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廷罗《兵镜》
一称《兵法全书》，初刊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计十六卷：《孙子集注》一卷，《兵镜或问》二卷，《兵镜备考》十三卷。
邓廷罗，字叔奇，号偶樵，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人。顺治拔贡，官至湖广荆南道员(时俗称“道员”为“观察”，故人多称“邓观察”)。“偶樵世为江南大族，自其先人以来，家多藏书，交友多天下奇士。江南俗柔缓，而偶樵独慷慨倜傥，以气自豪。居常落落有大志，语及古人奇节伟行，非常可喜之功，辄扬扬眉宇间，若将庶几遇之。”(周于漆《兵镜序》，见雍正补版《兵法全书》)邓氏以儒行名扬天下，也颇有“王佐之才”，尝奉命视师闽海，遇贼，“偶樵仓卒修战具，料丁壮，带剑登陴，执枹鼓督战士，士呼声动天，无不一以当十，诸将人人震恐”（同上书）。竟破贼�
瓿撬廷罗读书，“耻事章名”，然“自《六经》、《三传》、诸子、《国策》、《史》、《汉》，以至唐、宋大家，腳谎凸嶂腹椋彡倭臁保ɡ钐祓ァ侗敌颉罚R虼耍侗怠芬怀觯钍苁比送浦亍D诟笱砍峦⒕次颍骸暗斯鄄炫奸灾侗怠肥槌桑嗟迷⒛垦伞R蚋┒迹龆驹唬捍笤眨弁踅嘀ㄓ叨沤癯砂艿檬е忠玻 保ǔ峦⒕础侗怠沸颍端镒蛹伞返谑幔 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其书在有清一代，先后印行六七次。
对于《兵镜》的撰写，邓氏在《凡例》中分四项加以说明：
其一，章句。邓氏认为：“《孙子》一书，自《始计》以迄《用间》，如同条，如共贯，原始要终，层次井井，十三篇如一篇也。至一篇之中，节有旨，句有义，亦靡不纲举目张，主宾互见。”然历代注家，常有鲁鱼豕亥之讹，相沿而愈乱，邓氏乃“章句段落，一轨于度，复者删之，淆者正之，务使深浅虚实，明白易晓”(见《孙子集成》第十二册，齐鲁书社1993年版)。故其书对《孙子》本文，从篇目次序、名称，到章节字句，均有所调整。如《作战》、《谋攻》位置互易，《九变》改称《军变》等，自成一家系统。
其二，注释。邓氏认为，注《孙子》者虽有数十家之多，然能“条分缕晰(析)，画然成一家言者”，尚“未之概见”，邓氏“仿紫阳(朱熹)经书体裁，于每篇，序次以见大意；于每节，总括以别源流；于每句，逐字音释，以详训治。凡前人嘉言懿行，中合古法者，另标之圈外，纲以系要，纪以识详，使学者得以参观互考焉”。
其三，备考。邓氏认为，“救乱如救病，用兵犹用药，善医者因症立方，善兵者因敌设法”。而《孙子》十三篇就是“治病之方”，古今帝王将相的战功往迹，就是“名医之案”。以“名医之案”证“治病之方”，自可“神而明之”。
其四，或问，即设问。由于古今用兵之事，“或时同法异，或事异法同；固宜切墨以引绳，亦难胶柱而鼓瑟”。因此邓氏将“历代帝王将相，庙谟胜算，文德武功，事迹相反、名义相类者，设为问答，使之相提并论，以考其得失，于同处求异，于异处求同，务期诸家之是非离合，与历代之成败兴亡，合契同符”。该卷以“王霸”、“天人”、“内外”、“文武”、“人势”、“道法”等分别为题，逐一讨论了相关事例的得失。(参见《孙子集成》第十二册，齐鲁书社1993年版)
上列四项，“章句”“注释”合为一体，成《孙子集注》一卷，“备考”“或问”则各自为书。而四者则相辅相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孙子》兵学的有关问题。全书浑然一体，思虑博大且细密。邓廷罗自言，《孙子》十三篇“可为韬钤士之金科玉律矣”(《兵镜》自序)。而《兵镜》之作，实畅通“十三篇”的蕴奥。唯此书对《孙子》本文内容的整理，多依义理而定，有主观武断之嫌。
今存《兵镜》刻本，仍以康熙十八年(1679年)初刊最优，现藏于上海图书馆。1993年齐鲁书社所出《孙子集成》，其第十二、十三册，以两册的篇幅影刊了此书。
二、朱墉《武经七书汇解》
初刊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第一卷为《孙子》。后有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朱墉自序刊本。
朱墉，字鹿冈，青溪(今江苏省江宁县东北)人。约生活于康熙时代。朱墉治学，文武兼综。他在《汇解》序中写道：“余观文武两途，如阴阳之不可相无也。第文为阳而主乎春夏，武为阴而主乎秋冬。发生者尚仁，肃杀者尚义，故孔子删《诗》《书》而赞乾元，老氏则论道德而崇清净。孟子、荀卿专本尼山，庄、列、申、韩惟师柱下。盖虚无流为刑名，刑名流为兵律，分轨殊趋，各有旨归矣。”(《中国兵书集成》第四十二册，第1-3页，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2年版)对于《武经七书》，朱墉十分推崇，认为“武士得其一二，足以建立奇勋”。然而“冥悟可以求上哲，而不可以期中庸。读书而怀疑，如蒙瞽之愦愦于途，何如揭日月于中天乎!余故从而订之，疏解有浅深，汇集有先后，既统括其大纲，更纂序其神吻，必使无义不彻而止。”(同上书，第6-7页)朱墉对此书用力甚笃，卷首列“引用书目”85种，“注释前贤”83家，不但兵学诸家尽收无遗，且广采儒家经史典籍。前此所出“直解”、“汇解”、“开宗”、“通义”、“全旨”、“纂序”等形式，也尽列其中，可谓集前人之大成。光绪二年(1876年)国英据康熙三十九年朱墉自序刊本重新勘订是书，并附以己见，刊板行世。重刊此书时写道：“此书所采至八十五种，可谓赅而博矣。夫历代谈兵之书最多，然皆以《七书》为宗。鹿冈复汇众说而解之，其阐发尤为美备。”(国英《重刊武经汇解总序》，见《中国兵书集成》第四十二册，第14-15页，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2年版)因此其书出版后，深受武学诸生欢迎。
解放军出版社与辽沈书社近出《中国兵书集成》第四十二、四十三册，据以影印。
三、孙星衍《孙子注》、毕以 《孙子叙录》
(一)孙星衍《孙子注》
也称《孙子十家注》。孙星衍、吴人骥同校，初刊于嘉庆二年(1797年)。吴人骥生平不详。
孙星衍，字渊如，阳湖(今江苏省武进县)人。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卒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是乾嘉时代著名经学家、校勘学家、金石学家。少年时曾以诗作被袁枚誉为“天下奇才”，并与之成为忘年之交。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以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校理”(见《清史稿·孙星衍传》)。星衍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皆必通其义。所撰《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九卷，为清人治经之力作，颇负盛名。另有《周易集解》十卷等。星衍既博览群书，勤于著述，“又好聚书，闻人家藏有善本，借钞无虚日”(见《清史稿·孙星衍传》)。曾先后以其自身撰著，及所收藏、校勘的古籍善本，刻印《岱南阁丛书》二十种、《平津馆丛书》四十二种。孙星衍所刊《孙子注》，即为所刊丛书的一种。
关于此书的校理，孙星衍在《孙子兵法序》中写道：
此本十五卷，为宋吉天保所集，见宋《艺文志》，称《十家会注》。十家者，一魏武，二梁孟氏，三唐李筌，四杜牧，五陈 ，六贾林，七宋梅圣俞，八王哲()，九何延锡，七张预也。书中或改曹公为曹操，或以孟氏置唐人之后，或不知何延锡之名称为何氏，或多出杜佑而置在其孙杜牧之后，吉天保之不深究此书可知。今皆校勘更正。(《孙子集成》第十五册，第4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
星衍所勘正者，一是改“曹操”为“曹公”；二是置“孟氏”于唐人之前，置“杜佑”于李筌、杜牧之前，从而形成了“曹公、孟氏、杜佑、李筌、杜牧、陈 、贾林、梅尧臣、王皙、何氏、张预”这样重新排列的孙氏刊本的顺序；三是孙星衍又据《北堂书钞》、《通典》、《太平御览》等书，补充勘正了近三百条。这样，孙星衍所刊，就成了不同于宋、明各类刊本的一个全新的本子。由于孙星衍对该书用力颇深，校勘增补很多。因此其书一出，即受到了学界的欢迎，从清代中期到民国初年，先后以各种形式翻刻近三十次，成为此期《孙子兵法》流传的主要版本。其影响之大，几乎使宋、明时代的其他刊本濒于泯灭之境，直至《四部丛刊》影印谈恺本《孙子集注》和上海涵芬楼影印《道藏》本《孙子注解》，特别是1961年中华书局影刊《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方使《孙子十家注》的本来面貌再现于世。
关于孙氏刊本所据的底本，学界或由孙星衍序中言及“曩予游关中读华阴岳庙《道藏》”之语，称其所据为“华阴《道藏》”本；又以“华阴《道藏》”不同于“《正统道藏》”，从而产生了种种误解。查《道藏》所刊《孙子》，只有《孙子注解》一种，在《正统道藏》太清部(参见上章第二节)，此书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颁赐“西岳华山西岳庙”，故“华阴《道藏》”就是《正统道藏》。孙星衍刊《孙子注》所据为谈恺本《孙子集注》，尔后又以《道藏》本《孙子注解》参校。孙星衍在其书《行军篇》所加“校注”，即可确证其底本为谈恺刊本。
此书刊本甚多，主要有嘉庆二年(1797年)兖州观察署初刊本，后转入《岱南阁丛书》，故又称岱南阁本，咸丰五年(1855年)淡香斋木活字本，光绪三年(1877年)浙江书局《二十二子》本，光绪十年(1884年)皖城杨霖萱重刻本，以及近代《诸子集成》本、《四库备要》本等。
(二)毕以 《孙子叙录》
毕以 ，即毕亨，一名以田，字恬溪，文登(今山东省文登市)人。十五岁时，从戴震游学，与王念孙、段玉裁并称“戴氏三高徒”。四年后，学成归里。因爱崂山九水，乃自号九水，斋名也称“九水山房”。著述有《新刻十三经注疏》、《古文尚书经传释疑》、《九水山房文存》等，亦为乾嘉时代著名经学家。以 “精汉人古训之学，尤长于《书》。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多采亨说，每称以为经学无双”(《清史稿·孙星衍传》附《毕亨传》)。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举人，后曾任职江西一带。
毕氏所撰《孙子叙录》，附刊于孙星衍《孙子注》卷首。孙星衍在《孙子兵法序》中写道：“国家令甲以《孙子》校士，所传本或多错谬，当用古本是正其文。适吴念湖太守毕恬溪孝廉皆为此学，所得或过于予，遂刊一编，以课武士。”(《孙子集成》第十五册，第5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此即毕氏《孙子叙录》。
《叙录》不足13000字，然却是将《孙子兵法》散见于历史典籍及各种史料中的片言只语汇为一体的集大成者。《叙录》中引用书目达50种，汇辑了《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潜夫论》、《通典》、《太平御览》等，以及一些罕见典籍中的《孙子》资料，是辑录《孙子》佚文的第一家。在引录中，“作者加按语48处，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发人所未发之笃论，纠正十家注中的纰缪和刊印流传的错讹”(参见毕庶金、石业华《浅谈〈孙子叙录〉及其作者》，载《管子学刊》1994年第1期)。
毕氏关于《孙子十家注》诸多问题的看法，多同于孙星衍，也称“按今《孙子集注》本由华阴《道藏》录出，即宋吉天保所合十家注也”。据此，毕氏应有自己校理的《孙子十家注》存世。但毕氏的遗书，“在‘土改’时处理一宗，‘社教’时上交工作队销毁一宗，‘文革’中扫四旧，在阁楼尚有藏书数千卷，被一红卫兵在夹缝中窥见旧书一角，搜出付之一炬，自此荡然无存”(同上)。因此毕氏有关《孙子》之作，仅存此《叙录》。
四、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
(一)顾福棠《孙子集解》
该书刊于光绪庚子(1900年)，十三卷，前有阳湖恽祖翼序及顾氏自序。
顾福棠，原名成章，字咏植，武进(今江苏省武进县)人。作此书是有感于时局的困迫。其序说：“今天下海氛厉矣。非挟船坚炮利不能擅大洋之长，非习风涛沙线不能捷大洋之战。立五大洲之上，抚掌以观，雄莫雄于今，精莫精于今，诚从古未有之创局，昔人所不能逆料于今者也。”(《孙子集成》第十九册，第157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然而武器、装备的前进，不能把古兵法弃于一旁：“其地、其器今昔不同，原用兵之法与用兵之术，则无不同。”而孙武兵法，“悉举天下古今之兵说包括于其中，此诚千古兵家之祖、兵家之师也”。因此，“福棠蒿目时艰，不揣昧，爰据孙氏星衍所校《十家注》本，翦其繁芜，删其不切于经旨者，而取其义之精者，间附以鄙意，勒成一书(略宗颜氏师古注《汉书》之例)，名曰《集解》”(顾福棠《孙子集解》自序，见《孙子集成》第十九册，第158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
其书以孙星衍校《孙子十家注》为底本，删其繁杂不切现实之文，而补以近代切近现实的战例，其中包括欧美诸国的战例，如拿破仑远征埃及、北美独立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普法战争等；同时仍有大量的中国古代战例，可谓古今中外，汇于一体。在解说中，能具体结合近代的武器操作，因此时人读来，有亲切之感。这也是晚清时代人们试图以《孙子兵法》与近代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尝试。近出《孙子集成》第十九册，影刊其书。
(二)黄巩《孙子集注》
成书于光绪甲辰(1904年)，1914年由存几堂铅印。黄巩，字子固。湖南长沙人。黄巩认为：“孙子论兵，全在精神气志上振作。”而“今日本传西法，但示中人以步伐之粗，其精神作用，不使中人知之也。愚以为若进以《十三篇》之妙用，则神而明之，必更有出于西法之上者”(该书《例言》，见《孙子集成》第二十册，第13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其书虽晚于顾福棠之作，然远不如顾氏思路开阔。为《孙子兵法》划分了章节段落，似始于黄巩；其字句诠释校勘，虽有新说，然亦常拘于一己偏见。
第二节 著述举要
一、邓廷罗《兵镜》
一称《兵法全书》，初刊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计十六卷：《孙子集注》一卷，《兵镜或问》二卷，《兵镜备考》十三卷。
邓廷罗，字叔奇，号偶樵，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人。顺治拔贡，官至湖广荆南道员(时俗称“道员”为“观察”，故人多称“邓观察”)。“偶樵世为江南大族，自其先人以来，家多藏书，交友多天下奇士。江南俗柔缓，而偶樵独慷慨倜傥，以气自豪。居常落落有大志，语及古人奇节伟行，非常可喜之功，辄扬扬眉宇间，若将庶几遇之。”(周于漆《兵镜序》，见雍正补版《兵法全书》)邓氏以儒行名扬天下，也颇有“王佐之才”，尝奉命视师闽海，遇贼，“偶樵仓卒修战具，料丁壮，带剑登陴，执枹鼓督战士，士呼声动天，无不一以当十，诸将人人震恐”（同上书）。竟破贼�
瓿撬廷罗读书，“耻事章名”，然“自《六经》、《三传》、诸子、《国策》、《史》、《汉》，以至唐、宋大家，腳谎凸嶂腹椋彡倭臁保ɡ钐祓ァ侗敌颉罚R虼耍侗怠芬怀觯钍苁比送浦亍D诟笱砍峦⒕次颍骸暗斯鄄炫奸灾侗怠肥槌桑嗟迷⒛垦伞R蚋┒迹龆驹唬捍笤眨弁踅嘀ㄓ叨沤癯砂艿檬е忠玻 保ǔ峦⒕础侗怠沸颍端镒蛹伞返谑幔 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其书在有清一代，先后印行六七次。
对于《兵镜》的撰写，邓氏在《凡例》中分四项加以说明：
其一，章句。邓氏认为：“《孙子》一书，自《始计》以迄《用间》，如同条，如共贯，原始要终，层次井井，十三篇如一篇也。至一篇之中，节有旨，句有义，亦靡不纲举目张，主宾互见。”然历代注家，常有鲁鱼豕亥之讹，相沿而愈乱，邓氏乃“章句段落，一轨于度，复者删之，淆者正之，务使深浅虚实，明白易晓”(见《孙子集成》第十二册，齐鲁书社1993年版)。故其书对《孙子》本文，从篇目次序、名称，到章节字句，均有所调整。如《作战》、《谋攻》位置互易，《九变》改称《军变》等，自成一家系统。
其二，注释。邓氏认为，注《孙子》者虽有数十家之多，然能“条分缕晰(析)，画然成一家言者”，尚“未之概见”，邓氏“仿紫阳(朱熹)经书体裁，于每篇，序次以见大意；于每节，总括以别源流；于每句，逐字音释，以详训治。凡前人嘉言懿行，中合古法者，另标之圈外，纲以系要，纪以识详，使学者得以参观互考焉”。
其三，备考。邓氏认为，“救乱如救病，用兵犹用药，善医者因症立方，善兵者因敌设法”。而《孙子》十三篇就是“治病之方”，古今帝王将相的战功往迹，就是“名医之案”。以“名医之案”证“治病之方”，自可“神而明之”。
其四，或问，即设问。由于古今用兵之事，“或时同法异，或事异法同；固宜切墨以引绳，亦难胶柱而鼓瑟”。因此邓氏将“历代帝王将相，庙谟胜算，文德武功，事迹相反、名义相类者，设为问答，使之相提并论，以考其得失，于同处求异，于异处求同，务期诸家之是非离合，与历代之成败兴亡，合契同符”。该卷以“王霸”、“天人”、“内外”、“文武”、“人势”、“道法”等分别为题，逐一讨论了相关事例的得失。(参见《孙子集成》第十二册，齐鲁书社1993年版)
上列四项，“章句”“注释”合为一体，成《孙子集注》一卷，“备考”“或问”则各自为书。而四者则相辅相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孙子》兵学的有关问题。全书浑然一体，思虑博大且细密。邓廷罗自言，《孙子》十三篇“可为韬钤士之金科玉律矣”(《兵镜》自序)。而《兵镜》之作，实畅通“十三篇”的蕴奥。唯此书对《孙子》本文内容的整理，多依义理而定，有主观武断之嫌。
今存《兵镜》刻本，仍以康熙十八年(1679年)初刊最优，现藏于上海图书馆。1993年齐鲁书社所出《孙子集成》，其第十二、十三册，以两册的篇幅影刊了此书。
二、朱墉《武经七书汇解》
初刊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第一卷为《孙子》。后有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朱墉自序刊本。
朱墉，字鹿冈，青溪(今江苏省江宁县东北)人。约生活于康熙时代。朱墉治学，文武兼综。他在《汇解》序中写道：“余观文武两途，如阴阳之不可相无也。第文为阳而主乎春夏，武为阴而主乎秋冬。发生者尚仁，肃杀者尚义，故孔子删《诗》《书》而赞乾元，老氏则论道德而崇清净。孟子、荀卿专本尼山，庄、列、申、韩惟师柱下。盖虚无流为刑名，刑名流为兵律，分轨殊趋，各有旨归矣。”(《中国兵书集成》第四十二册，第1-3页，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2年版)对于《武经七书》，朱墉十分推崇，认为“武士得其一二，足以建立奇勋”。然而“冥悟可以求上哲，而不可以期中庸。读书而怀疑，如蒙瞽之愦愦于途，何如揭日月于中天乎!余故从而订之，疏解有浅深，汇集有先后，既统括其大纲，更纂序其神吻，必使无义不彻而止。”(同上书，第6-7页)朱墉对此书用力甚笃，卷首列“引用书目”85种，“注释前贤”83家，不但兵学诸家尽收无遗，且广采儒家经史典籍。前此所出“直解”、“汇解”、“开宗”、“通义”、“全旨”、“纂序”等形式，也尽列其中，可谓集前人之大成。光绪二年(1876年)国英据康熙三十九年朱墉自序刊本重新勘订是书，并附以己见，刊板行世。重刊此书时写道：“此书所采至八十五种，可谓赅而博矣。夫历代谈兵之书最多，然皆以《七书》为宗。鹿冈复汇众说而解之，其阐发尤为美备。”(国英《重刊武经汇解总序》，见《中国兵书集成》第四十二册，第14-15页，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2年版)因此其书出版后，深受武学诸生欢迎。
解放军出版社与辽沈书社近出《中国兵书集成》第四十二、四十三册，据以影印。
三、孙星衍《孙子注》、毕以 《孙子叙录》
(一)孙星衍《孙子注》
也称《孙子十家注》。孙星衍、吴人骥同校，初刊于嘉庆二年(1797年)。吴人骥生平不详。
孙星衍，字渊如，阳湖(今江苏省武进县)人。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卒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是乾嘉时代著名经学家、校勘学家、金石学家。少年时曾以诗作被袁枚誉为“天下奇才”，并与之成为忘年之交。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以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校理”(见《清史稿·孙星衍传》)。星衍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皆必通其义。所撰《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九卷，为清人治经之力作，颇负盛名。另有《周易集解》十卷等。星衍既博览群书，勤于著述，“又好聚书，闻人家藏有善本，借钞无虚日”(见《清史稿·孙星衍传》)。曾先后以其自身撰著，及所收藏、校勘的古籍善本，刻印《岱南阁丛书》二十种、《平津馆丛书》四十二种。孙星衍所刊《孙子注》，即为所刊丛书的一种。
关于此书的校理，孙星衍在《孙子兵法序》中写道：
此本十五卷，为宋吉天保所集，见宋《艺文志》，称《十家会注》。十家者，一魏武，二梁孟氏，三唐李筌，四杜牧，五陈 ，六贾林，七宋梅圣俞，八王哲()，九何延锡，七张预也。书中或改曹公为曹操，或以孟氏置唐人之后，或不知何延锡之名称为何氏，或多出杜佑而置在其孙杜牧之后，吉天保之不深究此书可知。今皆校勘更正。(《孙子集成》第十五册，第4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
星衍所勘正者，一是改“曹操”为“曹公”；二是置“孟氏”于唐人之前，置“杜佑”于李筌、杜牧之前，从而形成了“曹公、孟氏、杜佑、李筌、杜牧、陈 、贾林、梅尧臣、王皙、何氏、张预”这样重新排列的孙氏刊本的顺序；三是孙星衍又据《北堂书钞》、《通典》、《太平御览》等书，补充勘正了近三百条。这样，孙星衍所刊，就成了不同于宋、明各类刊本的一个全新的本子。由于孙星衍对该书用力颇深，校勘增补很多。因此其书一出，即受到了学界的欢迎，从清代中期到民国初年，先后以各种形式翻刻近三十次，成为此期《孙子兵法》流传的主要版本。其影响之大，几乎使宋、明时代的其他刊本濒于泯灭之境，直至《四部丛刊》影印谈恺本《孙子集注》和上海涵芬楼影印《道藏》本《孙子注解》，特别是1961年中华书局影刊《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方使《孙子十家注》的本来面貌再现于世。
关于孙氏刊本所据的底本，学界或由孙星衍序中言及“曩予游关中读华阴岳庙《道藏》”之语，称其所据为“华阴《道藏》”本；又以“华阴《道藏》”不同于“《正统道藏》”，从而产生了种种误解。查《道藏》所刊《孙子》，只有《孙子注解》一种，在《正统道藏》太清部(参见上章第二节)，此书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颁赐“西岳华山西岳庙”，故“华阴《道藏》”就是《正统道藏》。孙星衍刊《孙子注》所据为谈恺本《孙子集注》，尔后又以《道藏》本《孙子注解》参校。孙星衍在其书《行军篇》所加“校注”，即可确证其底本为谈恺刊本。
此书刊本甚多，主要有嘉庆二年(1797年)兖州观察署初刊本，后转入《岱南阁丛书》，故又称岱南阁本，咸丰五年(1855年)淡香斋木活字本，光绪三年(1877年)浙江书局《二十二子》本，光绪十年(1884年)皖城杨霖萱重刻本，以及近代《诸子集成》本、《四库备要》本等。
(二)毕以 《孙子叙录》
毕以 ，即毕亨，一名以田，字恬溪，文登(今山东省文登市)人。十五岁时，从戴震游学，与王念孙、段玉裁并称“戴氏三高徒”。四年后，学成归里。因爱崂山九水，乃自号九水，斋名也称“九水山房”。著述有《新刻十三经注疏》、《古文尚书经传释疑》、《九水山房文存》等，亦为乾嘉时代著名经学家。以 “精汉人古训之学，尤长于《书》。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多采亨说，每称以为经学无双”(《清史稿·孙星衍传》附《毕亨传》)。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举人，后曾任职江西一带。
毕氏所撰《孙子叙录》，附刊于孙星衍《孙子注》卷首。孙星衍在《孙子兵法序》中写道：“国家令甲以《孙子》校士，所传本或多错谬，当用古本是正其文。适吴念湖太守毕恬溪孝廉皆为此学，所得或过于予，遂刊一编，以课武士。”(《孙子集成》第十五册，第5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此即毕氏《孙子叙录》。
《叙录》不足13000字，然却是将《孙子兵法》散见于历史典籍及各种史料中的片言只语汇为一体的集大成者。《叙录》中引用书目达50种，汇辑了《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潜夫论》、《通典》、《太平御览》等，以及一些罕见典籍中的《孙子》资料，是辑录《孙子》佚文的第一家。在引录中，“作者加按语48处，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发人所未发之笃论，纠正十家注中的纰缪和刊印流传的错讹”(参见毕庶金、石业华《浅谈〈孙子叙录〉及其作者》，载《管子学刊》1994年第1期)。
毕氏关于《孙子十家注》诸多问题的看法，多同于孙星衍，也称“按今《孙子集注》本由华阴《道藏》录出，即宋吉天保所合十家注也”。据此，毕氏应有自己校理的《孙子十家注》存世。但毕氏的遗书，“在‘土改’时处理一宗，‘社教’时上交工作队销毁一宗，‘文革’中扫四旧，在阁楼尚有藏书数千卷，被一红卫兵在夹缝中窥见旧书一角，搜出付之一炬，自此荡然无存”(同上)。因此毕氏有关《孙子》之作，仅存此《叙录》。
四、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
(一)顾福棠《孙子集解》
该书刊于光绪庚子(1900年)，十三卷，前有阳湖恽祖翼序及顾氏自序。
顾福棠，原名成章，字咏植，武进(今江苏省武进县)人。作此书是有感于时局的困迫。其序说：“今天下海氛厉矣。非挟船坚炮利不能擅大洋之长，非习风涛沙线不能捷大洋之战。立五大洲之上，抚掌以观，雄莫雄于今，精莫精于今，诚从古未有之创局，昔人所不能逆料于今者也。”(《孙子集成》第十九册，第157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然而武器、装备的前进，不能把古兵法弃于一旁：“其地、其器今昔不同，原用兵之法与用兵之术，则无不同。”而孙武兵法，“悉举天下古今之兵说包括于其中，此诚千古兵家之祖、兵家之师也”。因此，“福棠蒿目时艰，不揣昧，爰据孙氏星衍所校《十家注》本，翦其繁芜，删其不切于经旨者，而取其义之精者，间附以鄙意，勒成一书(略宗颜氏师古注《汉书》之例)，名曰《集解》”(顾福棠《孙子集解》自序，见《孙子集成》第十九册，第158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
其书以孙星衍校《孙子十家注》为底本，删其繁杂不切现实之文，而补以近代切近现实的战例，其中包括欧美诸国的战例，如拿破仑远征埃及、北美独立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普法战争等；同时仍有大量的中国古代战例，可谓古今中外，汇于一体。在解说中，能具体结合近代的武器操作，因此时人读来，有亲切之感。这也是晚清时代人们试图以《孙子兵法》与近代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尝试。近出《孙子集成》第十九册，影刊其书。
(二)黄巩《孙子集注》
成书于光绪甲辰(1904年)，1914年由存几堂铅印。黄巩，字子固。湖南长沙人。黄巩认为：“孙子论兵，全在精神气志上振作。”而“今日本传西法，但示中人以步伐之粗，其精神作用，不使中人知之也。愚以为若进以《十三篇》之妙用，则神而明之，必更有出于西法之上者”(该书《例言》，见《孙子集成》第二十册，第13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其书虽晚于顾福棠之作，然远不如顾氏思路开阔。为《孙子兵法》划分了章节段落，似始于黄巩；其字句诠释校勘，虽有新说，然亦常拘于一己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