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君民之间的关系，孟子在其政治学说中提出了这样的著名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
只有得到百姓的拥护，才能做国君。社稷、国君都可以改立，而民不可更换。君主得失天下，都是得失民心的结果。民心的向背，决定着君主的存亡。孟子以桀纣、汤武失得天下为例：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 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也。虽欲无王，不可得已。”（《离娄上》）
仁，仁政，是民之所望，民之所归。不行仁政，民将背弃；行仁政，民将向往。民背弃者，失天下；民向往者，得天下。桀、纣不仁，客观上起到了将民驱与汤、武的作用。
孟子主张：“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离娄上》）在上的没有道德规范，在下的就没有法制观念，朝廷不凭据道义，工匠不凭据尺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家还能存在的，那太侥幸了。“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离娄上》）
对不仁而在上位者，孟子通过与齐宣王的对话阐述了自己的主张。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破坏仁义的，是残贼，是一夫，而不配称作君主。诛杀残贼者，是诛杀一夫，而不是弑君。孟子肯定了汤武革命的正义性。
对于四境之内不治的君主，孟子以失职者为论，认为应当“弃之”、“已之”。（《梁惠王下》）
贵戚之卿则有这样的权力，“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下》）
当公孙丑以伊尹放逐太甲为例，问孟子，贤者作为臣属，其君不贤，就可以放逐吗？孟子回答说：“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尽心上》）
“弃之”、“已之”、“易位”、“放”，都是对不仁而在高位者的处置办法。孟子也肯定了撤换不仁之君的合理性，最终目的，保证“惟仁者宜在高位”，进而保障仁政的实施。
孟子认为，施行仁政，还必须“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公孙丑上》）。国君如想免遭屈辱，“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公孙丑上》）。孟子还比喻说，治理国家，如不任用贤能，让贤能“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就像一个占有玉石而不懂雕琢玉石的人，硬让玉匠按照自己的办法雕琢玉石一样愚蠢可笑。（《梁惠王下》）孟子强调，凡想大有作为的君主，必须敢于任用德才超过自己的“不召之臣”，并先虚心向他学习，然后以他为臣，这叫做“学焉而后臣之”。这样，则可“不劳而王”。（《公孙丑下》）孟子还把纠正君主的不正确思想，作为臣的职责。“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
如何使“贤”、“能”、“俊杰”在位？孟子说：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下》）
左右、诸大夫的意见均不足为凭，以国人的意见决定可否，然后察之，贤者岂能不在上位？
至于君臣之间的关系，孟子认为是相对平等的：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
君对臣的态度，直接影响并决定了臣对君的态度。
第三节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关于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君民之间的关系，孟子在其政治学说中提出了这样的著名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
只有得到百姓的拥护，才能做国君。社稷、国君都可以改立，而民不可更换。君主得失天下，都是得失民心的结果。民心的向背，决定着君主的存亡。孟子以桀纣、汤武失得天下为例：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 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也。虽欲无王，不可得已。”（《离娄上》）
仁，仁政，是民之所望，民之所归。不行仁政，民将背弃；行仁政，民将向往。民背弃者，失天下；民向往者，得天下。桀、纣不仁，客观上起到了将民驱与汤、武的作用。
孟子主张：“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离娄上》）在上的没有道德规范，在下的就没有法制观念，朝廷不凭据道义，工匠不凭据尺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家还能存在的，那太侥幸了。“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离娄上》）
对不仁而在上位者，孟子通过与齐宣王的对话阐述了自己的主张。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破坏仁义的，是残贼，是一夫，而不配称作君主。诛杀残贼者，是诛杀一夫，而不是弑君。孟子肯定了汤武革命的正义性。
对于四境之内不治的君主，孟子以失职者为论，认为应当“弃之”、“已之”。（《梁惠王下》）
贵戚之卿则有这样的权力，“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下》）
当公孙丑以伊尹放逐太甲为例，问孟子，贤者作为臣属，其君不贤，就可以放逐吗？孟子回答说：“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尽心上》）
“弃之”、“已之”、“易位”、“放”，都是对不仁而在高位者的处置办法。孟子也肯定了撤换不仁之君的合理性，最终目的，保证“惟仁者宜在高位”，进而保障仁政的实施。
孟子认为，施行仁政，还必须“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公孙丑上》）。国君如想免遭屈辱，“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公孙丑上》）。孟子还比喻说，治理国家，如不任用贤能，让贤能“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就像一个占有玉石而不懂雕琢玉石的人，硬让玉匠按照自己的办法雕琢玉石一样愚蠢可笑。（《梁惠王下》）孟子强调，凡想大有作为的君主，必须敢于任用德才超过自己的“不召之臣”，并先虚心向他学习，然后以他为臣，这叫做“学焉而后臣之”。这样，则可“不劳而王”。（《公孙丑下》）孟子还把纠正君主的不正确思想，作为臣的职责。“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
如何使“贤”、“能”、“俊杰”在位？孟子说：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下》）
左右、诸大夫的意见均不足为凭，以国人的意见决定可否，然后察之，贤者岂能不在上位？
至于君臣之间的关系，孟子认为是相对平等的：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
君对臣的态度，直接影响并决定了臣对君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