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兵家战将的灵魂
《孙子》十三篇一经面世，即刻得到兵家战将的欢迎。最先知者，当为伍员。伍员，字子胥，他“明知鉴辩”，由“十三篇”深知孙子“可以折冲销敌”，时吴王阖庐急需统兵大将，故伍子胥“乃一旦与吴王论兵，七荐孙子”(《吴越春秋·阖庐内传》)。经伍员推荐，孙武向阖庐面陈“十三篇”，“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其意大悦”(同上)。伍员、阖庐都是深有影响的用兵将帅。
时至战国，明言称赞孙子者，有《尉缭子》、《荀子》、《韩非子》等，表明《孙子兵法》已广泛流传。至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则言“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可见，对于兵家战将，《孙子》十三篇已是必读之书。对于爱将，甚至“天子”也想“教之孙、吴兵法”(《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依《汉书》所载，就连以文学、技艺见称的东方朔，也“十九学孙吴兵法”，且“诵二十二万言”(《东方朔传》)。汉末著名兵家曹操称：“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曹氏不仅撰《孙子略解》，让《孙子兵法》行世，复撰《兵书接要》等作为《孙子》的辅翼。孙权、刘备等也告诫部将，要读《孙子》、《六韬》等兵家名著。至于唐太宗、李靖对《孙子》的赞美，前有引述。自北宋之后，实行武举科考，设置武学，《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等，既是武学的教材，又是必考的科目。武举科考的理论部分，是策论和兵书墨义，策论虽不直接来自兵书，但必熟读兵书方可有论有据；而兵书墨义的测试，主要就是《孙子》、《吴子》、《六韬》义。北宋神宗元丰年间编《武经七书》，正是适应武学、武举的需要。其书由编校，到裁定，都是奉圣旨行事。因此“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
可见，大凡中国古代的兵家战将，自战国、秦、汉，至宋、元、明、清，不论其“本传”中是否明言，实必读孙、吴兵法。正如唐人杜牧在《注孙子序》中言：
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见其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壮健击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然后信知为国家者，兵最为大。……
因求自古以兵著书列于后世可以教于后生者，凡十数家，且百万言。其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也。……
予因取孙武书，备为其注，曹之所注，亦尽存之，分为上、中、下三卷。后之人有读武书予解者，因而学之，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
孙武十三篇，如同一张圆盘，而历代兵家战将在疆场的厮杀，如同盘中走丸。攻守，胜败，得失，存亡，自不可尽知；然其胜之所以胜，败之所以败，存之所以存，亡之所以亡，却如同“印圈模刻”，与孙武之书“一不差跌”也。虽风云万变，皆未出孙武之“盘”。
杜牧之论，验证于史，也都相合。历代战将，成千上万；历代战争，有千百次。若干典型战例，很能说明问题。
公元前353年，齐、魏桂陵之战，孙膑“攻其必救”，“避实击虚”，大败魏军。史称“围魏救赵”，或称“批亢捣虚”。
公元前341年，齐、魏马陵之战，孙膑因势示弱，诱使庞涓“倍道兼行”，“卷甲”争利，迫使庞涓兵败自刎身亡。
公元前279年，齐田单破燕之战，田单自身激励道义，诱使敌方残暴，复以“洽降”麻痹燕军，又夜出纹彩火牛奇袭，结果大败燕军，复齐七十余城。太史公司马迁曾大段述录《孙子》之语盛赞其事。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适(敌)人开户；后如脱兔，适(敌)不及距：其田单之谓邪!”(《史记·田单列传》，所述诸语，均见《孙子兵法》)
公元前269年，秦、赵阏与之战，赵奢先示怯安敌，复“卷甲而趋”，急行奇袭，结果大败秦军。这是深知急缓、迂直的辩证关系的典型战例。
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秦施反间之计，诱使赵王以赵括更换廉颇，赵括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结果赵军40余万降而被杀。
公元前206年-前202年，楚、汉战争，刘邦以得人心，即得“道”，多次临危而脱险；项羽以失人心，即失“道”，虽“战无不胜”而终亡。刘邦还定三秦，先依张良之计“火烧栈道”，麻痹项羽；后派韩信“暗度陈仓”以奇袭。
公元前205年，韩信破魏之战，韩信示形于临晋，渡河于夏阳，从而“俘魏豹”，“擒夏说”。这都是“诡道”之术。
公元前204年，韩信破赵井陉之战，韩信背水为阵，“置之死地而后生”，大败赵军，斩陈馀，俘赵王歇。继之，乘余威，用李左车之计，“驰咫尺之书”，不战而下燕城。此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型战例。
公元前200年，匈奴冒顿单于，“匿其精壮，见其老弱”，刘邦不听娄敬之言，贸然进兵，至平城白登山，被围困七天。后用陈平之计，厚赂冒顿阏氏，方得出围。这也是“诡道”之术。
西汉景帝时期，周亚夫平七国之乱，先据战地，以梁委吴，坚壁昌邑，复断吴楚粮道，从而大破吴楚之军。其所思所行，尽合《孙子兵法》。
公元前99年，汉李陵率步卒五千，孤军深入进攻匈奴。初，匈奴单于以三万骑攻陵，战不利，复以八万人攻陵，陵力战八日，杀敌万余，终因众寡悬殊，伤亡过重，乏食而无救兵，被迫而降。这是“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西汉宣帝时期，赵充国平定西羌，从方略的制定，到具体战斗中的战术指挥，处处闪现《孙子兵法》的思想光辉。赵充国“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深刻体现了《孙子兵法》的精髓要义，确是“国之宝也”。
73年，班超出使西域。至鄯善国遇匈奴使者，班超等三十六人夜纵火以灭杀之，乃“出其不意”而取胜。
115年，虞诩任武都太守，途遇羌人截击，虞诩“增灶示众”，“回还运兵”，都是“诡道”之术。
200年，袁、曹官渡之战，曹操以突袭乌巢焚其粮草而大获全胜，乃出奇制胜。207年，曹操千里征乌桓，乃以“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而取胜。215年，曹操以“锦囊妙计”对应孙权攻合肥之战，是“知彼知己”的典型战例。
263年，魏邓艾伐蜀，西行无人之地七百里而取蜀都，是“以迂为直”。
383年，秦、晋淝水之战，朱序乘秦军后撤之机，大呼“秦军败矣”，此乃“以乱取胜”。
431年，檀道济北救滑台，后以军少粮乏，乃为“唱筹量沙”之计，安全脱离险境，此乃“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505年，梁临川王萧宏率众北讨，命记室丘迟私与陈伯之修书一封，陈伯之竟率八千之众而降，乃“将军可夺心”。
隋灭陈之初，高 献策，“废其农时”，烧其“储积”，乃“屈诸侯者以害”。
中唐李光弼诸战，多以奇谋取胜。760年进围怀州，在野水渡设计收降高晖、李日越，乃深知“彼己”的军情。
郭子仪则多以道义取胜。765年入泾阳，在敌军重重包围之中，竟亲率数骑“免胄”而服回纥，乃人心所向。
及明代朱元璋起事，虽颇有曲折，实乃步步有所前进，16年间由一乞讨的游僧变成了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其人虽对孙子之书略有“微词”(《明实录·明太祖宝训·评古》)，然其所行实为孙子之术，立足于道义而行权谋，正是孙子兵学的本质所在。
《孙子》十三篇被兵家战将奉之为圭臬，视之若灵魂，用之者成，违之者败，非虚言也。
二、《孙子兵法》与近代战争相结合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着西方经济与政治势力的强行涌入，西方文化也随之涌来。
这时，作为古老帝国的中国，如何寻求自身的出路？“自从一八四GA996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69页)
学了西洋学东洋，中国传统的一切文化典籍都受到了挑战。作为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落。清初武举科考，“内场论题”康熙虽诏增首题用《论语》、《孟子》，其次题仍用《孙子》、《吴子》、《司马法》。然自“嘉庆十二年，乡、会试内场策论改默写《武经》百余字，无错误者为合式”。随之又“罢同考官，遂专重骑射、技勇，内场为虚设矣”(《清史稿·选举三》)。武举废经，直接关系着士人对《孙子兵法》的学习与研究，故乾嘉以降，对《孙子兵法》的整理、研究，其重要成果只有孙星衍倾力整理的《孙子十家注》。道光以后，以武举科考为动力的《孙子》研究，基本已不复存在。
鸦片战争的失败，对国内的有识之士都是一次极大的刺激。林则徐、魏源等深感民族积弱，国难沉重，深知欲强中华须学习西方，魏源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来抵御西方。继之又有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于清政府及其官员来说，可称“内忧外患”。出于应付内外战争的需要，清政府一方面“师夷长技以制夷”，一方面整理传统典籍以求资助。左枢笺《魏武帝注孙子》，被胡林翼收刊于《兵法七种》；于晏于咸丰四年(1854年)精抄《孙子兵法》本文，实欲对抗太平军，“练乡兵以卫淮安”；咸丰十一年(1861年)李廷樟重刊清初王NFDB2《武经三子集注》则径改题为《武经团镜》，其意图就是为“办团练者”提供方略指导。此类刊抄，仍然只是应用《孙子兵法》对付国内战争。
及至清末，甲午中日战争及八国联军等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促使部分学者再次把强国的方略投向《孙子兵法》。顾福棠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撰《孙子集解》，叙中写到：“今天下海氛厉矣。非挟船坚炮利不能擅大洋之长，非习风涛沙线不能捷大洋之战。立五大洲之上，抚掌以观，雄莫雄于今，精莫精于今，诚从古未有之创局，昔人所不能逆料于今者也。然其地、其器今昔不同，原用兵之法与用兵之术，则无不同。中国之兵书富矣，三代以上者类多托名，其最确者莫如孙、吴。然孙、吴虽并称，而吴之书繁略不中，无所统纪，不若武之书言约而意博，始于《计》而终于《反间》，经之以《形》《势》，纬之以火攻、奇权、秘算，悉举天下古今之兵说包括于其中，此诚千古兵家之祖、兵家之师也。”(《孙子集成》第十九册)依顾福棠之见，战争仍需以《孙子兵法》为指导。故其注解所引战例，已大量揽入欧美近代战争，如拿破仑远征埃及、北美独立战争、美国南北战争、西欧普法战争等。其意显然表明：《孙子兵法》既适于古，也用于今，既适于中，也适于外。此书可称是《孙子兵法》与近代战争相结合的尝试。
至民国初年，蒋方震、刘邦骥所著《孙子浅说》，开始明确以近代的思想观念去理解《孙子》，如其说开头诸篇，分别标以副题：《论军政与主德之关系》、《论军政与财政之关系》、《论军政与外交之关系》、《论军政与内政之关系》等，篇中所论，颇有近代色彩。
及至20世纪30年代，一批颇有学术修养的军人开始更为自觉地以近代军事理论诠释《孙子》。
1933年，李浴日主持编辑《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该书以《孙子兵法》与西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作对比研究，收录了金典戎、徐庆誉、李浴日等人十几篇文章。编者在《序》中说：“孙子与克劳塞维慈(茨)同为世界的兵圣，其书俱称为东西兵学的代表作……《孙子兵法》产生于中国，却成为东方兵学体系的柱石；克氏《战争论》诞生于德国，却成为西方兵学体系的枢轴。就时间说，他俩是‘先后辉映’；就空间说，是‘东西媲美’。‘兵学双璧’的美喻，不是虚发的吧!可是真理并不为时间所限，亦不为空间所限，孙、克两氏兵学的光芒早已放射于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了。”此论表明，随着东西文化的交融，《孙子兵法》已经融入近代兵学体系。
其后，如吴鹤云撰《孙子兵法新检讨》(1940年)，其《凡例》称：“本书以孙子原著十三篇为经，以东西洋之现代军学为纬，冶于一炉，但仍以阐明孙子之原则为主。”顾祝同序也称其书“尤数数引证典今原则，战斗纲要，统帅纲领，乃至德、日、英、法、苏俄军学教程，不一而足”。
萧天石著《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1942年)，分上、中、下三卷，其下卷即专门以近代军事理论分析孙子兵学，总题曰“孙子战争指导原则之体系”，分列“国家指导原则”、“政治战指导原则”、“经济战指导原则”、“外交战指导原则”、“精神战指导原则”、“间谍战指导原则”等三十条基本原则。该书《凡例》称：“本书不但可作为古代兵书读，且可作为现代之战略战术读。可作为政治哲理读，可作为政略宝典读，可作为外交原则读，可作为治国经义读。”
再如，陈华元撰《孙子新诠》(1940年商务印书馆)、钱基博撰《增订新战史例孙子章句训义》(1947年商务印书馆)、杨杰撰《孙武子》(1944年胜利出版公司)等，也均将《孙子兵法》与近现代兵学融为一体。在近代、现代，《孙子兵法》同样是战争的宝鉴，是将帅之灵魂。
此期军政、文化名人对《孙子兵法》的现代价值多有赞誉：
近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说：“孙子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战理，由于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孙中山选集》)
近代文化名人梁启超说：“《孙子》一书，兵学之精神备焉，虽拿破仑之用兵，不能出其范围也。”(《饮冰室全集》)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说：“我们中国两三千年以前的《孙子》和《孙吴兵略问答》这些书，到现在还是同样有价值，并且其意义与日俱新。”(《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
他还说：“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句话于中国军事学上最有价值。……是以最高最上之军事家，无不以孙子此言，奉为圭臬。”(《中国前途与国人应有之觉悟》)
三、无产阶级军事家对中国兵学优秀传统的继承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之前，它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它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而在此之后，则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它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无产阶级。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1927年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22年的武装斗争。
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们，对古今中外的战争经验与兵学理论进行了研究，既吸取历史上一切优秀的理论与成功的经验，又结合自身的战争经验，从而创造了自己系统完备的军事理论。毛泽东曾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专门的军事著作，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等大量的作战指示或电报。朱德则撰写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论抗日游击战争》、《论解放区战场》等军事著作。从1927年到1949年，毛泽东、朱德的全部著作几乎都联系军事战争。另有彭德怀、刘伯承等一大批军略高明的将帅，也都积累了各具特色的战争经验。这些军事理论与战争经验熔铸为一个整体，就是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命名的中国无产阶级军事理论体系。
由于无产阶级自身的阶级地位与阶级要求，就决定了它能够接受，也必然会接受历史上一切优秀的兵学理论和一切优秀的兵学传统。关于这种继承与弘扬，大致分说如下。
(一)关于战争的道义性
“师出有名”，这是自有战争就伴随而来的必然要求，这个“名”，就是当时的“道义”，就是当时的“民心”所向。《孙子兵法》开篇首列“五事”，居其首位的是“道”，就是“人民”与“君上”思想完全一致的“道”。有“道”，人民就“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到战国时期，孟子称之为“人和”，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且“寡助之至，亲戚畔(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而荀子则称为“仁人之兵，王者之志”，“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荀子·议兵》)。
再看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战争：
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兵民是胜利之本。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红军是工农的军队，也可以说是一切劳苦群众的军队。红军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使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得到解放。
(《怎样创造铁的红军》，见《朱德选集》)
可见，由无产阶级军队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要取得道义上的绝对优势。所以，共产党所领导、所进行的战争，必然是“人民战争”，是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为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其政治优势较之荀子的“仁人之兵”，较之孙子的“上下同欲”，皆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关于官兵关系与军队纪律
官爱兵，兵爱官，官兵思想完全一致，这也是无产阶级军队的本质所决定了的。
“爱兵如子”，是古代兵家之名言。孙子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子·地形》)司马穰苴爱兵，“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吴起爱兵，亲为士卒吸吮脓疽(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与此同时，孙子也讲“愚兵”：“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其用兵竟可“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孙子·九地》)。这些原则、戒律，大致与其为“君上”效命的基本性质是一致的。它“爱兵”的本质是用将军的“私情”以求士卒的拼死效命。
无产阶级的军队：
红军的纪律是根据整个的阶级利益、革命利益和革命斗争的必需而制定的。红军的纪律，指挥员与战斗员都是一样地遵守，与白军的纪律专为压迫士兵而设，绝不相同。红军的纪律绝不依靠打骂来维持，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团结上面，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的精神，互相督促和勉励，达到自觉遵守纪律。红军在与敌人战斗中，不仅有一致的行动，并且有一致的意志。
(《怎样创造铁的红军》，见《朱德选集》)
要反对一切贪污腐化浪费的行为，实行官兵一律平等的生活，真正地与士卒同甘苦。
(《论抗日游击战争》，见《朱德选集》)
由于红军的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完全是建立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阶级利益完全一致的基础之上，所以，红军完全不需要“愚兵”政策，而是相反，它要尽全力让士兵知道为什么去打仗，为谁去打仗。因此，加强政治教育，提高政治觉悟，是红军提高战斗力的基本手段之一。“红军的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高指挥员战斗员的无产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朱德选集》第3页)如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所开展的以“诉苦”与“三查”为主要方法的新式整军运动，就是使“部队万众一心”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中国古代兵家的“爱兵”被无产阶级军队继承，但它与建立在高度政治觉悟之上的官兵一致，又不可同日而语。
(三)关于“权谋诡诈”、“奇正”、“虚实”
《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兵以诈立”。《计》篇所述“诡道”十二策，为历代兵家所称颂，他们不但默记于心，且能讽诵于口。所谓“本之以仁义，济之以权谋”，正是对孙子兵学的高度概括。
就战略大局而论，无产阶级战争的基本形势是：以小击大，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寡击众。因此，谋略、诡诈正是无产阶级军队克敌制胜的基本手段之一。
1928年5月就已产生的关于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以及“诱敌深入”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方针(同上)，这些基本上都是“谋略”的产物。毛泽东说：“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同上)朱德也说：“游击队的每一次动作，都是突然的奇袭”；“应当经常用奇袭的战法去制胜敌人”；“迅速、秘密和坚决，是抗日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朱德选集》)。
毛泽东还具体分析说：“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这就是“多方以误之”。由于无产阶级军队有“得天独厚”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其行动的保密(对于敌人来说这就是“诡诈”)能够达到惊人的程度。1947年西北战场的战争，在陕北这片方圆不过数百里的地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几十万大军的进行周旋，最后，国民党军队几乎变成了瞎子、聋子，只能让解放军“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有了人民群众的广泛配合，人民军队的“权谋诡诈”独具一格，决非旧时军队可比。
(四)关于军队的主动权问题
《孙子兵法》提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致人”者，调度敌人也；“致于人”者，被敌人调度也。其实质就是军队的主动权、自主权。毛泽东对军队的主动权的论说，实超绝群伦：“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掉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同上)
毛泽东曾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说主动权的意义、主动权的丧失与取得。人民解放军1947年在陕北战场所实施的“蘑菇”战术，是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堪称“致人”之术的范例。
(五)关于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对《孙子兵法》的直接引述
1936年，毛泽东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中多引用《孙子兵法》：“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938年，毛泽东撰《论持久战》：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42年，朱德撰《祝刘师长五十寿辰》称：“在军事上，伯承同志不但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朱德选集》)“仁、信、智、勇、严”五字，即出自《孙子兵法》，只是将原文中“仁”、“智”二字易位而已。
关于刘伯承等将帅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与运用，陶汉章将军所撰《孙子兵法概论》曾有较为具体的叙说：
当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对《孙子兵法》均有深刻的研究。毛泽东同志对《孙子兵法》作过高度评价，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刘伯承元帅对《孙子兵法》熟读得能以背诵，并运用奇巧，出敌意外。他手译的《孙子兵法》兵势篇，至今还保存在历史档案中。我军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借鉴《孙子兵法》中的许多原理、原则，运用于作战当中，往往能取得胜利。
刘伯承元帅说过：《孙子兵法》这部兵法，是研究指导战争最普遍规律的著作。有几个不同于其他古代兵法的特点：
第一，它是研究战争普遍规律的古代名著。较深刻地论述了战争制胜因素、分析战争胜败、强调“庙算”(战前的最高军事决策)的重要，等等。
第二，它强调战争和政治、经济、外交、天文(气象)、地理诸综合因素的关系。将帅指导战争、组织战争、发起战争要审时度势、料敌决策，决不可轻率用兵。
第三，它十分强调以谋略胜敌，而不是以力胜敌的中心思想，强调斗智、而不是斗力。
第四，它强调战略上最高明的选择是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不用作战手段，而使敌人屈从我的意志，包括采取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经济斗争、科学技术斗争等综合手段。
第五，它主张用兵要“因势利导”，发挥在战争中的能动性，诱使敌人走向失败之途。
第六，它强调战略上和战术上都要尽可能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我能制服敌人行动，敌人不能制服我)。要力争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于我手中，失去主动权，就可能被打败被消灭。
第七，它强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思想，就是根据不同的敌情、我情、地形和其他条件，灵活用兵。
第八，它强调“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用现代语言讲也就是实事求是、摸清一切情况，才能下定作战决心，才能打败敌人。否则，主观臆测，贸然兴兵，必然导致失败。
第九，它主张用兵要出敌意外，变化无穷。奇和正、虚和实要巧为利用。强调要以猛虎扑羊的压倒优势进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结束战役战斗。
刘伯承元帅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期间，在讲《战役法》之前，他就主张将《孙子兵法》作为《战役法》的指导教材，并在军事学院组织过座谈会。刘伯承元帅对《孙子兵法》的讲述，并不囿于原著，他把《孙子兵法》十三篇，择其精华，理解概括为六个问题，即谋略(计)、兵势、正兵和奇兵、虚和实、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用间。他用大量的战例、故事、生活实践，深入浅出地解释《孙子兵法》精辟论述的战争规律、哲理和谋略。(《孙子兵法概论·前言》，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另外，1938年前后，毛泽东主席曾委托郭化若将军着力研究与普及《孙子兵法》，郭化若将军的撰著，可称是现代人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研究《孙子兵法》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