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孟子》的各种注解本渐渐多起来，而且大多流传至今。拣其影响较大的略作介绍：
《孟子注疏》是最为通行的注本，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孙奭（962-1033），北宋博川博平（今山东省茌平县）人，字宗古。宋太宗端平年间九经及第，曾任国子监直讲、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宋史》有传。孙奭曾撰《孟子音义》，但对其曾为《孟子》作疏，学者多持怀疑态度。朱熹《朱子语类》曾提及，说是邵武士人所假托，蔡季通识其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其疏皆敷衍语气，如乡塾讲章……全不似疏体”，并指出许多错误。但久列学官，是旧时读《孟子》的重要注本，在学人中影响最为普遍。文渊阁《四库》本660页，约40万字。
《孟子音义》二卷，宋孙奭撰。刊正唐代张镒《孟子音义》及丁公著《孟子手音》二书，兼引陆善经《孟子注》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举出69条与《注疏》本不同，从而反证了所谓孙疏之伪。文渊阁《四库》本22页，约1.5万字。
《孟子解》一卷，宋苏辙撰。苏辙（1039-1112），宋眉山（今属四川省）人，字子由，晚号颖滨野老。该书凡二十四章，一章一论，如首章论“圣人躬行仁义而利存，非以为利”；第二章论“文王之囿七十里，乃山林薮泽，与民共之”等。文渊阁《四库》本16页，约5000余字。
《孟子传》二十九卷，宋张九成撰。张九成（1092-1159），字子韶，南宋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绍兴二年进士第一，官刑部侍郎，《宋史》有传。该书一章一解，主于阐扬义理，不主于笺诂文句，“曲折纵横，全如论体”（《四库提要》）。文渊阁《四库》本572页，约18万字。
《尊孟辨》三卷、《尊孟续辨》二卷、《别录》一卷，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隐文，建安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朱子语类》所列举事实，指明他武断乡曲，人品不无可议，并认为此书也是“窥视意旨，迎合风气而作，非直能辟邪卫道者”。该书凡辨司马光《疑孟》十一条（附史剡一条），辨李觏《常语》十七条，辨郑叔友《艺圃折衷》十条。《续辨》则辨王充《论衡·刺孟》十条，辨苏轼《论语说》八条。此后，又有《原孟》上、中、下三篇，是为别录。此书已佚。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还原出来，复还旧观。商务印书馆1937年铅排本62页，约4万字。
《孟子集注》七卷，宋朱熹撰。朱熹（1130-1200），字元晦，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人，曾任秘阁修撰，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此书融会诸家之说，故谓之“集注”。本是与《论语》等合为《四书集注》，其中《孟子》部分216页，约11万余字。此外，朱熹还有《四书或问》三十九卷，其中含《孟子或问》十四卷；《论孟精义》中含《孟子精义》十四卷，《孟子要略》五卷等解孟著作。
《癸巳孟子说》七卷，宋张栻撰。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绵竹人，迁衡阳，南宋主战派将领张浚之子，官至吏部侍郎、右文殿修撰。该书于宋乾道四年（1168年）开始撰写，至九年（1173年）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于王霸之辨、义利之分，言之最明……微有寄托于时事……其辞感愤，亦为南渡而发”。文渊阁《四库》本459页，约15万余字。
此外，见于著录的《孟子》注解本还有：
张载《孟子解》十四卷。
赵德《孟子集注笺义》。
真德秀撰、刘承辑补成书的《四书集编》二十六卷，含《孟子》部分十四卷。
蔡模《孟子集疏》十四卷。
赵顺孙《四书纂疏》二十六卷，含《孟子》十四卷。
旧题为苏洵评《苏评孟子》二卷。
旧本题尹焞撰《孟子解》二卷。
施德操《孟子发题》一卷。
旧本题王应麟撰《论语孟子考异》二卷。
王若虚《孟子辨惑》一卷。
游酢《孟子杂解》一卷。
扬雄、韩愈、李翱、熙时子四家注《孟子》十四卷。四人不同时，不可能同注一书，当为熙时子所为。据考熙时子乃北宋刘贡父。此书已不存，存熙时子注《孟子外书》四篇。
程颢作、程颢门人记《孟子解》四卷。
吕大临《孟子讲义》十四卷。
王令《孟子解》十卷。
王雩《孟子注》十四卷。
蒋之奇《孟子解》六卷。
龚原《孟子解》十卷。
陈晹《孟子解义》十四卷。
陈禾《孟子传》十四卷。
许允成《孟子新义》十四卷。
邹浩《孟子解》十四卷。
杨时《孟子义》。
范祖禹《孟子解》。
李郁《论孟遗稿》。
王安石《孟子解》。
何镐《孟子集解》。
潘兴嗣《孟子说》。
丰稷《孟子注》。
吕希哲《孟子解》。
钱文子《孟子传赞》十四卷。
王汝猷《孟子辨疑》十四卷。
戴溪《石鼓孟子答问》二卷。
见于著录者，率多亡佚。因系记述当时研究成果，故并录于此。
宋时已有人对《孟子》书进行删节，有马休《删孟子》一卷，未见。有的目录文献作“冯林”，此从《宋史·艺文志》。
宋代掀起一股非孟的潮流。对孟子思想学说发难的有李觏《常语》、郑叔友《艺圃折衷》、司马光《疑孟》、晁说之《诋孟》。苏辙《孟子解》12-14章，以孔子之论性，难孟子之论性。另外北宋苏轼、刘原父，南宋叶适等都有非孟言论。
非孟的内容首在孟子不尊周王室的问题。如李觏《常语》说：“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天下无王霸，言伪而辨者不杀，诸子得以行其意，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又说：“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顺耳矣。孟子当周显王时，其后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呜呼，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春秋书王，存周也……履周之地食周之粟，常有无周之心，学仲尼而叛之者也。”
其次，对孟子“王霸之辨”提出批评。如司马光《疑孟》说：“夫仁，所以治国家而服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顾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远近多寡之间耳。假者，文具而实不从之谓也。文具而实不从，其国家且不可保，况于霸乎？虽久假而不归，犹非其有也。”
再次，非孟派对孟子对君臣关系的相对性，尤其是“土芥”、“寇仇”之论，也提出批评。如司马光《疑孟》说：“夫君臣之义，人之大伦也。……余惧后之人，挟其有以骄其君，无所事而贪禄位者，皆援孟子以自况，故不得不疑。”郑叔友《艺圃折衷》也说：“孟轲既教齐、梁、滕之君，使自为汤武，则是诸侯未尝受命于天子也。”
关于心性说的辩论仍在继续。如司马光《疑孟》，在批评了告子“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之后，又说：“孟子云，人无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长，所日见者尧舜也，不能移其恶，岂人之性无不善乎？”苏辙《孟子解》说：“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无耻之心，不义之端也。争夺之心，不礼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之端也。是八者，未知其孰为主也，均出于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则别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于人而欲其信之难矣。”苏轼《论语说》也说：“夫以食色为性，则是可以求得也，而君子强之。禁其可求者，强其不可求者，天下其孰能从之？故仁义之可求，富贵之不可求，理之诚然者也。如以可为不可，以不可为可，虽圣人不能。”
尊孟派起而与之辩论的，有张九成、朱熹、张栻、余允文等。张九成《孟子传》与张栻《孟子说》都是在《孟子》正文之后缀以短论，借疏解文意之机，抉发自己的识见，并对非孟派的议论进行驳正。系统地对非孟派驳正的则是余允文《尊孟辨》等三书。有趣的是，许多非孟言论借余氏之《尊孟辨》才得以保存。如李觏的议论在本人集中仅保留两条，余氏驳正达17条之多，其本人集中没有的，都保存在余氏书中。
综观宋朝非孟与尊孟的争辩，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盖宋尊孟子始王安石。元 诸子务与作难，故司马光《疑孟》、晁说之《诋孟》作焉。非攻孟子，攻安石也。”这是就非孟者而言。就尊孟者而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到余允文作《尊孟辨》的动机时，在举例证实余氏人品不厚之后，又说：“又周密《癸辛杂识》载：‘晁说之著论非孟子。建炎中，宰相进拟除官，高宗以为孟子发挥王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然则允文此书其亦窥伺意旨，迎合风气而作，非真能辟邪卫道者欤？”总之，都与现实的政治斗争有联系。
宋理学家特重孟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北宋五子思想，莫不渊源孟子或有所取于孟子思想。至南宋朱熹，把《孟子》归入“四书”，提高了它的地位。他所作《孟子集注》，对《孟子》作了符合理学思想的新诠释。
朱熹注《孟子》第一个特点是引入一个“理”的概念，用以解释孟子的心、性、四端等等。并由此导入“理”、“气”二分的观点。他在解释《告子上》“生之谓性”时说：“性者，人之所得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莫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已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
其次，又由此导出天理、人欲二分的观点，以对应于孟子的义利之辨。他在解释梁惠王问为国时说：“此章言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循人欲，则有利未得，而害已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此孟子之书，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又在解释“人皆谓我毁明堂”章时说：“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循理而公于天下者，圣贤之所以尽其性也；纵欲而私于一己者，众人之所以灭其天也。二者之间不能以发，而其是非得失之归，相去远矣。”
朱熹对孟子“知言”、“养气”之论也有所发挥，认为是发前圣所未发，有大功于世。
第二节 宋代
宋代，《孟子》的各种注解本渐渐多起来，而且大多流传至今。拣其影响较大的略作介绍：
《孟子注疏》是最为通行的注本，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孙奭（962-1033），北宋博川博平（今山东省茌平县）人，字宗古。宋太宗端平年间九经及第，曾任国子监直讲、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宋史》有传。孙奭曾撰《孟子音义》，但对其曾为《孟子》作疏，学者多持怀疑态度。朱熹《朱子语类》曾提及，说是邵武士人所假托，蔡季通识其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其疏皆敷衍语气，如乡塾讲章……全不似疏体”，并指出许多错误。但久列学官，是旧时读《孟子》的重要注本，在学人中影响最为普遍。文渊阁《四库》本660页，约40万字。
《孟子音义》二卷，宋孙奭撰。刊正唐代张镒《孟子音义》及丁公著《孟子手音》二书，兼引陆善经《孟子注》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举出69条与《注疏》本不同，从而反证了所谓孙疏之伪。文渊阁《四库》本22页，约1.5万字。
《孟子解》一卷，宋苏辙撰。苏辙（1039-1112），宋眉山（今属四川省）人，字子由，晚号颖滨野老。该书凡二十四章，一章一论，如首章论“圣人躬行仁义而利存，非以为利”；第二章论“文王之囿七十里，乃山林薮泽，与民共之”等。文渊阁《四库》本16页，约5000余字。
《孟子传》二十九卷，宋张九成撰。张九成（1092-1159），字子韶，南宋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绍兴二年进士第一，官刑部侍郎，《宋史》有传。该书一章一解，主于阐扬义理，不主于笺诂文句，“曲折纵横，全如论体”（《四库提要》）。文渊阁《四库》本572页，约18万字。
《尊孟辨》三卷、《尊孟续辨》二卷、《别录》一卷，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隐文，建安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朱子语类》所列举事实，指明他武断乡曲，人品不无可议，并认为此书也是“窥视意旨，迎合风气而作，非直能辟邪卫道者”。该书凡辨司马光《疑孟》十一条（附史剡一条），辨李觏《常语》十七条，辨郑叔友《艺圃折衷》十条。《续辨》则辨王充《论衡·刺孟》十条，辨苏轼《论语说》八条。此后，又有《原孟》上、中、下三篇，是为别录。此书已佚。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还原出来，复还旧观。商务印书馆1937年铅排本62页，约4万字。
《孟子集注》七卷，宋朱熹撰。朱熹（1130-1200），字元晦，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人，曾任秘阁修撰，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此书融会诸家之说，故谓之“集注”。本是与《论语》等合为《四书集注》，其中《孟子》部分216页，约11万余字。此外，朱熹还有《四书或问》三十九卷，其中含《孟子或问》十四卷；《论孟精义》中含《孟子精义》十四卷，《孟子要略》五卷等解孟著作。
《癸巳孟子说》七卷，宋张栻撰。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绵竹人，迁衡阳，南宋主战派将领张浚之子，官至吏部侍郎、右文殿修撰。该书于宋乾道四年（1168年）开始撰写，至九年（1173年）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于王霸之辨、义利之分，言之最明……微有寄托于时事……其辞感愤，亦为南渡而发”。文渊阁《四库》本459页，约15万余字。
此外，见于著录的《孟子》注解本还有：
张载《孟子解》十四卷。
赵德《孟子集注笺义》。
真德秀撰、刘承辑补成书的《四书集编》二十六卷，含《孟子》部分十四卷。
蔡模《孟子集疏》十四卷。
赵顺孙《四书纂疏》二十六卷，含《孟子》十四卷。
旧题为苏洵评《苏评孟子》二卷。
旧本题尹焞撰《孟子解》二卷。
施德操《孟子发题》一卷。
旧本题王应麟撰《论语孟子考异》二卷。
王若虚《孟子辨惑》一卷。
游酢《孟子杂解》一卷。
扬雄、韩愈、李翱、熙时子四家注《孟子》十四卷。四人不同时，不可能同注一书，当为熙时子所为。据考熙时子乃北宋刘贡父。此书已不存，存熙时子注《孟子外书》四篇。
程颢作、程颢门人记《孟子解》四卷。
吕大临《孟子讲义》十四卷。
王令《孟子解》十卷。
王雩《孟子注》十四卷。
蒋之奇《孟子解》六卷。
龚原《孟子解》十卷。
陈晹《孟子解义》十四卷。
陈禾《孟子传》十四卷。
许允成《孟子新义》十四卷。
邹浩《孟子解》十四卷。
杨时《孟子义》。
范祖禹《孟子解》。
李郁《论孟遗稿》。
王安石《孟子解》。
何镐《孟子集解》。
潘兴嗣《孟子说》。
丰稷《孟子注》。
吕希哲《孟子解》。
钱文子《孟子传赞》十四卷。
王汝猷《孟子辨疑》十四卷。
戴溪《石鼓孟子答问》二卷。
见于著录者，率多亡佚。因系记述当时研究成果，故并录于此。
宋时已有人对《孟子》书进行删节，有马休《删孟子》一卷，未见。有的目录文献作“冯林”，此从《宋史·艺文志》。
宋代掀起一股非孟的潮流。对孟子思想学说发难的有李觏《常语》、郑叔友《艺圃折衷》、司马光《疑孟》、晁说之《诋孟》。苏辙《孟子解》12-14章，以孔子之论性，难孟子之论性。另外北宋苏轼、刘原父，南宋叶适等都有非孟言论。
非孟的内容首在孟子不尊周王室的问题。如李觏《常语》说：“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天下无王霸，言伪而辨者不杀，诸子得以行其意，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又说：“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顺耳矣。孟子当周显王时，其后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呜呼，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春秋书王，存周也……履周之地食周之粟，常有无周之心，学仲尼而叛之者也。”
其次，对孟子“王霸之辨”提出批评。如司马光《疑孟》说：“夫仁，所以治国家而服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顾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远近多寡之间耳。假者，文具而实不从之谓也。文具而实不从，其国家且不可保，况于霸乎？虽久假而不归，犹非其有也。”
再次，非孟派对孟子对君臣关系的相对性，尤其是“土芥”、“寇仇”之论，也提出批评。如司马光《疑孟》说：“夫君臣之义，人之大伦也。……余惧后之人，挟其有以骄其君，无所事而贪禄位者，皆援孟子以自况，故不得不疑。”郑叔友《艺圃折衷》也说：“孟轲既教齐、梁、滕之君，使自为汤武，则是诸侯未尝受命于天子也。”
关于心性说的辩论仍在继续。如司马光《疑孟》，在批评了告子“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之后，又说：“孟子云，人无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长，所日见者尧舜也，不能移其恶，岂人之性无不善乎？”苏辙《孟子解》说：“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无耻之心，不义之端也。争夺之心，不礼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之端也。是八者，未知其孰为主也，均出于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则别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于人而欲其信之难矣。”苏轼《论语说》也说：“夫以食色为性，则是可以求得也，而君子强之。禁其可求者，强其不可求者，天下其孰能从之？故仁义之可求，富贵之不可求，理之诚然者也。如以可为不可，以不可为可，虽圣人不能。”
尊孟派起而与之辩论的，有张九成、朱熹、张栻、余允文等。张九成《孟子传》与张栻《孟子说》都是在《孟子》正文之后缀以短论，借疏解文意之机，抉发自己的识见，并对非孟派的议论进行驳正。系统地对非孟派驳正的则是余允文《尊孟辨》等三书。有趣的是，许多非孟言论借余氏之《尊孟辨》才得以保存。如李觏的议论在本人集中仅保留两条，余氏驳正达17条之多，其本人集中没有的，都保存在余氏书中。
综观宋朝非孟与尊孟的争辩，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盖宋尊孟子始王安石。元 诸子务与作难，故司马光《疑孟》、晁说之《诋孟》作焉。非攻孟子，攻安石也。”这是就非孟者而言。就尊孟者而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到余允文作《尊孟辨》的动机时，在举例证实余氏人品不厚之后，又说：“又周密《癸辛杂识》载：‘晁说之著论非孟子。建炎中，宰相进拟除官，高宗以为孟子发挥王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然则允文此书其亦窥伺意旨，迎合风气而作，非真能辟邪卫道者欤？”总之，都与现实的政治斗争有联系。
宋理学家特重孟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北宋五子思想，莫不渊源孟子或有所取于孟子思想。至南宋朱熹，把《孟子》归入“四书”，提高了它的地位。他所作《孟子集注》，对《孟子》作了符合理学思想的新诠释。
朱熹注《孟子》第一个特点是引入一个“理”的概念，用以解释孟子的心、性、四端等等。并由此导入“理”、“气”二分的观点。他在解释《告子上》“生之谓性”时说：“性者，人之所得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莫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已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
其次，又由此导出天理、人欲二分的观点，以对应于孟子的义利之辨。他在解释梁惠王问为国时说：“此章言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循人欲，则有利未得，而害已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此孟子之书，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又在解释“人皆谓我毁明堂”章时说：“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循理而公于天下者，圣贤之所以尽其性也；纵欲而私于一己者，众人之所以灭其天也。二者之间不能以发，而其是非得失之归，相去远矣。”
朱熹对孟子“知言”、“养气”之论也有所发挥，认为是发前圣所未发，有大功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