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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外书》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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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然而,《汉书·艺文志》却著录《孟子》十一篇。东汉应劭《风俗通·穷通篇》也说:孟子“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赵岐作《孟子题辞》,在记述孟子“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疑难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之后,还说:“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由此可见,在汉代,《孟子》确有七篇、十一篇两种。而《孟子》十一篇,则由《孟子》七篇与《外书》四篇组成。
《隋书·经籍志》中,仅著录孟轲撰、赵岐注《孟子》十四卷;郑玄注《孟子》七卷;刘熙注《孟子》七卷;以及“梁有《孟子》九卷,綦毋邃撰,亡”,只字未提《外书》四篇。《旧唐书》中,除著录綦母邃注《孟子》为七卷且并未称亡外,其他均与《隋书》同。《新唐书》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陆善经注《孟子》七卷、张镒《孟子音义》三卷,也未著录《外书》四篇。
但是,在汉代乃至唐初的论著中,引用《孟子》七篇之外的孟子言论者,屡见不鲜。(详见第二节孟子佚文)
《宋史·艺文志》著录《孟子》类论著三十余种,仍未见著录《外书》四篇,以及有关论著。南宋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明确记载:“汉《七略》所录,若《齐论》之‘问王’、‘知道’,《孟子》之外书四篇,今皆亡传。”
然而,孙奕《履斋示儿篇》云:“昔尝闻前辈有云,亲见馆阁中有《孟子》外书四篇,曰性善辩,曰文说,曰孝经,曰为政。”
刘昌诗《芦浦笔记》也说:“予乡新喻谢氏,多藏古书,有《性善辩》一帙。”
奇怪的是,北宋初始修、南宋删定的《崇文总目》,著录了昭文、史馆、集贤三馆及秘阁藏书,却没有著录孙奕、刘昌诗所称的《外书》。
元代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三百八十四卷,亦未著录《外书》四篇。且金、元时无人论及《外书》。
到了明代,又出现了《孟子》外书。清代周广业《孟子逸文考》云:“近有姚士 等所传《孟子》外书四篇,云是熙时子注,则显属伪托也。”
姚士 所传的《外书》四篇,附有明末海盐人胡震亨所作的跋语:“吾友叔祥客济南,得《孟子》外书,见奇,惜第四篇《为正》残阙不全,真秘册也。案刘昌诗《笔记》云,新喻谢氏多藏古书异本,有《性善辩》一帙。盖即是书自宋以来流传绝少,虽断圭碎璧,尤当宝贵之。昔赵氏所斥《外书》不能宏深,与内篇弗类,故其书遂不显于世。然汉时引《孟子》者谓之博文,则内外篇均在博文之列,何可存内而佚外哉?”跋中所称“叔祥”,即姚士 。可见,这部《外书》出现在明末。
目前所能看到的《孟子》外书,据曲阜师范学院孔子研究所编《孔孟研究书目选编》著录,均为清代刊本,约有以下几种:
孟子外书四篇四卷(宋)熙时子注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吴氏拜经楼刻本,板藏新坡乡
见涵海(清)李调元辑
清乾隆中绵州李氏万卷楼刊,嘉庆十四年(1809年)李鼎元重校印本
清道光五年(1825年)李朝夔补刊印本
清光绪七年至八年(1881-1882年)广汉钟登甲乐道斋刊本
见拜经楼丛书(一名愚谷丛书)(清)吴骞辑
清乾隆嘉庆间海昌吴氏刊本
民国11年(1922年)上海博古斋据清吴氏刊本增辑影印本
见艺海珠尘(清)吴省兰辑(清)钱熙辅增辑
清嘉庆中南汇吴氏听彝堂刊
孟子外书(宋)刘攽注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金绍仑刊本,一册。
孟子外书四卷(宋)熙时子注
见经苑(清)钱仪吉辑
清道光咸丰间大梁书院刊,同治七年(1868年)王儒行等印本
孟子外书一卷(宋)刘攽注(清)姜国伊正本并补注
见守中正斋丛书(清)姜国伊撰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刊本
孟子外书四篇四卷(宋)熙时子注附(清)林春溥撰《外书考》二卷,(清)孟经国撰《答书》一篇
清刊本
孟子外书集证五卷(清)施彦士撰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崇明施氏求己堂刻本一册
清道光十年(1830年)刻本附《读孟质疑》三卷
见求己堂八种(清)施彦士撰
清嘉庆道光间崇明施氏求己堂刊本
孟子外书补正一卷(宋)刘攽注(清)林春溥补证
见竹柏山房十五种(清)林春溥撰
清嘉庆咸丰间刊本
孟子外书补注四卷(宋)刘攽注(民国)陈矩补注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云南府署刻本一册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陈氏刻本
见灵峰草堂丛书(民国)陈矩辑
清光绪中贵阳陈氏刊本
上述《孟子》外书刊本,分别收藏于北京、上海、南京、浙江、山东等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等图书馆。
关于《孟子》外书的真伪,清人崔灏考证颇详。他在《四书考异》中说:“赵氏不为《外书》章句,嗣后传《孟子》者悉以《章句》为本,《外书》悉以废阁致亡。南宋去赵氏千有余岁,不应馆阁中能完然如故也。孙氏仅得耳闻,当日在馆阁诸公,未有以目击详言之者,道听途说,必不足为按据。新喻谢氏所藏一帙,刘氏似及见之。《隋书·经籍志》录有梁綦母邃《孟子注》九卷。他家注俱七卷,独綦母氏多出二卷,岂所谓四篇者,在梁时尝得其二,至宋乃仅存刘氏所见之一篇邪?但綦母氏书,李善注《文选》,犹引用之,似流行于唐世,而其有无《外书》,唐人绝无片言论及,则又难以质言。且《外书》之篇目,自宜以《性善》为一,《辩文》为一,《说孝经》为一。刘氏之所见《性善辩》,遂以‘辩’字上属,而谓《文说》一篇,《孝经》一篇。据《论衡·本性篇》,但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不缀‘辩’字。疑新喻谢氏所藏《性善辩》,又属后人依放而作,非《外书》本真也。”翟灏还说:“此书之伪,败迹显然。约略举之,其验有八。……其伪既有此八验,其作伪人甚晚,近不当刘贡父注,复有三证。赵氏《章指》有云:‘计及下者无遗策,举及众者无废功。’《选注》引上一句误题‘孟子曰’字,邵武士人作疏删去《章指》,此遂不知其下句而漫易其文,则此书必出邵武士人后矣。荀子称孟子‘三见齐王不言事’,《集注》取以注‘格君心之非’句,此遂以《尚书》‘格其非心’连属之,则此书必出于朱子后矣。《盐铁论》引孔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明李诩误以‘孔’字为‘孟’,类举为《孟子》逸文,而此遂捃入篇中,则此书更出李诩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