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云：“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宋代郑友贤《孙子遗说》也指出：“《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这些论述，都准确扼要地揭示了《司马法》其书在中国古代兵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历史意义。
如果将《司马法》与《左传》、《国语》、《周礼》等先秦典籍参照印证，那么可以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法》所涉及的军礼内容、作战方式、军事制度以及战争观念等等，往往具有较大的时间跨度，为人们在今天全面了解、准确把握我国古代战争、军事思想发展历史的嬗递轨迹提供了必要的依据。而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司马法》中所保留的西周及春秋前期的部分内容。换言之，即《司马法》的重要军事学术价值，体现为它是我国现存兵书之中，反映春秋以前军事思想、作战特点、军事制度实际情况最具体最充分的兵学典籍，集中渗透着春秋中期之前的时代文化精神。
一、早期战争观念及其历史缩影
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古典礼乐文明，表现在军事领域中，就是以一整套“军礼”来指导、制约具体的军事活动。到了春秋时期，这种军礼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宗旨尽管已遇到了很大的冲击，这从子鱼、舅犯(即狐偃)等人对“军礼”的批评言辞中可以窥见一斑，如舅犯就曾表示：“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引)。但是就整个社会思潮大氛围考察，军礼的基本精神却依旧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奉行。例如在晋、楚 之战过程中，“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印’之啊′投衡，乃出嗽唬骸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瘛蹲蟠ば辍当两军阵上致刃交战之际，居然指教敌人如何摆脱困境，逃离危险，结果还招致对方的一番挖苦奚落，这在今天看来，未免太不合情理了，然而在当时，这恰恰是战场上贯彻“军礼”的必有之义，并不奇怪。又如，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 至从郑伯，其右 翰胡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 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将韩厥、 至等人在交战中，都曾有机会擒获协同楚军作战的郑国君主，然而他们却拒绝了部下的建议，停止追击，而让敌人逃逸。不仅如此， 至本人还曾“三遇楚子(楚共王)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向敌国国君竭尽恭敬之礼。而楚共王也不含糊，“使工尹襄问之以弓”，回报以礼物和慰问。这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其实这并不是 至等人道德境界高尚，不过是他们忠实地遵循“军礼”的要求行事而已。《国语·周语中》明确道出了这一点：“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
正是在这种尊崇“军礼”的社会氛围影响下，总的看来，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更多的是以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当时军事威慑多于战略会战，即以军事威慑和政治外交谋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来决定战争胜负的行动为数相对有限。一方面，当时所谓的“大国”固然在兼并小国，开土拓疆，壮大自己；另一方面，大中型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却多以双方妥协或使敌方屈服为结局，而较少有以彻底消灭对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作收场的。会盟、“行成”及“平”乃是当时军事活动中的重要方式。这在《左传》中有很多的例证。如公元前770年，屈瑕率楚军大败绞师，结城下之盟而还；公元前612年，晋军攻蔡，入蔡都，为城下之盟而还；公元前571年，晋以宋、卫之师攻郑，冬，城虎牢，逼郑讲和。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春秋中期以前这种以“军礼”原则规范、指导战争的基本特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三代以来“以礼治军”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即使战争性质有所变化、发展，也很难一下子摆脱固有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则是与当时的大中型诸侯国政权都属于贵族阶层专政，且相互之间又有宗族、姻亲关系分不开的。《左传·闵公元年》引管仲语“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就是对这种情况的概括性揭示。而它反映在战争样式上，就不能不笼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色彩。《公羊传》贵偏战而贱诈战，就是明显的证据：“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春秋公羊传解诂·桓公十年》)由此可见，“兄弟之国”、“甥舅之国”名分的存在，对当时战争方式的正而不诈实具有重大影响。而任何不遵行这一原则的做法，均被视作违背“军礼”的行为。
在认识和把握了上述时代精神之后，我们再来看《司马法》中有关西周及春秋早期的具体论述，就能够对其保存和弘扬三代“军礼”的思想倾向作出比较清楚的说明了。
关于战争的目的，“军礼”所主张的是征讨不义。《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征伐以讨其不然。”《国语·周语上》云：“伐不祀，征不享。”《左传·成公十五年》云：“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讲的都是这一层意思。在《司马法》那里，便是主张“兴甲兵以讨不义”。两者是一致的。具体地说，只有当对方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放弑其君”等九种严重罪行时，才可以兴师征讨：“会之以发禁者九。”而《周礼·夏官·大司马》中有关正邦国的“九伐之法”，所叙内容与《司马法》完全相同。
如果不得已而从事战争，就必须在军事行动中贯彻“礼”、“仁”一类的原则。《司马法》有“以礼为固，以仁为胜”的提法，而《左传·文公十二年》则云“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也是本宗“礼”、“仁”的意思。 至之所以在鄢陵之战后自我欣赏，“吾有三伐”，也在于他曾做到了“勇而有礼，反之以仁”。正因为征伐归宗于“礼”、“仁”，所以，“不加丧，不因凶”便成为展开对敌军事斗争的基本原则之一。覆案《左传》，可知《司马法》的这些主张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于史可征的“军礼”原则。《左传·襄公四年》载：“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又《左传·襄公十九年》载：“晋上匄侵齐，及穀，闻丧而还，礼也。”就是例证。
当进行战场交锋时，当时的“军礼”也有不少规则，要求作战双方共同遵循。这方面《司马法》书中有相当翔实的反映，且经得起史实和有关文献记载的勘合。《司马法》云：“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宋襄公则说过：“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司马法》又云：“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而这在宋襄公那里，则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同上)这些，不能简单地断定为《司马法》或宋襄公“迂远而阔于事情”，而应该看做是他们对古军礼的申明。《谷梁传·隐公五年》中有“战不逐奔，诛不填服”的说法。《淮南子·汜论训》说得好：“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所以，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些论调显得迂腐可笑，但其毕竟是历史上业已存在过的陈迹，是了解古代战争逻辑演进轨迹的重要依据。
“服而舍之”是古“军礼”中的又一项重要原则。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指导者，其从事战争所追求的是战而服诸侯的境界。即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武力威慑或有限征伐的手段，树立自己的威信，迫使其他诸侯服从于自己。这个目标一旦达到，就偃兵息武，停止军事行动，从而给予敌方以继续生存的机会。这在《左传》等先秦典籍中有充分的反映。《左传·僖公十五年》云：“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左传·文公七年》云：“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左传·宣公十二年》云：“叛而伐之，取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说的都是这个意思。而《司马法》所言“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其意大同。
在“既诛有罪”，完成了战争的基本使命之后，《司马法》中还有关于下一步行动的具体纲领：“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仁本》)也是对古“军礼”中有关战争善后原则的具体申明。参之以《左传》，信而有征。鲁昭公十三年(前529年)，楚国“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礼也。隐太子之子庐归于蔡，礼也。悼太子之子吴归于陈，礼也”。这段记载可以看做是对《司马法》上述那段话的有力注脚。孔夫子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真切含义，也终于可以凭借《司马法》之言而昭白于今了。
二、上古军制、战术的渊薮
《司马法》对春秋中期以前的军事训练、兴师程序、誓师仪式、献捷凯旋以及战术运用等各个方面的军事活动，都作出了如实的反映。
在军事训练方面，《司马法》强调“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天子之义》)。考察其训练的内容和方式，不外乎“春 秋 ”，“诸侯春振旅，秋治兵”诸项，这正与《左传》、《国语》、《周礼·夏官·大司马》等古籍的记载相一致。《左传·隐公五年》云：“春 ，夏苗，秋 ，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国语·齐语》亦云：“春以 振旅，秋以 治兵。”这种军事训练和演习，通常在农闲之时以田猎的方式进行，如《诗经·豳风·七月》所言“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据郑立《笺》云：“其同者，君臣以及民因习兵俱出田也。”而到了战国时期，上述“田猎以习五戎”的军事训练方式则被新式的以“一”教“十”、以“十”教“百”的训练方法所取代。《吴子·治兵》云：“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另外，《六韬·犬韬·教战》、《尉缭子·勒卒令》等兵书篇章也有类似的记载。这种新的训练方式不再与“田猎”相结合，而成为一种经常性与正规化的制度了。它恰好从反面证实了《司马法》中所记述的某些军事训练制度具有早期原始性。
在兴师程序问题上，《司马法》的有关论述同样是对三代出军制度的真切写照。《司马法·仁本》中有一段关于兴师程序的很具体的描绘：“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 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子正刑。”它的真实性也可以通过有关史籍而一一得到印证。如《国语·晋语五》载，(赵宣子)曰：“今宋人弑君，罪莫大焉。”于是“乃使旁告于诸侯，治兵振旅，鸣钟鼓，以至于宋”。由此可见，《司马法》所谓“冢宰征师于诸侯”云云，洵非虚辞。而《周礼·太祝》郑玄注有一段文字除个别之处外，与上述《司马法》之言基本一致。在《礼记·王制》中，也有“天子将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的说法。这表明，三代的兴师程序业已为先秦典籍所普遍记载，《司马法》同样没有例外。至于战前军中誓师仪式以及战后献俘奏捷等情况，《司马法》与其他先秦古籍也多有一致之处。如《司马法·天子之义》述“凯旋”为“得意则凯歌，示喜也。堰伯灵台，答民之劳，示休也”；如果将它同《周礼·大司马》中“王师大献则令奏凯乐”的记载对比甄核，可以明显地发现两者的一致性。
就战场纪律而言，《司马法》的有关论述也突出体现了早期军事活动的特色：“入罪人之地，无暴神 ，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仁本》)这与其他古文献的记载非常接近。《尚书·费誓》即云：“无敢伤牿，牿之伤，汝则有常刑；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逾垣墙，窃牛马，诱臣妄，汝则有常刑!”而《墨子·非攻》中所描述的战国期间那种“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的残酷战争场景，与《司马法》上述文字相比较，则不啻霄壤之别。
在作战方式方面，《司马法》提出了“军旅以舒为主”的主张，讲求“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迟速不过诫命”(《天子之义》)，一再强调“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仁本》)。这些论述可视为春秋以前作战中战术运用特点的保存和概括。《尚书·牧誓》对早期的作战战术也有过类似的阐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即规定军队冲锋前进“六步、七步”，就暂停进击以整顿队形。这正是早期笨拙的大方阵进攻的特点。这种进攻战术使得部队推进的速度相当迟缓，平常条件下行军，步兵一日开进的标准距离为一舍(三十里)，战车日行军速度以三舍(九十里)为限。而战场追击，也只能是“逐奔不远”，至多不超过“百步”。《司马法》将这类上古战术原则较全面地记载了下来，从而使得我们能够结合《左传》等书的相关史料，深入了解春秋中期以前战争的作战方式以及战术运用，这是很有价值的。
三、《司马法》与《孙子兵法》的差异
如果说“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是《司马法》军事思想的基本特色，那么班固所谓的“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的战争现实，反映到春秋晚期的军事理论建树上，便是《孙子兵法》的成书及其所确立的一系列军事原则。这种时代特征的重大差异，不少后人是洞若观火的。前面所提到的郑友贤之论，就反映了这一点。
通过深入考察可以发现，《司马法》与《孙子兵法》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很大的差别。在论述的侧重点上，《司马法》注重于申明军礼，论列军制；而《孙子兵法》则注重于探讨作战指导。在战争目的方面，《司马法》基于“军礼”的“仁义”特色，而将战争活动的宗旨归结为“诛讨不义”、“会天子正刑”；而《孙子兵法》则明确提倡“伐大国”，战胜强立。与此相关的战争善后处理，《司马法》是“又能舍服”、“正复厥职”；《孙子兵法》则是“拔其城”、“堕其国”。在作战方式与战术运用上，《司马法》主张“军旅以舒为主”，要求做到“徒不趋，车不驰”；而《孙子兵法》则是提倡“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在后勤保障及执行战场纪律方面，《司马法》主张“入罪人之国地……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而《孙子兵法》则明确主张“因粮于敌”，鼓吹“掠于饶野”，“掠乡分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要而言之，就是在《司马法》与《孙子兵法》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时代鸿沟。
总之，《司马法》一书集中体现了春秋中期以前战争的规模、形式及特点，反映着早期军事思想的内涵和性质，乃是人们认识整个古代军事思想逻辑嬗递全貌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第一节 《司马法》的时代特征与主体精神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云：“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宋代郑友贤《孙子遗说》也指出：“《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这些论述，都准确扼要地揭示了《司马法》其书在中国古代兵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历史意义。
如果将《司马法》与《左传》、《国语》、《周礼》等先秦典籍参照印证，那么可以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法》所涉及的军礼内容、作战方式、军事制度以及战争观念等等，往往具有较大的时间跨度，为人们在今天全面了解、准确把握我国古代战争、军事思想发展历史的嬗递轨迹提供了必要的依据。而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司马法》中所保留的西周及春秋前期的部分内容。换言之，即《司马法》的重要军事学术价值，体现为它是我国现存兵书之中，反映春秋以前军事思想、作战特点、军事制度实际情况最具体最充分的兵学典籍，集中渗透着春秋中期之前的时代文化精神。
一、早期战争观念及其历史缩影
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古典礼乐文明，表现在军事领域中，就是以一整套“军礼”来指导、制约具体的军事活动。到了春秋时期，这种军礼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宗旨尽管已遇到了很大的冲击，这从子鱼、舅犯(即狐偃)等人对“军礼”的批评言辞中可以窥见一斑，如舅犯就曾表示：“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引)。但是就整个社会思潮大氛围考察，军礼的基本精神却依旧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奉行。例如在晋、楚 之战过程中，“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印’之啊′投衡，乃出嗽唬骸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瘛蹲蟠ば辍当两军阵上致刃交战之际，居然指教敌人如何摆脱困境，逃离危险，结果还招致对方的一番挖苦奚落，这在今天看来，未免太不合情理了，然而在当时，这恰恰是战场上贯彻“军礼”的必有之义，并不奇怪。又如，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 至从郑伯，其右 翰胡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 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将韩厥、 至等人在交战中，都曾有机会擒获协同楚军作战的郑国君主，然而他们却拒绝了部下的建议，停止追击，而让敌人逃逸。不仅如此， 至本人还曾“三遇楚子(楚共王)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向敌国国君竭尽恭敬之礼。而楚共王也不含糊，“使工尹襄问之以弓”，回报以礼物和慰问。这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其实这并不是 至等人道德境界高尚，不过是他们忠实地遵循“军礼”的要求行事而已。《国语·周语中》明确道出了这一点：“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
正是在这种尊崇“军礼”的社会氛围影响下，总的看来，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更多的是以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当时军事威慑多于战略会战，即以军事威慑和政治外交谋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来决定战争胜负的行动为数相对有限。一方面，当时所谓的“大国”固然在兼并小国，开土拓疆，壮大自己；另一方面，大中型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却多以双方妥协或使敌方屈服为结局，而较少有以彻底消灭对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作收场的。会盟、“行成”及“平”乃是当时军事活动中的重要方式。这在《左传》中有很多的例证。如公元前770年，屈瑕率楚军大败绞师，结城下之盟而还；公元前612年，晋军攻蔡，入蔡都，为城下之盟而还；公元前571年，晋以宋、卫之师攻郑，冬，城虎牢，逼郑讲和。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春秋中期以前这种以“军礼”原则规范、指导战争的基本特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三代以来“以礼治军”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即使战争性质有所变化、发展，也很难一下子摆脱固有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则是与当时的大中型诸侯国政权都属于贵族阶层专政，且相互之间又有宗族、姻亲关系分不开的。《左传·闵公元年》引管仲语“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就是对这种情况的概括性揭示。而它反映在战争样式上，就不能不笼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色彩。《公羊传》贵偏战而贱诈战，就是明显的证据：“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春秋公羊传解诂·桓公十年》)由此可见，“兄弟之国”、“甥舅之国”名分的存在，对当时战争方式的正而不诈实具有重大影响。而任何不遵行这一原则的做法，均被视作违背“军礼”的行为。
在认识和把握了上述时代精神之后，我们再来看《司马法》中有关西周及春秋早期的具体论述，就能够对其保存和弘扬三代“军礼”的思想倾向作出比较清楚的说明了。
关于战争的目的，“军礼”所主张的是征讨不义。《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征伐以讨其不然。”《国语·周语上》云：“伐不祀，征不享。”《左传·成公十五年》云：“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讲的都是这一层意思。在《司马法》那里，便是主张“兴甲兵以讨不义”。两者是一致的。具体地说，只有当对方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放弑其君”等九种严重罪行时，才可以兴师征讨：“会之以发禁者九。”而《周礼·夏官·大司马》中有关正邦国的“九伐之法”，所叙内容与《司马法》完全相同。
如果不得已而从事战争，就必须在军事行动中贯彻“礼”、“仁”一类的原则。《司马法》有“以礼为固，以仁为胜”的提法，而《左传·文公十二年》则云“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也是本宗“礼”、“仁”的意思。 至之所以在鄢陵之战后自我欣赏，“吾有三伐”，也在于他曾做到了“勇而有礼，反之以仁”。正因为征伐归宗于“礼”、“仁”，所以，“不加丧，不因凶”便成为展开对敌军事斗争的基本原则之一。覆案《左传》，可知《司马法》的这些主张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于史可征的“军礼”原则。《左传·襄公四年》载：“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又《左传·襄公十九年》载：“晋上匄侵齐，及穀，闻丧而还，礼也。”就是例证。
当进行战场交锋时，当时的“军礼”也有不少规则，要求作战双方共同遵循。这方面《司马法》书中有相当翔实的反映，且经得起史实和有关文献记载的勘合。《司马法》云：“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宋襄公则说过：“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司马法》又云：“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而这在宋襄公那里，则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同上)这些，不能简单地断定为《司马法》或宋襄公“迂远而阔于事情”，而应该看做是他们对古军礼的申明。《谷梁传·隐公五年》中有“战不逐奔，诛不填服”的说法。《淮南子·汜论训》说得好：“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所以，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些论调显得迂腐可笑，但其毕竟是历史上业已存在过的陈迹，是了解古代战争逻辑演进轨迹的重要依据。
“服而舍之”是古“军礼”中的又一项重要原则。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指导者，其从事战争所追求的是战而服诸侯的境界。即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武力威慑或有限征伐的手段，树立自己的威信，迫使其他诸侯服从于自己。这个目标一旦达到，就偃兵息武，停止军事行动，从而给予敌方以继续生存的机会。这在《左传》等先秦典籍中有充分的反映。《左传·僖公十五年》云：“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左传·文公七年》云：“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左传·宣公十二年》云：“叛而伐之，取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说的都是这个意思。而《司马法》所言“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其意大同。
在“既诛有罪”，完成了战争的基本使命之后，《司马法》中还有关于下一步行动的具体纲领：“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仁本》)也是对古“军礼”中有关战争善后原则的具体申明。参之以《左传》，信而有征。鲁昭公十三年(前529年)，楚国“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礼也。隐太子之子庐归于蔡，礼也。悼太子之子吴归于陈，礼也”。这段记载可以看做是对《司马法》上述那段话的有力注脚。孔夫子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真切含义，也终于可以凭借《司马法》之言而昭白于今了。
二、上古军制、战术的渊薮
《司马法》对春秋中期以前的军事训练、兴师程序、誓师仪式、献捷凯旋以及战术运用等各个方面的军事活动，都作出了如实的反映。
在军事训练方面，《司马法》强调“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天子之义》)。考察其训练的内容和方式，不外乎“春 秋 ”，“诸侯春振旅，秋治兵”诸项，这正与《左传》、《国语》、《周礼·夏官·大司马》等古籍的记载相一致。《左传·隐公五年》云：“春 ，夏苗，秋 ，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国语·齐语》亦云：“春以 振旅，秋以 治兵。”这种军事训练和演习，通常在农闲之时以田猎的方式进行，如《诗经·豳风·七月》所言“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据郑立《笺》云：“其同者，君臣以及民因习兵俱出田也。”而到了战国时期，上述“田猎以习五戎”的军事训练方式则被新式的以“一”教“十”、以“十”教“百”的训练方法所取代。《吴子·治兵》云：“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另外，《六韬·犬韬·教战》、《尉缭子·勒卒令》等兵书篇章也有类似的记载。这种新的训练方式不再与“田猎”相结合，而成为一种经常性与正规化的制度了。它恰好从反面证实了《司马法》中所记述的某些军事训练制度具有早期原始性。
在兴师程序问题上，《司马法》的有关论述同样是对三代出军制度的真切写照。《司马法·仁本》中有一段关于兴师程序的很具体的描绘：“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 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子正刑。”它的真实性也可以通过有关史籍而一一得到印证。如《国语·晋语五》载，(赵宣子)曰：“今宋人弑君，罪莫大焉。”于是“乃使旁告于诸侯，治兵振旅，鸣钟鼓，以至于宋”。由此可见，《司马法》所谓“冢宰征师于诸侯”云云，洵非虚辞。而《周礼·太祝》郑玄注有一段文字除个别之处外，与上述《司马法》之言基本一致。在《礼记·王制》中，也有“天子将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的说法。这表明，三代的兴师程序业已为先秦典籍所普遍记载，《司马法》同样没有例外。至于战前军中誓师仪式以及战后献俘奏捷等情况，《司马法》与其他先秦古籍也多有一致之处。如《司马法·天子之义》述“凯旋”为“得意则凯歌，示喜也。堰伯灵台，答民之劳，示休也”；如果将它同《周礼·大司马》中“王师大献则令奏凯乐”的记载对比甄核，可以明显地发现两者的一致性。
就战场纪律而言，《司马法》的有关论述也突出体现了早期军事活动的特色：“入罪人之地，无暴神 ，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仁本》)这与其他古文献的记载非常接近。《尚书·费誓》即云：“无敢伤牿，牿之伤，汝则有常刑；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逾垣墙，窃牛马，诱臣妄，汝则有常刑!”而《墨子·非攻》中所描述的战国期间那种“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的残酷战争场景，与《司马法》上述文字相比较，则不啻霄壤之别。
在作战方式方面，《司马法》提出了“军旅以舒为主”的主张，讲求“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迟速不过诫命”(《天子之义》)，一再强调“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仁本》)。这些论述可视为春秋以前作战中战术运用特点的保存和概括。《尚书·牧誓》对早期的作战战术也有过类似的阐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即规定军队冲锋前进“六步、七步”，就暂停进击以整顿队形。这正是早期笨拙的大方阵进攻的特点。这种进攻战术使得部队推进的速度相当迟缓，平常条件下行军，步兵一日开进的标准距离为一舍(三十里)，战车日行军速度以三舍(九十里)为限。而战场追击，也只能是“逐奔不远”，至多不超过“百步”。《司马法》将这类上古战术原则较全面地记载了下来，从而使得我们能够结合《左传》等书的相关史料，深入了解春秋中期以前战争的作战方式以及战术运用，这是很有价值的。
三、《司马法》与《孙子兵法》的差异
如果说“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是《司马法》军事思想的基本特色，那么班固所谓的“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的战争现实，反映到春秋晚期的军事理论建树上，便是《孙子兵法》的成书及其所确立的一系列军事原则。这种时代特征的重大差异，不少后人是洞若观火的。前面所提到的郑友贤之论，就反映了这一点。
通过深入考察可以发现，《司马法》与《孙子兵法》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很大的差别。在论述的侧重点上，《司马法》注重于申明军礼，论列军制；而《孙子兵法》则注重于探讨作战指导。在战争目的方面，《司马法》基于“军礼”的“仁义”特色，而将战争活动的宗旨归结为“诛讨不义”、“会天子正刑”；而《孙子兵法》则明确提倡“伐大国”，战胜强立。与此相关的战争善后处理，《司马法》是“又能舍服”、“正复厥职”；《孙子兵法》则是“拔其城”、“堕其国”。在作战方式与战术运用上，《司马法》主张“军旅以舒为主”，要求做到“徒不趋，车不驰”；而《孙子兵法》则是提倡“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在后勤保障及执行战场纪律方面，《司马法》主张“入罪人之国地……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而《孙子兵法》则明确主张“因粮于敌”，鼓吹“掠于饶野”，“掠乡分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要而言之，就是在《司马法》与《孙子兵法》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时代鸿沟。
总之，《司马法》一书集中体现了春秋中期以前战争的规模、形式及特点，反映着早期军事思想的内涵和性质，乃是人们认识整个古代军事思想逻辑嬗递全貌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