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又称《吴起兵法》，《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今存本二卷六篇。篇名分别是《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全书约5000字，是吴起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也记载了一些吴起的生平活动事迹。当是由吴起及其门人编辑成书。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吴子》一书的真伪和作者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吴子》系吴起本人自著，有人认为其书出于吴起门人的笔录。从古书成书的一般规律考察，《吴子》的成书当是上述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历史上也有一些人对《吴子》一书予以全盘的否定，简单认为《吴子》书系后人伪托或杂抄而成，从而断定其为一部“伪书”。这一观点主要流行于清代和近现代。清代姚际恒、姚鼐，现代学者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张心徵、金德建等人均持这样的观点，其中以郭沫若观点最为系统。其主要论点有三：第一，“现存的《吴子》……辞义浅屑”；第二，《吴子》多袭用《孙子兵法》、《曲礼》、《淮南子?兵略训》等书的语句；第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兽配以方色，时间在战国末年以后，“用知四兽为物，非吴起所宜用”。他最后的结论是“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以笔调觇之，大率西汉中叶时人所依托”(《述吴起》，载《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1957年9月版)。细加考察，可知这些“伪书”论调，乃是近世疑古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主观臆断，殊难成立。
第一，《吴子》一书在历史上见于多种史籍的著录，这是其书性质判断上的最重要依据之一。
《韩非子?五蠹》言：“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这表明吴起曾著有兵书，其书与《孙子兵法》一样，早在战国晚期就风行于世，为时人所重。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也提到：“《吴起兵法》世多有。”说明在西汉初年，《吴子》的流传也很广泛。又《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天子(汉武帝)尝欲教之(霍去病)孙、吴兵法”，这显示当时统治者对吴起的兵书予以了高度的重视。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有“《吴起》，四十八篇”。班固所录来自西汉的刘歆、刘向，大致当是任宏校理兵书所形成的本子。任宏所据又可上溯至汉武帝时的杨仆，其与司马迁所述正相切合，怎么会是“西汉中叶时人所依托”呢？
大约到汉末及魏晋之际，“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及西晋“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见《隋书?经籍志》经部序)。既然经籍大量损毁，《吴起》一书亦在所难免。到了唐朝初年，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著录《吴起兵法》一卷，又自注曰“贾诩注”，此乃表明在三国贾诩时代，《吴起兵法》大约就只存一卷了。其后，《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兵书仍为“《吴起兵法》一卷”，当与《隋志》所载是同一部书。《宋史?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则均著录吴起的兵书为“《吴子》三卷”。此后各代公私目录书对《吴子》均有载录。唯卷数上有一卷、二卷、三卷的差别。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吴子》三卷。右魏吴起撰。言兵家机权法制之说，唐陆希声类次为之，《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动》、《励士》，凡六篇云。”这里提到的篇数与今存本相同，篇名除《说国》为《图国》，《变动》为《应变》外，其余亦相同。由此可见，今传世本《吴子》在唐代即已基本定型。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将《吴子》编入《武经七书》，更是广为流传，不复再有大的变化。
综上所述，今本《吴子》的真实性无可怀疑。
第二，今本《吴子》中的基本内容，与史书有关吴起的记载相吻合，同时也与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以及吴起军事思想的要义相一致。
如吴起曾受业于儒家曾申的门下，所以他在阐论治军问题时，多袭用“仁”、“义”、“礼”、“德”、“教”等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又如《吴子》主张“以治为胜”，强调明法令、重刑赏等等，这与《史记》本传记载的吴起“明法审令”立场完全一致。再如《吴子》要求在对待士卒问题上做到“与之安，与之危”，造就“父子之兵”，这和《史记》本传“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与士卒分劳苦”的记载也相吻合。
另外，像《吴子》提倡“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图国方略，充分反映了战国时期诸侯列国重视内政建设，扩充军事实力，以求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历史趋势；《吴子》高度重视选将任将，提出“总文武者，军之将也”的为将标准，体现了当时文武分职、将相殊途的现实背景；《吴子》主张“简募良材”，建设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这乃是当时募兵制初步兴起的具体写照；《吴子》强调“备千乘万骑，兼之徒步，分为五军”，以攻击敌人，夺取战争胜利，这正是当时兵种建设方面车、步、骑并重，诸兵种协同作战的实际现象，在兵学理论著作中的投影。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吴子》成书于战国时期。
第三，今本《吴子》中的一些内容，亦见于先秦其他兵书的记载，这样就从文献比勘互参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吴子》一书的成书年代与作者身份。
如《孙膑兵法?威王问》云：“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孙子答曰：‘以轻卒尝之，贱而勇者将之，期于北，毋期于得，为之微陈，以触其厕(侧)，是胃(谓)大得。’”其问对的内容和文字表述方式均与《吴子?论将》篇中的有关记载基本一致。
再如《吴子?治兵》言军事训练的要领为：“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类似的记载亦见于《尉缭子?勒卒令》和《六韬?犬韬?教战》。
又如《吴子?治兵》言：“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六韬?龙韬?军势》则作“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两者除个别文字外，也完全一致。随着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尉缭子》与《六韬》的成书年代在战国期间这一问题已经获得彻底之解决，所以今存《吴子》同样应为战国成书的兵学著作，而且从文字、体例等情况来看，它的成书当在《六韬》与《尉缭子》之前。
总之，今本《吴子》二卷六篇应是《史记》、《汉书》等史籍所著录的《吴起兵法》(或称《吴起》)的部分内容，它的作者主要是吴起，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吴起本人的军事思想。
《吴子》自北宋神宗元丰年间编入《武经七书》之后，一直为武学的基本教材，是历代将校的必读之书，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一情况沿袭至明清时期而不变，如明代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兵部复刻元版《武经七书》，使之广为流传；又如清代“武试默经”，依然是“不出孙、吴二种”(见《武经七书汇解?吴子序》)。
《吴子》一书版本众多，较为重要的有宋刻《武经七书》本、黄氏刊本、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孙吴司马法》本、明吴氏二十子本、金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本、明沈尤刊本、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本、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本、兵垣四书本、四库全书本、王士祺刊本、长恩书堂本、诸子萃览本、四部丛刊本等等。其中尤以宋刻《武经七书》本、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摹宋本、四库全书抄本，以及施子美、刘寅、朱墉等人的注释本为佳椠。
第一节 《吴子》书的真伪与流传
《吴子》，又称《吴起兵法》，《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今存本二卷六篇。篇名分别是《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全书约5000字，是吴起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也记载了一些吴起的生平活动事迹。当是由吴起及其门人编辑成书。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吴子》一书的真伪和作者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吴子》系吴起本人自著，有人认为其书出于吴起门人的笔录。从古书成书的一般规律考察，《吴子》的成书当是上述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历史上也有一些人对《吴子》一书予以全盘的否定，简单认为《吴子》书系后人伪托或杂抄而成，从而断定其为一部“伪书”。这一观点主要流行于清代和近现代。清代姚际恒、姚鼐，现代学者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张心徵、金德建等人均持这样的观点，其中以郭沫若观点最为系统。其主要论点有三：第一，“现存的《吴子》……辞义浅屑”；第二，《吴子》多袭用《孙子兵法》、《曲礼》、《淮南子?兵略训》等书的语句；第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兽配以方色，时间在战国末年以后，“用知四兽为物，非吴起所宜用”。他最后的结论是“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以笔调觇之，大率西汉中叶时人所依托”(《述吴起》，载《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1957年9月版)。细加考察，可知这些“伪书”论调，乃是近世疑古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主观臆断，殊难成立。
第一，《吴子》一书在历史上见于多种史籍的著录，这是其书性质判断上的最重要依据之一。
《韩非子?五蠹》言：“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这表明吴起曾著有兵书，其书与《孙子兵法》一样，早在战国晚期就风行于世，为时人所重。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也提到：“《吴起兵法》世多有。”说明在西汉初年，《吴子》的流传也很广泛。又《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天子(汉武帝)尝欲教之(霍去病)孙、吴兵法”，这显示当时统治者对吴起的兵书予以了高度的重视。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有“《吴起》，四十八篇”。班固所录来自西汉的刘歆、刘向，大致当是任宏校理兵书所形成的本子。任宏所据又可上溯至汉武帝时的杨仆，其与司马迁所述正相切合，怎么会是“西汉中叶时人所依托”呢？
大约到汉末及魏晋之际，“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及西晋“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见《隋书?经籍志》经部序)。既然经籍大量损毁，《吴起》一书亦在所难免。到了唐朝初年，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著录《吴起兵法》一卷，又自注曰“贾诩注”，此乃表明在三国贾诩时代，《吴起兵法》大约就只存一卷了。其后，《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兵书仍为“《吴起兵法》一卷”，当与《隋志》所载是同一部书。《宋史?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则均著录吴起的兵书为“《吴子》三卷”。此后各代公私目录书对《吴子》均有载录。唯卷数上有一卷、二卷、三卷的差别。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吴子》三卷。右魏吴起撰。言兵家机权法制之说，唐陆希声类次为之，《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动》、《励士》，凡六篇云。”这里提到的篇数与今存本相同，篇名除《说国》为《图国》，《变动》为《应变》外，其余亦相同。由此可见，今传世本《吴子》在唐代即已基本定型。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将《吴子》编入《武经七书》，更是广为流传，不复再有大的变化。
综上所述，今本《吴子》的真实性无可怀疑。
第二，今本《吴子》中的基本内容，与史书有关吴起的记载相吻合，同时也与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以及吴起军事思想的要义相一致。
如吴起曾受业于儒家曾申的门下，所以他在阐论治军问题时，多袭用“仁”、“义”、“礼”、“德”、“教”等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又如《吴子》主张“以治为胜”，强调明法令、重刑赏等等，这与《史记》本传记载的吴起“明法审令”立场完全一致。再如《吴子》要求在对待士卒问题上做到“与之安，与之危”，造就“父子之兵”，这和《史记》本传“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与士卒分劳苦”的记载也相吻合。
另外，像《吴子》提倡“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图国方略，充分反映了战国时期诸侯列国重视内政建设，扩充军事实力，以求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历史趋势；《吴子》高度重视选将任将，提出“总文武者，军之将也”的为将标准，体现了当时文武分职、将相殊途的现实背景；《吴子》主张“简募良材”，建设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这乃是当时募兵制初步兴起的具体写照；《吴子》强调“备千乘万骑，兼之徒步，分为五军”，以攻击敌人，夺取战争胜利，这正是当时兵种建设方面车、步、骑并重，诸兵种协同作战的实际现象，在兵学理论著作中的投影。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吴子》成书于战国时期。
第三，今本《吴子》中的一些内容，亦见于先秦其他兵书的记载，这样就从文献比勘互参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吴子》一书的成书年代与作者身份。
如《孙膑兵法?威王问》云：“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孙子答曰：‘以轻卒尝之，贱而勇者将之，期于北，毋期于得，为之微陈，以触其厕(侧)，是胃(谓)大得。’”其问对的内容和文字表述方式均与《吴子?论将》篇中的有关记载基本一致。
再如《吴子?治兵》言军事训练的要领为：“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类似的记载亦见于《尉缭子?勒卒令》和《六韬?犬韬?教战》。
又如《吴子?治兵》言：“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六韬?龙韬?军势》则作“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两者除个别文字外，也完全一致。随着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尉缭子》与《六韬》的成书年代在战国期间这一问题已经获得彻底之解决，所以今存《吴子》同样应为战国成书的兵学著作，而且从文字、体例等情况来看，它的成书当在《六韬》与《尉缭子》之前。
总之，今本《吴子》二卷六篇应是《史记》、《汉书》等史籍所著录的《吴起兵法》(或称《吴起》)的部分内容，它的作者主要是吴起，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吴起本人的军事思想。
《吴子》自北宋神宗元丰年间编入《武经七书》之后，一直为武学的基本教材，是历代将校的必读之书，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一情况沿袭至明清时期而不变，如明代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兵部复刻元版《武经七书》，使之广为流传；又如清代“武试默经”，依然是“不出孙、吴二种”(见《武经七书汇解?吴子序》)。
《吴子》一书版本众多，较为重要的有宋刻《武经七书》本、黄氏刊本、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孙吴司马法》本、明吴氏二十子本、金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本、明沈尤刊本、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本、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本、兵垣四书本、四库全书本、王士祺刊本、长恩书堂本、诸子萃览本、四部丛刊本等等。其中尤以宋刻《武经七书》本、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摹宋本、四库全书抄本，以及施子美、刘寅、朱墉等人的注释本为佳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