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戒为先
吴起在治军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和提出了系统的独具特色的治军理论。其核心是“以治为胜”。
吴起认为，一支军队能否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夺取胜利，关键不在于其人数的众寡，“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治兵》)而在于是否能真正做到治理严格，管教有方。而严格治理的具体标准，反映为军队在驻扎时有严明的纪律；展开行动时威武雄壮、威震敌胆；投入进攻时敌人无法抵挡，实施退却时敌人无法追赶，前进或后撤时秩序井然，向左向右运动时听从命令；即使被敌人分割，阵势也不混乱，即使被敌人冲散，战斗行列也能迅速恢复；其将领能够同普通士卒同安乐、共危难，做到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而不可分离，连续作战而不会疲惫。一旦达到这些标准，就可以称为“父子之兵”，可以“投之所往，天下莫当”。
吴起“以治为胜”治军理论的第一个命题，就是“教戒为先”。他十分重视对军队官兵开展政治思想的教育，“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图国》)。只有士卒树立了正确的是非荣辱观念，有羞耻之心，才可攻可守。吴起在政治上具有法家的倾向，但同时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他比一般法家更为高明的地方，是他在充分肯定严刑明赏必要性的基础上，还能充分注意政治教化在治军中的巨大作用，主张做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励士》)。认为这三条，才真正是“人主之所恃”。
为了使将士“乐闻”、“乐战”、“乐死”，吴起进而提出了具体的“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的方法：给立有战功的将士以隆重的“进飨”荣誉，战功越大，犒赏的规格越高，礼节越隆重。同时对阵亡将士的亲属进行慰问和赏赐，以表示对他们的缅怀。对那些没有立战功的将士，也要适当给予次一等的犒赏，以示鼓励。总之，要最大限度地增强军队内部的凝聚力，充分调动全军将士的积极性，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必要的条件。
在贯彻落实政治上教育、激励措施的同时，吴起也非常重视军队的军事训练工作。他指出，将士在作战中战死往往是由于其军事技能不熟练，作战遭到失败的原因也多是由于没有掌握战术上的要领，“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治兵》)。为此，他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训练方法，指导平时的训练活动。具体地说，一是要重视军事基础训练，无论是单兵技术，还是战斗队形和阵法，都应在平时加强训练，以求掌握作战技能，熟悉战法，通晓阵法。“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皆习，乃授其兵。”(《治兵》)二是要注重战备行动的训练，熟习并高明应用“进兵之道”、“行军之道”、“驻止之道”以及“驯养马匹之道”，即根据实战要求和各种地形条件，熟练掌握行军、宿营、通讯联络、兵力部署、临阵对敌的基本要领。吴起认为，通过思想激励和军事训练，便可以收到“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吕氏春秋·执一》)的效果。
二、严刑明赏
提倡“严刑明赏”，是吴起“以治为胜”治军理论的又一个重要命题。吴起一贯主张从严治军，强调运用严格的军纪军法来约束将士，规范行动，使军队的一切活动都“任其上令”，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对那些不听从命令的人，要断然予以诛戮，以整肃军纪。“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凡战之法，昼以旌旗幡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从令者诛。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陈矣。”(《应变》)
吴起还多次强调，对于那些善于使用各种兵器、身强力壮、行动敏捷、“志在吞敌”的人，应该予以拔擢，“必加其爵列”，以此来激励士气。在具体实行“重赏”、“重刑”的时候，必须“行之有信”。吴起认为，一旦能全面落实上述主张，便可以“以半击倍，百战不殆”(《料敌》)。
三、简募良材
“精兵”建设，是先秦兵家的共识，吴起强调“简募良材”就是其“精兵”建军思想的突出反映。
吴起提倡组建特种精锐部队，以防备不测事件，“简募良材，以备不虞”。为此，他曾建议魏国和楚国的统治者“聚卒”、“练锐”。认为“精兵”是军队命脉之所系：“然则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取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料敌》)吴起主张把士卒中勇敢强壮者编为一队，把乐意拼死向前者编为一队，把善于越高奔远、轻捷善走者编为一队，把因罪丢官而寄希望于立功报效以图东山再起者编为一队，把曾经丢城失地而急于洗刷耻辱者编为一队，以他们充任精锐部队的中坚，去攻城略地，克敌制胜。“故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图国》)
值得注意的是，吴起同时主张根据军队将士的身材高矮、体魄强弱、秉性勇怯、智力优下等情况进行合适的分工，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治兵》)如此，自可增强总体之实力。
四、“总文武者，军之将”
先秦兵家都高度重视将帅的地位与作用。如孙子说：“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并将“将孰有能”置于判断制胜条件的第二位，对为将者的素质又提出了“智、信、仁、勇、严”的基本要求(《计》)。在《六韬》中，则提出“勇、智、仁、信、忠”(《论将》)。足见将帅责任之重大。
吴起同样非常重视将帅在战争中的特殊地位和突出作用，提出了“总文武者，军之将也”的著名命题。吴起认为“良将”直接关系到国运的盛衰、军队的安危，“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论将》)。
吴起对将帅提出的要求，是文武兼备，刚柔相济。“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论将》)具体地说，为将者要有为国献身的高尚情操，“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论将》)；具备关心爱护士卒的慈祥之心，能够以身作则，与普通士卒同甘共苦，“与之安，与之危”(《治兵》)；树立威严，善于指挥，“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论将》)。要做到“五慎”，“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论将》)，即拥有“治众如治寡”的治军才能、“出门如见敌”的敌情观念、“临敌不怀生”的献身精神、“虽克如始战”的谨慎态度、“法令省而不烦”的治军作风。能够掌握气机、地机、事机、力机等“四机”，即在对敌作战中掌握士气，利用地形，运用谋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知此四者，乃可为将。”为将者的威严、胆识、品德、才干，要足以统率部队，安抚士卒，威震敌军，果断决疑。
总之，吴起的治军理论是相当系统完备的，举凡治军原则、教育训练、军纪军法、赏罚手段、精兵建设、选将任将等问题，均有深入的分析和阐述。其中不少合理的思想内核，直至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第三节 “以治为胜”的治军理论
一、教戒为先
吴起在治军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和提出了系统的独具特色的治军理论。其核心是“以治为胜”。
吴起认为，一支军队能否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夺取胜利，关键不在于其人数的众寡，“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治兵》)而在于是否能真正做到治理严格，管教有方。而严格治理的具体标准，反映为军队在驻扎时有严明的纪律；展开行动时威武雄壮、威震敌胆；投入进攻时敌人无法抵挡，实施退却时敌人无法追赶，前进或后撤时秩序井然，向左向右运动时听从命令；即使被敌人分割，阵势也不混乱，即使被敌人冲散，战斗行列也能迅速恢复；其将领能够同普通士卒同安乐、共危难，做到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而不可分离，连续作战而不会疲惫。一旦达到这些标准，就可以称为“父子之兵”，可以“投之所往，天下莫当”。
吴起“以治为胜”治军理论的第一个命题，就是“教戒为先”。他十分重视对军队官兵开展政治思想的教育，“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图国》)。只有士卒树立了正确的是非荣辱观念，有羞耻之心，才可攻可守。吴起在政治上具有法家的倾向，但同时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他比一般法家更为高明的地方，是他在充分肯定严刑明赏必要性的基础上，还能充分注意政治教化在治军中的巨大作用，主张做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励士》)。认为这三条，才真正是“人主之所恃”。
为了使将士“乐闻”、“乐战”、“乐死”，吴起进而提出了具体的“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的方法：给立有战功的将士以隆重的“进飨”荣誉，战功越大，犒赏的规格越高，礼节越隆重。同时对阵亡将士的亲属进行慰问和赏赐，以表示对他们的缅怀。对那些没有立战功的将士，也要适当给予次一等的犒赏，以示鼓励。总之，要最大限度地增强军队内部的凝聚力，充分调动全军将士的积极性，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必要的条件。
在贯彻落实政治上教育、激励措施的同时，吴起也非常重视军队的军事训练工作。他指出，将士在作战中战死往往是由于其军事技能不熟练，作战遭到失败的原因也多是由于没有掌握战术上的要领，“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治兵》)。为此，他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训练方法，指导平时的训练活动。具体地说，一是要重视军事基础训练，无论是单兵技术，还是战斗队形和阵法，都应在平时加强训练，以求掌握作战技能，熟悉战法，通晓阵法。“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皆习，乃授其兵。”(《治兵》)二是要注重战备行动的训练，熟习并高明应用“进兵之道”、“行军之道”、“驻止之道”以及“驯养马匹之道”，即根据实战要求和各种地形条件，熟练掌握行军、宿营、通讯联络、兵力部署、临阵对敌的基本要领。吴起认为，通过思想激励和军事训练，便可以收到“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吕氏春秋·执一》)的效果。
二、严刑明赏
提倡“严刑明赏”，是吴起“以治为胜”治军理论的又一个重要命题。吴起一贯主张从严治军，强调运用严格的军纪军法来约束将士，规范行动，使军队的一切活动都“任其上令”，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对那些不听从命令的人，要断然予以诛戮，以整肃军纪。“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凡战之法，昼以旌旗幡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从令者诛。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陈矣。”(《应变》)
吴起还多次强调，对于那些善于使用各种兵器、身强力壮、行动敏捷、“志在吞敌”的人，应该予以拔擢，“必加其爵列”，以此来激励士气。在具体实行“重赏”、“重刑”的时候，必须“行之有信”。吴起认为，一旦能全面落实上述主张，便可以“以半击倍，百战不殆”(《料敌》)。
三、简募良材
“精兵”建设，是先秦兵家的共识，吴起强调“简募良材”就是其“精兵”建军思想的突出反映。
吴起提倡组建特种精锐部队，以防备不测事件，“简募良材，以备不虞”。为此，他曾建议魏国和楚国的统治者“聚卒”、“练锐”。认为“精兵”是军队命脉之所系：“然则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取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料敌》)吴起主张把士卒中勇敢强壮者编为一队，把乐意拼死向前者编为一队，把善于越高奔远、轻捷善走者编为一队，把因罪丢官而寄希望于立功报效以图东山再起者编为一队，把曾经丢城失地而急于洗刷耻辱者编为一队，以他们充任精锐部队的中坚，去攻城略地，克敌制胜。“故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图国》)
值得注意的是，吴起同时主张根据军队将士的身材高矮、体魄强弱、秉性勇怯、智力优下等情况进行合适的分工，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治兵》)如此，自可增强总体之实力。
四、“总文武者，军之将”
先秦兵家都高度重视将帅的地位与作用。如孙子说：“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并将“将孰有能”置于判断制胜条件的第二位，对为将者的素质又提出了“智、信、仁、勇、严”的基本要求(《计》)。在《六韬》中，则提出“勇、智、仁、信、忠”(《论将》)。足见将帅责任之重大。
吴起同样非常重视将帅在战争中的特殊地位和突出作用，提出了“总文武者，军之将也”的著名命题。吴起认为“良将”直接关系到国运的盛衰、军队的安危，“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论将》)。
吴起对将帅提出的要求，是文武兼备，刚柔相济。“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论将》)具体地说，为将者要有为国献身的高尚情操，“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论将》)；具备关心爱护士卒的慈祥之心，能够以身作则，与普通士卒同甘共苦，“与之安，与之危”(《治兵》)；树立威严，善于指挥，“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论将》)。要做到“五慎”，“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论将》)，即拥有“治众如治寡”的治军才能、“出门如见敌”的敌情观念、“临敌不怀生”的献身精神、“虽克如始战”的谨慎态度、“法令省而不烦”的治军作风。能够掌握气机、地机、事机、力机等“四机”，即在对敌作战中掌握士气，利用地形，运用谋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知此四者，乃可为将。”为将者的威严、胆识、品德、才干，要足以统率部队，安抚士卒，威震敌军，果断决疑。
总之，吴起的治军理论是相当系统完备的，举凡治军原则、教育训练、军纪军法、赏罚手段、精兵建设、选将任将等问题，均有深入的分析和阐述。其中不少合理的思想内核，直至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