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约清代兵学发展的主要因素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总是要在前代文化发展的基础之上，又有其新的时代特点。清代兵学的发展历程，也正体现了这样一些特征。制约清代兵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大致可列以下三个方面。
(一)武举制度的制约
武举制度始于宋代，明代既有因袭，又有发展，武科取士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之一。清代虽系满族入主中原，然从其入关伊始，就表现了对中原文化的浓厚兴趣。“有清学校，向沿明制”(《清史稿·选举一》)，对于儒学及其举制的全面袭承，既是清朝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也是其文化发展的基本方略。对于武科，制度大同。“自世祖初元下诏举行，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如文科制。乡试以十月，直隶、奉天于顺天府，各省于布政司，中式者曰武举人。次年九月会试于京师，中式者曰武进士。”“殿试简朝臣四人为读卷官，钦阅骑射技勇，乃试策文。临轩传唱状元、榜眼、探花之名，一如文科。”(《清史稿·选举三》)而武科“内场论题，向用《武经七书》”。尔后，康熙“以其文义驳杂，诏增《论语》、《孟子》。于是改论题二，首题用《论语》、《孟子》，次题用《孙子》、《吴子》、《司马法》。”(同上)武举策试的导引，促使士子直接用力于《武经》及《孙》、《吴》诸书的学习。然自“嘉庆十二年，乡、会试内场策论改默写《武经》百余字，无错误者为合式”。随之又“罢同考官，遂专重骑射、技勇，内场为虚设矣”(同上)。
(二)清初文化环境的制约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清代，出现了一种务实求真的趋向。
自宋代理学兴起，发展到明代中期，王阳明心学盛极一时。然王学末流，空谈心性，不顾事功，不顾经籍，“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顾炎武语)。时兴“八股”时文，只顾时尚，不通古今。故有识之士，亟欲痛矫时弊：一方面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以期挽回空谈误国的危局；另一方面，极力追崇汉代古文经学之风，开清代乾嘉“朴学”的先河。“顾炎武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阎若璩谓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时文者而极。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挽回风气，幡然一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皆负绝人之姿，为举世不为之学；于是毛奇龄、阎若璩等接踵而起，考订校勘，愈推愈密。”(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至乾隆、嘉庆时代，即形成了以训诂、考据、校勘、辨伪、辑轶等为基本治学方式的“乾嘉学派”。一时间，几乎各门学问都被笼罩其中。而与此同时，则是清初“思想网罗”之严密，“文字狱”之残酷，又迫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钻到“故纸堆”之中。文化学术自身的发展趋势，政治环境的严酷形势，都促成了乾嘉朴学的盛兴。因此，此期的“兵学”、“孙子学”，也十分自然地染上了时代的特色。
(三)中西文化交流的制约
西方列强欲敲开中华帝国的大门，其图谋可谓由来已久，至20世纪初期，则大大加重了这种冲击的力度。1840年鸦片战争，当时称雄世界的英帝国，终于以坚船利炮攻入大清帝国，并迫使清朝政府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法、美、俄、德、意、奥等帝国主义国家接踵而至。由此，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活动，也一同涌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先进的、爱国的中国人，无不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林则徐、邓廷桢力主抗英，不顾个人仕宦得失、家身安危，曾大力组织了抗击英军的斗争；龚自珍夜涌酸泪，深哀“万马齐喑”；魏源则试图探寻制夷之路：“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原叙)。尔后，又相继出现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以报效祖国的人物。西方精神文明的涌入，西方物质文明特别是洋枪洋炮等先进武器的涌入，都向中国固有的文明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儒家文化能否适用于近现代社会？传统的兵家文化能否适应于近现代社会？--这都是时代所提出的课题。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内外臣工请变更武科旧制，废弓、矢、刀、石，试枪炮，未许。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卒以武科所习硬弓、刀、石、马步射无与兵事，废之”(《清史稿·选举三》)。在洋枪洋炮已经通行的时代，弓、马、刀、石已无足轻重，清末武举被废弃，实为时势使然。那么，《孙子兵法》、《武经》等，是否也如“弓马刀石”一样“过时”了呢？晚清《孙子》学也面临新的挑战。
二、清代《孙子》研究的主要成就与特点
上列三项主要制约因素，大致依时序先后出现。故清代《孙子》研究的主要成就及其特点，可依时序分三项叙列。
(一)清初武闱《孙子》学
主要特点是服务于武举策试，故也称“武闱”《孙子》学。其基本内容，是阐释、注解《武经七书》。或称“全题汇解”，或称“开宗合参”，或只称“汇解”、“直解”、“全解”等，从撰著内容，到刻印形式，均大体相同。“据统计，顺、康、雍三朝共计有41种关于《孙子》的著作刊刻行世，其中30种属于武科应试读本。”(皮明勇《清代孙子学初探》，载《孙子学刊》1992年第3期。)此类撰述多东拼西抄，仅为应试需要而已，学术价值甚低。只有极少数著作尚称精审。如朱墉《武经七书汇解》，黎观五、曹继武、夏书城等《武经汇解》，丁洪章《武经七书全解》，王NFDB2《武经三子集注》等，征引资料既丰，取舍、安排较妥帖。
在以武闱应试为主的潮流中，也有部分撰述能超然其上，完全脱开武闱，较为深入地研究《孙子》。如谢文《兵法类案》、邓廷罗《兵镜》等，则是这方面的代表。特别是《兵镜》一书，为清初《孙子》研究的最高水平。
(二)乾、嘉时代的《孙子》学
此期《孙子》的研究主要是文献整理，其代表人物是孙星衍、毕以 。孙星衍重新整理了《孙子十家注》(详见下节)，又以精工刻印了顾千里摹宋本《孙吴司马法》(见本篇第二章)。这两项，均有益于《孙子》研究，并在其后的《孙子》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毕以 的主要贡献，则在于撰写了《孙子叙录》，其中对《孙子》佚文的辑录，为后人的辑佚工作奠定了基础。由于自康熙中期即以《孙吴司马法》取代了《七书》，嘉庆中期又以默写百余字《武经》代替了策试，故此期关于《武经七书》的撰著，实际处于冷落状态，几乎渐趋消失。
(三)晚清时代的《孙子》学
道光以后，以武举科考为动力的《孙子》研究，基本上已不复存在，而清代今文经学常州学派的兴起，又使乾、嘉之风大受冲击，故此期《孙子》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然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列强连续入侵，太平天国起义连绵十几年，出于应付战争的需要，《孙子兵法》尚没有被人们忘记，刊抄者亦时有出现。如左枢笺《魏武帝注孙子》，被胡林翼刊录于《兵法七种》；朱煌漫专择“七书”之要，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刊为《武经七书择要》；凌堃重刊《孙吴司马法》�
灰Υ弧⒍￡叹端镒颖ā氛牡龋硐至硕浴端镒颖ā返闹厥印晏于抄前《记》云：“……乃孙子自定，魏武始为之注贫拍烈晕_苈魃鞠鳎且病F涫橥ü崽烊耍媸鋈室澹蛔ㄉ腥敝酰弥蚴ぃブ虬堋1扔凇读铡罚沙啤N脑即谴迹靼紫渎壑辆渌瞪跽!保ā端镒蛹伞返谑幔 43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此虽寥寥数语，却不失为精到之见。丁氏为防止人们理解偏颇，故只录正文，未及他注。其文抄于咸丰四年(1854年)，正是清廷与太平军酣战之日，丁氏亦“练乡兵以卫淮安”。而咸丰十一年(1861年)李廷樟重刊清初王NFDB2《武经三子集注》，改称《武经团镜》，其意图即在为“办团练者”提供方略指导。
与此同时，清廷满人也察知《孙子兵法》的大用，先后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刊行了耆英《满汉合璧孙子兵法》及清锐等满汉对照本《孙吴武经》。
及至清末，部分学者再次把目光投向《孙子兵法》，以求从中汲取抵御外侮的方略，并探寻《孙子兵法》如何适应近现代战争。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第一节 研究概况
一、制约清代兵学发展的主要因素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总是要在前代文化发展的基础之上，又有其新的时代特点。清代兵学的发展历程，也正体现了这样一些特征。制约清代兵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大致可列以下三个方面。
(一)武举制度的制约
武举制度始于宋代，明代既有因袭，又有发展，武科取士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之一。清代虽系满族入主中原，然从其入关伊始，就表现了对中原文化的浓厚兴趣。“有清学校，向沿明制”(《清史稿·选举一》)，对于儒学及其举制的全面袭承，既是清朝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也是其文化发展的基本方略。对于武科，制度大同。“自世祖初元下诏举行，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如文科制。乡试以十月，直隶、奉天于顺天府，各省于布政司，中式者曰武举人。次年九月会试于京师，中式者曰武进士。”“殿试简朝臣四人为读卷官，钦阅骑射技勇，乃试策文。临轩传唱状元、榜眼、探花之名，一如文科。”(《清史稿·选举三》)而武科“内场论题，向用《武经七书》”。尔后，康熙“以其文义驳杂，诏增《论语》、《孟子》。于是改论题二，首题用《论语》、《孟子》，次题用《孙子》、《吴子》、《司马法》。”(同上)武举策试的导引，促使士子直接用力于《武经》及《孙》、《吴》诸书的学习。然自“嘉庆十二年，乡、会试内场策论改默写《武经》百余字，无错误者为合式”。随之又“罢同考官，遂专重骑射、技勇，内场为虚设矣”(同上)。
(二)清初文化环境的制约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清代，出现了一种务实求真的趋向。
自宋代理学兴起，发展到明代中期，王阳明心学盛极一时。然王学末流，空谈心性，不顾事功，不顾经籍，“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顾炎武语)。时兴“八股”时文，只顾时尚，不通古今。故有识之士，亟欲痛矫时弊：一方面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以期挽回空谈误国的危局；另一方面，极力追崇汉代古文经学之风，开清代乾嘉“朴学”的先河。“顾炎武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阎若璩谓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时文者而极。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挽回风气，幡然一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皆负绝人之姿，为举世不为之学；于是毛奇龄、阎若璩等接踵而起，考订校勘，愈推愈密。”(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至乾隆、嘉庆时代，即形成了以训诂、考据、校勘、辨伪、辑轶等为基本治学方式的“乾嘉学派”。一时间，几乎各门学问都被笼罩其中。而与此同时，则是清初“思想网罗”之严密，“文字狱”之残酷，又迫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钻到“故纸堆”之中。文化学术自身的发展趋势，政治环境的严酷形势，都促成了乾嘉朴学的盛兴。因此，此期的“兵学”、“孙子学”，也十分自然地染上了时代的特色。
(三)中西文化交流的制约
西方列强欲敲开中华帝国的大门，其图谋可谓由来已久，至20世纪初期，则大大加重了这种冲击的力度。1840年鸦片战争，当时称雄世界的英帝国，终于以坚船利炮攻入大清帝国，并迫使清朝政府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法、美、俄、德、意、奥等帝国主义国家接踵而至。由此，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活动，也一同涌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先进的、爱国的中国人，无不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林则徐、邓廷桢力主抗英，不顾个人仕宦得失、家身安危，曾大力组织了抗击英军的斗争；龚自珍夜涌酸泪，深哀“万马齐喑”；魏源则试图探寻制夷之路：“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原叙)。尔后，又相继出现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以报效祖国的人物。西方精神文明的涌入，西方物质文明特别是洋枪洋炮等先进武器的涌入，都向中国固有的文明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儒家文化能否适用于近现代社会？传统的兵家文化能否适应于近现代社会？--这都是时代所提出的课题。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内外臣工请变更武科旧制，废弓、矢、刀、石，试枪炮，未许。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卒以武科所习硬弓、刀、石、马步射无与兵事，废之”(《清史稿·选举三》)。在洋枪洋炮已经通行的时代，弓、马、刀、石已无足轻重，清末武举被废弃，实为时势使然。那么，《孙子兵法》、《武经》等，是否也如“弓马刀石”一样“过时”了呢？晚清《孙子》学也面临新的挑战。
二、清代《孙子》研究的主要成就与特点
上列三项主要制约因素，大致依时序先后出现。故清代《孙子》研究的主要成就及其特点，可依时序分三项叙列。
(一)清初武闱《孙子》学
主要特点是服务于武举策试，故也称“武闱”《孙子》学。其基本内容，是阐释、注解《武经七书》。或称“全题汇解”，或称“开宗合参”，或只称“汇解”、“直解”、“全解”等，从撰著内容，到刻印形式，均大体相同。“据统计，顺、康、雍三朝共计有41种关于《孙子》的著作刊刻行世，其中30种属于武科应试读本。”(皮明勇《清代孙子学初探》，载《孙子学刊》1992年第3期。)此类撰述多东拼西抄，仅为应试需要而已，学术价值甚低。只有极少数著作尚称精审。如朱墉《武经七书汇解》，黎观五、曹继武、夏书城等《武经汇解》，丁洪章《武经七书全解》，王NFDB2《武经三子集注》等，征引资料既丰，取舍、安排较妥帖。
在以武闱应试为主的潮流中，也有部分撰述能超然其上，完全脱开武闱，较为深入地研究《孙子》。如谢文《兵法类案》、邓廷罗《兵镜》等，则是这方面的代表。特别是《兵镜》一书，为清初《孙子》研究的最高水平。
(二)乾、嘉时代的《孙子》学
此期《孙子》的研究主要是文献整理，其代表人物是孙星衍、毕以 。孙星衍重新整理了《孙子十家注》(详见下节)，又以精工刻印了顾千里摹宋本《孙吴司马法》(见本篇第二章)。这两项，均有益于《孙子》研究，并在其后的《孙子》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毕以 的主要贡献，则在于撰写了《孙子叙录》，其中对《孙子》佚文的辑录，为后人的辑佚工作奠定了基础。由于自康熙中期即以《孙吴司马法》取代了《七书》，嘉庆中期又以默写百余字《武经》代替了策试，故此期关于《武经七书》的撰著，实际处于冷落状态，几乎渐趋消失。
(三)晚清时代的《孙子》学
道光以后，以武举科考为动力的《孙子》研究，基本上已不复存在，而清代今文经学常州学派的兴起，又使乾、嘉之风大受冲击，故此期《孙子》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然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列强连续入侵，太平天国起义连绵十几年，出于应付战争的需要，《孙子兵法》尚没有被人们忘记，刊抄者亦时有出现。如左枢笺《魏武帝注孙子》，被胡林翼刊录于《兵法七种》；朱煌漫专择“七书”之要，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刊为《武经七书择要》；凌堃重刊《孙吴司马法》�
灰Υ弧⒍￡叹端镒颖ā氛牡龋硐至硕浴端镒颖ā返闹厥印晏于抄前《记》云：“……乃孙子自定，魏武始为之注贫拍烈晕_苈魃鞠鳎且病F涫橥ü崽烊耍媸鋈室澹蛔ㄉ腥敝酰弥蚴ぃブ虬堋1扔凇读铡罚沙啤N脑即谴迹靼紫渎壑辆渌瞪跽!保ā端镒蛹伞返谑幔 43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此虽寥寥数语，却不失为精到之见。丁氏为防止人们理解偏颇，故只录正文，未及他注。其文抄于咸丰四年(1854年)，正是清廷与太平军酣战之日，丁氏亦“练乡兵以卫淮安”。而咸丰十一年(1861年)李廷樟重刊清初王NFDB2《武经三子集注》，改称《武经团镜》，其意图即在为“办团练者”提供方略指导。
与此同时，清廷满人也察知《孙子兵法》的大用，先后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刊行了耆英《满汉合璧孙子兵法》及清锐等满汉对照本《孙吴武经》。
及至清末，部分学者再次把目光投向《孙子兵法》，以求从中汲取抵御外侮的方略，并探寻《孙子兵法》如何适应近现代战争。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