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兵书无不以《孙子》十三篇为纲领或核心而拓展其说。《孙子》是中国兵学发展的轴心。各家著说形式、应用范围或具体操作虽各有歧异，然其战略原则、基本理论依据，不离“十三篇”。
中国古代可称之为“兵书”的典籍，并非以《孙子》为先，据史籍载录或诸家兵书及其他典籍的称引，在《孙子》之前不下二十余种。然其多数未能流存于世，故今人则徒知其名而未见其实。当今现存较早的兵书，当以《武经七书》为先。
一、《武经七书》与《孙子》
北宋神宗元丰年间，由朱服、何去非编定的《武经七书》，实集结了唐代之前中国兵学的精华。七书总目，依朱服校定上奏之本，包括：《孙子》三卷(魏武帝注)、《吴子》二卷、《司马法》三卷、《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三卷、《尉缭子》五卷、《黄石公三略》三卷、《六韬》六卷。
《七书》以《孙子》居首，其余六书为辅翼，从编定之初，就已显露了这一意向。明人茅元仪撰《武备志》，在《兵诀评》前作序道：
自古谈兵者，必首《孙武子》，故曹孟德手注之，又为《兵家接要》二十万言，大约集诸家而阐明《孙子》者也。世有《武侯新书》者，亦所以明《孙子》，然赝书也，无所短长。孟德书不传，然《孙子》在，有心者可以意迎之，他书可弗传也。
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即《七书》中不计《唐李问对》--笔者)，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要之，学兵诀者，学《孙子》焉可矣。(见《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十七册，第185-186页，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9年版)
茅元仪的评论，大致概括了《七书》中《孙子》与其他六书的关系。“六书”中，《司马法》为三代至周初兵学理论的集结，《六韬》明为太公之书，《三略》虽传自于黄石公，实亦太公书(参见《史记·留侯世家》)。三者虽见书于战国、秦汉，其原本皆当在孙武之前，其精要处已为孙子吸取，此不再言。兹将《吴子》等三书对《孙子》的继承与弘扬，略加说明。
(一)《吴子》
《汉书·艺文志》载：“《吴起》四十八篇。”然全书散佚过甚，今仅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和《励士》六篇。
吴起为战国初期人，时代与孙武前后相连。由于吴起之书大致反映了兵事活动的诸多根本规律，因此其许多重要见解，与孙武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孙武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开篇，可见他对于“国之存亡”的高度重视。而吴起之书，开卷即以“图国”命题。“图国”者，谋治其国也，言兵之始，首先立足于军国之大局，立足于治国安邦的总体思考。此与《孙子》《计》篇居首，以统筹全局为其论兵的起点，如出一辙。
另外，孙武统筹“庙算”，首列“五事”、“七计”，“五事”“一曰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这揭示的是亲和的君民关系。“七计”先言“主孰有道”，又是以“道”居首，此足见“道义”在孙子兵学中的至高地位。只有“修道而保法”，方“能为胜败之政”。而吴起所论《图国》，亦以“道义”居首。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吴子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矣。……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吴子·图国》，见清孙星衍平津馆刊《孙吴司马法》)
“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是吴起图国、治军的大政方针。所谓“和于国”，就是亲和万民，就是“令民与上同意”，由是，人民方可以生死相报。可见，吴起之言、之思，与孙武可称“道通为一”。虽言词略异，其思想实质全然一致。
关于具体军事见解的论述，吴起与孙武更有“大同”之处。如《料敌》诸说，“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有不占而避之者六”，吴起论“十三‘可击’”，治兵之道，论将之法，虽多述具体方法，然其基本的理论依据，无不与《孙子》的理论原则息息相通。许多具体言词，亦常不谋而合。如，“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治兵》)；“理者，治众如治寡”(《论将》)；“诸丘陵、林谷、深山、大泽，疾行亟去”；“敌若绝水，半渡而薄之”(《应变》)等。
总之，吴起诸论，与孙武每每“理同言通”。吴起之生，孙武尚未去世，因此孙武的著述与思想学说，必定会直接影响到吴起，吴起继承和发扬了孙武的思想学说。
自尉缭、荀卿、韩非以来，向以“孙、吴”并称。尉缭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尉缭子·制谈》)荀卿说：“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以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荀子·议兵》)韩非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司马迁以孙子、吴起并为一传，《汉书》中更多次并言“孙吴”，这既是对孙、吴兵学成就的评价，更是其思想理论相通的见证。
(二)《尉缭子》
《尉缭子》一书，今存二十四篇，其主体内容，确系兵书。其所以被视之为“杂”，主要在于它对儒、兵、道、法等各家均有吸取。虽吸取诸家，然其所吸取者，又皆系兵事，因此其书的基本性质，依然只能是兵书。
该书对于《孙子兵法》，表现了明显的继承与弘扬。如：
《孙子兵法》载：
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军形》)
此处所讲，实为土地、人民、米粟与战争之关系。《尉缭子》则说：
量土地肥NFEB0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兵谈第二》)
此论显系土地、人口与战争胜负之关系的具体化。
又，《尉缭子》载：
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NFEB1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
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
刑如未加，兵未接，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战威第四》)
此类议论，实源于《孙子》的“庙算”胜敌，“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三军可夺气”，“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诸说。而《孙子》关于“将帅”之论，如：“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等，在《尉缭子》中被推向了极端。《尉缭子》载：
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兵谈第二》)
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武议第八》)
如此将帅，可谓握有绝对的战场指挥权。
《尉缭子》一书，自身没有明确系统的理论体系，然其对《孙子兵法》的吸取是明显的。其对孙武“提三万之众天下莫当”的赞扬，则表现了尉缭对孙武的由衷的尊崇。
(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又称《唐李问对》或《李卫公问对》，是以唐太宗与李靖对话的形式来讨论兵法的著作。由《问对》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可以看出，此书可以说是集中阐释《孙子兵法》的。
《问对》计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着力讨论“奇正之变”；中卷先言“虚实”之设，继言“致人”、“治力”、“伍法”、“阵法”等；下卷主要论述了指挥作战的原则。上、中、下三卷几乎涉及唐代之前的一切重要兵法著作，如《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曹公新书》等。同时，也涉及一切重大战例及著名兵家战将。然其问题的提出、评判的依据、征引的言论、是非的标准，无不以《孙子》为准绳，征引《孙子》之言，贯串全书，时时处处显示出《孙子》的轴心地位。如：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欤，临时制之欤？”
靖曰：“按《曹公新书》曰：‘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此言大略耳。唯孙武云：‘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未习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则必为之二术，教战时各认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为变’。此教战之术尔!教阅既成，众知吾法，然后如驱群羊，由将所指，孰分奇正之别哉!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是以素分者，教阅也；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
太宗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
靖曰：“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孙武能之；吴起而下，莫可及焉。”(《问对》卷上)
这段对论是对孙武“奇正”之说的最深透的理解，是最高的赞誉。另如：
太宗曰：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
靖曰：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问对》卷中)
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问对》卷下。按：“多方以误之”一语虽见于《左传》伍子胥语，实亦孙武之谋也)
由上可知，称《问对》为《孙子兵法》的精髓要义的阐发与解说，实恰如其分。《问对》篇末，复以孙武、范蠡、张良三人为“知道”的三大高人。凡此种种，均可显示孙武及《孙子兵法》在该书中实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关于“六书”对《孙子兵法》的辅翼地位，大致已得到历代学者的认同。其最典型者，是明代李贽撰《孙子参同》。其书的写作体例，是以“六书”中的相关内容，来辅翼、佐证、诠释《孙子》十三篇的相应篇目。李贽在序中首先引述蒙溪张鏊之言：“《七书》、《六经》(儒家经典)，固仁义一原之理，阴阳贞胜之符也”；继而论到：“此言固知武事之为重矣，然犹不免与文士为两也；犹以治世尚文，而乱世用武，分治乱时世为二也。……然其曰‘仁义一原’，‘阴阳贞胜’，则确论矣。……吾独恨其不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也。故因读《孙武子》，而以魏武之注为精当，又参考‘六书’以尽其变，而复论著于各篇之后焉。感叹深矣。”(《孙子集成》第八册，齐鲁书社1993年版)因此，此书的撰写顺序为：首列《孙子》十三篇分篇的正文，并标以圈点，附以少量词语的诠释；次录魏武注释，及李贽之评，末附“参考”，引录“六书”中同于该篇主旨者，尽列于后，以相“参考”。所以“参考”一项，也称“六书参考”。以“六书”中同于《孙子》者为参考，故其书题名“参同”。
可见，《孙子》十三篇为《武经七书》的核心。李贽之友梅国祯为他作叙称：“余友秃翁(李贽号)先生，深于禅者也。于兵法独取《孙子》，于注《孙子》者，独取魏武帝，而以余六经附于各篇之后，注所未尽。”从而可“集兵家之大成”，“得《孙子》之神解”(同上书)。
二、《孙膑兵法》与《孙子》
关于孙膑其人、其书，后附《孙膑志》将有详述；关于《孙膑兵法》对《孙子》十三篇的直接述录，对照两书，不言自明。所以此处只将孙膑对孙武思想学说的继承与发展，略析于下。
(一)关于“在亡国而继绝世”
《孙膑兵法》写道：
孙子见威王，曰：“夫兵者，非士恒势也，此先王之傅道也。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见威王》)
这些看法，明显继承了孙武的思想观点。《孙子》开篇所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正可以孙膑之言为注脚。而孙膑所言“乐兵”“利胜”之论，又可视为孙武“慎战”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二)关于战略进攻--“必攻不守”
在孙膑与田忌的对话中，曾有这样一段论述：
田忌曰：“赏罚者，兵之急者邪(耶)？”
孙子曰：“非。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
田忌曰：“权，埶（势）、谋、诈，兵之急者邪（耶）？”
孙子曰：“非也。夫权者，所以聚众也！∷（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谋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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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忌忿然作色：“此六者，皆善者所用，而子大夫曰非其急者也。然则，其急者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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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纭×适(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道也。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引文据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八开精装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载《孙膑兵法·威王问》］
此处所言“必攻不守”，是一种战略原则。它并非特指某一特定的战役或战斗，而是要求自己的军队在总体上保持一种战略进攻的态势，要积极主动地去消灭对方。
孙武关于“攻守”的基本原则或基本立场是立足于守，而又不失时机地实施可以取胜的攻。即《孙子兵法·形》篇所言：“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或曰：“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先为不可胜”，即防守严密，无虚懈之处，即“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既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又要随时抓住敌方的虚懈之时、虚懈之地，攻之胜之，以“不失敌之败”。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它立足于战略的高度，与“必攻不守”显然有异，原因在于时代的进展、变化。
孙武处于春秋后期。整个春秋时代，从郑庄公小霸，到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等轮流称雄，号令诸侯，指点江山，然其时霸主所欲，不过是“奉我为首”而已。其光明正大的旗号，是尊周室，攘狄夷，要维护周室的权威，维护以“周礼”为准则的既存社会秩序，一般尚无吞灭他国、并占为己有的要求。而作为这种政治要求的反映，孙武所提“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还是深得时宜的。而孙膑处于战国中期。此时，周王“天子”的威风早已荡然无存，权势层层下移，礼坏乐崩，诸侯各逞雄强。“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战略上保持进攻的态势，成为各大强国(特别是“七雄”中的强者)的基本国策。正如孙膑之言：“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知(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积)仁义，式礼乐，垂衣常(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豢傻茫示俦!保ā端镫鞅āぜ酢罚┛杉氨毓ゲ皇亍保罢绞ざ苛ⅰ保钦焦衅谡涡问频囊蟆＊
军事的本质在于政治，军事方略的确立依从于政治原则的要求，此乃势所必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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袢关于布阵，攻城，以寡击众
对于阵法的使用，《孙子》十三篇已有提及，如“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等(见《势》)，均是对“阵法”的描述。《虚实》篇言“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军争》篇言“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阵)”，以及《行军》篇“处军”诸法，《九地》篇“率然”之喻，都涉及阵法的运用。“因山川形势之宜，讲步骑离合之要”(《武编·前集·阵》)，从而形成己方的总体优势，是阵法的基本要求。然《孙子》十三篇并没有明确、专题讨论阵法。
《孙膑兵法》则设专题加以讨论，如《八阵》一篇。《威王问》篇也有田忌、孙子专门讨论阵法的问答之语：“锥行者何也？雁行者何也？……飘风之阵者何也？……”可见，对于阵法的深化研究，是《孙膑兵法》的一大特色。
关于攻城。《孙子兵法》称“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若“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谋攻》)。对于强行攻城，孙武是不赞同的。至孙膑时代，城池林立，“筑城”为防守一方的基本手段；而进攻一方，则必破城池方可表明其胜利。如乐毅率五国之军伐齐，已下七十余城，惟莒与即墨未下，即未能取得最终胜利；而田单依靠即墨一城，竟发起绝地反击，并取得了复齐七十余城的重大胜利。可见城池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孙膑兵法》1975年版的下编，即有《［雄牝城］》一篇，专门讨论各类地势之城池的攻守特点。
关于“以寡击众”。《孙子》十三篇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大致是常规状态下的取胜之道。所以，它的基本原则是如何以多胜少，以强击弱，以有备击无备。“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如果众寡悬殊，则“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故敌我对阵的基本方略，首先是设法形成我方“以众击寡”的形势，即使用“形人而我无形”之法，造成“我专而敌分”的形势，使“我专为一，敌分为十”，便可形成“以十攻其一”的有利形势。这些，显然是常规对垒的基本方略，是正常的战术原则。
《孙膑兵法·威王问》篇，则相当系统地讨论了敌我强弱众寡的多种情况。齐威王依次问道：
“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
“用众用寡有道乎？”
“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
“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用之奈何？”
“我出敌出，未知众少，用之奈何？”
“击穷寇奈何？”
“击均奈何？”
“以一击十，有道乎？”
……
对此类问题的答复，未必尽然可行、可胜，然而，能够提出并细致地研讨这些问题，正是在战术原则、作战方法方面的深入与发展。
可见，《孙膑兵法》在战术原则与具体作战方法方面，以相当可观的内容，丰富与发展了孙武所建立的兵学理论体系。
其他，如“知道”之论，“天时、地利、人和”之论，也对《孙子》兵学体系有相当的充实与增色。由于《孙膑兵法》竹简残损严重，很难再深入全面讨论其理论体系。就现存可识的数千字而论，已足以表明，它是继《孙子》十三篇之后，能够对它继承、补充与发展的最为重要、最为有效的一家。
三、《孙子》十三篇的注疏性著作
中国兵学的发展，《孙子》十三篇的整理、流传与注疏是其主要线索之一。其中某些重要的抄本、刊本，往往会在兵学发展的历程中留下相当重大的影响。
西汉初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由“百八十二家”之中，“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约西汉武帝元狩至元鼎年间(前122年-前111年)，军政杨仆整理兵法。
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126年)，任宏、刘向整理兵书，《汉书·艺文志》所称“《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即为此期“整理”的成果。这是对孙武著作第一次准确、全面的著录。
约东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年)之后，魏武帝曹操整理《孙子》十三篇，并撰定《孙子略解》。此即《魏武帝注孙子》。
继曹操之后，先后注解《孙子兵法》十三篇者尚有：三国吴处士沈友；魏王凌、张子尚；南朝梁孟氏；隋萧吉；唐李筌、杜牧、贾林、陈 (杜佑之注实为《通典》之文)；五代南唐何延锡，又称“何氏”；北宋初年梅尧臣、王、张预等。
约北宋仁宗年间，西夏文《孙子兵法》译刊。
北宋神宗元丰三年至六年(1080年-1083年)，朱服、何去非编定《武经七书》，以《孙子》十三篇居首，并以魏武帝注同行。至南宋孝宗时官刊《武经七书》(即今称《宋本武经七书》者)，则只刊《孙子》本文，注文一律删去。
其后，以注说《武经七书》而著称于兵学界者尚有：宋金时期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刊于金贞 壬午，即南宋宁宗嘉定十五年)，明刘寅《武经直解》(撰成于洪武三十一年，初刊于成化二十二年)，明李贽《孙子参同》(实为《武经七书》的重组)，清康熙间朱墉撰《武经七书汇解》等。
约北宋哲宗至徽宗年间，吉天保辑刊《十家孙子会注》，收曹操、李筌、杜牧等十一家注文。这就是兵学界流传甚广的《十一家注孙子》或《孙子十家注》。其影响较大的刊本有：南宋孝宗时刊《十一家注孙子》，明刊《道藏》本《孙子注解》，谈恺本《孙子集注》，黄邦彦本《孙子集注》，清孙星衍所刊《孙子十家注》等。
另外，在《武经七书》及《十家注》行世之后，仍然以单独注解《孙子》十三篇而产生较大影响者，尚有明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等。
四、其他兵学撰著
中国古代的兵学撰著，无不以《孙子兵法》为纲目，为指导，为灵魂。再叙下列数例：
(一)杜佑《通典·兵典》
杜佑，字君卿，中唐名相。所撰《通典》二百卷，计分九门，其中的“《兵》十五卷”，又通称《兵典》，或《通典·兵部》。
《兵典》计分《叙兵》、《收众》、《选择》等十五卷。卷内细目，计列135目。其内容大致是以小目为题，依类相从，集录历代兵学撰著的有关论述。故其书虽系资料的汇集，却也很想自成系统，从“兵”的性质、军队编制、制胜谋略、士卒赏罚、地形水草、气候杂占等，应有尽有。而其书的纲领、眉目，十分明确、十分自觉地以《孙子兵法》为指导。其卷首《兵序》云：“语有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今辄捃摭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庶披卷足见成败在斯矣。”(《通典》卷一百四十八，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782页)
由此可见，杜佑是以《孙子》十三篇来统领全书的。
(二)李筌《太白阴经》
李筌，约生活于唐玄宗至唐代宗时代。曾撰《阃外春秋》十卷，述录了前代的实战经验。又有“注《孙子》”之作，“以魏武所解多误，约历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其书今存《孙子十家注》中，为“十家”中颇有特色的一家。
《太白阴经》，为李筌自撰的兵书。全书十卷，九十九篇。卷名依次为《人谋》上、下，《杂仪》、《战具》、《预备》、《阵图》、《祭文、捷书、药方》、《杂占》、《遁甲》、《杂式》。另有《进〈太白阴经〉表》及序文各一篇。李筌自称：“人谋筹策，攻城器械，屯田、战马，营垒阵图，括囊无遗，秋毫必录。其阴阳天道，风云向背，虽远人事，亦存而不忘。小及锥刀，大至城堡，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三军。”(《进〈太白阴经〉表》，见《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册，第431页，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版)若能用其书，“虽桴鼓之吏，厮养之卒，亦可为万人之将”。此书撰成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其时正值安史之乱，李筌“虽坐偏裨之职”，却“未展纵横之谋”。
此书卷三《杂仪》之下，均为具体编制、战具、阵图、杂占等事宜，连相关的“药方”都已备载。其《人谋》二卷，则较为集中地叙说了战略筹策。该书论说虽自成系统，然关键处，则时时援引《孙子》十三篇为依据。如：
故兵有百战百胜之术，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夫太上用计谋，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战伐。(《人谋上·术有阴谋》)
这是述录的《孙子·谋攻》。
兵不法天，不可动；师不则地，不可行；征伐不和于人，不可成。天赞其时，地资其财，人定其谋。
静见其阳，动察其阴，先观其迹，后知其心。所谓胜兵者，先胜而后求战；败兵者，先战而后求胜。故曰：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矣；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矣。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以此观之，胜负见矣。(《人谋下·庙胜》)
这是述引《孙子》的《计》篇与《形》篇。
故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理，譬如骄子，不可用也。是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人谋下·子卒》)
这乃是述录的《孙子·地形》。
另外，其《人谋下·地势篇》实际述录的是《孙子·九地》，《人谋下·攻守篇》引录《孙子·虚实》等。其个别语句的引述，也时有所见。
可见，李筌《太白阴经》虽以大量具体器制、图文、杂占、遁甲等形成自己的特色，然其战略大计，即《人谋》上、下诸篇，仍以《孙子》为“蓝本”或依托，其基本思路未跳出“十三篇”的大范畴。
(三)许洞《虎钤经》
此书为北宋初年的兵学名著。许洞，字洞天，《虎钤经》作于其隐居之时。
《虎钤经》一书，明确表示以《孙子兵法》为指导。其序说：“自古兵法多矣。然《孙子》之法奥而精，使学者难于晓用；诸家之法肤而浅，或用者丧于师律。浅深长短，迭为表里，酌中之理，诚难得焉。又观李筌所著《太白阴经》，论心术则秘而不言，谈阴阳则散而不备。以是观之，诚非具美。臣今上采孙子、李筌之要，明演其术；下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或作于己见，或述于古人，名曰《虎钤经》。”(《中国兵书集成》第六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2年版)
其书内容，大致如此。虽为“书生论兵”，“缺乏实战经验”，但颇有精到之论，因此为后人称道。
(四)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戚继光，明代抗倭名将，以治军、练兵著称于史。所撰《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既是戚继光训练军队的实际教材，又是其治军经验的记录与总结。其书从《束伍》、《耳目》、《手足》、《营阵》，到《实战》、《胆气》、《守哨》、《练将》等篇(依十四卷本《纪效新书》所列)，均十分具体、细致，具有极强的操作性。而戚继光撰写此书，其目标就是为孙武的精微“纲领”，撰写“下手详细节目”。《纪效新书》自序说：“愚尝读孙武书，叹曰：‘兵法其武库乎？用兵者其取诸库之器乎!兵法其药肆乎？用兵者其取肆之材乎!’及读诸将传，又悟曰：‘此固善握器而妙用材者乎!学者欲求下手着实，工夫之门，莫逾于此。’数年间，予承乏浙东，乃知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下学者何由以措？于是乃集所练士卒条目，自选畎亩民丁，以至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以诲诸三军俾习焉。”(《中国兵书集成》第十八册)可见，他撰著其书，就是为孙武之法制定“下手详细节目”的。孙武之书，正是其“纲领精微”之所在。
(五)其他
曾公亮、丁度所编《武经总要》，从框架大旨，到卷、篇标题，均多取自《孙子》十三篇。其《后集》之前十五卷《故事》是述录历史旧事的，撰者用了180个小标题分类编排，如“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师”、“用间”、“避锐”、“半济可击”、“穷寇勿逼”、“佯北勿从”等标题，皆取自《孙子》。
而附于《武经总要》之末的《百战奇法》，又称《百战奇略》，其所列百题，也绝大部分出自《孙子》。正如李赞序中所言：“其命名立法多出《孙武子》、《武经七书》，盖以《孙子》为经，《百法》若传。每法既其所以，复引古将帅所行之有合者证之，可谓极用兵之妙，在兵家视之，若无余策矣。”(《中国兵书集成》第五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版)近人对其条目做了更为精确的统计：“书中描述的100条军事原则，其中有56条是对孙武提出的概念的解释，34条包含孙武提出的概念的成分……只有10条所包含的思想是《孙子兵法》中找不到的。”(《孙子探胜》，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张预《十七史百将传》，在序中说：“臣尝读杜牧《注孙子序》，至其所谓‘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圜直，系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丸不能出于盘也’。臣始谓此言‘非至论’，及观历代史书，上下千余载间，将兵者所以成，所以败，莫不与武之书相符契。由是乃以牧之言为信然。臣因择古之所谓良将者，得百人，以其传集成一书，分为十卷。……传取数事，先以《孙子兵法》题其后，次以行事合之，参校其得失。学者观此，不独简而易习，明而易晓，抑亦知孙子之书不为空言，而古之贤将所以成立功名者，岂无法哉!”(《中国兵书集成》第九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1年版)明确表示以《孙子兵法》为纲领，且以历代战将的成败，与《孙子》之言相印证。
明人茅元仪撰《武备志》二百四十卷，在《兵诀评》中称：“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十七册)这一论断，实为一次历史性总结。中国兵学发展的全部历程，可以视为《孙子兵法》(或“孙子兵学”)的准备、形成，及其拓展、延伸、深化、细化，以及在实战中的应用。中国兵学，就是孙子兵学；孙子兵学，就是中国兵学。
第二节 历代兵书与《孙子》
历代兵书无不以《孙子》十三篇为纲领或核心而拓展其说。《孙子》是中国兵学发展的轴心。各家著说形式、应用范围或具体操作虽各有歧异，然其战略原则、基本理论依据，不离“十三篇”。
中国古代可称之为“兵书”的典籍，并非以《孙子》为先，据史籍载录或诸家兵书及其他典籍的称引，在《孙子》之前不下二十余种。然其多数未能流存于世，故今人则徒知其名而未见其实。当今现存较早的兵书，当以《武经七书》为先。
一、《武经七书》与《孙子》
北宋神宗元丰年间，由朱服、何去非编定的《武经七书》，实集结了唐代之前中国兵学的精华。七书总目，依朱服校定上奏之本，包括：《孙子》三卷(魏武帝注)、《吴子》二卷、《司马法》三卷、《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三卷、《尉缭子》五卷、《黄石公三略》三卷、《六韬》六卷。
《七书》以《孙子》居首，其余六书为辅翼，从编定之初，就已显露了这一意向。明人茅元仪撰《武备志》，在《兵诀评》前作序道：
自古谈兵者，必首《孙武子》，故曹孟德手注之，又为《兵家接要》二十万言，大约集诸家而阐明《孙子》者也。世有《武侯新书》者，亦所以明《孙子》，然赝书也，无所短长。孟德书不传，然《孙子》在，有心者可以意迎之，他书可弗传也。
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即《七书》中不计《唐李问对》--笔者)，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要之，学兵诀者，学《孙子》焉可矣。(见《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十七册，第185-186页，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9年版)
茅元仪的评论，大致概括了《七书》中《孙子》与其他六书的关系。“六书”中，《司马法》为三代至周初兵学理论的集结，《六韬》明为太公之书，《三略》虽传自于黄石公，实亦太公书(参见《史记·留侯世家》)。三者虽见书于战国、秦汉，其原本皆当在孙武之前，其精要处已为孙子吸取，此不再言。兹将《吴子》等三书对《孙子》的继承与弘扬，略加说明。
(一)《吴子》
《汉书·艺文志》载：“《吴起》四十八篇。”然全书散佚过甚，今仅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和《励士》六篇。
吴起为战国初期人，时代与孙武前后相连。由于吴起之书大致反映了兵事活动的诸多根本规律，因此其许多重要见解，与孙武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孙武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开篇，可见他对于“国之存亡”的高度重视。而吴起之书，开卷即以“图国”命题。“图国”者，谋治其国也，言兵之始，首先立足于军国之大局，立足于治国安邦的总体思考。此与《孙子》《计》篇居首，以统筹全局为其论兵的起点，如出一辙。
另外，孙武统筹“庙算”，首列“五事”、“七计”，“五事”“一曰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这揭示的是亲和的君民关系。“七计”先言“主孰有道”，又是以“道”居首，此足见“道义”在孙子兵学中的至高地位。只有“修道而保法”，方“能为胜败之政”。而吴起所论《图国》，亦以“道义”居首。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吴子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矣。……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吴子·图国》，见清孙星衍平津馆刊《孙吴司马法》)
“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是吴起图国、治军的大政方针。所谓“和于国”，就是亲和万民，就是“令民与上同意”，由是，人民方可以生死相报。可见，吴起之言、之思，与孙武可称“道通为一”。虽言词略异，其思想实质全然一致。
关于具体军事见解的论述，吴起与孙武更有“大同”之处。如《料敌》诸说，“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有不占而避之者六”，吴起论“十三‘可击’”，治兵之道，论将之法，虽多述具体方法，然其基本的理论依据，无不与《孙子》的理论原则息息相通。许多具体言词，亦常不谋而合。如，“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治兵》)；“理者，治众如治寡”(《论将》)；“诸丘陵、林谷、深山、大泽，疾行亟去”；“敌若绝水，半渡而薄之”(《应变》)等。
总之，吴起诸论，与孙武每每“理同言通”。吴起之生，孙武尚未去世，因此孙武的著述与思想学说，必定会直接影响到吴起，吴起继承和发扬了孙武的思想学说。
自尉缭、荀卿、韩非以来，向以“孙、吴”并称。尉缭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尉缭子·制谈》)荀卿说：“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以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荀子·议兵》)韩非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司马迁以孙子、吴起并为一传，《汉书》中更多次并言“孙吴”，这既是对孙、吴兵学成就的评价，更是其思想理论相通的见证。
(二)《尉缭子》
《尉缭子》一书，今存二十四篇，其主体内容，确系兵书。其所以被视之为“杂”，主要在于它对儒、兵、道、法等各家均有吸取。虽吸取诸家，然其所吸取者，又皆系兵事，因此其书的基本性质，依然只能是兵书。
该书对于《孙子兵法》，表现了明显的继承与弘扬。如：
《孙子兵法》载：
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军形》)
此处所讲，实为土地、人民、米粟与战争之关系。《尉缭子》则说：
量土地肥NFEB0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兵谈第二》)
此论显系土地、人口与战争胜负之关系的具体化。
又，《尉缭子》载：
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NFEB1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
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
刑如未加，兵未接，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战威第四》)
此类议论，实源于《孙子》的“庙算”胜敌，“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三军可夺气”，“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诸说。而《孙子》关于“将帅”之论，如：“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等，在《尉缭子》中被推向了极端。《尉缭子》载：
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兵谈第二》)
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武议第八》)
如此将帅，可谓握有绝对的战场指挥权。
《尉缭子》一书，自身没有明确系统的理论体系，然其对《孙子兵法》的吸取是明显的。其对孙武“提三万之众天下莫当”的赞扬，则表现了尉缭对孙武的由衷的尊崇。
(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又称《唐李问对》或《李卫公问对》，是以唐太宗与李靖对话的形式来讨论兵法的著作。由《问对》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可以看出，此书可以说是集中阐释《孙子兵法》的。
《问对》计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着力讨论“奇正之变”；中卷先言“虚实”之设，继言“致人”、“治力”、“伍法”、“阵法”等；下卷主要论述了指挥作战的原则。上、中、下三卷几乎涉及唐代之前的一切重要兵法著作，如《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曹公新书》等。同时，也涉及一切重大战例及著名兵家战将。然其问题的提出、评判的依据、征引的言论、是非的标准，无不以《孙子》为准绳，征引《孙子》之言，贯串全书，时时处处显示出《孙子》的轴心地位。如：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欤，临时制之欤？”
靖曰：“按《曹公新书》曰：‘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此言大略耳。唯孙武云：‘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未习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则必为之二术，教战时各认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为变’。此教战之术尔!教阅既成，众知吾法，然后如驱群羊，由将所指，孰分奇正之别哉!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是以素分者，教阅也；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
太宗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
靖曰：“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孙武能之；吴起而下，莫可及焉。”(《问对》卷上)
这段对论是对孙武“奇正”之说的最深透的理解，是最高的赞誉。另如：
太宗曰：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
靖曰：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问对》卷中)
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问对》卷下。按：“多方以误之”一语虽见于《左传》伍子胥语，实亦孙武之谋也)
由上可知，称《问对》为《孙子兵法》的精髓要义的阐发与解说，实恰如其分。《问对》篇末，复以孙武、范蠡、张良三人为“知道”的三大高人。凡此种种，均可显示孙武及《孙子兵法》在该书中实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关于“六书”对《孙子兵法》的辅翼地位，大致已得到历代学者的认同。其最典型者，是明代李贽撰《孙子参同》。其书的写作体例，是以“六书”中的相关内容，来辅翼、佐证、诠释《孙子》十三篇的相应篇目。李贽在序中首先引述蒙溪张鏊之言：“《七书》、《六经》(儒家经典)，固仁义一原之理，阴阳贞胜之符也”；继而论到：“此言固知武事之为重矣，然犹不免与文士为两也；犹以治世尚文，而乱世用武，分治乱时世为二也。……然其曰‘仁义一原’，‘阴阳贞胜’，则确论矣。……吾独恨其不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也。故因读《孙武子》，而以魏武之注为精当，又参考‘六书’以尽其变，而复论著于各篇之后焉。感叹深矣。”(《孙子集成》第八册，齐鲁书社1993年版)因此，此书的撰写顺序为：首列《孙子》十三篇分篇的正文，并标以圈点，附以少量词语的诠释；次录魏武注释，及李贽之评，末附“参考”，引录“六书”中同于该篇主旨者，尽列于后，以相“参考”。所以“参考”一项，也称“六书参考”。以“六书”中同于《孙子》者为参考，故其书题名“参同”。
可见，《孙子》十三篇为《武经七书》的核心。李贽之友梅国祯为他作叙称：“余友秃翁(李贽号)先生，深于禅者也。于兵法独取《孙子》，于注《孙子》者，独取魏武帝，而以余六经附于各篇之后，注所未尽。”从而可“集兵家之大成”，“得《孙子》之神解”(同上书)。
二、《孙膑兵法》与《孙子》
关于孙膑其人、其书，后附《孙膑志》将有详述；关于《孙膑兵法》对《孙子》十三篇的直接述录，对照两书，不言自明。所以此处只将孙膑对孙武思想学说的继承与发展，略析于下。
(一)关于“在亡国而继绝世”
《孙膑兵法》写道：
孙子见威王，曰：“夫兵者，非士恒势也，此先王之傅道也。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见威王》)
这些看法，明显继承了孙武的思想观点。《孙子》开篇所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正可以孙膑之言为注脚。而孙膑所言“乐兵”“利胜”之论，又可视为孙武“慎战”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二)关于战略进攻--“必攻不守”
在孙膑与田忌的对话中，曾有这样一段论述：
田忌曰：“赏罚者，兵之急者邪(耶)？”
孙子曰：“非。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
田忌曰：“权，埶（势）、谋、诈，兵之急者邪（耶）？”
孙子曰：“非也。夫权者，所以聚众也！∷（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谋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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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忌忿然作色：“此六者，皆善者所用，而子大夫曰非其急者也。然则，其急者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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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纭×适(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道也。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引文据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八开精装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载《孙膑兵法·威王问》］
此处所言“必攻不守”，是一种战略原则。它并非特指某一特定的战役或战斗，而是要求自己的军队在总体上保持一种战略进攻的态势，要积极主动地去消灭对方。
孙武关于“攻守”的基本原则或基本立场是立足于守，而又不失时机地实施可以取胜的攻。即《孙子兵法·形》篇所言：“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或曰：“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先为不可胜”，即防守严密，无虚懈之处，即“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既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又要随时抓住敌方的虚懈之时、虚懈之地，攻之胜之，以“不失敌之败”。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它立足于战略的高度，与“必攻不守”显然有异，原因在于时代的进展、变化。
孙武处于春秋后期。整个春秋时代，从郑庄公小霸，到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等轮流称雄，号令诸侯，指点江山，然其时霸主所欲，不过是“奉我为首”而已。其光明正大的旗号，是尊周室，攘狄夷，要维护周室的权威，维护以“周礼”为准则的既存社会秩序，一般尚无吞灭他国、并占为己有的要求。而作为这种政治要求的反映，孙武所提“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还是深得时宜的。而孙膑处于战国中期。此时，周王“天子”的威风早已荡然无存，权势层层下移，礼坏乐崩，诸侯各逞雄强。“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战略上保持进攻的态势，成为各大强国(特别是“七雄”中的强者)的基本国策。正如孙膑之言：“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知(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积)仁义，式礼乐，垂衣常(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豢傻茫示俦!保ā端镫鞅āぜ酢罚┛杉氨毓ゲ皇亍保罢绞ざ苛ⅰ保钦焦衅谡涡问频囊蟆＊
军事的本质在于政治，军事方略的确立依从于政治原则的要求，此乃势所必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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袢关于布阵，攻城，以寡击众
对于阵法的使用，《孙子》十三篇已有提及，如“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等(见《势》)，均是对“阵法”的描述。《虚实》篇言“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军争》篇言“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阵)”，以及《行军》篇“处军”诸法，《九地》篇“率然”之喻，都涉及阵法的运用。“因山川形势之宜，讲步骑离合之要”(《武编·前集·阵》)，从而形成己方的总体优势，是阵法的基本要求。然《孙子》十三篇并没有明确、专题讨论阵法。
《孙膑兵法》则设专题加以讨论，如《八阵》一篇。《威王问》篇也有田忌、孙子专门讨论阵法的问答之语：“锥行者何也？雁行者何也？……飘风之阵者何也？……”可见，对于阵法的深化研究，是《孙膑兵法》的一大特色。
关于攻城。《孙子兵法》称“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若“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谋攻》)。对于强行攻城，孙武是不赞同的。至孙膑时代，城池林立，“筑城”为防守一方的基本手段；而进攻一方，则必破城池方可表明其胜利。如乐毅率五国之军伐齐，已下七十余城，惟莒与即墨未下，即未能取得最终胜利；而田单依靠即墨一城，竟发起绝地反击，并取得了复齐七十余城的重大胜利。可见城池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孙膑兵法》1975年版的下编，即有《［雄牝城］》一篇，专门讨论各类地势之城池的攻守特点。
关于“以寡击众”。《孙子》十三篇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大致是常规状态下的取胜之道。所以，它的基本原则是如何以多胜少，以强击弱，以有备击无备。“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如果众寡悬殊，则“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故敌我对阵的基本方略，首先是设法形成我方“以众击寡”的形势，即使用“形人而我无形”之法，造成“我专而敌分”的形势，使“我专为一，敌分为十”，便可形成“以十攻其一”的有利形势。这些，显然是常规对垒的基本方略，是正常的战术原则。
《孙膑兵法·威王问》篇，则相当系统地讨论了敌我强弱众寡的多种情况。齐威王依次问道：
“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
“用众用寡有道乎？”
“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
“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用之奈何？”
“我出敌出，未知众少，用之奈何？”
“击穷寇奈何？”
“击均奈何？”
“以一击十，有道乎？”
……
对此类问题的答复，未必尽然可行、可胜，然而，能够提出并细致地研讨这些问题，正是在战术原则、作战方法方面的深入与发展。
可见，《孙膑兵法》在战术原则与具体作战方法方面，以相当可观的内容，丰富与发展了孙武所建立的兵学理论体系。
其他，如“知道”之论，“天时、地利、人和”之论，也对《孙子》兵学体系有相当的充实与增色。由于《孙膑兵法》竹简残损严重，很难再深入全面讨论其理论体系。就现存可识的数千字而论，已足以表明，它是继《孙子》十三篇之后，能够对它继承、补充与发展的最为重要、最为有效的一家。
三、《孙子》十三篇的注疏性著作
中国兵学的发展，《孙子》十三篇的整理、流传与注疏是其主要线索之一。其中某些重要的抄本、刊本，往往会在兵学发展的历程中留下相当重大的影响。
西汉初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由“百八十二家”之中，“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约西汉武帝元狩至元鼎年间(前122年-前111年)，军政杨仆整理兵法。
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126年)，任宏、刘向整理兵书，《汉书·艺文志》所称“《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即为此期“整理”的成果。这是对孙武著作第一次准确、全面的著录。
约东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年)之后，魏武帝曹操整理《孙子》十三篇，并撰定《孙子略解》。此即《魏武帝注孙子》。
继曹操之后，先后注解《孙子兵法》十三篇者尚有：三国吴处士沈友；魏王凌、张子尚；南朝梁孟氏；隋萧吉；唐李筌、杜牧、贾林、陈 (杜佑之注实为《通典》之文)；五代南唐何延锡，又称“何氏”；北宋初年梅尧臣、王、张预等。
约北宋仁宗年间，西夏文《孙子兵法》译刊。
北宋神宗元丰三年至六年(1080年-1083年)，朱服、何去非编定《武经七书》，以《孙子》十三篇居首，并以魏武帝注同行。至南宋孝宗时官刊《武经七书》(即今称《宋本武经七书》者)，则只刊《孙子》本文，注文一律删去。
其后，以注说《武经七书》而著称于兵学界者尚有：宋金时期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刊于金贞 壬午，即南宋宁宗嘉定十五年)，明刘寅《武经直解》(撰成于洪武三十一年，初刊于成化二十二年)，明李贽《孙子参同》(实为《武经七书》的重组)，清康熙间朱墉撰《武经七书汇解》等。
约北宋哲宗至徽宗年间，吉天保辑刊《十家孙子会注》，收曹操、李筌、杜牧等十一家注文。这就是兵学界流传甚广的《十一家注孙子》或《孙子十家注》。其影响较大的刊本有：南宋孝宗时刊《十一家注孙子》，明刊《道藏》本《孙子注解》，谈恺本《孙子集注》，黄邦彦本《孙子集注》，清孙星衍所刊《孙子十家注》等。
另外，在《武经七书》及《十家注》行世之后，仍然以单独注解《孙子》十三篇而产生较大影响者，尚有明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等。
四、其他兵学撰著
中国古代的兵学撰著，无不以《孙子兵法》为纲目，为指导，为灵魂。再叙下列数例：
(一)杜佑《通典·兵典》
杜佑，字君卿，中唐名相。所撰《通典》二百卷，计分九门，其中的“《兵》十五卷”，又通称《兵典》，或《通典·兵部》。
《兵典》计分《叙兵》、《收众》、《选择》等十五卷。卷内细目，计列135目。其内容大致是以小目为题，依类相从，集录历代兵学撰著的有关论述。故其书虽系资料的汇集，却也很想自成系统，从“兵”的性质、军队编制、制胜谋略、士卒赏罚、地形水草、气候杂占等，应有尽有。而其书的纲领、眉目，十分明确、十分自觉地以《孙子兵法》为指导。其卷首《兵序》云：“语有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今辄捃摭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庶披卷足见成败在斯矣。”(《通典》卷一百四十八，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782页)
由此可见，杜佑是以《孙子》十三篇来统领全书的。
(二)李筌《太白阴经》
李筌，约生活于唐玄宗至唐代宗时代。曾撰《阃外春秋》十卷，述录了前代的实战经验。又有“注《孙子》”之作，“以魏武所解多误，约历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其书今存《孙子十家注》中，为“十家”中颇有特色的一家。
《太白阴经》，为李筌自撰的兵书。全书十卷，九十九篇。卷名依次为《人谋》上、下，《杂仪》、《战具》、《预备》、《阵图》、《祭文、捷书、药方》、《杂占》、《遁甲》、《杂式》。另有《进〈太白阴经〉表》及序文各一篇。李筌自称：“人谋筹策，攻城器械，屯田、战马，营垒阵图，括囊无遗，秋毫必录。其阴阳天道，风云向背，虽远人事，亦存而不忘。小及锥刀，大至城堡，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三军。”(《进〈太白阴经〉表》，见《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册，第431页，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版)若能用其书，“虽桴鼓之吏，厮养之卒，亦可为万人之将”。此书撰成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其时正值安史之乱，李筌“虽坐偏裨之职”，却“未展纵横之谋”。
此书卷三《杂仪》之下，均为具体编制、战具、阵图、杂占等事宜，连相关的“药方”都已备载。其《人谋》二卷，则较为集中地叙说了战略筹策。该书论说虽自成系统，然关键处，则时时援引《孙子》十三篇为依据。如：
故兵有百战百胜之术，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夫太上用计谋，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战伐。(《人谋上·术有阴谋》)
这是述录的《孙子·谋攻》。
兵不法天，不可动；师不则地，不可行；征伐不和于人，不可成。天赞其时，地资其财，人定其谋。
静见其阳，动察其阴，先观其迹，后知其心。所谓胜兵者，先胜而后求战；败兵者，先战而后求胜。故曰：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矣；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矣。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以此观之，胜负见矣。(《人谋下·庙胜》)
这是述引《孙子》的《计》篇与《形》篇。
故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理，譬如骄子，不可用也。是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人谋下·子卒》)
这乃是述录的《孙子·地形》。
另外，其《人谋下·地势篇》实际述录的是《孙子·九地》，《人谋下·攻守篇》引录《孙子·虚实》等。其个别语句的引述，也时有所见。
可见，李筌《太白阴经》虽以大量具体器制、图文、杂占、遁甲等形成自己的特色，然其战略大计，即《人谋》上、下诸篇，仍以《孙子》为“蓝本”或依托，其基本思路未跳出“十三篇”的大范畴。
(三)许洞《虎钤经》
此书为北宋初年的兵学名著。许洞，字洞天，《虎钤经》作于其隐居之时。
《虎钤经》一书，明确表示以《孙子兵法》为指导。其序说：“自古兵法多矣。然《孙子》之法奥而精，使学者难于晓用；诸家之法肤而浅，或用者丧于师律。浅深长短，迭为表里，酌中之理，诚难得焉。又观李筌所著《太白阴经》，论心术则秘而不言，谈阴阳则散而不备。以是观之，诚非具美。臣今上采孙子、李筌之要，明演其术；下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或作于己见，或述于古人，名曰《虎钤经》。”(《中国兵书集成》第六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2年版)
其书内容，大致如此。虽为“书生论兵”，“缺乏实战经验”，但颇有精到之论，因此为后人称道。
(四)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戚继光，明代抗倭名将，以治军、练兵著称于史。所撰《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既是戚继光训练军队的实际教材，又是其治军经验的记录与总结。其书从《束伍》、《耳目》、《手足》、《营阵》，到《实战》、《胆气》、《守哨》、《练将》等篇(依十四卷本《纪效新书》所列)，均十分具体、细致，具有极强的操作性。而戚继光撰写此书，其目标就是为孙武的精微“纲领”，撰写“下手详细节目”。《纪效新书》自序说：“愚尝读孙武书，叹曰：‘兵法其武库乎？用兵者其取诸库之器乎!兵法其药肆乎？用兵者其取肆之材乎!’及读诸将传，又悟曰：‘此固善握器而妙用材者乎!学者欲求下手着实，工夫之门，莫逾于此。’数年间，予承乏浙东，乃知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下学者何由以措？于是乃集所练士卒条目，自选畎亩民丁，以至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以诲诸三军俾习焉。”(《中国兵书集成》第十八册)可见，他撰著其书，就是为孙武之法制定“下手详细节目”的。孙武之书，正是其“纲领精微”之所在。
(五)其他
曾公亮、丁度所编《武经总要》，从框架大旨，到卷、篇标题，均多取自《孙子》十三篇。其《后集》之前十五卷《故事》是述录历史旧事的，撰者用了180个小标题分类编排，如“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师”、“用间”、“避锐”、“半济可击”、“穷寇勿逼”、“佯北勿从”等标题，皆取自《孙子》。
而附于《武经总要》之末的《百战奇法》，又称《百战奇略》，其所列百题，也绝大部分出自《孙子》。正如李赞序中所言：“其命名立法多出《孙武子》、《武经七书》，盖以《孙子》为经，《百法》若传。每法既其所以，复引古将帅所行之有合者证之，可谓极用兵之妙，在兵家视之，若无余策矣。”(《中国兵书集成》第五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版)近人对其条目做了更为精确的统计：“书中描述的100条军事原则，其中有56条是对孙武提出的概念的解释，34条包含孙武提出的概念的成分……只有10条所包含的思想是《孙子兵法》中找不到的。”(《孙子探胜》，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张预《十七史百将传》，在序中说：“臣尝读杜牧《注孙子序》，至其所谓‘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圜直，系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丸不能出于盘也’。臣始谓此言‘非至论’，及观历代史书，上下千余载间，将兵者所以成，所以败，莫不与武之书相符契。由是乃以牧之言为信然。臣因择古之所谓良将者，得百人，以其传集成一书，分为十卷。……传取数事，先以《孙子兵法》题其后，次以行事合之，参校其得失。学者观此，不独简而易习，明而易晓，抑亦知孙子之书不为空言，而古之贤将所以成立功名者，岂无法哉!”(《中国兵书集成》第九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1年版)明确表示以《孙子兵法》为纲领，且以历代战将的成败，与《孙子》之言相印证。
明人茅元仪撰《武备志》二百四十卷，在《兵诀评》中称：“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十七册)这一论断，实为一次历史性总结。中国兵学发展的全部历程，可以视为《孙子兵法》(或“孙子兵学”)的准备、形成，及其拓展、延伸、深化、细化，以及在实战中的应用。中国兵学，就是孙子兵学；孙子兵学，就是中国兵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