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初年，地处中原腹心地区的魏国在七雄中率先崛起。魏文侯在位期间锐意进取，招贤任能，重用李悝、翟璜、西门豹等人，从事广泛而深入的改革，使魏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生机勃勃，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吴起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便投奔魏国。
吴起抵魏，引起魏文侯的关注，他为此向丞相李悝询问吴起的真实情况，李悝答道：“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魏文侯爱才惜将，不拘一格，接纳了吴起，在太庙举行隆重的仪式，拜吴起为大将。
吴起的军事才能在魏国很快就得到了显露。任将伊始，他就统率大军攻伐西方的秦国，首战大捷，战胜实力强劲、对魏国构成严重威胁的秦军，攻克了五座秦国的城池，一举占领了战略要地西河地区(今陕西省黄河以西、洛水以东地带)，使魏国在与秦国的角逐中据有了战略上的优势。魏文侯十分欣赏吴起的英勇善战，对他劝慰有加，并在新夺得的土地上建立了西河郡，作为西线重要的战略进攻基地。
吴起又参与了攻打中山国的战事，“为魏将攻中山”(见《说苑?复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等)，在这场解除魏国后顾之忧的关键性战争中，吴起处处身先士卒，英勇拼杀，指挥若定，立下了汗马功劳。经过前后三年的激烈交锋，魏军终于攻灭了中山国，扫除了来自侧后的严重威胁，有力地巩固了国家的安全。
大约在公元前406年，经翟璜举荐，魏文侯任命吴起担当西河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郡守，以抗击劲敌秦国的进犯，同时防御韩国的攻击(参见《说苑?臣术》)。吴起上任之后，一方面加强战备，随时挫败秦、韩军队的攻势；一方面厉行法治，按照李悝所制定的禄功使能、信赏必罚的原则，推行军功爵制，严肃封建法纪，同时兼用儒术，讲究礼义教化，以礼济法，用文治以饬武功，“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治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吕氏春秋?执一》)。从而为军事上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终于多次以劣势的兵力战胜秦军，卓有成效地巩固了魏国西线的边防。
吴起在魏国任职前后长达27年之久，辅佐过魏文侯、魏武侯两代君主。治绩突出，战功卓著，曾统兵与秦国等大战76次，其中获得全胜的有64次，其余12次与敌人不分胜负，为魏国向四面发展，扩充土地达千里之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吴起在魏国期间治军严整，驭众有方。他处处以“以治为胜”的方针指导自己的治军实践，做到号令严明，军纪森然，信赏必罚，任贤用能。为了示民以决心和信用，吴起曾命人竖立一根木杆于西河郡城南门之外，又下令曰：有人能放倒此木，仕长大夫。百姓们对此将信将疑，无人响应。至黄昏时有一人大胆一试，吴起立即践诺，任此人为长大夫，这样就使得日后官府推行法令政策畅通无阻，具有威信(参见《吕氏春秋?慎小》)。吴起在治军上的令行禁止有口皆碑，有件事突出体现了这一特点。某次他率军与秦兵会战，麾下一勇士不待命令擅自出战，斩杀两名敌人而还，吴起当即下令，将该士斩杀于阵前。部下谏言：这是一位有才能的勇士，杀了可惜，应予宽恕。吴起的回答毫不含糊：“此人的确武勇，但有犯军令，必斩无赦。”从而起到了震慑全军的效果，保证部队做到令行禁止，纪律严明(参见《尉缭子?武议》)。
吴起能够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和普通士兵吃相同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行军时不骑马，不乘车，自负干粮兵器，坚持与士卒一起步行，同甘共苦。他关怀体恤普通士卒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为卒吮脓”一事。据《说苑》、《韩非子》等文献的记载，吴起在攻打中山国时，有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吴起曾亲自将这位士兵毒疮中的脓血吸吮出来。吴起的举动，极大地感动了全军官兵，有力地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
吴起在魏国期间，十分重视对部队进行经常性的严格军事训练，提倡“教戒为先”。他推行以“一”教“十”，以“十”教“百”的训练方法，教将士运用阵法，做到“以近待远，以佚待劳”，“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建军方面吴起在魏国建立“武卒”制度，通过严格的遴选和认真的训练，创建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常备军--武卒，并在“武卒”中根据士兵的特长进行编组，以更好地适应作战的需要。这在中国古代建军史上是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创举。这支武卒部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齐之技击不能当魏氏之武卒”(《荀子?议兵》)。日后魏相公叔座对赵、韩作战取得胜利，即得益于“吴起余教”。
随着吴起在魏国功勋日著，名望日隆，厄运再一次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其子魏武侯继位。这位新君虽然也赏识吴起的才能，多次与他谈兵论政，但又唯恐难为己用，加上吴起性格直率，多次面折武侯，所以武侯与吴起之间就有了较深的隔阂，在擢用丞相一事上，武侯起用了守旧保守的商文(《史记》作“田文”)，而没有任用吴起。之后，佞臣王错(《战国策》魏一作“王锺”)等处心积虑陷害吴起，使得魏武侯最终免去了吴起的西河郡守职务，令其离西河返都。吴起行至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县南)，回望自己为之奋斗二十余年的西河之地，不禁泣下数行。吴起既悲魏武侯目光短浅，更预感到西河必定会重新落入秦人之手，故甚感痛心。吴起只得怀着痛惜的心情，辗转前往楚国。(参见《吕氏春秋?长见》及《观表》)
一说吴起之离魏，是受魏相公叔的排挤。继田文(商文)之后，公叔为相，妒吴起之才，遂设计以“公主”作试探，而促使吴起离魏之楚(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吴起仕魏期间，还曾从事了两项富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工作。一是与其门徒撰著了兵书《吴子》(亦称《吴起兵法》)。在这部兵书中，吴起充分汲取司马穰苴、孙武等人的兵学理论精华，结合战国前期的战争特点，根据自己丰富的作战、治军经验，提出了一整套军事理论，从而充实了中国古典兵学思想宝库。二是承传《左氏春秋》。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左氏传》经吴起父子两代的承传，为后人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文化典籍遗产，其意义实不亚于创作《吴子》一书。
第三节 奔魏创业，功勋卓著
战国初年，地处中原腹心地区的魏国在七雄中率先崛起。魏文侯在位期间锐意进取，招贤任能，重用李悝、翟璜、西门豹等人，从事广泛而深入的改革，使魏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生机勃勃，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吴起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便投奔魏国。
吴起抵魏，引起魏文侯的关注，他为此向丞相李悝询问吴起的真实情况，李悝答道：“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魏文侯爱才惜将，不拘一格，接纳了吴起，在太庙举行隆重的仪式，拜吴起为大将。
吴起的军事才能在魏国很快就得到了显露。任将伊始，他就统率大军攻伐西方的秦国，首战大捷，战胜实力强劲、对魏国构成严重威胁的秦军，攻克了五座秦国的城池，一举占领了战略要地西河地区(今陕西省黄河以西、洛水以东地带)，使魏国在与秦国的角逐中据有了战略上的优势。魏文侯十分欣赏吴起的英勇善战，对他劝慰有加，并在新夺得的土地上建立了西河郡，作为西线重要的战略进攻基地。
吴起又参与了攻打中山国的战事，“为魏将攻中山”(见《说苑?复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等)，在这场解除魏国后顾之忧的关键性战争中，吴起处处身先士卒，英勇拼杀，指挥若定，立下了汗马功劳。经过前后三年的激烈交锋，魏军终于攻灭了中山国，扫除了来自侧后的严重威胁，有力地巩固了国家的安全。
大约在公元前406年，经翟璜举荐，魏文侯任命吴起担当西河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郡守，以抗击劲敌秦国的进犯，同时防御韩国的攻击(参见《说苑?臣术》)。吴起上任之后，一方面加强战备，随时挫败秦、韩军队的攻势；一方面厉行法治，按照李悝所制定的禄功使能、信赏必罚的原则，推行军功爵制，严肃封建法纪，同时兼用儒术，讲究礼义教化，以礼济法，用文治以饬武功，“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治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吕氏春秋?执一》)。从而为军事上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终于多次以劣势的兵力战胜秦军，卓有成效地巩固了魏国西线的边防。
吴起在魏国任职前后长达27年之久，辅佐过魏文侯、魏武侯两代君主。治绩突出，战功卓著，曾统兵与秦国等大战76次，其中获得全胜的有64次，其余12次与敌人不分胜负，为魏国向四面发展，扩充土地达千里之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吴起在魏国期间治军严整，驭众有方。他处处以“以治为胜”的方针指导自己的治军实践，做到号令严明，军纪森然，信赏必罚，任贤用能。为了示民以决心和信用，吴起曾命人竖立一根木杆于西河郡城南门之外，又下令曰：有人能放倒此木，仕长大夫。百姓们对此将信将疑，无人响应。至黄昏时有一人大胆一试，吴起立即践诺，任此人为长大夫，这样就使得日后官府推行法令政策畅通无阻，具有威信(参见《吕氏春秋?慎小》)。吴起在治军上的令行禁止有口皆碑，有件事突出体现了这一特点。某次他率军与秦兵会战，麾下一勇士不待命令擅自出战，斩杀两名敌人而还，吴起当即下令，将该士斩杀于阵前。部下谏言：这是一位有才能的勇士，杀了可惜，应予宽恕。吴起的回答毫不含糊：“此人的确武勇，但有犯军令，必斩无赦。”从而起到了震慑全军的效果，保证部队做到令行禁止，纪律严明(参见《尉缭子?武议》)。
吴起能够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和普通士兵吃相同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行军时不骑马，不乘车，自负干粮兵器，坚持与士卒一起步行，同甘共苦。他关怀体恤普通士卒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为卒吮脓”一事。据《说苑》、《韩非子》等文献的记载，吴起在攻打中山国时，有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吴起曾亲自将这位士兵毒疮中的脓血吸吮出来。吴起的举动，极大地感动了全军官兵，有力地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
吴起在魏国期间，十分重视对部队进行经常性的严格军事训练，提倡“教戒为先”。他推行以“一”教“十”，以“十”教“百”的训练方法，教将士运用阵法，做到“以近待远，以佚待劳”，“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建军方面吴起在魏国建立“武卒”制度，通过严格的遴选和认真的训练，创建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常备军--武卒，并在“武卒”中根据士兵的特长进行编组，以更好地适应作战的需要。这在中国古代建军史上是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创举。这支武卒部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齐之技击不能当魏氏之武卒”(《荀子?议兵》)。日后魏相公叔座对赵、韩作战取得胜利，即得益于“吴起余教”。
随着吴起在魏国功勋日著，名望日隆，厄运再一次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其子魏武侯继位。这位新君虽然也赏识吴起的才能，多次与他谈兵论政，但又唯恐难为己用，加上吴起性格直率，多次面折武侯，所以武侯与吴起之间就有了较深的隔阂，在擢用丞相一事上，武侯起用了守旧保守的商文(《史记》作“田文”)，而没有任用吴起。之后，佞臣王错(《战国策》魏一作“王锺”)等处心积虑陷害吴起，使得魏武侯最终免去了吴起的西河郡守职务，令其离西河返都。吴起行至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县南)，回望自己为之奋斗二十余年的西河之地，不禁泣下数行。吴起既悲魏武侯目光短浅，更预感到西河必定会重新落入秦人之手，故甚感痛心。吴起只得怀着痛惜的心情，辗转前往楚国。(参见《吕氏春秋?长见》及《观表》)
一说吴起之离魏，是受魏相公叔的排挤。继田文(商文)之后，公叔为相，妒吴起之才，遂设计以“公主”作试探，而促使吴起离魏之楚(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吴起仕魏期间，还曾从事了两项富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工作。一是与其门徒撰著了兵书《吴子》(亦称《吴起兵法》)。在这部兵书中，吴起充分汲取司马穰苴、孙武等人的兵学理论精华，结合战国前期的战争特点，根据自己丰富的作战、治军经验，提出了一整套军事理论，从而充实了中国古典兵学思想宝库。二是承传《左氏春秋》。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左氏传》经吴起父子两代的承传，为后人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文化典籍遗产，其意义实不亚于创作《吴子》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