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概况

自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8年间，战争在中国大地上始终未绝。民国初年的讨袁战争和此后的北伐战争，以及军阀混战，中期的日本入侵及全民抗战，末期的人民解放战争，还有在此期间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战争最为频发的年代之一。战争使民众蒙受灾难，同时也带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批新式武器应运而生，对传统军事理论提出了挑战，促使人们对与此相适应的军事理论的探寻。于是，大量西方资产阶级军事著作被介绍到中国。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正是在中国传统兵学思想和西方现代军事理论的碰撞中获得发展。尽管由于战乱，生活条件和著述、出版条件极为困难，但仍然有数量可观的有关《孙子兵法》著作问世。据统计，民国时期已知出版的《孙子兵法》著作近八十种，尚不包括大量影复排印的明清刊本。不仅如此，在《孙子》书的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过去单一的训字解词、文义解说，发展到对孙子军事原理原则的系统阐发和哲学思想的揭示，特别在《孙子兵法》实际应用方面，成果尤为突出，成为《孙子兵法》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孙子学”的终结和孙子研究新时代的开始，《孙子兵法》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民国时期《孙子兵法》研究，突出者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释内容、形式有新突破
如何看待《孙子兵法》在近现代的适用性，将产生于冷兵器时代的兵书运用到近现代战争中，这是民国时期研究《孙子兵法》首先遇到的问题。对此，多数研究者认为“战术虽有新旧，战理固无古今，孙子乃论理而入深微者，此其所以历百世而莫能易也”(刘文《孙子释证·述旨》)，确认《孙子兵法》在火器时代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强调“研究《孙子》，不是要为祖先歌功颂德，也不是要拿来当作偶像一样的顶礼膜拜，而是要从中探讨出至今不易的战争原则来，刷新而说明之”(陈华元《孙子新诠·自序》)，为此提出了“使孙子现代化”(《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的口号。基于这种认识，民国时期多数《孙子》书作者，积极探寻适合近现代读者需要的著述内容和形式。
首先，他们一改只重视对《孙子》字词校勘注释的传统做法，而突出对孙子军事思想的阐述，并大量引用近现代战例史实和西方军事理论加以说明，出现了像《孙子浅说》(蒋方震、刘邦骥合著，1915年排印本)、《孙子与现代》(许有成著，1932年杭州健社出版)、《孙子兵法新诠》(叶慕然著，1936年广州美华书店出版)、《孙子兵法古今释例》(周传铭著，1936年济南五三美术印刷社出版)、《孙子章句训义》(钱基博著，1939年精忠柏石室排印本)、《孙子新诠》(陈华元著，1940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等一批著作。如《孙子浅说》一书，将各篇篇题，用近代军事理论阐释，将《计》篇冠以“论军政与主德之关系”、《作战》篇冠以“论军政与财政之关系”等，并首创分段注释、按节解说的新体例，多为后世所袭用。再如《孙子章句训义》，在集古注精华的同时，又选取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有关言论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对《孙子》文义予以阐发说明。
其次，打破拘泥于一句一节的注释旧体例，揭示孙子军事思想体系，对《孙子兵法》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提炼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孙子军事原理原则。如《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萧天石著，1942年成都大江出版社出版)一书，将孙子的战争指导理论概括为国家指导原则、政治战指导原则、经济战指导原则、外交战指导原则、精神战指导原则、间谍战指导原则，以及先知、目的、计划、安全、速战速决、歼灭战、包围战、统御和任将等30个方面，并认为孙子的这些原则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兵学理论体系。再如《孙子兵法哲理研究》(公羊寿著，1933年上海国光印书局出版)，作者以近代军事理论，将十三篇相关内容按定谋、命将、出师、审形、窥势、料敌、接战、攻守、因敌和用计等10个方面，重新进行组合，系统论述《孙子兵法》的兵学体系，并强调这10个方面是孙子战争论的骨架，它们所涉及的都是一般的战争原理，具有超越时空的特征。此外，像《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郭化若著，1944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李浴日著，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孙武子》(杨杰著，1944年重庆胜利出版公司出版)、《孙子兵法与现代战争》(徐庆誉著，1942年湖南西南日报社出版)等著述，对孙子的军事思想都作了系统的论述，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再次，“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白话文和新式标点，也为注释《孙子兵法》提供了宜于广大读者接受的表现形式。此间众多《孙子》译注者转而采用白话译注《孙子兵法》，从而把《孙子》从学者书斋中解放出来，成为普通民众和士兵的读物，为普及《孙子兵法》创造了条件。如叶玉麟译《白话译解孙子兵法》(1936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在清孙星衍校《孙子十家注》一书基础上，将各篇原文采用不分段的直译方式译成现代白话，通俗流畅、简练，开白话译注《孙子兵法》之先河。此书注译形式，多为后来注家所仿效。再如，袁韬壶著《新式标点孙子十家注》(1926年上海扫叶山房出版)，采用现代标点符号法，对传本《孙子十家注》全书进行标点，并对书名、人名等加标符号，引征文字用引号标明，从而使全书清晰醒目，标点完整统一，较之早期只作断句的排印本更适合现代人阅读。为了更好地揭示《孙子》内涵，适应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有些《孙子》书在著述形式上还进行了创新改造，使注释《孙子》的样式丰富多彩。例如，《孙子表释》(徐容溥著，1940年军学编译社出版)，将十三篇每篇内容编制成图表，“选辑每篇之精要，注以适新之纪述，编组成表，以免役于文墨而资探其奥谛”(见该书《著释例述》)。此书首创用图表注释《孙子》的新形式，因其具有简洁直观、重点突出、便于记忆等优点，不仅在民国时期多为他书所仿效，如《孙子选注》(王明长著，1942年蓬莱文化服务社出版)所附“十三篇表解”、《孙子兵法新检讨》(吴鹤云著，1940年江西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出版)和《运用孙子兵法新义》(饶中文著，1947年星星印书局出版)的每篇附表等，而且至今仍在一些《孙子》著述中被采用。此期出现的另一种著述形式，是用战例史实注解《孙子》。始见于支伟成编《孙子兵法史证》(1926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一书。虽然此书所选战例均辑自《孙子十家注》，但专门用战例注释《孙子》者尚属首创。以后出版的《孙子兵法古今释例》(周传铭著，1936年济南五三美术印刷社印本)一书，在此基础上，引用古今中外战例，对孙子原理原则详加分析，更易读者领会。因其具有以史鉴今的作用，至今仍是注释《孙子》者乐于采用的形式之一。
二、注重《孙子兵法》的实际应用
民国时期由于战争频仍，孙子研究多以指导现实生活为宗旨，注重实际的运用，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了军事斗争的需要，各派力量都重视《孙子兵法》，把讲授《孙子兵法》列为讲武堂、军事学校的必修课程。民国初年刊印的蒋方震、刘邦骥合撰《孙子浅说》，即以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颁之学校，专立为科”(《孙子浅说·徐世昌序》)，作为训练军官的教材。以后此书又收入经“陆海军大元帅”鉴定、由军学编辑局编印的《军学丛编》内。此间军队重视《孙子兵法》的程度，可以从《苏氏孙子注解》(苏荫森注解，1924年武学书局出版)陈光中所写的序中窥其一斑。陈光中以其从军数十年的亲身体验向部下推荐《孙子兵法》，他说：“平时之治军，战时之应敌，一以孙子为圭臬，辄能以少胜多，化险为夷，愈觉孙子之言，近而可守，简而易操，躬行之而立有效，其有裨于实用者。……印刷若干册，分发各团营连长，按时诵用，俾知有轨辙可循。”除军事以外，或为应付“世界竞争”潮流而著述者，如《评注孙子读本》(陈和祥著，1926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或为富国强兵“怀匹夫有责之义”而著述者，如《孙子兵法史证》，都反映了人们对《孙子兵法》的渴求及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为配合全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一批直接用于抗战的《孙子兵法》著作相继出现。如《孙子与现代》出版之时，正值“一·二八”淞沪抗战之际，作者在该书卷首自题《拔剑起舞图》，在书中插页警语：“毋忘‘一二八’，誓雪国耻，东北不保，中原无宁日，领土主权，亟起收复。”在《自序》中称：“今也，强寇日逼，祸患日深，正可出而问世，用以造成高尚之将才，作打倒帝国主义者之工具，此余急欲刊印是书之本旨也。”再如，《以孙子兵法证明日本必败》(李则芬著，1939年生活书店出版)一书，针对抗战时局，运用孙子军事原则，分析中日双方战场形势，论证日本侵华“在《孙子兵法》中找不出日军胜利的条件”，并由此断定“日军败亡的前途”是注定了的。此书出版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李浴日在其撰写的《从孙子兵法分析敌人进犯粤北的溃败》(在《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内)一文中，用孙子军事思想对国民党战区对日作战取得的粤北大捷，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导致日军溃败的原因，在于“将军骄横，不知己彼，计划错误，地形困厄”等，并指出：“孙子铁一般的原理原则，在这次大战中同样闪耀着它的光辉。”作者运用《孙子兵法》分析抗战形势，无疑对指导抗日战争多有助益。这期间以抗战为目的而出版的著作还有：朱怀冰著《读孙子十三篇阵中笺释》(1939年重庆青年书店出版)，该书作于前线，故有“阵中笺释”之说，书中引用大量抗战实例，阐释孙子思想，用以指导军事行动。韩一青著《孙子兵法十三篇浅释》(1939年大东书局出版)，此书卷首题岳飞《满江红》词，在序言中作者大声疾呼：“我华这次被日本侵略……人人都当充任斗士。可是军事知识也当人人具备，才可和敌人疆场相见，因取孙子十三篇加以浅释。”冯家勋著《新译孙子兵法》(1941年军民书店出版)，作者撰写此书意在普及孙子军事思想，以适应抗战的需要，故书中很少注释，译文也很简单，惟重视对孙子原理原则的引导和领会，使读者把握《孙子兵法》精髓，以利运用。作者在题为《献给中华民族勇士及全国民众，迎接胜利年》的附言中，引用孙子言论，揭露日军侵华伎俩，号召民众“手执胜利之旗”去打败敌人。利用《孙子兵法》动员民众投身抗战，成为这个时期政治宣传的内容之一。如，利用广播电台讲解《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要义》，载《广播周报》1937年第129、140、141期)，提醒人们“今之中国，乃在雪耻图强之秋，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同时指出，“时代战法虽殊，而攻守目的仍不出孙子……以今日吾国情势，设为与假想敌之对立，应如何谋划？如何备战？如何攻守？如何制胜？概用《孙子兵法》”。特别强调《孙子兵法》在抗战中的作用，针对性很强。
《孙子兵法》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同时，不少注家从《孙子兵法》舍事言理的特征中，看到了它的通用性，出现了将《孙子兵法》向其他领域扩展的趋势，认为《孙子兵法》“不但可作为古代兵书读，且可作为现代之战略战术读”，可作为政治哲理、政略宝典、治国经义、外交原则来读(《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凡例》)。“《孙子兵法》不仅是军事学，也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在现时代是人们所必修的一门学科”(《孙子浅说补解·序》)。出现了在非军事领域借鉴运用《孙子兵法》的专著--《从孙子兵法到做事的方法》(张廷灏著，1945年重庆中周出版社出版)。作者根据本人对《孙子兵法》的理解和对社会的体验，认为“十三篇中揭示的许多原理，固然是就当时的战争而言，但何尝不能用于政治、外交、社会、处事和其他含有竞争性的各种比赛？”(见该书《导言》)根据这一想法，作者尝试将孙子有关自强、先知、秘密、诡变、统御、组织等用兵原则与人们生活中的做事结合起来，并较好地了解决了借鉴移植中遇到的问题。如对孙子“诡道”原理，作者从人际关系与军事斗争性质的不同性，和孔子、老子对人生的态度，将“诡道”解释为人们在做事中一种灵活变通的做法。如此处理，既不失孙子原意，又使孙子思想在借鉴运用中得到升华，较好地解决了军事斗争与社会生活两种不同性质矛盾的结合问题，至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尽管此书尚存在许多不足，但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
三、军政高官重视参与
民国时期战事不断，各个政治集团都极力寻求战争制胜之道，因此《孙子兵法》备受重视。军政要员不但自己带头学习研究，身体力行，而且大力倡导，要求部属也这样做，出现了自上而下大规模研读《孙子兵法》的热潮。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袁世凯下令解说《孙子兵法》，并以政府名义出版了《孙子浅说》(蒋方震、刘邦骥合撰)，将其“尊为兵经，列之学宫。布告海内，使莘莘学子家弦户诵”(《孙子浅说·呈文》)。时任北洋政府国务卿的徐世昌在为《浅说》所作的序中，称“此书(指《孙子兵法》)有功于吾国甚伟，虽名之曰《孙子兵经》，盖亦未尝不可……医国之方，其在是欤”。此后此书又被收入《军学丛编》一书，下发部队作为军官的必读书籍。继之，北洋政府临时执政(大总统)段祺瑞不但为《苏氏孙子注解》题词“大将心机”，并且为之“校正”，吴佩孚为此书作序。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蒋介石对《孙子兵法》更是推崇，不但“指定《孙子》、《吴子》、《六韬》为军事学校专习必修之课”，而且在讲话和文章中常引用孙子言论以为经典。他在庐山军训会议讲话时说：“我们中国两三千年以前的《孙子》和《孙吴兵略问答》这类书，到现在还是同样的有价值，并且意义亦与日俱新。”并认为《孙子兵法》中“所讲的东西，有很多就是现在外国人最新最进步的战术原则”(《孙子兵法精义·代序》)。在国民党军政要员中也不乏注释《孙子》者。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何键，亲自手抄眉批《孙子选注》(夏寿田撰)，并在序中称《孙子兵法》“犹食之解饥，衣之御寒”，“其词简而旨远，绎之而长，味之而隽，正而能奇，奇不失正，予心好之。初以为治兵之典，又以为驭事之则，资之可以立身，运之可以为政”。民国著名军事家、曾任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将军，为使更多的人“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孙武子·编辑旨趣》)，不以大家撰写小册子而不为，欣然参与编写通俗读物《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写成《孙武子》一书，对孙子的生平和思想做全面的介绍，被誉为“国内以通俗文字阐扬兵学始祖孙子学说之第一人”(引自《孙武子》书前作者小传)。民国间《孙子兵法》的广泛影响，使得为《孙子》著作题签书名、撰写序跋一时成为时尚，军队将领、社会名流纷纷为之。如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为《新注孙子兵法直讲》(齐廉新注，1935年军学编译社出版)题签书名，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孙子与现代》一书题字，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为《孙子兵法新检讨》作序，湖南省政府主席陈诚为《从孙子兵法证明日本必败》手书作序，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国民党上层人物对《孙子兵法》的推崇与重视。
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也非常重视《孙子兵法》。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接触《孙子兵法》，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的读书笔记，就有记述和发挥《孙子兵法》的内容。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外军事理论，在搜集资料时，曾两次指示索求《孙子兵法》一书，如1936年10月22日致叶剑英、刘鼎的信中，即明确提出，“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买一部《孙子兵法》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1页)。与此同时，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颖精辟的见解。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2页)把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上升到“孙子的规律”，“仍是科学的真理”(《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0页)，给予高度评价。据统计，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直接引用《孙子兵法》文句就有七处，至于大量的间接引用和发挥则难以数计。
毛泽东不但自己研究《孙子兵法》，同时还是抗日根据地学习《孙子兵法》的发起人。1939年，毛泽东根据当时全国抗战形势，提出要学习古兵法，并把注释兵法的任务交给郭化若，同时就如何研读《孙子兵法》提出具体意见。毛泽东当时指示郭化若“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它”。“要深刻地研究孙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哲学思想以及包括孙子以前的兵学思想，然后对《孙子兵法》本身作研究，才能深刻理解《孙子兵法》”(《郭化若回忆录》)。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郭化若写出《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一文，首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孙子兵法》进行系统论述，开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孙子兵法》之先河，为准确揭示孙子思想和普及《孙子兵法》作出了贡献。
人民军队其他高级将领，如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也都对《孙子兵法》有深入的研究，并在各自的军事活动中充分利用。这些可以从以下记述他们的文章或传记中的只言片语得到印证。如叶剑英，“考入云南讲武堂……学校功课很多，时间很紧，叶剑英在课外还是抽时间看了不少书，如《孙子兵法》、《岳飞传》等”(引自《叶剑英光辉的一生》)。陈毅，“在课外阅读的书籍除《资治通鉴》外，还有《孙子》、《吴子》、《六韬》和《三略》等，并且把这些书借给他的同学看”(引自《从书生到将军的陈毅》)。如彭德怀，“从随身带的文件包里掏出《孙子兵法》，在淡淡的烛光下研读”(引自《彭德怀评传》)。如林彪，“引用《孙子兵法》上的话，对大家说：‘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山海关一战势在必打，我主要管军事，这是最急迫的”(引自《林彪的这一生》)。被誉为“论兵新孙吴”(陈毅诗，载《元帅交往实录》)的刘伯承对《孙子兵法》研究最为精深。刘伯承不但熟读《孙子兵法》，而且能背诵全文，在实战中运用孙子谋略克敌制胜，屡建奇功。如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指挥129师在山西省平定县七亘村三天之内两次设伏，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刘伯承在总结这次战斗时，依据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军事原则指出，此次“重叠设伏”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摸透了日军的脾气。日军为了完成作战任务，往往“记吃不记打”，所以才连连上当被动挨打。
四、研究领域拓展扩大
其一，首启翻译日本《孙子》书之风。
明清以前的中日两国《孙子兵法》交流，多以输出中国著作为主，少量影复的日本著作也大多以训点汉籍的形式出现。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大力倡导西学，受其影响，《孙子兵法》的研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研究成果明显超过了中国。因此，翻译介绍日本近代《孙子兵法》著作，成为民国时期孙子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最先进行这项工作的是来伟良和孔蔼如，他们合作翻译了日本人阿多俊介著《孙子之新研究》(1931年南京共和书局出版)，此书不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日本传统著述方式不同，代表了日本近代孙子研究的方向和水平。李浴日编著的《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则综合反映了日本的研究成果。在这本书中，作者大量编译日本北村佳逸著《孙子解说》、大场弥平著《孙子兵法》、尾川敬二著《孙子论讲》、福本椿水著《孙子训注》等十余部著作，摄取各书精华，益以个人研究心得，并引用英国贾尔斯等人的言论，汇辑众说，给《孙子兵法》以新解释。外国人对孙子的高度评价和《孙子兵法》的世界影响，为民国的《孙子兵法》研究注入了活力。
其二，出版英文版《孙子兵法》译本。
民国间出版了两种英汉对照文本《孙子兵法》，这也是自古以来孙子研究中从未涉及的领域。这两本书，一种是重庆南方印书馆1945年出版的英国贾尔斯译《孙子兵法》。此书在贾尔斯所译英文基础上，配以相应的中文，以供读者英汉对照阅读。另一种是郑　(麟)编译的由上海世界书局于1946年出版的《英译先秦群经诸子丛书·孙子兵法》。此书以杨家骆北泉山馆孙星衍校《孙子十家注》为工作底本，将《孙子兵法》全文翻译成英文，并纠正贾尔斯译本的不足。此书也是首次由中国人将《孙子兵法》翻译成外国文字的著作，不论对《孙子兵法》原文的校勘，还是译文的翻译，都好于贾尔斯译本。
其三，提出孙子的哲学思想。
关于《孙子兵法》中蕴涵的军事哲学思想，是孙中山最早提出来的，他指出：“二千多年前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的战理，由于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孙中山选集》下册，第672页)在孙中山这一思想的启发下，此期的一些《孙子兵法》著述，或多或少都有对孙子哲学思想的表述。例如，《孙子兵法哲理研究》(公羊寿著，1933年上海国光印书局出版)一书，虽未就孙子哲学思想展开讨论，但作者认为，“《孙子兵法》实为我国军事哲学之书”。而《孙子兵学评论》一文作者樱铁郎则进一步把孙子称作“古代之封建的哲学者”，认为“孙子所谓利中有害，害中有利，实生虚，虚生实，利害无限的相交，虚实无限的相生等等，为其根本思想，即各在矛盾之发展中而被发现，各在矛盾之发展中而被捕捉，在此处的哲学有其特点”。并指出“孙子用兵的方法，正是黑格尔正-反-合的三段辩证法”。从中可以看出樱氏对孙子哲学思想已有一定的认识。在以后出版的《孙子浅说补解》一书中，作者专设《孙子的社会背景及其哲学》节，对孙子哲学思想进行了讨论。认为，“孙子的方法--方法论--是辩证法，孙子的价值标准--实践哲学”，并指出正是由于《孙子兵法》“与宇宙万物进化的法则相符合的，是一种辩证的方法”，才使《孙子兵法》历千年而不衰。但是，由于这些著述仍侧重于对《孙子兵法》原文的注释训解，因此，对孙子哲学思想的研究尚停留在提出问题的阶段。
对孙子哲学思想揭示最为深刻，贡献最大的是毛泽东。他高度评价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孙子的规律”，“科学的真理”，并告诫人们“不要看轻这句话”。毛泽东正确揭示孙子的知行观，为孙子哲学思想研究指明了方向。郭化若依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孙子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他1939年为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所作的报告提纲(即《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中，专辟《〈孙子兵法〉中唯物辩证法的因素》一节，从七个方面较为系统地概括了《孙子兵法》包含的哲学思想，得出“《孙子兵法》在基本上是唯物辩证法战争论，但是朴素的，并带有某些观念论与机械论的观点”，明确提出孙子的军事思想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所以才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郭化若这篇文章以唯物论的观点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孙子哲学思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以后的孙子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子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也以此成为第一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研究《孙子兵法》的学者。
民国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造成物资匮乏，特别是印刷出版条件极为困难。因此，已出版的《孙子兵法》著作，不仅印量小、质量差，而且保存下来的也不多，所以，广泛搜集、加强保护这批《孙子兵法》著作，成为孙子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