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学说中的天，有多种含义，有自然之天，有客观规律之天，有假托的意志之天，还有道德义理之天等。天，是孟子哲学思想中的最高范畴；天人合一思想，是孟子哲学思想中的精髓。
“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保ā读夯萃跎稀罚┆？
“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独肼ο隆？
这里的天，是指自然之天。
“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万章上》）
此处孟子所指的天，实际是“民意”、“人心”，是假托的意志之天。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万章上》）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梁惠王下》）
“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梁惠王下》）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离娄上》）
上述天，均在人的主观意志之外，有的是可知的规律，有的是不可知的主宰，有的则与“命”相关。它们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对于客观规律之天，孟子认为：
“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离娄上》）
“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梁惠王下》）
孟子强调不可违背客观规律之天，同时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
“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公孙丑上》）
面对不可抗拒的命运之天，孟子主张：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公孙丑下》）
在孟子的学说中，还有一种与人密不可分的道德义理之天：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公孙丑上》）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尽心上》）
这里的天，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是义理的总体称谓。“天爵”，是天所赋予人，而又经过人去“为”、去“养”形成的自然尊贵，是天人相通的，天人合一的。天爵，是人所共有的。“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告子上》）但能否取得，则靠自我追求，“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尽心上》）。而“人爵”则不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尽心上》）。天爵，可自求自得，一经享用，谁也不可剥夺；人爵，人有追求的路子，但能否得到，最终取决于主宰的予否。所以，自求的尊贵，才是真正值得尊贵的；别人所给予的尊贵，别人同样可以剥夺，并不值得尊贵。（《告子上》）
孟子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
在此，孟子阐述了“心”、“性”、“天”、“命”之间的关系。充分扩充自己的本心，就知道人性是可以为善的；知道了人的本性，也就懂得了天，即性善是天所赋予所有人的。保存本心，存养本性，这就是对待天的方法。短命也好，长寿也好，我都不三心二意，只是以修养身心来等待它，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
进而，孟子又提出：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
诚——真实而不虚假，是天的法则，即自然的规律；追求诚，是做人的法则，是做人必须遵循的规律。
天赋予了我达到生命最高境界的一切条件，能否达到，全在我掌握。反躬自问，自己是真诚的，没有任何虚假，便是最大的快乐。坚持不懈地按推己及人的恕道去做，求得天之尊爵——仁的道路，没有比这再近的了。
孟子还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尽心上》）
品德高尚的人，天爵至尊，所经过的地方，无不受到教化，人无不随之为善。所存养于心的，则神妙不可测度。上下与天地融为一体，共同运行，这难道说是小小的补益吗？
第三节 上下与天地同流
孟子思想学说中的天，有多种含义，有自然之天，有客观规律之天，有假托的意志之天，还有道德义理之天等。天，是孟子哲学思想中的最高范畴；天人合一思想，是孟子哲学思想中的精髓。
“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保ā读夯萃跎稀罚┆？
“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独肼ο隆？
这里的天，是指自然之天。
“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万章上》）
此处孟子所指的天，实际是“民意”、“人心”，是假托的意志之天。
“莫之为而为者，天也。”（《万章上》）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梁惠王下》）
“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梁惠王下》）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离娄上》）
上述天，均在人的主观意志之外，有的是可知的规律，有的是不可知的主宰，有的则与“命”相关。它们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对于客观规律之天，孟子认为：
“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离娄上》）
“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梁惠王下》）
孟子强调不可违背客观规律之天，同时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
“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公孙丑上》）
面对不可抗拒的命运之天，孟子主张：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公孙丑下》）
在孟子的学说中，还有一种与人密不可分的道德义理之天：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公孙丑上》）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尽心上》）
这里的天，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是义理的总体称谓。“天爵”，是天所赋予人，而又经过人去“为”、去“养”形成的自然尊贵，是天人相通的，天人合一的。天爵，是人所共有的。“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告子上》）但能否取得，则靠自我追求，“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尽心上》）。而“人爵”则不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尽心上》）。天爵，可自求自得，一经享用，谁也不可剥夺；人爵，人有追求的路子，但能否得到，最终取决于主宰的予否。所以，自求的尊贵，才是真正值得尊贵的；别人所给予的尊贵，别人同样可以剥夺，并不值得尊贵。（《告子上》）
孟子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
在此，孟子阐述了“心”、“性”、“天”、“命”之间的关系。充分扩充自己的本心，就知道人性是可以为善的；知道了人的本性，也就懂得了天，即性善是天所赋予所有人的。保存本心，存养本性，这就是对待天的方法。短命也好，长寿也好，我都不三心二意，只是以修养身心来等待它，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
进而，孟子又提出：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
诚——真实而不虚假，是天的法则，即自然的规律；追求诚，是做人的法则，是做人必须遵循的规律。
天赋予了我达到生命最高境界的一切条件，能否达到，全在我掌握。反躬自问，自己是真诚的，没有任何虚假，便是最大的快乐。坚持不懈地按推己及人的恕道去做，求得天之尊爵——仁的道路，没有比这再近的了。
孟子还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尽心上》）
品德高尚的人，天爵至尊，所经过的地方，无不受到教化，人无不随之为善。所存养于心的，则神妙不可测度。上下与天地融为一体，共同运行，这难道说是小小的补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