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料敌察机，审敌虚实
在吴起的兵学理论体系中，有关作战指导思想的阐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然而，与其战争观理论和治军思想相比，则显得相对单薄了一些。与兵圣孙武更注重从抽象哲理的层次揭示作战指导规律的特点有所不同，吴起关于作战指导问题的探讨，似乎更偏重于对某些战术要领的具体表述。唐人李靖云：“分合所出，唯孙武能之，吴起而下，莫可及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就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孙武与吴起在作战指导思想方面轩轾高下。
从《吴子》等书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吴起一贯主张料敌察机，审敌虚实，强调要在知彼知己的前提下，从事战争活动，从而牢牢掌握作战的主动权，克敌制胜；重点则在于掌握敌情、捕捉战机。《吴子》书中专门设有《料敌》篇对此进行深入的阐述。吴起认为，要了解和掌握敌情，主要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重视使用间谍，让其隐蔽身份深入敌后仔细搜集敌人方面的各种情报，掌握敌人的战略动向和作战企图，为自己方面制定应敌方案提供依据，即所谓“急行间谍，以观其虑”。这与孙子“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用间》)的思想是相一致的。二是在战场上采用武力侦察的方法。即《吴子·论将》篇所说：“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其见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若者其众NFDC6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通过试探，准确掌握敌情，再采取相应之策。这和孙子在《虚实》篇中所说“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的做法如出一辙。
吴起进而指出，“料敌”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捕捉有利的战机，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予以致命的打击，“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料敌》)。吴起对秦、楚等六国军情的分析和据此而提出的破敌之法，就集中体现了吴起用兵打仗以“料敌”为先的指导原则：“夫齐陈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陈治而不用。”(《料敌》)针对六国军阵的不同特点，应分别采取不同的作战方式。吴起的分析和对策都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是高明的，吴起在军事上的成功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因形用权，制敌死命
吴起作战指导思想中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是强调“因形用权”，变化应敌，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灵活机动地实施不同的谋略和战术，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吴起认为，战场的情况各不相同，作战的形势瞬息万变，高明的作战指导者应该善于分析形势，把握战机，灵活机动地运用战术，予敌以毁灭性的打击，从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论将》)即根据敌方将领的品格、才智的不同情况，分别实施欺诈、收买、离间、疲困、威慑等谋略，灵活采取诱歼、伏击、截击、追击、逼攻、偷袭、迂回、水淹、火攻、击半渡等不同的战法，迫使敌人分散兵力、阵势混乱、畏怯恐惧、疲惫不堪，陷于不利的地形和被动挨打的地位，尔后集中优势兵力，制敌于死命，夺取作战的最后胜利。
吴起“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思想，乃是继承了孙子“兵因敌而制胜”的用兵原则，因敌变化，因情制敌。这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顺应天候，巧用地利。如动用战车作战，就要做到“阴湿则停，阳燥则起”，若敌众我寡，则“避之于易，邀之于厄”(《应变》)，“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隘”(《应变》)；如在丘陵、林谷、深山、江河地带作战，或“疾行亟去，勿得从容”，或“车骑挑之，勿令得休”，或“半渡而薄之”(《应变》)，要充分利用天时、地利。第二，灵活运用兵力，巧妙驾驭战局，以我之变，迫敌就范。吴起主张依据不同的敌情，运用“众寡分合”的原则，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如果是我众敌寡，就采用分兵合击的战法；如敌众我寡，则集中局部上的优势兵力攻敌一点，尔后扩大胜势，各个击破。第三，奇正并用，示形欺敌，避实击虚，战胜不复。吴起指出，对不同的敌人，宜采取不同的打法。或以快应变，先机制敌；或设伏应变，出奇制胜；或待敌之变，以变克变，从而争取和把握作战的主动权。第四，敢于胜利，果断指挥。强调作战指导者一旦面临有利的战机，就要善于把握和利用，坚决反对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治兵》)可见，吴起作战指导思想的基调是主动灵活，因敌制胜，它符合指挥军队作战的一般规律，因而受到后世兵家的普遍重视。
在此基础上，吴起还进而总结出“因形用权”带有规律性的要领，一是“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二是“不卜而与之战”的八种情况，三是“不占而避之”的六种情况。(参阅《料敌》)所有这一切，都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作战指导的理论，成为后人永远珍视的军事文化遗产。
第二节 “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思想
一、料敌察机，审敌虚实
在吴起的兵学理论体系中，有关作战指导思想的阐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然而，与其战争观理论和治军思想相比，则显得相对单薄了一些。与兵圣孙武更注重从抽象哲理的层次揭示作战指导规律的特点有所不同，吴起关于作战指导问题的探讨，似乎更偏重于对某些战术要领的具体表述。唐人李靖云：“分合所出，唯孙武能之，吴起而下，莫可及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就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孙武与吴起在作战指导思想方面轩轾高下。
从《吴子》等书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吴起一贯主张料敌察机，审敌虚实，强调要在知彼知己的前提下，从事战争活动，从而牢牢掌握作战的主动权，克敌制胜；重点则在于掌握敌情、捕捉战机。《吴子》书中专门设有《料敌》篇对此进行深入的阐述。吴起认为，要了解和掌握敌情，主要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重视使用间谍，让其隐蔽身份深入敌后仔细搜集敌人方面的各种情报，掌握敌人的战略动向和作战企图，为自己方面制定应敌方案提供依据，即所谓“急行间谍，以观其虑”。这与孙子“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用间》)的思想是相一致的。二是在战场上采用武力侦察的方法。即《吴子·论将》篇所说：“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其见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若者其众NFDC6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通过试探，准确掌握敌情，再采取相应之策。这和孙子在《虚实》篇中所说“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的做法如出一辙。
吴起进而指出，“料敌”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捕捉有利的战机，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予以致命的打击，“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料敌》)。吴起对秦、楚等六国军情的分析和据此而提出的破敌之法，就集中体现了吴起用兵打仗以“料敌”为先的指导原则：“夫齐陈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陈治而不用。”(《料敌》)针对六国军阵的不同特点，应分别采取不同的作战方式。吴起的分析和对策都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是高明的，吴起在军事上的成功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因形用权，制敌死命
吴起作战指导思想中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是强调“因形用权”，变化应敌，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灵活机动地实施不同的谋略和战术，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吴起认为，战场的情况各不相同，作战的形势瞬息万变，高明的作战指导者应该善于分析形势，把握战机，灵活机动地运用战术，予敌以毁灭性的打击，从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论将》)即根据敌方将领的品格、才智的不同情况，分别实施欺诈、收买、离间、疲困、威慑等谋略，灵活采取诱歼、伏击、截击、追击、逼攻、偷袭、迂回、水淹、火攻、击半渡等不同的战法，迫使敌人分散兵力、阵势混乱、畏怯恐惧、疲惫不堪，陷于不利的地形和被动挨打的地位，尔后集中优势兵力，制敌于死命，夺取作战的最后胜利。
吴起“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思想，乃是继承了孙子“兵因敌而制胜”的用兵原则，因敌变化，因情制敌。这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顺应天候，巧用地利。如动用战车作战，就要做到“阴湿则停，阳燥则起”，若敌众我寡，则“避之于易，邀之于厄”(《应变》)，“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隘”(《应变》)；如在丘陵、林谷、深山、江河地带作战，或“疾行亟去，勿得从容”，或“车骑挑之，勿令得休”，或“半渡而薄之”(《应变》)，要充分利用天时、地利。第二，灵活运用兵力，巧妙驾驭战局，以我之变，迫敌就范。吴起主张依据不同的敌情，运用“众寡分合”的原则，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如果是我众敌寡，就采用分兵合击的战法；如敌众我寡，则集中局部上的优势兵力攻敌一点，尔后扩大胜势，各个击破。第三，奇正并用，示形欺敌，避实击虚，战胜不复。吴起指出，对不同的敌人，宜采取不同的打法。或以快应变，先机制敌；或设伏应变，出奇制胜；或待敌之变，以变克变，从而争取和把握作战的主动权。第四，敢于胜利，果断指挥。强调作战指导者一旦面临有利的战机，就要善于把握和利用，坚决反对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治兵》)可见，吴起作战指导思想的基调是主动灵活，因敌制胜，它符合指挥军队作战的一般规律，因而受到后世兵家的普遍重视。
在此基础上，吴起还进而总结出“因形用权”带有规律性的要领，一是“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二是“不卜而与之战”的八种情况，三是“不占而避之”的六种情况。(参阅《料敌》)所有这一切，都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作战指导的理论，成为后人永远珍视的军事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