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子兵法》传入日本
日本国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可称最早、最深、最全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兵诸家，以及汉魏以后兴起的佛教，均在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学说，在日本的流传、应用与发展，或居诸家之右。
中国兵法传入日本的时间，大致在7世纪中期。据《日本书纪》第二十七卷记载，663年9月，百济兵法家“达率木素贵子、谷那晋首、忆礼福留……始向日本”，由于“这四位百济人精通中国兵法，可以推断是他们把中国兵法传入日本的”(见高殿芳等译日本佐藤坚司著《孙子研究在日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而作为《孙子兵法》传入日本的准确判断，则是日本人吉备真备的赴唐留学。“吉备于养老元年(717年)至天平六年(734年)赴唐(玄宗年间)留学十八年，兼修文武两学”；又据《续日本纪》第二十卷天平宝字四年(760年)十一月的一条记载，“证明了吉备将《孙子》带回日本”(同上)。可见，《孙子》传入日本的确切时间是公元734年。
二、日本“《孙子》学”的形成与发展
对于《孙子兵法》在日本的流传、应用与发展，日本学者佐藤坚司所撰《孙子思想研究史》的第三篇《日本历代对〈孙子〉思想的研究》，曾做了较为客观、准确、全面的叙述，特别对“《孙子》学”尤为兴盛的江户时代(1503年-l867年)，叙说更为详细。此篇现已由高殿芳等译为中文，名《孙子研究在日本》，本目所叙，依该书所提供的资料而概述之。
(一)怀良亲王对孙吴韬略的研究
《孙子兵法》初入日本，只有少数上层人士可能接触。据藤原佐世所编的《日本国现存书目录》，宽平三年(891年)以后，明确记载了6种《孙子》藏书：“《孙子兵法》二卷，吴将孙武撰；《孙子兵法书》一卷，巨诩撰；《孙子兵书》三卷，魏武解；《孙子兵书》一卷，魏祖略解；《孙子兵法八阵图》二卷；《续孙子兵法》二卷，魏武帝撰。”这些兵书，均当为从中国带回的典籍。对照《隋书·经籍志》所载，其第二种，当为贾诩《钞孙子兵法》一卷；其第四种，即《孙子略解》，或称《魏武帝注孙子》。其他均如其名。此时，对《孙子兵法》的研究性著作，或尚未出现，或失于记载，故无从言说。
至室町时代(1338年-1573年)，由日本怀良亲王致中国皇帝朱元璋的一封信中，既充分显示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修养，又明确表现了对孙吴兵略的深入研究。中国《明史·日本传》称“良怀”，时以倭寇常扰东南沿海，朱元璋乃命礼官移书责让，并“示以欲征之意”，怀良上言说：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明史·日本传》)
信中所称“孙、吴韬略”，或指《孙子》、《吴子》、《六韬》、《三略》。若此，则中国的兵书几乎尽入于日本!怀良亲王若无对中国文化、对孙吴韬略的深入研究，何能为如此气势之文字!--依佐藤坚司所叙，至江户时代之前，《孙子》一直是作为“秘籍”而传藏。
(二)江户时代《孙子》刻印、研究的开始
德川家康于天正十八年(1590年)进入江户城(今日本东京)以后，即开始鼓励学术复兴。庆长十一年(1606年)，木刻活字版《武经七书》问世。由此开启了对《武经七书》的研究，而开其先河者，就是林罗山。
林罗山(1583年-1657年)，在元和六年(1620年)，“让其门人誊抄了中国明朝刘寅编著的《武经七书直解》，并亲自为该书加了若干注释。在宽永二十年(1643年)到正保二年(1645年)期间，林罗山曾为松平忠次讲述了中国金朝施子美的著作《施氏七书讲义》。林罗山还在宽永三年(1626年)奉德川家光之命，著述了《孙子谚解》和《三略谚解》两书，于庆安二年(1649年)，为稻叶正则编写了其他五部谚解著作，从而率先在日本写出了《七书谚解》”。所以，佐藤坚司认为：“若论对《孙子》的研究，那么《孙子谚解》的作者林罗山，就是其草创人。”(《孙子研究在日本》)
(三)江户时代的代表人物及五大流派
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为日本《孙子》研究的繁荣时期，可称为高峰时期。成果丰硕，人才辈出。
佐藤坚司所撰《孙子思想研究史》一书对日本历代《孙子》研究的叙说，其主体内容即在江户时代。佐藤坚司计选取代表人物13人，并着力叙说了其中的五大流派。13位代表人物，前期有林罗山、小幡景宪、北条氏长、山鹿素行、香西成资、长沼澹斋、荻生徂徕、新井白石等8人，后期有松宫观山、德田邕兴、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恩田仰岳5人。五大流派是甲州派、越后派、北条派、山鹿派、长沼派。
甲州派，又称武田派，或信玄派。其始初的代表人物是日本战国时期风云一时的人物武田信玄。武田信玄(1521年-1573年)曾经有一面十分著名的旗徽，即武田所制定的突击旗，其上即援引《孙子·军争》篇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十六个大字，据说“这面原旗仍保存于日本盐山市云峰寺中”(《孙子研究在日本》)。其后，又把十六字简化为“风林火山”四字。武田信玄并没有把分裂的“战国”时代变成统一的天下，而是由其后继者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以“递进”的形式完成的。“天正十年(1582年)，甲州派兵法几乎和武田的灭亡一起寿终正寝，幸亏有德川家康，才使甲州派兵法得以复生。”(《孙子研究在日本》)
德川家康主政后对于武学的重视，首先表现为《武经七书》的刊印与林罗山所进行的研究，前已述及。由于林罗山的著作仅限于对兵学著作做“简单的字句注释”，而真正从思想理论方面对《孙子》等进行研究的，是小幡景宪。景宪11岁时便投奔德川家康门下，二十多年后，他做了甲州派武学教师，成为重新振兴甲州派的重要人物。其后，研究《孙子》的“大家”北条氏长和山鹿素行均出自景宪门下。“小幡景宪的甲州弟子多达两千余人。”(同上)
北条氏长(1609年-1670年)是“北条派”的创建人。日本的《孙子》研究，至北条氏长才真正步入正轨。北条氏长的研究，在日本《孙子》研究者中间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其原因在于，“他不仅研究了世间常见的《孙子》，即《今文孙子》，而且他还是鲜为人知的《古文孙子》的研究者”(同上)。此书即济美馆所藏《古文孙子》。
在理论观点方面，“甲州派以来的传统是，在《孙子》十三篇中，最推崇《计篇》，并以该篇的三要素(五事、七计、诡道)为兵法的纲要。而最明确、最有力地表现这一传统的第一人，就是北条氏长”。氏长特别以“兵者，国之大事也”为十三篇的“大纲领”(同上)。
山鹿素行(1622年-1685年)兼师小幡景宪和北条氏长，是山鹿派的创建人。佐藤坚司对他的评价是：“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是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奇才。他还是一位战争哲学家，堪与孙子和克劳塞维茨齐名，是世界上三位军事巨匠之一。”(同上)在佐藤所列举的所有《孙子》十三篇的研究者中，其他人均不能与山鹿素行并立，山鹿成了日本《孙子》研究者无可超越的高峰。
山鹿素行最被称道的代表作品是《孙子谚义》，而该书对《孙子》十三篇的科学体系的叙说，尤其引人注目。佐藤坚司写道：
《孙子》十三篇是一部完美的有机整体，堪称世界第一部科学的兵法书。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发现这一科学体系并且用语言充分表达的第一人，都属山鹿素行。中国的《十家注》也没能充分理解其真谛，日本最初的《孙子》注释著作林罗山的《孙子谚解》，也仅仅是字句注释，根本谈不上系统的考察。北条氏长的《孙子外传》虽被认为是日本第一部优秀的注释著作，但仍未作系统的考察。而《孙子谚义》中的下述论点却令人叹为观止：
“愚谓：《始计》之一篇者，兵法之大纲大要也。《作战》、《谋攻》者次之，兵争在战与攻也，战攻相通，以形制虚实，是所以《军形》、《兵势》、《虚实》并次，此三篇全在知己。知己而后可军争，军争有变有行，故《军争》、《九变》、《行军》次之，是料敌知彼也。知己知彼而可知天知地，故《地形》、《九地》、《火攻》次之。‘地形’、‘九地’者，地也；‘火攻’因时日者，天也。自始计迄修功未尝不先知，是所以序《用间》于篇末，三军所恃而动也。然乃《始计》、《用间》二篇，知己知彼知地知天之纲领。军旅之事，件件不可外之。《作战》《谋攻》可通读，《形》《势》《虚实》一串也，《争》《变》《行军》一串也，《地形》《九地》一意也，《火攻》一意。《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文章之奇，不求自有无穷之妙，谋者不可忽。”(《孙子研究在日本》，其中标点，笔者略有调整)
上边引录显示出山鹿素行在《孙子》研究中的见解与实力。在中国的《十家注》中，张预曾解说了《孙子》十三篇的总体结构，阐释了其篇与篇之间的贯通与关联。山鹿素行的上述见解，更进一步。
对于其他代表人物，佐藤坚司也作了相应的介绍，并给予评价：
香西成资，与山鹿素行是同时代人，“他自始至终为甲州派献身。成资的愿望和他的老师能久一样，是维护甲州派的正统性”。
长沼澹斋(1634年-1690年)是长沼派的创始人。“长沼派的特点是，在摄取中国兵法学方面，一反以往各流派多崇尚孙吴韬略的惯例，而标榜‘孙吴俞戚’。所谓‘俞戚’，就是中国明朝的两大军事家俞大猷和戚继光。关注孙吴俞戚，在澹斋之前有香西成资，澹斋之后有荻生徂徕。”
荻生徂徕(1666年-1728年)“同长沼澹斋一起，在研究孙吴俞戚方面开创了新时代。这从徂徕的名著《钤录》(二十卷，1727年著)中便可得知”。
新井白石(1657年-1725年)被列为江户时代研究《孙子》的六大权威(指山鹿素行、松宫观山、德田邕兴、吉田松阴、恩田仰岳、新井白石)之一。对于《孙子》的解说，“与徂徕冗长的解说相比，白石的解释显得简洁有力，而且读后余味无穷。更进一步说，其解释虽然简明扼要，但内容却是惊人地丰富”。白石研究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以《管子》为《孙子》先导”，并且有具体的对照。
松宫观山(1686年-1780年)“在日本武学史上享有盛名，堪称武学泰斗”。“观山相当于北条氏长的三传弟子。……他始终是北条派的忠实信徒。”“观山在他95岁的生涯中，用了整整85年的时间钻研文武之道，一贯推崇日、中、西三学。……观山和氏长一样，尊重朱子学，对中国兵书，尤其是《孙子》，十分倾慕。”
德田邕兴(1740年-1804年)“和松宫观山一样负有盛名。邕兴首次在萨藩提出了合传派武学”。
佐久间象山(1811年-1864年)被称为“幕府末期的头号博学之士”，“是一位兼备文武，通晓日、中、西三学的罕见学者”。此期已处于鸦片战争前后，“日本出现了研究新西洋兵学的热潮”。象山既有长沼、甲州诸派《孙子》学的基础，又把更多的精力研究西方兵学。其人初期特重战术之研究，故曾有轻《孙子》而重克劳塞维茨的倾向，后“领悟到了国力第一主义”，始能重新认识《孙子》。
古田松阴(1830年-1859年)以“孔子、孟子、孙子、山鹿素行和佐久间象山”为“五位圣贤”，亦“文武兼备，植根于和、汉、洋之中”。
恩田仰岳(1809年-1891年)在所选13人中虽然最不知名，但他也“是一位非凡的《孙子》的研究家”，“仰岳的《孙子纂注》是一部可以同素行的《孙子谚义》一争高低的名著”。
三、日本近现代的《孙子》研究
自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爆发，日本兵学界逐步把目光移向了西方。时至明治维新，这种倾向即愈加明朗。最初所译西人著作，大都局限于战术方面，对于“像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那样构思宏大的战争本质和战争理论等方面的著作，几乎无人问津”，“因为只有日新月异的西洋兵术才具有值得应用的魅力”(《孙子研究在日本》)。这显然是一种短视行为。19世纪末期，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译成日文，日本兴起了一阵研究克劳塞维茨的热潮。尔后，由于日俄战争诸多因素的刺激，日本对《孙子》的研究又有所兴起。
佐藤坚司的《孙子思想史的研究》初版于1962年，其书末曾举列了昭和时代在《孙子》注释、研究方面“一些具有特色的著作”：北村佳逸著《孙子解说》，昭和九年(1934年)出版；尾川敬二著(《孙子论讲》)，昭和九年(1934年)出版；公田连太郎译、大场弥平讲解的《孙子之兵法》，昭和十年(1935年)出版；藤塚邻、森西洲合著《孙子新释》，昭和十八年(1943年)出版。
此期及以后的著作还有：(1)阿多俊介《孙子之新研究》。此书“从1930年10月至1940年11月就出了4版。作者花了近10年的心血才写成该书。该书主要特点是结合一战史实并对照德国戈尔茨元帅的《全民皆兵》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评述《孙子》。由于作者精通汉、英语并熟悉战史和军事，因此论述颇多独到之处”(潘嘉玢文，见《孙子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2)佐藤坚司自身所撰《孙子思想研究史》，亦译作《孙子思想史的研究》。此书计五篇，“第一篇序说，第二篇《孙子》十三篇思想研究，第三篇日本历代对《孙子》思想的研究，第四篇资料，第五篇《孙子》研究补余以及附录(援引书目)等”。其中第三篇已由高殿芳等译成中文，以《孙子研究在日本》为书名，由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在日本初刊于1962年，1980年二版印行。(3)服部千春《孙子兵法校解》。此书于1987年由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四、《孙子》典籍在日本
此处所称“《孙子》典籍”，主要指原刊于中国，其后流传到日本，而中国反而见不到的刊本。兵学典籍、儒学典籍以及其他文化典籍，均有失传于中国，而又复见于日本者，特别是某些重要注本或刊本再由日本反传于中国，更表现了中日文化的互补性与一体性。其中《孙子》重要典籍由日本反传于中国者，有以下几种：
(一)《宋本武经七书》
初刊于南宋孝宗年间，为官刊本。“每叶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字画方劲，有欧颜笔意。卷首有‘礼部官书’四字九叠篆朱文大长印。”(陆心源《 宋楼藏书志》卷四十二，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此书版式宽大，字体悦目，刻印精良，由刊工姓名及缺避字可准确判断为南宋孝宗时刊本，在今存宋刊典籍中，此书精良屈指可数，极受今人珍视。然此书在流传过程中，至清代后期，已仅见于陆心源的“ 宋楼”一家存藏。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日本岩崎弥之助将 宋楼藏书全部买走，故此书也随之东渡日本，后藏于东京静嘉堂文库。中国遂不见此书。至1935年，上海涵芬楼影刊《续古逸丛书》，复将“中华学艺社借照东京岩崎氏静嘉堂藏本”的宋刊《武经七书》，选入其中，并径题《宋本武经七书》，之后，此书在国内方重新广为流传。
(二)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
也称《施氏七书讲义》，或《七书讲义》。此书为《武经七书》的第一个注释本。作者施子美初为北宋武学教授，其人死后，讲稿即存于武学学舍之中。至金朝贞 壬午年间(1222年)，其同郡江伯虎发现此稿，遂锓板刊行。然刊行后国内流传甚稀，而传入日本后却广为流行。“日本建治二年(1276年)武将北条实时曾命其子北条显时抄录，即所谓‘金泽文库’抄本。此后，在日本多种抄本、活字本和刊本相继问世。其中文久三年(1863年)刊本反传到中国，国内几所大图书馆均有收藏。”(见《中国兵书集成》第八册《编辑说明》，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2年版)国内近出《中国兵书集成》第八册，《孙子集成》第二册，均影刊此书。
(三)《赵注孙子》
明代赵本学所著《孙子书校解引类》，或称《赵注〈孙子〉十三篇》。此书为明代《孙子》注释类著作中影响较大者，面世后，国内曾有多种刊本行世。后传入日本，也深受学者欢迎，并刊板印行。其中洼田清音于文久癸亥(1863年)所刊亦西斋刻本《赵注孙子》，样订也颇精审。该书也传到国内，成为赵本学所著《校解引类》的重要刊本之一。
(四)《古文孙子》
日本济美馆藏板。其书不知为何时的传本。今存本为日本嘉永四年(1851年)的刻本，封面上，右侧是“仙台樱田迪校正并训点”；中间为“古文孙子正文，全，略解三卷附”，其中“孙子正文”四字特大；左边为“济美馆藏板”。正文之前有“昌平学教官安积信”于“嘉永四年辛亥秋七月”所撰之序。
此本与今存宋本《孙子》颇有异同。单就篇题而论，其第二、三、七、十二、十三等篇，均不同于现存各类刊本：“作战”称《战篇》，“谋攻”称《攻篇》，“军争”称《争篇》，“火攻”称《火篇》，“用间”称《间篇》。对其内容的差异，安积信的序文曾写道：
《孙子》十三篇，兵家之祖，韬略之神髓，万世不刊之书，犹儒家之有《论语》也。吾邦(日本)所存《论语》，管家本，清原家本，足利学校本，及梁皇侃义疏本，其流传皆在唐朝，而与朱子集注本多异同。盖南宋偏安，仅有江左半壁之地，故朱子所见不过邢疏本。岂非皇朝(即日本天皇)百代一系，无鼎革之变，故古书之佚于彼，而存于我(日本)者多也耶!仙台樱田子惠，旧藏古本《孙子》，校之魏武注本，大有异同。意也佚于彼者。今本《九篇变》(《九变篇》)云：“圯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夫篇称“九变”，则篇中必当有“九变”之目，观《九地篇》之例可知矣。而今本所举者，止五事耳。古本则云：“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勿周，穷寇勿逼，绝地勿留。”“九变”之目，明白如此，其为《孙子》真本也昭昭矣。今本“圯地”以下二十字，《九地篇》论之详矣，不宜摹出于此。盖搀错也。且《九变篇》与《军争篇》相接，故本文误跳于上篇之末。而魏武以来，袭误踵谬已久，历代兵家目不睹真鼎，故注释回护舛驳，可发一笑。今也古本一出，千古之昏梦始醒矣。今本《用间篇》云：“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古本则云：“死间者，委敌也。生间者，反报也。”此亦简炼明洁，过今本远甚。其它小异同，亦多优于今本。其为魏武以前之书无疑也。呜乎!孙子用兵之妙，悉备于十三篇。而其真本乃湮灭沉埋于二千年之间，历代兵家所未梦见者，一旦出于我东方君子之邦，与管、清二家《鲁论》并传，洵可谓旷代之珍籍，振古之奇事也已。(转见服部千春《孙子兵法校解》所附影刊《古文孙子正文》卷首)
可见，孙子及其十三篇兵法，对于日本兵学来说，关系密切，地位重要，影响深远。同中国古代兵学一样，《孙子》十三篇已在事实上构成了日本古代兵学(特别是江户时代之前)的主体。
第二节 《孙子》在日本的影响
一、《孙子兵法》传入日本
日本国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可称最早、最深、最全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兵诸家，以及汉魏以后兴起的佛教，均在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学说，在日本的流传、应用与发展，或居诸家之右。
中国兵法传入日本的时间，大致在7世纪中期。据《日本书纪》第二十七卷记载，663年9月，百济兵法家“达率木素贵子、谷那晋首、忆礼福留……始向日本”，由于“这四位百济人精通中国兵法，可以推断是他们把中国兵法传入日本的”(见高殿芳等译日本佐藤坚司著《孙子研究在日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而作为《孙子兵法》传入日本的准确判断，则是日本人吉备真备的赴唐留学。“吉备于养老元年(717年)至天平六年(734年)赴唐(玄宗年间)留学十八年，兼修文武两学”；又据《续日本纪》第二十卷天平宝字四年(760年)十一月的一条记载，“证明了吉备将《孙子》带回日本”(同上)。可见，《孙子》传入日本的确切时间是公元734年。
二、日本“《孙子》学”的形成与发展
对于《孙子兵法》在日本的流传、应用与发展，日本学者佐藤坚司所撰《孙子思想研究史》的第三篇《日本历代对〈孙子〉思想的研究》，曾做了较为客观、准确、全面的叙述，特别对“《孙子》学”尤为兴盛的江户时代(1503年-l867年)，叙说更为详细。此篇现已由高殿芳等译为中文，名《孙子研究在日本》，本目所叙，依该书所提供的资料而概述之。
(一)怀良亲王对孙吴韬略的研究
《孙子兵法》初入日本，只有少数上层人士可能接触。据藤原佐世所编的《日本国现存书目录》，宽平三年(891年)以后，明确记载了6种《孙子》藏书：“《孙子兵法》二卷，吴将孙武撰；《孙子兵法书》一卷，巨诩撰；《孙子兵书》三卷，魏武解；《孙子兵书》一卷，魏祖略解；《孙子兵法八阵图》二卷；《续孙子兵法》二卷，魏武帝撰。”这些兵书，均当为从中国带回的典籍。对照《隋书·经籍志》所载，其第二种，当为贾诩《钞孙子兵法》一卷；其第四种，即《孙子略解》，或称《魏武帝注孙子》。其他均如其名。此时，对《孙子兵法》的研究性著作，或尚未出现，或失于记载，故无从言说。
至室町时代(1338年-1573年)，由日本怀良亲王致中国皇帝朱元璋的一封信中，既充分显示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修养，又明确表现了对孙吴兵略的深入研究。中国《明史·日本传》称“良怀”，时以倭寇常扰东南沿海，朱元璋乃命礼官移书责让，并“示以欲征之意”，怀良上言说：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明史·日本传》)
信中所称“孙、吴韬略”，或指《孙子》、《吴子》、《六韬》、《三略》。若此，则中国的兵书几乎尽入于日本!怀良亲王若无对中国文化、对孙吴韬略的深入研究，何能为如此气势之文字!--依佐藤坚司所叙，至江户时代之前，《孙子》一直是作为“秘籍”而传藏。
(二)江户时代《孙子》刻印、研究的开始
德川家康于天正十八年(1590年)进入江户城(今日本东京)以后，即开始鼓励学术复兴。庆长十一年(1606年)，木刻活字版《武经七书》问世。由此开启了对《武经七书》的研究，而开其先河者，就是林罗山。
林罗山(1583年-1657年)，在元和六年(1620年)，“让其门人誊抄了中国明朝刘寅编著的《武经七书直解》，并亲自为该书加了若干注释。在宽永二十年(1643年)到正保二年(1645年)期间，林罗山曾为松平忠次讲述了中国金朝施子美的著作《施氏七书讲义》。林罗山还在宽永三年(1626年)奉德川家光之命，著述了《孙子谚解》和《三略谚解》两书，于庆安二年(1649年)，为稻叶正则编写了其他五部谚解著作，从而率先在日本写出了《七书谚解》”。所以，佐藤坚司认为：“若论对《孙子》的研究，那么《孙子谚解》的作者林罗山，就是其草创人。”(《孙子研究在日本》)
(三)江户时代的代表人物及五大流派
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为日本《孙子》研究的繁荣时期，可称为高峰时期。成果丰硕，人才辈出。
佐藤坚司所撰《孙子思想研究史》一书对日本历代《孙子》研究的叙说，其主体内容即在江户时代。佐藤坚司计选取代表人物13人，并着力叙说了其中的五大流派。13位代表人物，前期有林罗山、小幡景宪、北条氏长、山鹿素行、香西成资、长沼澹斋、荻生徂徕、新井白石等8人，后期有松宫观山、德田邕兴、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恩田仰岳5人。五大流派是甲州派、越后派、北条派、山鹿派、长沼派。
甲州派，又称武田派，或信玄派。其始初的代表人物是日本战国时期风云一时的人物武田信玄。武田信玄(1521年-1573年)曾经有一面十分著名的旗徽，即武田所制定的突击旗，其上即援引《孙子·军争》篇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十六个大字，据说“这面原旗仍保存于日本盐山市云峰寺中”(《孙子研究在日本》)。其后，又把十六字简化为“风林火山”四字。武田信玄并没有把分裂的“战国”时代变成统一的天下，而是由其后继者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以“递进”的形式完成的。“天正十年(1582年)，甲州派兵法几乎和武田的灭亡一起寿终正寝，幸亏有德川家康，才使甲州派兵法得以复生。”(《孙子研究在日本》)
德川家康主政后对于武学的重视，首先表现为《武经七书》的刊印与林罗山所进行的研究，前已述及。由于林罗山的著作仅限于对兵学著作做“简单的字句注释”，而真正从思想理论方面对《孙子》等进行研究的，是小幡景宪。景宪11岁时便投奔德川家康门下，二十多年后，他做了甲州派武学教师，成为重新振兴甲州派的重要人物。其后，研究《孙子》的“大家”北条氏长和山鹿素行均出自景宪门下。“小幡景宪的甲州弟子多达两千余人。”(同上)
北条氏长(1609年-1670年)是“北条派”的创建人。日本的《孙子》研究，至北条氏长才真正步入正轨。北条氏长的研究，在日本《孙子》研究者中间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其原因在于，“他不仅研究了世间常见的《孙子》，即《今文孙子》，而且他还是鲜为人知的《古文孙子》的研究者”(同上)。此书即济美馆所藏《古文孙子》。
在理论观点方面，“甲州派以来的传统是，在《孙子》十三篇中，最推崇《计篇》，并以该篇的三要素(五事、七计、诡道)为兵法的纲要。而最明确、最有力地表现这一传统的第一人，就是北条氏长”。氏长特别以“兵者，国之大事也”为十三篇的“大纲领”(同上)。
山鹿素行(1622年-1685年)兼师小幡景宪和北条氏长，是山鹿派的创建人。佐藤坚司对他的评价是：“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是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奇才。他还是一位战争哲学家，堪与孙子和克劳塞维茨齐名，是世界上三位军事巨匠之一。”(同上)在佐藤所列举的所有《孙子》十三篇的研究者中，其他人均不能与山鹿素行并立，山鹿成了日本《孙子》研究者无可超越的高峰。
山鹿素行最被称道的代表作品是《孙子谚义》，而该书对《孙子》十三篇的科学体系的叙说，尤其引人注目。佐藤坚司写道：
《孙子》十三篇是一部完美的有机整体，堪称世界第一部科学的兵法书。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发现这一科学体系并且用语言充分表达的第一人，都属山鹿素行。中国的《十家注》也没能充分理解其真谛，日本最初的《孙子》注释著作林罗山的《孙子谚解》，也仅仅是字句注释，根本谈不上系统的考察。北条氏长的《孙子外传》虽被认为是日本第一部优秀的注释著作，但仍未作系统的考察。而《孙子谚义》中的下述论点却令人叹为观止：
“愚谓：《始计》之一篇者，兵法之大纲大要也。《作战》、《谋攻》者次之，兵争在战与攻也，战攻相通，以形制虚实，是所以《军形》、《兵势》、《虚实》并次，此三篇全在知己。知己而后可军争，军争有变有行，故《军争》、《九变》、《行军》次之，是料敌知彼也。知己知彼而可知天知地，故《地形》、《九地》、《火攻》次之。‘地形’、‘九地’者，地也；‘火攻’因时日者，天也。自始计迄修功未尝不先知，是所以序《用间》于篇末，三军所恃而动也。然乃《始计》、《用间》二篇，知己知彼知地知天之纲领。军旅之事，件件不可外之。《作战》《谋攻》可通读，《形》《势》《虚实》一串也，《争》《变》《行军》一串也，《地形》《九地》一意也，《火攻》一意。《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文章之奇，不求自有无穷之妙，谋者不可忽。”(《孙子研究在日本》，其中标点，笔者略有调整)
上边引录显示出山鹿素行在《孙子》研究中的见解与实力。在中国的《十家注》中，张预曾解说了《孙子》十三篇的总体结构，阐释了其篇与篇之间的贯通与关联。山鹿素行的上述见解，更进一步。
对于其他代表人物，佐藤坚司也作了相应的介绍，并给予评价：
香西成资，与山鹿素行是同时代人，“他自始至终为甲州派献身。成资的愿望和他的老师能久一样，是维护甲州派的正统性”。
长沼澹斋(1634年-1690年)是长沼派的创始人。“长沼派的特点是，在摄取中国兵法学方面，一反以往各流派多崇尚孙吴韬略的惯例，而标榜‘孙吴俞戚’。所谓‘俞戚’，就是中国明朝的两大军事家俞大猷和戚继光。关注孙吴俞戚，在澹斋之前有香西成资，澹斋之后有荻生徂徕。”
荻生徂徕(1666年-1728年)“同长沼澹斋一起，在研究孙吴俞戚方面开创了新时代。这从徂徕的名著《钤录》(二十卷，1727年著)中便可得知”。
新井白石(1657年-1725年)被列为江户时代研究《孙子》的六大权威(指山鹿素行、松宫观山、德田邕兴、吉田松阴、恩田仰岳、新井白石)之一。对于《孙子》的解说，“与徂徕冗长的解说相比，白石的解释显得简洁有力，而且读后余味无穷。更进一步说，其解释虽然简明扼要，但内容却是惊人地丰富”。白石研究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以《管子》为《孙子》先导”，并且有具体的对照。
松宫观山(1686年-1780年)“在日本武学史上享有盛名，堪称武学泰斗”。“观山相当于北条氏长的三传弟子。……他始终是北条派的忠实信徒。”“观山在他95岁的生涯中，用了整整85年的时间钻研文武之道，一贯推崇日、中、西三学。……观山和氏长一样，尊重朱子学，对中国兵书，尤其是《孙子》，十分倾慕。”
德田邕兴(1740年-1804年)“和松宫观山一样负有盛名。邕兴首次在萨藩提出了合传派武学”。
佐久间象山(1811年-1864年)被称为“幕府末期的头号博学之士”，“是一位兼备文武，通晓日、中、西三学的罕见学者”。此期已处于鸦片战争前后，“日本出现了研究新西洋兵学的热潮”。象山既有长沼、甲州诸派《孙子》学的基础，又把更多的精力研究西方兵学。其人初期特重战术之研究，故曾有轻《孙子》而重克劳塞维茨的倾向，后“领悟到了国力第一主义”，始能重新认识《孙子》。
古田松阴(1830年-1859年)以“孔子、孟子、孙子、山鹿素行和佐久间象山”为“五位圣贤”，亦“文武兼备，植根于和、汉、洋之中”。
恩田仰岳(1809年-1891年)在所选13人中虽然最不知名，但他也“是一位非凡的《孙子》的研究家”，“仰岳的《孙子纂注》是一部可以同素行的《孙子谚义》一争高低的名著”。
三、日本近现代的《孙子》研究
自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爆发，日本兵学界逐步把目光移向了西方。时至明治维新，这种倾向即愈加明朗。最初所译西人著作，大都局限于战术方面，对于“像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那样构思宏大的战争本质和战争理论等方面的著作，几乎无人问津”，“因为只有日新月异的西洋兵术才具有值得应用的魅力”(《孙子研究在日本》)。这显然是一种短视行为。19世纪末期，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译成日文，日本兴起了一阵研究克劳塞维茨的热潮。尔后，由于日俄战争诸多因素的刺激，日本对《孙子》的研究又有所兴起。
佐藤坚司的《孙子思想史的研究》初版于1962年，其书末曾举列了昭和时代在《孙子》注释、研究方面“一些具有特色的著作”：北村佳逸著《孙子解说》，昭和九年(1934年)出版；尾川敬二著(《孙子论讲》)，昭和九年(1934年)出版；公田连太郎译、大场弥平讲解的《孙子之兵法》，昭和十年(1935年)出版；藤塚邻、森西洲合著《孙子新释》，昭和十八年(1943年)出版。
此期及以后的著作还有：(1)阿多俊介《孙子之新研究》。此书“从1930年10月至1940年11月就出了4版。作者花了近10年的心血才写成该书。该书主要特点是结合一战史实并对照德国戈尔茨元帅的《全民皆兵》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评述《孙子》。由于作者精通汉、英语并熟悉战史和军事，因此论述颇多独到之处”(潘嘉玢文，见《孙子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2)佐藤坚司自身所撰《孙子思想研究史》，亦译作《孙子思想史的研究》。此书计五篇，“第一篇序说，第二篇《孙子》十三篇思想研究，第三篇日本历代对《孙子》思想的研究，第四篇资料，第五篇《孙子》研究补余以及附录(援引书目)等”。其中第三篇已由高殿芳等译成中文，以《孙子研究在日本》为书名，由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在日本初刊于1962年，1980年二版印行。(3)服部千春《孙子兵法校解》。此书于1987年由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四、《孙子》典籍在日本
此处所称“《孙子》典籍”，主要指原刊于中国，其后流传到日本，而中国反而见不到的刊本。兵学典籍、儒学典籍以及其他文化典籍，均有失传于中国，而又复见于日本者，特别是某些重要注本或刊本再由日本反传于中国，更表现了中日文化的互补性与一体性。其中《孙子》重要典籍由日本反传于中国者，有以下几种：
(一)《宋本武经七书》
初刊于南宋孝宗年间，为官刊本。“每叶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字画方劲，有欧颜笔意。卷首有‘礼部官书’四字九叠篆朱文大长印。”(陆心源《 宋楼藏书志》卷四十二，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此书版式宽大，字体悦目，刻印精良，由刊工姓名及缺避字可准确判断为南宋孝宗时刊本，在今存宋刊典籍中，此书精良屈指可数，极受今人珍视。然此书在流传过程中，至清代后期，已仅见于陆心源的“ 宋楼”一家存藏。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日本岩崎弥之助将 宋楼藏书全部买走，故此书也随之东渡日本，后藏于东京静嘉堂文库。中国遂不见此书。至1935年，上海涵芬楼影刊《续古逸丛书》，复将“中华学艺社借照东京岩崎氏静嘉堂藏本”的宋刊《武经七书》，选入其中，并径题《宋本武经七书》，之后，此书在国内方重新广为流传。
(二)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
也称《施氏七书讲义》，或《七书讲义》。此书为《武经七书》的第一个注释本。作者施子美初为北宋武学教授，其人死后，讲稿即存于武学学舍之中。至金朝贞 壬午年间(1222年)，其同郡江伯虎发现此稿，遂锓板刊行。然刊行后国内流传甚稀，而传入日本后却广为流行。“日本建治二年(1276年)武将北条实时曾命其子北条显时抄录，即所谓‘金泽文库’抄本。此后，在日本多种抄本、活字本和刊本相继问世。其中文久三年(1863年)刊本反传到中国，国内几所大图书馆均有收藏。”(见《中国兵书集成》第八册《编辑说明》，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2年版)国内近出《中国兵书集成》第八册，《孙子集成》第二册，均影刊此书。
(三)《赵注孙子》
明代赵本学所著《孙子书校解引类》，或称《赵注〈孙子〉十三篇》。此书为明代《孙子》注释类著作中影响较大者，面世后，国内曾有多种刊本行世。后传入日本，也深受学者欢迎，并刊板印行。其中洼田清音于文久癸亥(1863年)所刊亦西斋刻本《赵注孙子》，样订也颇精审。该书也传到国内，成为赵本学所著《校解引类》的重要刊本之一。
(四)《古文孙子》
日本济美馆藏板。其书不知为何时的传本。今存本为日本嘉永四年(1851年)的刻本，封面上，右侧是“仙台樱田迪校正并训点”；中间为“古文孙子正文，全，略解三卷附”，其中“孙子正文”四字特大；左边为“济美馆藏板”。正文之前有“昌平学教官安积信”于“嘉永四年辛亥秋七月”所撰之序。
此本与今存宋本《孙子》颇有异同。单就篇题而论，其第二、三、七、十二、十三等篇，均不同于现存各类刊本：“作战”称《战篇》，“谋攻”称《攻篇》，“军争”称《争篇》，“火攻”称《火篇》，“用间”称《间篇》。对其内容的差异，安积信的序文曾写道：
《孙子》十三篇，兵家之祖，韬略之神髓，万世不刊之书，犹儒家之有《论语》也。吾邦(日本)所存《论语》，管家本，清原家本，足利学校本，及梁皇侃义疏本，其流传皆在唐朝，而与朱子集注本多异同。盖南宋偏安，仅有江左半壁之地，故朱子所见不过邢疏本。岂非皇朝(即日本天皇)百代一系，无鼎革之变，故古书之佚于彼，而存于我(日本)者多也耶!仙台樱田子惠，旧藏古本《孙子》，校之魏武注本，大有异同。意也佚于彼者。今本《九篇变》(《九变篇》)云：“圯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夫篇称“九变”，则篇中必当有“九变”之目，观《九地篇》之例可知矣。而今本所举者，止五事耳。古本则云：“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勿周，穷寇勿逼，绝地勿留。”“九变”之目，明白如此，其为《孙子》真本也昭昭矣。今本“圯地”以下二十字，《九地篇》论之详矣，不宜摹出于此。盖搀错也。且《九变篇》与《军争篇》相接，故本文误跳于上篇之末。而魏武以来，袭误踵谬已久，历代兵家目不睹真鼎，故注释回护舛驳，可发一笑。今也古本一出，千古之昏梦始醒矣。今本《用间篇》云：“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古本则云：“死间者，委敌也。生间者，反报也。”此亦简炼明洁，过今本远甚。其它小异同，亦多优于今本。其为魏武以前之书无疑也。呜乎!孙子用兵之妙，悉备于十三篇。而其真本乃湮灭沉埋于二千年之间，历代兵家所未梦见者，一旦出于我东方君子之邦，与管、清二家《鲁论》并传，洵可谓旷代之珍籍，振古之奇事也已。(转见服部千春《孙子兵法校解》所附影刊《古文孙子正文》卷首)
可见，孙子及其十三篇兵法，对于日本兵学来说，关系密切，地位重要，影响深远。同中国古代兵学一样，《孙子》十三篇已在事实上构成了日本古代兵学(特别是江户时代之前)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