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经》系统
(一)刘寅《孙武子直解》
此书为刘寅撰《武经直解》的第一种。
刘寅，字拱辰，山西太原崞(今山西省原平县)人。洪武辛亥科(1371年)进士，累历显任。是书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始撰，至次年九月撰成。刘寅在《武经直解序》中写道：
洪武三十年，岁在丁丑。太祖高皇帝有旨：“俾军官子孙讲读武书，通晓者临期试用。”寅观孙武旧注，数家矛盾不一，学者难于统会。《吴子》以下六书无注，市肆板行者阙误又多，虽尝口授于人，而竟不能晓达其理。于是取其书，删繁撮要，断以经传所载先儒之奥旨，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格言，讹舛者稽而正之，脱误者订而增之，幽微者彰而显之，傅会者辨而析之。越明年，藁就；又明年，书成。凡二十五卷，一百一十四篇。(《孙子集成》第二册，第263-264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
此序写于洪武戊寅(1398年)。其读者对象为“初学者”，讲解较细。七书次序，依北宋国子司业朱服所定，具体释文，除吸收旧注十一家中曹操、杜牧、张预三家外，其他则未能见到。另有张贲注一家，深受刘寅推崇。对儒家典籍，刘寅也多有吸取。故对儒家思想的尊重，是该书的基本倾向之一。刘寅曾说：“故仁义忠信，智勇明决，兵之本也；行伍部曲，有节有制，兵之用也；潜谋密运，料敌取胜，兵之机也；一徐一疾，一动一静，一予一夺，一文一武，兵之权也。”(《武经直解序》)既取儒家“仁义”之本，又取兵家“机权”之用，是刘寅撰书的基调。因此其书既“直解”《孙子》，又“断以经传所载先儒之奥旨”。其书文理条畅，旨意贯通，是明代《武经》刊本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注本。
其书撰成后，书稿流落于张懋家。宪宗成化(1465年-1487年)中，张懋与李敏亲临武科考场，见武生所读皆“市肆板行”之书，乃出示所藏刘寅《武经直解》；又经数载，李敏方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镂板刊行。此刊本存于今者尚有二部，分别藏于重庆图书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
此后，于明嘉靖、万历、崇祯间，先后又有数种刊本行世。
(二)李贽《孙子参同》
此书以《孙子》为纲，欲使《七书》参合而共为一体。
《孙子参同》书影
李贽，号卓吾子，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秃翁先生。泉州晋江(今福建省晋江县)人。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卒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明史》于《艺文志》中著录李贽《九正易因》四卷、《藏书》六十八卷、《续藏书》二十七卷。另有《焚书》、《续焚书》等。其人思想颇为开放，受佛家禅学影响颇深，公开以“异端”自居。后受张问达弹劾，以“邪说惑众，逮死狱中”(《明史》卷二百四十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李贽认为儒学与兵学各有其用，主张《七书》与《六经》并传于世。这一观点鲜明地贯通于《孙子参同》中。其《序》说：
蒙溪张鏊先生序《武经七书》，其略曰：文事武备，士君子分内事也。姬鼎奠而尚父之勋可纪，群雄角而孙、吴之略称强。天不生仲尼，则斯文之统以坠；天不生尚父，则戡乱之武曷张!《七书》、《六经》，固仁义一原之理，阴阳贞胜之符也。今之士大夫，何独不然乎!高爵以崇之，厚禄以养之，其受之君者重矣。一旦边夷猖獗，小丑跳梁，则栗肱战股，抚髀髯，顾后瞻前，张皇错谔，又从而自诿曰：儒专�
拔模ㄓ梦洌橇酵荆蛔萑逵续者，然亦射不穿札，骑不绝尘�!_凰甲臃课奕咧匆跷薷考χΓ宦诮碛鹕龋腹硕旆婷ⅲ恢宦淼テ铮感Χ巳致病K蠛跏空撸痪啃闹。ā端镒硬瓮沸颍端镒蛹伞返诎瞬幔 57-262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
张鏊之论，已将《七书》、《六经》视为一原，文事、武备，太公、孔子，双双不可或缺。然李贽引此，犹以其论不足：
李卓吾曰：此言固知武事之为重矣，然犹不免与文士为两也；犹以治世尚文，而乱世用武，分治乱时世为二也；犹以太公似未可以继斯文之统，而孔子似未可以谋军旅之事也。……则蒙溪此言，未免使人以不信也。然其曰“仁义一原，阴阳贞胜”，则确论矣。……吾独恨其不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也。故因读《孙武子》，而以魏武之注为精当，又参考六书以尽其变，而复论著于各篇之后焉。(同上书，第264-282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
李贽能以彻底的“务实”精神，公然倡导以《七书》与《六经》合一，在儒学盛行的宋明时代，确为深有勇气的独到之见。兵、儒一体，并不始自李贽，而李贽则首先公开举起了这一旗帜。其书的基本倾向亦在于此。
此书正文的基本顺序是：各篇首列《孙子》本文，次举精句选释，再列魏武之注与李贽本人的评论；最后以“参考”为标题，列举其他六书相关之论，间或杂以自己的介绍。又，其书本文的刻印，又标以各类圈、点、线等符号，以表明其中的“主意纲领”、“眼骨”、“关键”、“精华”、“波澜”等，可助读者清晰眉目。
李贽之《参同》，“乃其生平之最属意、著述中之最苦心”之作。其友梅国桢评论道：“余友秃翁先生，深于禅者也。于兵法独取《孙子》，于注《孙子》者独取魏武帝，而以余六经附于各篇之后，注所未尽，悉以其意明之，可谓集兵家之大成，得《孙子》之神解。”此论并非过誉之言。
李贽是明代的大学者，此书乃其晚年之力作，约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之前，时李贽已近七十岁，故该书从总体布局，到评语、注释，均表现了相当广博的识见与深厚的功力。其书在万历间即有多种刻本，其中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乌程闵氏松筠馆刻朱墨套印本流传较广，书品亦佳。近出《中国兵书集成》、《孙子集成》，均影刊此书。
另外，明崇祯间沈际飞撰《武经七书会通》，实以李贽《孙子参同》为本，略加增删而成。
(三)何守法《孙子音注》
是书为何守法音注《武经七书二十八卷》的一种，《孙子》六卷。何守法，《明史》无载。依其书卷首所标，可知他字钟吴，浙江人，曾中乡试解元。其书由何守法“校音点注”，门弟子何守礼“标题”，另有门生武举数人共同“订正”。
是书卷首有《孙子十三卷源委》，虽历述历代关于孙子及《孙子兵法》的争论，但无意考订其是非：“愚今无暇究十三篇之先后，孙子之有无。姑据其所作评之。其书先计而后战，修道而保法，论将则曰‘智、信、仁、勇、严’，与太公之言吻合。至于战守攻围之法，山泽水陆之军，批亢捣虚之术，料敌用间之方，靡不毕具，是以战国以来用兵者，从之则胜，违之则败，虽一时名帅，莫能出其范围。”(见《孙子集成》第九册，齐鲁书社1993年版)撰者在列举历代注家之后，乃“折衷诸说”而注。
何氏音注的主要特点是较为细致、全面，会通诸家。其注文的分量，几可与《十家注》总量相比。如开篇首段即注曰：“此节总戒君将，乃一篇之大旨，句语与《龙韬·论将》章相同。孙，姓；子，尊称之辞；名武，齐人，仕于吴。其详载《史记》传中。国之大事，《左传》指祀与戎，此只言兵耳。……”如此细致之注，前此并不多见。其征引史事、文献均颇丰富。在明刊《孙子》研究撰述中，属功力较深者。
其书刊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陈汝忠弘锡堂刻本。原刊现有孤本藏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近代世界兵学社所刊李浴日辑《中国兵学大系》第二册，曾影刊此书；齐鲁书社所刊《孙子集成》第九册，也影刊此书。
《武经》系统中虽刊本甚丰，但具有显著特色者并不多见。
二、《十家注》系统
(一)《道藏》刊《孙子注解》
此书为《孙子十家注》系统明代第一个刊本。刊于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在《道藏》太清部。
关于《道藏》的刻印，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写道：
明永乐中，成祖敕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纂校《道藏》，将锓梓以传。宇初乃招道士往北京辑校。功未就绪，而成祖崩殂。仁宗、宣宗相继嗣位，弃置未理。暨英宗正统九年，始行刊板。乃诏通妙真人邵以正督校，即重加订正，增所未备。至十年刊板事竣，都五千三百五卷，四百八十函。仍以《千字文》为函目，自“天”字至“英”字。每函各为若干卷，卷为一册。……系梵夹本，是为《正统道藏》。(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74页)
《孙子注解》即在此书“太清部”，计分十三卷，前八卷为“性”字号，后五卷及郑友贤的《十注遗说》在“静”字号。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又刊《续道藏》，序号为“杜”字号至“缨”字号，凡三十二函，称《万历续道藏》。正、续《道藏》共512函，经板121589叶(页)。入清代，经板庋于大光明殿，迨光绪庚子(1900年)，八国联军入北京，经板尽毁，前所刊行者，也多遭兵燹，《道藏》遂成秘笈。至民国初年，总统徐世昌借白云观所藏正、续《道藏》，影缩印为六开方册本，每梵本二叶，并为一叶，由经装本改为线装本，凡1120册。其事由傅增湘总理，上海涵芬楼承印，自1923年10月起，至1926年4月完成。自是而后，一般学者始可见明刊《道藏》。
是书所刊《孙子注解》，收曹操、李筌、杜牧、陈 、贾林、孟氏、杜佑、梅尧臣、王、何氏、张预，计十一家，附刊郑友贤《十注遗说》。其十一家注的排列顺序，以及各篇《孙子》本文与各家注文的分段配合，完全同于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宋本中许多明显的误字，此本亦皆袭承。如《军争》篇注文提到“司马景王”，宋本《十一家注孙子》误作“司司景王”，《道藏》也随之而作“司司景王”；《势》篇注文言及“十六国南凉”，宋本误作“十六国南梁”，《道藏》也随之作“十六国南梁”。《九地》篇某处宋本将李筌与杜牧倒乙，《道藏》也随之倒乙。宋本中某些缺笔字或形坏之字，《道藏》所刊则表现了“演化”的痕迹。如宋本《计》篇注文“魏太祖征乌桓”，“桓”字缺笔作“NFDA4”，《道藏》本则由是而演误为“栢”疃嘀ぞ菥杀砻鳎兜啦亍房端镒幼⒔狻匪莸牡妆荆悄纤嗡妒患易⑺镒印贰＊
由于南宋所刊《十一家注孙子》传世甚稀，故明、清两代所刊《十家注》本，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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穸谈恺刊《孙子集注》
也称《孙子十家集注》，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锡山谈恺刊。此本上距南宋刊《十一家注孙子》约370年，距《道藏》刊《孙子注解》110年。
谈恺，字守教，锡山(今江苏省无锡市)人。嘉靖进士，累官副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后拜兵部右侍郎，以功加右都御史。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恺督军虔台(约在今江西省龙南县)时，有感于“武弁及生儒”学习的需要，乃刻是书以传。他在《孙子集注》序中说：
余夙有四方之志，每涉猎群书而尤嗜《孙子》。《孙子》上谋而后攻，修道而保法，论将则曰“仁、智、信、勇、严”，与孔子合。至于战守攻围之道，批亢捣虚之术，山林险阻之势，料敌用间之谋，靡不毕具，其他韬钤机略，孰能过之!然其言约而该，近而远，未易窥测。今观诸家所注，或本隐以之显，或由粗而识精，或援史而证之以事，或因言而实之以人，于是《孙子》之微词奥义彰彰明矣。(《孙子集成》第四册，第7-8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
谈恺以《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亦当尽心焉”，故刊行之。
关于其底本的由来，谈恺未明言。然观其版式，文字排列，均极接近《道藏》本《孙子注解》。而由谈刻中错异之字及错乱之处，更可确证其底本为《道藏》本。如《道藏》中以宋本缺笔而将“匡”字写作“NFDA5”，谈刻也写作“NFDA5”；《道藏》将“桓”字缺笔误作“栢”处，谈刻亦作 襦”；宋本“策”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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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刻本出现后，影响颇大，其后李棣刊本、黄邦彦刊本以及清代孙星衍刊《孙子十家注》，所据均为谈刻本。故此书在《孙子十家注》的流传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36年商务印书馆所出《四部丛刊》，即将谈恺《孙子集注》影刊其中。
关于明隆庆壬申(1572年)李棣刊本、万历己丑(1589年)黄邦彦刊本，均大同于谈恺本，或略有校勘，然订正不多。其中，李棣本从排印形式到页码编排，均同于谈恺本，黄邦彦本排印形式虽有改变，而《行军》篇的错乱，则全同谈恺本。
三、《孙子》十三篇的独立研究
(一)薛应旂《方山先生孙子说》
薛印＄，字仲砗欧缴剑浣ń窠帐∥浣兀┤恕＜尉敢椅矗 535年)进士。历官“由慈溪知县屡迁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明史·薛敷教传》)。以与大学士严嵩相迕，屡遭贬黜，任建昌通判，浙江提学副使。“应旂雅工场屋文字，与�
貊恕⑻扑持Ⅵ木按酒朊（同上）官至陕西按察司副使黾凇睹魇贰ひ瘴闹尽氛哂校骸斗缴绞怠贰ⅰ端卧手瓮贰ⅰ堆ψ佑褂铩贰ⅰ斗缴郊返龋芩陌倭阄寰恚端镒铀怠飞形醇肌S芍鲋崴叮慵渲吨悴＊
《孙子说》一书，乃薛氏任职陕西，在巡行诸塞途中所撰。其序说：
薛子谢浙江学政之又明年，嘉靖乙卯，受命视师延绥。延绥，故将薮，暨所部士卒，咸以忠勇骁健闻天下，实出诸镇右。第于古兵法，则往往谓其拘而不适于用，以故罕有习者，唯是出奇制胜，或亦未能万全也。薛子每与讲武，必以兵法中语语之，然亦未之深究。既巡历上郡、北地、萧关、泾原诸塞，往返动数千里，车中无事，乃取《孙子》反复读之，意有所会，辄凭轼以书，遂致成帙，于是征西将军孙、李二君刻以示诸将士。(《孙子集成》第二册，第709-710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
依薛应旂之见，“兵家之有是书，正如吾儒之有《易》，佛氏之有《心经》，老氏�
小兜赖隆芬病？梢砸饣岫豢梢匝郧笳咭病保ㄍ鲜椋┦对诸家之注，印＄颇有不满之处：“或逞于己见，或滞于往�#蚰嘤谝ぃ冉圆荒鼙渫ㄒ跃∩褚印薄Qτ 缛衔骸奥郾呶袷潜#ü侨帐冀员居谌室澹戏侵亮⒅辆病⒅列耪撸荒芑嵬ǘ衩髦病!保ㄍ鲜椋┕恃κ现ⅲ笾轮笔阈匾埽家伤担彩俏杭牟沃ぁF渌涤胩啤⑺沃罴蚁嘟希衅邮登浊兄校茏プ【ΑQκ隙运臻奈鹬兀涫榍安⒖趟臻端镒勇邸贰＜尉溉哪辏 555年)初刊于固原(今甘肃省固原县)官舍，次年吴中重刻本流传较广。近出《孙子集成》即影刊吴本。
(二)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
一称《孙子书》或《孙子十三篇注解》，也简称《赵注孙子》。
赵本学，字虚舟，号建郁，闽清源(今福建省仙游县)人，也说为福建泉州晋江(一称“温陵”，今福建省晋江县)人。其弟子俞大猷在《孙子十三篇注解后序》中写道：“闽清源隐君赵虚舟先生，古黄石老人之流也。生于承平既久之日，以人不知兵为惧。结庐闭户，不求闻达，著《韬钤》内、外二篇，及注解《孙子》十三篇。然后，先生之身无有知者。二书几藏于名山而不行于世矣。逮今总督两广大司马二华谭公得之，把玩契合，益深于兵，一举而平岛夷，再举而歼峒寇，行且扫虏穴，系土蛮，报圣主谢千古矣。以奥(日本 田清音本为‘粤’)西太参石坡庄君，志存军国重务，出十三篇注解，托梓广传。”(《中国兵书集成》第十二册，第483-485页，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版)是序写于隆庆元年十二月(约1568年初)，时谭纶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明史·谭纶传》)，故此次刊本，多称“蓟辽旧刻”。
赵本学的基本观点，是兵与儒的统一，儒者当知兵，正兵必合于仁。其序说：
窃惟天地之间有人则有争，有争则有乱，乱不可以鞭扑治也，则有兵。兵之为凶器，不可以妄用也，则有法。其事起于斗智角力也，则其法不得不资于权谋；用兵而不以权谋，则兵败国危而乱不止。君子不得已而用权谋，正犹不得已而用兵也。用之合天理，则为仁义，合王法，则为礼乐。(《孙子书校解引类》赵序，见《孙子集成》第五册，第21-22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
兵之用为不得已，用之当则合于仁义。“正用权谋，以攘夷狄之患、安四海之民者，实为儒者之分内事。而致知格物之功，明经学文之暇，不可不兼读其书，而潜究其理也。”(同上)儒者、文士校理兵书，大致是宋明以来的一大特点，赵本学之书，也是这一倾向的重要代表。
对于儒者不知兵事，及过去注家所解，赵本学颇不满：“《孙子》十三篇，实权谋之万变也。数千年来，儒者未尝一开其扃钥，虽有曹操、李筌、杜佑、杜牧、王姂、贾林、张豫(预)、郑友贤、张贲、刘寅、郑灵等十五六家之笺，不过粗略训义，苟且引证，加以讹谬相承，渐失古文。迨至于今，凡用兵者无所于法，庸非治乱所关之一大缺典乎!”有鉴于此，本学乃“不自量，窃为忧之。于是重为校雠而通释之，又取古人一二已行之事以证其下，名之曰《校解引类》”(同上书，第27-28页)。他斥责诸儒逃兵之说：“遇国家有难而主兵，何不可之有？其曰‘猥云德化，不当用兵’，此迂儒保身之谋、卖国之罪也。”(同上书，第30页)对儒者不治兵事十分不满。赵本学便“校以订误”，“解以训义”，“引类以证实”，合成其书。
赵氏之书，以解说精当而见称，校订五十余处，常能果断抉择。如《虚实》篇“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曹注曰：“吴、越，雠国也。”“吾”字显然指“吴”。他就径取“吴”字，言“以吴度之”，并“校”曰：“一本‘吴’作‘吾’，非是。”时孙武虽身在吴国，然撰“十三篇”时，显然在仕吴之前，尚不宜以“主人”的身份替吴国说话，故用“吴”字自然更合其身份。由此可见本学用思之深。其注解颇有新见、透彻。如《虚实》言“画地而守之”，虽有李筌解“以刀画地为营”，孟氏解“以物画地而守”，似皆拘于“字面”意义。本学解释说：“画地而守，言无城郭营栅之固也。”如此，显然更准确地揭示了其本质含义。
此书面世后，深受欢迎，曾多次刊板行世。除隆庆二年(1568年)谭纶“蓟辽旧刊”外，尚有明万历七年(1579年)蓟辽梁梦龙保定刊本三卷、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梁见孟刊本三卷、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汪道亨刻本等。此书传入日本后，文久癸亥(1863年)有洼田清音亦西斋刻本《赵注孙子》等。清末及民国时期，又有多种石印本或铅印本。在《孙子兵法》的流传过程中，除《武经》与《十家注》两大系统外，影响最大的，就是赵本学之书。近出《中国兵书集成》第十二册，《孙子集成》第五册、第十七册，均影刊其书。
四、综合性兵书中的《孙子》--茅元仪《武备志》
明代综合性兵书甚多，无不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孙子》。其最为明朗，并且具有代表性者，当数茅元仪《武备志》。
茅元仪，字止生，归安(今浙江省吴兴县)人，著名散文家茅坤之孙。茅坤即“雅好谈兵”，任职广西时，颇以军功著称。元仪幼承父、祖之业，崇祯(1628年-1644年)初，曾以荐授翰林院待诏。后从孙承宗佐理军务，官至副总兵。因权臣所忌，被解职充军。复请兵勤王，受阻，乃悲愤纵酒而亡。年仅三十六岁。
关于《武备志》的撰写，江宁顾起元曾于《序》中写道：
鹿门先生(茅坤)当嘉靖中，感倭变，究极兵家之学，其书多秘诸枕中，君自少得而私习之。比长，而志在四方，蒿目时事，所至访其奇材剑客，与之讨论而肄习。故于兵家者言，得以批其肯綮，而探其潭奥。(《武备志·顾序》，见《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十七册，第12-13页，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9年版)
茅元仪既饱读兵书，又看到时局的艰难，“ 慨然出其箧中书，以生平之所擘画者，门分户列，手自排缵，且与友人傅君远度辈扬榷而论次之。自《兵诀》至《占度》，凡为部者五，为目者一百八十有四，为卷者二百有四十，为言者二百余万”(同上书，第15-16页)。这就是二百余万言的《武备志》。其《兵诀评》中，首卷即为《孙武子》。
是书录《孙子》十三篇本文，用眉批与夹注加以评论。其最为后世所称道者，是关于《孙子》的总体性评价：
茅子曰：自古谈兵者，必首《孙武子》。故曹孟德手注之，又为《兵家接要》二十万言，大约集诸家而阐明《孙子》者也。世有《武侯新书》者，亦所以明《孙子》。然赝书也，无所短长。孟德书不传，然《孙子》在，有心者可以意迎之，他书可弗传也。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故首《孙武子》，次《吴子》，以其言核于诸家也。(《武备志》卷一《兵诀评》序，见《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十七册，第185-186页，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9年版)
茅元仪此评，对《孙子》十三篇在《武经七书》及历代兵学中的核心地位，做了相当充分而又切合实际的表述。在各篇文字的具体评点中，是书又以不同标记标出“微妙处”、“紧关处”、“一篇纲领”、“分段条目”、“隐微处”等，完全利用《孙子兵法》自身的语言，以表明孙子军事思想的理论体系。
其书在天启元年(1621年)初刻于南京，第一页版心有“秣陵章弼写，高梁刻”。书前有李维桢、顾起元、张师绎、郎文NFDA6、宋献、傅汝舟六人序文和茅元仪自序(见《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十七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9年版)。其后又有作为“天启版”修补本的“莲溪草堂本”及清初刻本。1989年，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所刊《中国兵书集成》，其第二十七至三十六册，以十册的篇幅影刊此书。
