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法》有关战争的基本理论、治军原则和有关军制、军令、军礼的论述，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有所不同，其书对军事理论、军事典章制度的阐述较为重视和充分，而对具体的作战方法问题则较少涉及。这是其书一个比较显著的特色。
一、以礼为固以仁为胜
西周时期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礼乐”文明，在《司马法》一书中有非常显著的体现，其书有关战争观理论的阐述，突出地表现了崇尚“军礼”的浓厚色彩。同时，它毕竟最终成型于战国中期，因此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当时的文化特征，明显地受当时政治思潮的渗透和制约。
《司马法》的战争观，既突出地反映着古典“军礼”的精神，又明显地受儒家政治观的影响。其实这两者均直接渊源于“礼乐文明”。东汉班固将《司马法》由《兵书略》移入《六艺略》，正表明了此书具有儒、兵双重性质。或者可以说，《司马法》中的战争观，其本质就是儒家的战争观。
《司马法》一再提及“治乱之道”，主张“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辞职，以爵分禄”(《仁本》)。即顺应自然变化的规律，因地制宜，任用民众中德行优秀的人担任官职，从而正定名分，治理众物；确立不同等级的诸侯之国，依爵位的高低而定其俸禄。循此以达到“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的理想政治境界。这既是西周“礼乐”文明的要求，也是儒家政治观的特色，《司马法》将其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从这一政治立场出发，《司马法》十分重视对军事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考察，它将战争的基本宗旨归纳为“以礼为固，以仁为胜”。通观全书，“因古则行”、崇礼尚仁的文化精神贯穿于始终，成为其立论的基础。它提出以“六德”统挈军事思想的各个层面。所谓“六德”，即“礼、仁、信、义、勇、智”。其中的“礼”，更被置放于特别突出的地位，“以礼为固”，正是“礼乐”文明的中心内容，也是正统儒学影响制约下的战争观的必有之义。从“仁”的方面说，《司马法》明确提出了对战争问题的基本认识和主导态度：“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仁本》)；“仁见亲，义见说……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同上)。“仁”在“治乱之道”中居于“信”、“直”、“一”、“义”、“变”、“专”之首，被视为关键和根本所系。
二、“以战止战”的“义战”立场
崇尚礼乐，弘扬仁义，不等于一概排斥战争。春秋战国期间社会政治、经济的根本性变革，标志着奴隶制“礼乐文明”已走向衰亡；而这一时期严酷的战争现实，也实际上宣告了儒家在战争问题上“德化至上论”的破产。作为兵书，《司马法》充分肯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论证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仁本》)
根据具体战争的不同内涵与外在形式，《司马法》将战争划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大类型。认为正义战争的目的是“讨不义”、“诛有罪”。对这类战争，应该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当礼乐遭到破坏、仁政不能施行时，它主张启动著名的“九伐之法”，会合诸侯，以法度禁令之。《仁本》云：“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子正刑。”这种既立足于“仁”、“义”，致力于避免战争，又正视战争存在的客观现实，肯定正义性战争的必要性，其立论是辩证的，思想是可贵的，较之于简单斥责战争为“凶器”的观点，以及一味穷兵黩武的好战言论，无疑要来得高明，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进步性。《司马法》在战争问题上的理性认识已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一味好战，穷兵黩武，必定会自食苦果，走向失败的深渊；苟且偷安，懈怠战备，同样将导致丧师辱国、葬送社稷的恶果。《司马法》对此进行了具体而深刻的阐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仁本》)其核心就是“慎战”与“备战”并重，牢牢立于不败之地。当然，在战争频繁、兼并日炽的残酷现实面前，《司马法》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加强战备、打赢战争这一点上，强调“春 秋 ”、“不忘战”，“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 秋 ；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仁本》)。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司马法》用相当多的篇幅，论述了战争指导问题。
三、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
《司马法》认为，政治的清明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社稷的存亡，因此无论是指导战争还是建设国防，都首先要创造良好的政治条件，为军事行动顺利展开提供充分的保证：“凡战，固众相利，治乱进止，服正成耻，约法省罚。”(《定爵》)这就是团结民众，加强纪律，统一军心，激励士气，以及严明法纪，省减刑罚等等。认为这是从事战争的最根本前提。《司马法》还进一步阐述了克敌制胜的综合因素，要求做到“定爵位，著功罪，收游士，申教诏”(《定爵》)，又特别强调“五虑”的重要性。五虑：“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定爵》)顺天，就是利用天候等自然条件；阜财，就是善于利用敌人的资源财富；怿众，就是顺应并勉励大众的意志愿望；利地，就是据守狭隘险要的地形；右兵，就是重视兵器装备，用弓矢御敌，用殳矛守阵，戈戟等兵器掺杂配合使用，互为辅助，以发挥最大的杀敌效能。
这些内容表明，《司马法》的战争指导思想除了突出政治前提之外，还包括了重视天时地利、经济实力、内部团结、武器装备等诸多因素。其中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主张“阜财”，强调从经济的角度从事战备，即广集资财，发展生产，努力做到“众有有，因生美”，使民众富足，国力充实，并充分利用敌方的资源，从而为实施战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提倡“大军以固，多力以烦”，“人习陈(阵)利”，即建立起一支兵员充足而且战法熟练的强大无敌的军队，以适应日益扩大的战争的需要，实现预定的战略目标。三是“求厥技”，即通过各种途径大量收罗有专门军事技能的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以改善部队的素质，提高整个军队的战斗力。
总而言之，《司马法》的战争指导思想十分丰富和成熟，既是过去之战争经验的积累，又是适应时代要求的产物，它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民众以及天时地利、军事装备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具有较全面、较辩证的特色，对后世军事思想的发展，曾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战争观念
《司马法》有关战争的基本理论、治军原则和有关军制、军令、军礼的论述，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有所不同，其书对军事理论、军事典章制度的阐述较为重视和充分，而对具体的作战方法问题则较少涉及。这是其书一个比较显著的特色。
一、以礼为固以仁为胜
西周时期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礼乐”文明，在《司马法》一书中有非常显著的体现，其书有关战争观理论的阐述，突出地表现了崇尚“军礼”的浓厚色彩。同时，它毕竟最终成型于战国中期，因此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当时的文化特征，明显地受当时政治思潮的渗透和制约。
《司马法》的战争观，既突出地反映着古典“军礼”的精神，又明显地受儒家政治观的影响。其实这两者均直接渊源于“礼乐文明”。东汉班固将《司马法》由《兵书略》移入《六艺略》，正表明了此书具有儒、兵双重性质。或者可以说，《司马法》中的战争观，其本质就是儒家的战争观。
《司马法》一再提及“治乱之道”，主张“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辞职，以爵分禄”(《仁本》)。即顺应自然变化的规律，因地制宜，任用民众中德行优秀的人担任官职，从而正定名分，治理众物；确立不同等级的诸侯之国，依爵位的高低而定其俸禄。循此以达到“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的理想政治境界。这既是西周“礼乐”文明的要求，也是儒家政治观的特色，《司马法》将其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从这一政治立场出发，《司马法》十分重视对军事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考察，它将战争的基本宗旨归纳为“以礼为固，以仁为胜”。通观全书，“因古则行”、崇礼尚仁的文化精神贯穿于始终，成为其立论的基础。它提出以“六德”统挈军事思想的各个层面。所谓“六德”，即“礼、仁、信、义、勇、智”。其中的“礼”，更被置放于特别突出的地位，“以礼为固”，正是“礼乐”文明的中心内容，也是正统儒学影响制约下的战争观的必有之义。从“仁”的方面说，《司马法》明确提出了对战争问题的基本认识和主导态度：“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仁本》)；“仁见亲，义见说……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同上)。“仁”在“治乱之道”中居于“信”、“直”、“一”、“义”、“变”、“专”之首，被视为关键和根本所系。
二、“以战止战”的“义战”立场
崇尚礼乐，弘扬仁义，不等于一概排斥战争。春秋战国期间社会政治、经济的根本性变革，标志着奴隶制“礼乐文明”已走向衰亡；而这一时期严酷的战争现实，也实际上宣告了儒家在战争问题上“德化至上论”的破产。作为兵书，《司马法》充分肯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论证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仁本》)
根据具体战争的不同内涵与外在形式，《司马法》将战争划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大类型。认为正义战争的目的是“讨不义”、“诛有罪”。对这类战争，应该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当礼乐遭到破坏、仁政不能施行时，它主张启动著名的“九伐之法”，会合诸侯，以法度禁令之。《仁本》云：“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子正刑。”这种既立足于“仁”、“义”，致力于避免战争，又正视战争存在的客观现实，肯定正义性战争的必要性，其立论是辩证的，思想是可贵的，较之于简单斥责战争为“凶器”的观点，以及一味穷兵黩武的好战言论，无疑要来得高明，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进步性。《司马法》在战争问题上的理性认识已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一味好战，穷兵黩武，必定会自食苦果，走向失败的深渊；苟且偷安，懈怠战备，同样将导致丧师辱国、葬送社稷的恶果。《司马法》对此进行了具体而深刻的阐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仁本》)其核心就是“慎战”与“备战”并重，牢牢立于不败之地。当然，在战争频繁、兼并日炽的残酷现实面前，《司马法》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加强战备、打赢战争这一点上，强调“春 秋 ”、“不忘战”，“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 秋 ；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仁本》)。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司马法》用相当多的篇幅，论述了战争指导问题。
三、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
《司马法》认为，政治的清明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社稷的存亡，因此无论是指导战争还是建设国防，都首先要创造良好的政治条件，为军事行动顺利展开提供充分的保证：“凡战，固众相利，治乱进止，服正成耻，约法省罚。”(《定爵》)这就是团结民众，加强纪律，统一军心，激励士气，以及严明法纪，省减刑罚等等。认为这是从事战争的最根本前提。《司马法》还进一步阐述了克敌制胜的综合因素，要求做到“定爵位，著功罪，收游士，申教诏”(《定爵》)，又特别强调“五虑”的重要性。五虑：“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定爵》)顺天，就是利用天候等自然条件；阜财，就是善于利用敌人的资源财富；怿众，就是顺应并勉励大众的意志愿望；利地，就是据守狭隘险要的地形；右兵，就是重视兵器装备，用弓矢御敌，用殳矛守阵，戈戟等兵器掺杂配合使用，互为辅助，以发挥最大的杀敌效能。
这些内容表明，《司马法》的战争指导思想除了突出政治前提之外，还包括了重视天时地利、经济实力、内部团结、武器装备等诸多因素。其中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主张“阜财”，强调从经济的角度从事战备，即广集资财，发展生产，努力做到“众有有，因生美”，使民众富足，国力充实，并充分利用敌方的资源，从而为实施战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提倡“大军以固，多力以烦”，“人习陈(阵)利”，即建立起一支兵员充足而且战法熟练的强大无敌的军队，以适应日益扩大的战争的需要，实现预定的战略目标。三是“求厥技”，即通过各种途径大量收罗有专门军事技能的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以改善部队的素质，提高整个军队的战斗力。
总而言之，《司马法》的战争指导思想十分丰富和成熟，既是过去之战争经验的积累，又是适应时代要求的产物，它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民众以及天时地利、军事装备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具有较全面、较辩证的特色，对后世军事思想的发展，曾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