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与弟子公孙丑的答问中，说：“我四十不动心”，并说“告子先我不动心”。（《公孙丑上》）由此而讲述了不动心之道，以及与告子不动心的区别。
孟子以北宫黝、孟施舍培养勇气的办法为例，来说明怎样才能不动心。北宫黝的养勇，受到侮辱，一定回击，不分对方是谁，也不论场合与轻重。孟施舍则是视不胜犹胜，不问敌方强弱，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孟子认为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然而孟施舍较有章法。孟子又引曾子的话，转述孔子所称的大勇：
“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公孙丑上》）反躬自问，正义不在我，对方虽是卑贱的人，我不去恐吓他；反躬自问，正义确在我，对方虽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孟子推崇曾子受于孔子的养勇方法，即养勇以理之曲直为基础。
告子认为，“勇”，或“不动心”，于言辞中得不到，就不要再要求从“心”中得到；从心中得不到，就不要再要求从“气”中得到。孟子不否定后者，而否定前者。原因是，由心而生的志，是气的统帅，气是由人的身心扩充而来的。志在先，为主；气在后，为次。所以说，要坚守志，不要滥动气。同时，志与气也相互作用：志专一，气则随之而聚，随之而来；气聚之于一，志也会随之而产生波动。比如，人跌倒了，昏厥了，一时失去了知觉，但身上还有气，还有力，气与力的凝聚，又使“心”复苏，使“心”波动，又发挥作用。孟子称“反动其心”而不称“反动其志”，因“志”由“心”生，这里的“心”，是指人的思维、思想或精神。
公孙丑问孟子，老师您最擅长于什么？孟子答：“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虽然说“难言也”，但还是描述出了它的大体形态：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公孙丑上》）
这种气，最广大，最刚强，只要好好地培养而不加伤害，它就会充塞于天地之间。这种气由义与道配合而成。若没有这二者，就会枯萎。它是聚集义而产生的，而不是偶然的义行所能袭取的。只要做一件于心有愧的事，它就会枯萎下来。应当坚持不懈地培养，而不加伤害。自觉地培养它，而不要有其他特定的目的。心中要念念不忘，但也不能违背规律地帮助它生长。孟子还以拔苗助长为喻，拔苗不仅不能助长，反而伤害了它，来通俗地解释“勿忘”、“勿助”的含义。
孟子之所以认为，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就是因为告子颠倒了“言”与“心”的关系。说“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言为心声，义由心集。而告子割裂了言、义与心的关系。孟子认为，心正，则言正。心正，方可由知对方之言病，进而识其心病。最终达到“正人心，息邪说，讵 行，以承三圣者”之目的。（《滕文公下》）
孟子所善养的浩然之气，是内心的一种精神力量。它一经践行，便会将人铸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滕文公下》）或称作：“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的君子。（《尽心上》）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不加、不损的是志向。这个志向，就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滕文公下》），或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践履如一，就能形成浩然之气。其核心是“义”与“道”，其根基在“心”，在心中充分存养扩充了的善端。
浩然之气，是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当人对其的追求面临与载体——人的生命不可得兼时，孟子主张“舍生而取义”。他说：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告子上》）
第二节 不动心与养浩然之气
孟子在与弟子公孙丑的答问中，说：“我四十不动心”，并说“告子先我不动心”。（《公孙丑上》）由此而讲述了不动心之道，以及与告子不动心的区别。
孟子以北宫黝、孟施舍培养勇气的办法为例，来说明怎样才能不动心。北宫黝的养勇，受到侮辱，一定回击，不分对方是谁，也不论场合与轻重。孟施舍则是视不胜犹胜，不问敌方强弱，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孟子认为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然而孟施舍较有章法。孟子又引曾子的话，转述孔子所称的大勇：
“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公孙丑上》）反躬自问，正义不在我，对方虽是卑贱的人，我不去恐吓他；反躬自问，正义确在我，对方虽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孟子推崇曾子受于孔子的养勇方法，即养勇以理之曲直为基础。
告子认为，“勇”，或“不动心”，于言辞中得不到，就不要再要求从“心”中得到；从心中得不到，就不要再要求从“气”中得到。孟子不否定后者，而否定前者。原因是，由心而生的志，是气的统帅，气是由人的身心扩充而来的。志在先，为主；气在后，为次。所以说，要坚守志，不要滥动气。同时，志与气也相互作用：志专一，气则随之而聚，随之而来；气聚之于一，志也会随之而产生波动。比如，人跌倒了，昏厥了，一时失去了知觉，但身上还有气，还有力，气与力的凝聚，又使“心”复苏，使“心”波动，又发挥作用。孟子称“反动其心”而不称“反动其志”，因“志”由“心”生，这里的“心”，是指人的思维、思想或精神。
公孙丑问孟子，老师您最擅长于什么？孟子答：“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虽然说“难言也”，但还是描述出了它的大体形态：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公孙丑上》）
这种气，最广大，最刚强，只要好好地培养而不加伤害，它就会充塞于天地之间。这种气由义与道配合而成。若没有这二者，就会枯萎。它是聚集义而产生的，而不是偶然的义行所能袭取的。只要做一件于心有愧的事，它就会枯萎下来。应当坚持不懈地培养，而不加伤害。自觉地培养它，而不要有其他特定的目的。心中要念念不忘，但也不能违背规律地帮助它生长。孟子还以拔苗助长为喻，拔苗不仅不能助长，反而伤害了它，来通俗地解释“勿忘”、“勿助”的含义。
孟子之所以认为，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就是因为告子颠倒了“言”与“心”的关系。说“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言为心声，义由心集。而告子割裂了言、义与心的关系。孟子认为，心正，则言正。心正，方可由知对方之言病，进而识其心病。最终达到“正人心，息邪说，讵 行，以承三圣者”之目的。（《滕文公下》）
孟子所善养的浩然之气，是内心的一种精神力量。它一经践行，便会将人铸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滕文公下》）或称作：“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的君子。（《尽心上》）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不加、不损的是志向。这个志向，就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滕文公下》），或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践履如一，就能形成浩然之气。其核心是“义”与“道”，其根基在“心”，在心中充分存养扩充了的善端。
浩然之气，是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当人对其的追求面临与载体——人的生命不可得兼时，孟子主张“舍生而取义”。他说：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告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