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讨战争起因，划分战争类型
战争观念是军事思想的基石和出发点。在吴起之前，《孙子兵法》在这一问题上就已有了较为系统的理性认识，提出了“慎战”和“备战”并重的战争态度。“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然而，孙子的战争观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不足，就是对战争的目的和性质的集中论述较少。吴起在这方面却有所不同，他开始注意探讨战争的起因问题，并初步区分了不同战争的性质。
吴起将战争的起因归结为五种：“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图国》)他认为，战争的爆发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列国争雄、相互兼并的历史条件下，战争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根据这一基本判断，吴起进而对战争的性质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即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他指出，所谓“义兵”，其特征是禁暴除乱，拯救危难；所谓“强兵”，其特征是恃仗兵多势众而征伐他国；所谓“刚兵”，其特征是因个人愤怒而兴师动众；所谓“暴兵”，其特征是背弃礼义贪图私利而率意用兵；所谓“逆兵”，其特征是不顾国乱民疲而狂妄发动战争。吴起认为，“义兵”具有正义的性质，而其他四类则是非正义的。为此他主张从事义兵，反对强兵、刚兵、暴兵、逆兵。指出：“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图国》)虽然吴起对战争原因的探讨还是相当粗浅的，对战争性质的分类也不无简单片面的地方，并不能真正揭示战争的起因和战争的性质，但它毕竟已涉及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在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
二、安国之道，先戒为宝
在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上，吴起与孙子有相一致的地方。孙子主张备战为重，强调作战预案要周全完善，做到“未战而庙算胜”(《计》)；提倡作战行动要稳妥慎重，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军形》)，自己必须先站稳脚跟，然后再考虑如何克敌制胜，从而“自保而全胜”。吴起也主张“备战”，认为“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料敌》)，只有预为戒备，才是国家安定的最好办法。吴起指出，“当故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图国》)，既然敌人在前，就必须以相应的武力给以回击。“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图国》)为此，要“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图国》)，“备者，出门如见敌”(《论将》)。始终处于严阵以待，戒备不懈的状态之中。在吴起看来，一旦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远离灾祸，立于不败之地，“今君已戒，祸其远矣”(《料敌》)。
三、天下战国，五胜者祸
吴起既提倡“备战”，更主张慎战，反对穷兵黩武，唯力是尚。吴起指出：“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图国》)一旦滥用战争，必然要导致自身的灭亡。所以，吴起又说：“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图国》)依靠多次打赢战争而取得天下的实属罕见，相反由此而亡国的却为数众多。真正能够赢得人心的是道义，而不是战争。
吴起提出“慎战”理念，在当时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和某些法家的战争万能论划清了界限。如商鞅所言：“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商君书·靳令》)均过于热衷战争，将战争抬高到不适宜的地位，认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完全忽略了道义民心的巨大力量。而吴起的观点，则是对法家战争观中的偏颇的纠正，显得更为辩证而全面。稍晚于吴起的孙膑也提出：“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孙膑兵法·见威王》)与吴起的基本思想如出一辙。直至今天，这种“慎战”观念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战争指导思想，是吴起战争理论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其“慎战”与“备战”并重思想在战争指导问题上的客观反映。从总体上来考察，可知其核心内容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图国》)，即正确地处理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在修明政治的基本前提下，加强军事建设，由富国强兵，而克敌制胜。
具体地说，一是要“先教百姓而亲和万民”。吴起认为，国家、军队与民众之间存在着三位一体的关系，而民心向背乃是军事上夺取胜利的关键，“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图国》)。他指出，“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战国策·魏策一》)。问题的要害在于为政是否“善”，这与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观点十分相近。他进而论述道，要争取民众的拥护，就必须推行“道、义、礼、仁”四德，搞好内部的团结和统一，达到所谓“四和”的理想境界：“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阵”，“和于战”。总之，“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图国》)。二是要做到“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图国》)，重用有贤德和有才能的人，选拔他们担任要职，无才无德者则居于下位，以利于“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具体措施得以落实。三是要做到使普通民众“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给民众提供一定的生产生活条件，确保民众安居乐业，以使民众亲近官吏，甘愿效力。四是一国君主要关心民众，爱护民众，“爱其命，惜其死”，以最大限度地争取民众的归附和爱戴。同时，君主本人要虚怀若谷，能够纳谏，从善如流，切忌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古者君始听治，大失而一言，士而一见，庶人有谒，必达，公族请问，必语，四方至者勿距，可谓不壅蔽矣。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一说当为‘民’字)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说苑·建本》)。五是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以确保自己一方在激烈的封建兼并战争中占有军事上的明显优势，“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治兵》)。实施防御能做到稳如磐石，坚不可摧；实施进攻，则能够所向披靡，摧枯拉朽，“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图国》)，“投之所往，天下莫当”(《治兵》)。
总而言之，吴起的战争观念，充分适应了新兴势力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从事封建兼并战争的需要，是时代的产物，具有相当显著的进步色彩。
第一节 进步的战争观念
一、探讨战争起因，划分战争类型
战争观念是军事思想的基石和出发点。在吴起之前，《孙子兵法》在这一问题上就已有了较为系统的理性认识，提出了“慎战”和“备战”并重的战争态度。“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然而，孙子的战争观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不足，就是对战争的目的和性质的集中论述较少。吴起在这方面却有所不同，他开始注意探讨战争的起因问题，并初步区分了不同战争的性质。
吴起将战争的起因归结为五种：“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图国》)他认为，战争的爆发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列国争雄、相互兼并的历史条件下，战争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根据这一基本判断，吴起进而对战争的性质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即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他指出，所谓“义兵”，其特征是禁暴除乱，拯救危难；所谓“强兵”，其特征是恃仗兵多势众而征伐他国；所谓“刚兵”，其特征是因个人愤怒而兴师动众；所谓“暴兵”，其特征是背弃礼义贪图私利而率意用兵；所谓“逆兵”，其特征是不顾国乱民疲而狂妄发动战争。吴起认为，“义兵”具有正义的性质，而其他四类则是非正义的。为此他主张从事义兵，反对强兵、刚兵、暴兵、逆兵。指出：“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图国》)虽然吴起对战争原因的探讨还是相当粗浅的，对战争性质的分类也不无简单片面的地方，并不能真正揭示战争的起因和战争的性质，但它毕竟已涉及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在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
二、安国之道，先戒为宝
在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上，吴起与孙子有相一致的地方。孙子主张备战为重，强调作战预案要周全完善，做到“未战而庙算胜”(《计》)；提倡作战行动要稳妥慎重，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军形》)，自己必须先站稳脚跟，然后再考虑如何克敌制胜，从而“自保而全胜”。吴起也主张“备战”，认为“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料敌》)，只有预为戒备，才是国家安定的最好办法。吴起指出，“当故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图国》)，既然敌人在前，就必须以相应的武力给以回击。“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图国》)为此，要“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图国》)，“备者，出门如见敌”(《论将》)。始终处于严阵以待，戒备不懈的状态之中。在吴起看来，一旦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远离灾祸，立于不败之地，“今君已戒，祸其远矣”(《料敌》)。
三、天下战国，五胜者祸
吴起既提倡“备战”，更主张慎战，反对穷兵黩武，唯力是尚。吴起指出：“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图国》)一旦滥用战争，必然要导致自身的灭亡。所以，吴起又说：“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图国》)依靠多次打赢战争而取得天下的实属罕见，相反由此而亡国的却为数众多。真正能够赢得人心的是道义，而不是战争。
吴起提出“慎战”理念，在当时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和某些法家的战争万能论划清了界限。如商鞅所言：“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商君书·靳令》)均过于热衷战争，将战争抬高到不适宜的地位，认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完全忽略了道义民心的巨大力量。而吴起的观点，则是对法家战争观中的偏颇的纠正，显得更为辩证而全面。稍晚于吴起的孙膑也提出：“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孙膑兵法·见威王》)与吴起的基本思想如出一辙。直至今天，这种“慎战”观念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战争指导思想，是吴起战争理论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其“慎战”与“备战”并重思想在战争指导问题上的客观反映。从总体上来考察，可知其核心内容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图国》)，即正确地处理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在修明政治的基本前提下，加强军事建设，由富国强兵，而克敌制胜。
具体地说，一是要“先教百姓而亲和万民”。吴起认为，国家、军队与民众之间存在着三位一体的关系，而民心向背乃是军事上夺取胜利的关键，“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图国》)。他指出，“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战国策·魏策一》)。问题的要害在于为政是否“善”，这与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观点十分相近。他进而论述道，要争取民众的拥护，就必须推行“道、义、礼、仁”四德，搞好内部的团结和统一，达到所谓“四和”的理想境界：“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阵”，“和于战”。总之，“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图国》)。二是要做到“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图国》)，重用有贤德和有才能的人，选拔他们担任要职，无才无德者则居于下位，以利于“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具体措施得以落实。三是要做到使普通民众“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给民众提供一定的生产生活条件，确保民众安居乐业，以使民众亲近官吏，甘愿效力。四是一国君主要关心民众，爱护民众，“爱其命，惜其死”，以最大限度地争取民众的归附和爱戴。同时，君主本人要虚怀若谷，能够纳谏，从善如流，切忌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古者君始听治，大失而一言，士而一见，庶人有谒，必达，公族请问，必语，四方至者勿距，可谓不壅蔽矣。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一说当为‘民’字)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说苑·建本》)。五是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以确保自己一方在激烈的封建兼并战争中占有军事上的明显优势，“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治兵》)。实施防御能做到稳如磐石，坚不可摧；实施进攻，则能够所向披靡，摧枯拉朽，“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图国》)，“投之所往，天下莫当”(《治兵》)。
总而言之，吴起的战争观念，充分适应了新兴势力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从事封建兼并战争的需要，是时代的产物，具有相当显著的进步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