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作者，七篇中没有署名。但每章中的“孟子曰”已经告诉了读者作者是谁，后人对于作者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谁是撰者、编者、纂者、辑者之类展开。
最早记述《孟子》作者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东汉末，应劭在《风俗通义·穷通篇》中也作了类似的记载。
与应劭同时约年长于应劭的赵岐，在《孟子题辞》中对司马迁的说法虽没有提出异议，但大同之中已含有小异：“此书，孟子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
据《太平御览》引三国时吴人姚信著《士纬》，首先提出了与汉代人不同的见解：《孟子》之书“门人所记，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见，非惟教辞而已。或拒万钟之禄，或辞兼金之赠”。
晋代傅玄仍同汉人说。《傅子·附录》称：“昔仲尼没，仲尼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其后，邹之君子孟子舆拟其体，著七篇，谓之《孟子》。”
唐代张籍在《上韩昌黎书》中云：“宣尼没后，杨朱、墨翟恢诡异说，干惑人听，孟子作书而正之。”但韩愈对此说提出了异议，他在《答张籍书》中说：“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张籍在《上韩昌黎第二书》中则同意并又阐述了韩愈的观点：“古之学君臣父子之道，必资于师。师之贤者，其徒数千人，或数百人，是以没则纪其师之说以为书，若《孟子》是已。传者犹以孟子自论集其书，不云没后其徒为之也。”
唐代林慎思在《续孟子》中也说：“《孟子》书，先自其徒记言而著。”
南宋初人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对韩愈的说法作了肯定，并加考证：“按此书韩愈以为弟子所会集，非轲自作。今考其书，则知愈之言非妄也。书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见梁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为然。”
朱熹对《孟子》的作者多有议论。其基本观点与司马迁、赵岐相近。王应麟《困学纪闻》述：“《孟子集注·序说》引《史记·列传》，以为《孟子》之书孟子自作。韩子曰：‘轲之书，非自著。’谓《史记》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则曰：‘门人不能尽记其词。’又第四章‘决汝汉’注曰：‘记者之误。’吴伯丰（《困学纪闻集证》全谢山云：朱子弟子，名必大）以问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说是，后两处失之。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熔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
在《朱子大全》董叔重与朱熹的问答里亦这样记述：“观七篇文字笔势如此，决是一手所成，非鲁论比也。然其间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亦恐是其徒所记，孟子必曾略加删定也。此非甚紧切，以朋友间或有疑此者，尝以此答之，恐未是也。（朱子）曰：‘或恐是如此。’”
朱熹还说：“《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门弟子集，则其人亦甚高，不可谓轲死不传。”（《朱子语类》）
宋代林之奇在《孟子讲义序》中，又发表了既不同于司马迁、赵岐，又不同于韩愈的观点，认为：“《孟子》之书，乃公孙丑、万章诸人之所录，其称‘万子’曰者，则又万章门人之所录，盖集众人之闻见而后成也。”
元代何异孙在《十一经问对》中重述了与赵岐、朱熹相似的观点，认为《论语》是诸弟子记诸善言而成编集，故曰《论语》，而不号《孔子》；《孟子》是孟轲所自作之书，如《荀子》，故谓之《孟子》。
明代郝敬则推崇朱熹的说法，在《孟子说解》中称：“《论语》章法简短，故是后人记录；《孟子》文章长展，非他手可代，正是孟子手笔。”
清代，关于《孟子》的作者又多有争论与考证。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七篇为孟子自作，至韩昌黎故乱其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又云：“孟子道不行，归而作七篇。卒当在赧王之世。卒后，书为门人所叙定，故诸侯王皆加谥焉。”
周广业则进一步发挥了宋代林之奇的观点，他在《孟子四考四·孟子出处时地考》中说：“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随左右，无役不从，于孟子之言动，无不熟察而详记之。每章冠以‘孟子曰’者，重师训，谨授受，兼法《论语》也。观公孙丑美大之称，几及孳孳之言，屋庐子喜于得间数节，当日师弟情事毕见矣。迨还自青齐，既难必于行道，而孟子亦欲垂教后世，取向所进说时王传授弟子者，润饰而删定之，以为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托诸空言，不若载诸事实之深刻著明也。老游梁、鲁，其例亦同。岂竟孟子自著哉!至其后编次遗文，又疑乐正子及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之门人与为之。”
崔述则又使韩愈的观点具体化，并找了依据。他在《孟子事实录》中说：“谓《孟子》一书为公孙丑、万章所纂述者近是。谓孟子与之同撰，或孟子所自撰则非也。《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议者，如‘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属，皆与事理未合。果孟子所自著，不应疏略如是，一也；七篇中称时君皆举其谥，如梁惠王、襄王、齐宣王、鲁平公、邹穆公皆然，乃至滕文公之年少亦如是。其人未必皆先孟子而卒，何以皆称其谥？二也；七篇中于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徐子、陈子皆然。不称子者无几。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曰子，三也。细玩此书，盖孟子之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在书中亦皆不以‘子’称也。”
焦循在《孟子正义》中，对司马迁与赵岐的说法表示赞同，并注疏道：“难疑者，有疑则解说之也。答问者，有问则答之也。平日与诸弟子解说之辞，诸弟子各记录之，至是孟子聚集而论次之，如篇中诸问答之文是也。其不由问答，如《离娄》、《尽心》等章，则孟子自撰也。又有与齐、魏、邹、滕诸君所言，景子、庄暴、淳于髡、周霄、景春、宋 、宋勾践、夷之、陈相、貉稽、戴盈之、戴不胜、储子、沈同、陈贾、慎子、王 等相问答，盖亦诸弟子录之，而孟子论集之也。”
魏源作《孟子年表考》，亦表示了对司马迁、赵岐说法的赞同：“至七篇中无述孟子容貌言动，与《论语》为弟子记其师者不类，当为手著无疑。又公都子、屋庐子、乐正子、徐子皆不书名，而万章、公孙丑独名，《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其为二人亲承口授而笔之书甚明（咸丘蒙、浩生不害、陈臻等偶见，或亦得预记述之列）。与《论语》成于有子、曾子门人故独称子者，殆同一间。”
对历代关于《孟子》作者的争论，今人杨伯峻在《孟子译注·导言》中曾作综述。他归纳为三种说法：一是孟轲自著；二是孟轲死后他的门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共同记述的；三是虽有万章之徒参加，但主要作者还是孟子自己，而且在孟子生前便基本完成了。这三种说法的代表人物分别为赵岐、韩愈、司马迁。杨伯峻认为：“以上三种说法，虽各言之成理，但符合于历史客观事实的，当然只有一种。我们认为，太史公的话是可信的。他的时代较早，当日所见到的史料，所听到的传闻，比后人多而且确实。尤其是验以《孟子》本书，考之孟子生卒，其余两种说法所持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
简言之，《孟子》一书的作者是孟子，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参与了编纂。
第一节 作者
《孟子》的作者，七篇中没有署名。但每章中的“孟子曰”已经告诉了读者作者是谁，后人对于作者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谁是撰者、编者、纂者、辑者之类展开。
最早记述《孟子》作者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东汉末，应劭在《风俗通义·穷通篇》中也作了类似的记载。
与应劭同时约年长于应劭的赵岐，在《孟子题辞》中对司马迁的说法虽没有提出异议，但大同之中已含有小异：“此书，孟子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
据《太平御览》引三国时吴人姚信著《士纬》，首先提出了与汉代人不同的见解：《孟子》之书“门人所记，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见，非惟教辞而已。或拒万钟之禄，或辞兼金之赠”。
晋代傅玄仍同汉人说。《傅子·附录》称：“昔仲尼没，仲尼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其后，邹之君子孟子舆拟其体，著七篇，谓之《孟子》。”
唐代张籍在《上韩昌黎书》中云：“宣尼没后，杨朱、墨翟恢诡异说，干惑人听，孟子作书而正之。”但韩愈对此说提出了异议，他在《答张籍书》中说：“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张籍在《上韩昌黎第二书》中则同意并又阐述了韩愈的观点：“古之学君臣父子之道，必资于师。师之贤者，其徒数千人，或数百人，是以没则纪其师之说以为书，若《孟子》是已。传者犹以孟子自论集其书，不云没后其徒为之也。”
唐代林慎思在《续孟子》中也说：“《孟子》书，先自其徒记言而著。”
南宋初人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对韩愈的说法作了肯定，并加考证：“按此书韩愈以为弟子所会集，非轲自作。今考其书，则知愈之言非妄也。书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见梁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为然。”
朱熹对《孟子》的作者多有议论。其基本观点与司马迁、赵岐相近。王应麟《困学纪闻》述：“《孟子集注·序说》引《史记·列传》，以为《孟子》之书孟子自作。韩子曰：‘轲之书，非自著。’谓《史记》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则曰：‘门人不能尽记其词。’又第四章‘决汝汉’注曰：‘记者之误。’吴伯丰（《困学纪闻集证》全谢山云：朱子弟子，名必大）以问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说是，后两处失之。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熔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
在《朱子大全》董叔重与朱熹的问答里亦这样记述：“观七篇文字笔势如此，决是一手所成，非鲁论比也。然其间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亦恐是其徒所记，孟子必曾略加删定也。此非甚紧切，以朋友间或有疑此者，尝以此答之，恐未是也。（朱子）曰：‘或恐是如此。’”
朱熹还说：“《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门弟子集，则其人亦甚高，不可谓轲死不传。”（《朱子语类》）
宋代林之奇在《孟子讲义序》中，又发表了既不同于司马迁、赵岐，又不同于韩愈的观点，认为：“《孟子》之书，乃公孙丑、万章诸人之所录，其称‘万子’曰者，则又万章门人之所录，盖集众人之闻见而后成也。”
元代何异孙在《十一经问对》中重述了与赵岐、朱熹相似的观点，认为《论语》是诸弟子记诸善言而成编集，故曰《论语》，而不号《孔子》；《孟子》是孟轲所自作之书，如《荀子》，故谓之《孟子》。
明代郝敬则推崇朱熹的说法，在《孟子说解》中称：“《论语》章法简短，故是后人记录；《孟子》文章长展，非他手可代，正是孟子手笔。”
清代，关于《孟子》的作者又多有争论与考证。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七篇为孟子自作，至韩昌黎故乱其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又云：“孟子道不行，归而作七篇。卒当在赧王之世。卒后，书为门人所叙定，故诸侯王皆加谥焉。”
周广业则进一步发挥了宋代林之奇的观点，他在《孟子四考四·孟子出处时地考》中说：“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随左右，无役不从，于孟子之言动，无不熟察而详记之。每章冠以‘孟子曰’者，重师训，谨授受，兼法《论语》也。观公孙丑美大之称，几及孳孳之言，屋庐子喜于得间数节，当日师弟情事毕见矣。迨还自青齐，既难必于行道，而孟子亦欲垂教后世，取向所进说时王传授弟子者，润饰而删定之，以为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托诸空言，不若载诸事实之深刻著明也。老游梁、鲁，其例亦同。岂竟孟子自著哉!至其后编次遗文，又疑乐正子及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之门人与为之。”
崔述则又使韩愈的观点具体化，并找了依据。他在《孟子事实录》中说：“谓《孟子》一书为公孙丑、万章所纂述者近是。谓孟子与之同撰，或孟子所自撰则非也。《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议者，如‘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属，皆与事理未合。果孟子所自著，不应疏略如是，一也；七篇中称时君皆举其谥，如梁惠王、襄王、齐宣王、鲁平公、邹穆公皆然，乃至滕文公之年少亦如是。其人未必皆先孟子而卒，何以皆称其谥？二也；七篇中于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徐子、陈子皆然。不称子者无几。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曰子，三也。细玩此书，盖孟子之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在书中亦皆不以‘子’称也。”
焦循在《孟子正义》中，对司马迁与赵岐的说法表示赞同，并注疏道：“难疑者，有疑则解说之也。答问者，有问则答之也。平日与诸弟子解说之辞，诸弟子各记录之，至是孟子聚集而论次之，如篇中诸问答之文是也。其不由问答，如《离娄》、《尽心》等章，则孟子自撰也。又有与齐、魏、邹、滕诸君所言，景子、庄暴、淳于髡、周霄、景春、宋 、宋勾践、夷之、陈相、貉稽、戴盈之、戴不胜、储子、沈同、陈贾、慎子、王 等相问答，盖亦诸弟子录之，而孟子论集之也。”
魏源作《孟子年表考》，亦表示了对司马迁、赵岐说法的赞同：“至七篇中无述孟子容貌言动，与《论语》为弟子记其师者不类，当为手著无疑。又公都子、屋庐子、乐正子、徐子皆不书名，而万章、公孙丑独名，《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其为二人亲承口授而笔之书甚明（咸丘蒙、浩生不害、陈臻等偶见，或亦得预记述之列）。与《论语》成于有子、曾子门人故独称子者，殆同一间。”
对历代关于《孟子》作者的争论，今人杨伯峻在《孟子译注·导言》中曾作综述。他归纳为三种说法：一是孟轲自著；二是孟轲死后他的门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共同记述的；三是虽有万章之徒参加，但主要作者还是孟子自己，而且在孟子生前便基本完成了。这三种说法的代表人物分别为赵岐、韩愈、司马迁。杨伯峻认为：“以上三种说法，虽各言之成理，但符合于历史客观事实的，当然只有一种。我们认为，太史公的话是可信的。他的时代较早，当日所见到的史料，所听到的传闻，比后人多而且确实。尤其是验以《孟子》本书，考之孟子生卒，其余两种说法所持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
简言之，《孟子》一书的作者是孟子，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参与了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