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文化是人类总体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以至成熟，显然要以人类历史文化的基本成就为背景与根基。因此，对于兵学源头的探究，目光首先也要投向文明发展较早的国家。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与中国，向称四大文明古国，“早在古巴比伦，古波斯和古印度，就有人试行规定军人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君王在军事方面的职责”，但并未形成真正的军事理论著作。其后虽有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史学家、军事家写了若干有关军事、战争的著作，“但实际上排在最前列的应当是古代中国”，“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家中最杰出的是孙子”(见《孙子新探》引前苏联军事理论家拉津少将语)。
孙子的生活时代约为前540年至前470年左右，而《孙子》十三篇的撰成，当在前518年至前512年间，即在前6世纪后期。此期在西方被尊为军事名著的，主要是两部兼有史学、文学特色的战争史著作。一是《历史》，希罗多德著，即《希腊波斯战争史》。全书共九卷，前四卷追述了埃及、巴比伦、波斯、吕底亚、西徐亚及希腊本土的历史；后五卷叙述希腊与波斯战争的起因和经过，时间止于前479年。二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著，又称《雅典斯巴达战争史》。全书共八卷，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与经过。战争本身起于前431年，止于前404年，而该书的记述止于前411年而中断。
此二书，前者大致相当于孙武的时代，既止于前479年，其成书必晚于这个年代。其较《孙子》十三篇的成书，大致要晚50年左右。后者，则大致相当于吴起的时代，其书既止于前411年，其成书亦必晚于这个年代。故此书相对《孙子》十三篇，大致要晚百年以上。
作为“兵学”或“军事学”的著作，二书理论的成熟度，远不能与《孙子》并比。二书基本上是以色彩浓重的文学笔法，叙述战争的过程，前者还杂有许多神话传说。其中的军事思想、军事原则，仅存在于所叙事件本身之中，即在叙说战史的过程中反映了当时的军事思想、原则，及将帅的指挥艺术。或者说，其书的“兵学”内容，尚处于“史学”的附庸地位，尚未形成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兵学著作。而《孙子》十三篇，则纯属兵学理论著作，它自身已经形成为十分系统完整的兵学思想体系，其总体结构的系统性、逻辑性，是无与伦比的。--立足于此，则古希腊之上述二书，更无法与《孙子》并比。
其后的类似作品，如色诺芬的《长征记》(一作《远征记》)，记述了前401年-前400年希腊万人军队远征波斯，去帮助小居鲁士争夺王位的事件。虽然“色诺芬必须被认为是第一个分析战争指导的本质，并将这一发现公之于世的人”，但“这位西方‘兵家始祖’在撰写《长征记》时，也主要是以一个历史学家而非军事理论家面目出现的”(刘庆《〈孙子兵法〉与古希腊、罗马军事著作的初步比较》，载《〈孙子〉新论集粹》)。直到4世纪，“古罗马作家韦格蒂乌斯的著作《论军事》撰成，它按新兵拣选、训练和军事纪律，罗马兵团的组织机构，战略战术等学术问题，分卷作纯粹理论上的阐述，从而才结束了古希腊、罗马军事著述与史学著述混淆不分的现象”(同上)。然而此时，中国兵学已经进入到魏武帝曹操之后的年代，上距孙武已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了。
所以，对于孙武及《孙子》十三篇在世界兵学中高居榜首的地位，中国以及东方、西方的军事理论家们是众口一词的。
第一节 世界兵学第一人
军事文化是人类总体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以至成熟，显然要以人类历史文化的基本成就为背景与根基。因此，对于兵学源头的探究，目光首先也要投向文明发展较早的国家。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与中国，向称四大文明古国，“早在古巴比伦，古波斯和古印度，就有人试行规定军人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君王在军事方面的职责”，但并未形成真正的军事理论著作。其后虽有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史学家、军事家写了若干有关军事、战争的著作，“但实际上排在最前列的应当是古代中国”，“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家中最杰出的是孙子”(见《孙子新探》引前苏联军事理论家拉津少将语)。
孙子的生活时代约为前540年至前470年左右，而《孙子》十三篇的撰成，当在前518年至前512年间，即在前6世纪后期。此期在西方被尊为军事名著的，主要是两部兼有史学、文学特色的战争史著作。一是《历史》，希罗多德著，即《希腊波斯战争史》。全书共九卷，前四卷追述了埃及、巴比伦、波斯、吕底亚、西徐亚及希腊本土的历史；后五卷叙述希腊与波斯战争的起因和经过，时间止于前479年。二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著，又称《雅典斯巴达战争史》。全书共八卷，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与经过。战争本身起于前431年，止于前404年，而该书的记述止于前411年而中断。
此二书，前者大致相当于孙武的时代，既止于前479年，其成书必晚于这个年代。其较《孙子》十三篇的成书，大致要晚50年左右。后者，则大致相当于吴起的时代，其书既止于前411年，其成书亦必晚于这个年代。故此书相对《孙子》十三篇，大致要晚百年以上。
作为“兵学”或“军事学”的著作，二书理论的成熟度，远不能与《孙子》并比。二书基本上是以色彩浓重的文学笔法，叙述战争的过程，前者还杂有许多神话传说。其中的军事思想、军事原则，仅存在于所叙事件本身之中，即在叙说战史的过程中反映了当时的军事思想、原则，及将帅的指挥艺术。或者说，其书的“兵学”内容，尚处于“史学”的附庸地位，尚未形成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兵学著作。而《孙子》十三篇，则纯属兵学理论著作，它自身已经形成为十分系统完整的兵学思想体系，其总体结构的系统性、逻辑性，是无与伦比的。--立足于此，则古希腊之上述二书，更无法与《孙子》并比。
其后的类似作品，如色诺芬的《长征记》(一作《远征记》)，记述了前401年-前400年希腊万人军队远征波斯，去帮助小居鲁士争夺王位的事件。虽然“色诺芬必须被认为是第一个分析战争指导的本质，并将这一发现公之于世的人”，但“这位西方‘兵家始祖’在撰写《长征记》时，也主要是以一个历史学家而非军事理论家面目出现的”(刘庆《〈孙子兵法〉与古希腊、罗马军事著作的初步比较》，载《〈孙子〉新论集粹》)。直到4世纪，“古罗马作家韦格蒂乌斯的著作《论军事》撰成，它按新兵拣选、训练和军事纪律，罗马兵团的组织机构，战略战术等学术问题，分卷作纯粹理论上的阐述，从而才结束了古希腊、罗马军事著述与史学著述混淆不分的现象”(同上)。然而此时，中国兵学已经进入到魏武帝曹操之后的年代，上距孙武已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了。
所以，对于孙武及《孙子》十三篇在世界兵学中高居榜首的地位，中国以及东方、西方的军事理论家们是众口一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