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孟子》问世以来，经历了各代知识分子推崇，在民间普及，再到封建王朝提倡的过程，其影响也一天天广泛和深刻。汉代经学兴盛，但《孟子》列入子书，未得到普遍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玄学，儒学一度沉寂。但历代知识分子推崇孟子的论述不绝如缕，至唐代终于把孟子提到接续孔子道统的地位。具体记述如下：
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逮至亡秦……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
据《东观汉记》记载，汉章帝时黄香指东观，章帝赐给他《孟子》、《淮南》各一通。
《汉书·河间献王传》中记载：“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皆故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
《淮南子·汜论训》中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扬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高诱在注中解释这段文字时说：“全性保真谓不拔 毛以利天下弗为，不以为累己身形也。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成唐虞三代之德，叙《诗》、《书》、孔子之意，塞杨墨淫辞，故非之也。”
赵岐《孟子注·孟子题辞》中对孟子予以高度赞扬。他说：“著书七篇……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士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这是尊称孟子为“亚圣”一词最早见之于文字的记载。
扬雄在《法言·吾子》篇中说：“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
《汉书·楚元王传赞》中也提到孟子。他说：“自孔子没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
以上记述，说明在汉代《孟子》书已经广泛流传。
三国、魏晋以降，玄学昌盛，儒学衰落，但仍有不少人提及孟子，并予推崇。如三国徐干在《中论·智行第九》中说：“仲尼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孟轲曰：‘子莫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仲尼、孟轲，可谓达于权智之实者也。”
西晋傅玄《傅子》后人辑本附录第四十六条说：“昔仲尼既没，仲尼之徒追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其后邹之君子孟子舆，拟其体著七篇，谓之《孟子》。”
南朝齐·刘昼《刘子新论》说：“晏婴、子思、孟轲、荀卿之类，顺阴阳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于六艺，留情于五常，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师仲尼以尊敬其道。”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四次提到孟子。其《诸子第十七》说“孟轲膺儒以磬折。”《奏启第二十三》说“孟轲讥墨，比诸禽兽”。《夸饰第三十七》说：“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时序第四十五》说：“孟困宾馆。”其熔铸《孟子》书中词语，如《原道第一》中：“ 钧六经，必金声玉振”，《养气第四十二》中：“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序志第五十》中：“岂好辞哉，不得已也。”有类于此者，在全书中约可20余处，不具录。
文人的推崇，不能不影响到朝廷。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年），国子祭酒袁环与太常寺卿冯怀共同上《请兴国学疏》，疏中“孔孟”并称：“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风千载未泯。”（疏载《晋书》本传）他们的这一提法，得到了认可，但未能实行。
至唐代，孟子的影响更加广泛，且多由文人倡导，韩愈是其代表。他在《原道》一文中倡“道统”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其在《读荀》一文中说：“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其存而醇者，孟轲氏而止耳……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其在《与孟尚书书》中说：“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 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其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又说：“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众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殁，独孟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由于《孟子》在知识分子中流传，影响日益广泛，许多士大夫纷纷向皇帝上疏，要求将《孟子》列为大学里的一个学科。《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请取消科举取士的明经、进士两科，恢复古代举孝廉的旧制。同时提议《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疏上以后，诏给事中、尚书左丞、御史大夫等官议。议论结果认为，杨绾所请实为正论，但翰林院以为举进士已久，不可废，遂定议明经、进士与孝廉并行。而考试内容及考试办法不曾议及。《孟子》未能列为学科。
唐末，皮日休又上疏请立孟子为学科。皮氏请求“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其者，其科选视明经。苟若是也，不谢汉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行，圣化无补，则可刑于言者。”疏上之后没有反应。故终唐之世，《孟子》书仍未得列入学科。
立庙祭祀也在唐代开其端。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年）诏历代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并令郡县长官随其所在立为祠宇，岁时致祭。孝妇七人，邹孟子母居第五。当时所立之祠，已无踪迹可寻。唐宪宗时，处州刺史邺侯李繁作孔子庙，在墙上画孟子、公羊高、左丘明、荀况等图像奉祀。这是孟子从祀孔子的滥觞。事载韩愈《处州孔子庙碑记》。
第一节 秦汉至隋唐
自从《孟子》问世以来，经历了各代知识分子推崇，在民间普及，再到封建王朝提倡的过程，其影响也一天天广泛和深刻。汉代经学兴盛，但《孟子》列入子书，未得到普遍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玄学，儒学一度沉寂。但历代知识分子推崇孟子的论述不绝如缕，至唐代终于把孟子提到接续孔子道统的地位。具体记述如下：
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逮至亡秦……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
据《东观汉记》记载，汉章帝时黄香指东观，章帝赐给他《孟子》、《淮南》各一通。
《汉书·河间献王传》中记载：“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皆故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
《淮南子·汜论训》中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扬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高诱在注中解释这段文字时说：“全性保真谓不拔 毛以利天下弗为，不以为累己身形也。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成唐虞三代之德，叙《诗》、《书》、孔子之意，塞杨墨淫辞，故非之也。”
赵岐《孟子注·孟子题辞》中对孟子予以高度赞扬。他说：“著书七篇……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士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这是尊称孟子为“亚圣”一词最早见之于文字的记载。
扬雄在《法言·吾子》篇中说：“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
《汉书·楚元王传赞》中也提到孟子。他说：“自孔子没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
以上记述，说明在汉代《孟子》书已经广泛流传。
三国、魏晋以降，玄学昌盛，儒学衰落，但仍有不少人提及孟子，并予推崇。如三国徐干在《中论·智行第九》中说：“仲尼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孟轲曰：‘子莫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仲尼、孟轲，可谓达于权智之实者也。”
西晋傅玄《傅子》后人辑本附录第四十六条说：“昔仲尼既没，仲尼之徒追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其后邹之君子孟子舆，拟其体著七篇，谓之《孟子》。”
南朝齐·刘昼《刘子新论》说：“晏婴、子思、孟轲、荀卿之类，顺阴阳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于六艺，留情于五常，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师仲尼以尊敬其道。”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四次提到孟子。其《诸子第十七》说“孟轲膺儒以磬折。”《奏启第二十三》说“孟轲讥墨，比诸禽兽”。《夸饰第三十七》说：“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时序第四十五》说：“孟困宾馆。”其熔铸《孟子》书中词语，如《原道第一》中：“ 钧六经，必金声玉振”，《养气第四十二》中：“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序志第五十》中：“岂好辞哉，不得已也。”有类于此者，在全书中约可20余处，不具录。
文人的推崇，不能不影响到朝廷。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年），国子祭酒袁环与太常寺卿冯怀共同上《请兴国学疏》，疏中“孔孟”并称：“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风千载未泯。”（疏载《晋书》本传）他们的这一提法，得到了认可，但未能实行。
至唐代，孟子的影响更加广泛，且多由文人倡导，韩愈是其代表。他在《原道》一文中倡“道统”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其在《读荀》一文中说：“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其存而醇者，孟轲氏而止耳……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其在《与孟尚书书》中说：“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 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其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又说：“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众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殁，独孟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由于《孟子》在知识分子中流传，影响日益广泛，许多士大夫纷纷向皇帝上疏，要求将《孟子》列为大学里的一个学科。《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请取消科举取士的明经、进士两科，恢复古代举孝廉的旧制。同时提议《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疏上以后，诏给事中、尚书左丞、御史大夫等官议。议论结果认为，杨绾所请实为正论，但翰林院以为举进士已久，不可废，遂定议明经、进士与孝廉并行。而考试内容及考试办法不曾议及。《孟子》未能列为学科。
唐末，皮日休又上疏请立孟子为学科。皮氏请求“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其者，其科选视明经。苟若是也，不谢汉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行，圣化无补，则可刑于言者。”疏上之后没有反应。故终唐之世，《孟子》书仍未得列入学科。
立庙祭祀也在唐代开其端。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年）诏历代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并令郡县长官随其所在立为祠宇，岁时致祭。孝妇七人，邹孟子母居第五。当时所立之祠，已无踪迹可寻。唐宪宗时，处州刺史邺侯李繁作孔子庙，在墙上画孟子、公羊高、左丘明、荀况等图像奉祀。这是孟子从祀孔子的滥觞。事载韩愈《处州孔子庙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