为开封游梁祠题写了“昌明仁义”的匾额。
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皇帝御制孟子庙匾额“守先待后”和孟府匾额“七篇贻矩”。
乾隆三年（1738年），皇帝降旨在孟母封号上再加“端范”二字，称“邾国端范宣献夫人”。并且咨山东抚臣，敬备祭品，委官致祭。其御制告祭之文，由翰林院移送。内称：“惟大贤之教施无穷，皆慈母之恩勤有素。特沛殊荣，式加显号。更申祭告用遣专官……”
乾隆十三年（1748年），皇帝御制《四圣赞》，其《亚圣赞》说：“战国春秋，又异其世。陷溺人心，岂惟功利。时君争雄，处士横议。为我兼爱，簧鼓树帜。鲁连高风，陈仲廉士。所谓英贤，不过如是。于此有人，入孝出弟。一发千均，道脉永系。能不动心，惓惓馀意。”二十二年（1757年），皇帝为孟庙亚圣殿御制“道阐尼山”的匾额，和“尊王言必称尧舜，忧世心同切孔颜”的对联。
终乾隆帝一世，遣官致祭孟庙五次，亲诣孟庙拈香行礼二次：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皇帝南巡，夏四月回銮过邹县，谒孟庙，拈香行一跪三叩礼。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皇帝南巡，夏四月回銮过邹县，第二次亲谒孟庙，拈香行礼如前，把封建帝王对孟子的尊崇推到极致。
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430多年间，明、清两代由地方行政主管官员主持、教育主管官员总纂的官修《邹县志》达11种，现存7种。这些书中大量记载了封建帝王，中央及地方官吏、历代名人、文士等颂扬孟子的诏书、祭文、碑记、记文，记录诗词达300多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